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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王家卫

发布时间:2024-07-04 12:42:39

本科毕业论文王家卫

《花样年华》被称为一部怀旧经典。就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本身而言,古老而又普通,没有什么新意,无非就是一个讲述婚外恋的爱情故事;就影片的情节来说,既不曲折也不扣人心弦,可以说简单而又平淡。那么,为什么这样一部故事普通、情节简单的影片能被人们称之为经典?关键就在于导演王家卫在影片中所使用的巧妙而别致的表现手法,通过这些艺术手法为这个普通的故事赋予了一个内蕴深广、新颖脱俗的主题,使这部电影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一、影片在主题表现上的含蓄美。艺术贵在含蓄,电影艺术也同样具有这个艺术法则。含蓄的表达使得艺术作品的内蕴更加丰富、使得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令人回味无穷。《花样年华》中正是具有这样的艺术特色。导演王家卫用一种隐喻式和象征式的表现手法,为这部电影增加了内在韵味。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喻意。颇具特色的隐喻和象征式的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得这部作品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上显得既含蓄又有深度。影片不仅仅是反映了周慕云和苏丽珍因为各自的爱人出轨的不幸,也不仅仅是反映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而是映射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人们的普遍的感情生活和道德观念等内容。(一)隐喻式的表现手法对影片主题的含蓄表达。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它的主题并不是直接告诉观众的,而是隐含在每一个细节中,要靠观众去体会的。《花样年华》中王家卫用隐喻蒙太奇和重复蒙太奇技巧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的真实现状,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例如,影片通过苏丽珍替何老板给何太太(何老板的妻子)和给余小姐(何老板的情人)打电话、买礼物的情节,说明了老板也是在情人和妻子之间来回周旋。结合整个剧情,我们无形中就感受到了六十年代,在香港社会的小资们的真实生活和情感现状。不只是苏丽珍的丈夫和周慕云的妻子“出墙”,很多人和他们一样都在外面有情人,而且都是偷偷摸摸的。《花样年华》中,导演正是运用一些系列隐喻式的表现手法,把影片中的人物情感、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等内容暗含在每一个细节中,在深化主题思想的同时,使其在表达上具有含蓄美。隐喻蒙太奇是表现蒙太奇中的一种艺术技巧。隐喻蒙太奇是“把表现不同形象的镜头画面加以连接,从而在镜头的组接中产生比拟、象征、暗示等作用的蒙太奇”[1]能给人一种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的感觉。在《花样年华》中王家卫多次运用隐喻蒙太奇这一手法对影片的细节上的处理,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增加了影片的含蓄美。如影片中 “昏暗的路灯”这一镜头的多次出现,这盏路灯似乎就是苏丽珍寂寞和孤独的内心。丈夫老是不在家,只有她独自一个人每天去小面摊吃饭。犹如街头道路等一样,孤苦伶仃。再如,影片中几次“挂钟”的空镜头的出现,很容易就使观众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无情,很具有隐喻意义。还有周慕云离开香港去新加坡时出现在影片中的一棵树的镜头,这个镜头导演用仰视的角度去拍摄,由一片蓝色的天空和一棵细高的小树组成的画面,交待了场景由香港到新加坡的转换和时间上是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的转换。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暗示着周慕云和苏丽珍之间的感情已经越来越远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永远的不可能了。《花样年华》中这些隐喻蒙太奇技巧在细节处理上的应用,增加了影片主题的含蓄美,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和思绪,使观众无形中感受到了六十年代在香港生活的两个已婚男女之间既相爱而不能爱的无奈、伤感的情绪。此外,《花样年华》中反复出现主人公周慕云和苏丽珍各自走过狭窄的楼梯,从家到小面摊和从小面摊到家的画面。这一画面反复出现,表面上是对主人公生活的表述。而实际上王家卫使用的是 “把表现同一内容的镜头画面在影片中反复出现,以突出、强调这一内容象征意义的蒙太奇技巧”[2],也就是重复蒙太奇技巧。导演之所以要这在故事的开始部分使用这一表现技巧,目的就是要,以他们不断地从楼梯上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画面来象征他们孤独、冷清的生活状况,为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之间发生婚外情埋下了伏笔,同时也隐喻了他们两个人之间会有故事发生。在这部影片中,另一处巧妙使用重复蒙太奇的地方是,周慕云为了写小说在宾馆里租了一间房子,苏丽珍知道后去宾馆看他时,苏匆匆走上宾馆的楼梯,然后又匆匆地走下宾馆的楼梯的镜头反复出现。苏丽珍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上下楼的画面重复很容易就让观众感受到了女主人公激烈的心理斗争。此处暗喻着一种矛盾,实质上对周慕云产生了感情,想去看他,但又因为自己身为人妻,受道德的束缚而避免“跟他们一样”。这里的重复效果,巧妙而贴切的展现了人物的矛盾心理,也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导演在向观众传达这些思想内容时,不是直白的告诉观众,而是把这一切都隐藏在画面的不断重复中,增加了电影的韵味。(二)明暗和色彩对主题的暗示。影片的明暗和色彩虽然不是表现主题思想的主要元素,但是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明暗和色彩在《花样年华》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昏暗的色调和女主人公身上不断变化的服装色彩对影片的主题表达起到了一定的暗示作用。在《花样年华》中,王家卫把绝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影片中采用这样的色调,暗示了故事中的时代气氛、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暗调在《花样年华》中的使用给人造成一种怀旧、伤感的思绪。影片中把人物放在昏暗的楼梯、走廊、阴暗的房间和黑暗的街道中……灰暗的画面效果为影片蒙上了一层时代的影子,很容易使人感受到六十年代香港的社会状况和影片中两个主人公的感情遗憾。暗示着周慕云和苏丽珍不可能击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们终究不可能越过内心中道德的束缚。而且整部影片基本上以灰暗的色调为背景,使主题显得厚重、深沉、压抑,把观众的思绪带入了一种“悲”的状态,使人预感到了影片“悲”的结果,让人感受到了一个发生在六十年代香港的爱情故事的真实。在这部影片中,最具色彩表现力的就是主人公苏丽珍身上的旗袍。苏丽珍身上的旗袍的不断变化间接的映射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心情的变化。导演把女主人公的心理变化用旗袍色彩的变化表现出来。就整个影片中女主人公所穿着的旗袍颜色,比如搬家时、在孙太太家里看丈夫打麻将时、和孙太太他们试电饭锅时、嘱咐丈夫给她老板带皮包时,或是去公司上班时,还是其他时候,一般都是以白色加黑色、白色加蓝色和淡黄色加白色搭配的旗袍。这几种颜色搭配的旗袍是苏丽珍贯穿的。这种几种素色的衣服于影片的灰暗色调、周围环境是相协调的。但是片中好几次出现苏丽珍提着饭盒去小面摊买饭时,她都是一身颜色很暗的旗袍,暗示了她的孤独和内心的寂寞;当他们确定自己的爱人发生婚外恋时苏丽珍去宾馆里见周慕云时,她一身红色的旗袍,这一反她穿衣的一贯风格,与她一向喜欢的衣服颜色形成鲜明反差。这里其实是隐喻了她们之间爱情的产生。苏丽珍趁着房东不在去周慕云家时,一袭黄色的旗袍,象征了他们在一起的愉快和温馨。而当苏丽珍决定要跟周慕云走时,她身上的衣服变成了绿色。绿色是富于生机、象征生命的。这就隐喻了苏丽珍下定决心要和周慕云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当它赶到宾馆时,周慕云已经走了,代表希望的绿色在红色的窗帘、红色的床、暗红色的墙壁映衬下,让人感到的是莫大的失落。代表了“色彩是影视画面的抒情符号,能传递感情,表达艺术家所要表达的情绪”[3]。苏丽珍身上不断变化的旗袍色彩,不仅反映了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而且增强了影片在主题表现上的抒情意味。不断变化的旗袍颜色与暗淡的画面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灰暗色调的映衬下旗袍的色彩变化更加具有了表现力,隐喻作用更加明显。通过色彩的变化,暗喻了人物心理的变化、情感的变化,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深化了主题。暗淡的画面色调,映衬了主题。使得影片的主题表现更加含蓄朦胧。(三)道具的象征意义。在这部电影中,似乎没有多余的东西,每一个镜头、画面,每一段对白、音乐,包括每一件道具在影片中都具有不可代替的象征意味。王家卫没有放过每一个细节对主题的表现作用。影片中的旗袍、绣花拖鞋等道具,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象征意味。不但为影片增添了民族气息,也增加了主题的含蓄性。旗袍是《花样年华》中最具象征意义的道具。苏丽珍身上更换了27次的漂亮的旗袍暗含着多层的象征意义。《花样年华》中导演把旗袍作为一种隐喻道具,无形中向观众传达了故事的信息、人物的情绪变化,起到了塑造艺术形象的作用。“旗袍是中国的传统服装,象征着高贵、典雅”[4],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的服装样式都是旗袍。导演王家卫把这样一件代表高贵、典雅的服饰作为女主人公的唯一服装,可谓用心巧妙。在影片中旗袍象征着苏丽珍高贵的个性特点,她一直对自己、对周慕云说“我们不会和他们一样的”,表现了她心中高贵的个性特点。而且旗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在一定意义上,旗袍在影片中也是传统思想的象征。正是由于苏丽珍的“高贵”个性,以及受到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使她无法克服自我、冲破道德的束缚去追求自己的真爱。这就是成就了他们“无言的爱情”的主要原因。《花样年华》中出现了四次的苏丽珍的一双绣花拖鞋,在影片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房东的突然回来,苏丽珍被控在周慕云家里,为了避嫌,她穿着周妻的皮鞋假装成刚下班回家,于是就把他的绣花拖鞋留在了周慕云的家里。周慕云一直把这双绣花拖鞋珍藏,就连离开香港去到新加坡,他也带着这双鞋。这就为赋予这双绣花鞋特殊的寓意。它象征着周慕云对苏丽珍纯洁而真挚的爱,是二人之间美好爱情的象征。后来,苏丽珍去了一次周慕云在新加坡住所,她并没有见周慕云,在周的房间里默默地停留了片刻就走了,临走时她悄悄的带走了那双绣花拖鞋……刻画出了她对自己和周之间没有结果的爱情的无奈心理。周慕云在屋内到处乱翻,却再也没有找到这双绣花拖鞋,它永远的消失了。绣花拖鞋的消失,是他们之间爱情永远不会有结果的象征。

王家卫的电影有很强烈的象征性,他把武侠、阿飞、杀手们的江湖世界作为动荡、偶然、冷漠的城市生活的隐喻基点,支撑起了现代人的内在焦虑和符码化、模式化的外在生存。

其次是他在叙事时流露出的独特的时间观,他的现在进行时总是在一种怀旧的情怀中进行,因此他的片子有很强的虚无主义,很孤独、无奈的表现出人类的内心世界。

早年经历:

王家卫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定海(今舟山市定海区),5岁的时候跟随父母移居香港,身为海员的父亲远赴马来西亚后留下王家卫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虽然生活贫苦,但他的母亲却几乎每天都会带王家卫去电影院看电影,他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家卫在香港理工学院(后改名为香港理工大学)读平面设计时,他曾一度疯狂地迷恋上了摄影。毕业后,王家卫因为从事所学专业工作不太久,就用业余时间加入了TVB(又名为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制作培训班的编导组学当编剧。然而他并没有在流水线般的无线台呆多久后就选择了离开无线,从事编剧为生。

作为中国最突出的一位风格化导演,王家卫的所有影片都有着一些一以贯之的风格,从工作方式(比如不提前写剧本)到电影语言的运用(手提摄像机的摇晃感、快速频繁的剪辑),从“御用演员”的偏好到电影精神主题的统一。这篇论文主要探讨的就是王家卫电影中独特的精神风格。 如 果说基耶洛夫斯基喜欢把他的主人公人物置于某种“处境”之中,那么王家卫则倾向于营造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包含着某种特定的的气氛、心理、精神、语言风格甚 至某些影像风格。王家卫电影的独特气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这种“状态”的不断营造和反复阐释,他将他所有电影的全部人物,都置于这种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包 含着某种特定的的气氛、心理、精神、语言风格甚至某些影像风格。每一个人都在期冀,有所追求、有所寄托、有所等待,但一切又是如此飘忽不定,与期冀相伴 的,也有更多失望、拒绝、两手空空。不管是《东邪西毒》中盲武士的死,还是《阿飞正传》中无腿小鸟的比喻,亦或是《春光乍泄》中永远追寻不到的远方的大瀑 布,一切的一切都象征着永远的漂泊。

毕业论文王家卫

1、论动画人物造型在现代设计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2、论色彩搭配在设计领域的应用及发展趋势 3、论插画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4、论印刷技术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5、论汉字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6、论平面设计中色彩的应用 7、谈中国平面设计的现状和展望 8、论商业广告宣传画设计 9、论书籍封面设计 10、论贺卡的设计与制作 11、Flash MTV制作 12、Photoshop中婚纱制作模板的设计 13、论建筑漫游动画的设计 14、Auto CAD多层室内建筑图纸的绘制设计 15、论Coreldraw卡通漫画的制作 16、论三维软件中建筑效果图或建筑动画的设计 17、Auto CAD三维建筑模型效果制作 18、论设计创意在效果图中的应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华语电影圈为世界影坛贡献了众多出色的作品与导演,而王家卫无疑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电影作者之一。他迄今为止的六部作品已经凭借着其极端风格化的视觉影像、富有后现代意味的表述方式和对都市人群精神气质的敏锐把握成功地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王家卫式”的电影美学。王家卫1958年出生在上海,五岁时随家人移居香港。早年在香港工艺美术学校学习平面设计时他疯狂地迷上了摄影,特别是Robert Frank、Henri Cartier-Bresson和Richard Avedon这些大师的作品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1980年从学校毕业后,他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开办的电视制作培训班学习剧本写作和影视制作,后在一系列无线的电视剧集中担任制作助理和编剧。1982年,王家卫离开无线正式进入电影圈,他先做了近五年的电影编剧。1987年,王家卫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主将谭家明编写系列影片“黑帮三部曲”的剧本,结果谭家明只采用了其中的最后一部拍成了《最后胜利》,而其中的第一部就成了1988年王家卫的首部导演作品《旺角卡门》的剧本。从1991年的《阿飞正传》到1995年的《堕落天使》,不断涌现的出色作品完成了王家卫对自我艺术风格的建立和巩固。1997年,王家卫终于凭《春光乍泄》一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肯定。王家卫电影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对自己身处的城市和时代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而且他找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去表述自己在这样一个特殊外部环境里的生命体验。他是最敏锐洞悉了现时态香港的艺术家:人流拥挤、华洋杂处的重庆大厦,旺角的高楼分割出的暗蓝色天空,启德机场边可以看见飞机起落的公寓窗口,当然还有路边摊、便利店和幽暗的酒吧,王家卫靠着这些标志性的元素组和出了一个世纪末的香港,最明显的例子是《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当然你也可以把《东邪西毒》中那片孤寂冷漠的沙漠看作是寓言化了的现代城市,而且《春光乍泄》里的那种远在异乡的无根飘零的感觉也是对香港这个殖民城市在另一个异域时空里的反照)。王家卫是一个浓厚地背负“都市感受性”的影像表述者,现代城市所拥有的无机性和符号性使他的作品经常是内容隐藏在形式和风格里的,或者说,风格本身有时候就是他的内容。在以往香港新浪潮导演的代表许鞍华、谭家明等人的作品中,你可以轻易地触摸到赖以支撑风格的“生活真实感”,但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你看不到这些。王家卫的影像世界是高度抽象后的真实,这首先表现在他叙事时流露出的独特的时间观。王家卫电影里的场景往往都在线性时间的过去和未来中呈现出一种悬置状态,尽管他不断地用细节去强调时间概念,像《阿飞正传》里那个著名的开场、《重庆森林》里对日期的反复诉说和《东邪西毒》里经常会在事件开头指出节气,但他讲述的这些故事并没有特别的时间背景,它们可能每天都会发生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它们只是从城市生活中抽离出来的标本。如果你仔细看过《重庆森林》,你就会发现两个故事的某些细节其实是互相交错的,王家卫用这种捉迷藏式的游戏来造成一种共时性的效果,既消解了传统叙事的线性时间观念又凸现了当代都市生活的偶然和无序,从而形成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精神意蕴。王家卫电影的“抽象真实”还表现在他偶然性片断式的叙事结构和对流行符码的拼贴借用上。如果你看了王家卫的作品而感动的话,那绝不是由于整体世界的印象所引发的,而是因为细节、片断以及絮语化的主观独白所唤起的气氛能让你产生心领神会的共鸣使然。气氛存在于片断中,或夹杂在片断与片断间的留白里,这很像是后现代美学对宏大叙事的摒弃和对细碎印象的偏好。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你可以发现大量流行文化的符号,诸如流行音乐、商标、卡通玩具等等,包括他非常喜欢使用的人物如警察、杀手、阿飞等其实都是一种都市边缘的亚文化符号,这种由都市提供的消费符码经过王家卫的拼贴变得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现代社会由具体实像蜕变成的符号化感性,这也使得他的电影极端敏锐,新鲜而发人深省。当然谈到王家卫的电影,你立刻想到的还会有手提摄影机所拍摄的恍惚眩目的晃动镜头、不规则的画面构图和艳丽但冷漠的色调运用。这种商标式的影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和他长期合作的美术指导张叔平和摄影杜可风。今天,在很多香港的独立艺术电影甚至有些商业电影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王家卫式的影像,但大多数都只有单纯形式的拷贝而缺乏内在的创意。王家卫的电影有很酷、很炫的形式感,但其实内里充满了感情:像《重庆森林》里对快餐化爱情的反讽、《春光乍泄》里细腻纠缠的感情和《堕落天使》里金城武为父亲做冰激凌的那段戏都让人难忘。他作品中始终贯彻的一个主题就是:人与人之间对某种倾诉和沟通的渴望以及对远比这种渴望更为强烈的个体交流不可能性的无奈。在华语电影圈中还没有人可以像王家卫那样更善于把这一主题表达得如此细腻而传神。王家卫的电影世界还在发展中,据说他的两部新片《花样年华》和《2046》将会有一个风格上的重大突破,所以在今天对他的成就下定论还为时尚早。英国著名的《声与画》杂志将王家卫选为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电影革新者,在他的名字前面有50年代的安德列·巴赞和70年代的安迪·沃霍尔,该杂志在对他的评价中说:“王家卫也许不是未来电影的全部,但他确实地指出了未来电影的一个方向。”导演作品年表: 《旺角卡门》(1987)《阿飞正传》(1993) 《东邪西毒》(1994) 《重庆森林》(1995) 《堕落天使》(1996) 《春光乍泄》(1997)《花样年华》(2000) 《二零四六》(2004)《爱神之手》(2004)《蓝莓之夜》(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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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王家卫电影

王家卫的电影有三大主题:爱与背叛,记忆与遗忘,时间的灰烬。他的电影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迷茫与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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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杂文)不错,或者是现在读者的阅读倾向

在处女作《棋王》中,阿城表现出自己的哲学:“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低下的贫民阶层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

需要标,不过不需要改字体另起一行什么的,就是用双引,之后要在当页的下面标注上①然后写明出处,再出现再标...如果不是原文直接引用而是自己概括总结但是比较相关就写在参考文献里。我的毕业论文还在挨批~~~~(>_<)~~~~,祝你好运。如果是WORD的同一页码上就要按①、②、③这样的顺序标,如果同一页上都是出自一本书的引用,就在后面的序号后写同上就可以了,都要标清楚的。你可以到中国知网或者维普去下几篇硕博论文看看格式啊。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两篇参考一下格式。

王熙凤的本科毕业论文

内容摘要:王熙凤被称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凤不但有着美丽的容貌,还有着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机深重、阴险歹毒,成为女性世界中一只杰出的“凤凰”。本文从王熙凤的侧面描写反映出封建贵族的罪恶本质,以及封建家族走向灭亡必然趋势的命运。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王熙凤 能力才干 阴险歹毒 随着社会的变化,不同时代对王熙凤的理解与评价各有差异。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着时代性,基于经济市场下背景分析王熙凤的处事风格及人物性格。对王熙凤为人处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分析人物真实的性格特征,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容貌风华,恍若神妃 王熙凤人物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一语未了,只听到后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其装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过直接描写人物外表,把王熙凤塑造成雍容华贵的美人,赋予了她迷人的风采,使她在众多美女的贾府突显而出。 笔者除了直接描述外,还从侧面衬托凤姐的美貌。在“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两回中,笔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凤的心机和手段,另一方面显现出王熙凤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齿,巧言善辩 王熙凤伶牙俐齿的口才也让读者印象深刻。从她开口的与众不同,“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时时不忘。”从王熙凤话中,既有对林黛玉的恭维,又有对贾府众姐妹的关照,同时不忘讨好“老祖宗”,这一席话可谓“一石三鸟”。应了周瑞家那句话“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 “刘姥姥进荣国府”这回,王熙凤超常的巧言善辩才能及处事的应变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来意心知肚明,刘姥姥在诉说家道艰难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刘姥姥:“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罢了……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王熙凤尽量的贬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损失的同时,又不至于得罪刘姥姥。简短的几句话王熙凤的表现既让刘姥姥不失颜面,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现了她异于常人的语言才能。 三、心思细腻,善于心计 在人际关系繁中复杂的家族中,处处都需要防备外人的算计,捍卫自己的地位,王熙凤可谓机关算尽。一边对“老祖宗”奉承巴结、极力讨好,一边对王夫人甜言蜜语,对周围平辈也极力拉拢关系,对待下人打压收买,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时候,王夫人委托贾探春代为管理。当王熙凤得知探春能力后,对贾府平辈赞美了一番。从中看出她缜密的心思,平时留心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在熟知每个人弱点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对付他们。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凤在得知此事后,马上讯问家童打听尤二姐住处。巧言令色的将尤二姐入贾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状,借机大闹宁国府。在贾母面前假装好人,瞒贾琏,将尤二姐逼死。整个过程,将她善于心计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做事干练,争强好胜 王熙凤自幼充当男孩子教养,行事风格与那些闺阁女子自然不同。在刘姥姥进荣国府时,听说熙凤管理贾家,就对她称赞有加。在宁国府,无人敢惹焦大,王熙凤却敢说:“还不早打发了没这王法的东西!”协助管理宁国府时,对下人说:“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这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置!”不难看出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笔者在表现雷厉风行时,也体现出她争强好胜的性格。宁国府办丧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极力主动请缨去宁国府帮忙。在铁槛寺,老尼求王熙凤帮退守备家的定礼,熙凤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话相激,便发起了兴致。从中不难感受到她喜欢卖弄的性格。 五、两面三刀,阴险歹毒 贾瑞起色心时,熙凤本就十分痛恨,却满脸微笑,还以语言相挑逗。对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让尤二姐“认她作是个极好的人”,跟随她进入大观园。另外,熙凤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状,大闹宁国府后,说此事只用五百两银子平复。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称,背地里却叫丫鬟欺侮尤二姐,并不断咒骂二姐,使二姐最后被逼死。 为了得到三千两银子,熙凤与官府勾结使得张家女儿、守备儿子同时自尽;为了除掉情敌,又用借刀杀人将尤二姐活活逼死;因为贾瑞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便说贾瑞“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对待别人的生命,让人不寒而栗。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过对人物形象美丽、泼辣、伶俐、歹毒的描写,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现对她善于算计,心狠手辣的厌恶之极,揭露并鞭挞了封建时期的主子的罪恶本质。单从作者给王熙凤判词中,不难看出笔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

夏金桂连王熙凤的脚指头都比不上……看两人分别对二姐和香菱的手段就能看出来。王熙凤可是做的让大家都以为她是好人,夏金桂就差远了,就一泼妇

熙凤,更通行的名字叫凤姐。作为艺术形象,可以说是《红楼梦》里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她在哪里出现,哪里就会有笑声,那里的气氛就会立即活跃起来;曹雪芹真个把凤姐写活了!不仅如此,就其复杂性、丰富性、真实性和生动性而言;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她与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等世界著名妇女形像可以相媲美而毫不逊色。 我们先看一看凤姐出场时的精彩表演吧: 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黛玉思付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环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仙纪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譬,结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顶上级着赤金盘缡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跟,两弯一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她,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虽不曾识面,听见她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学名叫做王熙凤。黛玉忙赔笑见礼,以"嫂"呼之。王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的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魄,竞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 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该打,该打"又忙拉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别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黛玉一一答应。一面熙凤又问人:"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屋子,叫他们歇歇儿去。"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神形兼备的活生生的凤姐儿!她的形像,她的神态,她的地位,她的气势,她的性格乃至灵魂,一刹那间全显露出来了。而且是未见其形,先闻其声,先领其神。她那一番精采地表演,更是八面玲珑,有声有色,令人绝倒。她的眼睛、嘴巴处处在黛玉身上,而她的心思却时时为贾母一人:既讨黛玉的好儿,又向贾母承欢邀宠。她看贾母的眼色,忽悲忽喜,"转悲为喜",简直是一位超级演员。脂现斋读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喝彩道:"第一笔,阿凤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走了,后文焉得不活跳纸上!" 是的,一个完整的活生生凤姐儿先已藏在作者心里,写出来自然是跃然纸上的。曹雪芹对凤姐儿这个人物,是从多侧面、全方位、立体式地进行塑造的,是从四面八方来写的,她是贾府的女"总理",这种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使她与贾府的主仆上下,男女老少,各色人等,发生广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与宫廷宦官、衙门官吏、寺庙僧尼也有来往。这就又使她处在各种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心,使她得到充分地表现;同时,她的性格也就从四面八方得到映照;这是凤姐儿这、人物形像写得特别成功的根本原因。 还在凤姐未出场之前,作者就借冷子兴之口向读者这样介绍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后来,周瑞家的向刘姥姥这样描绘她:这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挑得美人儿似的,少说着只怕有一万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他呢。 作者用画家的鼓染法,先画出这个人物的大致轮廓和主要特征,使读者心里隐然有一阿凤在;然后再通过一次次的具体描绘,使凤姐儿这一形像更加丰富饱满,栩栩如生。 曹雪芹对凤姐儿这个人物,可以说既爱又恨:爱她的才与貌,恨她的德与行。所以对她既有赞扬,又有鞭挞。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和爱憎态度,集中地体现在为她所写的"判词"和"曲子"中: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聪明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在这里、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对凤姐儿的聪明才智的欣赏,对她悲剧命运的惋惜和同情;这是无须讳言的。然而曹雪芹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严格演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描写的。照他的说法就是,"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所以他在塑造凤姐儿这一形像时,总是让她行其当行,言其当言,想其当想;而作者对她的态度,则是爱其当爱,憎其当憎。正因为这样,凤姐的形像既生动又逼真。 聪明能干,是王熙凤的主体性格之-。曹雪芹用许多笔墨描写她这一性格特点。她作为贾府的"女总理",地位显赫,但也责任重大。要管好"三百余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的贾府,谈何容易!府内穷奢极侈的生活,挥金如土的耗费,豪奴悍仆的差遣约束等等;外面皇亲国戚的贺吊应酬,亲朋故旧的婚丧嫁娶、喜庆寿诞,侯门府第的送往迎来,繁文缛节等等,这一大摊子庞杂琐碎千头万绪的事体,都要由她处理、过问、决断。她是贾府里的大忙人,忙忙的几乎到了:"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地步。脂砚斋曾这样批道:"纸上虽一回两回中或有不能写到阿凤之事;然亦有阿凤在彼处手忙心忙矣。"忙则忙矣,然而凤姐管起来,无论大事小情,里里外外,都是井然有序,妥帖周详。 凤姐的理家才干,在"协理宁国府"的过程中,表现的最为充分。秦氏之丧,是贾府的一件大事,也是很难办好的一件事。这对谁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贾珍想求凤姐协理一个月,王夫人怕她料理不好,被人见笑,未便答允;贾珍道:"若说料理不开,从小儿大妹妹玩笑时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越发历练老成了。婶娘……只看死的分上吧!"那凤姐素日最喜揽事,好卖弄能干,今见贾珍如此央她,心中早已允了;又见王夫人有活动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说得如此恳切,太太就依了吧。"我们可以想见凤姐当时心痒难尽,跃跃欲试的心态。

长著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她精明强干,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是贾府的实际大管家。她高踞在贾府几百口人的管家宝座上,口才与威势是她谄上欺下的武器,攫取权力与窃积财富是她的目的。然而最终却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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