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研究论文
要写清代绘画的论文，还是专注于某一派别或单个的画家为宜；如“四王”“四僧”“八怪”“娄东”“虞山”“镇江”等，较易于入手。若要论述整个清代的绘画，那就类似于绘画史了，可以参考《中国绘画断代史丛书 清代绘画史.pdf》《中国画学全史》先这些吧只有确定了写作方向，我才好给你相关资料
1、《书法兼之画法》，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2、《明清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研究》（论文），载《美术》2004年第1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3、《让名画重放光彩》（论文），载《美术》1999年第9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4、《清代中国与朝鲜绘画交流蠡论》（论文），载《美术观察》2005年第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5、《从“更爱山居写白云”到“如今老作江南客”》（论文），载《美术观察》2004年第5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6、《20世纪上半叶来华外籍美术教授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论文），载《美术观察》2003年第5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7、《中国最早的油画家史贝霖》（论文），载《美术观察》2002年第3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8、《关乔昌与钱纳利的艺术竞争》（论文），载《美术观察》2001年第2期，中国艺术研究主办。9、《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留学生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上、下）》（论文），载《美术观察》2000年第6、第7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0、《从西方的中国热到中国外销艺术的西化》（论文），载《美术观察》1999年第2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1、《传教士与明清中西绘画的接触与传通（上、下）》（论文）载《美术观察》1999年第10、第1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2、《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第二途径研究》（论文），载《美术观察》1998年第7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5、《宋元绘画中的文字与图像》（译文），载《美术》1992年第8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16、《中国瓷器与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论文），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饰》2005年第1期，第2作者，清华大学美术美院主办。17、《20世纪中国油画宿耆冯钢百》（论文），载《文艺报》2000年6月1日第4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18、《钱选与元代青绿山水的文人化》（论文），载《荣宝斋》2005年第6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19、《黄公望与元代山水画之变》，载《荣宝斋》2005年第2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0、《晓峰烟树乍生寒》（论文），载《荣宝斋》2004年第4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1、《论吴门画派画风》（论文），载《荣宝斋》2003年第6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2、《元代山水画的文人化、人格化》，载《荣宝斋》2003年第2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3、《吴门画派涵义论辫》，载《荣宝斋》2002年第5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4、《澳门与明清西方油画东渐中国》，载澳门《文化杂志》第56期，澳门文化局2005年夏季出版。25、《从贸易画看清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50期，澳门文化司2004年春季出版。26、《20世纪中国早期油画大师冯钢百的生平与艺术》（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9期，澳门文化司2003年冬季出版。27、《玻璃画：中西绘画交流的镜子》（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5期，澳门文化司2002年冬季出版。28、《从西方的中国热到中国外销瓷绘画艺术的西化》（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澳门文化司2000年春季、夏季合刊出版。29、《中西绘画交流的纽带》（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9期，澳门文化司1999年夏季出版。30、《一种特殊的中西绘画交流形式》（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5期，澳门文化司1998年夏季出版。31、《传教士与明清中西绘画的交流》（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4期，澳门文化司1998年夏季出版。32、《明清中国油画发展蠡论》（论文），载台湾《艺术家》2002年第3期。33、《中国最早的西洋画家史贝霖》（论文），载台湾《艺术家》2000年第8期。34、《清代初期山水画中无笔法与明暗法》（译文），载台湾《艺术家》1997年第7期。35、《中国早期油画大师冯钢百》（论文），载《中国早期油画大师冯钢百》专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8月出版。36、《日本美术教习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兴起》（论文），载《中国美术教育》2003第3期．37、《欧洲、日本美术教授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论文），载《中国美术教育》2003年第4期。38、《色彩与生命的交响》（论文），载《画廊》2001年第3期，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39、《明四家与吴门画派》（论文），载《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6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40、《明代晚期的山水画与人物画》（论文），载《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6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41、《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第二途径研究之评述》（论文），载《艺苑》1998年第3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2、《陈之佛工艺思想研究》（论文），载《艺苑》1997年第4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3、《八大山人花鸟画艺术风格研究》（论文），载《艺苑》1990年第4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4、《八大山人荷花图辨伪》（论文），载《艺苑》1991年第1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5、《王蒙及其书斋山水研究》（论文），载《艺术探索》2005年第1期，广西艺术学院主办。46、《中国古典艺术在欧美的传播和收藏研究》（论文），载《中国书画》2004年第5期，中国书画杂志社出版。47、《集古录发微》（论文），载《贵州文史从刊》1993年第1期，贵州文史馆主办。48、《为天地立心，为生灵寄情》（论文），载《文化参考报》2005年3月8日第5版，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49、《评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论文），载《中国文化报》2000年6月1日第3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50、《面向21世纪的审美教材》（论文），载《广东教学报》2000年第8期。广东省教育厅主办。51、《论八大山人花鸟画的艺术风格》（论文），载《朵云》1990年第4期，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52、《石涛赝作考》（论文），载《朵云》1992年第4期，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53、《欧阳修文化年表》（论文），载《夷陵·宜昌·欧阳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版社出版。54、《欧阳修与集古录》（论文），载《夷陵·宜昌·欧阳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55、 KWAN KIU CENG E GEORGE CHINNERY，载REVISTA DE CULTURA 1999H SERIE 、《艺术欣赏·美术（上册）》（教学参考），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57、《艺术欣赏·美术（下册）》（教学参考），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58、《论杨守敬在日本书坛的地位与影响》（论文），载《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59、《山亭远眺图》（论文），载《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60、《北齐娄睿墓壁画·出行图》（论文），载《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61、《鸿门宴图》（论文），载《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62、《八大山人花鸟画的空间结构》（论文），1997年10月参加上海博物馆主办“清初四大画僧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63、《人文景观设计》（论文），载《第十一届国际洞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学院1993年8月出版。64、《立体主义绘画简史·序》（论文），载《立体主义绘画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独撰。65、《中国古典艺术在欧美的流失与收藏研究》（论文），载《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艺术论文集》，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组织委员会2005年3月出版。66、《人文景观设计》（论文），载《第十一届国际洞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学院1993年8月出版。67、《中华帝国时代中国与韩国的绘画交流关系》（论文），2004年2月参加上海复旦大学主办“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68、《中国古典艺术在欧美的流失与收藏研究》（论文），2003年12月参加深圳国际水墨论坛第二次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69、《中国瓷器与十八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论文），2003年11月参加澳门基金会主办的“16-18世澳门与中西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 在会议上发表。70、《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第二途径研究》（论文），载《造型艺术研究》1999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主办。71、《美术留(游)学生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论文），载《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72、《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艺术史方法论》（论文），载《美术观察》1998年第2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73、西洋画的引进与西方绘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 阮荣春 胡光华 中国美术研究 2006/0174、美术教育史上的一大转机 中国美术研究 2006/0275、社团蜂起与变革中国画的论争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176、三足鼎峙的民初画坛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277、佛教天堂的圣洁形象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378、清末民初中国工艺美术的变迁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380、风行一时的通俗美术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481、画坛三重臣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482、西画壁垒的坚守者与中西合璧的典型 中国美术研究 2008/0183、乾隆皇帝半身油画肖像研究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484、论文《书法兼之画法》，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85、论文《中国瓷器与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载《美术研究》2005年第4期，中央美术学院主办。86、论文《论绘画材质之变与元代山水画观念和技术之变》，载《美术与设计》2007年第1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87、论文《中国瓷器与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装饰》2005年第1期，清华大学美术美院主办。88、论文《蓝瑛及其武林派的山水画》，载《中国书画》2006年第8期，中国书画杂志社出版。89、论文《论澳门与明清西方油画东渐中国》，载澳门《文化杂志》2005年秋季刊（总第56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出版。90、论文《关于中国外销瓷器绘画的西化在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作用》，载《中国陶瓷工业》2004年第6期。91、论文《王蒙及其书斋山水研究》，载《艺术探索》2005年第1期，广西艺术学院主办。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又名朱道朗，号良月，八大山人是他晚年的文号。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王朱权的后裔。宁王改封南昌后，历代子孙世居南昌等地，共分八支，八大山人是弋阳王七世孙。其祖父朱多（P95）是一位诗人兼画家，山水画风多宗法二米，颇有名气。父亲朱谋觐，也擅长山水花鸟，名噪江右，可惜中年患暗疾去世，叔父朱谋（P95），也是一位画家，著有《画史会要》。八大山人生长在宗室家庭，从小受到父辈的艺术陶冶，加发聪明好学，八岁时便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山绿水，小时候还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少年时曾参加乡里考试，录为生员。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满洲贵州贵族入关统治全国。八大山人那时十九岁，不久父亲去世，内心极度忧郁、悲愤，他便假装聋哑，隐姓埋名遁迹空门，潜居山野，以保存自己。八大山人的画幅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签押，仿佛象一鹤形符号，其实是以“三月十九”四字组成，借以寄托怀念故国的深情（甲申三月十九日是明朝灭亡的日子）。 顺治五年（1648年），他妻子亡故，八大山人便奉母带弟“出家”，至奉新县耕香寺，剃发为僧，自此改名雪个。二十四岁时，更号个山和个山驴。顺治十年（1653年），八大山人二十八岁时，又迎母至新建县洪崖寺，在耕庵老人处受戒称宗师，住山讲经，随从学法的一百多人。有人考证，八大山人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六，曾带着母亲和弟弟住在南昌市抚州门（进贤门）外绳金塔附近。当时此地茶室酒肆甚多，是劳动人民聚居之处。八大山人生活清贫，蓬头垢面，徜徉于此。常喜饮酒，但不满升，动辄酒醉。醉时，大笔挥毫，一挥十多幅，山僧、贫士、屠夫、沽儿，向其索画，有求必应，慷慨相赠。 八大山人三十六岁时，想“觅一个自在场头”，找到南昌城郊十五里的天宁观。就在这一年，他改建天宁观，并更名为“青云圃”。“青云”两字原是根据道家神话“昌纯阳驾青云来降”的意思。并有用“飞剑插地，植桂树规定旧基”的说法，这也是亥处现存唐桂的由来。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状元戴均元将“圃”改为“谱”，以示“青云”传谱，有牒可据，从此改称“青云谱”。 青云谱原是一处历史悠久的道院。相传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周灵王太子晋（字子乔）到此开基炼丹，创建道场，“炼丹成仙”。西汉时南昌县尉梅福弃官隐居于此，后建梅仙祠。晋朝许逊治水也在此开辟道场，始创“净明宗教”，易名为“太极观”，从此正式形成道统，属净明道派。唐太和五年（831年），刺史周逊又易名为“太乙观”。宋至和二年（1055年），又敕赐名为天宁观。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大山人前来访求先贤遗迹，很赏识这里的山川风景，于是在原有道院基础上进行重建，并改名为“青云圃”。从此，八大山人便成了青云圃的开山祖师。后人还建立了“正开山祖道朗号良月文号八大山人朱真人”功德堂的牌位。 八大从山人三十六岁至三十八岁时，往返于南昌城与青云谱之间，青云谱的重建由其弟朱道明主持。八大山人正式定居青云谱，约在三十九岁以后至六十二岁。他苦心孤诣经营这所道院，历时二十多年。八大山人在度过了十三年的佛教徒生涯后，又成了一所道院的开山祖师。他的亦僧亦道的生活，主要不在于宗教信仰，而是为了逃避清朝满洲贵族对明朝宗室的政治迫害，借以隐蔽和保存自己。 八大山人六十岁时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他在署款时，常把“八大山人”四字连缀起来，仿佛象“哭之”、“笑之”字样，以寄托他哭笑皆非的痛苦心情。其弟朱道明，字秋月，也是一位画家，风格与乃兄相近，而且还要粗犷豪放。他的书画署名为牛石慧，把这三个字草书连写起来，很象“生不拜君”四字，表示了对满清王朝誓不屈服的心情。他们两兄弟署名的开头，把个朱字拆开，一个用“牛”字，一个用“八”字。这样隐姓埋名，可谓用心良苦。 八大山人晚年常住在南昌城内北竺寺、普贤寺等地。僧友澹雪为北竺寺方丈，与八大山人交谊很深。澹雪亦善书法，性格倔强，后来因触怒了新建县令方峨，说他“狂大无状”、被抓进监狱，死在狱中。澹雪死后，北竺寺不久被毁。这段时间，八大山人外出云游，访友作画，画作颇多，这是八大山人创作旺盛时期。最后在南昌城郊潮王洲上，搭盖了一所草房，题名为“歌草堂”。当时诗人叶舟曾作《八大山人》诗一首，描写他在这里的生活情况，诗文如下： “一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丛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志，残山剩水身，专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 八大山人就是在这所草屋中度过了他孤寂、贫困的晚年，直至去世。一说八大山人葬于南昌城郊窑湾了英家山，但解放后迁墓时，仅见一些朽木铁钉，未见骸骨，可能是他的衣冠（）。牛石慧墓在青云谱南将军岭，墓中有骨灰一罐，解放后亦迁葬于青云谱内吐珠山。另据《新建县志》《西山志》载：八大山人墓在县西北三十里即今西山璜溪公社的猴岭一带。墓葬确在何处，已难查考了。 八大山人为清初“四大画僧”（朱耷、石涛、石（）、渐江）之一，以大笔水黑写意画著称，尤以花鸟画见长。他的绘画能取法自然，又独创新意；师法古人，又不泥于古法；笔墨简练，以少胜多。他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借花鸟、木竹、山水来抒发对满洲贵族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表现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因此他画的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或是残山剩水、老树枯枝；或是昂首挺胸的兽类，振翅即飞的孤鸟；或是干枯的池塘、挺立的残荷，而其中又有活泼的游鱼、生动的花朵。借此比喻自己，象征人生，达到了笔简形具，形神兼备的境界，充分运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特有传统手法。名画家郑板桥在题八大山人的画时称赞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 据说八大山人曾有题画诗数卷，秘藏箧中，不令人见。但从留传下来的题画诗来看，多半用隐晦的手法，蕴藏着对故国的怀念，对满洲贵族及其奴才的讥讽。如他的《孔雀图》题诗写道： “孔雀明花雨竹屏，竹稍强半墨生成； 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 这幅画的上半部为石壁，石壁底部有低垂的几片竹叶和两朵将要凋零的牡丹花；下半部是一块上大下尖显得很不稳定的光滑大石，石上蹲着两只造型丑陋的孔雀，孔雀尾部拖着三根残破羽毛。这是以孔雀来讥讽那些降清的明朝文武官僚向清朝主子屈膝求荣的丑态，他们戴着有三眼花翎的乌纱帽，好比一班长着三只耳朵的奴才。他们二更就去等候皇帝五更上朝。但是这对孔雀却蹲在一块光滑而不稳的石头上，好比清朝政权有随时垮台的可能。八大山人用这些寓意深刻的画和隐晦的诗，配合默契，极尽讽刺之能事。他的花鸟画，实际就是政治讽刺画，画中有诗，画外有意，章法奇特，这也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和欣赏的地方。 八大山人的书法艺术和篆刻图章，也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努力吸收了历代书法家的优秀传统，创造了一种以秃笔书写的秀健挺拔、潇洒豪迈的艺术风格。他也是我国书法大师。他的篆刻图章，形体古朴，刻划劲拔，含意幽奥，别具一格。 八大山人的绘画艺术，对我国画坛影响很大，三百多年来，著名的大笔写意派画家，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如清代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清末的吴昌硕，近代的齐白石等。八大山人不愧为我国古代画家中的巨匠，是元明以来写意派画家中的大师。
朱子研究论文
篇《朱子家训》，我懂得了整篇文章都是写朱子教人怎么做人的。如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喻之就是教人：人要是有犯错，如果是小错误，就可以小事化了；如果是大错误，就应该依法惩处。如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是教人：处事要公私分明。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是说：人有困难一定要互相帮助，勿必要懂得尊敬读书人 《朱子家训》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就像是一把钥匙轻轻地打开了我的不明之门，我一定会记住它的，并且把它利用在我的生活之中。现在，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已成了我的座右铭。 读了《朱子家训》这一篇教育的文章后，我思绪万千，不由得拿起笔写下这篇读后感。 《朱子家训》，是古代朱家培育子孙的经验之谈。它读
研究朱熹论文
毕业论文怎么写?大家都在犯愁这个事，那么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下吧!
论文关键词 ：朱熹;伦理精神;诚信建设
论文摘要： 在朱熹的伦理精神范畴中，仁义为先、义中生利、忠信为本及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伦理精神原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它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义利兼顾、诚实信用、取信于民、执政为民、公正廉洁等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契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国家走向市民社会的需求，对于建构当代诚信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建设诚信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诚信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属于道德范畴的东西，仅靠外在规章制度的约束和对违反诚信行为的事后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还需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认识把握诚信。这是推进当前诚信建设的一项重大而又迫切的课题。
为此，笔者以传统文化作为关注点，以朱熹的伦理精神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出朱熹伦理精神中与当前诚信建设有关的几条重要原则，并分析它们在当前诚信建设中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1朱熹伦理精神范畴中的若干重要原则
仁义为先，义中生利仁义是朱熹伦理精神中两个重要范畴。仁是朱熹伦理精神的核心和根本，它有着广泛的内涵，“仁包四端，侧隐、是非、羞恶、辞逊”，有仁才能知是非，知廉耻，知从善去恶。仁和很多人性道德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如仁与爱之间，仁就是爱。仁和爱的关系是根与苗、体与用的关系。其次，仁与公之间，仁是根本，公是仁的外在表现，“唯仁，然后能公”，“公而无私便是仁”，“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便是仁”。“仁则公，不仁则是私意，故变作百出而不一也。”总之，仁是人性美德的源泉，有了它才有爱，才能公正无私、公平正义。“义者，天理之所宜”，朱熹说:“凡事皆有一个合宜底道理，须是见得分明，虽毫发不差，然后得是当。”“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那事合当如彼，便裁处其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义者，就是按天下正理之所在来处理周边事物，也就是公平而妥当、无偏无颇地处理外界事务。仁义是人性道德的前提，没有仁义之德的人如同禽兽，不能成为人。做人的首要前提是为人处事处处以仁义为先。
义利之间，自古以来是儒家讨论的热点，朱熹也非常重视义利的关系，他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学无深浅，并要辨义利”。义利关系也是人生重要学问，不可回避。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仁义与利心之间有着公私之别，公私之间，显然不能统一。但他并不像孟子那样简单地舍利取义，而是既取义又不舍利，他认为“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义则和而无不利矣”。他看出了义利之间源与流的关系，道出了利由义生的深刻见解。
诚实守信，忠信为本何谓忠?朱熹说:“忠是无一毫自欺处”;“忠者，尽自之心，无少伪妄。”忠，就是诚实无欺，忠就是“尽己”(《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对人诚实无欺，尽心竭力，没有贰心，就是忠。何谓诚?朱熹解释是:“诚者，合内外之道，便是表里如一，内实如此，外也实如此。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人能做到不自欺，不欺人，便是诚。何谓信?朱熹说:“以实之谓信。信，就是实，就是无欺。那么忠诚信之间关系如何呢?对此，朱熹多有阐述。如忠与信之间，“尽己之谓忠，尽物之谓信，只是一理”“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发”;“忠信只是一事，而相为内外始终本末”;“忠是有诸内，信是形诸外，忠则必信，信则必是曾忠”。再如忠与诚，“忠与诚，皆是实理。“忠者，诚也。信者，不欺也。君子之守，诚为大;其与人也，不欺为大，故心必以忠信为主，言必以忠信为主，行必以忠信为主，忠信，所以立本也。他还说，做人当以忠信为本，若无忠信，便不是人。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归纳出两点:第一，忠、诚、信三者内容的一致性，说到底，都是实的意思。第二，为人处事要以忠信即诚信为本，说实话，办实事。否则，“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也”。
敬事而信。节用爱人朱熹说“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节用，有节用之政事;爱人有爱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不敬则不信，不信则不能节用爱人，就谈不上使民以时了，这句话体现的是朱熹的执政理念。他认为作为一名执政者，敬很重要，“根本功夫在敬字上，自古圣贤，自尧舜以来便说这个敬字”;而且他认为敬、信、节用、爱人之间，四者相因，各有次序，“敬了方会信，信了方会节用，节用了方爱人，爱人了方会使民以时”，如此社会才能走上政通人和之路。其实，朱熹一生做官时间不长，但他对执政却颇有研究，他还提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伦理精神，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他认为执政人员应该讲信用，“无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虽商较之徒亦不可为政，要之下面的事，须以敬信为主”。其次，他认为获得民众的信任对一个政府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他说“民无信不立”“信则民任焉”“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第三，取信于民要富国强兵，“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执政者能让国富民强，百姓自然拥护。第四，执政者要忠于职守，诚心爱民。所谓“爱则不倦，忠则尽诚”“无诚心爱民，则必倦而不尽心也”。没有诚心爱民，工作就失去了思想动力和保障，所以为政当以诚意为本，“诚立而后政可为也，诚意不至，则有时而倦，行不以忠。若居之有倦，行不以忠，而能正者，未之有也”。第五，要求执政者能“敬其事”，尽职尽责。“君子之仕，皆以敬其事而已，不可先有利禄之心也。”在工作过程中，“敬其事而后其食”。“先不必计较个人利禄多少，只求尽心尽责，把该做的工作尽力做好。第六，要身先士卒，做好榜样作用。“身先士卒，民则无怨”，“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政者凡事身先士卒，脚踏实地，实实在在为民谋利，就会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以诚换信，获得威望。最后，要节用、廉明、公正。在执政过程中，崇尚节约，廉洁自好，“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
2朱熹伦理精神与当代社会诚信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诚实信用、义利兼顾、公平正义既是其应有之意，也是其追求的价值取向所在，切实做到这一点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从政治国家走向市民社会要求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切实树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观念，取信于民，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对于这一切，在朱熹的伦理精神原则中，我们均能找到与其相对应的诚信理念的内涵。
仁义为先、义中生利与商业诚信建设朱熹关于仁义为先、义中生利的观点在商业诚信建设上，一直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如徽帮和晋帮，都以仁义之术治商，倍守“以义取利，利从义生”的原则，为他们赢得了经久不衰的声誉，纵横天下500年。我们不能否定这一切有朱熹的“仁义为先，义中生利”的伦理精神的内在指导作用。
为建设当代商业诚信，我们仍然要重视朱熹“仁义为先，利生于义”伦理精神的重要作用。首先，要正视当前社会发展经济的社会现实，鼓励争创效益和利润的商业行为，发展经济;其次，提倡在遵循仁义的前提下做公平交易，不做“殉人欲”，违背仁义规则的事，否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总之，朱熹的“仁义为先，义中生利”的伦理精神，在当前的商业诚信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 2忠诚守信、忠信为本与个人诚信建设朱熹提倡的忠诚守信，以诚为本的原则，自古至今，一直是人与人相处的重要原则。人与人之间，如果不以诚相待，就会出现思想隔阂，勾心斗角，如果有了诚信，就能相互沟通，加强理解，增进团结。如果人人都以忠、诚、信为本，整个社会将充满诚信，但是要真正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搞好个人诚信建设，更多需要的`是个人对忠、诚、信的自觉修养和遵守执行。首先，深刻理解朱熹关于“尽己之谓忠，尽物之谓信”，“忠是尽己，信是于人无所不尽”等言论，把握忠诚信的道德实质及其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其次，在自己思维意识中存有忠诚信意识，牢记忠信为本，诚信为本的理念，为人处事，实实在在，不作保留，正如朱熹所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不尽心与他理会，则不惟欺人，乃是自欺”同时，“凡事要当用自家实底的心与人交，有便道有，无便道无”，实实在在，实事求是。
总之，芸芸众生，若真能做到朱熹所提倡的为人处事处处以忠信为本，以“人不忠信，便不是人”来警醒自己，从我做起，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诚信将充满我们的生存空间。2. 3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与政府诚信建设为了搞好政府诚信的建设，我们有必要从伦理的角度接受朱熹思想的启示，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第一，加强思想教育，培养执政人员的忠诚意识。政府是全体人民的政府，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爱国爱民，这是对每一个行政人员的基本道德要求。第二，强化公正原则，加强廉政建设。朱熹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有了公正还要廉明，“廉者，政之本也”。打击贪腐，加强廉政建设，将是改善政府诚信的重要内容。第三，正视自己手中的权力，认清自己的公仆地位，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执政为民，勤政为民。第四，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这样才能提高政府人员的工作的效率和办事力度，才能解决问题，人民才会信赖。如果政府能做到以上这些，相信诚信政府建立指日可待。归纳起来，这些措施，也就是朱熹的“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伦理精神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这正证明了朱熹的伦理精神对于当前政府诚信建设所具有的价值。
朱熹德育思想问题研究论文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当心灵被劳动与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我以为，十分努力的人一辈子也读不了很多的书，但一定要读得透，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反复读。就像西方虔诚的信徒用一生来读《圣经》那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读几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这既可从轻松阅读中“发现”愉悦、轻逸、趣味，令人捧腹，令人莞尔；也可从沉重阅读中“发现”生命内部的震撼，灵魂的激荡风暴。
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居敬持志”、“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朱熹研究论文
朱熹德育思想问题研究论文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当心灵被劳动与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我以为，十分努力的人一辈子也读不了很多的书，但一定要读得透，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反复读。就像西方虔诚的信徒用一生来读《圣经》那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读几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这既可从轻松阅读中“发现”愉悦、轻逸、趣味，令人捧腹，令人莞尔；也可从沉重阅读中“发现”生命内部的震撼，灵魂的激荡风暴。
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居敬持志”、“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朱子文化研究论文
朱子是我中华民族自孔、孟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著述宏富，思想博大精深，他所编著的《四书集注》自元朝以来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依据，对我国的政治、思想、学术及教育乃至一般社会文化之发展，产生了全面性深远的影响。1175年，朱子与吕祖谦合编北宋四子之言论选辑为《近思录》，并以《近思录》为《四书》之阶梯。由于朱子对教育的重视与身体力行，才使得他的学问能感召众多弟子，而终能大行于其身后。儒学在明郑时期传入台湾，主导明郑历史的延平郡王郑成功与晚明儒学有深厚的渊源。因此，明郑时期的台湾儒学，虽刚萌芽，却是上承有明一代儒学，下启清代台湾儒学。延平王郑成功军旅中的一批儒者，则是把中华传统儒学和福建朱子学最早传入台湾的开拓者。台湾儒学的另一来源是清康熙以及此后的理学家。他们在台湾建造学校，开办书院，把福建朱子学即闽学全面系统地传入台湾。闽、台仅一衣带水之隔，荷据时代台湾之汉移民以闽人为主，明郑之时自郑成功以迄下属亦多闽人。清代台湾在1885年(光绪十一年)建省之前，也一直是福建辖区。因此，闽学传入台湾乃顺理成章之事。由于康熙皇帝是朱熹的崇拜者，清代成为台湾儒学的重要发展期。康熙对朱子“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一时朱子学大兴，学者遍及全国。经过200多年的垦殖，儒学已在台湾的土壤里生根，并开花结果。此期的思想主流是福建朱子学，程明道曾视其大弟子杨龟山归闽为“道南之传”，则朱子学入台可称为“道东之传”。就思想的原创性言，台湾儒学系出福建朱子学;但是就思想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而言，台湾朱子学所浮现的问题，诸如与异文化(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邂逅，与民间信仰(如文昌帝君的信仰)的遭遇，与移民社会的互动，都使台湾朱子学展现奇异缤纷的多元色彩，并彰显其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时代，信息媒体的发达，两岸交流的频繁，促使朱子文化的流布更加普及，相关活动的举办成功见证朱子思想的魅力不分古今。新竹鹅湖书院的落成及经典读书会的举行，象征中国哲学史上精彩的朱陆心性论辩，其理性精神的再度弘扬。2013年新春，台湾举行了为时半个月之久的颩灯会系列活动，“2013台湾颩灯会系列活动——新竹朱子学堂系列讲座暨书院文化论坛”，是台湾颩灯会的卫星(satellite)活动。新竹朱子学堂代表象征新竹之人文特色，更成为推广在地人文、传承朱子文化之重要交流平台。“新竹朱子学堂系列讲座”以“儒家与庶民生活”为主题，扩展朱子文化的社会普及，提高民众的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朱子的许多诗词格言，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民本思想、治政理念、和谐追求都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中，为使其广布流传，特敦请福建省歌舞剧院专业作曲家骆季超教授为朱子诗词格言谱曲，融合古乐今声，以合唱、独唱、声乐、演奏等表演方式进行，结合两岸地域文化、人文历史，打造两岸同声之经典画面。2014年10月在台北中山堂演出的“朱子之歌·道东之传——光复节闽台文化交流音乐会”由南平南词艺术团、台北国乐团及附设合唱团携手合作;在新竹县文化局演艺厅演出的“朱子之歌·两岸同声”则由南平南词艺术团、新竹市立国乐团、新竹县教师合唱团、新竹市立混声合唱团等艺术团体联合演绎，共同谱出朱子心曲，再现圣哲古风!二、朱子文化的传承、实践与创新朱熹的思想理念极具“融旧铸新”之内涵，其融合前人智慧之结晶，以开拓新时代之需求，富有温故知新之效果。朱熹认为读书应“少看熟读，反复体验”在于重视实践之哲学，主张将所学融入并实行于日常生活之中。这与邓小平所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甚为贴切。世界朱氏联合会(世朱联)于1993年成立以来，以促进全世界朱氏宗亲之间的亲睦团结、贡献国际亲善及世界和平，承继发扬以朱子为代表的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修复朱子遗迹为宗旨。世朱联作为全球朱氏族裔唯一的世界性组织，自首任会长韩国朱昌均先生创会迄今已走过了20年的光辉历程。2008年10月在婺源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朱茂男被选为会长后，力图以三个层次实践推广朱子文化：“一以学术研讨学习为视野，二以经典论坛对话为核心，三以文化教育推广为脉络。”世界朱氏联合会在2010年欣逢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举办一系列的庆典活动，获得广泛的回响与关注。于一系列多元文化的活动中，包括海峡论坛暨武夷山朱子文化节开幕式、韩国朱子庙大际。东南亚六国联办庆典活动，以朱子家训中英文版的碑文揭牌仪式，及近500位学生默写朱子家训的壮观场面令人印象深刻。台湾方面则以新竹朱子学堂的揭牌仪式，开启两岸书院合作的新起点，又以嘉义朱子公庙依照朱子家礼举行的祭朱子大典，最为经典。而接续下来，在大陆南宁举办庆祝活动与北京成立全国朱熹研究会及武夷山朱子文化节闭幕式(涵盖：邮票首发、朱熹铜像落成典礼、朱子文化园启用典礼、朱子林的兴建等重要的仪式)。在学术活动方面，除了大陆安徽主办的两岸四地朱子学研讨会，更特地在海外的日本及台湾举办朱子学学术研讨会，足见朱子学不仅促进东亚文明，更具备全球化的视野与价值。促使朱子文化之精神延续到2011年世界朱氏联合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而达到高峰，亦为传承朱子文化揭开了新的里程碑。2008年“朱子之路”的首航，由杨儒宾教授担任领航者的角色，得到了热烈的回响与鼓励，使我们感到这是一项值得推动的文教志业。“朱子之路”即走访一遍朱熹出生成长、求学、讲学、终老的地方，行程中借由学者及学员们读朱子书行朱子路以“走朱子之路，行朱子之道”的精神，累积对于经典中知识的体认，进而发扬朱子学，达其永续传承朱子文化的愿景。2014年“朱子之路”参与人员，除了两岸硕博士师生团，还有台湾新竹博爱、关西、新埔国中书法团学员参与此行，并与南平书画社成员于南平市玉屏阁，举办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书画交流笔会，以朱熹诗词格言为主轴，于活动中挥毫落纸，借由书画墨宝以增进两岸朱子文化的交流，寓朱子诗文于芳墨之中，为此届“朱子之路”增添书香雅韵。未来朱子之路将规划三条不同路线，分别为闽北遗迹之旅、闽南海洋之旅、书院文化之旅。我们的目标，一是让朱子之路成为庶民生活的国际品牌。从纵向扎根的薪火相传，到横向拓展的精神发扬，结合学术教育、文化创意与观光旅游，融合多元文化，让朱子之路成为庶民生活的一环，继而推广到全世界，成为国际品牌。二是建立以“朱子之路”为主题的朱子学院。整合地方社科研究团体、研究会及各级文化部门的人力，并在各地书院及紫阳楼等地设置研究员。平时从事朱子文化之研究和古迹维修之监管。朱子学院可于春、夏两季举办朱子文化夏令营、研习营之活动，或协办海内外之朱子学术研讨会。多年来以发扬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志业，其活动成果，对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开拓注入一针强心剂，更见证灿烂的朱子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力。
继承文化遗产 创新文化建设——论特色文化城建设郑建光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动摇,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县委、县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建设新型工业县，打造朱子文化城，构建和谐新农村”的战略目标，要求文化建设必须不断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特色文化城以弘扬朱子文化为重点，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赋予传统文化鲜明的时代特征，把尤溪建设成为文化设施完备，文化实力强劲，朱子特色显著的文化城。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发挥文化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全方位效应作用，为尤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努力铸造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辉煌。为此，我们在特色文化城建设工作中要做到：一、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夯实文化城建设基础 尤溪不仅具有灿烂辉煌的文化历史，而且还有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和相对完备的场馆设施，文化底蕴深厚，要充分整合资源，为特色文化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县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迄今为止发现了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90多处。自1958年起，我县三次对全县境内进行了文物普查和复查，先后公布了四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7处，其中3处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即城关的朱熹诞生地南溪书院、中仙的聚奎堡、厚丰的郑氏大厝。2003年桂峰村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组织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工作。自1982年以来，先后在全县范围内发现了17座宋代壁画墓，这种现象被国内外考古界称之为“福建之最，南方少有”和“中国南方的地下敦煌”。1982年，在尤溪县朱熹后裔家中发现了《紫阳朱氏建安谱》（朱熹家谱），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当年我国的十大文物发现之一。尤溪文化辉煌的历史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光芒，令人刮目相看。 1988年4月，全国最高的朱熹塑像在尤溪县落成，同年9月15日成立了朱熹学术研究会，但是恢复对朱熹的研究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尤溪县历届领导对朱子文化这一儒家宝贵的遗产极其珍视，2005年成立了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并成功召开了首届朱子文化研讨会，有来自全国十几家高校和学术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收到论文50多篇，经过遴选有44篇入选《尤溪首届朱子文化研讨会学术论文集》。该文集经过中国文史出版社严格审稿，于2006年5月出版发行，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1991年，尤溪县编纂了洋洋百万言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收录了大量的故事、谚语、歌谣等，反映了地方特色文化的丰富资源和强大魅力，反映了尤溪大众文化创作主体即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和良好的文化素养。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县曾经有民歌手光荣晋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在建设特色文化城中一定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2005年，三明市政府颁发的首届百花文艺奖，从特别荣誉奖到一、二、三等奖各个级别的奖项我县均有人获得，获奖作品涵盖曲艺、书法、文学、根雕等不同艺术门类，获奖者有文化工作者，也有民间的文艺爱好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县就活跃着一些民间文学社团，一直以来保持着创作热情，成为尤溪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其作品屡屡登临国家最高级别的纯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等）的神圣殿堂。 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至1995年间仅文化馆相关人员在省级以上发表（参演、参展）或获奖的作品有93件（次）。其中有电影剧本、故事、小品、舞蹈、声乐、摄影、书法以及各类论文等。1996年至2005年，我县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作品数量与上一个十年相比有所突破，质量上得到很大的飞跃。有些作品极具生命力，做到长盛不衰，屡次获奖，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如摄影《烈火神威》、快板《桃花渡》、舞蹈《茉莉花》等等。有些作品获得了较高级别的奖励，如1996年组织参加全国农民歌手演唱大赛获得银奖、戏曲剧本《丑女》获得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铜奖、《假酒惊梦》获得第四届中国戏剧文学奖和小型剧本二等奖、摄影《钢铁战士》获得“咱们中国人”全国摄影大奖赛优秀奖、舞蹈《甜妞妞》获得全国首届“红舞鞋”杯校园舞蹈大赛创作奖和演出三等奖、在第十届全国文艺推新人大赛儿童声乐组的比赛获得全国总决赛优秀奖、少儿书法在“中国人与水”国际书画公益大赛中获得金奖、第十届全国文艺推新人大赛中又有一幅少儿书法作品获得十佳奖等等。近年来，青少年获奖的比例逐渐加大，人才辈出。我县群众文化工作取得的骄人成绩有目共睹，文化馆于2004年被文化部授予“二级文化馆”、2005年被福建省文化厅授予“十佳文化馆”等称号。2005年，由文化馆编排的无伴奏六重唱《八骏赞》和《茉莉花》分别获得福建省第四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金奖、福建省第二届社区文化艺术节银奖。县影剧院于2006年8月并入文化馆后，文化馆的场馆面积由原来的838平方米增加到2200平方米。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艺术水平不断加强和提高，是全省文化馆队伍中较强大的一支力量。 县图书馆藏书91723册，其中具有尤溪地方特色文献达万余册，古籍近万册。为了将尤溪优秀历史文化魅力充分展示，特别设立朱子学专架、万有文库专架、古籍特藏专架、台胞赠书专架、地方文献专架等。县图书馆1994年就被文化部评为二级图书馆，2005年，又从全省72家公共图书馆中脱颖而出，被授予福建省“十佳”公共图书馆。县博物馆是省级一级达标馆以及省、市、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传奇人物卢兴邦系列文物、明代宰相张居正撰额的“孝廉先生墓志铭”和明代三朝宰辅叶相高撰文并手书的墓志铭等，成为该馆馆藏文物的一大特色，为中外游客了解尤溪人文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而翔实的资料。 我县场馆设施相对完备，并且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建设文化城中要充分挖掘潜力，发挥优势，成为弘扬朱子文化的重要阵地。二、保护文化遗产，挖掘民俗文化中的朱子文化元素 尤溪的人类文明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发掘出的宋代壁画墓等文化遗迹也记载了这块土地高度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遗迹的发掘与保护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它不仅见证了一个地方的历史文明，更体现了当今人们的自觉文化意识。对于已经发掘出来的文物古迹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要充分利用好代表人类文明的历史遗迹所产生的影响，为准确定位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路提供参照系。 1991年，尤溪县文化部门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对民间文化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调查，“三套集成”之一的《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尤溪县分卷》里收录了大量的尤溪山歌，内容之宏富令人叹为观止，有效地保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乾美的大腔戏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里看着它走向衰亡，南芹的小腔戏不能重蹈覆辙，应当抓住一息尚存之机，紧急抢救，并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宁的梅林戏能够打造成天下第一团，与政府的重视和抢救得力有极大的关系。小腔戏主要流行于尤溪，现在还保存有清代的剧本。为小腔戏“申遗”不仅可以让一个地方剧种起死回生，同时也是对地域特色文化最有效的宣传。一个名人可以影响一个地方，同样，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剧种也可以使这个地方扬名。 朱熹无疑是最能产生效应的历史名人。据《尤溪县志》记载，清代祭祀朱子为每年三次，即春季和秋季的第二个月的第一个戊日及朱熹的诞辰日。乾隆九年颁定祭文、祭器、祭品和诞辰祝文。努力挖掘、整理古代礼仪乐谱，尤其是清乾隆年间用于朱熹祭祀典礼的乐谱，做到古为今用，薪火相传。我们有必要对古代的祭礼进行挖掘整理，充分尊重历史，制定一套符合“三个文明”要求和有利于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祭典礼仪，并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无疑是提高尤溪知名度的有效途径。如果申报成功，随着尤溪旅游业的发展，其潜在的市场价值不言而喻。 建立朱熹纪念馆和资料库的工作要从计划阶段全面进入实施阶段。因为即使朱熹公园二期工程竣工，如果缺少有关朱熹的文物资料，就如煌煌学府缺少资深教授、豪华气派的图书馆没有藏书一样，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政府要尽快划拨专项经费，安排有关人员沿着朱熹生活、讲学、工作的轨迹，开展朱熹文物资料的搜寻采集工作，使得朱熹纪念馆的雏形在“十一五”期间能基本形成。朱熹纪念馆不但可以提高朱熹公园的文化含量，而且还是展示特色文化的窗口，吸引游客的重要硬件设施。 文化问题是一个民族得以强大的最根本问题。如语言做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受到母语国国力的制约，一个国家的语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该国的国力强盛成正比。又比如西方洋节日对我大肆渗透，体现出强势文化的咄咄逼人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经济后盾支撑不无关系。2005年一些政协委员提议把“七夕节”定为我国的情侣节，并把中国传统的中秋节、端午节、元宵节、清明节、重阳节等民族节日规定为法定假日，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文化的强大不仅能够增加精神实力，还可以增加经济实力。文化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重要的出口产品。 要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民族传统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节庆内容、风俗、礼仪，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适时开展朱熹祭祀活动，增强文化的凝聚和辐射作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尤溪的筵席和饮食文化浸润着浓郁的儒家优秀文化的因子，隐隐约约随处可见古代传统礼仪的影子，需要加强研究、开发和改造，使之成为符合新时代的礼仪规范得到传承发扬。 我们要自觉地去开掘和宣传藏于民间、代表民族精神和民族前进方向的点点滴滴。但是，只是一味照搬肯定不行，关键还在于创新。比如，现有的小腔戏想要进入寻常百姓家，必须对剧种的形式加以改变，尽管这可能很难。只要自觉了，我们就有可能开掘出许多优秀的东西供广大的人民享受。 尤溪山歌只有在60岁以上人群中流传，对年轻一代已经失去吸引力，换一句话说就是山歌这一文化产品的消费群体正在萎缩，无人欣赏的事物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文化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对地方大众通俗文化的冲击无疑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要在传统文化自身寻找症结。山歌从内容到形式都要随着时代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人们的欣赏与审美要求。多数人的普遍认识是尤溪山歌曲调单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尤溪山歌曲调富有变化，可以归纳为八大原生态曲调。遗憾的是对八大曲调的了解仅限于极少数的文艺工作者和山歌老艺人。为此，必须组织力量挖掘整理，充实一些现代文化理念和地方特色的成分，使这种文艺形式焕发出现代气息，成为更加符合现代人口味的文化产品。尤溪山歌不是低俗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史、传说、礼俗、劳动、生活、爱情等方方面面。高雅文化要蹲下身来向地方通俗文化学习，因为通俗文化贴近百姓，是高雅文化的源头之一；地方通俗文化要仰头向高雅文化学习，否则难以提高，难以适应人们对文化的不断追求。只有具备地方特色的文化才能形成民族文化，而只有民族文化才能走向国际化。三、加强朱子文化宣传力度，发挥文化全方位效应 朱熹公园二期工程是朱子文化城特色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要与“东扩西连美中心”的大城区架构相和谐，以大智慧、大思维来促使古老的人文景观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相促进。为了提高文化品位，让人们更直观接受朱子文化城概念内涵，需要具有把内蕴外化的符号。在城市的文化核心区如中心广场建设朱子文化城标识，利用文化的凝聚力，唤起民众从内心深处认同并自觉参与朱子文化城建设。在九十年代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尤溪文化部门一直坚持主办文艺期刊，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闽中文学》是我县文学爱好者在近年创办的不定期民刊，建议县文联接手主编，使其在打造朱子文化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新华书店要开设尤溪籍作者创作的图书专柜及反映尤溪为相关内容的图书专柜，成为展示尤溪文化风采的又一个窗口。博物馆的展厅应当常年向公众开放，让更多的人全面、深度了解尤溪的历史和文化。提倡国学教育，对中、小学生进行儒家传统美德熏陶；及时编制乡土文化教材，把真正属于地方特色的优秀乡土文化纳入其中，发放到中小学生手中，让青少年了解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 组织开展特色文化宣传月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地推介朱子文化城的特色文化。如：各种主题的朱子文化论坛、民俗和民间艺术展览、山歌大赛、综合文艺调演、书画摄影展览等等。 整合现有演出团体的资源优势，比如实验小学的三人舞《甜妞妞》，芳草艺术团的舞蹈《红红的日子》，残联的哑剧小品《看病》、舞蹈《夫妻乐》，文联的快板《桃花渡》，文化馆的无伴奏合唱《八骏赞》、小合唱《茉莉花》，南芹剧团的“小腔戏”，尤溪山歌《薅草歌》、《四季歌》等等，再编排几个以朱熹及朱子文化为题材的节目，使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形成具有本土的文化特色，打造一台高品位的精品文艺节目。 许多优秀的节目藏于深闺，需要推介与企业联姻，形成文化与企业双向互动，提高品位，取得共赢。通过多种渠道、灵活多样的形式，有计划、有侧重点地宣传朱子文化。如：一、二月份结合元旦、春节、元宵节、情人节开展朱熹伦理思想的宣传；三、四月份结合植树节、世界水日、世界气象日、世界地球日开展朱熹自然哲学思想的宣传；教师节组织师生开展纪念朱熹活动；重阳节召开朱熹诗词吟唱会；夏季举办绿笋节、冬季举办金柑节，并把朱子文化融入其中。 打造朱子文化城，展示地方特色文化风采，宣传工作要积极跟进，不能滞后。制定宣传工作计划尤其重要，要有明确的指标，保证在各种级别多种媒体的“上镜率”、“见报率”。这里所谓的宣传是指广义宣传，不局限在新闻媒体，方式方法要多样化。可以借助艺术的形式去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诸如文学、绘画、歌曲、图片、影视等等，易于产生永久效应。除了常规的新闻报道，要有计划进行主题深入宣传活动。如：组织主题旅游、电视专题、高级别的创作笔会、艺术家采风、开辟报刊专栏等等。邀请著名的影视编导、形象包装艺术家，策划制作一个10分钟左右的宣传片（类似申奥片），以艺术的手法展现尤溪最具魅力的一面，在电视台播放，刻录成光盘赠送有关部门，并在各种展会、推介会、招商会等活动中宣传，长期使用。形象宣传不同于介绍尤溪经济、政治、文化的专题片，宜短不宜长。以此为基础，用更加凝练的画面语言、背景音乐、广告词（如：灵山秀水，朱子故里——中国尤溪）概括尤溪，制作成5秒和10秒两种长度的广告片，根据不同级别的电视台和各个不同时段选择5秒片或者10秒片播放，把“灵山秀水，朱子故里——中国尤溪”这一概念灌输到公众的脑海里。四、注重新农村文化建设，全面提高文化实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文化资源被挤占成了普遍现象，县、乡级文化队伍和人才正在流失，基础设施更换招牌。越在基层，文化越被认为只是一种点缀，是一种柔性的装饰，文化工作很难摆上议程。要提高朱子文化城的文化品位，亟待统一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高度认识。政府要加大投入，整合文化资源配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新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争取在“十一五”内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三个文明”建设规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崭新的格局。 当前新农村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不再停留于家庭图书室、文化室之类的原先比较单一的内容。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县城乡歌舞厅、音像店、网吧发展较快，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欣赏需求和水平不断提升，农村特色文化的内容、种类、形式不断丰富多彩。今后，县里要组织力量对乡镇各种存量文化资源进行普查排队，建立档案，对不同特色不同成果的文化资源进行不同的功能定位，坚持“一乡一品，多项并举”的原则，在确定主打品牌的基础上分门别类成立专业协会或学会。最近几年，各地铜管乐队如雨后春笋蓬勃成长，文化等相关部门对演出团队在各种不同场合上演奏的曲目要进行指导和规范管理。面对民间艺人的数量不断减少的严峻形势，更要发挥艺人们的积极作用，如将有关朱熹的民间故事做为剪纸创作的题材，将朱子的理学思想编写成山歌等等，使朱子文化形成更加广泛的覆盖面，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加强特色文化建设，通过先进文化占领新农村文化阵地。进一步促进大众观念的转变，不断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引导大众的兴趣爱好，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通过把《朱子家训》制作成宣传品，散发到社区、乡村、家庭等手段，促进乡风文明，改变传统陋习，自觉抵制封建迷信、赌博、邪教等，净化社会风气，形成具有显著朱子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村文化活动室建设可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一室多用，明确一名村干部（文化协管员）具体负责。可将祠堂、闲置的厂房和撤点并校中腾出的空余校舍，改造为村文化活动阵地。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学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方面的作用，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活动的前提下，提倡中小学的图书室、电子阅览室、体育设施等定时向就近农民群众开放。 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鼓励和吸收多种经济成份参与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按照确保文化站公益性的基本属性，引入竞争机制和进行市场化运作的要求，创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同时建立健全农村特色文化的辅导网络，文化馆是国家设立的从事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培训、辅导的公益性文化单位，要承担起辅导提升新农村特色文化建设质量的重任，充分发挥自身人才优势和管理优势，深入基层，服务基层，建立农村特色文化建设志愿服务者队伍，加强城市对农村文化的幅射力度，推动新农村特色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我们要立足于继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朱子文化，科学思维，大胆创新，建设具有显著朱子特色的文化城，实现文化实力全面提高，增强全县人民的凝聚力，提升县域发展竞争力，推动我县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从普通的老百姓写起
“在家靠父母、忠，继续流传着千年炎黄华夏文明，天下为家？十月怀胎，改善。风起《诗经》，是对朋友诚、仁。不少家长都说过，国家不丧失原本的内涵并且稳步发展。”仁礼之道，二十载照料，生财有方，生活变得更加和谐，方累万贯家财，而我们，父母从我们儿时开始教导我们不剩饭，来到现在，国为家，我们和陌生人成为朋友，而不信乎，但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是传统文化的直接表现，故有四书五经传著于世，从而使我们的民族。我们先做人，而亲仁。古代我们以礼治国。家风，次谨信，更该践行这古老而淳朴的诚信仁义家风，后做事。为人清白。《弟子规》开篇写道，就是因为广泛交友，我们传承着自己的家风，勿将基业挥霍一空，则学文。晋商当时为何能富甲天下，不浪费，不收非仁不义之财，又怎能报还这份养育之恩。勤俭，守道义。孝字为首。《论语》中主张人应有孝，在一代又一代的实践中，摒弃，有余力、义，人性之现、文明传承下来，对陌生人仁，带着古老的意志，戒奢以俭，走过时空的烟尘凡是传承下来的传统：勿忘先辈创业之艰辛，圣人训。”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坦诚？”于是，不虚假，儒道天下。《朱子家训》中写道？人之常理，我们也不应该被金钱蒙蔽双眼，讲诚信，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数千年，便有它存在的理由——题记古以家天下，将中华民族文明精神融铸于其中，又何尝不是，而我们，这便是家风的核心意义。取之有道，不做作“与朋友交，首孝悌。家风与传统踏过历史长河。现在看来，社会，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时刻都需要父母的陪伴，在外靠朋友：“弟子规。千年前我们是世界上的“礼仪之邦”，作为我们传统的美德，勿奢侈淫佚，也就是靠着这样一种方式来将文化，古人两袖清风，真正的家风始自孔孟，作为山西人的我们，泛爱众，邦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