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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又见江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发布时间:2024-07-01 14: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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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_(学生论文) 一、“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二、杜甫诗歌艺术的几个具体的艺术特点的杜甫在唐代诗坛上是与李白双峰并峙的伟大诗人,而且即使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也是可以列名在最伟大的诗人之列。 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他的诗歌的艺术性更是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颠峰。今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关于杜甫的艺术风格,前人一直是用“沉郁顿挫”这四个字加以概括。杜甫诗歌里的多种多样的形象都在“沉郁顿挫”的风格上取得了统一。 杜诗内容广博,体式多样,风格也多姿多彩,而其主导风格是其夫子自道的“沉郁顿挫”。沉郁顿挫包括了“意”和“法”,即思想感情和表现方式两个方面。“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和深度,侧重于“意”、“思想”。顿挫有抑扬曲折、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沉郁与顿挫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唯感情聚积得沉郁,表达起来才不至于一泻无余;唯表达得委曲盘旋,似有不尽之意,才越发显得感情的深沉郁勃。“沉郁顿挫”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又波澜老成的含义。 动乱的社会现实,长期的生活磨难,使其年轻时的理想壮志逐渐为沉郁、感伤所取代,忧国忧民,慨叹身世,愈至晚年,其情绪愈加强烈。而杜甫又是一位有骨气、有良知的人,其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涌至口边时,又往往强咽下去,使感情更加深沉浑厚。这种回环往复的感情流程发之于诗,便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波澜老成之感,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洗兵马》、《蜀相》、《登高》、《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均为典型之作。或景中含情,或借古说今,或欲说还休,反复吞吐,言情顿挫,都突出地表现了这种风格。 他往往把思想感情凝聚在秋景之中,在秋天的萧瑟和衰飒中,渗透了诗人伤时忧国的心情。杜甫多年飘泊于长江上下,江流、孤舟、急峡、危城……这一切几乎和诗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他的思想感情也在这些形象上找到了寄托。动荡的江水,陡峭的山峡,孤清的月色,凄历的画角,这些都是诗人心情的反映。他的《登高》是一首非常出色的抒情诗,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是这样写的: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集中了秋天和大江这两个杜诗里最富于想象力和联想力的形象,诗里写到的急风、高天、猿啼、飞鸟、落木、长江,无不饱含着诗人对国家和身世的酸辛与愤慨。这首诗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很有名的两句诗。诗里的那种雄浑苍劲的形象和跌宕顿挫的节奏,表现了诗人难以平静的忧愤,也反映了那个战乱时代的气氛。 《秋兴》八首也是集中了秋天和大江的形象,而成为杜甫抒情诗里艺术性最高的一组诗。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用一片弥天盖地的秋色将秦蜀两地联系起来,表现了故国平居之思;又用绵绵不尽的回忆把今昔异代联结起来,表现了抚今追昔之感。这组诗是很能够代表杜甫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的。以上说明了杜甫怎么样运用具有个性化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他所特有的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二、杜甫诗歌艺术的几个具体的艺术特点。 第一,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 这种概括,有的时候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的描写,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在一两句诗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尖锐的阶级矛盾集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里,使人触目惊心。再如《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表现四川军阀混战的罪恶,也是把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在两句诗里。还有像《岁暮》:“天地日流血,朝廷谁清缨?”也很集中地概括了安史乱后的政治局势。 杜甫的概括有的时候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对某些事件作概括的介绍。比如《兵车行》这首诗是通过一个行人的话广泛地介绍了兵役的繁重、战争的艰苦,以及人民反对开边的情绪。《石壕吏》是通过老妪的一番话,介绍了这一个家庭的遭遇,同时也概括了千万个家庭。杜诗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他虽然也写了不少人,但这些人并不是作为具有个性的典型而出现的。他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事件,加以高度的概括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描写,去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 第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 艺术境界是雄浑壮阔的,但是表现手法却是细致入微的。由于杜甫具有爱国爱民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的诗歌境界是雄浑壮阔的。可是这种雄浑壮阔的境界往往是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致的景物和表现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来达到的。他有一首诗题目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其中有这样两句:“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杜甫称赞王宰的山水画,说他的画有“咫尺万里”之势。杜甫的诗也具有这种“咫尺万里”之势。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艺术境界都是很壮阔的,可是达到这样一种壮阔境界的途径却不同。李白是运用风驰电掣、大刀阔斧的手法来达到的,而杜甫却是以体贴入微,精雕细刻,即小见大,以近求远的方法来实现的。如果说李白的诗像暴风骤雨,以极不平凡的气势感动读者,那么杜甫的诗就像是“润物细无声”的轻风细雨,不知不觉地渗透了读者的心灵。李白的诗让人惊叹,杜甫的诗让人亲近。比如同样是写安史之乱,李白的写法是从大处落墨。他的《古风》第十九首,先写和神仙一起升天,升到天上从上面往下看,看到人间,接着有几句就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局面。李白是这样写的:“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是从天上俯视洛阳川,看到到处都是安史的军队,很多的老百姓都死在这场战乱里,而那些豺狼却做了高官。“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是一种大刀阔斧的写法。而杜甫却是具体细致地写出这场战乱的各个方面,像《三吏》、《三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具体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深重的灾难。杜甫笔下的安史军队是:“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通过一支沾满鲜血的箭,具体地形象地反映了国家人民深重的灾难。“群胡归来血洗箭”好像一个特写的电影镜头,很具体很细致地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可见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的细微而见长的。再如他的《望岳》,是他年青时候写的一首五律。“岳”是指东岳泰山。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岱宗”是指东岳泰山,说泰山很广大,泰山的青色一直横亘在齐鲁两地。“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是写泰山的广大。“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阴”是山的北面,“阳”是山的南面。山的北面和山的南面光线的明暗不同,因此这边是昏那边是晓。这两句是写因为泰山的高峻,所以才“昏”“晓”不同。“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是说远望层云叠起,而且云层在山腰里翻滚起自己的心胸不禁也激荡激荡,目送归鸟飞向远方,鸟的身影越来越小,所以要一直睁大眼睛看着它,以至眼眶都要睁裂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自己将要登上泰山的绝顶,从泰山上往下看,因为,泰山很高,其他的山久都显得很小,故曰“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是写望泰山,在短短的八句诗里,就通过不同的距离和不同的角度写出四种不同的望法。 头两句是远望,第三句和第四句是近望,第五句和第六句是细望,第七句和第八句是想象自己要登山极目远望。在八句诗里写出四种不同的望法,可见杜甫的写法是很细致的。我们再看他的另外一首题为《羌村》的诗,《羌村》一共有三首,我们看他的第一首。这首诗是杜甫从凤翔回到鄜州的家后写的。诗曰: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归客”是杜甫指自己。“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妻子和孩子们都很吃惊我居然还能活着回来,吃惊以后回想这一段分离的生活,感到很悲痛,流下了眼泪。“夜阑更秉烛”的“夜阑”是夜深的意思,“更(gèng)”就是再一次的意思。他们已经入睡了,但是睡不着,又起床,再点上蜡烛,再互相的看一看,到底这是真的呢,还是在做梦。“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不相信自己能够活着回来和家人团聚,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不相信他能够活着回来,所以刚刚见面的时候那一阵激动已经过去了,大家都入睡了,可是睡不着,再起来,又点上蜡烛,互相看着,好像是在做梦一样。这首诗开始是写喜——回到家里的欢喜。“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在一个傍晚的时分,一个日暮的黄昏的时分,杜甫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鸟雀在叽叽喳喳的叫着,好像也在欢迎他的回来。接着写惊——“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刚进家门的时候很高兴,见到家人的时候,是一种吃惊的感情,一方面家人很奇怪,想不到杜甫能活着回来;另一方面杜甫也想不到能够一家团圆,家里人都那样平安,所以写了喜以后就写惊。写了惊以后又写悲——“惊定还拭泪”。写了悲以后是写疑,反而怀疑这是在做梦——“相对如梦寐”。经过一场大的战乱,杜甫一个人在外边受到很多的磨难,忽然回到了家里,先喜,再惊,再悲,最后是疑。杜甫把握住了心情的每一个起伏,写得很细致,可以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杜甫不只是细致入微,他还能够通过入微的刻画达到雄浑壮阔的境界,这才是杜甫超出一般现实主义诗人的地方。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的描写,逐步地推衍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又呈吴郎》都是这样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从自己住的那间茅草房被秋风吹破,然后写到天下的寒士;《又呈吴郎》是通过一个老太太联想到当时国家的局势。杜甫还有许多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的剖析穿插起来,运用这些细节去表现重大的主题。比如他的《春望》这首五言律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两句是拟人的写法,自己感叹时局,见花而流泪,觉得花也在流泪,自己怅恨离别,听到鸟叫惊心,觉得鸟也在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信能够值万金,非常难得,这真是体察到了久别家人后接到家书的心情。“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是说自己已经老了,头发不仅白了,而且也逐渐少了。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从大处着眼,写得很悲壮。 第三句和第四句角度改了,从小处落笔,用溅泪之花、惊心之鸟去点缀沦陷了的京城,同时也衬托出自己伤时之深。这样就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里的一个细小的侧面穿插起来写,这些细节也是表现那个重大的主题的。又比如杜甫著名的《北征》这首诗,它是由国及家,再由家及国,先写国家的大事,然后写自己的家庭,写了自己的家庭以后,又写国家的大事,用自己一个家庭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而写家庭的时候又是着重在儿女的衣着上,在纵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忽然插入一大段儿女的衣着的细致描写,这段是写得十分精彩的。“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脸色苍白,是病态,是因为吃不饱饭所致。“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这两句写孩子看到父亲回来,转过脸去哭起来了,这时候杜甫看到他的孩子脚很脏,连双袜子都没有。为什么“见爷背面啼”呢?乃是因为,孩子久不见爷,已经生疏了,已经把爷当作生人而羞赧了。为什么“垢腻脚不袜”呢?乃是因为家贫,买不起袜子啊!“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那两个女儿长得快,没有新衣服给她们穿,身上还是那件旧衣服补了又补,穿着不合身,既小又短,只是刚刚能够遮住膝盖。“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妻子把过去的一些织了图案的丝织品都拿来给孩子改成衣服,做了补丁,所以原来那些丝织品上的图案颠来倒去的,根本接不上茬了。这几句是写他的儿子和女儿,是他刚回到家里看到的情形。下面接着写到他这次回来带了一点钱,因此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这时他的瘦妻的脸色渐渐地好了,他的女儿也学她母亲的样子梳头、搽胭脂、画眉毛,在打扮自己。“痴女头自栉”,自己拿了一把梳子在梳头。“痴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傻丫头、傻闺女,这是对爱女的一种昵称。“学母无不为”,学她母亲的样子,看到母亲在打扮,也跟着学。可是她不会打扮,所以早上起来打扮的时候随手乱抹,又涂胭脂又涂粉又画眉毛。杜甫看到他的小女儿这个样子,感到又可笑又可爱。这一段是插在纵论国家大事的中间,用儿女的衣着这个细节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更显出国破之痛。所以说杜诗是和谐地统一了巨细、大小、远近、虚实等等各种对立的审美范畴,这也正是杜诗艺术的奥妙所在。正如《诗薮》所说的:“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第三,杜诗的语言艺术。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这是南朝的两个诗人。杜甫写诗总是不断地在修改,改了以后还要不断地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再继续地修改。他又说自己写诗要“毫发无遗憾”。“毫发”是形容很细微的地方,很细小的地方。即使像一根毫毛、一根头发那样一点遗憾也不能留下来?一定要做到自己十分地满意。“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毫发无遗憾”,这些话都可以说明他在语言上所下的功夫。杜甫的语言不同于李白的单纯自然,而是苍劲的,凝练的。所谓苍劲,就是苍老遒劲的意思。他曾经称赞郑谏议的诗说:“波澜独老成。”又说薛华“歌辞自作风格老”。可见杜甫认为诗要老成才好。他自己的语言也正像是一口洪钟发出的深沉的声音。凝练,是说他能用最少的字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达到高度的概括。苍劲,凝练,构成了杜诗语言的主要特色。下面就从锤字、炼句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先说锤字。杜甫下字力求准确有力,使每一个字都含有很重的分量和很深的含意。他很善于用实词,如“微风燕子斜”,这个“斜”字,就用得很好。《石林诗话》里说:“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惟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又如杜甫在《旅夜书怀》里有这样两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里的“垂”字和“涌”字也是很有锤炼之功的。天上的星星垂下来了,才发现原野的广阔,远处的天和地连接在一起了,远处的星体都垂下来和地面接在一起了,船走到了广阔的平野上。“月涌大江流”这个“涌”字也是很有分量的,晚上看不见江水的流动,可是从大江里的月影的涌动,可以感觉到江水的流动。另外,像《无家别》里“竖毛怒我啼”,《宿府》里“独宿江城蜡炬残”,《登高》里“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还有像《彭衙行》里“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这些诗句里的实词都是用得很有分量的。就拿《彭衙行》里两句来说吧,“痴女饥咬我”,“饥”、“咬”都是动词连在一块儿用,“啼畏虎狼闻”,“啼”、“畏”“闻”这三个字也都是动词,在两句诗十个字里,杜甫接连的用了五个动词,用得很有意思。再说炼句。杜甫的诗句都显得苍老遒劲、凝练沉着。比如在《空囊》这首诗里有这样两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在《洗兵马》里杜甫说:“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在《解闷》的第一首里杜甫说:“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这些句子和李白的诗句那种单纯明快的风格迥然不同。可以这么说,李白的两句诗到杜甫的手里可能合并为一句,而杜甫的一句诗到李白的手里也可能拆做两行。像李白的诗里“大道如青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样的一些诗句单纯到一句一个意思或者两句合起来才表达一个意思。这样的诗句在杜诗里是难得找见的,李杜的语言各有各的长处。不过,杜甫晚年在少数的诗里过于追求凝练,有的时候使人费解,有一个例子常常被人们举到,“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像这样的句子过于追求凝练了,不大容易理解,这些地方就不值得效法了。 第四,杜甫诗歌众体兼长。 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杜甫写得非常好。他的古体诗大概一共有五百多首,其中五古三百六十一首,七古一百四十五首。他常常运用这种体裁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在一起。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都是如此。《石壕吏》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从暮至曙,按照顺序写来。虽然只是叙事,可是诗人的义愤之情已在不言之中,是杜甫古体诗里的佳作 杜甫的律诗大概一共有七百多首,其中五律有六百多首,七律有一百多首。像《月夜》、《秋兴》都是名篇。杜甫在七律方面的贡献特别卓著。在开元天宝之际,五律是全面繁荣的时期,七律却还没有引起诗人足够的注意。《河岳英灵集》选诗二百三十一首,其中只有一首七律,就是崔颢的《黄鹤楼》。可见在开、天之际七律还没有引起诗人足够的注意。杜甫可以说是写作七律的第一个大家,他写的七律的数量超过初盛唐诗人的七律的总和。在思想内容方面,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是应酬之作。杜甫不仅用七律来描绘自然的风景,或者用来赠答酬唱,而且用七律这种形式表现政治内容,感叹时事,批评政治,抒发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是一味的秀丽、典雅,杜甫则创造出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的创作推向了高潮。杜甫之风格及人格高一12班郭志伟公元767年,56岁的老杜正直其人生的“漂泊西南”时期,同时距人生的终途也为时不远了。这一年,他流窜到了夔州,在都督柏茂琳的帮助下,杜甫过了较安定的生活,并获得了他人生创作的另一个丰收期。例如著名的《秋兴八首》,《壮游》,《昔游》等等就是在这一时期所写,但也是这一年,不禁由景及情写下了这篇有名的《登高》。〈〈登高〉〉集中反映了杜甫诗风沉郁顿挫的特征,且语言凝练,字字精当,是博大浩瀚的思想内容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下面让我们来共同品位该诗的精妙之处。诗文上四句写浩荡无边的秋景,将无限悲凉贯注其中,可以想象,老杜站在登高的山上,狂风在他的耳边任意的呼啸,其中夹杂着猿猴的”哀啼”声,眼前是滔滔不绝的长江,其内心该是如何的涌动啊,那猿猴似乎也在为其一生的苦难与不幸所哀,那长江带走的不仅有他“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光,更有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四句诗无一写悲之语,描摹处景景含悲,无一感慨之声,点逗处声声慨叹,就语言艺术来说,诗文工对整饰,一气流转,语言精练准确,概括性强,由不多的意象给人以庞大的悲秋之景观。这也是杜诗的共同特点,这里不妨借题多言几句,如〈〈旅夜书怀〉〉之中“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着一“垂”字写夜色笼野之阔,着一“涌”字,切大将奔流之状,深得炼字之妙,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出”状鱼儿欢跃,“斜”摹燕子轻盈,真是无一字虚设。诗文的后四句自卑身世,将一生流落,尽遣笔底。其中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更是精妙,十四字含有他乡作客,万里作客,经年作客,潦倒作客;深秋登高,独自登高,多病登高,暮年登高等多层可悲之意,义丰词约,精练不说,意韵也丰厚深沉。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更是凄苦。当时杜甫因病戒酒,故其云“新停浊酒杯”。可见,此时的杜甫一是一个贫病交加的孤者,一个“苦恨”“潦倒”的老者,他虽然趋于花甲,耳宾班白,但却不是在自己家中“儿孙绕膝,安享晚年”,而是像遗篇落叶一般,在天地见孤苦得飘荡。此时的杜甫政治理想已经破灭,再不见他豪情万丈得描幻未来。这里我们不防将〈〈登高〉〉的尾联与其另一首名为〈〈望岳〉〉相比较。〈〈望岳〉〉尾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时的杜甫正值青年,这一时期的杜甫,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充满了希翼,充满了渴望,他借望泰山(此非等山而作)高大磅礴的气象,显示自己企望攀登绝顶的迫切心情。我想,着一早一晚,一慨昂,一慨叹,无论从字面效果还是意境思想,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首诗通过叙写无边秋色,以及诗人的孤苦形象,抒发了诗人万里悲秋的复杂感情,表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和深沉的隐忧。关于整诗的评价,明代胡应有、麟有“此当为古今七言律诗第一,不必为唐人律师第一也“。诗如其人,他的诗中,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内涵,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其诗诸多对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里不防举几例,〈〈前出塞〉〉中,杜甫写到“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近乎谣谚的诗使得百姓通俗易懂,同时也教给了人们深刻的内涵哲理。〈〈蜀相〉〉中“出师未捷表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一联,更是激励着千古以来的志士仁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极其概括地揭露了阶级石灰的实质,一字千钧。令人触目惊心,更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甫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人,因此不能不想到儒家的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杜甫虽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以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以穷途走近杜甫坦白说,现在的学生都有那么一点喜欢风花雪月的浪漫,喜欢无边无际的遐想,尤其是我们这群天生就有些多愁善感的女生,因此,欣赏诗歌往往偏向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诗歌,于是,李白成了大多数学生的最爱,我个人也一直都很欣赏李白诗歌的大气磅礴和雄奇浪漫,而谈到李白,不得不提另一位诗坛的明星——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的“诗圣”杜甫,很多人都不太喜欢他,认为他的诗过于平淡,没有李白那种“惊天动地”的豪气,我以前也是这种想法,但这个暑假,在读完老师推荐的《杜甫诗选》后,我开始重新认识了他。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为吻合。正因为“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故女主人公反复咏叹之,此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咏也。引文见《大序》)。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首先叙述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由请子嗟来帮忙种麻认识的。后来又请他的父亲子国来吃饭。到明年(应说‘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时候,他们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为定情的礼物。”[3]这种说法,笔者大体赞成,但仍有疑问。首先,这种说法固然解释了诗中何以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子国既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恋人父,就显得不恭。据我所知,《诗经》中没有直呼恋人名字的诗篇(一般用代称),更何况连姓带字,更何况称恋人之父连姓带字?其次,笔者认为此诗作为叙事诗欣赏还不如作为抒情诗欣赏,因为作为抒情诗欣赏不须那么多猜测,我主张,“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首先应作为起兴手法来理解,这是国风多数诗篇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次《诗经》的起兴虽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但并非与所咏之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关联,如这首诗的起兴,就反映了季节的变换,“丘中有李”寓意爱情的成熟,“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正如《卫风·木瓜》所写:“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认为“将其来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语,古谓性的行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将其来施施”,《颜氏家书·书证》:“江南旧本单为施”,闻氏认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语(见《风诗类钞》)[6]。果真如此,施与食对文同义,全诗皆为四字诗句。这是极有可能的,从风格上来说,《诗经》里不乏大胆、泼辣的爱情诗篇,从结构上来,全诗唯一的五言诗句“将其来施施”在诗中也显得不相称。可能是因为古人误解了施字之义,故又加一施字,这样一来,“将其来施施”就有语法问题了,因为他处不再有“来施施”的说法,按上古汉语语法,只能说,施施而来,或曰其来施施,或如《孟子》言:“施从良人之所之”、“施施从外来”,置于介宾短语前。从口气、语法、结构、古训等方面全面权衡,笔者认为《丘中有麻》作为一首爱情诗,最无疑义。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所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是谁呢?故姚际恒、方玉润有“嗟”为语助说,立意弥合这一矛盾,而黄焯先生有互足说,立意解决这一问题。《毛诗郑笺平议》焯案:“首章《传》云:‘丘中硗确之处尽有麻麦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传》统三章为言,则次章之麦,卒章之李,皆以为子嗟所治也。其知子国为子嗟父者,以卒章称子嗟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国为子嗟父矣。诗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国,盖下省‘之子’之语,末章言‘之子’,盖上承‘子国’为言,意皆谓彼刘子国之子,而为子嗟之变文耳。”[7]黄氏发明《毛传》,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变文以协韵,是正确的。不过,窃以为不必如此征实也,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传》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窃谓嗟、国、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见是当时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产之父就叫子国,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春秋郑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都,美也,《诗》曰:“洵美且都”(见《郑风·有女同车》),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认为充实而有光辉,是美也,嗟,嗟叹之,以上诸字,以其常见,故诗人信手拈来作为美男的代称或情人的代称,故子国、子都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无多少关联。同样,《鄘风·桑中》亦更换所思者之名以协韵,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气写的,首章云:“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次章换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朱子曰:“姜,齐女,贵族。”《陈风·衡门》曰:“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孟姜为美女的代称,用来称呼情人。孔颖达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谓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称。”[1]陈奂《诗毛氏传疏》考订,“淑”为“叔”之误,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为排行,古代女子无名无字,故称之排行和姓。孟姜、子都为代称,大家不会怀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据文理,亦为代称,是不必去考证也无法去考证是否实有其人的。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如承认《山有扶苏》、《桑中》换名以协韵,则《丘中有麻》换名以协韵,极有可能。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这类男欢女悦之词,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语气写出,诗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为代称,并非实名。后世犹有此风,如《孔雀东南飞》、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罗敷”即为美女的代称。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传》以子国为子嗟父,并无实据,不过是从下文“彼留之子”猜测出来,其实“子”在《诗经》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儿子更为常见。笔者认为,“之子”,是子也,有如《东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王引之《经传释词》曰:“之,是也。故《尔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为“者”之借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不过,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中显然是指示代词,“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义已虚化最后,笔者想从文学语言的角度,通过对诗的修辞以及句法研究,对《丘中有麻》“留”通“刘”说予以献疑。如果“留”通“刘”作为姓氏,“彼留子国”、“彼留子嗟”、“彼留之子”这样的句子不仅无文采可言,实在不象诗句,而且《诗经》也没有这样的句型。“留”本可通“刘”,如《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陈奂《诗毛氏传疏》:“留,古刘字。《武》,《传》云:‘刘,杀也。’处,犹安止也。《传》意以诛其君,释经之留。吊其民,释经之处。两不字,皆发声也。”[8]留也是姓氏,《广韵·尤韵》:“留,姓。出会稽。本自卫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说即古刘字。我认为这是可信的。但我认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刘”,就诗之本事而言,《传》并无实据,故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不从《传》说。如上文所述,称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则有画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辈称长辈,还显得不恭。更重要的是,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语句不顺,有点类似的句子有《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畅一些,诗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国子?窃以为“留”可通“懰”,因为《陈风·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经典释文》本作刘,刘当是《诗经》原字,心旁为后人所加,《说文》无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广韵》:“嬼,美好。”妖亦美好也。表示杀的意思,《说文》有镏字,古书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议兵》:“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书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刘字,因为刘、镏皆从留得声。声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两种情形,一、声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声字,许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二、当时古人以字代词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规范化的要求,更何况,匆促之间也来不及深思熟虑,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声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现象。加之,国风是民歌,采风者记下来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今天采风,也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样,有些词,是本无其字的。故《诗经》中一篇之内尚且本字、借字同现,何况是不在同一篇呢?古书中刘、镏、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现象,最初本无其字也;又刘,为木名,字亦作榴(与石榴有别,见《尔雅·释木》),《文选》左太冲《吴都赋》“ 榴御霜”,榴,一本作刘;古“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为刘、留、流同音也。《文选》潘安仁的《笙赋》:“懰檄籴以奔邀,似将效而中匮”,李善注引《埤苍》:“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由此观之,留与刘、懰本可相通。刘或懰字表示美貌,《诗经》中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们把与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词联系起来来看,它是不孤立的。《月出》用刘字,不过是借音,毫无疑问,当时有这样一个词表示美的意思,与留、刘同音,其本字当为僚也,《说文》:“僚,好皃”(即美貌)。《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与懰字互文同义,陈奂曰:“燎,当作嫽。……《方言》、《广雅》云:‘嫽,好也’。”《说文》:“嫽,女字也。”[8],嫽与嫽音义同,因嫽是美好义,故女人用做表字。此三字同声同为来母,上古韵部同为幽韵,好亦幽韵字。窃以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为一词,载之于书,写成了不同的字。从留得声的字,多有美的意思,应该不是巧合,留,流也,《诗经·郑风·溱湋》“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动为美,人们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畅之美,马跑得快,今人犹说“跑马溜溜”,亦并非无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马曰骝;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实际上也是从流得声,旒亦如此,旗之飘扬似流也,故古之冕饰或垂玉,造字为上下结构,上为流字,下为玉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自上而下,动则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经典借用旒字,鎏还可指美金也;柳字得声之由亦如此;璙与留、流同音,《系传》曰:“金美者谓之璙,然则璙亦美玉也”[10];榴为安石榴的简称,本是外语借词,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为无因,因为石榴子光溜溜的。综上所述,从古人用字的习惯上来说,《丘中有麻》“留”可与《月出》“刘”(懰)相通,而皆为“僚”之借字。如上所述,“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义有不安,但如通“懰”(从共时的角度应该说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则《诗经》中不显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窃以为“彼留之子”与 “彼姝者子”不仅结构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诗经》中结构相同的句子还有《秦风·黄鸟》“彼苍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渊”之类的句子句前用词头“有”,窃以为此处“彼”已虚化,与“有”并无实质差别,这种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词 之(者) 逻辑主语。亦有不用词头者而形容词重叠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华》、《菁菁者莪》、《裳裳者华》、《渐渐之石》(首句与标题同)。亦有“彼”置于形容词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大体相同的句子还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与“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同。由此观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整齐而有变化,而按旧说,则会打破这种整齐的美感。如果“留”通“懰”,那么这些诗句就不再是简单地呼喊对方,而是在诗句中带有赞美和欣赏的字眼(此种情况《诗经》中比比皆是),那么此诗用反复和呼告的手法,这实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女子盼望意中人亲近她,最终如愿以偿,对方赠送佩玖作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这首歌。每章中间二句,是呼告,也是叹美之词,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贻我佩玖”而内心喜悦,故反复咏叹之。主要参考文献:[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333,第337页[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1版,第47页,第84页[3]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0页,第216页[4]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201-202页[5]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05页[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风诗类钞[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8月,第13页[7]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72页[8]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613,367,628页[9]汉语大字典[M].武汉, 成都: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缩印本,第1061页[10]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7页,第5页[11]向熹.诗经字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第515页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是冯贤亮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损益成书的。他的研究成果,在成书之前,既已深获好评;此书出版以后,更引起较好的评价,在明清史学界,尤其是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有较广泛的影响。江南地区,自唐代中期以后,一直为世人所重的地区。就政治形势而言,“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权衡者,江南而已”(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就经济而言,“天下财赋仰东南,东南财赋多出吴郡”(李乐:《见闻杂记》);就文化而言,“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其地位垂千年而不坠,至今,江南地区仍为中国经济文化发达之区域。正因为如此,江南才历来为学者及政治家所关注;加之此地文化昌盛,文献繁富,学者据以研究的资料较为完备,所以,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研究,佳作迭出,海外姑且不言,以内地为例,就有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李伯重:《江南早期的工业化(1550-1850)》(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等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社会经济方面,甚至是其中的某一方面,而从总体上来看,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对于环境的变动所表现的反应和策略,前辈学者论之则少。而冯贤亮博士所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一书,即以全新的视角,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环境与社会控制的变迁,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该书有很多的优点,首先是开篇弘阔、结构严谨、体系完整。一开始,即是环境背景的分析,为全书社会控制研究的展开奠定了一个自然、人文的环境背景。紧接着,阐述了常态环境下的社会控制问题。常态环境,是指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乱或社会变动情况影响下的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作者主要强调了人口与土地方面的控制问题。第三部分,作者则探讨了环境变动状态下的社会控制问题,其中述及自然环境变动状态下的社会调控与适应,以及社会环境变动状态下的防护与控制两方面的内容。最后,作者总结了前述论断,分析了环境变化的几种状态及其相关的一些控制手段,说明了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解释了社会控制力的作用与限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区域社会的协调、控制、发展的理论模式。可以说,全书环环相扣,逐层递进,在整个文本中,逻辑连贯、一气呵成,不落枝蔓,使读者一眼就可看出论述思路及表达主题。本书另一个优点,体现在史料上。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的生命就在于史料,典型的、准确的、真实的史料,是支撑历史学研究的支柱,所以,从这个意义的角度上说,“史学即史料学”。目前,在史学界,在对待史料问题上,仍有误区,“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的现象仍很普遍;同时,还有过分地强调方法的趋势,认为方法的创新就是史学研究的创新。当然,历史研究不能脱离方法,不能排斥新的理论、新的方法的应用,但是,离开史料空谈理论和方法是不可取的;没有史料辨析和分析基础上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是另一种形式的“以论代史”。所谓创建历史的理论模型,如果没有史料的支持,也与上述史学研究的误区如出一辙。冯贤亮博士所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一书虽然也使用了新方法,如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也建立了江南地区社会控制的理论模型,但是,他是建立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的,是“论从史出”,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正途。在本书中,作者阅读和参考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包括方志、时人文集笔记、朝廷实录、政府档案、碑刻、政书、资料类编等,最为关键的是,作者对这些资料用力甚勤,着力甚多,考据功夫扎实,从中提取出了对当时社会的认识,部分地对历史进行了复原,足见其史学功夫之深刻。同时,也给历史研究,尤其是年轻的历史工作者从事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提供了研究的范本,是加强学术素养和基本史学训练的好的教材。 既然说到学术素养与规范,就不能不提到本书的另一个长处,这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多年来一直持之以恒的传统,那就是,对概念定义的界定和准确把握。目前在史学研究和评论方面,有诸多的令人不满意处,比如,对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论题,往往形不成讨论的局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点必须提及,那就是对概念、定义的界定不清。论者对自己所用的概念和定义,解释的不明晰,尤其是那些平时习用的概念,没有在自己论题的语境和范围内加以精确的定义。这样,评论者往往以自己对该概念、定义的理解对文章提出批评,从而形成一个“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的尴尬局面,根本讨论不起来,或离题太远,评论不着边际。这样是极其不利于历史研究的进一步进入的。冯贤亮博士所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则不同,他秉承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的传统,首先厘清了相关的定义、概念。例如,对于本书的讨论范围——江南地区,冯贤亮博士是着重加以解释的。因为江南这个词,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场合都有使用,但其内涵却分歧极大,即使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内,学者对此地域的界定也不同,甚至相差极远。所以,作者遍检史古今文献,首先辨析了古代“江南”含义的变迁,又对中国当代学者论著中的“江南”和国外学者对“江南”的理解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最后厘定了“江南”概念,并进一步对本书中所论的“江南”进行了说明,即指“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与太仓直隶州的全部,以及镇江府的大部和杭州府的余杭、海宁二县”(冯著第10页)。这样,就为讨论奠定了明确的地域范围。另外,对“社会控制”等概念的界定,也是如此,在本书中,每章每节都始终贯彻了这一原则。其实,冯著不仅在学术规范上值得鉴取,在内容上,也可以为给广大读者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思想。作者阐述江南社会在环境变动下的社会控制,除了提及政府的作用外,还重点研究了当时江南地区社会自治力量的兴起,以及他们积极参加乡梓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情况。在江南地区的疆界错壤问题的会勘、灾荒救济、水利防护、城市重建、地方防御诸方面,他们都积极参与。这些社会自治力量主要是代表地方精英的士绅阶层的力量,他们代表了地方的利益,是区域意识的新觉醒。这种地方意识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长期以来江南经济的持续发展条件下,由于特定的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兴起后,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参与模式,这可以说是一种近代式的社会自治运动,是在“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江南社会出现新的社会治理模和运作模式的新萌芽。 本书的长处还有许多,不再一一赘述,待读者自己辨明。当然,白碧微瑕,缺点也还是存在的,比如在注释和文献征引方面,仍存在不太规范之处,有些出版者、出版年、出版地,甚至有些图、表、引文的出处均未标注出来。对于这样引述浩繁的著作,如此说来似有“站着说话不腰痛”之嫌,但是,对注释的规范,应该是提起重视的。无论如何,冯贤亮博士所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一书,仍然是一本严谨的著作,是一本值得研读的好的学术著作。

与又见文澜阁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代文人学者撰写了多不胜数的珍贵典籍,但因战乱及种种原因,散佚不少.清朝乾隆皇帝为保存文物国粹,下令广徵前代遗书和本朝文人学者著作,设馆纂修《四库全书》,历时十余年完成.《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80余册.其收书规模之大,涵盖范围之广,编辑时间之久,一时无两,是研究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四库全书》原本共抄录四套,后再加三套,即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及文澜阁.参与这项编纂工作的人超过三百多名专家学者,近四千名抄写人员.后来因为战乱,大部分藏本已散佚损毁,现在仅存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三套及文澜阁残本.《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四十四类、七十属.内容涵盖甚广,包括哲学、历史、文艺、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地理、算学、生物学、农学、占卜等,是研究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其中包括很多为人熟识的经典著作,如:《论语》《春秋》《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本草纲目》《陶渊明集》《文心雕龙》等等.文渊阁《四库全书》是现今在中华文化领域保存得最完整、抄写得最统一及最大的一部丛书,其有系统、有条理地将中华五千年的重要典籍汇集成一大套百科丛书.因其收书极为丰富,文献资料繁多,实乃规模宏大的资料库.四库全书经部 十三经(简介)周易 尚书 诗经 周礼 仪礼 左传 公羊传谷梁传 论语 孝经 尔雅 孟子 礼记其他四书章句集注 春秋繁露 韩诗外传 大戴礼记史部 二十五史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南齐书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南史 北史 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金史 元史 明史 清史稿其他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 战国策 贞观政要逸周书 古列女传 徐霞客游记 大唐西域记荆楚岁时记 唐才子传 通典 东观汉记前汉纪 后汉纪 华阳国志 洛阳伽蓝记唐会要 唐律疏议 吴越春秋 越绝书竹书纪年子部 兵书类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李问对孙武旧题:吴起 [注]旧题:姜尚 [注]田和 [注]旧题:黄石公 [注]尉缭阮逸 [注]其他兵书孙膑兵法 作者:孙膑百战奇略 作者:刘基握奇经 旧题作者:风后氏鬼谷子 作者:王诩将苑 旧题作者:诸葛亮何博士备论 作者:何去非三十六计 作者不详守城录 作者:陈规孙子略解 注者:曹操兵制阴符经太白阴经 作者:李筌历代兵制 作者:陈傅良素书《备论》乾坤大略墨子城守各篇简注曾胡治兵语录其他子部梦溪笔谈 太平广记 孔子家语 韩非子 墨子列子 庄子 荀子 公孙龙子 鬼谷子搜神记 搜神后记 周易参同契 山海经 校注 归田录艺文类聚 穆天子传 唐摭言 唐新语 颜氏家训古画品录 盐铁论 弘明集 广弘明集 宋高僧传道德经 钝吟杂录 申鉴 论衡 说苑新语 宣室志 九章算术 吕氏春秋 世说新语黄帝内经灵枢经 黄帝内经素问 备急千金要方 伤寒论注 金匮要略注难经本义 神农本草经 棋经 茶经 抱朴子内篇法言义疏 风俗通义 鹖冠子 孔丛子 齐民要术潜夫论 人物志 西京杂记 晏子春秋 中论周髀算经 朱子语类 邓子 林泉高致集 山房随笔集部 全唐诗 全宋词 李太白全集 乐府诗集 文心雕龙文选 王右丞集笺注 楚辞 楚辞补注 观林诗话优古堂诗话 诚斋诗话 庚溪诗话 草堂诗话 藏海诗话六一诗话 后山诗话 彦周诗话 二老堂诗话 怀麓堂诗话沧浪诗话 诗品 诗人玉屑 中山诗话更多古体诗词集……其他 四库全书目录(介绍、史话、乾隆《文渊阁记》)总 目 经 部 史 部 子 部 集 部 考 证辑注类三字经 庄子集解 商君书 汉官六种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千字文 孟子全译 史记三家注 九家旧晋书辑本 敦煌变文集新书百家姓 老子校释 世说新语笺疏 太平经合校 管子轻重篇新诠幼学琼林 列子集释 新语校注 龙文鞭影 八家后汉书辑注论衡校释 孙子兵法论正 明夷待访录 裴注三国志 文心雕龙注古文观止 曾国藩文集 菜根谭 传习录 文心雕龙考异增广贤文 曾国藩家书 金人铭 众家编年体晋史 文心雕龙义证专题类历史 军事 文化 诗词曲 图片古典小说类世情小说 历史演义 历史小说 志怪小说历史工具类中国历代量制演变简表 二十四节气表 中国历代帝王年表 中国历代纪年表历代人口的官方统计数 民国地图 中国历代年号索引表 中国历代疆域图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三国地图 中国历代衡制演变简表 古今地名对照中国历代度制演变简表 万年历 历表(隋之前)

当然是乾隆了!这么小儿科!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经、史、子集书籍3450 种,79072 卷、36000 余册)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B: 乾隆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代文人学者撰写了多不胜数的珍贵典籍,但因战乱及种种原因,散佚不少.清朝乾隆皇帝为保存文物国粹,下令广徵前代遗书和本朝文人学者著作,设馆纂修《四库全书》,历时十余年完成.《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80余册.其收书规模之大,涵盖范围之广,编辑时间之久,一时无两,是研究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四库全书》原本共抄录四套,后再加三套,即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及文澜阁.参与这项编纂工作的人超过三百多名专家学者,近四千名抄写人员.后来因为战乱,大部分藏本已散佚损毁,现在仅存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三套及文澜阁残本. 《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四十四类、七十属.内容涵盖甚广,包括哲学、历史、文艺、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地理、算学、生物学、农学、占卜等,是研究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其中包括很多为人熟识的经典著作,如:《论语》《春秋》《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本草纲目》《陶渊明集》《文心雕龙》等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是现今在中华文化领域保存得最完整、抄写得最统一及最大的一部丛书,其有系统、有条理地将中华五千年的重要典籍汇集成一大套百科丛书.因其收书极为丰富,文献资料繁多,实乃规模宏大的资料库.

与江南雨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1] 王莉,陆林,童世荣;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开发战略初探——浙江乌镇实证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3年06期 [2] 赵勇,张捷,秦中;我国历史文化村镇研究进展[J];城市规划学刊;2005年02期 [3] 罗瑜斌;肖大威;;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技术流程的思考[J];华中建筑;2010年01期 [4] 任轶蕾;王颖;;白洋淀水乡城镇保护与更新研究[J];山西建筑;2010年18期 [5] 赵勇;高朝暄;李国庆;王广和;;历史文化名镇规划编制内容与方法研究——以河北省蔚县代王城历史文化名镇为例[J];南方建筑;2009年04期[6] 阮仪三,邵甬,林林;江南水乡城镇的特色、价值及保护[J];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01期 [7] 王云才;陈田;郭焕成;;江南水乡区域景观体系特征与整体保护机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6年06期 [8] 胡晓玲;;以文化的视野探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04期 [9] 阮仪三,邵甬,林林;江南水乡城镇的特色、价值及保护[J];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01期

学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范例

一、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1 期刊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2 专著作者.书名[M].版本(第一版不著录).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3 论文集作者.题名[C].//编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止页码

4 学位论文作者.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5 专利文献题名[P].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

6 标准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7 报纸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8 报告作者.题名[R].保存地点:年份

9 电子文献作者.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文献出处,日期

二、文献类型及其标识

1.根据GB3469 规定 ①期刊[J] ②专著[M] ③论文集[C] ④学位论文[D] ⑤专利[P] ⑥标准[S] ⑦报纸[N] ⑧技术报告[R]

2.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用双字母标识,例如: ①磁带[MT] ②磁盘[DK] ③光盘[CD] ④联机网络[OL]

3.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的`参考文献类型标识方法为:[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例如:①联机网上数据库[DB/OL] ②磁带数据库[DB/MT] ③光盘图书[M/CD] ④磁盘软件[CP/DK] ⑤网上期刊[J/OL] ⑥网上电子公告[EB/OL]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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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凯文·林奇.城市意向.方益萍译[M].华夏出版社.

[15]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译[M].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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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和五年秋,武昌军节度使元稹在弥留之际,将其婢女、车马、丝织白银和玉带器具等共计六七十万之款悉数交与白居易,并嘱咐他为自己捐献功德,是为答谢墓志铭的稿酬。而洛阳香山寺的清闲上人是白居易和元稹的共同至交,这座建于北魏时期的寺庙现已是破败不堪。次年,白居易就用元稹的润笔费对寺庙进行了一次大修,同时撰写《修香山寺记》一文。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文中的“登寺桥一所,连桥廊七间”两句诗,为我国的古代桥梁建筑史中的唐代廊桥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信息。 而所谓廊桥既为有顶的桥。该桥顶多横纵由木杆所支,利用受压产生的 摩擦力 ,构件之间越扣越紧,最终形成美丽而又实用的廊桥,而桥墩或木或石而不一。这种廊桥结构,不用钉铆,只需用相同规格的杆件,别压穿插,搭接而成。廊桥不仅可以遮阳避雨、还可以供人休憩、交流、聚会,甚至是祭祀、藏书之用。 在精美绝伦,结构惊奇的廊桥中,其或内置阁楼藏书、或供神龛壁画、或是斗角精雕,亦或是木构惊奇,无不体现着中国古桥梁技艺的鬼斧神工。除却这种功能性为主的桥梁,把桥与祭祀,神佛联系在一起,亦是古廊桥最具鲜明的特色。如上《修香山寺记》提及,其有廊桥七间。佛教《华严经》亦曰:“广度一切,犹如桥梁。”可见桥梁的渡河功能与佛教教义之间的渡人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在唐寰澄先生的《中国古代桥梁》中有一份《建桥名家录》,在多达三十余座宋代桥梁(包括廊桥)中居然有17座桥出自僧人工匠之手。这更加说明了不仅民间桥梁常与供奉联系,即使在佛教教众中,他们亦热衷于修建桥梁来传播教义,毕竟桥与之百姓,是为僧众最大的善举。渡人十年,不如修桥一座。如此,此桥的祭祀以及宗教功能,也远远大于了渡河的功能了,这是中国古廊桥独树一帜的特色,也体现了百姓对于这种桥庙结合文化的一种推崇。毕竟即使分建一座桥,或者庙都要容易的许多,更别说修缮难度大增了。而且此桥必定要承受福建山区这种极易洪水暴涨的地区天灾。在廊桥中最为出名的,当数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的湘子桥了。除却木石结构廊桥(石墩木结构),石拱廊桥以外,在美丽的浙闽山区,还有一度曾被中国的桥梁科学家们以为技艺失传的木拱廊桥。�而说一度以为木拱廊桥失传则要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说起,在该画作中的桥梁便是木拱廊桥,而我们称之为虹桥。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攻陷了汴梁城,北宋变成南宋,而汴水河道也越来越浅,加上没有疏浚措施,最终连同虹桥一起在滚滚历史中湮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科学家在浙闽山区发现那200多做木拱廊桥,一对比才发现虹桥的制作技艺并没有失传。随着宋室南下,大量的能工巧匠也随之南迁,最后在浙闽山区定居,并把这一技艺代代传承了下来。当然了,说起廊桥的历史,其实最早在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的《开通褒斜道碑》就有记载道:“桥阁六百三十二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此时的廊桥尚被称之为楼阁。而除了作为水上的桥,大家可曾记得电视中不断出现的东阳横店秦王宫?到了三国时期,根据《华阳国志》、《三国志》的记载,在今天的甘肃文县有一座单孔木伸臂廊桥,即“陇蜀咽喉”—阴平桥。后来除却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记》中可证明唐朝有名词廊桥以外,北宋《渑水燕谈录·事至》中记录了青州城有一座虹桥的记载,此时的史记皆称之为虹桥。《东京梦华录·河道》以及《山西通志·平阳府》则说明了《清明上河图》中的那座桥即为虹桥。只是“廊桥”二字则是因为梅嘉先生翻译的《廊桥遗梦》而被大众所熟悉和接受了,后来逐渐变为最普遍的叫法。中国古式廊桥不仅承载了交通运输之便,更加是古代工匠智慧的一种最佳体现。而今,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在如今各色桥梁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代,桥梁承载的任务基本都是交通,而不会有像廊桥这种只过行人,内置坐椅休闲避雨的桥梁了。想想,“江南烟雨廊桥,点滴皆做相思”,约一佳人,举目而去,两边或是绿翠山松,溪水潺徐亦或是桥下波涛浪点,两岸高楼耸立,确实也有着几分浪漫了。 可喜的是在2009年,有着廊桥之乡美誉的温州泰顺县加上丽水庆元县,连同福建省 屏南县 、寿宁县、周宁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附: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河道》: 《山西通志·平阳府》:参考文献: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茅以升等《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                鲁晓敏  《中国廊桥》 中国国家地理2012第五期               《钦定全唐文全唐文》清

与江南风度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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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一段充实而忙碌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我们都知道毕业前要通过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准备、有计划、比较正规的、比较重要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问题来了,毕业论文应该怎么写?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旅游管理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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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南之美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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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现代作家,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鲁迅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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