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器铭文断代研究论文

青铜器伪造，可谓五花八门，防不胜防，简要介绍几类 (一)蚌埠货:蚌埠仿古铜器作坊，大大小小有上百家，铜坯多在山西订做的，也有自家铸造的，主要以电解腐蚀与化肥腐蚀为主，水坑干坑均有，从商周到汉代造型齐全，特点是胎体厚重，锈色松而鲜艳，没蓝锈，器内做不好，有的带范线，但不做垫片，绝大多数不过关。各大古玩市场地摊都能看到。 (二)河南刀:市面上杀人最凶的就是河南造假青铜，河南刀全国闻名，远销海外，河南电解作伪铜器也很多，蓝锈以染色为主，水洗易掉色。河南的老铜改装，多用树酯漆做锈，很嫩火烧易燃。老铜器机械后刻工比较有名，多是素鼎素瓶，刻细小回纹，经局部腐蚀，容易蒙人，细心可看出机械刀削轮廓比较锋利，多不过关，河南的拼装，包皮，移植锈己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各大古玩市场均能看到有河南人放过来杀人的假货，其中有些后错金，宝剑后磨花，己到了乱真的地步。 (三)陕西错:陕西老铜后错做的非常好，有的锈色处理，可谓天衣无缝，不挑出金银丝，几乎看不出是后错，还有一种错银方法更奇了，用铝合金粉末压缩到铜胎凹槽内，这种工艺不适合老铜。普通铜镜，能雕出头版，能改成战国镜，镜背水银沁做的也好，还能在老剑上镀出几何形花纹。江浙一带的藏家易上当。 (四)阜阳工:前几年阜阳水坑做的很好，现在基本是老铜贴工，素的老铜器贴上树酯合成的战国工，非常逼真，阜阳铜器修复也是全国一流，他们能将鎏金残片拚成鎏金怪兽，接缝处理的非常好，上手感觉比较熟，油性重。 (五)荆州造:生坑假货遍布市场的时候，湖北荆州，枣阳一带却研制出高仿水坑，有的高仿品范线垫片都有，瓶足内模还在，身上还有丝织品腐烂痕迹，器物工艺流畅，重量很轻没脆声，铜质也对，有的还做出轻微损坏，足以乱真。这类主要仿战国大尺寸器物，浅浮雕工艺为主，铜坯成型后，经火烧薰黑，再埋入土中腐蚀，由于皮壳厚度不够，器物易露铜，口沿油性重，花纹版模深浅不均，见过一次就会识别了。对青铜仿制做假的重点区域作了五项归纳，它们分别是蚌埠货、河南刀、陕西错、阜阳工、荆州造。四年过去了，上述地方的青铜作假又呈现出新态势，因一些因素限制，我所了解到的只能粗略写一些：一:蚌埠货。四年过去，蚌埠产品己广为人所知，以前密集的作坊己是门庭冷落，好多仿铜的改行玉器加工、经营奇石等等，也有仿铜的辗转去了成都等地，仿制一些巴蜀文化铜马、摇钱树，以及三星堆、滇文化特征的产品，蚌埠现有的仿古作坊，电解做旧的技术并没什么改进，不怎么生产高仿品，以纯工艺品为主，主要仿制汉以上纹饰精美，工艺复杂的产品，简单做一下绿皮，因为是精美的纯工艺品，客商多来北京，广州等地，有的也销往港澳及海外。因为这类产品是纯工艺品，范线僵硬，胎体厚重不做垫片。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纯工艺品，却时常有人发到收藏论坛当做国宝叫卖。二;河南刀。现在河南仿铜日新月异，不断有新产品出来，错金银、鎏金、后工、后刻铭工、后镶松石，新旧拼装、改造、包皮、移植锈己无所不能。河南电脑刻工的产品己不多见，高仿红斑绿锈仿商周的比较多，以觚、爵常见器物为主，很少有水坑品种，新型拼装采用更先进的铜焊技术，做得好的器物外表肉眼无法看出接口，器内接缝为树酯做锈，完全过关的不多，伪刻铭文的字口略僵，细心可看出起刀收刀痕迹，市面常有河南包老铜皮的成套编钟，铜片接缝处理采用铜焊接，以前针扎刀刮可鉴别出的方法完全失效，凡成套编钟弹指敲击象是塑料声音，都有问题。以前采用不干胶贴在铜器与兵器上再腐蚀仿做错金花纹的工艺均己淘汰，纯新铸造的工艺没什么改进，孔雀蓝仍然做不出，仿制孔雀蓝依然靠油彩染色，少数移植锈是从废铜上整块剥下，再用胶粘上仿制品上，新手看这类锈，最好用刀刮一下，从北京广州返销河南的东西也多，多是前些年用胶水修复过的，又重新流到河南精加工，于是河南真货多，假货也多，成了全国青铜集散中心。三;陕西错。陕西高仿错金，己从各类老铜后错转向新工艺品，多是臆造品，类似河南的部分产品陕西、山西均有作坊仿制，老铜错铝合金几乎看不到了，河南有种高仿老剑后错金，工艺力度很逼真，金丝上有结晶锈，剑格、同心圆镶有松石，据说这类产品出自陕西，很多是专门针对江浙收藏家特制的，我听浙江有位擅长鉴定铜器的朋友说过，浙江爱好收藏的企业家，人手一把越王勾践剑、或吴王夫差戈，再过几年，也许会迅速扩大到国内外的收藏家人均一把，有朝一日来个华山论剑，场面肯定十分壮观。四;阜阳工。安徽阜阳的树脂贴工，随着藏友对其特征的认识，己经没了市场，因为这类产品的铜坯子多是用废旧残破铜器胶水粘接的，几年后胶水失效铜片纷纷裂开散架，以前贩运这类伪铜器到南方各地的，多不敢来了，还有些砸在手上的，常发在收藏论坛试图蒙出去，阜阳修复铜器的也从树脂补添工艺改为青铜铸造。阜阳工的时代基本己经终结。五;荆州造。荆州的高仿水坑依然在生产，荆州造兵器与铜镜后刻工，己经名扬天下，高仿品供不应求，其中荆州仿造铜兵器己达到乱真的地步，荆州仿制铜剑基本都是水坑，做旧后微有毛口，极易迷惑人，这类铜剑，长短宽窄尺寸应有皆有，老剑新剑后磨花的品种，以菱型几何纹最为逼真，还有些臆造的龙纹凤纹之类，铜兵器错金也是荆州造一大特色，也有错得好的，但大多是画蛇添足，比如剑把顶端错一圈铭文，筒型把上很窄的剑格上也错上细如针丝的铭文，也有所谓烙银的铜矛，其特征均是水坑，皮壳厚度不够易露白铜，铜矛管内常塞有一截烂木头，铜剑有时还配上黑漆剑鞘，漆壳上描有楚式花纹，并用坑泥和水浸泡，然后用塑料纸包着出售。荆州铜镜后刻工多采用素镜，或厚胎不值钱的镜子，纯手工玉雕机雕刻，镜面保持原貌，背面纹饰多是仿汉与战国镜为主，皮壳处理的很好，但钮部多有破绽，纹饰油性重，象擦过皮鞋油似的，因其产量有限，见过这类产品人并不多，据说仿家附近宾馆常年有人住着等货。五;其它。有一种仿品去年上市，我到现在还没弄清产地，造型仿商周中高档器物为主，呈亮皮壳，有范线没有铭文，器内修胎不规整，厚薄不均，胎体轻巧，声音不响，材质非常脆，器耳与器足易断裂，器外有红斑绿锈，还有结晶样石灰锈，从断裂处看，并非青铜铸造，鼎之类很厚的实心耳与足，手电钻打下去呈褐色粉末状，不见铜屑，从工艺流程上看，象是金属粉末模压的，到各大古玩市场放货的贩子，多自称是湖南宁乡出土，这类伪品按常规方法鉴别极易走眼，因此上当的也大有人在。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及鉴定青铜器的方法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艺术品当中只有青铜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认的。从夏代起源，经过商周、秦汉至宋代金石学诞生，从单一的收藏，变为一种学问，一种研究对象。青铜器的价值被世界公认主要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外国人进入中国，发现中国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做工精美。在西方国家里，18 世纪才出现抽象派和印象派的青铜器造型，在中国 3000 年以前就有了，所以外国人非常喜欢我国的青铜器。如今像牛尊、羊尊、马尊等大部分流散在国外，中国青铜器的艺术地位在世界上可与西方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青铜器馆。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历代收藏家更是把收藏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代相传。如今盛世兴收藏，青铜器更是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贝。中国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历史的不同时期，它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了朴实、简洁、明快，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青铜文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文化内涵的变迁。因此，学习青铜器鉴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着深远的意义。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其质地坚硬，我们平时所说的铜质在鉴定中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在早期的青铜中，其颜色有很多是发深红色的，很多人都把这样的铜红青铜，这种铜质在坚硬程度上远不如后来冶炼出的青铜坚硬，青铜铜质的演变，是一个由深红到青色到黄铜的一个过程，其中在唐代出现了白铜大多用于制造铜镜，到了明代有一些红铜的艺术品，但是其铜制的提纯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宣德炉，清代大多是红铜，这些不同的铜质由于配比的关系远不如现在铜质的质地，由于青铜配比的比例数据并不统一所以造假者制出的铜器质地上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将老铜器回炉使得制造出的铜质很逼真，但是这种方法的不足就是破坏了包浆。古代青铜器是贵族的奢侈品或者是兵器或者是车马器，它有很严格的使用机制，也有严格的制造机制，除了一些简单的民用器之外，漂亮的文饰复杂的礼器、酒器、祭器都是古代上层社会文化的缩影。青铜器大件的东西要不没有，一旦出现，就绝对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掌握好每个时期的文饰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和伪造者之间是一个比拼知识的过程，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才会找到一些细微的漏洞，从美学的角度上讲，古代青铜器文饰都很流畅，生动，而且就我们今人来看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伪造的文饰呆板没有力度，有的地方还会出现一些很锋利的铜渣，铭文是一个比较难的鉴定，有阳铸和阴铸之分，除了要知道一些简单的字的写法之外，也要讲究美观和力度，阴刻的文字要去观察它底子和锈色的统一。前面提到包浆。包浆是青铜器经历了时间洗礼之后，铜质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之后所产生的依附于青铜器的“外壳”，它包括地子和铜锈两部分，地子是离“铜骨”最近的一层锈，在地子之外的就是我们见到的普通意义上的铜锈了，由于坑口的不同，它所呈现出的样貌也就各有不同，在出土地点好的地方会出现干坑的硬锈，还有沙坑的贴骨锈，枣红皮等等一眼开门的锈，它们的特点是锈色贴骨坚硬，已经与铜融于一体，很难清除，还有南方的水坑，出土地过于潮湿的脏坑，一些传世的物件或者经过人们不断的把玩之后，表面显的油亮，或者是绿漆古或者是黑漆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一些干坑口中，有一种‘泛金’的皮壳，让人感觉它的质地是黄铜或者有溜金的感觉，这种皮壳并没有溜金器那样的亮丽，显的暗淡了许多，这种皮壳虽然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贴骨锈，但是却也是比较开门的皮壳，它并不易仿造，以上罗列的古铜锈只是铜锈的一个大的方向上的分类，即使同一种坑口的铜器所显示出的铜锈也并不是相同的！正因为铜锈的种类如此繁多，而很多初入收藏的人由于所见铜锈有限，所以它也就成了仿造者重点去仿制的要点之一了，仿制者仿制铜锈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一）化学方法仿制铜锈，用化学药品仿制出的铜锈，大多锈色很浮，没有贴骨的感觉，它直接把药品施于铜器之上也就没有地子可言了，它只有绿锈而绿锈也多是呈现粉末状的，如果用坚硬的工具去检查的话，可以发现。而古铜的绿锈很难见到那么多的粉末。就目前来说，红斑和宝石蓝是很难仿造的，假铜器上的红斑，大多是铁锈，仔细去观察的话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一是颜色二是结构。这种方法制出的包浆太过刻意，给人很夸张的感觉，也就是大家感觉过了的原因。即使经过长时间的把玩也不会改变那种松软的质地。（二）将真铜锈粘贴上器物之上，这种方法造出的皮壳很具杀伤力，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这种锈下面是没有地子的，而且由于胶水的粘和大多是成块状的而且很难具有真铜器包浆那种自然统一的感觉。（三）直接将铜器埋藏于地下若干年，这种方法造出的铜锈很容易识别，锈色很浮，很容易清除。在现代青铜器的伪仿品越来越多，仿制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鉴定一件青铜器的真伪主要的方法就是针对千穷百态的仿制手段逐一击破。李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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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品种已很丰富器型多种多样，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浑厚凝重。商周青铜器艺术装饰承接新石器时代艺术中若干精髓，经过长期绵延不断的变化，形成独特的体系，在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商周时期，青铜的冶炼业作为生产力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下通过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图一和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大盂鼎》图二来论述商周青铜器艺术特点。一、商周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精神特点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是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例：图一《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通高133厘米,长166厘米，重875千克。为商王文丁祭祀其母“戊“制作的大型礼器，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气魄沉雄，器形凝重，纹饰华美，是商代青铜器风格的典范。鼎腹内壁有3个字铭文“司母戊”，鼎也因此得名。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2、图二《大盂鼎》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二、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特点从造型艺术的观点看，许多青铜器又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形成独特的体系。从青铜器的纹饰上看，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1、例：图一《司母戊方鼎》、图二《大盂鼎》这两件青铜器造型与装饰上在口端、顶盖、边沿也多铸造有神态生动的造型，动物凌厉的角和爪、卷曲的翅和尾、圆瞪的目、尖锐的牙等又常常被有意地加以突出表现。更多的则是以棱鼻为中心，两个侧身的夔形对接，正好拼成一个正面饕餮，同样形成尖角翻卷、双目圆瞪、龇牙咧嘴、利瓜大张的状态。在众多造型中，饕餮的形象是最为恐怖的，这种造型多见，而且都刻在尊贵庄重的礼器上。久而久之，饕餮便被提炼成一个综合的奇形怪状的兽面。可见兽面纹的确是一种神圣王权的象征。君主掌握了兽面神器，就意味着人神合一，至尊高贵，即拥有神的权力，也成了神之子及其化身。2、商周的青铜礼器中兽面纹是最主要的器饰主题和纹样例：图一《司母戊方鼎》、图二《大盂鼎》。同时也与人面纹、鸟纹、夔纹、龙纹等交替互渗，似是而非，具有演化变体的多样造型，始终占领着象征神灵的主导地位。多数器饰的造型均为兽面纹居中，鼻、口垂直的扉棱两边对称，陪衬的副题花纹则点缀在次要位置。这些冷峻的神态造型，都更多给人以威严神秘的诡异色彩。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商周时代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造就了以狰狞为美的审美文化时尚也呈现了我国奴隶制残酷本性。综上所述商周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以品类丰富、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制作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青铜器的论文大概2000千字 ,我能够提供的哦

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如果说陶器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象征，那么青铜工艺便可成为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时代的漫长跋涉之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中国，作为奴隶社会文明标志的，是青铜工艺。史家把奴隶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发达的铸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它的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 1．什么是青铜器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因为红铜（纯铜）的熔点很高（1083C），而硬度较低，加入锡，可以降低熔点（700—900C），而且增加硬度，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人类在使用铁器以前，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各种器具。 2．青铜器的分类青铜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功能上大体可分为四类：（1）礼器：商周时期，一些日用青铜器由于用作祭祀和典礼时的陈设而被赋于特殊意义，成为青铜礼器。如鼎、鬲、尊等。（2）乐器：到春秋时期，乐器在祭祀和典礼中更是不可缺少，所谓“钟鸣鼎食”即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如饶、钟、铃、鼓等。（3）兵器：现出土的兵器以春秋战国时最多。有戈、钺（yue）、矛、剑、镞（zu）等。（4）工具及车马具：如犁、锄、镰、铲、斧等。此外，青铜日用器从用途上的主要分类有：食器、酒器、水器、日用杂器四种。其中以食器、酒器为主。 3．青铜工艺在造型和纹饰的主要特征：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突出成就，是丰富多样的造型和纹饰，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的青铜工艺，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为代表，如最重要的是所谓青铜礼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杠搬运。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它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对礼治的维护上。一般多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如《司母戊方鼎》，形式厚重华丽，充满了神秘、威慑的色彩。司母戊方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保存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风格趋向简朴，追求朴素、典雅之美。如《孟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逐渐变成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生活用品。青铜器的造型趋向轻灵、奇巧，装饰手法写实，纹饰也易于理解。如，莲鹤方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另外《曾侯乙编钟》是最重要的出土文物，编钟共56件，分上、中、下三层。经检测每件编钟不仅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可以演奏各种现代乐曲，而且音质纯正，音色优美。这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一套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12个半音的乐器。（录象：曾侯乙编钟）秦、汉时期，由于铁器和漆器比青铜器更方便，从而逐步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便向轻便、精巧、实用的生活用器和观赏器方向发展，它们往往以实用和美观的高度统一而引人注目。（录象：青铜工艺）这个是青铜器辨别真伪的论文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古代青铜器的仿造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三千三百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汸(号“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铜器。仿古铜器有以下特征：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器底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则有“潞国制”字样，并有器物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间宫廷仿商周铜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还注明官称姓名。二是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严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为模式，故在形制上较为相像，但与原器相比，造型略显呆滞、粗拙，且体形一般较大，特别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将仿古器纹饰与商周器物纹饰仔细对照亦可看出其不够准确，形象多有变异，如北京故宫所藏宋仿商簋与商簋形制颇相如，但其颈部与圈足所饰夔纹形象与地纹均较商代纹饰失真且粗糙。元代时仿古铜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处，并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从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铜簠，双环形耳与波带形足均为随意改造之表现，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后形制，但纹饰却饰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重环纹，亦与真器不合。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绘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此种情形由上文所举宣德三年所仿制之商簋即可得见。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图谱》，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是扁足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善斋吉金录》著录之“永保用鼎”，虽作立耳、蹄足，但颈、腹形制与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先秦古器不类，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云南石屏乾阳山玉皇阁修复过程中，曾于石壁发现仿古铜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铸仿制品，虽大体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远，颈下饕餮纹变形极明显，鼎腹饰垂叶三角纹颇不合古制，铭文字体取自宋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丝女鼎”。最初曾被发现者定为西周铜鼎。由于判定明显错误，很快即被纠正。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铜器已有不少藏储于清内府，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四鉴”等书中所著录铜器，有的即使从描绘得不甚准确的器形、纹饰中亦能看出是这一阶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谓周蟠龙尊(实是壶形)、周夔风鼎。后一器为错金银器，形制本于商、西周早期鼎制却饰错金银纹饰，显然是一种变通与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显然是对的，但这种器物多数当属于仿古器，应被视为艺术作品。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纹作蝴蝶状，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扳无变化，扁足形制与其上纹饰亦均不合古制，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仿古器的风格与水平。明清两代的仿古铜器，有几种常见而形制较特殊的器型，如百环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还可见贯耳觚，清代可见方口觚。综言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饰，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并不难看出。所以从总体而言，仿制器还是较易辨识的。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一．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青铜器的伪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伪器较大量的出现尚始于宋代，当时金石学之兴起。固然促进了对古代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风的兴盛，也使青铜器买卖成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伪造之器进应运而生。今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们多认为，宋代宫廷既大量仿铸古铜器，自然就培养出一批作伪器之高手。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有《古钟鼎彝器辩》一节，曾提到伪古铜器作假色泽与假锈的方法，可见铜器作伪在宋代时已发展为一专门的技术。元明两代亦有铸造伪铜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卷六中有“伪古铜”一小节，专讲伪铜器作假锈色之方法与辨别要点。显然当时作伪铜器与鉴别真伪皆已有相当经验。此外，明人高濂在《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记载，元代时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苏州)王吉二家即为当时铸作名家，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铜器流入市场的。宋至明历代伪制品中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于内府，故乾隆时所编专著录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四书．(旧称“西清四鉴”。现学者或称“乾隆四鉴”)，有铭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认为其中伪器与可疑器近42％，其中虽有因未亲见而估计不当者，然此种估计总不致太过分。清乾隆以前之元明两代与清初伪造技术较低，器形、纹饰多仿照宋人青铜器著录书籍中之图像，铭文亦多属杜撰，故伪器较易辨识。清乾隆之后，金石学复兴，此时的情况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学土大夫们对于铜器的观念跟着也就推进一点。他们要利用这些器铭来解释文字，证明经、子，他们买一件古董，总要注意它有字没字。这中间价钱当然差得很远”。有铭青铜器价值远高于无铭器，这一事实进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与作伪者渔利之心，乃多于真器上增刻假铭，一般是根据真器铭仿制、照搬，间或亦有改造、拼凑。与此同时，整体铸造伪器、伪铭之作伪业也渐于山东潍县、陕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民国以后，古青铜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范本，加之历代作伪技术不断积累，至此时已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这时候青铜器海外市场被开拓，于是作伪的水平与数量均大大超过前代。此外，作伪的区域性中心也增多起来，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伪高手，除于真器增制假铭外，全器伪造亦较多见。今日国内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伪制青铜器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是属于民国以后制作的。二.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伪制青铜器的历史既如此长久，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论古铜器之鉴别》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开首第一句话即言：“如果要把古铜器当作一门学问看待，那么，我们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无过于真伪的鉴别了。”可见辨伪在此时已为学者高度重视。在此之前，近代学者中仅有著名学者与收藏家陈介棋，以他丰富的经验对判定伪器提出过具体的见解(《簠斋尺牍》)。此外，1914年王国维撰《国朝金文著录表》(1915年，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于各器类下均开列伪器及疑伪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见原器而所据仅铭文，故未必均得当，然实有开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仅在详细地总结历代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识别伪器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首次对伪造作了较科学的分期(书中一些基本观点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容先生还曾作过许多具体的辨伪研究，1925至1927间曾因工作多接触清内府旧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对所谓“西清四鉴”中所收铜器及铭文作了甄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伪差别问题后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订。与容氏所作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写过辨伪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二期，1938年)，后又作补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举徐中舒氏的论文。民国时期重要的有价值的辨伪论著大致如上述。近二十年来，对于青铜器辨伪问题，又先后有一些重要著作发表，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有新进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从事青铜器保管、修复工作的，故所论更为经验之谈。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带有理论性的著作是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4年6月)，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与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作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还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五十五件伪器。八十年代以来有较多的青铜器辨伪论著发表，其中重要的有：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与弊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之提高。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之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仿古铜器与伪铜器之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生动形象，并有重要资料价值。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时，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时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遍。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与《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杜乃松《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近年来，铜器辨伪已由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依靠现代科技术手段去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详见下文。下文对青铜器辨伪的概述即参考了上述诸家之见解。三．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一)真器改造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锹”，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内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兽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

古代兵器铸铜艺术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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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必然性青铜器对经济的作用青铜器对军事的作用青铜器的不足总结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33.[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16.[4]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J].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4.[5]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0.[6]朱志荣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99.[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7.[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9]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2.[1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75.

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是先烧后接，有的是先接再烧。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我们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出土后由于空气干燥，颜色就慢慢地脱落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兵马俑的车兵、步兵、骑兵列成各种阵势。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陶马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秦始皇兵马俑都富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俑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西向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秦陵内共有3个兵马俑坑，呈品字形排列。秦始皇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俑坑中最多的是武士俑，身高米左右，最高的米。陶马高米左右，身长2米左右，战车与实用车的大小一样。人、马车和军阵是通过写实手法的艺术再现。秦俑大部分手执青铜兵器，有弓、弩、箭镞、铍、矛、戈、殳、剑、弯刀和钺。青铜兵器因经过防锈处理，埋在地下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光亮锋利如新，它们是当时的实战武器，身穿甲片细密的铠甲，胸前有彩线挽成的结穗。军吏头戴长冠，数量比武将多。秦俑的脸型、胖瘦、表情、眉毛、眼睛和年龄有差异。统一六国之后实行全国征兵制，兵源来自全国各地，这恐怕是他们在脸型、表情、年龄上有差别的主要原因。工匠们用写实的艺术手法把它们表现得十分逼真，在这个庞大的秦俑群体中包容着许多显然不同的个体，使整个群体更显得活跃、真实、富有生气。纵观这千百个将士俑，其雕塑艺术成就完全达到了一种艺术美的高度。无论是千百个形神兼备的官兵形象，还是那一匹匹跃跃欲试的战马塑造都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着力显现它们“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绝大部分陶俑形象都充满了个性特征，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俑坑发现种类齐全，数量空前的青铜兵器极大地丰富了秦兵器研究的领域，其中长铍，金钩等都是兵器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兵器铸造的标准化工艺、兵器表面防腐处理技术的发现和研究填补了古代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而秦俑的设计者为了再现2000年前的秦军“奋击百万”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他们不仅仅在于追求单个陶俑的形体高大，而且是精心设计了一个由8000余件形体高大的俑群构成一组规模庞大的军阵体系。右侧为一个巨大的方阵，左前方为一个大型疏阵，左后方则是指挥部。那数千名手执兵器的武士，数百匹曳车的战马，一列列、一行行，构成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阵容。有的头挽发髻，身穿战袍，足登短靴，手持弓弩，似为冲锋陷阵的锐士；有的免盔束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手持弓弩，背负铜镞，似为机智善射的弓箭手；有的头戴软帽，穿袍着甲，足登方口浅履，手持长铍，似为短兵相接的甲士。还有身穿胡服，外着铠甲，头带软帽，足登短靴，一手牵马一手提弓的骑士；有头带长冠，两臂前伸，双手握髻，技术熟练的御手；有头戴长冠，穿战袍，着长甲，手执无钩的下级指挥官；有头戴鶡冠，身着彩色鱼鳞甲，双手扶剑，气度非凡的将军。这栩栩如生的千百个官兵形象，尤其在神态、个性的刻画方面，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如将军俑的形象：身材魁梧，身着双重短褐，外披彩色鱼鳞甲，头带双卷尾长冠，昂首挺胸，巍然伫立，有非凡的神态和威严的魅力。一般战士的神态：有的嘴唇努起胡角反卷，内心似聚结着怒气；有的立眉圆眼，眉间的肌肉拧成疙瘩，似有超人的大勇；有的浓眉大眼，阔口厚唇，性格憨厚纯朴；有的舒眉秀眼，头微低垂，性格文雅；有的侧目凝神，机警敏锐；有的昂首静思，有的低首若有所思，两者虽然得刻画一个“思”字，由于表现手法不同，前者给人的印象是气宇轩昂略带傲气，后者沉静文雅。秦俑表现的是古代军事题材，它既没有选择两方交战、将士厮杀的战争场面，也没有选择将士修整屯兵防守的场面。而是捕捉了将士披甲，直兵列阵地，严阵以待的临阵场面。尽管我在这个井然有序的静态军阵营，艺术家们在单个陶俑的雕塑上，还是力求“偶动与静之中”。使那一件件披甲之锐的武士俑昂眉张目，肃然伫立，神态坚定而勇敢，他们好似整装待发，又好似处于临战状态，还有那一件件驾车的御手俑，双臂前伸，紧握髻绳，目视前方，待命而发；那一匹匹曳车的陶马，两耳竖立，双目圆睁，张鼻嘶鸣，跃跃欲试；那一件件骑士俑，右手牵马，左手提弓，机警的立于马前，一旦令下，就将驰骋疆场。正是由这千百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构成整体静态的军阵地，达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静极则生动，愈静则愈动”。惟有这种静态的军阵才能使人们感到军阵巨大威慑力的深浅莫测。这样恢宏的阵列，宏伟的构图，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秦始皇二号俑坑呈曲尺形，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它是由骑兵、战车和步兵（包括弩兵）组成的多兵种特殊部队。二号坑建有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2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而俑坑内的108件骑兵俑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古代骑兵的形象资料。在服饰装束及高度等方面都是严格模拟古代骑兵的战时形象。与步兵、车兵俑显然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系在颌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磴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手甲。衣服具有短小轻巧的特色，铠甲显得简单而灵活。骑兵俑特殊的装束也与骑兵的战术特点密切相关。而铜车马的出土使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其工艺之复杂，作之精巧，技艺之卓越无不令人惊叹。秦陵二铜车是一种带有篷盖的豪华车，车舆接近正方形，它宽78厘米，进深88厘米，其宽度仅比一号车长4厘米，可进深较之一号车长40厘米。二号车舆上罩着一块类似于龟盖状的篷盖。大篷盖不仅将车舆全部罩了起来，甚至连车舆前边的“驾驶室”也遮盖起来，形成封闭式的车舆。以便车主与“驾驶员”传递命令。二号铜车属于小轿车类型。车主既可以坐乘，也可以卧息。如果躺在这样宽敞、舒适、豪华的车舆内，完全可以享受到一种“软卧车”的舒服感。既使远行千里也可以消除长途颠簸的疲劳。二号车车内设备更富有特色。车舆内曝有彩绘精美的软垫。考古专家曾在车舆底部发现一块方形大铜板，其大小几乎与舆论舆论底尺寸相当，铜板表面彩绘着各种鲜艳的几何形图案花纹，下面四角和中部有8个3厘米高的铜支钉支撑。这块彩绘大铜板无疑就是古车上的“文茵”，类似于一种软垫制品。如果车中铺设双重文茵，一定更加平稳而舒适，其功能无异于现代的“软卧车”。可以说二号车属于我国最早的“软卧车”模型。考古专家经过仔细清理发现二号铜车马总共由3462个铸件组成，其中铜铸件1742件，金铸件737件，银铸件983件。总重量达1241公斤，其中金铸件3公斤多，银铸件，4公斤多。一号铜车马铸件的数量也不会相差太远。两乘车加起来不少于5000多个零部件，尤其令人拍手叫绝的是这里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是铸造成型。而这5000多个零部件无论是大至2平方米以上的篷盖、伞盖及车舆、铜马、铜俑等，还是不足平方米的小攸勒管都是一次铸造成型。就拿篷盖与伞盖的铸造来说，它不仅面积大，而且薄厚不一，厚的地方为厘米，薄的地方仅有厘米，再加上篷盖、伞盖，都有一定的弧度，这样难度大的篷盖、伞盖能一次性浇铸成功，不要说在2200年前的秦代，就是在科技发达、设备齐全的今天也并非易事。铜马和铜俑的铸造也令我们当代的工程师望尘莫及。我们发现8匹铜马、两个御官俑的铸造都达到了维妙维肖的程度，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神态、性格、气质的刻划都可以与秦俑坑那雕塑最好的将军俑相媲美。铜马、铜俑铸造如此准，形神兼备实为罕见。比如铜马的笼头，它是由82节小金管和78节小银管连接起来，每节扁状金银管长仅厘米，一节金管与一节银管以子母卯形式相连接，其精细和灵活程度较之现代的表链毫不逊色。经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马脖子下悬挂的缨络，这些缨络全是采用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铜丝制作的。专家们用放大镜反复观察，惊奇地发现铜丝表面无锻打痕迹，粗细均匀，表明很可能是用拔丝法制成。尤其是以铜丝组成的链环，是由铜丝两端对接焊成，对接面合缝严密。如此纤细的铜丝（毫米）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制作？采取什么样的工艺焊接？目前还是一个谜团。总之，铜车马的铸造工艺堪称古代青铜冶铸方面了不起的奇迹。试想当时没有车床，更没有现代化的冶铸设备，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金、银、铜大小规格不同的车马部件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创举。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出土的总之，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弓箭手、轻车兵、骑兵俑等，首次为我们展示了2200年前的古代骑兵、轻车兵和弓箭手的形象资料，在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秦始皇三号俑坑位于一号兵马俑坑西端北侧，与二号兵马俑坑东西相对，南距一号坑25米，东距二号坑120米，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三号俑坑号的陶俑大部分没有头，陶马马头也同样残缺不全，甚至有的残破陶片坑内也不见踪影。由此不难看出，三号俑坑曾遭受过严重的人为破坏。三号俑坑对于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战国之前的战争，指挥将领往往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他们常常要位于卒伍之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增大，作战方式的变化，指挥者的位置开始移至中军。秦代战争将指挥部从中军中独立出来，这是军事战术发展的一大进步。指挥部独立出来研究制订严密的作战方案，更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证。这是古代军事战术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三号秦坑是世界考古史上发现时代最早的军事指挥部的形象资料。建筑结构，陶俑排列，兵器配备，出土文物都有一定的特色。它提供了研究古代指挥部形制、卜占及出战仪式，命将制度及依仗服的服饰、装备等问题的珍贵资料。大凡参观过兵马俑的人们，对于少数陶俑脸部残留的彩绘或许还记忆犹新。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陶俑的战袍上绘有朱红、桔红、白、粉绿、绿、紫等色。裤子绘有蓝、紫、粉紫、粉绿、朱红等色。甲片多为黑褐色，甲组和连甲带多为朱红。同时也有一部分甲组、连甲带绘成紫色。陶俑的颜面及手、脚面颜色均为粉红色，表现出肌肉的质感。特别是面部的彩绘尤为精彩，白眼角，黑眼珠，甚至连眼睛的瞳孔也彩绘的活灵活现。陶俑的发髻、胡须和眉毛均为黑色。整体色彩显得绚丽而和谐。同时陶俑的彩绘还注重色调的对比。从个体看，有的上着绿色长襦，下穿绿色短裤。再从整体来看，如探方20战车后的一排陶俑，第一个身着红袍第二个身着绿袍，第三个身着紫袍，第四个身着白袍。不同色彩的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增强了艺术感染力。陶马也同样有鲜艳而和谐的彩绘。如探方20出土的一组陶马，其局部仍然保留着鲜艳的色彩。四匹马似为白蹄枣红马，但是在局部用色方面又有明显的区别。如马躯体部分为枣红色，前体腔及肚皮部位分绿色，生殖器则绘为黑色。马腿表面也是枣红色，内面异为粉绿色，蹄为白色。马前腿内侧的两个小夜眼（俗称）也绘为白色。马头部的颜色更是精心彩绘，两腮及眼睛以下部位为白色，鼻梁枣红色，鼻孔为粉红色，嘴唇下部亦为枣红色，舌胎则为粉红色，牙齿又绘为白色，马鬃、马尾均为黑色。总之，陶马的色彩既逼真又艳丽，使之静态中的陶马形象更为生动，更具有艺术魅力。秦俑彩绘主要有红、绿、蓝、黄、紫、褐、白、黑八种颜色。如果再加上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如朱红、粉红、枣红色、中黄、粉紫、粉绿等，其颜色就不下十几种了。化验表明这些颜色均为矿物质。红色由辰砂、铅丹、赭石制成。绿色为孔雀石，蓝色蔚蓝铜矿，紫色为铅丹与蓝铜矿合成，褐色为褐铁矿，白色为铅白和高岭土，黑色为无定形炭。这些矿物质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颜料。秦俑运用了如此丰富的矿物颜料，表明2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能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这些颜料。这不仅在彩绘艺术史上，而且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秦俑彩绘技术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一般在彩绘之前对陶俑表面先进行处理。由于陶俑是没有釉的素陶，具有较多的毛细孔，表面不能滑润。而彩绘则要求毛细孔不易太多，也不能太少，表面不易太滑，也不能太涩。为了达到这一要求，陶俑在烧造之前表面似用极细的泥均匀涂抹，并加以压光，减少了毛孔，又提高了光洁度，同时在陶俑烧造之后，似进行了化学物理处理。从陶俑陶片断面观察，也证明了陶俑烧造之前表面曾用细泥涂抹，有的部位不只涂抹一次，陶俑表面还涂有一层薄薄的类似以胶质的物质，表面涂胶减少了陶俑两者紧密地粘接起来，使之彩绘不易脱落。彩绘技法则是根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方法。一般陶俑的颜面、手、脚面部分先用一层赭石打底，再绘一层白色，再绘一层粉红色，尽量使色调与人体肤色接近。而袍、短裤、鞋等处的彩绘则是采取平涂一种颜色，只是在衣袖与袖口、甲片与连甲带之间运用不同的色调作对比，更显示出甲衣的质感。有些胡须、眼眉的处理，则是用黑色绘成一道道细细的毛发。总之，彩绘工序复杂，手法多样，着色讲究，充分显示了彩绘的层次和质感，使雕塑与彩绘达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其中有些彩绘技法为汉代所继承。陶俑、陶马彩绘严格模拟实物，但在色调的掌握上以暖色为主，很少使用冷色。红、蓝、绿等色调的使用，巧妙地表现出秦军威武。兵马俑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不可低估，而兵马俑更是全世界的一个奇迹，他让外国人赞叹，让中国人骄傲！正说秦俑密码：“兵马俑”被证谬除非解开秦俑错综复杂的谜团，否则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秘密、一个极爆炸性的古老真相，将永远消失。近日在《唐都学刊》刊发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成果指出：秦始皇帝陵群俑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体系，但绝不是“兵马俑”说诠释的那个样子。陕西师范大学文化学院的研究成果：《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 “兵马俑”证谬》对秦始皇陵陪葬坑发现的所谓“兵马俑”的身份提出严重质疑，指出随着发掘工作的广泛、深入，相关学科的进展，新发现新成果层出不穷，秦始皇帝陵陪葬坑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此文作者刘九生教授经过长期思考、缜密考证认定：陪葬坑出土的群俑，并非像现在认定的那样，“历史常随时间的消逝而需要修订”——作为一种解释系统，“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说其谬有三——非一般军队的“兵”，而是侍卫系统的“郞”；不是“宿卫军”，而是始皇帝的“郞系统”；不是“军阵”的布置，而是“礼仪范式”的呈现。

青铜器研究方法论文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一、形成期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１、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２、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３、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二、鼎盛期：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三、转变时期；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高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追问：复制别人的这个我刚看过鄙视这类团队回答：我只是代表我不代表团队啊·········· 追问：额这话我喜欢采纳了

论文——引言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材料方法(四)论文——材料和方法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

西周铜器铭文研究综述论文范文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论文怎么写:1、当时青铜器的数量及总体情况；2、多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3、其特点：铸刻文字的青铜器和青铜农具的种类数量；4、青铜器的使用范围；

铭文是西周器的重要特征。西周铸铭多具系年记事性质,成为编年分期研究西周铜器的重要依据。其内容又多可与古文献相互印证，字体则直接构成古文字研究的依据，故西周铭文对于考古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等都具有珍贵的价值。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铭文较商代相比字数上有了明显的增加，由之前商代最多的四十几字，增加到几百字的长篇铭文。其中以毛公鼎的497~499字（由于释读不同而导致的）为最多。其内容上包括：族徽、用器者、做器者、重要的事件、祖先的功绩、买卖交易情况、周王的告诫等等。书体上也从早期较为松散自由，到中后期严谨的“玉箸体”。对于了解中国早期历史有重要意义，也对研究早期书法艺术有很大价值，并且对古代文学研究也有一定帮助。关西周史迹的重要铭文，如武王时期的利簋确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日期；成王时期的何尊留下了武、成两代周王营建东都洛阳的原始记录；小臣单觯、?方鼎有关于周公平三叔叛乱的资料；令簋、过伯簋等记载了昭王南征伐荆楚的事迹。其他如反映厉王时期国人暴动的有??，再现宣王“中兴”的有毛公鼎、兮甲盘，反映西周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的，有天亡簋、德方鼎和刺鼎等，涉及西周分封的有?司徒?簋、宜侯夨簋，涉及当时礼仪的有静簋，遹簋、长甶盉、令鼎等，涉及西周土地形态的有?鼎、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大簋、格伯簋、散氏盘等，曶鼎、?匜、?攸从鼎等则保留了西周法律制度的重要资料。另有大量的铭文反映了西周王朝与东夷、淮夷、鬼方、荆楚、?狁等战事，如小臣速簋、班簋、小盂鼎令簋、?簋、敔簋、翏生?、师?簋、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等，另外还有概述西周前期史事的墙盘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征信古史或补苴古书缺佚，具有极高的价值。西周铭文的格式也独具特征，早期虽无规范统一的格式，但已明显比商代繁详，且有创制，如册命性质的铭文已经出现。穆王以后，册命记录增多，并渐成定式，一直流行到西周晚期，典型的册命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右者、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其中册命辞记述受封受赐的缘由和内容，成为了解西周封赏礼仪、官制和舆服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

商代玉器问题研究论文

具体如下：

玉器（Jade Ware），即使用天然玉石加工制成的器物。中国早在八千多年前就有了玉器，并不间断地延续到现在。玉器的出现是远古石器的延续与创新。

因此古玉器的出现，在于新石器时期晚期的中华古人创造了使用解玉砂琢碾加工玉石的方法。古玉器是人类古代文明里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器物。因古代碾法已经失传，以加工方式区分，用碾法制作的玉器均为古玉器，而凡使用电动金刚工具等现代技术加工的玉器称为新玉。

中国玉器自史前出现起，即是最高规格的器物，主要用作礼器和配饰。有祭祀天的玉璧，祭祀地的玉琮，有祭祀四方的圭、璋、琥、璜。史前典型的玉器见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

我很无奈，非专业。

妇好是商朝君主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军事家，为自己的丈夫乃至整个商朝立下了许多重大的功劳。因此武丁十分喜欢她，她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出于对妇好的宠爱，妇好死后的葬礼十分的隆重。在河南省挖到了妇好的墓，里面的陪葬品高达1928件，下文介绍的妇好墓玉器简介，就可以看到妇好墓室内繁华的景象，以及为什么说妇好墓玉器代表着商朝的艺术价值呢？

中国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墓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西北约 100米处，属殷墟第二期。197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发现玉器 755件，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 6类。这是迄今商代玉器最重大的一次发现，对商代帝王玉的功能、造型、图案、玉材来源、制玉工具、工艺技巧以及玉器所涉及的商代政治、王室生活等各个侧面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妇好墓出土玉器的原料，经专家对其中的 300件进行目验鉴别，认为大部分是新疆玉，只有 3件嘴形器质地近似岫岩玉，1件玉戈有人认为是独山玉，另有少数硅质板岩和大理岩。这说明商王室用玉以新疆和田玉为主体，有别于近畿其他贵族和各方国首领所用的玉器，从而结束了中国古代长达二三千年用彩石玉器的阶段。

妇好墓玉器的大量出土，说明玉器在商代贵族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也是“玉不离身”的最早例证。

“妇好”之名见于武丁时期甲骨文，生前曾主持祭祀，从事征战，地位显赫。妇好墓属殷墟早期，与武丁时代相合。墓主妇好当为武丁配偶。其重要性在于该墓保存得好，年代与墓主身份清楚，是商王朝晚期的一座王后墓。

上个世纪30年代在侯家庄一带的王陵区内发掘的大墓均遭古今盗掘，因此对商代王室墓的全貌知之甚少。妇好墓的发掘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墓内所出的铜礼群和武器，以及大量玉石器等，大体上反映了武丁前后商王朝礼器群的类别和组合，是研究商代礼制的重要资料。大型青铜礼器、武器和大量的玉器、象牙器也显示了商王朝的兴旺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商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所形成的，从玉器可以看出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新石器时代某些文化的先进因素，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猪龙”，良渚文化的琮、璧等，并不断发展和创新，丰富了商文化的内涵，为祖国的文化增添了光彩。妇好墓的各种文化遗物，以及贝类、海螺等，尚有待于我们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研究。

作者简介：常庆林，男，1947年生。河南安阳市人，从事殷商玉器的收藏与研究四十余年，发表多篇有关殷商玉器的论文，其著作《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是国内外第一本关于殷商玉器的专著，已经在国内外出版发行。目前任北京文博学院古玉系教授；中国古玉器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古玩商会付会长；河南卫视《华豫之门》、《大河报》鉴宝专家。本文曾经在《大河报》连载发表》常庆林/图、文盛世兴收藏。目前，收藏的热浪正席卷华夏大地，参与收藏的人数和阶层，收藏的门类和数量，都堪称中国收藏史上的又一高峰。玉器的收藏，位列字画、瓷器等收藏大项，有着广泛的收藏群体，这是因为，玉器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逐渐以其特有的魅力和属性，融入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用途之广、工艺之精、艺术之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为世所公认的四大古代文明，而唯一与其他古文明不同的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贯通、传承、发展至今，中间没有断层，玉器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绵绵万年间，中国人爱玉、佩玉、寄意于玉的情怀至今不改。在所有可收藏的艺术品中，玉器体积小、易收藏、高价值、可以随身佩挂、把玩，不易损毁，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吉祥、祝福、信物、避祸祛灾的内涵而备受收藏者的青睐。玉器的收藏，汉代以前的玉器称为高古玉，其后的玉器，称为古玉、明清玉、现代玉等等。这些玉器中，尤以高古玉的历史内涵丰厚、造型古拙、工艺古朴，存世稀少、保值、升值而倍受收藏家追捧，每遇之，都必欲得之而后快。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高古玉在中原大地出土和传世的数量都非常巨大，尤以雄居中国历史六百余年的商代和群雄逐鹿中原的春秋战国时的高古玉为多。正因为高古玉具有上述之优点，也使得高古玉的赝品层出不穷，且仿冒技法日新月异，往往几可乱真，不要说普通收藏爱好者，就是专家也会时时“走眼”，甚至博物馆、拍卖会上出现赝品也并不奇怪。显然，如何辨别高古玉的真赝，怎样收藏到货真价实的高古玉，避免“走眼”而使成千上万的血汗钱交了“学费”，是每一个高古玉收藏爱好者所关心的。怎样收藏高古玉？笔者侵淫高古玉的收藏与研究四十余年，现将多年收藏实践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不避浅陋，赘述如下，以飨读者。一、看书。各类有关高古玉的书籍、图录尽可能多看、多记，书是前人知识智慧的结晶，不可不读，但不可死读，不能照本宣经、按图索骥，不少赝品就是按照图录来仿制的。二、实践。这是收藏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只有多实践即多上手、多看实物，尤其是真品实物，多与收藏有真品的藏友交流，才能了解真品的方方面面，包括造型、纹饰、砣刻工艺、次生变化等等，只有收藏和研究真品，同时也熟知赝品，才能准确的识别古玉的真赝。万一收藏到赝品，也不要灰心，须知赝品也是老师。本文主要谈高古玉中商代玉器的收藏实践，如何辨别商代玉器的真赝。共分如下几部分：一、形制辩伪（造型艺术，风格神韵，形制传承）二、工艺辨伪。（裁切、砣刻、钻孔、抛光）三、纹饰辨伪。四、次生物辨伪。五、玉材辨伪。一、形制辩伪（造型艺术，风格神韵，形制传承）商代早中期玉器出土和传世较少，截至目前，出土和传世的商代玉器，绝大多数是商代晚期的，古玉界将商代晚期玉器统称为殷商玉器，商代玉器的艺术造型显得古朴粗率，商晚期玉器（即殷商玉器，下同）的艺术风格传神、写实，追求神似的同时也注重形似，表现手法细腻，绵延传承数百年的商王室玉器制作，是中国玉器史上第一次由王室负责组织生产的，有王室专门的官员负责，各工序分工细致，选料、设计、下料、砣刻、抛光、成品分配，都有极其严密的组织，产品设计统一，有极为规范的程式，约定俗成的习惯，这一点，笔者通过大量的实物上手研究，有着深刻的了解。殷商晚期玉器在工艺技法、对各种动物的习性观察、熟悉以致艺术的再现它们，显然比早期有长足的进步。虽然仍继承了早期玉作动物夸张、突出习性特征的手法，但动物身躯各部的比例刻画的更为准确生动。例如殷商《妇好》墓所出平雕玉兔(出土编号M5：412、1026、471)，形象夸张，出奇粗壮的蹄足，双阴线（或单阴线）刻画兔子的眼睛，又大又圆，长圆形的耳朵伸向身后……殷墟晚期平雕玉兔（详见拙著《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图D18平雕白玉兔）就要写实的多。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所有商代玉兔的造型，都是动态的奔跑状态！还没有发现静卧的商代玉兔。又例如殷商玉器中园雕玉龙的龙角，早晚期的玉龙龙角都呈蘑菇形，但外观却有很大区别，早期玉龙蘑菇形龙角外观圆润没有棱角，晚期玉龙蘑菇形龙角有棱角，甚至呈现方形的龙角。晚期玉龙再也看不见圆润的蘑菇形龙角。仿制的赝品殷商玉龙，在龙角的刻画上常常露出破绽。商代玉器中的平雕器物，大多数边缘较薄中间较厚，或一边较厚，另一边较薄，表面不平，晚期玉器平雕器物较为平整。这可能是琢玉工具的进步和工艺技术提高的结果。赝品常常可见厚薄平均非常平整的外观造型。殷商早期玉器造型垂直、站立的多，晚期玉器水平、伏卧的多，尤其在禽、鸟类玉雕中区别明显。殷商早期玉器中礼器、仪仗器如玉圭、多孔刀、大玉戈等多见，晚期少见甚至不见，偶有所见，体态都小，但出现兵器与其它器物的合体作品，体态小而精致，但显然已经脱离礼器、仪仗器的范畴。如果收藏实践中发现了一件兵器与其他器物合体的外形巨大的商代玉器，就要十分小心了。殷商早期玉器中有半圆雕作品，但少有平雕与圆雕相结合的作品，晚期玉器中大量出现这种艺术精品。仿品中常常可见到殷商早期的圆雕作品，要知道殷商早期圆雕作品非常罕见，《妇好》755件出土玉器中，只有40多件圆雕作品！殷商晚期玉器中圆雕占有的比例逐渐增加，圆雕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审美价值远比平雕作品好，无疑是商代玉器中的精品，中国玉器史上圆雕作品的大量出现，是商代后期玉作大师们的不朽贡献！但玉器圆雕作品工艺难度大，原材料要求高，费工费料，殷商晚期社会政治经济强大，方国贡纳频繁，商贸发达，玉器原材料的来源稳定、丰富，再加上工艺、工具的进步和玉器需求的增加，圆雕作品增加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笔者曾经在北京潘家园地摊上，发现数十件殷商早期圆雕的高仿赝品，明显是按《妇好》玉器的图录仿制的，但工艺精湛，几可乱真！殷商早期玉器中圆雕C形龙（有称龙形玦的）卷尾立体砣刻而成，晚期玉器圆雕C形龙有的仅在平面上采用“一面坡”刀法砣刻出深浮雕的卷尾轮廓。商代玉龙的配系孔，绝大多数都在龙的颈部，且是90度两面斜着对钻而成。（此一工艺“习惯”，传承自红山文化玉龙）仿品的钻孔位置随意，钻孔直上直下。殷商早期玉器中高冠鹦鹉、多脊齿鹦鹉多见，晚期玉器中高冠鹦鹉、多脊齿鹦鹉极少见，但有玉鹦鹉、单脊齿玉鹦鹉出现。殷商早期鹦鹉形玉器中，有两件鹦鹉与龙的合体作品，分别珍藏在台湾故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商晚期的鹦鹉与龙的合体作品，鹦鹉头上的龙简化为仅出现龙角！商代玉鹦鹉有极为深奥的文化、宗教内涵，这一点，在拙著《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殷商早期玉器中带脊齿的玉器作品极多，如鹦鹉、龙、虎、鱼等等，晚期相对较少。脊齿的厚度要薄于整体，用玉器行业的术语，脊齿要减地砣刻。且脊齿为两两一对，脊齿数量一定是二的整倍数！脊齿的形制有马鞍形和“类锯齿”两种，以第二种多见。仿品的脊齿砣刻，或与整体平面一致，或数量不是二的整倍数！或形制随意而为，这是因为仿制者根本不知道脊齿的深刻含意及其细微末节的变化，因而露出破绽。殷商早期玉器中俏色作品、利用玉皮天然色的作品较少，晚期玉器中频频出现。目前还没有出土和传世的商代早期悄色玉器，如果坊间出现了所谓的商代早期悄色玉器，自然要十分小心了。殷商早期玉器中有凹槽或突榫供插嵌的玉器作品较多，晚期相对较少。这些有凹槽或突榫供插嵌的玉器，在商代是供祭祀时使用的，可以插嵌在其他器物上，或者插嵌、系牢在一种叫“玉梢”的东西上，“玉梢”是祭祀时“巫师”（即巫人）跳舞（跳巫）时所用，据笔者研究，舞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一个人两手向两侧伸开，两手各拿着玉的形象，舞字的现代写法，仍然可见甲骨文“玉”和“手”的字形痕迹。目前笔者还没有发现坊间带有插嵌凹槽的赝品出现。二、工艺辨伪。（裁切、砣刻、钻孔、抛光）殷商玉器的砣刻，预先在胚料上用细线刻划出大样。虽然刻画大样的工具不得而知，只能推测是硬度高于和田玉的材料如天然金刚石、钢玉等，这些材料的来源应该不是问题，砣玉用的解玉沙正是这些硬度大于和田玉的材料。这些出现在殷商玉器上的大样划痕，线条常常弯曲不规则，在极短的线条上出现弯曲、甚至成锐角状弯曲的划线不会是砣具造成的痕迹，只能是腕指之力造成的。这种手工刻画大样的工艺，无疑是商代玉器大师的首创！殷商玉器的砣刻数量很大，尤其进入殷商晚期，玉器的砣刻数量非常之大，高效率的生产，必然有严格、细致的分工，从玉石材料的采购、管理，到玉器造型的设计、下料，以及玉器的砣刻工艺的各个环节，是大规模的商王室玉器作坊历经数百年绵延不断的努力而形成的必然结果，殷商晚期玉器造型、砣刻、琢刻、抛光的规范化、程式化，是这一必然结果的有力证据，其中的砣刻工艺，正是设计、砣刻规范化、程式化的结果，殷商玉器的砣刻，在进入砣刻的工序后，先由“设计师”在需要砣刻的部位刻画细线――大样，然后交由负责砣刻的下一道工序照样砣刻，之所以不用笔（出土甲骨文证明，商代已有“毛”笔，）画大样而用其它工具先刻划细线，因为持日旷久的砣刻过程，工作环境中大量存在的解玉沙，很容易将笔画的大样磨灭，现代工具琢刻玉器时可以用笔方便的画出大样，短时间的琢刻加工，不至于将画线磨灭。这些商代玉器半成品上的细线，在玉器砣刻完成后，会在玉器表面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尤其是残留在纹饰线条附近的划线痕迹，成为鉴别殷商玉器真赝的绝佳证据。这些痕迹的表现方式是：a.在纹饰结束的地方仍有一条或数条细线残留。b.在纹饰的边缘有与纹饰走向基本平行的一条或数条细线残留。c.殷商玉器的纹饰不象现代砣具那样一鼓作气就砣刻完成的，而是用砣具不断的顺着划线连续砣刻来完成，纹饰砣痕在交接处起峰，致使交接处纹饰痕迹较浅，这样，在较浅处有时会留下未被砣痕覆盖的划线痕迹。商玉仿制者，不知道商代玉器的这一划线工序，所以仿品表面没有划线的残留痕迹。有些加工非常精细的殷商玉器，这些残留的划线痕迹会很少，但为数不少的殷商玉器都有这一现象。拙著《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一书所展示的不少殷商玉器中，及《妇好》墓出土的仅划好细线未及加工的半成品，如编号为1118的玉龙标本等，都有划线的痕迹可寻。这是殷商玉器砣刻前先划大样线然后按线砣刻的有力证据。关于“妇好”墓的这些有划线的半成品，笔者曾和主持发掘“妇好”墓的郑振香、陈志达先生交流，他们都肯定了这一划线的现象的确在《妇好》玉器半成品上发现过。迄今为止，商代玉器的仿品中，还没有一件出现划线的现象，这是因为仿制者不知道商代玉器的砣刻有划线的工序存在，划线工序，是笔者数十年收藏、上手大量商代玉器后，经对比观察后得出的学术成果。显然，至少目前，有没有划线的痕迹，仍然是收藏爱好者辨别商代玉器真赝的绝佳途径！殷商早期玉器的砣刻痕迹较深，显得刚劲有力，晚期较浅，甚至浅到连刻画大样时的划痕都覆盖不了，这一现象尤其在砣痕交接处十分明显。商代玉器的砣刻，首次使用了青铜砣具，这为殷商玉器的精确加工，大幅度的提高琢玉效率提供了可能，比使用石器砣具等更原始砣磨工具琢玉的时代，如红山文化等玉器，造型更精美，砣刻更精细，数量也更多。无论早晚期殷商玉器的砣刻痕迹，都有明显的解玉沙所留下的特有痕迹，这些痕迹粗细、长短、深浅不同，决不会出现仿品上又长又平行的砣刻线条，用水或其它浆状液体伴合的解玉沙是无序的游离状态，砣具带动这些解玉沙砣刻玉器纹饰，会留下没有规律的砣刻痕迹，现代琢刻工具，尤其是金刚沙工具，会留下固定不变的、长长的、深浅相同的、平行的砣刻线痕迹。这些砣痕有时会交叉，显得杂乱，但仍能发现平行的迹象，有些工具，在玉器上会留下不易察觉的痕迹，纹饰凹槽的底面光洁，几乎看不到砣具的线条痕迹，与殷商玉器上的工艺痕迹相去甚远。有些古玉新工，即损毁的古玉改制成另一种类玉器，现代工具造成的砣刻痕迹会顺着古玉表面原有的侵蚀坑而起伏，砣痕会覆盖原有的侵蚀坑、表面原有的划痕、抛光痕等等。当然，以上这些现象，要借助高倍放大镜或显微镜才能看的更清楚。凭借以上方法，不难辨别出所谓老玉新工的仿制品。观察玉器上的钻孔工艺，可以辨别出商代玉器的真赝。殷商早期玉器的钻孔较为讲究，对钻孔虽有错位现象，但没有晚期严重，早期钻孔工艺接近完成时，可能换用较细的解玉沙，以起到对孔壁抛光的作用，所以早期玉器孔壁尤其是眼睛能看到的孔壁外缘大多较光滑，但孔壁深处，仍然留有解玉沙砣磨的痕迹。晚期玉器钻孔较为粗率，对钻孔错位相对较为严重，有时仅一面的钻孔就会出现几个偏向孔壁的台阶，这是多次换“钻头”后定位不准确造成的，这些台阶大都偏向孔壁的一边。晚期玉器钻孔孔壁不抛光，大多数留有明显的解玉沙砣磨痕迹。据笔者研究，殷商晚期玉器上的钻孔，有些采用了颗粒较粗的解玉沙来配合“钻头”钻孔，粗的解玉沙可以提高钻孔效率，但会在孔壁上留下较深、较宽的解玉沙痕迹。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殷商玉器的配系孔，由于长期配系的原因，孔壁可能会磨损的非常光滑。殷商玉器的钻孔孔壁上，绝不会出现所谓“螺旋纹”，只有现代钻孔工具由于钻进速度快，才会出现钻头高速钻进造成的螺旋纹，钻具上镶嵌粘附的金刚沙，会留下等距、等深、平行的螺旋纹痕，有些现代钻孔孔壁非常光滑。殷商玉器钻孔时使用的解玉沙要比砣刻纹饰的解玉沙粗，以加快钻孔的速度，提高钻孔效率，天然形成的解玉沙粗细不匀，这些砣磨时成游离状态的解玉沙在孔壁留下的的解玉沙砣磨痕线较粗，并且粗细不同，长短不同，深浅不同，距离不同，（解玉沙砣磨的痕线之间不等距），最重要的是，解玉沙所留下的砣磨痕线不平行！这些现象，借助高倍放大镜或显微镜是不难观察到的，当然，没有上手机会的爱好者，只能凭借书本图录了，一旦书本上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如所谓“螺旋纹”，“吃药”就在所难免了。另外，由于殷商玉器的钻孔常常是在器物完全成形之后完成的，成形后的玉器表面，已经跎刻了纹饰，由于钻孔是在纹饰跎刻以后进行的，所以有时候钻孔的边缘会将纹饰痕迹掩盖、破坏，有些钻孔是斜向进行的，钻孔的边缘会出现“马蹄”状的椭圆形，斜向钻孔的孔壁边缘，解玉沙的旋痕与垂直钻孔的孔壁边缘的旋痕明显不同。当然，这也是辩伪的依据之一。抛光工艺的研究及辩伪。殷商玉器的抛光工艺已经非常先进，目前传世及出土的殷商玉器，表面光洁度非常高，有些已经足于与现代玉器的光洁度媲美，大多数殷商玉器在出土时，表面都有非常光亮的所谓“玻璃”光，这一方面说明殷墟的埋藏环境对玉器的侵蚀程度不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殷商玉器的表面抛光是很精良的。但是，殷商玉器的抛光，却是凭借原始的工具，加上娴熟、高超的抛光技艺手工完成的。目前研究殷商玉器的抛光，还没有出土确切的商代玉器抛光的相关设施与器物，极有可能这些抛光工具已经泯灭了，只能凭借殷商玉器表面的抛光痕迹来推断当时的抛光工艺。众所周知，抛光研磨料越细，玉器表面留下的痕迹也越细微，抛光的光洁度也就越高，殷商玉器表面的抛光痕迹，虽然较细，但粗细不匀，间或出现很粗的划痕，这是因为殷商玉器的抛光材料，也是解玉沙一类的高硬度材料，这些细颗粒的高硬度材料一是来自反复砣刻玉器时逐渐变细的解玉沙，一是来自大自然或粉碎、淘洗得到的细颗粒解玉沙，抛光时留下的痕迹全部是直线痕，在玉器的复杂表面如嘴下，耳后，抛光痕仍然是直线，所以基本可以肯定，殷商玉器的抛光，完全是手工，可能利用兽皮、某些植物等物品，配合极细的解玉沙手工抛光，没有借助可旋转的原始机械设施，另外，游离状态的抛光材料，在玉器表面会留下不规则的抛光痕迹，即抛光线痕迹不平行，粗细不匀，深浅不匀，偶尔出现很粗的划痕，这是抛光“粉”中混入了较粗的解玉沙造成的。这在殷商玉器作坊到处都有解玉沙的环境中是不奇怪的。有些较粗的划痕，也可能是玉器完成后长期佩系造成的划痕，仔细观察，会发现后期的佩系划痕“切开”了抛光痕迹，出现在抛光痕迹的上面。现代仿品的抛光，会出现旋转机械的抛光痕迹或抛光痕迹虽然是直线但直线平行，且抛光痕迹深浅一致，粗细一致，没有偶尔出现的粗划痕，或出现其它现代抛光设备特有的抛光痕迹如喷沙、球磨等，很多现代仿品的表面抛光痕迹很细微，甚至在高倍放大镜下也看不清楚，因而抛光亮度极好。三、纹饰辨伪。在中国美术史上，青铜器器物上的纹饰，往往在玉器上首先出现。毫无疑问，商代青铜器、玉器上的纹饰，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宝贵资料。商代玉器纹饰，是商王室玉器作坊数百年琢玉技术的精华，商代玉器上的纹饰，经历了由光素到繁缛、由繁缛又到简洁的历程，这种简洁决不是简单，而是由繁缛的艺术表现方式升华到用准确简洁的方式，却能更形象、更全面、更生动的表现玉器大师所欲表达的艺术构思。这些早晚期玉器上不同风格的纹饰，为我们留下了通过对殷商玉器纹饰的分析，鉴别殷商早晚期玉器的依据，更是我们辨别殷商玉器真赝的重要方面。。 1、殷商早期玉器的纹饰繁缛精细，晚期简洁流畅,但早期玉器中也有纹饰简单粗率的，笔者曾上手详细研究过殷墟出土的一批殷商早期玉器（发掘报告尚未发表），其中有一件玉鹅，平雕，底部有突榫，似可供插嵌，与《妇好》编号为的两件玉鹅极为相似，屈颈，直立。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玉鹅身躯上的纹饰是单阴线砣刻的，殷商早期玉器中，大部分纹饰为双阴线砣刻，较少出现单阴线纹饰，到了殷商晚期，绝大多数玉器表面是单阴线砣刻的纹饰，这件殷商早期的玉鹅，不仅是单阴线纹饰，而且纹饰的砣刻、做工、抛光非常粗糙，玉质也不是新疆和田玉料，奇怪的是器物表面也没有任何沁色和侵蚀坑，这件玉器如果不看艺术风格、各种加工工艺、造型神韵等殷商玉器的特征，不会相信是出土的玉器，简直会以为是赝品！早期玉器中出现单阴线砣刻的玉器并不奇怪，但晚期玉器纹饰普遍简洁是肯定的。早期玉器纹饰砣痕较深，显得刚劲有力，晚期较浅，有些还略显粗率。无论早期、晚期纹饰砣痕的深浅程度，犹如出自一人之手，规范、娴熟令人惊奇。没有一件玉器上纹饰砣痕有明显的深浅不同的现象，不管这件玉器的体积是大是小！唯一不同的是，在纹饰交接处会有刻痕间断、刻痕起峰变浅的共同现象。殷商玉器中的平雕作品，有两面都有相同纹饰的，也有只有一面有纹饰的，作者研究发现，无论殷商早晚期玉器这两种情况都有，不可单纯根据单、双面纹饰来断代，也即是说，早期玉器中有单面纹饰的，也有双面有纹饰的；晚期玉器中，也是这样，笔者曾经上手详细观察过几件殷墟科学考古出土的玉器如狗形觹等，两面都没有纹饰，几乎使人相信只是没有完工的半成品，但仔细观察，的确是成品，这些两面光素的平雕作品，轮廓清晰，富有剪纸风格，可说首开殷商玉器平雕作品两面光素无纹的先河，虽少了表面纹饰的装饰美，确仅以优美的剪纸风格取胜，实在是殷商玉器艺术的另一表现形式，在以往的殷商玉器中极其罕见，一般认为，殷商早期玉器中，平雕作品单面纹饰较多见，到殷商晚期，平雕作品两面都砣刻纹饰的多见，笔者所见的两面光素的平雕作品，为以上说法增添了变数，显然出现了深入探讨的必要，笔者愚见，平雕作品的表面纹饰的有无或单面或双面，与断代分期虽然有关联，似乎与墓葬的规格（当时双面有纹饰的玉器价值较高，单面有纹饰的玉器价值略低，双面都没有纹饰的价值最低，纹饰越多，加工难度越大，外观也越美，当然费时费工也多，自然价值也高）或者与墓主人生前的喜好也有关。 2、早期玉器主纹双勾线多即玉器行业的专业术语“钩彻法”，但不尽然，只是指多数而言。但晚期纹饰单阴线多是不争的事实。 3、早期玉器纹饰隐起阳纹少，或与阴纹配合，晚期纹饰阳纹多。隐起阳纹或减地阳纹远较阴纹工艺难度大，耗时费工，但艺术表现力也远比阴刻纹饰强。 4、早期玉器肖生动物、（如虎）神怪动物（如龙）身躯上砣刻皿纹、菱形纹、席纹等装饰纹多见，晚期几乎没有。 5、早期玉器动物四肢不刻画肢体肌肉轮廓，晚期几乎全部都刻画肢体肌肉轮廓。并出现用阳纹刻画肢体轮廓，仿品中常见既有晚期的肢体轮廓线也有早期玉器装饰纹饰的奇怪现象，反之亦然。 6、早期玉器肖生动物无论圆雕还是平雕，耳朵的纹饰多用两端内卷的云纹表示，晚期圆雕、平雕动物的耳朵均采用减地砣刻，使耳朵中间凹陷耳朵周边轮廓凸起，出现耳窝，耳朵形象更为生动、准确，砣刻工艺显然比早期复杂而先进，仿品中常出现晚期的造型但耳朵却是早期的。 7、早期玉器肖生动物虎或龙的方形嘴部平均减地并镂空的多，晚期用三条或两条阴刻线刻画成方形嘴，方形嘴部范围内不减地，但嘴部两面对钻不透孔，表示张开的嘴部，不透孔前边有一斜向约成45度角的单阴线，这条阴线的斜向45度角是非常规范的，常见仿品中或者没有这条阴线，或者角度差的太远成了水平线的，这是因为仿造者不知道这条阴线的作用。这条阴刻线是将嘴前部上下斜向一分为二，表示上下尖锐相对的牙齿，这几乎已成殷商晚期龙虎等凶猛动物嘴部的规范化砣刻技法，有时还出现并列的两个不透孔，圆边相切，相切处形成的三角形表示嘴里尖锐的牙齿，和嘴前的上下尖齿，组成两组尖齿，这一嘴部纹饰的砣刻方法，早期偶有所见，但晚期大量出现。这些嘴部纹饰的细致处理方法，是目前仿品所普遍忽视的。 8、早期玉器中肖生动物的爪趾常常用三条呈L形的阴刻线或人字形、弯曲的短阴线表示，晚期玉器肖生动物的爪趾，均用三条直的单阴线砣刻，由于阴刻线较短，常呈现等边三角形的形状，三角形的尖角指向爪趾上方即足、腿的方向，这是由于玉工传承自前辈已经规范化的砣刻方法，从爪趾边缘起砣，到达需要的长度后收砣，这样就出现了三角形的短阴线。绝不会出现相反的方向即收砣时形成的小三角指向爪趾末端，也不会出现两端平齐没有尖峰的阴刻线。令人惊奇的是，足爪边缘的这三条直而短的阴线，正是商代甲骨文中的“爪”字，而现代汉字的“爪”字则明显从甲骨文的“爪”字几乎没有变化的传承而来！殷商早期的玉器，在动物爪、蹄的刻画方面仅在三条短阴线的弯曲程度上与殷商晚期略有区别。这一砣刻技法上的习惯做法，也出现在刻画鱼鳍时的纹饰上。笔者长期观察、研究发现，这些纹饰的微小区别，在仿品中几乎百分之百被“忽视”而出现漏洞。9、早期玉器中少见“一面坡“法砣刻的纹饰，即凹形的阴刻线呈现一面略垂直一面倾斜的砣刻法，晚期“一面坡”砣刻法大量出现，且多用来表示动物卷曲的尾巴或卷曲的兽角。两周玉器中一面坡技法几乎已是常例，但不是西周独创，确是渊源自殷商砣玉技法。两周玉器中出现的一面坡砣刻技法，多数是用来刻画表面纹饰线条的，与殷商玉器一面坡技法主要刻画卷尾、兽角不同。这是我们在分析、确定殷商玉器与西周玉器的准确断代时要注意的。 10、殷商早期玉器中的肖生动物眼睛的刻画，绝大多数为双阴线砣刻的“臣”字目，甲骨文中的目即为“臣”字形。但也常见双阴线砣刻的重环纹眼、双阴线椭圆形眼，也有单阴线砣刻的“臣”字眼、圆眼、菱形眼、凸起的圆眼等，晚期玉器肖生动物的眼睛，以上类型的眼睛少见，双阴线砣刻的“臣”字目不见，大量出现的是单阴线砣刻的圆眼、平行四边形眼等。四、次生物辨伪。高古玉绝大多数是出土的，只不过出土的时间有早晚的区别，长达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土埋水沁，加上地层压力、温度、氧化……，高古玉会和土壤中的各种化学元素发生反应，从而在高古玉的表面出现各种各样的沁色、侵蚀坑洼、绺裂、损残，这些变化，笔者将其统称为次生变化，新近制作的玉器，是没有这些次生变化的，但是，仿制品会千方百计的去仿造这些次生变化，或者利用玉料上原有的玉皮、绺裂、损残，以模仿高古玉的外观形态，因此，如何辨别是真高古玉的次生变化，还是假高古玉的“次生变化”，是辨别高古玉真赝的极其重要的知识。沁色是高古玉在地下长期埋藏，与周围土壤中复杂的化学元素、温度、潮湿程度、酸碱度、压力、氧化等原因生成的，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盘”过的古玉，玉质会更为通透，使沁色显得更为斑斓古朴。殷商玉器是高度“垄断”的王室玉器作坊的产品，近百年来，出土地绝大多数在河南，国内其它地区偶有出土，但数量很少，（西周墓葬出土有在殷商故都虏掠的殷商玉器）此一范围的土壤，属于北方典型的干燥的土壤环境，且地处洹河之滨，是沙土地，因此对殷商玉器的沁蚀并不十分严重，古玉中常见的整体呈现鸡骨白玉质的现象，在殷商玉器中极为少见，《妇好》玉器中也没有一件是整体鸡骨白的，常常可见殷商玉器上的局部出现鸡骨白，鸡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