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的最新毕业论文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方法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产物，存在于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国家。它的出现，破坏了民众信念、社会公平、国家体制，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有关反腐倡廉探讨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形势与政策有关反腐倡廉探讨的论文篇一《对“反腐倡廉”问题的思考》摘要：贪腐现象在当今社会极为普遍，危害深远，不治不行。本文从社会现状入手，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找对原因、对症下药。关键词：贪污腐败;现状;原因;解决途径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贪腐问题目前已成为顽症。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各有所不同，危害及深。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贪腐问题愈演愈烈，呈蔓延趋势，直接损害着党的形象，伤害着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时候。提倡廉政、惩治腐败，已迫在眉睫，这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反腐倡廉的现状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对贪腐问题一直是立场坚定，并不遗余力的同腐败分子作斗争。如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全会首次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意预防”反腐倡廉十六字方针。党的十七大，又把这一方针写进新修订的党章，先后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等文件，《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关于2011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责任分解的意见》、《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法从政若干准则〉实施办法的通知》等，显现出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重大决策，取得了成效。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报告，十年间，我党查出了__、陈良宇、刘志军、林世成、郑莜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大案要案;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间，已有万余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24584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近日，__已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以来，又查出一批违纪违规干部。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亚力，因其之子李正源涉嫌醉驾殴打执法交警等被停职，接受调查;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因给情妇承诺书网贴，山东省纪委已经立案调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王有明，因腐败问题被查出，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原广东省揭阳市委书记、现广东省人大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弘平，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广东省英德市政府副秘书长、公安局原局长郑北泉，因涉嫌徇私枉法和严重经济问题纪检部门立案调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广东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吕英明，因涉嫌严重经济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因不雅视频有关问题，被免去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书记朱渭平，因生活腐败和严重经济问题，被江苏省纪委双规等27名厅局级以上干部。正如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这也充分表明了我党在惩治腐败问题的决心。二、贪腐问题的原因党的报告和中央纪委向党的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党的十七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绩。但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贪腐问题还没有彻底得到遏制，今后的反腐倡廉工作任务还十分艰巨。为了解决好贪腐问题，我们首先是查明存在贪腐屡禁不止的原因，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再采取必要、有效的措施加以遏制。 (一)从我国目前查出的贪腐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传统的政体中，人治、家长制的作风占主导地位，导致“一把手”腐败，并趋于上升。如：__、许宗衡腐败案等。第二、涉案官员有的“带病”上岗、有的“带病”部门之间调整工作岗位、有的“带病”被提拔。如：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王有明腐败案，是因山西省晋城市担任国土资源局长期间的贪腐问题被查出;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广东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吕英明，因涉嫌严重经济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记者在广东省政府网站看到，去年10月份省政府任命官员名单上有吕英明的名字，任命为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而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吕英明的任命通知是去年11月8日下达，吕英明从上任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到被纪委调查，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三、国内贪腐国外洗钱、消费。2010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 18224 件，同比增加 ;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 2723 人，同比增加 2%，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1282 人，追缴赃款赃物计 74 亿元。贪污、挪用、逃资海外、公款消费……光是吞噬国有资产的方式就不可胜数，例如近期发生的江西贫困县财政局官员套取约近亿元资金携老婆潜逃案件，震惊全国。第四、腐败分子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生活上的富有和享乐，向资本积累型转化，他们的贪腐资金从几万元上升到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有的甚至上亿元。如：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受贿金额高达4732万元，称为“江西第一贪”。再如：据记者了解，朱渭平被调查共涉及两大原因，一是其生活腐败，有多名情人，其二因有企业界人士实名举报，或涉及贪腐资金上亿元。朱于9月底被双规之后，纪委调查组人员在其家中搜出存折和房产证若干。第五、我国纪检监察机关每年查办腐败案件和腐败人数同比均为上升。如：2010 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同比增加，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同比增加 2%，这说明腐败分子前赴后继，这边腐败被查处，那边腐败还在滋生。表明我国腐败已经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增长期，出现了笑廉不笑贪的社会风气。第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败的手段更隐蔽。如：在工程项目招投标中，受益人为达到中标目的，他们串通其他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陪标，已成潜规则。再如：腐败分子为隐蔽资产，躲避房产实名制登记，他们利用假户口、假身份证办理房产证，事情败露后，出现了房姐、房妹、房嫂、房祖宗。 (二)从已经暴露的腐败问题和贪腐特征来看，滋生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不健全是滋生腐败的原因之一。从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来看，好像是人的素质问题，但实质上是制度缺失引起的。一是制度不配套，偏重制定要求式的实体制度，而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保障制度相对缺乏，致使一些制度执行起来弹性很大，容易变形走样;再是监督制度的制度、监督权力的权力偏软，使得一些制度成了摆设。主要表现在：一是，按照规定在岗的国家公务员、领导干部，他们每年是要进行考核的，可这些“带病”的公务员、领导干部又是怎样被考核过关的呢?干部的升迁、任免按规定是要进行推荐、考察、公示、组织批准等程序的，可这些 “带病”的干部又是怎样能进行部门之间工作岗位调整、甚至被提拔呢?二是每个国家公务员、领导干部都有廉政承诺，要定期签订廉政协议，建立廉政档案，可他们腐败了，这些承诺、协议都成了废纸一张。三是现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只要求申报个人工资，不要求申报家庭;只申报劳务收入，不申报非劳务收入……导致一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流于形式。 2、监督不力这是滋生腐败的原因之二。从这些年的腐败案例来看，腐败现象产生于监督不力或无监督状况中，尤其是对主要领导干部，上级监督部门距离远听回报，每年廉政考核了事;同级监督部门怕丢乌纱帽，不敢管;普通老百姓难易靠近领导，管不了;新闻媒体监督有风险，阻力大。这样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可以监督绝对的权力是必然导致腐败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监督部门平时发文件、听汇报，年终对所属考核合格即可完成任务，民不告，官不揪;二是同级监督部门的人权、财权在同级党委、政府领导的手里攒着，你敢吗?三是下级官员一部分人想让上级领导提拔重用，你能吗?另一部分人是事不关己，当老好人，你好、他好、大家都好，他们对自己的领导年终考核投票没有不合格的;四是老百姓对自己的父母官难以靠近，你找他时，或被拒在大门外，他下乡视察时要黄土铺路、警车开道，要地方官员护着，老百姓只有欢迎的份，能说实话吗?五是新闻监督，要么领导没时间，要么领导不在家，推三阻四。 3、思想教育缺失，道德观念差，这是滋生腐败原因之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先进的、腐朽的思想观念流入我国，先进的经验技术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腐朽的思想观念同我国封建的、旧的传统意识相融合，滋生了腐败的土壤。致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陷入腐败的泥潭。如：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沦为“江西第一贪”，案发后，在《悔过书》中写到：“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是追求当官发财、大富大贵”，“只有自我、只顾自我、只为自我的思想深入到我骨髓里”。三、遏制贪腐问题的主要途径反腐倡廉建设已刻不容缓，以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期盼，回应时代的迫切呼唤，适应形势的客观需要。 1、强化反腐倡廉教育，牢固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主要是：(1)教育要贯穿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不断深化理想信念、廉洁从政、廉洁为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2)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思想教育融入领导干部的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3)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通过廉政教育基地建设，进行对勤政廉政先进典型的宣传，树立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反腐败的信心。 2、强化制度建设，使制度真正成为权力的“笼子”。主要是：(1)完善领导干部任免、提拔制度，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直接选举范围，解决“带病”干部被提拔重用的问题。(2)完善重大问题决策制度，杜绝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脱离实际，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决策失误。(3)完善公务员、领导干部考核和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使他们权利真正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解决干部“带病”在岗问题。(4)完善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以维护党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5)完善党员干部监督制度，解决上级监督部门管得到，同级监督部门敢于管，新闻监督无风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问题。 3、强化监督机制，使权利真正装进制度这个“笼子”里。主要是：(1)对现有的监督部门实施机构设置、人员配制、经费配备等由中央统一管理或效仿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机制，解决同级监督部门监督软的问题。(2)对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办事能力和办案水平。(3)鼓励新闻部门参与监督，对扰乱新闻部门正常监督调查者，坚决依法惩治。(4)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畅通监督渠道，奖励监督有功人员等。 4、强化与国际组织合作，切断腐败分子国内贪腐国外洗钱、消费链条。主要是：(1)、遣返犯罪分子，进行法律制裁，让贪腐分子打消潜逃幻想。(2)返还贪腐资金，减少国家经济损失。 5、加大处罚力度。2013年新交规的出台，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人提出处罚力度过大等质疑，但毋庸置疑的是效果很好，擅闯红灯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事故率也下降不少。那么治理贪腐为何不能借鉴?对于经核实的贪污腐败案件，可以加大处罚力度，以儆效尤，让其他想贪的;已经贪，还想继续贪的不敢再贪。社会贪污腐败现象的治理无法一蹴而就，要想做到标本兼治，不仅要从体制、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更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从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出发，逐渐形成一条从制度约束到道德约束，从紧靠政府部门查办到基层人民群众参与的链条，才能切实有效的控制贪污腐败现象。

论腐败与反腐败毕业论文

正确看待当前党内腐败现象内容：一、法制、体制建设滞后于经济体制建设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变革时期。从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这种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数据所作的统计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265美元至1075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也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往往会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如物价上涨、失业严重、犯罪率高、环境污染等，其中也包括出现腐败问题。之所以在这个时期腐败现象会呈现多发易发态势，是因为，一方面这个时期体制、法制建设往往滞后于经济建设，在管理上会有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使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会使资源短缺，进而使资源配置不平衡状况加剧，客观上为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提供了机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件长期的事情，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短，进程快，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没有根好地建立起来，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没有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民主与法制也还不健全，这就使腐败的滋长蔓延有了客观条件，有易发多发的可能性。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能够激发人们讲求效益，鼓励人们注重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它也容易诱发人们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极端个人主义；比如，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可以使人产生危机感、紧迫感，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人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托关系跑门子，腐蚀拉拢领导干部，再加上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就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对此，我们既要努力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又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新问题，取其长，避其短。既要利用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发展经济，又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来克服其消极的一面，防止腐败的发生。三、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着种种不良因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腐败现象的产生，与人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有关。就目前而言，在思想意识领域还存在着一些不良因素：1．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封建社会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主要特征：一是残酷剥削。地主占有土地，农民只能耕种地主的上地。二是封建专制。政府由个人意志主持，皇权至高无上。三是官僚统治。四是小生产。即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经营。这种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容易培育出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至今不过才50多年，这些封建残余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清除掉，还将长期存在，而且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旦条件适宜，就要滋长和蔓延。2．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条强国之路。但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会乘隙而入，加之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对党风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很大的腐蚀作用。3．改革开放和发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深刻影响。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利益主体和就业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各种观念纷繁杂陈。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考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容易发生扭曲，滋长一些错误思想。4．社会分配不公使一些党员干部产主心理失衡。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在许多领域，个人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和创造的财富与个人从社会得到的报酬常常不成正比，特别是党政机关干部的收入普遍较低，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心理严重失衡。四、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腐败成本是指腐败者为获得私利而支出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腐败收益是指通过以权谋私而取得的各种非法收益。由于腐败人是理性的，是经济人，是追求利润最大值的主体，因此，当他判断其预期“腐败成本”大于其“腐败收益”时，他将不会实施腐败。相反，当他判断其预期“腐败成本”低于其“腐败收益”时，他将会实施腐败，马克思曾经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会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会挺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它就敢冒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就我国目前而言，在一些领域腐败成本远远低于腐败收益。比如，1998年有关部门从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家里搜出来的财产竟达1400多万元。法院在审判戚人员时作了统计，戚火贵夫妇工作20多年，即使不吃不喝，他们的所有收入也不过20余万元，与1400多下元相差何其之大。面对如此巨大的腐败收益，对于利益主体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按经济学原理，任何低成本、高收益，必然同时带来高风险。但作为腐败，有其特殊性。一般而言，腐败行为几乎都是与权力的行使结合在一起的，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不仅成本很低或根本就没有成本，而且能不能暴露，又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也就世说，风险系数不大。即使发现了，也往往因法律不健全，许多东西定不了性，就是被判了刑，也往往有轻刑、级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多种手段来减少或逃避惩罚，正所谓“处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这样，必然导致一些胆大妄为的腐败者趋之若骛。五、反腐败政策落实不彻底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针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始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要求全党动手，党政齐抓共管。但是，至今仍有一些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对立起来，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有些地区和部门抓反腐败工作只停留在开会、讲话、发文件上，不抓工作落实，搞形式主义；有些地区和部门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工作薄弱，漏洞很多；有些地区和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对管辖范围内反腐败任务的落实情况没有认真监督检查；有些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甚至带坏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风气，引发许多腐败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由于以上原因，党政齐抓共管反腐败的局面在有些地区和部门还没有形成，以致一些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抑制的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抑制。（

邮箱多少先给你一篇，还有两篇，你要是想要，可以给你。反腐倡廉论文千百年来妇孺皆知；明朝的海瑞，一心为民，两袖清风，博得举国爱戴；清代的于成龙，一身清廉，蜚声朝野，同样也是众所周知。在当今时代里，也有孔繁森、牛玉儒、郑培民、任长霞、梁雨润等同志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在服务人民中，心甘情愿地做人民的公仆。他们的事迹传遍了神州大地，他们的精神万人颂扬。是的，无论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清正廉洁却永远是时代的呼唤。然而，遗憾的是，与这些闪光的名字相对的，也有那么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成克杰、胡长清、毕玉玺、田凤山、王怀忠……他们都曾身居高官、大权在握，他们都曾被鲜花、掌声、荣誉包围，但他们却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滥用手中的权利，走上了腐败的深渊，走向了人生的毁灭，成为人民的罪人，受到世人的痛斥与唾弃。天堂到地狱的坠落，纯洁到肮脏的蜕变，只在于一瞬间的邪念，但就是这一瞬间的邪念却使得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心的腐化，导致了欲的横生，最终使其完完全全地退化成了盗取人民利益的硕鼠，遭到了人人喊打的下场！面对着这些，我们党要团结一致，站在新起点肩负新使命，谋求新发展开创新局面，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管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要高度重视政治纪律，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保证全党始终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勤俭办一切事业，认真执行中央有关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规定。加强党风廉政教育，认真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把反腐倡廉教育列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以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案件为重点，严肃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执法权、行政审批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的案件。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各方面问题。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化治本抓源头工作。加大改革和制度创新力度，把规范权力运行、健全市场机制、强化监管惩处结合起来，力争在治理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方面取得新突破。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确保权利正确行使。认真贯彻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加强对民主生活会、诉职诉廉、诫勉谈话和函询等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农村、国有企业（含有金融机构）、高等学校和城市社区党风廉政建设。结合开发公司实际，作为处于发展阶段的我们更加应该牢记党的使命遵循党的宗旨，始终保持清正廉洁。通过加强理论学习来牢固防线，提高全体员工自身修养，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保持政治上清醒，防止思想庸俗化，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公司每个人都能将把本职工作做到善始善终。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在反腐败斗争发挥应尽的义务！

毕业论文腐败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大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行政机关效率的提高

一。行政效率的概念及作用

1、行政效率的概念

在行政管理中投入的工作量与所获得的行政效果之间的比率，是人们在单位时间内和空间内开展行政活动获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社会效果。简言之，行政效率是效果与消耗之比。效果是指有形的社会效果和无形的社会效果;消耗是指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方面的综合消耗。

从包含的内容上理解行政效率是行政工作的效果与消耗之比，即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产出或效益之间的比例。这个涵义主要包含三部分：

1.行政资源。行政资源指的是行政活动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各种资源的总合。行政资源的基本特点是稀缺性，即对于行政工作的需要来说，行政资源总是缺乏的。

2.行政产出与行政效益。行政产出指的是行政活动所得到的结果，它可能是有形的，如行政修建的高速公路、拦河大坝;也可能是无形的，如某一项规则、制度或某一种精神。行政效益指的是行政产出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如行政制定的某项政策所引起的公民、社会、法人、组织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变化就是行政效益。

3.行政效率是一种比值关系。行政效率是将行政效益或行政产出与行政资源相比而得到的，但是由于行政效率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行政效率不可能简单的用一个数值来衡量，所以它体现的是一种比值关系，在实践中本身并不一定是数值结果。要得出某个行政行为效率的高低，在给定条件下，可以用数值来衡量。

2、行政效率的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整个社会正处于转轨和变革阶段。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时期，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新旧意识、新旧工作方式和程序之间的矛盾大量涌现，这就特别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行政通过高效的行政管理工作来把握全局、协调关系、及时解决问题，制订和引导事物的发展方向，积极有效地推进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使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本文从中国时代需要的现实出发，探讨行政效率的确切涵义、要素等，深化了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管理改革的认识。

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归结到最后就是科技竞争和管理水平的竞争。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国民经济GDP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本文以行政效率的基本理论，旨在为新时期提高行政效率的路径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二、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

1、权责不清，分工不明

行政责任划分不明或划分过细造成部门职能相互交叉或责任“真空”,结果是谁都想拥有权力，但谁都不愿承担责任，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官僚主义严重。

行政责任利益化、个人化。行政工作人员将行政的责任和功能从属于自己，作为自己获取利益的手段和途径。行政部门成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官僚主义、部门保护主义、集体犯罪、腐败现象由此滋生。

行政责任的特殊性，决定了行政责任缺失将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行政责任不明确、模糊不清，增加了行政权力运行中被滥用的可能性，违背了行政合理性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会造成办事程序繁琐、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责任的缺失还将导致行政道德水准以及欢府诚信水平的下降。责任行政要求行政公务人员作出任何与其责任相背离的行为，都应当承担其后果，即使得不到法律的惩罚，也应受到道德的遣责。行政责任的缺失，使得责任不能落到实处，行政决策就会受损或夭折，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公众对行政的认同将大大降低，行政的诚信度也将受到巨大的挑战。“如果责任机制含糊不清，那些潜在的问题必将形成对整个管理主义模式的挑战，缺乏责任机制可能意味着行政人员的为所欲为，并且潜在的腐败行为将到处发生”.

2、机构的设置不完善

行政职能是行政机构设置的依据和行为规定，而机构是职能的载体，行政机构设置是履行行政职能的体制保障。从目前行政机构设置情况看，尚存在较多问题。

(1)存在“一刀切”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的几次机构改革，基本上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的。上级政府为了达到机构改革诸多刚性指标的要求，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对下一级机构改革做出硬性规定，集中在机构分合、人员增减上做文章，确定改革方案。地方政府也往往脱离实际需要，简单地照抄照搬中央政府职能转变的一套现成说法，不仅忽视了中央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市)政府职能在内容和实现方式上的差别，也没有从理论上搞清合理的政府规模，只是简单地认定机构和人员太多，必须按百分比精简。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只能是手段上升为目的，形式替代了实质，改革始终无法跳出传统的怪圈。

(2)存在着“形式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机构精简方面，或是按主观确定的机构数量，强行精简机构，导致“多牌机构”的问题;或是把政府机关的牌子换成了公司的牌子，却在实际上继续承担行政职能，造成所谓“翻牌公司”的问题。在人员的定岗分流过程中，方法过于简单，有的地方按照主观确定的百分比强行精简，造成人员不在编制办的登记簿上，而实际上仍然吃财政饭的所谓“多面人员”现象;有的地方搞亲亲疏疏，搞论资排辈，或者简单地以考试成绩定人员去留，背离了行政人员选任工作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还有一些机关玩“行政编制”变“事业编制”的数字游戏，把事业单位作为人员分流的主渠道，使事业单位成为人员安置的“蓄水池”和“避风港”,使机关人员分流流于形式。

3、激励、用人机制不健全

(1)行政激励机制不完善，专业人才流失严重。行政人员制度中提供的激励因素不强，按部就班的晋升和按章办事的奖励很难留住优秀人才。从2011年，在人事部抽查的21个中央部委中，流失本科学历以上的行政人员1039人;其中流失比重大的是专业人才。特别是涉及外语、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涉外审计等专业人才。

(2)行政录用制度不完善，许多专业性人才不能进人政府部门。我国行政人员队伍基本上是逢进必考，这对选拔初级行政人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又将大最具备一定阅历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档在队伍之外，使我国政府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

4、行政法律和体制不健全

从现有的问责事件看，各地出台的有关行政问责法规的问责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许多地方和领域，都只有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后，才能促成相关责任人被动辞职。而有些地方可能规定得很细致，例如，工作时间上网聊天，擅自离开岗位等等，可以给与处罚;以此作为治理“庸官”和“懒官”的根据。而且总的看，目前“引咎辞职”还锁定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尚未真正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领域。这与西方社会广泛的引咎辞职事项相比，显然范围是偏窄的。另外，问责对象具体到何人，在党政领导、正副职、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也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5、行政人员素质不高

当前行政人员素质中的倾向性问题是：业务知识“旧”、管理知识“少”、法律知识“缺”.因此，行政官员的才能素质也需要补课。

业务知识“旧”是指，行政官员原有的知识储备与结构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政府工作的需要。对此，行政官员必须加强学习，不断吸取新的业务知识，这样才能顺应国际潮流，把握本行业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然而，当前行政官员的学风中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行政官员业务知识“除旧布新”非常不利。这些问题有：一是学风不浓、玩风太盛。在一些机关中，上班聊天、干私事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二是学风不正，形式主义严重。一方面把理论学习当作例行公事，学几篇文章、背几句理论、记几条命题完事;另一方面，把学历当作门面装饰，混一张文凭了事。

三、提高行政效率的建议

1、加强行政责任建设

责任政府具有个体、集体和制度三个意义上的理念。良好的责任政府需要有善于、勇于和敢于承担责任的政府官员，还要有明确的、平等的集体关系，更需要有良好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的责任制度程序。

我国目前刮起的追究责任的风暴，是责任行政建设的开始，与长远的良好的制度的形成，还有相当距离。当然，努力总是从此时此地开始的。猛烈的风暴，有利于快速启动责任行政的建设和发展，但要让责任行政真正得到发展，关键是需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1)确立政治责任

担负重要政治领导责任的官员，必须获得组织和民意两个方面的支持。目前，我国大都是组织部门推荐任命行政人员，应该立法使这些行政人员得到政党组织和群众意愿两个方面的支持和监督。为此，组织人事部门应制订严格、周密的人员任用规章，制订详细的奖励、处罚条例。此外，还应建立官员定期向群众述职和接受群众质疑和咨询的制度。

(2)确立行政责任

对各级从事行政性工作的行政人员，要制订定期行政考核制度。此种考核既要具有科学性，又要具有可操作性，不是一般性批评或表扬。业务方面，应该按照不同工作特点，分等级制定政绩、失误、错误等褒奖、惩处条款。工作态度方面，也应该有考核责任感及敬业程度的明确条例。依据以上诸项条款，定期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行政人员作出晋升、继续使用、留用察看直至撤职、开除等处理。

(3)确立专业部门责任

政府的专业部门，如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公安部门以及气象、地震等部门的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对这种部门，应该有专门的责任立法。这种专业责任应该分为单位责任和值岗个人责任两种。对人才培养、疾病防控、群体安全等专业管理部门及其从业人员应该制定高标准、严要求的责任制度及人员任用原则和奖惩条例，定期由监察部门和民意部门进行检查和评估。

(4)确立行政执法责任

行政执法部门的官员，承担的是执法的责任。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治安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生产安全监督部门等。这些部门只对法律负责，不对问题本身承担责任。比如，交通事故发生了，警察的责任是根据法律去处理交通事故，而不会因为有交通事故，就把警察撤职了。当然，因为执法部门工作不力而导致交通事故频频发生，警察就有责任。但一定要确定，行政执法的责任，核心是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对后果负责。对后果负责是行政部门的事情。在这方面，单独确立执法部门的管理和奖励制度是很重要的。

执法不公，也要承担责任。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都是强化其责任的机会。但这往往是对事情，而不是对执法者个人。因为行政诉讼，往往是针对执法部门的具体行政执法行为，而不是针对某个人。当然，如果某个执法者发生一定数量的行政诉讼，也不排除在行政管理上对其有所处理，但这是一个大数概念，而不是一旦有行政诉讼，就把这个执法者开除了。职、责有别是制定执法责任的特点。

2、改革机构，建立合理的行政组织

“政府雇员制”是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政府部门创新机制，引进急需高端人才的一种适应时代需求的新举措。政府雇员能凭借技术优势直接上岗无须培训，基本不占用编制，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压缩了政府人员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技术精英行政理念，符合了现代政府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嬗变的内在行政规律，有助于建立起小而强的政府模式，加强政府能力，迎接未来的工作。它的实施有助于政府用人观念更加理性化，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积极营造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专家认为，政府雇员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符合公共管理服务市场化的改革趋势;有利于调动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节约政府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在公务领域适当引进竞争，减少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服务质量，密切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官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经营者与顾客的关系);有利于减少人事管理(任用、考核、晋升、奖惩、调动等)中的腐败，保障公平和公正。

3.完善人才市场，实现行政人才的有效利用

未来我国政府终将走向与市场化接轨、充分开发和利用政府人力资源、更加灵活、效率、弹性的多元化用人模式。而要真正建立多元化的用人模式。

市场经济需要各种资源充分的流动，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人力资源也不例外。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政府也需要广泛吸纳各方面人才，以此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人力资源的市场化要求政府从人才市场中寻找到合适的员工。不管是聘任制，还是人才派遣制，都要以完善的人才市场、充足的人才库为支撑。政府的人才库可以是通过人才派遣公司来筹建的人才银行，政府与人才派遣公司联系，要求人才派遣公司按照政府部门的要求来招募、培训相关人才以供政府使用。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建立自己的人才储备库。作为自身发展的后备人才。

例如：上海长宁、南汇等区的人事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机关、事业单位、居委会的储备人才，通过考试录用的人员行政关系一般挂靠在人事局下属的人才服务公司，录用人员与人才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一定期间内若被机关、事业单位录用则可称为正式员工，否则将解除合同，自谋职业。这种公共管理人才的储备就可以视作行政的人才库建设，既实现人才合理流动，又能发挥人才服务公司的“蓄水池”作用，为政府部门提供源源不断的专业人才。

4、健全行政管理法规和工作制度

制度的建设对于行政问责完全是必需的。“我们不应该单纯地从行政人员个人品质上去寻找原因。事实上，无论是谁处于这种地位，都会根据他自己所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行事。这里可能出问题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府机构内部的约束机制。”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或丝毫都不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社会公共利益不被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损害。“因而，必须建立相关的制度，从法律的高度来给予其强制力的支持。健全行政问责制度需要重点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明确行政问责的对象。行政问责对象的确定，即哪些人应受行政问责制的约束，是建立行政问责制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关于实行党政领导行政人员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笔者认为，在确定行政问责制的问责对象时，应当把握该制度的立法原意。行政问责制的立法是对行政领导行政人员的领导责任和政治责任的过问，是对将领导责任、政治责任法律化所形成的行政责任的追究，超出这一责任范围的不应由该制度加以调整。

(2)明确行政问责事由的范围。问责事由的范围，主要是解决问责对象的哪些行为应当受行政问责制调整。笔者认为，在确定问责事由的范围时，应当牢牢把握权责一致的原则，从权力、职责与责任一致的原则进行考察。要正确认定问责事由的范围，就应该溯源到问责对象的权力和职责。问责对象的职责是对问责对象”应为“内容的具体描述，或者是对其合法活动与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划定，因此成为有效制约问责对象的制度设计。若问责对象未履行或未妥善履其职责，且这种未履行或未妥善履行的行为属于其主观意志能力范围内，就要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不追究其责任，就偏离了法治行政下塑造责任政府的预期目标，损害了权责明晰、以责任规范和约束权力的制度功能;但一味严苛追究领导责任的作法，也与领导行为内在的灵活、应变特性相左，从而束缚他们的工作，挫伤其积极性。因此，基于上述考虑，问责事由的范围不宜太过宽泛。

5、加强培训工作，提高行政人员素质

(1)更新培训理念。

我们应吸取新国外行政人员培训的经验，在推进培训事业的发展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自觉地用改革创新精神更新培训理念。

(2)增强培训动力。

行政人员培训的经验是培训与录用、任用和晋升有机结合，从制度上保证了行政人员培训的质量。这样，不仅官方重视培训，而且行政人员参训积极性也很高。在对行政人员的培训进行考核时，每一名行政人员都有一张卡专门记载其参加培训的成绩，各种成绩相加的总分为学员毕业的总成绩，并以此作为学员毕业分配和晋升职务、职级的重要依据。这种做法值得认真仿效。

(3)完善培训内容

国家行政人员培训在内容上既注意专业训练，又注重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体现了以素养、能力为本的世界培训新潮流。要解决培训的针对性难题，关键点在于培训准备阶段的培训需求分析，即在设计培训的内容时，以行政人员的需求为起点并区分培训的层次，使得各项培训课程能够满足组织与个体的需求，达到预期的目标，提升培训的针对性。

(4)规范培训评估

第一层次是受训者反应的评估，即评估学员对培训课程、培训教师、培训安排的喜好程度。第二层次是受训者学习收获的评估，即学员学习到的知识、技能、态度等及其掌握的程度。第三层次是对受训者行为变化的评估，即学员回到工作岗位后在组织绩效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上的变化。第四层次是对培训项目结果的评估，即考察培训项目给政府带来了哪些改变，学员行为的变化是否对政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等。在科学的培训效果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找出培训中的不足，对症下药，从而更好的提升培训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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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二）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责任编辑：宋敬华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场直播他和自己的粉丝说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知网，知网是中国知网的简称。很多人对这个没有概念，知网是本科论文查重的工具和查资料的工具，也是硕士博士搞科研最最基本的工具和毕业必备工具，换句话说如果你硕士博士阶段没往知网投递过几篇文章就无法毕业。如果一个博士不知道知网这就相当于你读了十年书不知道什么叫期末考试，不知道什么叫书包。如果是简单的大学混日子的行为不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关注，这属于严重学术不端。就比如小学初中学校有的孩子学习再怎么学习不好也不会有人不知道什么叫期末考试吧，也不会有人不知道什么叫数学课吧，翟天临事件就属于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的。要不然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把整个社会都震了三震。确实有够震惊。紧接着国家和学校就开始查他了，果不其然在其中发现了很大问题。于是吊销了翟某人的学历。

反腐败毕业论文

在古代，官员的任免，自家的顶头上司说了不全算，县太爷下面都是吏，六房书吏，世代在当地打杂的，一般不受县太爷的任免，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书吏却不流，待在衙门里送往迎来。再下面是衙役，属于贱民，供站班跑腿之用，也是衙门里现成的，县太爷一般也只是用，不操心他们的人事调动。至于县太爷，都是考试得售，或者捐班买得，由中央政府(吏部)统一派下来的，他们的上司，对下属，可以参劾，但不能任免，参劾，也得有确切的证据，加上上司和下属平常各驻各地，见面不多，纵然有心拍马，机会也不多，所以，官场马屁一时半会还上不了档次。今日一个县委一把手，对县里所有干部的职业生涯而言，都具有生杀予夺的意义。即便是县长、副书记，如果跟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上面一般都会给一把手面子，让他走人。一个县，吃官饭的，数以千计，这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说谁不行，谁就不行，行也不行，想让一把手不喜欢拍马，难；想让大家不拍马，更难。但是，尽管如此，在任何地方，即便是官场风气特别差的地方，还是会存在若干不拍马，或者不太喜欢拍马的干部。按道理，做官的人，喜欢马屁精的概率很高，能爬到某个高位，多半不是傻子，都知道拍马屁者往往动机不纯，甚至别有用心，一个把持不住，弄不好被对方忽悠了，也大有可能。不过，人之所以为人，都是有弱点的，最大的弱点，莫过于喜欢被奉承，换句话说，被拍的感觉，爽！尤其是在拍技日益提高，谀词日渐丰富的今天，拍和被拍的双方，实际上都达到了一种通体舒畅、毛孔尽张、酣畅淋漓的境界。一日没有小妞唱小曲、扭屁股就不能下饭的官员，同样也不能离开下属的马屁。所以，一位县委书记说过，用人，至少得用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做官图什么？但是，大权在握的一把手，在享受吹拍之余，还有政绩的压力。中国现阶段的现代化，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火车头拉动的现代化，政府除了管政府的事，更多地要参与经济活动，甚至主要长官都投身市场，做广告，推介本地产品。在各种政绩考核指标中，GDP的指标，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因此，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政府，不仅有彼此间的公务私务的往来，文牍成灾，公文旅行，名目繁多的礼仪活动，还有大量实务性工作，虽然这种工作有些很不必要，属于对市场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但就工作本身而言，却是真刀实枪，附带业绩指标的。政绩指标的背后，是上级，是决定一把手命运的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既然有具体的业绩指标，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公司，多少要讲求一点效率，因此，就得有人给它干活。用不着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机关，都有少数几个能干的，这些能干的人，支撑了几乎整个机关的业务。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或多或少都有点争议，在组织人事部门那里，属于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的一类人。要问起来，组织部门可以有一大堆说法，比如骄傲自满、目无组织、不守纪律、不拘小节等等，总之毛病很多，比任何人都多，但实际上，他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拍马屁，或者不习惯拍马屁。上级为了政绩，为了指标考核，不得不容忍他们，但是只能用他们干活，不能让他们掌权，所以，一般都是副职正用，小官大用，反正是活儿他们干，荣誉领导或者别人拿，还美其名曰，接受荣誉的考验。能干的人，多少有点才气，有点个性，不乐拍马，往往是个性和才气使然，对于领导重使用而不重用的做法，难免有牢骚，于是加重了领导的不悦。领导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政绩管理的目标体系发生变化，可以掺水造假而较少受到惩罚，那么领导的忍耐度就更加有限，不仅不能容许顶撞，当众发牢骚，而且连腹诽也能明察于秋毫。更进一步，他们已经越来越见不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有人不拍马了。眼见得，各个系统，各个级别的领导们，就大趋势而言，对不拍马的容忍度在下降，越降越快。政绩管理体系造假度越高，领导对不拍马的现象的容忍度就越低，如果某些领域的所谓政绩管理体系，原本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导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本身不含多少硬通货，那么，在这个领域，领导就更加容不得下属不拍马，现在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领域。马屁只是副产品而已现在高校的排名竞争，主要看它们在教育部的考核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主要取决于你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课题数量、级别，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一级学科数量，重点学科数量，重点学科基地数量，进没进211，是否985高校等等，谁的数量多，谁就档次高。这些指标、发表量和课题数，似乎看起来有点“干货”，其实在知情人眼里，也是“水货”，因为这些课题和发表的论文，99％以上，不仅对学术知识增量没有任何贡献，对国计民生，也毫无用处。至于其他指标，不过是中国人编出来糊弄中国人的玩意，同样一个学科，你的就是一级，我就不是，你的是重点，我的就不是，学科凭什么有级？给学科分出级别，也只有官本位的中国人才能想出来，很像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本来，学生的培养，理应是高校的硬指标，学生出息与否，出路好坏，有无学术成就，原本可以作为衡量学校好坏高低的标准，但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走出文凭时代，人们对大学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虚的成分，加之学生毕业之后怎么样，存在相对的滞后期，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上还没有以学生这种“出产”，来衡量大学的好坏的意识，因此大学可以安稳地关起门来玩虚的，自娱自乐。目前高校权重最大的学生培养指标，是看一个学校有多少获得全国博士百优论文的数量，可是百优论文怎么评出来的呢？依旧是学术官僚们自己的事，跟所有类似的评审没有两样。所以，这样培养指标，也依旧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原本最不应该有官气的大学，衙门化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识如此流行，在社会上似乎还有点名气的教授们，为了一个处长、副处长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们，官架子摆得十足，手里不仅权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多了，先要求听话，继而接受拍马，不听话，不拍马，认真作学问，就什么都没有，迅速边缘化，再不就自己走人。教授在他们眼里，不仅成了下属，而且成了差役，到了这步天地，教授们自然无师自通，拍起来了。无论任何场合，开会只要座中有领导，教授们自然会让领导先说，无论领导懂还是不懂，领导说完了，教授们再说的时候，都会自觉重复领导讲话精神，言必称“正如某某领导所说”，领导听了，舒服，而且自得，时间一长，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教授都有专业知识，社会科学的教授，大多熟知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按理性选择原则，拍马屁的投入小，收益高，不拍的反之，所以人们理应趋向拍才是。其实，官场中人，虽然不谙这样的洋理论，但操作起来，也没有不明白的，谁都知道以小博大的便宜，都知道在人屋檐下做人的道理，所以，大趋势，向着拍马的方向前进，早觉悟者，早得济。虚假的政绩，不仅催生出虚伪的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虚胖的学校，于是大学扩张再扩张，比师资扩张快的是建筑，比建筑更快的是各种“点”和基地，比谁都快的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这些数量，转化为新的政绩，再催生更高、更大、更快的高等教育。周而复始，循环升级，几年功夫，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就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博士生的总量，超过了美国。在中国，谁敢说教育是个慢功细活？我们不仅有跃进的速度，更有跃进的气度和胆量。当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风气堕落得居然比官场还快的时候，是可怕的。当一个社会，官场上除了上级之外，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制，可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时候，更可怕。如果连上级的制约，都没有了硬指标可供操作，指标不过是可以相互哄的游戏时，尤其可怕。马屁，仅仅是个副产品而已。回答者： oldbridge - 童生一级 5-28 12:12我来评论>>相关内容• 求两千字以内的邓论,万分谢谢~ • 廉洁修身作文,3000千字内 • 熊振林图片 • 网上投稿有稿费吗？哪里有？ • 结合汉武帝强化检查制度，谈谈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反腐... 更多关于反腐倡廉演讲稿的问题>> 查看同主题问题：反腐倡廉演讲稿其他回答共 1 条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

了详细提纲，那么，执笔时就能更顺利。下面仍以《关于培育和完善建筑劳动力市场的思考》为例，介绍详细提纲的写法：上面所说的简单提纲和详细提纲都是论文的骨架和要点，选择哪一种，要根据作者的需要。如果考虑周到，调查详细，用简单提纲问题不是很大；但如果考虑粗疏，调查不周，则必须用详细提纲，否则，很难写出合格的毕业论文。总之，在动手撰写毕业论文之前拟好提纲，写起来就会方便得多。

有毒，我要的是作文不是你装逼

党风廉政建设个人总结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上级行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各项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现结合本人的实际将一年来个人执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了自觉执行党风廉政规定的自觉性。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去年底新修订的三部金融法律和行政许可法开始施行，今年初《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继颁布实施，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党员干部队伍亟待解决问题的十种表现、中央纪委提出的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及人民银行“十个严禁”、“三个不准”的规定，对切实抓好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一年来我加强学习，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大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思路，不断提高自身思想修养，与党中央和上级行保持了一致。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班子集体领导作用。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班子和群众的积极性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抓党风廉政中一是坚持以身作则不讲特殊，不把自己置于特殊地位。凡是重大决定都由集体讨论后执行，没有个人说了算的现象；二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贴近群众心声，特别是一些好的建议尽可能采纳；三是多与班子通气，多与班子成员沟通，增强透明度，充分发挥班子的凝聚力共同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在干部公选、再贷款审定、大宗物品采购、基建招投标等的管理上，建立了较完善的实施细则，强化了监督，有效的防止了不正之风的产生。
三、廉洁自律，保持共产党员本色。按照中纪委和上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对照各项规定：1、没有收受过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2、没有到任何单位和企业报销过属于自己支付的费用；3、没有违背“十个严禁”、“三个不准”的规定；4、没有拖欠公款、将公款借给亲友或违规到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5、保持了艰苦朴素，没有奢侈浪费和到过高档娱乐场地消费活动；6、没有驾驶公车，用车实行了报告制度。
总之，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和个人廉洁自律方面，我严格执行了有关的制度规定，确保了支行无大案要案发生，无一人一例不廉洁行为，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后我要继续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坚持不懈地抓好全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力争使全行工作跟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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