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行贿论文的参考文献

备注：首先这篇论文写得很详细，你需要仔细阅读后给予剪辑，有些地方可以换成自己的语言，我想你也不希望你的指导老师说以有抄袭的嫌疑，参考文献可摘要可以搜索相关的书籍即可，最后希望可以帮到你，祝你成功，切记：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大片抄袭，多用自己的语言代替效果最佳。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政治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一、背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方法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二、政治制度的涵义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经验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结论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李月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J].学海，2009(6). [3]王兆刚.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东方论坛，2011(3). [4]徐永军.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4(4). [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摘要〕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关键词〕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 反思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建筑不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这样，我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参考文献〕〔1〕〔2〕任平.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思想政治教师要提高政治素质》〔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猜你喜欢： 1. 大学生励志论文2000字 2. 大学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3. 关于责任的政治论文2000字 4. 大学生社会道德相关论文2000字 5. 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范文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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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贿赂罪论文参考文献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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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职务犯罪是公职人员常见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必须加以整治。文章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其主客观原因，并从思想上、立法上、完善监督机制和加大打击力度等方面深入探讨具体的治理对策。努力营造“不想犯”、“ 不敢犯”、和“不能犯”的氛围。[关键词]：职务犯罪、特点、成因、对策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职务犯罪是腐败现象的极端表现，它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及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危害改革开放，破坏经济建设，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危及政权核心。因此只有掌握其特点，了解其成因，制定出对策，才能更好地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和“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有效防治这个“政治之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一、当前职务犯罪的新特点（一）大案要案急剧增多。十六大以来的近5年中，全国查处的贪官达20多万人。过去贪污受贿数万元可算为大案，而现在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百万元的屡屡出现，金融界犯罪金额上亿元的也不乏其案。如成克杰任职其间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款物4000多万元。浙江第一贪官温州王天仪收受贿赂180多万元、美金1万元、巨额财产来历不明1400多万元。（二）从“高干”到 “村官”一样犯案。如已查处的案件中，有高级领导干部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等；仅2003年，就查处15个部级领导干部，平均每周有一个厅级干部落马，每天有一个处级干部犯案。有湖南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江西纸业集团公司姜和平以及枣阳市原土地局局长章大梁等厅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等案件，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均在几百万元至上千万元，他们位高权重，所造成的破坏后果极为惊人。而过去被认为不入“官”流的“村官”也屡犯大贪案。如安徽省隆岗村守业贤参与私分公款31万元，受贿1万元。中国“村官”经济型职务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2003年，浙江省长兴县检察院立案查处了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土地专项资金55件。（三）窝案串案、团伙作案日增。表现为犯罪分子内部串通、内外勾结、合伙密谋、长期群体作案坑害国家。如广东湛江走私案、厦门远华走私案和福州陈凯特大贩毒、走私、组织偷渡案中的贪污受贿以及中国华润总公司下属的邹秀海、刘板、杨三合伙挪用公款亿元，受贿万元特大挪用公款案、窝案、串案触目惊心。其中陈凯案件中的原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方长明因收受巨额贿赂而造成国家的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之巨。（四）经济职务犯罪广为蔓延。腐败不但在经济管理热点行业，而且在科教文卫等“清水衙门”也不断出现，教育部门已不再是一块净土，贪污、受贿呈现出恶劣蔓延趋势。教育系统在基建发包、教学设备、物品采购、辅导资料印刷、代理发行、人事调动、干部任免等环节也屡屡发生职务犯罪。从2004年南京市检察机关查处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冯小龙受贿案，涉案金额102万元；南京经济学院基建办方慕钰受贿案，涉案金额万元，美金2000元；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代宁受贿案，涉案金额万元，美金3000元及实物字画等几起重大案件足以说明教育部门经济职务犯罪的趋势及其严重性。（五）国企领导犯罪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由于国企体制存在着深刻弊端，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领导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挪用公款，隐匿、转移、私分国有资产等现象日益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分析2002年以来审理过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犯罪案，发现国企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犯罪现象突出，占被告人总数的76%，涉案金额达678万元，占涉案总额的.据统计，2003至2004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国企人员贪污贿赂犯罪25322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北京市检察机关的有关资料显示，犯罪造成的损失从5年前的不足亿元增加到了亿元。从已查的案件中，国有资产严重地隐匿、转移、私分、流失严重，成为“最后晚餐”。如陕西西光电仪器厂原总经理刘某以隐匿手段把13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福建厦门市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趁国企改制之机以转移手段，侵吞公司股权及红利3700余万元。浙江金华市某饮食服务公司领导班子在公司改制时，集体决定将公司价值1700余万元的房产不报评估，后变更产权共同予以贪污等等，足以说明其严重程度。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一）主观原因。⒈思想道德防线溃败，以权谋私。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工作生活经历，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丧失了党性，与党离心背德，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私欲观念和特权思想作祟，思想变质、道德防线溃败，不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己任，反而处处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然后道德上滑坡，最后触犯刑律、落入法网。2.自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职务犯罪者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使他们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俘虏，导致他们在思想上贪得无厌，行为上放纵自己缺乏自律。为所欲为，视党纪国法于不顾，最终背弃了党和人民锒铛入狱。（二）客观原因。1.社会的负面影响。体制改革为我们党和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给一些职务犯罪者有机可乘，他们钻制度的漏洞，混水摸鱼，在“空档”地区打“擦边球”，大肆进行贪污受贿；贪官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社会分配不公，“不捞白不捞” ，对贪官惩治不力，受贿数百万也不会被处死。2.监督乏力，监督机制不到位。权力高度集中，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弊端，给犯罪者提供了犯罪的空间和条件。而失去制约的机制必将产生腐败。虽然已建立各级人大、政协、纪检、检察机关、政府的监察审计和人民群众监督等多层次监督体系，并已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但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大部分监督机关不敢于监督、不善于监督，尤其是对 “一把手”的监督形同虚设。正如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被捕后所说的：“官当到这个份上，就没有人管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①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监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又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有效地贯彻执行，使权力过分集中到个别领导者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容易产生特权现象，以及对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软弱无力。过大的权力集中膨胀了一些自恃大权在握者的个人意志，他们为所欲为，自恃无恐，骄横跋扈，违法乱纪，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终于铸成了胡长青、成克杰之类的高官和李乘龙、肖作兴等厅级干部走进了犯罪的深渊。李乘龙在案发后曾经说：“我任玉林市委书记5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话，如果我开始犯错误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也许不会走上死路”。可见权力作为双刃剑，既是造福社会的手段，又是腐败的根源。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权力失去制约，就必然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只能导致腐败。②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表现在：个别单位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有些制度形同虚设，制度不健全，漏洞多，空隙大，内部管理混乱，财务账目不清，从客观上给经济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私设小金库，搞体外循环，账目不公开，“一支笔”审批，缺乏监督，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滋生腐败和犯罪的温床。这不仅表现在行政、事业、经济管理部门，就连不起眼的村一级也因私设小金库，财务混乱，监督管理不到位，而出现了守业贤之类的贪污受贿职务犯罪。③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舆论监督不够。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监督机构之多是世界上罕见的，几家监督机关的重复监督还不如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效率高。但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同时舆论监督也乏力，表现在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者的无所顾忌。现实中，对一些贪官的看法，群众意见归意见，提拔的还是照样提拔，助长了贪污受贿犯罪行为。3.法网疏漏，执法不严，打击不力。①廉政法制不够完善。财产申报是廉政法制的重要内容，可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法律。即使已有的法律，也因为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也难以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特别是经济职务犯罪。②执法不严，打击不力。近年来，尽管查处了大批经济职务犯罪，特别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但由于立法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干扰，查处力度相对薄弱，对经济职务犯罪发案不报，包庇袒护，打击不力，表现为立案少，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少，判决少，办案效果差等情况的发生，使得查处犯罪数与实际发案数相差很大。同时由于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虽然是从考虑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由于执法不严，影响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也达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使违法犯罪人认为有利可图，胆子越来越大，助长了犯罪的侥幸心理，从而出现了经济职务犯罪上升，涉案金额大，大案要案增多等令人担忧的现象。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高官落马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这已经成为一条规律。为此必须加强思想教育，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要把反腐倡廉纳入当前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每个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要带头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多学习、少应酬”，“活到老、学到老”，要把党性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加强思想教育是一个基础工程。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时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2、提高道德素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要把反腐教育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面向全社会，努力营造浓厚的法制氛围，使每个公民都能学法、懂法、守法，坚持“八荣八耻”，树立正确的荣耻观。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党性修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要集中力量，发挥优势，形成网络。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预防减少职务犯罪，使领导干部不想犯也不敢犯罪。（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职务犯罪的本质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以公权谋取私利。如果掌权者得不到制约，那么就很容易违法犯罪。为此，在权力系统中必须强化监督和制约，才能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从客观上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1、强化党内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评议制度等，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2、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监督其是否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违法、渎职行为等依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职能，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等行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和抑制，对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有利于解决监督机构形同虚设的问题。3、强化行政监督。应当扩大政府监察部门的权限，例如，给予监察机关查阅、查封银行存款权、停职检查权、奖励权，以及开除的处分权等。同时要完善行政监察管理体制，使之能真正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其他机关、团体或者个人的干涉。4、强化群众监督。《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和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为此，要明确便于群众对于权力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监督的方法，同时要依法保护群众的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监督作用。5、强化舆论监督。要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尝试给予新闻媒体的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之不失为制约职务犯罪的锐利武器，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三）建立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1、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职务犯罪是全球性问题。我们要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有效途径。笔者认为，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是应然之选择。具体途径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由立法机关制定《预防职务犯罪法》和《反贪污贿赂法》；二是在刑诉法中增加预防职务犯罪的内容；三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项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决定。2、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如何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人员服刑后故伎重演，重犯新的职务犯罪，这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笔者建议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处罚，即在人民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或者其他刑罚之后，附加限制其在刑满后一定时间内，或者管制、缓刑期间，不得担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领导和重要管理型工作，以减少职务犯罪。（四）强化刑事司法，加大查处力度，震慑犯罪分子1、确保刑罚的确定性。公检法、纪检监察、审计等执法执纪部门既要通力协作，积极配合，打击查处经济职务犯罪，但又要明确职责，做到纪检等部门一旦发现公务人员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应立即移交给司法机关，以确保刑罚的确定性。2、确保刑罚的及时性。案件能否及时侦破，直接关系犯罪人能否早日发案，不致再犯，而且也关系刑罚威慑效果的强弱。因而，刑罚具有威慑性与有效性，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期限，保证及时打击犯罪分子。3、严格执法。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的侦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即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又要有敢于碰硬的心理素质，在办案中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如山。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的发生，做到发现一件，查处一件，严惩不贷，“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的都要依法严惩，以震慑犯罪分子。4、打击行贿行为。行贿之风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生病时要给医生送红包，到办各种证件要送红包，一直到集体性的“公贿”。行贿行为直接促成了职务犯罪的泛滥成灾，按照现行《刑法》规定，行贿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很有必要对行贿者给予打击。但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是考虑到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5、加大对重点部门的打击力度。当前必须严肃查处行政、企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建设、司法等热点部门的经济职务犯罪，重点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的贪污受贿经济职务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充当黑势力“保护伞”利用职便参与包庇、纵容、破坏经济秩序从中收受贿赂犯罪案件。通过打击犯罪，震慑犯罪分子，有效地抑制经济职务犯罪率的上升和蔓延。（五）深入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经济职务犯罪经济职务犯罪的许多方面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思想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建立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深化干部人事改革，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制度化。贯彻实施《国家公务员法》，杜绝“拉关系、走后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现象，加大考试力度，公开竞聘，择优录用，营造学习型机关，培育专家型领导。让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出任要职。福建省委省政府于2005年公开向社会招考20名副厅级领导干部，共有4000多个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报考，社会反响良好。大家希望今后加大考试力度，减少考核干部的数量。2、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实施政务公开，从源头上堵住“审批腐败”，让“权力寻租”没有市场；有关行政许可事项、条件、程序、收费、审批时限以及审批结果等必须公开，不允许暗箱操作，让公开、透明原则及制约机制，为政府行为透明化提供法律保障，防止行政机关在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中出现灰色地带而带来腐败。3、深化财政、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形成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机制；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金融监管制度，确保资金运营安全；建立和完善投资监管体系，改进并加强对政府投资的管理。4、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职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人民陪审、审判公开等相关制度，完善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5、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源头上治理犯罪。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建立完善相应管理体系和监管制度。通过体制制度改革和创新，推进从源头上治理经济职务犯罪。同时建立检察、纪检、监察等部门个案联系制度，发现漏洞，及时堵塞，做到各个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互相配合，综合治理，有效地预防惩治经济职务犯罪。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只有理论联系实际，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分析其成因，采取有效对策，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这个“政治之癌”。惩治腐败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相信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务员队伍将会更加廉洁，政治将会更加民主和谐，社会将会更加文明进步。[参考文献]：[1].《世纪末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2].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 张穹：《职务犯罪概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4].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5].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6].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7]. 孙谦主编：《职务犯罪概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第一版。[8].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上的讲话》[R]..[9].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国方正出版社，，第一版。[10].赵秉志：《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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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犯罪论文的开题报告

单位犯罪论文开题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课题背景和意义：单位犯罪的发生越来越多，对企业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本文旨在分析单位犯罪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企业风险控制的重要性。2、文章目标：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单位犯罪原因和风险控制措施，帮助企业预防和避免单位犯罪。3、文章方法：本文将采用实证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和理论分析；4、参考文献：本文将引用相关学者对单位犯法问题的相关理论以及实例。

要想写出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少不了论文拥有一个新颖的题目，论文题目足够有吸引力能够顺利答辩评审老师。那么关于法学相关专业的论文题目有哪些呢?下面我给大家带来2021法学相关专业的论文题目与选题方向，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刑法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1、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

2、论中国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立法控制及其废止

3、中立的帮助行为

4、网络空间中犯罪帮助行为的制裁体系与完善思路

5、累犯从严量刑适用实证研究

6、罪数论与竞合论探究

7、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检讨与完善

8、论《刑法》第383条之修正

9、窃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定性探究

10、言论自由与刑事犯罪

11、刑事立法:在目的和手段之间

12、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3、也谈《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修改

14、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刑法教义学的阐释

15、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制裁思路

16、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订:以律师为视角的评判

17、《刑法修正案(九)》的犯罪控制策略视野评判

18、从业禁止制度的定位与资格限制、剥夺制度的体系化

19、贪污贿赂犯罪最新定罪量刑标准体系化评析

20、刑法中“致人死亡”的类型化研究

21、论警察防卫行为正当性的判断

22、旅游型海岛的犯罪现象:鼓浪屿案例研究

23、交叉式法条竞合关系下的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

24、共谋射程理论与共犯关系脱离的认定

25、犯罪的定义对犯罪构成边界之限制

26、违法相对性理论的崩溃

27、论共犯关系脱离的具体认定与法律责任

28、P2P网贷与金融刑法危机及其应对

29、自首与立功竞合时该如何认定问题研究

30、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性质与界限

31、外来人口、户籍制度与刑事犯罪

32、犯罪竞合中的法益同一性判断

33、当代中国“校园暴力”的法律缺位与应对

34、刑法总则的修改与检讨

35、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研究

36、义务犯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37、结果的推迟发生与既遂结论的质疑

38、非法集资行为的法律规制:理念检视与路径转换

39、克服正当防卫判断中的“道德洁癖”

40、不作为因果关系的理论流变与研究进路

41、行贿受贿惩治模式的博弈分析与实践检验

42、论我国想象竞合的规则及其限制

43、客观归责论再批判与我国刑法过失论的完善

44、论刑法中的精神病辩护规则

45、刑法职业禁止令的性质及司法适用探析

46、传统与现代:死刑改革与公众“人道”观念的转变

47、新刑法工具主义批判与矫正

48、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的路径选择及评析

49、论间接结果及其扩张刑罚功能之限制

50、立法论视角下嫖宿幼女罪废除之分析

法学毕业论文题目参考

1、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

3、法治社会建设论纲

4、“法不禁止皆自由”的私法精义

5、加快法治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6、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概念

7、软法研究的多维思考

8、地方法治建设及其评估机制探析

9、法律人思维的二元论兼与苏力商榷

10、论法律视域下社会公权力的内涵、构成及价值

11、法教义学的应用

12、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

13、“善治”视野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

14、论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15、全面推进法制改革,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法学解读

16、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17、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18、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

19、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理论问题

20、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与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

21、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

22、共和国法治认识的逻辑展开

23、我国上位法与下位法内容相关性实证分析

24、媒体负面报道、诉讼风险与审计费用

25、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

26、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

27、社科法学及其功用

28、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

29、论中国法治评估的转型

30、“失败者正义”原则与弱者权益保护

31、逻辑与修辞:一对法学研究范式的中西考察

3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33、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

34、建构法治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35、全球化时代比较法的优势与缺陷

36、“法治中国”建设的问题与出路

37、论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

38、法治精神的属性、内涵与弘扬

39、法律人思维中的规范隐退

40、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

41、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42、新中国法学发展规律考

43、立法与改革:以法律修改为重心的考察

44、法律教育的起源:兼议对当下中国法律教育改革的启示

45、法律程序为什么重要?反思现代社会中程序与法治的关系

46、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

47、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司法、民意和政治--以李昌奎案为中心

48、中国法治评估进路之选择

49、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纲领--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认知与解读

50、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

电子商务法论文题目

1、电子商务法律制度专题研讨--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内核

2、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制度构建研究

3、电子商务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4、电子商务法律问题研究

5、电子商务税收法律规制研究

6、 WTO框架下的电子商务法律问题

7、论我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

8、关于完善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设想

9、中日韩电子商务法律环境比较及启示

10、借鉴美国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

11、电子商务法律环境的构建

12、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研究

13、假货治理在电商时代遭遇的法律困境及其应对

14、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

15、出口导向下跨境电商的法律风险防范

16、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权利警告的规制

17、我国电子商务法律规制的缺失及完善路径

18、第三方跨境电子支付服务法律体系及监管问题研究

19、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与电子商务法的互动关系研究

20、电子商务平台性质与法律责任

21、我国电子商务法律机制的构建

22、浅议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构建

23、电子商务法律救助体系构建研究

24、网络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25、浅析网络消费者权益之法律保护

26、论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法律的冲突与协调

27、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立法现状及对策

28、中国电子商务纠纷在线治理研究

29、消费者网购现状与法律保障机制的建立

30、中国电子商务信用法律体系的完善

31、网络团购的法律关系及规范化建议

32、电子商务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制

33、电子商务的发展与民商法的创新

34、论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求偿权的法律保护

35、网络购物维权的困境及法律救济

36、电子商务法律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评析

37、中国电子商务法律框架构建及应对方略

38、 GATS中的电子商务法律规则研究

39、医药电子商务的法律规制探究

40、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立法现状及对策分析

41、法律视角下电子商务退货运费险费率问题

42、浅析电子商务领域犯罪及其对策研究

43、电子商务中信用炒作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44、论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问题

45、法律视野中的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平台

46、中国电子商务法治时代来临

47、论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48、现行电子商务法规机制研究

49、大学生网购纠纷及对策研究--以在杭高校为例

50、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法律问题

51、浅析电子商务中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问题

52、电子商务企业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53、法律视角下网络团购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54、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则的法理分析

55、第三方支付法律问题研究

56、国际经贸电子商务对中医药贸易实务的影响及相关问题研究

57、论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法律保护的路径

58、 C2C交易模式下的物流法律纠纷

59、电子商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及法律机制分析

60、我国电子商务企业税收征管的现状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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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防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对策措施既然职务犯罪是社会诸多矛盾和因素的综合反映，既然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预防之策必须是紧密联系金融行业的实际，实施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针对当前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发案的共性原因，防范对策措施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构筑起拒腐防变和防范案件的思想和道德防线。金融业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员工的思想动态，加强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坚持业务发展和员工政治思想工作“两手抓”，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依法合规、遵章守纪、稳健经营、规范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员工珍惜职业生命，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遵章守纪、规范操作的自觉性，防患于未然。 2、进一步完善金融内控机制，构建案件风险防控体系。一要坚持制度先行的原则，狠抓规章制度执行和落实，严禁违规操作和越权办事，严防出现制度监控的盲区。二要采取强制性措施，严格执行重要岗位人员定期轮岗、换岗以及休假制度。三要根据“下管一级、监控两级”要求，切实加强对基层机构负责人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对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重要岗位或部门负责人的动态监督和管理。四要提高保卫监管力度，真正做好防范抢劫、盗窃和工作，提高技术防范水平。 3、加强稽核监督检查，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在抓制度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规章制度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切实履行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管理，加强监督，把关键部位、关键环节，作为预防工作的重点，加大稽核监督检查的力度。 4、建立有效的法制监督制约机制。实行体外监督，体内查处；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违纪的重大案件，应同时追究相关领导责任；提高科技含量、减少隐患，及时发现和严厉惩处违法犯罪活动。 5、建立健全立体监督防犯体系。通过各种监督形式，使金融法规、政策、原则、决议、条例、操作规程及各项规章制度得以贯彻执行，保证金融各项经济活动健康、稳定、顺利地进行。

贪污腐败的最新毕业论文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方法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产物，存在于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国家。它的出现，破坏了民众信念、社会公平、国家体制，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有关反腐倡廉探讨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形势与政策有关反腐倡廉探讨的论文篇一《对“反腐倡廉”问题的思考》摘要：贪腐现象在当今社会极为普遍，危害深远，不治不行。本文从社会现状入手，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找对原因、对症下药。关键词：贪污腐败;现状;原因;解决途径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贪腐问题目前已成为顽症。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各有所不同，危害及深。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贪腐问题愈演愈烈，呈蔓延趋势，直接损害着党的形象，伤害着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时候。提倡廉政、惩治腐败，已迫在眉睫，这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反腐倡廉的现状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对贪腐问题一直是立场坚定，并不遗余力的同腐败分子作斗争。如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全会首次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意预防”反腐倡廉十六字方针。党的十七大，又把这一方针写进新修订的党章，先后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等文件，《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关于2011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责任分解的意见》、《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法从政若干准则〉实施办法的通知》等，显现出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重大决策，取得了成效。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报告，十年间，我党查出了__、陈良宇、刘志军、林世成、郑莜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大案要案;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间，已有万余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24584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近日，__已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以来，又查出一批违纪违规干部。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亚力，因其之子李正源涉嫌醉驾殴打执法交警等被停职，接受调查;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因给情妇承诺书网贴，山东省纪委已经立案调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王有明，因腐败问题被查出，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原广东省揭阳市委书记、现广东省人大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弘平，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广东省英德市政府副秘书长、公安局原局长郑北泉，因涉嫌徇私枉法和严重经济问题纪检部门立案调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广东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吕英明，因涉嫌严重经济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因不雅视频有关问题，被免去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书记朱渭平，因生活腐败和严重经济问题，被江苏省纪委双规等27名厅局级以上干部。正如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这也充分表明了我党在惩治腐败问题的决心。二、贪腐问题的原因党的报告和中央纪委向党的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党的十七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绩。但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贪腐问题还没有彻底得到遏制，今后的反腐倡廉工作任务还十分艰巨。为了解决好贪腐问题，我们首先是查明存在贪腐屡禁不止的原因，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再采取必要、有效的措施加以遏制。 (一)从我国目前查出的贪腐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传统的政体中，人治、家长制的作风占主导地位，导致“一把手”腐败，并趋于上升。如：__、许宗衡腐败案等。第二、涉案官员有的“带病”上岗、有的“带病”部门之间调整工作岗位、有的“带病”被提拔。如：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王有明腐败案，是因山西省晋城市担任国土资源局长期间的贪腐问题被查出;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广东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吕英明，因涉嫌严重经济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记者在广东省政府网站看到，去年10月份省政府任命官员名单上有吕英明的名字，任命为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而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吕英明的任命通知是去年11月8日下达，吕英明从上任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到被纪委调查，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三、国内贪腐国外洗钱、消费。2010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 18224 件，同比增加 ;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 2723 人，同比增加 2%，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1282 人，追缴赃款赃物计 74 亿元。贪污、挪用、逃资海外、公款消费……光是吞噬国有资产的方式就不可胜数，例如近期发生的江西贫困县财政局官员套取约近亿元资金携老婆潜逃案件，震惊全国。第四、腐败分子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生活上的富有和享乐，向资本积累型转化，他们的贪腐资金从几万元上升到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有的甚至上亿元。如：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受贿金额高达4732万元，称为“江西第一贪”。再如：据记者了解，朱渭平被调查共涉及两大原因，一是其生活腐败，有多名情人，其二因有企业界人士实名举报，或涉及贪腐资金上亿元。朱于9月底被双规之后，纪委调查组人员在其家中搜出存折和房产证若干。第五、我国纪检监察机关每年查办腐败案件和腐败人数同比均为上升。如：2010 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同比增加，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同比增加 2%，这说明腐败分子前赴后继，这边腐败被查处，那边腐败还在滋生。表明我国腐败已经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增长期，出现了笑廉不笑贪的社会风气。第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败的手段更隐蔽。如：在工程项目招投标中，受益人为达到中标目的，他们串通其他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陪标，已成潜规则。再如：腐败分子为隐蔽资产，躲避房产实名制登记，他们利用假户口、假身份证办理房产证，事情败露后，出现了房姐、房妹、房嫂、房祖宗。 (二)从已经暴露的腐败问题和贪腐特征来看，滋生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不健全是滋生腐败的原因之一。从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来看，好像是人的素质问题，但实质上是制度缺失引起的。一是制度不配套，偏重制定要求式的实体制度，而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保障制度相对缺乏，致使一些制度执行起来弹性很大，容易变形走样;再是监督制度的制度、监督权力的权力偏软，使得一些制度成了摆设。主要表现在：一是，按照规定在岗的国家公务员、领导干部，他们每年是要进行考核的，可这些“带病”的公务员、领导干部又是怎样被考核过关的呢?干部的升迁、任免按规定是要进行推荐、考察、公示、组织批准等程序的，可这些 “带病”的干部又是怎样能进行部门之间工作岗位调整、甚至被提拔呢?二是每个国家公务员、领导干部都有廉政承诺，要定期签订廉政协议，建立廉政档案，可他们腐败了，这些承诺、协议都成了废纸一张。三是现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只要求申报个人工资，不要求申报家庭;只申报劳务收入，不申报非劳务收入……导致一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流于形式。 2、监督不力这是滋生腐败的原因之二。从这些年的腐败案例来看，腐败现象产生于监督不力或无监督状况中，尤其是对主要领导干部，上级监督部门距离远听回报，每年廉政考核了事;同级监督部门怕丢乌纱帽，不敢管;普通老百姓难易靠近领导，管不了;新闻媒体监督有风险，阻力大。这样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可以监督绝对的权力是必然导致腐败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监督部门平时发文件、听汇报，年终对所属考核合格即可完成任务，民不告，官不揪;二是同级监督部门的人权、财权在同级党委、政府领导的手里攒着，你敢吗?三是下级官员一部分人想让上级领导提拔重用，你能吗?另一部分人是事不关己，当老好人，你好、他好、大家都好，他们对自己的领导年终考核投票没有不合格的;四是老百姓对自己的父母官难以靠近，你找他时，或被拒在大门外，他下乡视察时要黄土铺路、警车开道，要地方官员护着，老百姓只有欢迎的份，能说实话吗?五是新闻监督，要么领导没时间，要么领导不在家，推三阻四。 3、思想教育缺失，道德观念差，这是滋生腐败原因之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先进的、腐朽的思想观念流入我国，先进的经验技术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腐朽的思想观念同我国封建的、旧的传统意识相融合，滋生了腐败的土壤。致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陷入腐败的泥潭。如：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沦为“江西第一贪”，案发后，在《悔过书》中写到：“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是追求当官发财、大富大贵”，“只有自我、只顾自我、只为自我的思想深入到我骨髓里”。三、遏制贪腐问题的主要途径反腐倡廉建设已刻不容缓，以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期盼，回应时代的迫切呼唤，适应形势的客观需要。 1、强化反腐倡廉教育，牢固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主要是：(1)教育要贯穿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不断深化理想信念、廉洁从政、廉洁为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2)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思想教育融入领导干部的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3)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通过廉政教育基地建设，进行对勤政廉政先进典型的宣传，树立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反腐败的信心。 2、强化制度建设，使制度真正成为权力的“笼子”。主要是：(1)完善领导干部任免、提拔制度，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直接选举范围，解决“带病”干部被提拔重用的问题。(2)完善重大问题决策制度，杜绝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脱离实际，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决策失误。(3)完善公务员、领导干部考核和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使他们权利真正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解决干部“带病”在岗问题。(4)完善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以维护党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5)完善党员干部监督制度，解决上级监督部门管得到，同级监督部门敢于管，新闻监督无风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问题。 3、强化监督机制，使权利真正装进制度这个“笼子”里。主要是：(1)对现有的监督部门实施机构设置、人员配制、经费配备等由中央统一管理或效仿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机制，解决同级监督部门监督软的问题。(2)对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办事能力和办案水平。(3)鼓励新闻部门参与监督，对扰乱新闻部门正常监督调查者，坚决依法惩治。(4)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畅通监督渠道，奖励监督有功人员等。 4、强化与国际组织合作，切断腐败分子国内贪腐国外洗钱、消费链条。主要是：(1)、遣返犯罪分子，进行法律制裁，让贪腐分子打消潜逃幻想。(2)返还贪腐资金，减少国家经济损失。 5、加大处罚力度。2013年新交规的出台，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人提出处罚力度过大等质疑，但毋庸置疑的是效果很好，擅闯红灯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事故率也下降不少。那么治理贪腐为何不能借鉴?对于经核实的贪污腐败案件，可以加大处罚力度，以儆效尤，让其他想贪的;已经贪，还想继续贪的不敢再贪。社会贪污腐败现象的治理无法一蹴而就，要想做到标本兼治，不仅要从体制、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更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从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出发，逐渐形成一条从制度约束到道德约束，从紧靠政府部门查办到基层人民群众参与的链条，才能切实有效的控制贪污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