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玉器问题研究论文
具体如下：
玉器（Jade Ware），即使用天然玉石加工制成的器物。中国早在八千多年前就有了玉器，并不间断地延续到现在。玉器的出现是远古石器的延续与创新。
因此古玉器的出现，在于新石器时期晚期的中华古人创造了使用解玉砂琢碾加工玉石的方法。古玉器是人类古代文明里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器物。因古代碾法已经失传，以加工方式区分，用碾法制作的玉器均为古玉器，而凡使用电动金刚工具等现代技术加工的玉器称为新玉。
中国玉器自史前出现起，即是最高规格的器物，主要用作礼器和配饰。有祭祀天的玉璧，祭祀地的玉琮，有祭祀四方的圭、璋、琥、璜。史前典型的玉器见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
我很无奈，非专业。
妇好是商朝君主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军事家，为自己的丈夫乃至整个商朝立下了许多重大的功劳。因此武丁十分喜欢她，她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出于对妇好的宠爱，妇好死后的葬礼十分的隆重。在河南省挖到了妇好的墓，里面的陪葬品高达1928件，下文介绍的妇好墓玉器简介，就可以看到妇好墓室内繁华的景象，以及为什么说妇好墓玉器代表着商朝的艺术价值呢？
中国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墓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西北约 100米处，属殷墟第二期。197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发现玉器 755件，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 6类。这是迄今商代玉器最重大的一次发现，对商代帝王玉的功能、造型、图案、玉材来源、制玉工具、工艺技巧以及玉器所涉及的商代政治、王室生活等各个侧面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妇好墓出土玉器的原料，经专家对其中的 300件进行目验鉴别，认为大部分是新疆玉，只有 3件嘴形器质地近似岫岩玉，1件玉戈有人认为是独山玉，另有少数硅质板岩和大理岩。这说明商王室用玉以新疆和田玉为主体，有别于近畿其他贵族和各方国首领所用的玉器，从而结束了中国古代长达二 三千年用彩石玉器的阶段。
妇好墓玉器的大量出土，说明玉器在商代贵族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也是“玉不离身”的最早例证。
“妇好”之名见于武丁时期甲骨文，生前曾主持祭祀，从事征战，地位显赫。妇好墓属殷墟早期，与武丁时代相合。墓主妇好当为武丁配偶。其重要性在于该墓保存得好，年代与墓主身份清楚，是商王朝晚期的一座王后墓。
上个世纪30年代在侯家庄一带的王陵区内发掘的大墓均遭古今盗掘，因此对商代王室墓的全貌知之甚少。妇好墓的发掘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墓内所出的铜礼群和武器，以及大量玉石器等，大体上反映了武丁前后商王朝礼器群的类别和组合，是研究商代礼制的重要资料。大型青铜礼器、武器和大量的玉器、象牙器也显示了商王朝的兴旺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商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所形成的，从玉器可以看出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新石器时代某些文化的先进因素，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猪龙”，良渚文化的琮、璧等，并不断发展和创新，丰富了商文化的内涵，为祖国的文化增添了光彩。妇好墓的各种文化遗物，以及贝类、海螺等，尚有待于我们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研究。
作者简介：常庆林，男，1947年生。河南安阳市人，从事殷商玉器的收藏与研究四十余年，发表多篇有关殷商玉器的论文，其著作《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是国内外第一本关于殷商玉器的专著，已经在国内外出版发行。目前任北京文博学院古玉系教授；中国古玉器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古玩商会付会长；河南卫视《华豫之门》、《大河报》鉴宝专家。 本文曾经在《大河报》连载发表》 常庆林/图、文 盛世兴收藏。目前，收藏的热浪正席卷华夏大地，参与收藏的人数和阶层，收藏的门类和数量，都堪称中国收藏史上的又一高峰。玉器的收藏，位列字画、瓷器等收藏大项，有着广泛的收藏群体，这是因为，玉器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逐渐以其特有的魅力和属性，融入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用途之广、工艺之精、艺术之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为世所公认的四大古代文明，而唯一与其他古文明不同的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贯通、传承、发展至今，中间没有断层，玉器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绵绵万年间，中国人爱玉、佩玉、寄意于玉的情怀至今不改。在所有可收藏的艺术品中，玉器体积小、易收藏、高价值、可以随身佩挂、把玩，不易损毁，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吉祥、祝福、信物、避祸祛灾的内涵而备受收藏者的青睐。玉器的收藏，汉代以前的玉器称为高古玉，其后的玉器，称为古玉、明清玉、现代玉等等。这些玉器中，尤以高古玉的历史内涵丰厚、造型古拙、工艺古朴，存世稀少、保值、升值而倍受收藏家追捧，每遇之，都必欲得之而后快。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高古玉在中原大地出土和传世的数量都非常巨大，尤以雄居中国历史六百余年的商代和群雄逐鹿中原的春秋战国时的高古玉为多。 正因为高古玉具有上述之优点，也使得高古玉的赝品层出不穷，且仿冒技法日新月异，往往几可乱真，不要说普通收藏爱好者，就是专家也会时时“走眼”，甚至博物馆、拍卖会上出现赝品也并不奇怪。显然，如何辨别高古玉的真赝，怎样收藏到货真价实的高古玉，避免“走眼”而使成千上万的血汗钱交了“学费”，是每一个高古玉收藏爱好者所关心的。 怎样收藏高古玉？笔者侵淫高古玉的收藏与研究四十余年，现将多年收藏实践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不避浅陋，赘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看书。各类有关高古玉的书籍、图录尽可能多看、多记，书是前人知识智慧的结晶，不可不读，但不可死读，不能照本宣经、按图索骥，不少赝品就是按照图录来仿制的。 二、实践。这是收藏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只有多实践即多上手、多看实物，尤其是真品实物，多与收藏有真品的藏友交流，才能了解真品的方方面面，包括造型、纹饰、砣刻工艺、次生变化等等，只有收藏和研究真品，同时也熟知赝品，才能准确的识别古玉的真赝。万一收藏到赝品，也不要灰心，须知赝品也是老师。 本文主要谈高古玉中商代玉器的收藏实践，如何辨别商代玉器的真赝。共分如下几部分：一、形制辩伪（造型艺术，风格神韵，形制传承）二、工艺辨伪。（裁切、砣刻、钻孔、抛光）三、纹饰辨伪。四、次生物辨伪。五、玉材辨伪。一、形制辩伪（造型艺术，风格神韵，形制传承） 商代早中期玉器出土和传世较少，截至目前，出土和传世的商代玉器，绝大多数是商代晚期的，古玉界将商代晚期玉器统称为殷商玉器，商代玉器的艺术造型显得古朴粗率，商晚期玉器（即殷商玉器，下同）的艺术风格传神、写实，追求神似的同时也注重形似，表现手法细腻，绵延传承数百年的商王室玉器制作，是中国玉器史上第一次由王室负责组织生产的，有王室专门的官员负责，各工序分工细致，选料、设计、下料、砣刻、抛光、成品分配，都有极其严密的组织，产品设计统一，有极为规范的程式，约定俗成的习惯，这一点，笔者通过大量的实物上手研究，有着深刻的了解。殷商晚期玉器在工艺技法、对各种动物的习性观察、熟悉以致艺术的再现它们，显然比早期有长足的进步。虽然仍继承了早期玉作动物夸张、突出习性特征的手法，但动物身躯各部的比例刻画的更为准确生动。例如殷商《妇好》墓所出平雕玉兔(出土编号M5：412、1026、471)，形象夸张，出奇粗壮的蹄足，双阴线（或单阴线）刻画兔子的眼睛，又大又圆，长圆形的耳朵伸向身后……殷墟晚期平雕玉兔（详见拙著《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图D18平雕白玉兔）就要写实的多。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所有商代玉兔的造型，都是动态的奔跑状态！还没有发现静卧的商代玉兔。又例如殷商玉器中园雕玉龙的龙角，早晚期的玉龙龙角都呈蘑菇形，但外观却有很大区别，早期玉龙蘑菇形龙角外观圆润没有棱角，晚期玉龙蘑菇形龙角有棱角，甚至呈现方形的龙角。晚期玉龙再也看不见圆润的蘑菇形龙角。仿制的赝品殷商玉龙，在龙角的刻画上常常露出破绽。 商代玉器中的平雕器物，大多数边缘较薄中间较厚，或一边较厚，另一边较薄，表面不平，晚期玉器平雕器物较为平整。这可能是琢玉工具的进步和工艺技术提高的结果。赝品常常可见厚薄平均非常平整的外观造型。 殷商早期玉器造型垂直、站立的多，晚期玉器水平、伏卧的多，尤其在禽、鸟类玉雕中区别明显。 殷商早期玉器中礼器、仪仗器如玉圭、多孔刀、大玉戈等多见，晚期少见甚至不见，偶有所见，体态都小，但出现兵器与其它器物的合体作品，体态小而精致，但显然已经脱离礼器、仪仗器的范畴。如果收藏实践中发现了一件兵器与其他器物合体的外形巨大的商代玉器，就要十分小心了。 殷商早期玉器中有半圆雕作品，但少有平雕与圆雕相结合的作品，晚期玉器中大量出现这种艺术精品。仿品中常常可见到殷商早期的圆雕作品，要知道殷商早期圆雕作品非常罕见，《妇好》755件出土玉器中，只有40多件圆雕作品！殷商晚期玉器中圆雕占有的比例逐渐增加，圆雕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审美价值远比平雕作品好，无疑是商代玉器中的精品，中国玉器史上圆雕作品的大量出现，是商代后期玉作大师们的不朽贡献！但玉器圆雕作品工艺难度大，原材料要求高，费工费料，殷商晚期社会政治经济强大，方国贡纳频繁，商贸发达，玉器原材料的来源稳定、丰富，再加上工艺、工具的进步和玉器需求的增加，圆雕作品增加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笔者曾经在北京潘家园地摊上，发现数十件殷商早期圆雕的高仿赝品，明显是按《妇好》玉器的图录仿制的，但工艺精湛，几可乱真！ 殷商早期玉器中圆雕C形龙（有称龙形玦的）卷尾立体砣刻而成，晚期玉器圆雕C形龙有的仅在平面上采用“一面坡”刀法砣刻出深浮雕的卷尾轮廓。商代玉龙的配系孔，绝大多数都在龙的颈部，且是90度两面斜着对钻而成。（此一工艺“习惯”，传承自红山文化玉龙）仿品的钻孔位置随意，钻孔直上直下。 殷商早期玉器中高冠鹦鹉、多脊齿鹦鹉多见，晚期玉器中高冠鹦鹉、多脊齿鹦鹉极少见，但有玉鹦鹉、单脊齿玉鹦鹉出现。殷商早期鹦鹉形玉器中，有两件鹦鹉与龙的合体作品，分别珍藏在台湾故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商晚期的鹦鹉与龙的合体作品，鹦鹉头上的龙简化为仅出现龙角！商代玉鹦鹉有极为深奥的文化、宗教内涵，这一点，在拙著《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殷商早期玉器中带脊齿的玉器作品极多，如鹦鹉、龙、虎、鱼等等，晚期相对较少。脊齿的厚度要薄于整体，用玉器行业的术语，脊齿要减地砣刻。且脊齿为两两一对，脊齿数量一定是二的整倍数！脊齿的形制有马鞍形和“类锯齿”两种，以第二种多见。仿品的脊齿砣刻，或与整体平面一致，或数量不是二的整倍数！或形制随意而为，这是因为仿制者根本不知道脊齿的深刻含意及其细微末节的变化，因而露出破绽。 殷商早期玉器中俏色作品、利用玉皮天然色的作品较少，晚期玉器中频频出现。目前还没有出土和传世的商代早期悄色玉器，如果坊间出现了所谓的商代早期悄色玉器，自然要十分小心了。 殷商早期玉器中有凹槽或突榫供插嵌的玉器作品较多，晚期相对较少。这些有凹槽或突榫供插嵌的玉器，在商代是供祭祀时使用的，可以插嵌在其他器物上，或者插嵌、系牢在一种叫“玉梢”的东西上，“玉梢”是祭祀时“巫师”（即巫人）跳舞（跳巫）时所用，据笔者研究，舞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一个人两手向两侧伸开，两手各拿着玉的形象，舞字的现代写法，仍然可见甲骨文“玉”和“手”的字形痕迹。目前笔者还没有发现坊间带有插嵌凹槽的赝品出现。二、工艺辨伪。（裁切、砣刻、钻孔、抛光） 殷商玉器的砣刻，预先在胚料上用细线刻划出大样。虽然刻画大样的工具不得而知，只能推测是硬度高于和田玉的材料如天然金刚石、钢玉等，这些材料的来源应该不是问题，砣玉用的解玉沙正是这些硬度大于和田玉的材料。这些出现在殷商玉器上的大样划痕，线条常常弯曲不规则，在极短的线条上出现弯曲、甚至成锐角状弯曲的划线不会是砣具造成的痕迹，只能是腕指之力造成的。这种手工刻画大样的工艺，无疑是商代玉器大师的首创！ 殷商玉器的砣刻数量很大，尤其进入殷商晚期，玉器的砣刻数量非常之大，高效率的生产，必然有严格、细致的分工，从玉石材料的采购、管理，到玉器造型的设计、下料，以及玉器的砣刻工艺的各个环节，是大规模的商王室玉器作坊历经数百年绵延不断的努力而形成的必然结果，殷商晚期玉器造型、砣刻、琢刻、抛光的规范化、程式化，是这一必然结果的有力证据，其中的砣刻工艺，正是设计、砣刻规范化、程式化的结果，殷商玉器的砣刻，在进入砣刻的工序后，先由“设计师”在需要砣刻的部位刻画细线――大样，然后交由负责砣刻的下一道工序照样砣刻，之所以不用笔（出土甲骨文证明，商代已有“毛”笔，）画大样而用其它工具先刻划细线，因为持日旷久的砣刻过程，工作环境中大量存在的解玉沙，很容易将笔画的大样磨灭，现代工具琢刻玉器时可以用笔方便的画出大样，短时间的琢刻加工，不至于将画线磨灭。这些商代玉器半成品上的细线，在玉器砣刻完成后，会在玉器表面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尤其是残留在纹饰线条附近的划线痕迹，成为鉴别殷商玉器真赝的绝佳证据。这些痕迹的表现方式是：a.在纹饰结束的地方仍有一条或数条细线残留。b.在纹饰的边缘有与纹饰走向基本平行的一条或数条细线残留。c.殷商玉器的纹饰不象现代砣具那样一鼓作气就砣刻完成的，而是用砣具不断的顺着划线连续砣刻来完成，纹饰砣痕在交接处起峰，致使交接处纹饰痕迹较浅，这样，在较浅处有时会留下未被砣痕覆盖的划线痕迹。商玉仿制者，不知道商代玉器的这一划线工序，所以仿品表面没有划线的残留痕迹。有些加工非常精细的殷商玉器，这些残留的划线痕迹会很少，但为数不少的殷商玉器都有这一现象。拙著《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一书所展示的不少殷商玉器中，及《妇好》墓出土的仅划好细线未及加工的半成品，如编号为1118的玉龙标本等，都有划线的痕迹可寻。这是殷商玉器砣刻前先划大样线然后按线砣刻的有力证据。关于“妇好”墓的这些有划线的半成品，笔者曾和主持发掘“妇好”墓的郑振香、陈志达先生交流，他们都肯定了这一划线的现象的确在《妇好》玉器半成品上发现过。迄今为止，商代玉器的仿品中，还没有一件出现划线的现象，这是因为仿制者不知道商代玉器的砣刻有划线的工序存在，划线工序，是笔者数十年收藏、上手大量商代玉器后，经对比观察后得出的学术成果。显然，至少目前，有没有划线的痕迹，仍然是收藏爱好者辨别商代玉器真赝的绝佳途径！ 殷商早期玉器的砣刻痕迹较深，显得刚劲有力，晚期较浅，甚至浅到连刻画大样时的划痕都覆盖不了，这一现象尤其在砣痕交接处十分明显。商代玉器的砣刻，首次使用了青铜砣具，这为殷商玉器的精确加工，大幅度的提高琢玉效率提供了可能，比使用石器砣具等更原始砣磨工具琢玉的时代，如红山文化等玉器，造型更精美，砣刻更精细，数量也更多。无论早晚期殷商玉器的砣刻痕迹，都有明显的解玉沙所留下的特有痕迹，这些痕迹粗细、长短、深浅不同，决不会出现仿品上又长又平行的砣刻线条，用水或其它浆状液体伴合的解玉沙是无序的游离状态，砣具带动这些解玉沙砣刻玉器纹饰，会留下没有规律的砣刻痕迹，现代琢刻工具，尤其是金刚沙工具，会留下固定不变的、长长的、深浅相同的、平行的砣刻线痕迹。这些砣痕有时会交叉，显得杂乱，但仍能发现平行的迹象，有些工具，在玉器上会留下不易察觉的痕迹，纹饰凹槽的底面光洁，几乎看不到砣具的线条痕迹，与殷商玉器上的工艺痕迹相去甚远。有些古玉新工，即损毁的古玉改制成另一种类玉器，现代工具造成的砣刻痕迹会顺着古玉表面原有的侵蚀坑而起伏，砣痕会覆盖原有的侵蚀坑、表面原有的划痕、抛光痕等等。当然，以上这些现象，要借助高倍放大镜或显微镜才能看的更清楚。凭借以上方法，不难辨别出所谓老玉新工的仿制品。 观察玉器上的钻孔工艺，可以辨别出商代玉器的真赝。殷商早期玉器的钻孔较为讲究，对钻孔虽有错位现象，但没有晚期严重，早期钻孔工艺接近完成时，可能换用较细的解玉沙，以起到对孔壁抛光的作用，所以早期玉器孔壁尤其是眼睛能看到的孔壁外缘大多较光滑，但孔壁深处，仍然留有解玉沙砣磨的痕迹。晚期玉器钻孔较为粗率，对钻孔错位相对较为严重，有时仅一面的钻孔就会出现几个偏向孔壁的台阶，这是多次换“钻头”后定位不准确造成的，这些台阶大都偏向孔壁的一边。晚期玉器钻孔孔壁不抛光，大多数留有明显的解玉沙砣磨痕迹。据笔者研究，殷商晚期玉器上的钻孔，有些采用了颗粒较粗的解玉沙来配合“钻头”钻孔，粗的解玉沙可以提高钻孔效率，但会在孔壁上留下较深、较宽的解玉沙痕迹。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殷商玉器的配系孔，由于长期配系的原因，孔壁可能会磨损的非常光滑。 殷商玉器的钻孔孔壁上，绝不会出现所谓“螺旋纹”，只有现代钻孔工具由于钻进速度快，才会出现钻头高速钻进造成的螺旋纹，钻具上镶嵌粘附的金刚沙，会留下等距、等深、平行的螺旋纹痕，有些现代钻孔孔壁非常光滑。殷商玉器钻孔时使用的解玉沙要比砣刻纹饰的解玉沙粗，以加快钻孔的速度，提高钻孔效率，天然形成的解玉沙粗细不匀，这些砣磨时成游离状态的解玉沙在孔壁留下的的解玉沙砣磨痕线较粗，并且粗细不同，长短不同，深浅不同，距离不同，（解玉沙砣磨的痕线之间不等距），最重要的是，解玉沙所留下的砣磨痕线不平行！这些现象，借助高倍放大镜或显微镜是不难观察到的，当然，没有上手机会的爱好者，只能凭借书本图录了，一旦书本上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如所谓“螺旋纹”，“吃药”就在所难免了。 另外，由于殷商玉器的钻孔常常是在器物完全成形之后完成的，成形后的玉器表面，已经跎刻了纹饰，由于钻孔是在纹饰跎刻以后进行的，所以有时候钻孔的边缘会将纹饰痕迹掩盖、破坏，有些钻孔是斜向进行的，钻孔的边缘会出现“马蹄”状的椭圆形，斜向钻孔的孔壁边缘，解玉沙的旋痕与垂直钻孔的孔壁边缘的旋痕明显不同。当然，这也是辩伪的依据之一。抛光工艺的研究及辩伪。 殷商玉器的抛光工艺已经非常先进，目前传世及出土的殷商玉器，表面光洁度非常高，有些已经足于与现代玉器的光洁度媲美，大多数殷商玉器在出土时，表面都有非常光亮的所谓“玻璃”光，这一方面说明殷墟的埋藏环境对玉器的侵蚀程度不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殷商玉器的表面抛光是很精良的。但是，殷商玉器的抛光，却是凭借原始的工具，加上娴熟、高超的抛光技艺手工完成的。目前研究殷商玉器的抛光，还没有出土确切的商代玉器抛光的相关设施与器物，极有可能这些抛光工具已经泯灭了，只能凭借殷商玉器表面的抛光痕迹来推断当时的抛光工艺。众所周知，抛光研磨料越细，玉器表面留下的痕迹也越细微，抛光的光洁度也就越高，殷商玉器表面的抛光痕迹，虽然较细，但粗细不匀，间或出现很粗的划痕，这是因为殷商玉器的抛光材料，也是解玉沙一类的高硬度材料，这些细颗粒的高硬度材料一是来自反复砣刻玉器时逐渐变细的解玉沙，一是来自大自然或粉碎、淘洗得到的细颗粒解玉沙，抛光时留下的痕迹全部是直线痕，在玉器的复杂表面如嘴下，耳后，抛光痕仍然是直线，所以基本可以肯定，殷商玉器的抛光，完全是手工，可能利用兽皮、某些植物等物品，配合极细的解玉沙手工抛光，没有借助可旋转的原始机械设施，另外，游离状态的抛光材料，在玉器表面会留下不规则的抛光痕迹，即抛光线痕迹不平行，粗细不匀，深浅不匀，偶尔出现很粗的划痕，这是抛光“粉”中混入了较粗的解玉沙造成的。这在殷商玉器作坊到处都有解玉沙的环境中是不奇怪的。有些较粗的划痕，也可能是玉器完成后长期佩系造成的划痕，仔细观察，会发现后期的佩系划痕“切开”了抛光痕迹，出现在抛光痕迹的上面。现代仿品的抛光，会出现旋转机械的抛光痕迹或抛光痕迹虽然是直线但直线平行，且抛光痕迹深浅一致，粗细一致，没有偶尔出现的粗划痕，或出现其它现代抛光设备特有的抛光痕迹如喷沙、球磨等，很多现代仿品的表面抛光痕迹很细微，甚至在高倍放大镜下也看不清楚，因而抛光亮度极好。三、纹饰辨伪。 在中国美术史上，青铜器器物上的纹饰，往往在玉器上首先出现。毫无疑问，商代青铜器、玉器上的纹饰，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宝贵资料。商代玉器纹饰，是商王室玉器作坊数百年琢玉技术的精华，商代玉器上的纹饰，经历了由光素到繁缛、由繁缛又到简洁的历程，这种简洁决不是简单，而是由繁缛的艺术表现方式升华到用准确简洁的方式，却能更形象、更全面、更生动的表现玉器大师所欲表达的艺术构思。这些早晚期玉器上不同风格的纹饰，为我们留下了通过对殷商玉器纹饰的分析，鉴别殷商早晚期玉器的依据，更是我们辨别殷商玉器真赝的重要方面。。 1、殷商早期玉器的纹饰繁缛精细，晚期简洁流畅,但早期玉器中也有纹饰简单粗率的，笔者曾上手详细研究过殷墟出土的一批殷商早期玉器（发掘报告尚未发表），其中有一件玉鹅，平雕，底部有突榫，似可供插嵌，与《妇好》编号为的两件玉鹅极为相似，屈颈，直立。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玉鹅身躯上的纹饰是单阴线砣刻的，殷商早期玉器中，大部分纹饰为双阴线砣刻，较少出现单阴线纹饰，到了殷商晚期，绝大多数玉器表面是单阴线砣刻的纹饰，这件殷商早期的玉鹅，不仅是单阴线纹饰，而且纹饰的砣刻、做工、抛光非常粗糙，玉质也不是新疆和田玉料，奇怪的是器物表面也没有任何沁色和侵蚀坑，这件玉器如果不看艺术风格、各种加工工艺、造型神韵等殷商玉器的特征，不会相信是出土的玉器，简直会以为是赝品！ 早期玉器中出现单阴线砣刻的玉器并不奇怪，但晚期玉器纹饰普遍简洁是肯定的。早期玉器纹饰砣痕较深，显得刚劲有力，晚期较浅，有些还略显粗率。无论早期、晚期纹饰砣痕的深浅程度，犹如出自一人之手，规范、娴熟令人惊奇。没有一件玉器上纹饰砣痕有明显的深浅不同的现象，不管这件玉器的体积是大是小！唯一不同的是，在纹饰交接处会有刻痕间断、刻痕起峰变浅的共同现象。殷商玉器中的平雕作品，有两面都有相同纹饰的，也有只有一面有纹饰的，作者研究发现，无论殷商早晚期玉器这两种情况都有，不可单纯根据单、双面纹饰来断代，也即是说，早期玉器中有单面纹饰的，也有双面有纹饰的；晚期玉器中，也是这样，笔者曾经上手详细观察过几件殷墟科学考古出土的玉器如狗形觹等，两面都没有纹饰，几乎使人相信只是没有完工的半成品，但仔细观察，的确是成品，这些两面光素的平雕作品，轮廓清晰，富有剪纸风格，可说首开殷商玉器平雕作品两面光素无纹的先河，虽少了表面纹饰的装饰美，确仅以优美的剪纸风格取胜，实在是殷商玉器艺术的另一表现形式，在以往的殷商玉器中极其罕见，一般认为，殷商早期玉器中，平雕作品单面纹饰较多见，到殷商晚期，平雕作品两面都砣刻纹饰的多见，笔者所见的两面光素的平雕作品，为以上说法增添了变数，显然出现了深入探讨的必要，笔者愚见，平雕作品的表面纹饰的有无或单面或双面，与断代分期虽然有关联，似乎与墓葬的规格（当时双面有纹饰的玉器价值较高，单面有纹饰的玉器价值略低，双面都没有纹饰的价值最低，纹饰越多，加工难度越大，外观也越美，当然费时费工也多，自然价值也高）或者与墓主人生前的喜好也有关。 2、早期玉器主纹双勾线多即玉器行业的专业术语“钩彻法”，但不尽然，只是指多数而言。但晚期纹饰单阴线多是不争的事实。 3、早期玉器纹饰隐起阳纹少，或与阴纹配合，晚期纹饰阳纹多。隐起阳纹或减地阳纹远较阴纹工艺难度大，耗时费工，但艺术表现力也远比阴刻纹饰强。 4、早期玉器肖生动物、（如虎）神怪动物（如龙）身躯上砣刻皿纹、菱形纹、席纹等装饰纹多见，晚期几乎没有。 5、早期玉器动物四肢不刻画肢体肌肉轮廓，晚期几乎全部都刻画肢体肌肉轮廓。并出现用阳纹刻画肢体轮廓，仿品中常见既有晚期的肢体轮廓线也有早期玉器装饰纹饰的奇怪现象，反之亦然。 6、早期玉器肖生动物无论圆雕还是平雕，耳朵的纹饰多用两端内卷的云纹表示，晚期圆雕、平雕动物的耳朵均采用减地砣刻，使耳朵中间凹陷耳朵周边轮廓凸起，出现耳窝，耳朵形象更为生动、准确，砣刻工艺显然比早期复杂而先进，仿品中常出现晚期的造型但耳朵却是早期的。 7、早期玉器肖生动物虎或龙的方形嘴部平均减地并镂空的多，晚期用三条或两条阴刻线刻画成方形嘴，方形嘴部范围内不减地，但嘴部两面对钻不透孔，表示张开的嘴部，不透孔前边有一斜向约成45度角的单阴线，这条阴线的斜向45度角是非常规范的，常见仿品中或者没有这条阴线，或者角度差的太远成了水平线的，这是因为仿造者不知道这条阴线的作用。这条阴刻线是将嘴前部上下斜向一分为二，表示上下尖锐相对的牙齿，这几乎已成殷商晚期龙虎等凶猛动物嘴部的规范化砣刻技法，有时还出现并列的两个不透孔，圆边相切，相切处形成的三角形表示嘴里尖锐的牙齿，和嘴前的上下尖齿，组成两组尖齿，这一嘴部纹饰的砣刻方法，早期偶有所见，但晚期大量出现。这些嘴部纹饰的细致处理方法，是目前仿品所普遍忽视的。 8、早期玉器中肖生动物的爪趾常常用三条呈L形的阴刻线或人字形、弯曲的短阴线表示，晚期玉器肖生动物的爪趾，均用三条直的单阴线砣刻，由于阴刻线较短，常呈现等边三角形的形状，三角形的尖角指向爪趾上方即足、腿的方向，这是由于玉工传承自前辈已经规范化的砣刻方法，从爪趾边缘起砣，到达需要的长度后收砣，这样就出现了三角形的短阴线。绝不会出现相反的方向即收砣时形成的小三角指向爪趾末端，也不会出现两端平齐没有尖峰的阴刻线。令人惊奇的是，足爪边缘的这三条直而短的阴线，正是商代甲骨文中的“爪”字，而现代汉字的“爪”字则明显从甲骨文的“爪”字几乎没有变化的传承而来！殷商早期的玉器，在动物爪、蹄的刻画方面仅在三条短阴线的弯曲程度上与殷商晚期略有区别。 这一砣刻技法上的习惯做法，也出现在刻画鱼鳍时的纹饰上。笔者长期观察、研究发现，这些纹饰的微小区别，在仿品中几乎百分之百被“忽视”而出现漏洞。9、早期玉器中少见“一面坡“法砣刻的纹饰，即凹形的阴刻线呈现一面略垂直一面倾斜的砣刻法，晚期“一面坡”砣刻法大量出现，且多用来表示动物卷曲的尾巴或卷曲的兽角。两周玉器中一面坡技法几乎已是常例，但不是西周独创，确是渊源自殷商砣玉技法。两周玉器中出现的一面坡砣刻技法，多数是用来刻画表面纹饰线条的，与殷商玉器一面坡技法主要刻画卷尾、兽角不同。这是我们在分析、确定殷商玉器与西周玉器的准确断代时要注意的。 10、殷商早期玉器中的肖生动物眼睛的刻画，绝大多数为双阴线砣刻的“臣”字目，甲骨文中的目即为“臣”字形。但也常见双阴线砣刻的重环纹眼、双阴线椭圆形眼，也有单阴线砣刻的“臣”字眼、圆眼、菱形眼、凸起的圆眼等，晚期玉器肖生动物的眼睛，以上类型的眼睛少见，双阴线砣刻的“臣”字目不见，大量出现的是单阴线砣刻的圆眼、平行四边形眼等。四、次生物辨伪。 高古玉绝大多数是出土的，只不过出土的时间有早晚的区别，长达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土埋水沁，加上地层压力、温度、氧化……，高古玉会和土壤中的各种化学元素发生反应，从而在高古玉的表面出现各种各样的沁色、侵蚀坑洼、绺裂、损残，这些变化，笔者将其统称为次生变化，新近制作的玉器，是没有这些次生变化的，但是，仿制品会千方百计的去仿造这些次生变化，或者利用玉料上原有的玉皮、绺裂、损残，以模仿高古玉的外观形态，因此，如何辨别是真高古玉的次生变化，还是假高古玉的“次生变化”，是辨别高古玉真赝的极其重要的知识。 沁色是高古玉在地下长期埋藏，与周围土壤中复杂的化学元素、温度、潮湿程度、酸碱度、压力、氧化等原因生成的，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盘”过的古玉，玉质会更为通透，使沁色显得更为斑斓古朴。殷商玉器是高度“垄断”的王室玉器作坊的产品，近百年来，出土地绝大多数在河南，国内其它地区偶有出土，但数量很少，（西周墓葬出土有在殷商故都虏掠的殷商玉器）此一范围的土壤，属于北方典型的干燥的土壤环境，且地处洹河之滨，是沙土地，因此对殷商玉器的沁蚀并不十分严重，古玉中常见的整体呈现鸡骨白玉质的现象，在殷商玉器中极为少见，《妇好》玉器中也没有一件是整体鸡骨白的，常常可见殷商玉器上的局部出现鸡骨白，鸡骨白
汉代玉器变现方法研究论文
汉八刀，简约，形象……
春秋、战国迄秦、汉时期的玉器，礼玉渐少，而佩玉增多。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镂空、浮雕等手法普遍应用。当时，带有政治、道德与迷信色彩的成组佩配列玉器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玉龙、玉璜、玉管等皆成为组玉的一部分。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关于各类组玉的组合形式与《三礼》所记的玉器制度，多有不符，因此，尚须从古代社会礼仪制度、习俗规范等方面，探索有关组玉的种种问题。汉代玉器引人重视的，是不断有金缕、银缕玉衣出土，生活用玉大量制作。汉代常见的一种玉佩饰——玉舞人，形态逼真，极富动感。汉代玉器显示出很高的艺术成就，小饰件雕刻善于抓住动物的典型特征和特定情境下的神态，寥寥几刀，便意趣横生。玉器多用刀刻成，俗称“汉八刀”。 受黄老之学的影响，汉人尤其是统治阶级表现出对永世长存的追求，所以汉代葬玉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考古资料来看，汉代玉衣制作的繁琐程度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目前发掘的玉衣有二十多套。从发掘的成果来看，玉衣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汉代玉器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产生的一朵奇葩。楚国是一个巫风炽烈的国度，他们从原始社会中走来，少有理性浸染，更多地保存了氏族社会的遗习和风尚。他们想象丰富、奇特、怪异，自成一系的地域文化，具有清新脱俗、自由浪漫的风格。汉代统治者大多是楚人，他们一方面怀着崇敬的心理继承中原文化，又不可避免地使中原文化染上了楚文化的特色，并且使中原文化和楚文化融合起来。汉代的玉璧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刻有蒲纹、谷纹的形制规整的玉璧上透雕出优美飞动的龙凤形象，规整严谨之外又有飞扬流动的奇思异想，体现了汉代把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胆的浪漫想象结合在一起的艺术精神。汉代玉璧的镂雕、透雕技术则更富有装饰意味，显示出楚文化的浪漫风采，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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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分一下第一阶段：神玉时代，北方以红山为代表，南方就是良渚，玉器都带有原始的神秘色彩；第二阶段：礼玉时代，商周最为典型，祭祀和其它重大活动必用玉器；第三阶段：德玉时代，汉到清，君子比德于玉；第四阶段：世俗时代，民国到现在。
中国古代玉器论文题目
1863年，法国地质矿物学家德莫尔，根据传到欧洲的中国清代乾隆朝玉器，进行物理化学实验，结果表明，玉材有两种，即角闪石和辉石类。角闪石亦称软玉，硬度为莫氏6－度，比重2. 55－，其主要成分是硅酸钙的纤维矿物，属于角闪石的一种。角闪石的色泽较近于油脂的凝脂美，纯者色白，俗称羊脂玉，细腻温润，非常名贵，经济价值极高。又因角闪石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而呈现青、绿、黑、黄等色或杂色。辉石类亦称硬玉，因翠绿者质地最佳，在中国又有翡翠之雅称。硬度为－7度，比重－。辉石类则以硅酸钠和硅酸铝为主，有隐约的水晶状结构，质地坚硬，密度较高，具有玻璃的光泽，清澈晶莹。翠绿色、苹果绿、雪花白、娇嫩的淡紫色，都是辉石类的典型色泽。辉石类(硬玉，如翡翠)18世纪后方被中国玉匠大量采用。因此，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软玉，如和阗玉）制品。和田玉的矿物组成以透闪石——阳起石为主，并含蛇纹石、石墨、磁铁等矿物质，形成白色、青绿色、黑色黄色等不同色泽。多数为单色玉，少数有杂色。玉质为半透明，抛光后呈脂状光泽，硬度为度至度。这是矿物学上的玉。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不仅开采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利用，有的玉矿已枯竭，但一些著名玉矿至今仍在大量开采，为中国玉雕艺术的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原料。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是新疆和田。和田玉蕴量最富，色泽最艳，品质最优，价格最昂，是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历代皇室都爱用和田玉碾器。除和田玉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好的玉器，钟林先生归纳为四要素：材质、造型、工艺、主题，这四要素使玉超越了其“山岳精英”的自然属性，而包蕴了人的精神：山川之精英，人文之精美。山川之精英，讲的是材质美，每件玉器必须弄清它是角闪石还是翠玉，或是绿松石、玛瑙、蛇纹石、水晶等彩石玉，进一步还要探讨它的产地。人文之精美，指的是玉器的造型美、雕琢美和主题内容，以及影响造型美雕琢美的工艺、社会诸因素。由于历代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玉器的用途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竞相争艳。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当时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玉礼器是王权和等级的象征，用玉敛葬，是祈求永生的手段。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使用和田玉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
我不是学历史的，但对秦国时期兵器标准化曾经读过一篇文章，粘过来你参考一下：两千多年前，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就成了秦军主要的对手。在秦军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匈奴骑兵乘机南下，侵占了黄河以南大面积的土地。在帝国地都城咸阳，如何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就摆到了秦始皇面前。当匈奴骑手高速冲锋的时候，传统的步兵很难抵挡。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叫弩的远射兵器很可能在秦军击溃匈奴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兵马俑坑，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制部分已经朽烂，但完整的遗迹仍然可以复原当初的秦弩。据此复原的秦弩，有着惊人的力量。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在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它的设计得非常精巧。令人不解的是，秦人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简单一些呢？假设一种最简单的方案，制造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但是，射手完全靠手指的力量把勒得很紧的弓弦推出勾牙， 就要用很大的力气，在击发瞬间，弩肯定会抖动。今天的射击训练，击发瞬间连呼吸调整不好都有可能影响射击的准确性。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勾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恰恰是弩对弓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准的稳定。可以推想，在与匈奴骑兵厮杀的战场上，秦军弩兵射击的情形。当瞄准远处的目标时，射手参照望山估算弩抬高的角度，弩箭沿抛物线轨迹就可以准确命中敌人。望山，很可能是步兵武器最原始的瞄准系统。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由于在坑中没有发现弓，考古人员认为，这些青铜箭头都是为弩配备的。战国时代，箭头的种类繁多，这些箭头上的倒刺和血槽让人感到阵阵杀气。而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秦军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种三棱箭头呢？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容易受风的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秦军的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应该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当检测数据最终摆到桌面上的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感到难以置信。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当中的范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它使秦军的攻击力大为加强。公元前214年，秦军发动了针对匈奴骑兵的全面战争。仅仅一年的时间，30万匈奴骑兵就被彻底击溃，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重新回归秦国。秦军之所以能够取胜，弩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设想，在匈奴骑兵还没冲到眼前时，强劲的秦弩就密集准确地击中战马和骑手。持弩的秦骑兵射击的准确程度是匈奴人的弓无法相比的，匈奴人的皮甲也抵挡不住弩箭强大的穿透力。对马背上的匈奴骑手而言，弩是最致命的武器。中国兵书经典《武经讲义》中说：弩是对付古代游牧部落袭击最为有效的武器。青铜弩机的设计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于匈奴人而言，这种机械装置太复杂了，他们很难装配或仿制。当专家们对秦军兵器的研究逐步深入时，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铍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它的形式曾经五花八门。但是，在俑坑中发现的铍，尽管生产日期相隔十几年， 造型和尺寸却完全一致。湖北鄂洲是楚国的旧地，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把秦剑。细长的秦剑和当年楚国的青铜剑完全不同。但是，它的造型跟陕西兵马俑坑中的秦剑却完全相同。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三棱箭头有4万多支，但它们都制作得极其规整，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毫米。北京理工大学的冶金专家对秦军箭头做了金相分析，结果发现它们的金属配比基本相同，数以万计的箭头竟然是按照相同的技术标准铸造出来的。这就是说，不论是在北方草原，还是在南方丛林的各个战场，秦军射向对手的所有箭头，都具有同样的作战质量。难道，地处秦国各地的兵器作坊都在有意识地，甚至是强制性地按照某个固定的技术标准生产兵器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秦人就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标准化，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标准化生产使不同的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组装在一起，也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在两千年前农业文明刚刚开始成熟的时代，假如秦人真的有过标准化的兵器生产，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秦军使用的弩机，由于制作的十分标准，它的部件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在战场上，秦军士兵可以把损坏的弩机中仍旧完好的部件重新拼装使用。秦军的其他兵器虽然也可以互换，但对于大多数古代兵器来说，互换性要求的精确度并不很高。专家推测：秦人的标准化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各种兵器，在战场上应该有优异的表现。很可能是秦军从几百年的战争实践中优选出来的。专家推测，秦人很可能将优选兵器的技术标准固定，国家再通过法令将这些技术标准发放到所有的兵工厂。尽管按今天的工业标准看，这些兵器的标准化仍旧是比较粗糙和初步的，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秦人执著于统一标准，肯定是为了保证所有秦军战士使用的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兵器。秦军的兵器制作得相当精致。在青铜剑上有三条90多厘米长的棱线，将细长的剑身分成八个面，手工要完成这样的表面加工有很大的难度。戈的圆弧部分加工得十分规整，箭头上三个流线型的表面也完全对称。让专家迷惑的是，某些天才的工匠制造出几件这样的兵器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是，兵马俑坑中几万件兵器几乎都是同样的质量。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超过了100万。不仅如此，这支军队高度专业化，装备极其复杂的武器系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欧洲，亚历山大的军队是5万人左右，最为强盛时的罗马军团也不过几十万人。为一支100万的军队提供兵器，是一个可怕的任务，在十年统一战争的岁月里，秦国的兵器作坊肯定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地方，他们必须开足马力，日以继夜。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既保证标准，又大批量生产呢？仔细观察这只戈的圆弧处，打磨的痕迹还清晰可见，手工打磨，会有交错的磨痕，那是锉刀往返摩擦造成的。奇怪的是，这些磨痕没有交错的痕迹。专家推测，秦军青铜兵器的表面加工很可能是用砂轮实现的。两千多年前是否有砂轮还有待考古证据，即便是用砂轮，靠手的感觉来完成这些弧形表面的加工，要让成千上万件兵器达到同一个标准也是不可能的。在兵马俑坑中的兵器上面，刻着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今天的汉字很相像。研究人员发现，它们大多是人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是“相邦吕不韦”。吕氏春秋是秦国最重要的一本历史文献，它的编撰者就是吕不韦。吕不韦是当时秦国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吕氏春秋上说：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透露的是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机密。吕不韦作为内阁总理，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面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监制这只戈的厂长叫“蕺”。在厂长的下边是丞，类似车间主任，这位主任的名字叫“义”。而亲手制作这只戈的工匠，叫“成”。专家由此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我们已经无法知道管理的细节，但秦国的法律对失职者的惩罚是非常严酷的，这就是物勒工名的用意。透过这些冰冷的青铜铭文，我们或许还能看到那个遥远年代中一些普通人的命运。这个叫Zhe的人做了好多年兵工厂的厂长，ZHE每天都要检查兵器生产，他得向丞相吕不韦负责。如果兵器质量有问题，按照秦国的法律，厂长首先遭受处罚。为了自己和一家老小，他必须尽职尽责。处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管理体系最底层的，是数量庞大的工匠。专家在铭文中一共发现了16个工匠的名字。在秦国的手工工场，工人一般都是终身制。无论如何，这个叫DIAO的工匠一生都得在工场度过了。16年的劳作，“窵”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的坎坷。就是这些像“窵”一样的普通人，制造出了留到今天的这些精良兵器，从一丝不苟的加工痕迹上，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到他们粗糙的双手和专注的目光。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大批量地制作高质量的兵器，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然被荒蛮和蒙昧包围的时候，而秦人就以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
玉器的题材一般采用吉祥题材。因为，“玉”字在古人心目中是一个美好、高尚的字眼，在古代诗文中，常用玉来比喻和形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所以，玉器的题材都是取吉祥的含义为题材。譬如，龙凤呈祥、吉祥如意、吉星高照,、吉祥如意,、吉人天相、三羊开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大富大贵、吉祥如意、人寿年丰、花开富贵、天长地久、凤鸣朝阳、天利人和、花团锦簇、良辰美景、欣欣向荣、金玉满堂、金碧辉煌、美仑美奂、国泰民安、喜笑颜开、荣华富贵、锦上添花、寿比南山、才高八斗等等。玉器，即使用天然玉石加工制成的器物。中国早在八千多年前就有了玉器，并不间断地延续到现在。玉器的出现是远古石器的延续与创新。玉器与石器的区别在于质地和加工方式的不同。未经人加工过的天然玉石是玉料，《说文解字》称：“石之美者谓之玉”，凡美石制品均在玉器的范围。但美石的玉多为交织结构的透闪石和阳起石，不同于可以敲击成形的石料。因此古玉器的出现，在于新石器时期晚期的中华古人创造了使用解玉砂琢碾加工玉石的方法。古玉器是人类古代文明里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器物。因古代碾法已经失传，以加工方式区分，用碾法制作的玉器均为古玉器，而凡使用电动金刚工具等现代技术加工的玉器称为新玉。中国玉器自史前出现起，即是最高规格的器物，主要用作礼器和配饰。有祭祀天的玉璧，祭祀地的玉琮，有祭祀四方的圭、璋、琥、璜。史前典型的玉器见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现代玉饰的品种款式多种多样，有：各玉珠串、各玉手镯、各玉发夹、翡翠挂件、套装饰品、各玉戒指、金镶玉品、各玉腰带等琳琅满目，除岫玉、玛瑙、密玉等玉料外，还采用翡翠、青金、鸡肝石、孔雀石、东陵石、珊瑚、水晶、芙蓉石、木变石等等玉石原料。规格款式不断翻新，单珠串就有平串、宝塔串、花色串、异形串、随形串等等。这些珠宝玉饰通过精心的佩戴，会给人们的生活、衣饰起到珠联璧合的效果。
原石玉器发展：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审美特点：“美、润、韧”玉器的三大特性“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见证者，玉器以它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美、润、韧等特性驰名中外，为世人所敬仰，也奠定了它在世界工艺史上的独特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主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如此评价道。古方介绍说，中华民族素有爱玉、尚玉的传统，从兴隆洼文化出土发掘的“玉珥”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玉就已经被先人发现使用。中华玉器这颗东方明珠(600832,股吧)，几千年来作为中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其他艺术品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古玉，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礼仪、等级和审美观念有密切的联系，不论贵胄还是庶民阶层，无不爱之。“把玉器分为高古玉、明清玉、当代玉，”，古方表示，“高古玉经历了神权、王权、礼制三个时代，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在高古玉上，能够管窥某些历史时期的基本风貌。明清玉见证了市民社会兴起后的社会变化，玉器进入生活和审美领域。在明清玉身上，能看到明清之际的社会活力和充满生机的艺术气息。而在当代玉上，看到的是有着浓郁艺术气息、与当代思想和文化息息相关的艺术创造。”“君子比德于玉”，好玉、玩玉的人，首先能够感受的是玉所具有的人格与文化内涵，然后是玉质的美、造型之美、工艺之美。在每个时代，玉器都是优秀文化与艺术的结晶。“走近玉器，就能感受到它带给的深厚历史文化和华美艺术风韵。”古方说。
商代青铜器铭文断代研究论文
青铜器伪造，可谓五花八门，防不胜防，简要介绍几类 (一)蚌埠货:蚌埠仿古铜器作坊，大大小小有上百家，铜坯多在山西订做的，也 有自家铸造的，主要以电解腐蚀与化肥腐蚀为主，水坑干坑均有，从商周到汉代 造型齐全，特点是胎体厚重，锈色松而鲜艳，没蓝锈，器内做不好，有的带范线， 但不做垫片，绝大多数不过关。各大古玩市场地摊都能看到。 (二)河南刀:市面上杀人最凶的就是河南造假青铜，河南刀全国闻名，远销海外， 河南电解作伪铜器也很多，蓝锈以染色为主，水洗易掉色。河南的老铜改装，多 用树酯漆做锈，很嫩火烧易燃。老铜器机械后刻工比较有名，多是素鼎素瓶，刻 细小回纹，经局部腐蚀，容易蒙人，细心可看出机械刀削轮廓比较锋利，多不过 关，河南的拼装，包皮，移植锈己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各大古玩市场均能看 到有河南人放过来杀人的假货，其中有些后错金，宝剑后磨花，己到了乱真的地 步。 (三)陕西错:陕西老铜后错做的非常好，有的锈色处理，可谓天衣无缝，不挑出 金银丝，几乎看不出是后错，还有一种错银方法更奇了，用铝合金粉末压缩到铜 胎凹槽内，这种工艺不适合老铜。普通铜镜，能雕出头版，能改成战国镜，镜背 水银沁做的也好，还能在老剑上镀出几何形花纹。江浙一带的藏家易上当。 (四)阜阳工:前几年阜阳水坑做的很好，现在基本是老铜贴工，素的老铜器贴上 树酯合成的战国工，非常逼真，阜阳铜器修复也是全国一流，他们能将鎏金残片 拚成鎏金怪兽，接缝处理的非常好，上手感觉比较熟，油性重。 (五)荆州造:生坑假货遍布市场的时候，湖北荆州，枣阳一带却研制出高仿水坑， 有的高仿品范线垫片都有，瓶足内模还在，身上还有丝织品腐烂痕迹，器物工艺 流畅，重量很轻没脆声，铜质也对，有的还做出轻微损坏，足以乱真。这类主要 仿战国大尺寸器物，浅浮雕工艺为主，铜坯成型后，经火烧薰黑，再埋入土中腐 蚀，由于皮壳厚度不够，器物易露铜，口沿油性重，花纹版模深浅不均，见过一 次就会识别了。 对青铜仿制做假的重点区域作了五项归纳，它们分别是蚌埠货、河南刀、陕西 错、阜阳工、荆州造。四年过去了，上述地方的青铜作假又呈现出新态势，因一 些因素限制，我所了解到的只能粗略写一些： 一:蚌埠货。 四年过去， 蚌埠产品己广为人所知， 以前密集的作坊己是门庭冷落， 好多仿铜的改行玉器加工、经营奇石等等，也有仿铜的辗转去了成都等地，仿制 一些巴蜀文化铜马、摇钱树，以及三星堆、滇文化特征的产品，蚌埠现有的仿古 作坊，电解做旧的技术并没什么改进，不怎么生产高仿品，以纯工艺品为主，主 要仿制汉以上纹饰精美，工艺复杂的产品，简单做一下绿皮，因为是精美的纯工 艺品，客商多来北京，广州等地，有的也销往港澳及海外。因为这类产品是纯工 艺品，范线僵硬，胎体厚重不做垫片。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纯工艺品，却时常 有人发到收藏论坛当做国宝叫卖。 二;河南刀。现在河南仿铜日新月异，不断有新产品出来，错金银、鎏金、后工、 后刻铭工、后镶松石，新旧拼装、改造、包皮、移植锈己无所不能。河南电脑刻 工的产品己不多见，高仿红斑绿锈仿商周的比较多，以觚、爵常见器物为主，很 少有水坑品种，新型拼装采用更先进的铜焊技术，做得好的器物外表肉眼无法看 出接口，器内接缝为树酯做锈，完全过关的不多，伪刻铭文的字口略僵，细心可 看出起刀收刀痕迹，市面常有河南包老铜皮的成套编钟，铜片接缝处理采用铜焊 接， 以前针扎刀刮可鉴别出的方法完全失效， 凡成套编钟弹指敲击象是塑料声音， 都有问题。 以前采用不干胶贴在铜器与兵器上再腐蚀仿做错金花纹的工艺均己淘 汰，纯新铸造的工艺没什么改进，孔雀蓝仍然做不出，仿制孔雀蓝依然靠油彩染 色，少数移植锈是从废铜上整块剥下，再用胶粘上仿制品上，新手看这类锈，最 好用刀刮一下，从北京广州返销河南的东西也多，多是前些年用胶水修复过的， 又重新流到河南精加工，于是河南真货多，假货也多，成了全国青铜集散中心。 三;陕西错。陕西高仿错金，己从各类老铜后错转向新工艺品，多是臆造品，类 似河南的部分产品陕西、山西均有作坊仿制，老铜错铝合金几乎看不到了，河南 有种高仿老剑后错金，工艺力度很逼真，金丝上有结晶锈，剑格、同心圆镶有松 石，据说这类产品出自陕西，很多是专门针对江浙收藏家特制的，我听浙江有位 擅长鉴定铜器的朋友说过，浙江爱好收藏的企业家，人手一把越王勾践剑、或吴 王夫差戈，再过几年，也许会迅速扩大到国内外的收藏家人均一把，有朝一日来 个华山论剑，场面肯定十分壮观。 四;阜阳工。安徽阜阳的树脂贴工，随着藏友对其特征的认识，己经没了市场， 因为这类产品的铜坯子多是用废旧残破铜器胶水粘接的， 几年后胶水失效铜片纷 纷裂开散架，以前贩运这类伪铜器到南方各地的，多不敢来了，还有些砸在手上 的，常发在收藏论坛试图蒙出去，阜阳修复铜器的也从树脂补添工艺改为青铜铸 造。阜阳工的时代基本己经终结。 五;荆州造。荆州的高仿水坑依然在生产，荆州造兵器与铜镜后刻工，己经名扬 天下，高仿品供不应求，其中荆州仿造铜兵器己达到乱真的地步，荆州仿制铜剑 基本都是水坑，做旧后微有毛口，极易迷惑人，这类铜剑，长短宽窄尺寸应有皆 有，老剑新剑后磨花的品种，以菱型几何纹最为逼真，还有些臆造的龙纹凤纹之 类，铜兵器错金也是荆州造一大特色，也有错得好的，但大多是画蛇添足，比如 剑把顶端错一圈铭文，筒型把上很窄的剑格上也错上细如针丝的铭文，也有所谓 烙银的铜矛，其特征均是水坑，皮壳厚度不够易露白铜，铜矛管内常塞有一截烂 木头，铜剑有时还配上黑漆剑鞘，漆壳上描有楚式花纹，并用坑泥和水浸泡，然 后用塑料纸包着出售。荆州铜镜后刻工多采用素镜，或厚胎不值钱的镜子，纯手 工玉雕机雕刻，镜面保持原貌，背面纹饰多是仿汉与战国镜为主，皮壳处理的很 好，但钮部多有破绽，纹饰油性重，象擦过皮鞋油似的，因其产量有限，见过这 类产品人并不多，据说仿家附近宾馆常年有人住着等货。 五;其它。有一种仿品去年上市，我到现在还没弄清产地，造型仿商周中高档器 物为主，呈亮皮壳，有范线没有铭文，器内修胎不规整，厚薄不均，胎体轻巧， 声音不响，材质非常脆，器耳与器足易断裂，器外有红斑绿锈，还有结晶样石灰 锈，从断裂处看，并非青铜铸造，鼎之类很厚的实心耳与足，手电钻打下去呈褐 色粉末状，不见铜屑，从工艺流程上看，象是金属粉末模压的，到各大古玩市场 放货的贩子，多自称是湖南宁乡出土，这类伪品按常规方法鉴别极易走眼，因此 上当的也大有人在。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及鉴定青铜器的方法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中国 古代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艺术品当中只有青铜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认的。 从夏代起源， 经过商周、 秦汉至宋代金石学诞生， 从单一的收藏， 变为一种学问， 一种研究对象。青铜器的价值被世界公认主要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 大门被打开，外国人进入中国，发现中国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做工精美。在西方 国家里，18 世纪才出现抽象派和印象派的青铜器造型，在中国 3000 年以前就有 了，所以外国人非常喜欢我国的青铜器。如今像牛尊、羊尊、马尊等大部分流散 在国外，中国青铜器的艺术地位在世界上可与西方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在世 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青铜器馆。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 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历代收藏家更是把收藏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 代相传。如今盛世兴收藏，青铜器更是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贝。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历史的不同时期， 它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 了朴实、简洁、明快，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 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 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 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 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 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 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 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 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 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 代铜器相比拟。 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 视的原因之一。青铜文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文化内涵的变迁。 因此，学习青铜器鉴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其 质地坚硬，我们平时所说的铜质在鉴定中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在早期的青铜中， 其颜色有很多是发深红色的，很多人都把这样的铜红青铜，这种铜质在坚硬程度 上远不如后来冶炼出的青铜坚硬，青铜铜质的演变，是一个由深红到青色到黄铜 的一个过程，其中在唐代出现了白铜大多用于制造铜镜，到了明代有一些红铜的 艺术品，但是其铜制的提纯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宣德炉，清代大多 是红铜，这些不同的铜质由于配比的关系远不如现在铜质的质地，由于青铜配比 的比例数据并不统一所以造假者制出的铜器质地上还是很容易辨别的， 但是现在 有很多人将老铜器回炉使得制造出的铜质很逼真， 但是这种方法的不足就是破坏 了包浆。古代青铜器是贵族的奢侈品或者是兵器或者是车马器，它有很严格的使 用机制，也有严格的制造机制，除了一些简单的民用器之外，漂亮的文饰复杂的 礼器 、酒器、祭器都是古代上层社会文化的缩影。青铜器大件的东西要不没有， 一旦出现，就绝对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掌握好每个时期的文饰是很重要的，因 为在和伪造者之间是一个比拼知识的过程， 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才会找 到一些细微的漏洞，从美学的角度上讲，古代青铜器文饰都很流畅，生动，而且 就我们今人来看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伪造的文饰呆板没有力度，有的地方还 会出现一些很锋利的铜渣，铭文是一个比较难的鉴定，有阳铸和阴铸之分，除了 要知道一些简单的字的写法之外，也要讲究美观和力度，阴刻的文字要去观察它 底子和锈色的统一。 前面提到包浆。包浆是青铜器经历了时间洗礼之后，铜质地发生了一系列的 化学反应之后所产生的依附于青铜器的“外壳”，它包括地子和铜锈两部分，地子 是离“铜骨”最近的一层锈，在地子之外的就是我们见到的普通意义上的铜锈了， 由于坑口的不同，它所呈现出的样貌也就各有不同，在出土地点好的地方会出现 干坑的硬锈，还有沙坑的贴骨锈，枣红皮等等一眼开门的锈，它们的特点是锈色 贴骨坚硬，已经与铜融于一体，很难清除，还有南方的水坑，出土地过于潮湿的 脏坑，一些传世的物件或者经过人们不断的把玩之后，表面显的油亮，或者是绿 漆古或者是黑漆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一些干坑口中，有一种‘泛金’的 皮壳，让人感觉它的质地是黄铜或者有溜金的感觉，这种皮壳并没有溜金器那样 的亮丽，显的暗淡了许多，这种皮壳虽然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贴骨锈，但是却也 是比较开门的皮壳，它并不易仿造，以上罗列的古铜锈只是铜锈的一个大的方向 上的分类，即使同一种坑口的铜器所显示出的铜锈也并不是相同的！正因为铜锈 的种类如此繁多，而很多初入收藏的人由于所见铜锈有限，所以它也就成了仿造 者重点去仿制的要点之一了，仿制者仿制铜锈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 （一）化学方法仿制铜锈，用化学药品仿制出的铜锈，大多锈色很浮，没有 贴骨的感觉，它直接把药品施于铜器之上也就没有地子可言了，它只有绿锈而绿 锈也多是呈现粉末状的，如果用坚硬的工具去检查的话，可以发现。而古铜的绿 锈很难见到那么多的粉末。就目前来说，红斑和宝石蓝是很难仿造的，假铜器上 的红斑，大多是铁锈，仔细去观察的话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一是颜色 二是结构。 这种方法制出的包浆太过刻意， 给人很夸张的感觉， 也就是大家感觉过了的原因。 即使经过长时间的把玩也不会改变那种松软的质地。 （二）将真铜锈粘贴上器物之上，这种方法造出的皮壳很具杀伤力，但是如 果仔细观察的话，这种锈下面是没有地子的，而且由于胶水的粘和大多是成块状 的而且很难具有真铜器包浆那种自然统一的感觉。 （三） 直接将铜器埋藏于地下若干年，这种方法造出的铜锈很容易识别， 锈色很浮，很容易清除。 在现代青铜器的伪仿品越来越多，仿制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鉴定一件青 铜器的真伪主要的方法就是针对千穷百态的仿制手段逐一击破。 李行杰 200900301026 电控系自动化 091 班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品种已很丰富器型多种多样，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浑厚凝重。商周青铜器艺术装饰承接新石器时代艺术中若干精髓，经过长期绵延不断的变化，形成独特的体系，在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商周时期，青铜的冶炼业作为生产力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下通过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图一和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大盂鼎》图二来论述商周青铜器艺术特点。一、商周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精神特点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是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例：图一《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通高133厘米,长166厘米，重875千克。为商王文丁祭祀其母“戊“制作的大型礼器，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气魄沉雄，器形凝重，纹饰华美，是商代青铜器风格的典范。鼎腹内壁有3个字铭文“司母戊”，鼎也因此得名。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2、图二《大盂鼎》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二、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特点从造型艺术的观点看，许多青铜器又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形成独特的体系。从青铜器的纹饰上看，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1、例：图一《司母戊方鼎》、图二《大盂鼎》这两件青铜器造型与装饰上在口端、顶盖、边沿也多铸造有神态生动的造型，动物凌厉的角和爪、卷曲的翅和尾、圆瞪的目、尖锐的牙等又常常被有意地加以突出表现。更多的则是以棱鼻为中心，两个侧身的夔形对接，正好拼成一个正面饕餮，同样形成尖角翻卷、双目圆瞪、龇牙咧嘴、利瓜大张的状态。在众多造型中，饕餮的形象是最为恐怖的，这种造型多见，而且都刻在尊贵庄重的礼器上。久而久之，饕餮便被提炼成一个综合的奇形怪状的兽面。可见兽面纹的确是一种神圣王权的象征。君主掌握了兽面神器，就意味着人神合一，至尊高贵，即拥有神的权力，也成了神之子及其化身。2、商周的青铜礼器中兽面纹是最主要的器饰主题和纹样例：图一《司母戊方鼎》、图二《大盂鼎》。同时也与人面纹、鸟纹、夔纹、龙纹等交替互渗，似是而非，具有演化变体的多样造型，始终占领着象征神灵的主导地位。多数器饰的造型均为兽面纹居中，鼻、口垂直的扉棱两边对称，陪衬的副题花纹则点缀在次要位置。这些冷峻的神态造型，都更多给人以威严神秘的诡异色彩。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商周时代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造就了以狰狞为美的审美文化时尚也呈现了我国奴隶制残酷本性。综上所述商周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以品类丰富、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制作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青铜器的论文大概2000千字 ,我能够提供的哦
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如果说陶器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象征，那么青铜工艺便可成为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 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时代的漫长跋涉之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中国，作为奴隶社会文明标志的，是青铜工艺。史家把奴隶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器的发达的铸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它的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 1．什么是青铜器 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因为红铜（纯铜）的熔点很高（1083C），而硬度较低，加入锡，可以降低熔点（700—900C），而且增加硬度，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人类在使用铁器以前，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各种器具。 2．青铜器的分类 青铜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功能上大体可分为四类： （1）礼器：商周时期，一些日用青铜器由于用作祭祀和典礼时的陈设而被赋于特殊意义，成为青铜礼器。如鼎、鬲、尊等。 （2）乐器：到春秋时期，乐器在祭祀和典礼中更是不可缺少，所谓“钟鸣鼎食”即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如饶、钟、铃、鼓等。 （3）兵器：现出土的兵器以春秋战国时最多。有戈、钺（yue）、矛、剑、镞（zu）等。 （4）工具及车马具：如犁、锄、镰、铲、斧等。 此外，青铜日用器从用途上的主要分类有：食器、酒器、水器、日用杂器四种。其中以食器、酒器为主。 3．青铜工艺在造型和纹饰的主要特征：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突出 成就，是丰富多样的造型和纹饰，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 中国的青铜工艺，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为代表，如最重要的是所谓青铜礼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杠搬运。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它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对礼治的维护上。一般多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如《司母戊方鼎》，形式厚重华丽，充满了神秘、威慑的色彩。司母戊方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保存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风格趋向简朴，追求朴素、典雅之美。如《孟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 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逐渐变成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生活用品。青铜器的造型趋向轻灵、奇巧，装饰手法写实，纹饰也易于理解。如，莲鹤方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另外《曾侯乙编钟》是最重要的出土文物，编钟共56件，分上、中、下三层。经检测每件编钟不仅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可以 演奏各种现代乐曲，而且音质纯正，音色优美。这是 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一套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12个半音的乐器。 （录象：曾侯乙编钟） 秦、汉时期，由于铁器和漆器比青铜器更方便，从 而逐步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便向轻便、精巧、实用的生活用器和观赏器方向发展，它们往往以实用和美观的高度统一而引人注目。 （录象：青铜工艺） 这个是青铜器辨别真伪的论文 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古代青铜器的仿造 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 。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三千三百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汸(号“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铜器。 仿古铜器有以下特征： 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器底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则有“潞国制”字样，并有器物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间宫廷仿商周铜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还注明官称姓名。 二是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严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为模式，故在形制上较为相像，但与原器相比，造型略显呆滞、粗拙，且体形一般较大，特别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将仿古器纹饰与商周器物纹饰仔细对照亦可看出其不够准确，形象多有变异，如北京故宫所藏宋仿商簋与商簋形制颇相如，但其颈部与圈足所饰夔纹形象与地纹均较商代纹饰失真且粗糙。元代时仿古铜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处，并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从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铜簠，双环形耳与波带形足均为随意改造之表现，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后形制，但纹饰却饰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重环纹，亦与真器不合。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绘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此种情形由上文所举宣德三年所仿制之商簋即可得见。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图谱》，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是扁足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善斋吉金录》著录之“永保用鼎”，虽作立耳、蹄足，但颈、腹形制与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先秦古器不类，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云南石屏乾阳山玉皇阁修复过程中，曾于石壁发现仿古铜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铸仿制品，虽大体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远，颈下饕餮纹变形极明显，鼎腹饰垂叶三角纹颇不合古制，铭文字体取自宋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丝女鼎”。最初曾被发现者定为西周铜鼎。由于判定明显错误，很快即被纠正。 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铜器已有不少藏储于清内府，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四鉴”等书中所著录铜器，有的 即使从描绘得不甚准确的器形、纹饰中亦能看出是这一阶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谓周蟠龙尊(实是壶形)、周夔风鼎。后一器为错金银器，形制本于商、西周早期鼎制却饰错金银纹饰，显然是一种变通与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显然是对的，但这种器物多数当属于仿古器，应被视为艺术作品。 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纹作蝴蝶状，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扳无变化，扁足形制与其上纹饰亦均不合古制，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仿古器的风格与水平。 明清两代的仿古铜器，有几种常见而形制较特殊的器型，如百环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还可见贯耳觚，清代可见方口觚。 综言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饰，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并不难看出。所以从总体而言，仿制器还是较易辨识的。 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 一．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 青铜器的伪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伪器较大量的出现尚始于宋代，当时金石学之兴起。固然促进了对古代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风的兴盛，也使青铜器买卖成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伪造之器进应运而生。今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们多认为，宋代宫廷既大量仿铸古铜器，自然就培养出一批作伪器之高手。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有《古钟鼎彝器辩》一节，曾提到伪古铜器作假色泽与假锈的方法，可见铜器作伪在宋代时已发展为一专门的技术。元明两代亦有铸造伪铜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卷六中有“伪古铜”一小节，专讲伪铜器作假锈色之方法与辨别要点。显然当时作伪铜器与鉴别真伪皆已有相当经验。此外，明人高濂在《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记载，元代时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苏州)王吉二家即为当时铸作名家，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铜器流入市场的。宋至明历代伪制品中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于内府，故乾隆时所编专著录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四书．(旧称“西清四鉴”。现学者或称“乾隆四鉴”)，有铭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认为其中伪器与可疑器近42％，其中虽有因未亲见而估计不当者，然此种估计总不致太过分。 清乾隆以前之元明两代与清初伪造技术较低，器形、纹饰多仿照宋人青铜器著录书籍中之图像，铭文亦多属杜撰，故伪器较易辨识。清乾隆之后，金石学复兴，此时的情况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学土大夫们对于铜器的观念跟着也就推进一点。他们要利用这些器铭来解释文字，证明经、子，他们买一件古董，总要注意它有字没字。这中间价钱当然差得很远”。有铭青铜器价值远高于无铭器，这一事实进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与作伪者渔利之心，乃多于真器上增刻假铭，一般是根据真器铭仿制、照搬，间或亦有改造、拼凑。与此同时，整体铸造伪器、伪铭之作伪业也渐于山东潍县、陕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 民国以后，古青铜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范本，加之历代作伪技术不断积累，至此时已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这时候青铜器海外市场被开拓，于是作伪的水平与数量均大大超过前代。此外，作伪的区域性中心也增多起来，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伪高手，除于真器增制假铭外，全器伪造亦较多见。今日国内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伪制青铜器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是属于民国以后制作的。 二.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 伪制青铜器的历史既如此长久，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论古铜器之鉴别》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开首第一句话即言：“如果要把古铜器当作一门学问看待，那么，我们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无过于真伪的鉴别了。”可见辨伪在此时已为学者高度重视。在此之前，近代学者中仅有著名学者与收藏家陈介棋，以他丰富的经验对判定伪器提出过具体的见解(《簠斋尺牍》)。此外，1914年王国维撰《国朝金文著录表》(1915年， 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于各器类下均开列伪器及疑伪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见原器而所据仅铭文，故未必均得当，然实有开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仅在详细地总结历代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识别伪器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首次对伪造作了较科学的分期(书中一些基本观点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容先生还曾作过许多具体的辨伪研究，1925至1927间曾因工作多接触清内府旧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对所谓“西清四鉴”中所收铜器及铭文作了甄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伪差别问题后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订。与容氏所作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写过辨伪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二期，1938年)，后又作补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举徐中舒氏的论文。民国时期重要的有价值的辨伪论著大致如上述。 近二十年来，对于青铜器辨伪问题，又先后有一些重要著作发表，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有新进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从事青铜器保管、修复工作的，故所论更为经验之谈。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带有 理论性的著作是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 疏要》(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4年6月)，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与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作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还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五十五件伪器。 八十年代以来有较多的青铜器辨伪论著发表，其中重要的有： 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与弊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之提高。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之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仿古铜器与伪铜器之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生动形象，并有重要资料价值。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时，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时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遍。 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与《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杜乃松《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 近年来，铜器辨伪已由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依靠现代科技术手段去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详见下文。 下文对青铜器辨伪的概述即参考了上述诸家之见解。 三．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 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一)真器改造 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 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 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锹”，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 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内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兽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
商誉问题研究论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的并购浪潮风起云涌，而一起成功的收购活动往往会导致巨额的收购溢价。从会计处理的角度来讲，其结果表现为巨额商誉资产（仅考虑购买法下的处理）的确认以及以后会计期间巨额摊销费用的发生，这导致许多企业在并购以后要报告巨额亏损。举例来讲：时代华纳的并购案中，140亿美元中的80％是为商誉而支付的。即使选择了长达40年的摊销期限，时代华纳每年所要注销的商誉价值仍要高达亿美元，这导致其在并购以后的第一年报告了亿美元的净损失。于是商誉资产到底要不要确认，如果确认的话要不要摊销，再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一、商誉是否应该被确认首先，援引70年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设计储备确认会计（这个公告要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披露已经证实的未来可采储备的价值，为了作出披露，这类公司必须对尚未钻探仍处于地下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作出估计，而这种估计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时的解释说明：企业对现有资源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作出报告，为决策者所增加的决策相关性远远弥补了估计上的不精确性所造成的影响。一定意义上讲，现代企业的竞争就是创造能力的竞争，作为核算这部分能力的价值的商誉，对于衡量企业未来的竞争优势，从而判断企业的投资价值可谓至关重要，因此有理由相信商誉确认所增加的决策相关性会远远弥补其估计的不精确性。因此，商誉应该作为一项资产被确认。其次，资本市场的反应也验证了我们的判断。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报告的商誉资产价值与股价之间是相关的，并且在商誉已经摊销5年之后仍然相关。同时相关的研究还显示：报告了商誉价值的企业，其市场价值与帐面价值的比率比较低。也就是说，帐面价值更接近于市场价值，这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商誉的确认的确使得会计信息更加有用。因此，商誉资产应该被确认。最后，会计分期的本身就隐含了会计核算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精确，不确定性是会计实务随时都在面临的问题。事实上，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可以预期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与物理寿命之间的相关性将会进一步减弱，对于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作出可靠的估计将会更为困难，但是固定资产却不会因为计量的可靠性问题而不计提折旧，那么商誉也没有理由因为计量问题而不予确认。二、商誉资产如何被确认（一）商誉的入帐时间问题。本文认为当前只有发生并购业务时才确认商誉的价值的会计处理欠缺合理性。原因是：首先，我们都知道并不是并购活动、而是企业持续地开发创造知识产权的努力形成了商誉的价值，因此从商誉价值形成的角度来看，并购活动是一个无关事项，不应该成为确定入帐时间的标志。其次，仅仅确认并购企业的价值同时也导致并购企业与非并购企业之间缺乏可比性。我们知道财务数据只有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比较时才具有决策价值，但是仅仅部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包含了商誉，这一方面导致投资者利用商誉信息时更加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导致并购企业和非并购企业的财务比率因为计算口径不一致而存在显著差异。既然在发生并购业务时才确认商誉的价值欠缺合理性，那么商誉的入帐时间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首先，按以往的惯例，应以准则或者规定出台的时间为起点，要求所有的企业必须在过渡期内选择披露商誉价值的时间。其次，从过渡期结束之日开始算起，统一规定一个时期（比如1年或者3年）要求所有企业披露重估以后的商誉价值。最后，允许企业在满足法定资产重估条件（比如合并、分立等非持续经营状态）时调整商誉的价值。这样，商誉资产的确认一方面保持了与其他资产确认原则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兼顾了商誉资产价值容易波动的特殊性，同时也减少了随意调整商誉入帐价值以实施盈余管理的机会。（二）商誉的入帐价值问题。对于商誉的入帐价值，我们认为应区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来选择不同的方法。首先，上市公司的商誉以修正后的股价减去帐面资产的公允价值来确定。以最近一年（除去异常走势区间）股价的平均数代表修正后的股价，这个修正后的股价代表了市场对企业价值的一个客观评价，可以认为代表了企业的实际价值。修正后的股价与帐面价值的差异包括两个部分：帐面资产的历史成本与现行价值之间的差异和帐外资产价值。通常我们认为帐外资产的价值也就是商誉的价值。因此，以修正后的股价减去帐面资产的公允价值代表了商誉的价值。这种处理方法与当前关于商誉入帐价值的确定也保持了一致性。当前会计实务是以收购价减去企业资产的公允价值来确认商誉价值，也就是以收购溢价作为商誉的价值。构成收购溢价一般包括两个部分：并购以前未入帐的商誉价值以及并购以后预期会实现的协同效用的价值。而这部分协同效用可以视为并购活动所引起的企业创造开发能力、竞争优势的变化，也就是企业商誉价值的变化。可见，当前商誉价值的确认，也是以修正后的股价减去帐面资产的公允价值来确定的，这样我们就保证了处理方法的连续性。其次，非上市公司商誉的价值，以与形成创造开发能力相关的支出的资本化价值来确定。综合国外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可以根据企业一年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市场营销活动的支出（包括广告支出等），以及为管理层与技术人员支付的培训支出和报酬（没有包括在研究开发支出中的部分）乘以各自的权数（这个权数将因行业的不同、因企业的生命周期不同等而不同）所计算的结果，再乘以一个换算系数（这个系数比照同类上市公司的商誉价值来确定），作为非上市公司商誉的入帐价值。三、商誉是否应该被摊销商誉作为一项资产被确认以后，是否应该在以后的期间予以摊销呢？美国前会计原则委员会的第17号意见书要求企业的商誉在最长不超过40年的时间内予以摊销。而澳大利亚、中国等也都要求商誉在一定的年限内予以摊销。本文认为由于如下的原因，商誉不应该被摊销。首先，商誉所核算的是企业创造和开发知识产权的能力的价值，商誉的帐面记录应该与这部分价值保持对应。我们知道，企业与创造知识产权相关的能力并没有随着时间而丧失，事实上大多数企业会随着时间而提高这部分能力，可是如果对商誉予以摊销的话，作为反映该能力的商誉的价值却随着摊销逐渐减少、消失。这违背了会计处理的真实性原则，因此商誉不应该被摊销。其次，固定资产中关于土地等再生性资源的处理也为商誉不予摊销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先例。《国际会计准则第4号—折旧会计》要求不对再生性资源计提折旧，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也都要求再生性资源保持帐面价值不变。实际上，企业创造开发知识产权的能力也具有持续性，可以相伴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始终，那么援引当前关于再生性资源的会计处理，企业的商誉也不应该被摊销。再次，研究与开发支出、广告投入、为管理层和技术人员支付的培训支出是与保持企业的创造开发能力密切相关的投入，那么既然目前的会计处理已经将这些支出在发生的当期就费用化了，商誉自然不必再进行摊销。最后，资本市场的反应也支持了我们关于商誉不应该摊销的判断。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报告的摊销费用与股票回报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这或许提供了一个证据——投资者或许认为商誉并不是一项可摊销的资产。会计核算的使命是对企业的经济业务、资源状况作出如实的描述，商誉所核算的这部分资产的价值能够保持持续性，那么商誉也就没有了进行摊销的理由。四、商誊资产的减值是否应该予以反映商誉价值一经确定，按照本文的思路一般要经过几个年度才重新调整，那么如果在这段时期内企业的创造与开发能力出现显著的持续下降时，企业是否应该作相应的处理以反映这部分减值呢？参照国外以及我国无形资产准则关于资产减值的处理规定，企业应该设置减值准备帐户。当已经有明显的迹象（比如主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离职，与产品质量相关的重大诉讼等事项）表明企业的商誉出现永久性减值时，应计提减值准备；而当表明商誉发生减值的迹象全部或者部分消失时，应将以前年度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全部或者部分转回，但转回的金额不得超过已经计提的减值准备的帐面余额。
浅议商誉会计论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誉的价值及其重要性日益凸现，尤其是经济全球一体化，新知识经济到来，加剧了全球并购浪潮，因此，商誉成为企业并购和会计处理中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对商誉问题进行过大量研究，但由于商誉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得商誉至今仍是会计界的难题。
一、商誉本质
几个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和学术团体从法学、经济学、会计学角度对商誉问题进行过大量研究，试图探索商誉的本质。但目前对商誉的认识仍存在很大差异，主要有“好感价值论”、“无形资源论”、“超额收益论”、“协同效应论”、“总计价账户论”等，由于对商誉本质的争议，直接导致了对商誉确认和计量方面的困惑。
1.好感价值论
这种观点认为，商誉产生于企业的良好形象和顾客对企业的好感、认知感。杨汝梅先生认为，一个企业是否能成功，不仅取决于顾客对企业的好感，还取决于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好感以及投资者、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好感。
2.无形资源观
这种观点认为，影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地位的因素众多，无法一一列举，因此，将商誉归属于某一因素有所偏颇，应当将商誉确认为企业尚未入账的无形资产。罗飞先生认为，商誉是企业拥有的、能使企业获取按目前账上资产计算的超额收益的各种未入账的无形资源。
3.协同效应观
该观点认为，商誉本质上是企业各项要素之间的协同效应。M i I 1e:先生认为，企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协同效应应该是企业整体资产大于单项组成价值合计的根本原因，也是商誉的本质。邓小洋先生认为，商誉实质是由企业各个构成要素有机结合所产生的协同效应。
二、自创商誉确认
在所有商誉会计理论问题中，讨论最为激烈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是商誉确认的问题。由于确认是计量、记录、报告的前提与基础，有关商誉会计处理的很多问题是由确认问题引起，所以，商誉确认理论探索是极其重要的。
三、负商誉问题
关于负商誉问题探讨，会计学者也存在争议。如果承认负商誉存在，那么商誉则必须重新定义，商誉计量、商誉减值会计处理都要重新进行技术处理。同时，如果认同负商誉存在，那么关于商誉本质认识将会达成一致，剩余价值观与协同效益观能更好解释负商誉存在可能性，从而为负商誉存在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
四、自创商誉计量的方法
(一)收益资本化法
收益资本化法是将企业未来可赚取的“超额收益”按照一定的`贴现率折现，以其现值总和确认为商誉的价值，其计算公式为:商誉二(企业年预期收益-行业年平均收益率X企业可辨认净资产总额)一贴现率，这种方法是收益现值法简化版，它的优点在于，仅仅将“超额收益”简单资本化，结果不受买卖双方谈判能力和市场价格的影响，其理论基础与收益现值法基本一致。致命缺陷在于:企业的预期收益不是固态的，商誉价值也随企业经营发生变化，则收益资本化法计算出的商誉价值不具有真实性。
( 二 ) 收益现值法
该方法将商誉作为潜在超额利润的价值。具体计量时，通过对企业超额利润的量化对商誉进行估值。确定企业的超额利润是关键。计算商誉价值是按未来超额利润或者损失折算为现值来确定商誉的价值。
(三) 总体评价法
总体评价法的计算公式为 ：商誉价值=收购企业投资成本-被并企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它是将企业净资产的收买价与其公允价值总和之间的差额作为企业商誉的价值，而这种差额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交易双方的谈判结果，其计算公式为 ：商誉 = 企业转买价格 - 账面评估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总和。
五、商誉与会计方程的关系
总体评价法的计算公式:商誉价值=收购企业投资成本一被并企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由于商誉并不是在企业并购中产生，而是企业经营的结果，并贯彻企业经营始终。因此，企业在持续经营中，也应该予以计量。笔者认为，收购企业投资成本即为企业股权交易价格，因此，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权交易价格体现为股价，非上市公司通过评估方法确定企业股权交易价格。下面将通过数学方法对该公式进行证明。
六、结论
从会计方程推导出自创商誉过程中，反映商誉与会计方程密切相关，会计方程若保持平衡，则没有自创商誉，会计方程若不平衡，则产生商誉。实践证明自创商誉客观存在，则说明会计等式必然不平衡，会计方程不平衡性，将会导致复式记账理论基础塌陷，由此产生市价三维动态计量模式运用，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来临，它们为市价三维动态计量和自创商誉计量提供可能，将迎来一个伟大的会计变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