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沈从文的悲剧意识
沈从文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他从湘西孤身一人来到城市，在投入不到城市的怀抱后，以“乡下人”自居，坚持着他的文学道路。当我们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悲剧时，他的悲剧总是萦绕着一种外在和谐的抒情氛围，总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对人的生存和命运进行着思考和关怀，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现存文化形态做着理性的思考。 沈从文先生用平淡朴素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美好的湘西世界，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但是他背负了人生太多的悲剧体验，无可避免的将这种体验通过他的作品表达出来，对悲剧表现的偏好是作家悲剧意识的反映。对于悲剧表达的方式，他采用了传统的“以微笑表现痛苦”，在微笑下面掩藏着深刻的悲剧意识。沈从文认为人生的悲剧感若是能加以节制的表现，就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轻松的调侃、诙谐的打趣，带上了强烈的喜剧色彩，但喜剧之下掩藏的却多是悲剧的主题。人们通过悲剧看到的不仅仅是人物的悲观失望和痛苦遭遇，使自己体会到命运弄人的无奈，同时也看到他们的灾难是与社会和民族的不幸相关的。 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有大批的人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对于城市建设及各方面的充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同时，进入城市，但又不等同于 “城市人” 的尴尬身份，使其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尖锐的冲突。小说《丈夫》就是这种题材的短篇作品，从丈夫的身世、家庭情况以及在妻子进城工作之后丈夫的思想变化等角度理清作者是如何展开描写的，分析卑微的丈夫经历过了一系列的心酸苦难，终于觉醒，看透了人生百态，他和妻子决定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心路历程，进而揭示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冲突及其根源。沈从文从各个角度对丈夫所进行的描写清晰地反映出作者对农民不幸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人性被扭曲、人格尊严被轻贱的丑恶现实的批判。 在小说中,乡村常常被表现为淳朴真善,而城市则总是被披上一层“ 霆” ,这足以反衬出乡村人事的善良纯美。但事实上, 城中人和乡下人的区别不在于本性的善恶上,而是区域环境使然,即使是一个纯朴的乡下人在面临激烈的生存竟争时,也会慢慢地被“毁”掉, 就如那些在城市小河妓船上做生意的年轻女子一样 , 她们后来学会的那些恶德“只有城市里才需要”。在作者看来,城市是催生恶德之地,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始终流露出对回归乡村的召唤。《丈夫》中的夫妇二人最终也回转到乡下。 沈从文赞美乡村纯朴之风的笃定之情,使得他对这些在城中“做生意” 而沾染上恶德的女子抱着惋惜而同情的态度,他也观察到“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会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这也就说明了他深信来自乡村的原始纯良天性是不可磨灭的,而且并非每一个从乡下来城市的人都会被毁掉。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城市与乡村的冲突无处不在地体现着，因此我们可以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看做是城市和乡村对抗的一个整体构造。此种城乡冲突是从历史、地域和文化三个层次出发，运用城乡对抗这个整体模式，实现与纯真质朴的乡村相对立的丑恶、庸俗的城市文明的批判和厌倦。而沈从文正是从这个整体结构中，通过乡村和城市两种生命形式的赞美与批判，来倡导人本自然、重返自然的生命哲学。
沈从文小说丰富独特的悲剧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美学遗产，正是悲剧意识，使沈从文抵达了民族情感和思想的深层，使他的小说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和美学意蕴的艺术存在。因此，悲剧视角是读解沈从文小说的一把钥匙。 本文从沈从文悲剧意识生成的特异性入手，进而分析悲剧意识在其小说的具体表现和悲剧文体的形式特征，旨在从另一个基点探寻沈从文小说丰富的文化、美学内涵。 本文认为，沈从文的悲剧意识是他复杂的民间生活经历和痛苦的生命流浪，楚骚湘楚地域文化的浸染和心理承传，都市困境对“乡下人”意识的强化和坚守，以及对人生百态和人情物事的体验而水到渠成般形成的。是敏感自尊的沈从文从童年的生活经历以及成年后的人生阅历中，在湘西和都市人事的两相对照里体验和感悟到了悲剧的精神和生命形式，他的悲剧意识具有自然性、内在性、个体性特征。 沈从文独特的悲剧意识无形而自觉地浸润到他的小说创作中，在审美上呈现为一种特殊的悲剧氛围，一种贯穿作品始终的悲悯情绪，一种可感知的，然而又难以言说的悲剧情调，以及一种介于悲壮与悲哀之间的动人心魄的悲悯美，表现为一种清淡而纯真的诗化风格。 它在一种外在和谐的抒情氛围中，表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命运的关怀，对人的文化形态的理性沉思。具体地说，沈从文小说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生命的悲剧，人性的悲剧和文化的悲剧。 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对湘西人缺少主体性的自 由生命的悲剧反思和对都市生命萎缩、异化的悲剧性关照；人性的悲剧主 要集中表现为对湘西优美人性赞美的同时又对其人性简陋的沉思，以及对 都市人性堕落的批判。沈从文小说通过生命和人性的反思，更深层次指向 了对湘西“边城文化”失落解体的哀叹。文化的悲剧是沈从文小说悲剧意 识的内核，他通过一系列湘西题材小说建立起他“边城文化”理想的乌托 邦／‘边城文化”对现代文明有着大然抗拒和排斥，它是自足、和谐、重情、 守义、自尊、保守的中国农业文化的代表，沈从文在世界性文化大潮的交 汇与吞没过程中，以难以言说的沉痛与悲哀，实现文化边沿对于文化中心 的拯救，体现为暂处弱势的民族文化对于西方强势文化的悲剧抗争。“边城” 的文化显示出沈从文精神理想的失落与悲哀。 本文在探讨沈从文悲剧意识的形成和悲剧意识内涵的同时，还着力分 析了沈从文对悲剧情绪化、心灵化表达的文体创造。为契合悲剧意识自然 流露与呈现，沈从文小说的悲剧在诗意抒情和平淡的叙述中不经意地加入 命运突变、事与愿违的偶然因素，在情节触目惊心的突转与对照中使整个 悲剧由内向外弥漫着浓郁的悲悯情绪。沈从文通过对悲剧矛盾的隐伏和同 极处理，对情节突转与人物身心反应平和之间的张力设计，以及对乡土怀 念和都市困境情感的两相比照，运用诗意抒情化的语言来实现了悲剧文体 的创造。 特有文体形式使沈从文的悲剧在表面抒情的背后拥有含蓄、隽永的内 在情感，增添了深长的“意味”而非观念的说教，呈现出淡雅抒情的独特 风格。他的悲剧具有“非事件性”、超现实性、超历史性的特点。诗化语言 的流畅和悲剧意识的含蓄蕴藉，消解了悲剧事件的表层化，从而把悲剧性 隐含在情感和精神的深处，使读者在一种情感的共呜和情绪的浸润中达到 感‘清释放的快乐，在关注和思考人和民族的命运和文化的过程中升华出一 种悲悯的情怀和严肃的诫‘惧。 本文认为，悲剧意识是沈从文小说的重要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它增 加了沈从文小说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提升了沈从文小说的艺术境 界和艺术魁力。
就我个人意见，与现代爱情文学相比，沈从文的爱情文学代表的时代有许多可取与可贵之处，值得探讨。
浅析沈从文的写作特征 591论文网有 沈从文的编辑思想主要是:办刊远离商业、政治，端正文学家态度，抗争文学:审美危机，提倡文学的自由和独立。20世纪30年代初，吴亦主编的《文学副刊》越来越不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学L院气过于浓厚，胡政之和张季莺开始考虑改变这个状况。他们想转变风格，就要聘用新人。于是1933年，两个曾经先后蜚声文坛的作家—杨振声和沈从文接到了改编《文学副刊》的邀请。沈从文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生淡泊名利，执着地建筑着自己的“人性小庙”，他身上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又有湘西少数民族的激情、野性。沈从文接受的学校教育仅限于几年私塾，军旅生活充实了他的文化知识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十九岁时，他不满足于当时的生活，独身一人闯荡北平。初到北京，沈从文受了很多苦，求学之路很艰辛，文学创作之路更是坎坷。在胡适、郁达夫、徐志摩等前辈的帮助、爱护、提携下沈从文才一步步走向成功。1933年夏天，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受杨振声之邀到北京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同年9月，杨振声和沈从文正式被聘到《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23臼星期三正式发刊，在版面的右上角，是四个竖排的黑体字刊头:文艺副刊。刊头下面是第几期，再下面是通讯处:北平’西单西斜街甲五十五号或天津大公报转文艺副刊编辑处。为了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整个版面仍然是竖排，全部采用白话文，标注新式标点，标点点在字的下面。这样就使版面看起来疏朗大方，美观雅致。 《文艺副刊》的第一期，刊登了这样几篇文章:岂明(周作人)《猪鹿狸》、徽因《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倦》、杨振声《乞雨》、沈从文((<记丁玲女士>跋》。可以看到，在这个创刊号上并没有发刊词，也没有什么特别说明。但是，杨振声的这篇《乞雨》起到了发刊词的作用。文中作者把当时的文坛比作干旱的田野，认为作者们应当有自己对人生的真情体验，不能盲目跟风;作品要尽量体现普通的现实生命，不要说大话、空话;作家创作要有踏实的态度，不求名逐利。由此表明了《文艺副刊》的立场和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杨振声虽然参与策划和组稿，但具体的编辑工作主要是沈从文一人进行。《文艺副刊》是沈从文参与时间最长的一个刊物，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通过编辑这个副刊，沈从文把北方文人团结起来，也因为这些同行朋友的支持，沈从文的编辑之路才能如此辉煌。沈从文的个性与《大公报》颇为相符，他一直以“乡下人夕，自居，坚守民主主义政治原则，不参与任何党派及政治集团，信守文学自由。胡政之说“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棒，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新记大公报的办刊理念与他非常一致，二者的合作有了稳定的思想基础。《文艺副刊》依附于报纸而存在，它的编辑方针必然要受到报纸新闻性、时效性和大众性的影响;受到报纸倾向、风格和价值取向的制约;受到报纸版面、出版时间的局限。在文学观上，沈从文极端强调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极力清除政治、商业的影响以维护文学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力求重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以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族发展。因此，沈从文主编《文艺副刊》时，以注重文艺自身的发展，维护文学自身的纯洁性为宗旨。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艺理论文章，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说:“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必需的东西，”编辑者应当把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林徽因也说:“我们可否直爽的承认一桩事?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他们都竭力希望能将刊物办得更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需要，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和影响。
红楼梦的悲剧意识毕业论文
西谚有曰：“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有一千个中国人，就有一千个《红楼梦》。迄今从文学上谈论《红楼梦》最为深刻的，依我看还是鲁迅、王国维和余英时三人。鲁迅称此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又说：“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王国维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存在的悲剧，这悲剧不是政治的、民族的，历史的，而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悲剧，人人皆无所逃于其间。余英时将《红楼梦》的世界划分成两个世界，而大观园纯粹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与混浊现实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并最终被现实世界的黑暗所吞没。即使今天，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仍然是见仁见智。“不敢妄谈《红楼梦》，只怕难解其中味。”我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与希腊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蒲斯王》具有同样震撼人心的力量。 《红楼梦》的主题，描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描写的虽然是一个贵族世家的日常生活场景，这里很少有大起大落的发生在刹那间的生死毁灭。但是却有着经常不断的、十分隐秘的折磨。一切都发生在极其平常的生活琐事之中。你的心在哭，人们却以为你在快活的笑；你坐立不安，寻寻觅觅，人们却以为你是无事瞎忙；你稍稍越出了常轨，人们就忙不迭的过来规劝你、劝导你，把你重新纳入正轨。这是一种缓慢的被风化、被锈蚀的毁灭，这是一种因其平常，有时连受害者本人也不觉察的毁灭。所以，林黛玉感叹道：“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那一时代的“风刀霜剑”，“一年三百六十日”毫不间断的摧残着人生的精英，思想的花蕾。然而，人们却看惯了，习以为常了，并不觉得悲剧正每时每刻地在身边发生。在那个“游丝软系飘春榭”的大观园里，有谁能象宝黛那样，为这些可怜的“落花”抛洒同情的眼泪呢？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势，黛玉只能作“无声之泣”，有泪往心里流；宝玉只好着了魔似的把自己的“怪僻”形之于外，来宣泄胸中的阵阵狂澜；而探春则有感于那些乌眼鸡似的亲骨肉，满腔悲愤地诉说：“我们这样的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厉害！”的确，笼罩着整个贾府的，正是这种“说不出来的烦难”，这种挥之不去的，人们几乎呼吸惯了的悲凉之雾。鲁迅曾经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确多。”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着力表现的就是那些“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 《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黛刻骨铭心的绵绵爱恋之情，不仅毫不涉及风月，更无郎才女貌的俗套。即使那复杂细微的感情纠葛，也显示了一种真情至性的境界，在读者心中升出情之美感。黑格尔称“悲剧是艺术的桂冠。” 打开《红楼梦》长卷，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即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一、《红楼梦》的时代悲剧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思想钳制造成的精神悲剧的话，那么，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 荒淫，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衰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世家被视为平常之事。贾珍的公媳乱伦，贾琏的“包二奶”，贾赦对鸳鸯的企图，甚至连王煦凤与侄辈贾蓉也有染，等等这些，正应证了老仆人焦大的那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的话。另一方面，由荒淫所引起的人事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虽然也有不少清白的女儿家门努力地在这罪恶的泥潭里挣扎反抗，但最终也都与这腐朽的家族同归于尽，几乎没能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 奢侈，是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之二。且不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如何填满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也不说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如何充塞这个家庭的每个盛筵，单就秦可卿之丧事与贾元春之省亲，那奢华靡费程度就够惊人的了。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但这时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 “一代不如一代”，更是这个贵族之家的致命伤。贾敬访道，贾赦淫乐，贾政的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毫无廉耻，诸如此类，大观园中比比皆是。家族的种种腐朽已无可救药，唯一较有灵性的贾宝玉也只能痛苦地呼吸着这令人窒息的悲凉之雾。而他与封建传统的不相容必然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个时代不容纳他们，他们也不屈从时代的悲剧冲突中，随着腐朽力量的由盛转衰，新生力量也落了个由萌芽到夭折的结局。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人人概莫能外。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言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由此看来，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可以说，《红楼梦》的家庭婚姻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纵观中国历史，正是在上层社会蔓延的种种腐败现象，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当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导致国力的衰微、王朝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府的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一面镜子。 二、《红楼梦》的文化悲剧 通过作品的深层意义，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而归根结底是几千年积淀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如“天人合一”，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意识，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这种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就难免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 “木石前盟”与“金玉因缘”的悲剧。《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摔不碎的通灵玉，像是隔膜，用“金玉良缘”来芥蒂两颗寻求共同的心灵，却更象是纽带，让二人在激烈的矛盾之后清楚的探测到对方的心意：金玉固然般配，但是真正与玉琢契合一体的，却是那一根穿玉的丝绦。词叹葬花，暮春伤时的眼泪便隐有相思之意；诗会重阳，中秋抒情的吟咏更暗寓离恨别愁。直到宝玉“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的告白，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兆示着大观园的灾祸变迁，也兆示这段玫瑰色情感的横生变故。这一对在暗夜中相互依偎着的恋人，终于因惊世骇俗的一吻而面临被逐出乐园的惩罚。我们无法知道在永诀之前究竟有没有一次重大的误解而导致的心灵的挫折，但是命运那一把赌气的剪刀，却毫无疑问的将穿玉的穗带剪作了几截。“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命薄？”这泣血的控诉，便是他们最终的咏叹。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它将这些可敬可爱、美丽纯洁的女性，囚于那异常黑暗污浊的世界，在给了她们时间、空间、程度上极为有限的自由独立之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些反抗粗暴和亵渎的美蹂躏毁灭。“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性总悲剧也由此拉开帷幕，公开上演。绛珠仙子终于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泪尽天亡”，“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黛玉纯美的灵魂如水晶一样透明素丽，如冰山雪莲一样净洁孤傲，在那黑暗的世间哪里找得到天尽头的芳丘?只能是饮恨而去之时，发出那柔肠寸断之声：“宝玉、宝玉、你好意在言外，岂是一个“愁”字、“恨”字了得!黛玉的毁灭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女性总悲剧中的最强音，它震撼了千万读者的心灵，赢得了世世代代读者们同情的眼泪。史湘云、李纨青春寡居、独守凄凉；善良软弱的迎春被“作践得公府千金似下流”，出嫁一年便香魂一缕含恨而去；妙玉欲洁不曾洁，想空未能空，沦落污泥浊淖；心比天高的晴雯被斥逐羞愤而死，金钏儿跳井而死；惜春、紫鹃落发为尼，自此长伴青灯古佛“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些钟灵毓秀、姹紫嫣红的众女子，一如风流云散、雨打残红，霎时间全都玉殒香消，化作寒烟冷雾。 迎春，很善良，但也很懦弱。从乳母偷她的螺金凤这件事及她的态度就可见出她逆来顺受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使自己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是迎春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偿还债务的替罪羊，自己的不幸，至死也不觉悟。可见，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 再看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身上。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既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 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贾宝玉本身所存在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认为是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世道所容，所以是社会悲剧。但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这样才会获得社会的好评。薛宝钗就是这种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理想的其中一个。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上，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浑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曹雪芹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考，的确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 三、《红楼梦》的人生悲剧 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不思考有关个人的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这也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 “人之生也，与忧俱在。”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才实现。这种痛苦的程度与知识同步增长。以宝玉为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着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世中，他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毅然抉择。人生总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复原，这是人人概莫能外的悲剧。 宝玉是情痴，黛玉是情种，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对宝玉的爱是她生命所维系。“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宝玉。正是他秉菩提心，具金刚胆，在那黑暗愚昧、野蛮残忍的时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石破天惊地宣布并践行他的“女清男浊”的人生哲学。至于宝、黛、钗之间的感情纠葛，实质上是“追求自由爱情”和“封建婚姻制度”这两股力量的斗争。当人的主观意愿和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不相符合甚或背道而驰时，他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和牺牲，这就是悲剧的生活基础。宝玉的自由选择和被迫接受不一致，最终导致了他们爱情的悲惨结局。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如“多情公子空牵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风流灵巧招人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等等，都体现为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能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着现世，具有强烈的劝世作用，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个悲剧的大时代里，作为凡夫俗子的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无论怎样选择，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呢？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作者的影子，也寄托了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就红楼梦而言，作者所要传达的是一种漩涡般的无可逃避也无可挽回的巨大的虚无——对于人生来说虚无意味着渺茫的前途，对于社会国家而言，虚无更意味着终极的塌陷与毁灭。可以说大观园的花团锦簇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暗灰色的大背景之上，她的辉煌的存在是为了反证她凄凉的湮灭。这样的深刻洞察往往被浅薄的人斥为消极悲观——殊不知人类精神世界中最鲜艳的花朵，往往在这样最荒凉的土地上盛开，因为这无边无垠的萧索与惨淡，又反而是不屈的人格精神最有力的衬托。宝黛的精神恋爱何以能让无数人伤心泣下——那纤细的生活剪影、日常的吵吵闹闹、平凡的唏嘘切问，那所有的最简单最朴素的关怀和爱恋，为什么能在我们的心扉上敲击出如此沉重的曲调，让眼睛变成不竭的清泉，正是因为雪芹先生在这一幅绚丽画卷的最深处已经设置了空洞而且悲凉的人生底色。 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故能将这种痛苦提升到一种人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概括和表现。必须指出，这种悲剧感是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他对人生之忧远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这种人生悲剧感也远比屈原、杜甫的“离忧”更具深沉特质、更具普遍的人生内涵。结 论综上所述，《红楼梦》是一部空前的也可能会是绝后的伟大悲剧作品。正如大学者王国维所说：“《红楼梦》乃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悲剧中之悲剧也!”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入世，便成了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
悲剧是人类所追求的美好和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凡一部永垂不朽的文学作品，必有精神境界的审美贯穿于其中。作者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流于琐碎的故事，而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里面，让人读后对人生有着深沉的思索，并有一种诉说的冲动。李泽厚先生说过一句话：“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入世者的悲哀和出世者的无奈。由此观之《红楼梦》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一部完整的悲剧作品。它的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自觉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作者悲剧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作者对悲剧人生有着痛切地感受和透彻的了悟，从而凝结出令人心酸的人生箴言，这便是第一回的“好了歌”。人的一生主要围绕金钱，功名，妻室，儿女拼搏奋斗的。但人们为此拼搏一生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1)”不过绝大部分人却是蒙昧的，麻木不仁的，他们上演着悲剧又不明就里，所以作者之将这种悲剧人生观赋予两个人，那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林黛玉的悲剧意识伴随着他短暂的一生，她终日以泪洗面，身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她的诗词，无疑不闪动着悲剧人生的泪光。而贾宝玉生在“钟鸣鼎食”之家，可谓贾府之中第一安富尊贵的人。岂料他“富贵不知乐业,无故寻愁觅恨”(2)，内心充满着不尽的烦恼，忧愤，焦虑与无奈。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观念不融于当时社会，他除林黛玉这个同盟者外再无其他外援，因而毁灭已是看得到的结局。从人生观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扩而广之，深化出悲剧的世界观。书中第二十二回有这样一句话“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无立足境，方是干净（3）”前面几句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便进入了佛性的自由王国，最后两句说，追求佛理的天国这一过程也是空的，一切皆空方是大彻大悟。最后贾宝玉遁入空门便是这种悲剧世界观最好的诠释。或者现实中作者看到社会上的丑恶太多了吧。他被这一切包围压迫着，美好的东西被摧残，被毁灭致使他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因而产生了虚无厌世的悲剧思想，也是因为有了这种悲剧的世界观，才创作出这样一部真正的悲剧。二， 规模宏大的悲剧框架。《红楼梦》这部作品仿佛一座摩天大楼，高大严谨，丝丝入扣。作者用前五回的序幕奠定了整部书的悲剧基调，营造了全书的悲剧氛围，它预示了这样一个轨迹家庭——社会——人，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走上毁灭和消亡。第六回起，作者便层层展开，步步推进，让悲剧的种子，萌发，生长，看似一幅繁华景象，实质危机四伏“山雨欲来风满楼（4）”。第十六至三十九回，悲剧事件频频发生已露出那下世的光景。直至八十回之后总爆发，在没有歌舞升平，只有险象环生，树倒猢狲散，达到了悲剧的顶峰。正像书中所说“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还了命，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5）”在这恢宏的悲剧框架中更隐藏着众多人物的悲剧命运。首先是主人公贾宝玉，他的悲剧是第一位的。多少年来人们对此分析得最多，也最深入，成果也最大，可以说，贾宝玉的悲剧蕴含了品质最高的思想矿脏，可谓千个悲剧第一人。其次便是作者饱含深情，浓墨重彩表现的金陵十二钗，他们性格鲜明，个性各异却无一例外的归入“薄命司”，“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具有叛逆思想的林黛玉无需多说，纵使堪称封建妇德楷模的薛宝钗也难得善终。已走向封建社会至尊至贵的贾元春何尝有一日欢悦，炙手可热的管家王熙凤到头来却是“哭向金陵事更哀”，即使“无暇白玉”的妙玉依旧“风尘肮脏违心愿（6）”。总之在《红楼梦》中，绝大部分有名有姓的人物，几乎全部的主要人物，莫不走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毁灭和死亡，他们的生命之曲无论是怎样的音符，无疑不是悲哀的旋律。三， 包罗万象的悲剧冲突。主人公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腐朽思想的冲突无疑是一条主线，他藐视皇权，否定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倡导自由平等，是一位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他对自己的思想深信不疑，面对强大的压力，必然失败的命运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阵地，勇敢的对抗着冰时刻准备为之献身。然而在当时的年代，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的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悲剧的结局是注定的。除贾宝玉外，还有很多社会中下层的人，他们善良友爱，渴望自由与爱情，但由于家庭及种种社会因素被侮辱，被践踏，被伤害，甚至被逼上绝路。如水月庵的智能儿，她勇敢的与秦钟相爱，甚至私逃进城来找秦钟，最后却被无情的逐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们的日子也不想我们想象中的好过。“薛宝钗具有艳冠群芳的容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知识，也有一流的艺术才能和封建思想道德(7)”。然而越是如此，他的人生路途越显得可悲之至。他得到了贾宝玉的婚姻，直落得独受空房，他以温柔贤惠博得了众人的好感，却成为协助顽固势力扼杀新思想的帮凶。她天生丽质最后以凄苦为伴，让人深感惋惜。在这种封建守旧的社会中，她以一位适时的人，生活在社会阶级的冲突，大家思想性格的矛盾中落的悲剧下场。四， 出神入化的悲剧美感。曹雪芹先生不仅写出了悲剧之悲，更写出了悲剧之美。林黛玉是书中重要悲剧人物之一，而她便是被愚昧的结合体。且看她的容貌“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8)”她多愁，多病，多泪。“黛玉葬花”令多少人寝食难安，如痴如醉。“伤心一首葬花词，似梦成真自不知(9)”委婉动人，荡气回肠的词章，不仅淋漓酣畅的抒发出她无限哀伤的情怀，更是她一生不幸的写照，其景其情，可谓将悲与美推到了极致。晴雯是《红楼梦》中有始有终的重要人物，她的一生也是悲与美结合的典型范例。抄检大观园前王夫人听信谗言召见晴雯时“病西施”的形态和她从容应对以及遭受侮辱后的悲愤情状；临终前宝玉探望她时她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咬下送与宝玉的情景，令人同情，令人喝彩，令人愤慨。那动人的画面，永远定格在人们心灵深处，永远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情节在《红楼梦》中不胜枚举，正是这种美，成为《红楼梦》的最大亮点，是《红楼梦》成功的秘诀。《红楼梦》是一部万代传承而不朽的文学作品，其中每一个角色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悲剧色彩，综观古今中外，象《红楼梦》这样把悲剧的氛围营造的如此之浓厚者，也是非常少见的。正如王国维所说：“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
还行，挺好的，谢谢
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即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时代悲剧：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思想钳制造成的精神悲剧的话，那么，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 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世家被视为平常之事。摇着这座封建大厦。 奢侈，是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之二。且不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如何填满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也不说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如何充塞这个家庭的每个盛筵，单就秦可卿之丧事与贾元春之省亲，那奢华靡费程度就够惊人的了。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但这时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 “一代不如一代”，更是这个贵族之家的致命伤。贾敬访道，贾赦淫乐，贾政的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毫无廉耻，诸如此类，大观园中比比皆是。家族的种种腐朽已无可救药，唯一较有灵性的贾宝玉也只能痛苦地呼吸着这令人窒息的悲凉之雾。而他与封建传统的不相容必然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个时代不容纳他们，他们也不屈从时代的悲剧冲突中，随着腐朽力量的由盛转衰，新生力量也落了个由萌芽到夭折的结局。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人人概莫能外。 由此看来，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可以说，《红楼梦》的家庭婚姻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纵观中国历史，正是在上层社会蔓延的种种腐败现象，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当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导致国力的衰微、王朝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府的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一面镜。 文化悲剧：通过作品的深层意义，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而归根结底是几千年积淀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 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如“天人合一”，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意识，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这种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就难免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我们从书中几个女子的毁灭看到了这一点。 迎春，很善良，但也很懦弱。从乳母偷她的螺金凤这件事及她的态度就可见出她逆来顺受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使自己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是迎春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偿还债务的替罪羊，自己的不幸，至死也不觉悟。可见，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 再看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身上。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精疲力尽，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既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 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认为是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世道所容，所以是社会悲剧。但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 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这样才会获得社会的好评。薛宝钗就是这种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理想的其中一个。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上，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浑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曹雪芹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考，的确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 三、人生悲剧：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红楼梦》一书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不思考有关个人的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这也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 “人之生也，与忧俱在。”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才实现。这种痛苦的程度与知识同步增长。以宝玉为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着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世中，他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毅然抉择。人生总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复原，这是人人概莫能外的悲剧。 上是从宝玉的形象来看人生悲剧的意义。从整部作品看，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如“多情公子空牵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风流灵巧招人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等等，都体现为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能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着现世，具有强烈的劝世作用，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个悲剧的大时代里，作为凡夫俗子的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无论怎样选择，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呢？ 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故能将这种痛苦提升到一种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概括和表现。必须指出，这种悲剧感是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他对人生之忧远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这种人生悲剧感也远比屈原、杜甫的“离忧”更具深沉特质、更具普遍的人生内涵。 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入世，便成了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
白鹿原悲剧意识毕业论文
章庆，给你这个。 今年的寒假，老洪让我们写读后感，于是我读完了《三国演义》，读完此书，我从中受益非浅――世纪少年应有“胆”有“识”。三国演义乃我国四大古典名着之一。里面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通过设置大量巧合，化不可能为可能，把人物的个性特点描述得淋漓尽致，把一个个场面描绘得更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使我过目不忘，即使抛开了书，它们也充塞天地，深入我心。什么“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以及“粗中有细勇猛善战”的张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足智多谋”的忠臣诸葛亮；还有心胸狭隘的周逾，长厚的鲁肃等人交织在一起，引发了一连串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如草船借箭，连环计，空城计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看过之余，掩卷沉思，“草船借箭中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要在三天之内造出十万支箭。这对当时的周逾和现在我们看来，真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可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瞒“过了多疑的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到了十万支箭，令周逾刮目相看。试想，诸葛亮不讲究“策略”能行吗？细细思量，我们的学习不也一样吗？也应讲究方法，注意适当休息，劳逸结合，让大了大脑得到调节，为下一节课积蓄精力，就能提高学习效率。学习是这样，生活也如此。有一次，家里来客人，妈妈让我给客人沏茶，沏茶就要烧开水，清洗杯子，以及分放茶叶。烧开水约十分钟，洗杯子约要五分钟，分放茶叶约三分钟，这样一来，就要共花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可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条妙法：在烧开水的同时，就洗杯子，分放茶叶，等水烧开后，其余两项工作早已完成了。这样一来，我不仅节约了时间去做其它事情，还让客人在短时间里感受到了主人的热情。做事情不仅要有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的“识”，还要有“单匹救主”的赵云的“胆”。记得那次体育课上，体育老师让我们练习跳高。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就像猴子一样一跃而过。轮到我了，生怕摔着的我及得额头直冒冷汗，胆却的内心使我的动作变得缩手缩脚，最后落得个“嘴肯泥”的下场。体育老师摸透了我的心思，走过来，又耐心地给我讲解跳高的要领，在老师和同学们地鼓励下，我大胆地又重试了一次，这次终于成功了！漂亮的动作还博得同学们地欢呼，齐声叫好。唉没有胆量可不行啊！是啊，我们虽是新世纪的少年，是祖国的花朵，但是如果没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那样渊博的知识，横溢的才华，没有赵云那浑身是胆的气魄，试问，我们能有“胆”有“识”吗？少年朋友们，让我们携手乘风破浪，继往开来，做一个有“胆”有“识”的世纪少年吧！ 采纳吧~~~~
透过文学看"性格决定命运" 写人物就是写人性.例如<<红楼梦>>的女子就有不同类型的人物性格,不同的命运(不是指结局). 小娥的外在层面有典型的最让男人心动的女性优点:美丽,善良,柔弱.渴望一个依赖的男人并给他关心,爱抚和成就感. 这样的女子注定引来男人的爱怜或觊觎或利用,注定是非缠身. 内在层面则有典型的女性(不仅是女性)缺点:无主见,盲从;感性摧毁道德;需求击溃爱情. 这样的女子注定为人摆布. 以上两者结合注定是悲剧人物,悲剧命运. 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同程度的有以上优缺点,类似的悲剧人物也不难找. 意志不可不坚定;思想不可不深刻. 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把握命运.
看过了《白鹿原》，满脑子都是关于白鹿两家由始自终的起起落落，书中的人物也轮流在脑里登场，奸诈的、仁义的、朴实的、投机的、以德报怨的﹍﹍形形色色，而我现在最想说的却是那个为白鹿原上的人所不耻，所唾骂，人人得而诛之的可怜女子——田小娥。我说她可怜，是因为她甚至连可怜与同情都挣不到，原上的人都不会觉得她可怜，只会把她看作是害人精，是婊子；我说她可悲，是因为她无力反抗她的命运，即便连反抗本身都成为一种悲哀，当她化作飞蛾在盘旋，当她带来瘟疫企图为自己的屈死讨回公道，实施报复时，却最终没有成功，而如白娘子一样为塔紧紧镇压，永远不得翻身了。不走正道者不得好报，“邪终归不能胜正”，是标志着君子的那一边赢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凉。（如果早知道反抗没有用，她还会反抗吗？如果再让她选择一次，她还会义无反顾地再次跟黑娃到这古老的原上来吗？）悲哀是从哪里开始的呢？那大概要牵扯到她的父母了，是他们首先把她推到郭举人的火坑里，这有点遥远了，而且似乎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的不甘心，在那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中她偏要挣脱，偏要追求自己的生活，而当她跟黑娃回到白鹿原时她的真正的悲剧就开始了。小娥是一个刚烈的女子，所以那个社会是肯定容不了她的，即使没有黑娃，也会有另一个人，会有另一个白鹿原,黑娃的出现不过是偶然。白嘉轩是一个很玄乎的人,他似乎对什么都采取不闻不理的态度,尤如一个超然的智者,仅有的一次参与其中的就是那次煽动交农具,而他自谓一生正直,做事光明磊落,的确,他以仁义为准则,奉俗规乡约为神圣只要违反了规矩,即使是他的亲儿子他都不会原谅,虽然黑娃和鹿子霖都曾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可是在他们落难的时候却只有他站出来为他们讲话,他也说过,有过错的人,改好了就应该可以原谅,但是他对小娥却没有一点宽容,其实如果不是他对小娥带着无法改变的偏见,小娥也许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因为，小娥之所以主动引诱白孝文其实就是为了报复他，让他身败名裂，用书中的话来讲就“把尿尿到他脸上了”，虽然说这场报复最初并非是小娥自觉的，她是因为受到了教嗦才做的，但毕竟白嘉轩提供了让人教嗦的机会，我并不特别讨厌白嘉轩，但我也不喜欢他，尤其是在他处理小娥这件事上，小娥的鬼魂说得对“……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让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小娥其实是一个善良的女子，她要求的也并不多,只是想平平静静地生活,可是他一旦认定了她是肮脏的，便不管事实真相，实际上他也不关心真相吧，虽然从他的立场上他是维护俗规的尊严，他的连儿子都不饶的行为确实无私，但却未免不公正。他不让她进祠堂是第一次让她在白鹿原无立足之地，之后当着全族人对她的惩罚则更是足以催毁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柔弱女子。所以，对于小娥的最终堕落与毁灭他是有责任的。当然，小娥本身而言也有无可推托的责任造成了自身的悲剧。她生性刚烈，敢作敢为敢于追求，我非常欣赏她敢于在死的牢笼里挣扎，那种作为别人工具的生活一潭死水，而她没任由其下去，她有胆量追求她的幸福，有勇气做真正的人，而这些在别人眼中都恰恰是不可容忍的不要脸的举动，因为在这个古老的原上，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女子，如此不守妇道，与长工通奸被谴回家已经没脸做人才对，而她竟还敢公然与黑娃大方地在原上出现，在他们看来当是罪不容诛吧，而我却佩服她的这种冲击的勇气。不过，她虽有勇气，但她却不自立，归根到底，她对男人的依赖过强，她觉得没有男人可依靠的生活活不下去，而正是她的这种思想才会让鹿子霖有机可乘，使她成为了被利用的工具以及无辜的牺牲品。如果她自立一点，靠黑娃留给她的地和食物等东西，她完全可以过得下去，而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样不能活，说到底是因为她不是一心想靠自己。另外对于鹿子霖她过于单纯地抱有幻想，以为他真的会帮她，而且在他设计害她，让她在众人面前爱鞭打，受侮辱时她都没有说出跟他的关系，而让狗蛋当了替死鬼。如果说她之前屈从于鹿子霖是因为不知情过于天真的话那还也讲得过去，但是当她最终明白了他的不良居心，却依然受他的摆布，就太愚蠢太不值太不可原谅了，何况她对鹿子霖还从最初的屈从到后来的乐意，在我看来，别说是那个时代，即使是如今也无法接受她的如此“开放”。此时她才算了把自己推到了死亡的深渊。毕竟，无论外界对你是如何的否定与排斥，真正的命运却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总观悲剧美理论的发展轨迹，无论是鲁迅的“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还是叶朗先生的“悲剧的核心是‘命运’”。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都强调“人生”，强调人生美好的东西。那么，人生美好的东西到底指什么？无疑，人生的生命对人的一生来说，它是最美好的。人有了生命，才能有一切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将以上各大家的悲剧理论归结为：将人的生命毁灭给人看。只有这样，作品所包含的悲剧意蕴才能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白鹿原》无疑是在以上悲剧美观念指导下创作的一部悲剧性作品。田小蛾是《白鹿原》人物系列中最具悲剧性的一个。她本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出身于读书人家，模样也姣好。命运不济令她嫁给一个老举人做妾，过着非人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黑娃萌生了爱情，事情败露后，她被逐出门外，与黑娃回到原上。然而，她与黑娃的爱情而为以白嘉轩为代表的正统道德和白鹿原的风俗所不容。当她一旦失去黑娃的佑护之后，便像绵羊掉进了狼窝，在政治上、人格上、肉体上备受惩罚和蹂躏。鹿子霖乘其之危占有了她，并以次作为对黑娃的某种报复；她又听从鹿子霖的调唆以美色诱引孝文走向堕落。在这里，正言历色的白嘉轩把她当作伤风败俗的“灾星”，不顾伦理的鹿子霖把她当成搞垮对头的“打手”。小蛾由先前追求真情到走向堕落，客观上有她自己破罐子破摔的主观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是封建文化所造成的。她爱黑娃不能，洁身自好也不能。为人正直守成的白嘉轩压制她，为人伪善又歹毒的鹿子霖威诱她；在正常场面上要忍受正人君子的唾骂；在背地里又要承受偷香窃玉的人的蹂躏，还兼及拉人下水。试问这一切，她作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又能怎样？她别无选择，只能在随波逐流中走完悲惨的一生。这难道仅仅是小蛾个人的命运悲剧么？所以，田小蛾的悲剧命运不仅具有悲剧美，还能引导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劣质进行思考。
有些网友觉得白鹿原学术论文难写，可能是因为没有思路，所以我为大家带来了相关的例文，希望能帮到大家! 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一 《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浅析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自称“民族的秘史”。然而能够吸引我的并不是所谓的“秘史”，而是作品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当中，田小娥始终是一个“淫妇”，然而能震撼人灵魂的正是这个“淫妇”。她对美好生活的大胆追求，对爱情的执着，对人性的捍卫以及对时代的控诉，无不让我们看到这位旧式女性身上闪烁的独特人格魅力。其实她不是淫荡，生存的困境让她陷入了道德的漩涡，死亡的绝境。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形象;田小娥;生存困境;女性魅力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成功塑造了一个耕读传家、光明磊落、有着夺目人格形象的族长——白嘉轩，同时也成功塑造了在浓重男权压制下的一系列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中屈辱卑微的活着，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男人的性玩物，更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领域中，她们大多数处于蒙昧状态，她们不懂得追求自由，不懂得人格尊严，认为依附于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田小娥是一个刚刚脱离蒙昧状态的女性，她向往美好的生活，追求幸福的婚姻，然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现实的土壤里，她的做法只能被看做是异类，理想只能一个个毁灭，死亡只能是她最终的归宿，以下从几个方面对田小娥这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一、“淫妇”不淫 田小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穷秀才，她不仅知书达理而且颇有几分姿色，正是所谓小家碧玉。她和所有的花季少女一样，心中拨动着青春的梦想，怀揣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然而命运捉弄了这个天生丽质、如花似玉的女子，因为父亲的虚荣和家庭的贫困，她被迫嫁给了六十多岁的郭举人，纳为他的小妾，这一桩非人性的婚姻完全击碎了这个天真烂漫少女的青春之梦，她杯具的一生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郭家，小娥的一切都由大夫人安排，甚至与郭举人的同房时间都由大夫人掌控。更可恶的是把她作为郭举人养生的工具——为郭举人泡枣。这种非人性的变态做法，不仅是对这个年轻妩媚女子身体上的凌辱，更摧毁了她的人格尊严与一个女子的价值。长工黑娃的出现，让这位年轻的女子怦然心动，她大胆的示爱，并与黑娃发生关系，进而在性爱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位备受奴役的女性在爱情的滋润下“走路的步子轻盈了，两只秀溜的小脚麻利地扭着，胸脯上的那两团诱人的奶子就颤悠悠弹着，眼睛像雨后的青山一样明澈，往日里那种死气沓沓的神色已经扫荡殆尽。”可见是黑娃的出现，唤起了这位女性的渴望。所以说从人性的角度看，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看，田小娥对黑娃的殷勤不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挑逗，而是对爱的呼唤，对自己中意之人的追求，是对于千百年来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由于她的不守妇道，郭举人休了她，对她来说这是一种解脱，她和黑娃可以放心地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然而当她被黑娃领回村，他们进不了祠堂，拜不成祖宗，得不到公公鹿三的认可，也为原上乡邻所不齿，她只能和黑娃在村外的破窑洞里过日子。日子过得尽管有些辛酸，但只要和黑娃在一起，小娥的心总是美滋滋的，这就是小娥的幸福，一个普通女人的正常生活，但小娥心满意足了，这就是她所要的生活。 在无牵无挂、举目无亲的状况下，她把可以解救黑娃的希望寄托在鹿子霖身上。在鹿子霖的诱惑下，她突然发现，原来性也可以成为一种交换的工具，所以她欣然接受了鹿子霖对她身体的占有，这个无知的少妇从此就走向了堕落的深渊。可谁知这根本就是一场，鹿子霖根本没有能力救出黑娃。当田小娥有所醒悟时，发现她已经离不开对鹿子霖的依赖，至此她的道德也一下子跌进了无可挽回的境地。 然而，如果设身处地地想，田小娥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说的淫荡之妇，她与黑娃的结合是为爱而歌，是爱情碰撞的火花，是合乎人性的，只是她的做法违背了伦理，触犯了时代， 所以她的淫妇之名是时代强加给她的，她与鹿子霖的私情，也并不是她的本意，真正了解本文的人，会为这个孤苦伶仃女子的真挚而感动，设身处地想一下，在那个乱世之中，作为一个女人，她拥有的东西实在太少了，除了那口破窑洞和黑娃以外，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她那年轻的身体了。但无论如何她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真诚的，只不过她把性、把自己年轻的身体当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了。作为一个女人，能用自己仅有的东西来做交换，我们姑且不论交易有多肮脏，性质有多恶劣，但至少她的出发点是感人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女人精神世界的善良之处，为了爱情，为了幸福的生活，她付出了一个女人的全部。所以说她并不淫荡，“淫妇”之名的得来，只能说是她追求幸福生活的代价。 二、“淫妇”对人性的捍卫 随着一个阴谋的出现，小娥又一次跌入了痛苦的深渊。自从黑娃逃走以后，有点“淫疯式”的狗蛋就对小娥的姿色十分痴迷，可一次次都未得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狗蛋发现了鹿子霖和小娥的奸情，为了掩人之口，鹿子霖设下陷害狗蛋的圈套，没想到连小娥也一起出卖了。“仁义白鹿村”是容不下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的，族长白嘉轩当即作出了严惩小娥和狗蛋的办法，用刺刷将小娥和狗蛋各打四十下。小娥打得血肉模糊，其中也有鹿子霖对她的抽打。小娥恨透了鹿子霖，可她对白嘉轩对自己的惩罚也怀恨在心，所以伤刚愈合，她经不住鹿子霖的诱，又一次用性充当了白鹿两家斗争的工具，鹿子霖的意图是让小娥引诱族长的长子白孝文，致使其败家，以达到“尿到族长脸上”的卑鄙目的，然而小娥终究是一个善良的女性，看着白孝文一天天的与她一起堕落，内心激起了悔恨之情。否则，当她和白孝文的奸情被白嘉轩揭穿后，白嘉轩气晕在窑门后，小娥怎么会有“达到报复的目的却没有产生报复后的欢悦”呢?她的良心一次次受到谴责，“她努力回想孝文领着族人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重新燃起仇恨，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的害了一回人啦!’”可见小娥内心的复杂与悔恨，这种同情心和罪恶感如果出现在白嘉轩或朱先生身上，我们会觉得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仁义白鹿村”的代言人，他们的身份规定了他们的人格。但这种人性的光芒被白鹿原人冷眼相看，在被称为“婊子”与“淫妇”的小娥身上，我们看到这才是人发自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善良与温情。鹿子霖利用了她，她也没让其心安理得地得逞，这个具有人性的女人，在那个和鹿乡约有过无数个快活的夜晚的窑洞里，给乡约尿了一脸，这是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才会有的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忏悔与人性的复苏，在小娥的道德观照下，我们看到白鹿原上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头面人物内心的肮脏与人性的卑微。 小娥受尽了折磨。在利用人与被人利用的夹缝中处于生死的边缘，然而她尽力了，她内心的善良与温情让我们感动，这位被称为“淫妇”的女人对人性的捍卫令人肃然起敬。 三、“淫妇”对时代的控诉 当小娥与白孝文不光彩的事在白鹿原上传的沸沸扬扬时，公公鹿三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愤，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随着鹿三从小娥腰后抽出钢刀，小娥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小娥屈辱的一生就此结束了，这个女人从遭到郭举人的遗弃，遭到家里人的驱逐，遭遇了爱情的毁灭，理想的破碎，承受了白鹿原族规的惩罚到被公公鹿三害死，在命运的无常摆布中，尝遍了人间的辛酸与痛苦。小娥冤屈的死了，但她发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呐喊与控诉，让我们从心底萌生出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痛，她说：“我到白鹿村惹了谁?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我没偷过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我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人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门没拿你一把米，也没分你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她的控诉直插人的心底，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泪流满面，实际上，小娥满足于有吃有喝的生活理想是极其合理与卑微的，她只是以一个女人的本能与本性去争取普通人的生活。 如果说窦娥仅仅以六月飞雪、大旱三年来为自己洗刷冤屈，那么小娥在痛恨中走向了复仇的道路，她死后用席卷整个白鹿原的大瘟疫来为自己冤屈的一生讨个说法，控诉那个让她屈辱一生的白鹿原，那些男人，那个时代，后来在白嘉轩的坚持下，在朱先生的设计下，在白孝武的操作下，一座六楼镇邪砖塔终于竖立起来，小娥冤屈的灵魂也就此平息了。白嘉轩乃至朱先生完美的圣人形象，随着塔的建立也就此崩溃了，他们的虚伪性与施虐性也暴露无遗。是小娥粉碎了他们的圣人形象。至此，小娥报复的目的达到了，她的亡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四、结语 田小娥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女性形象，她用最原始的手段——“性”谋求生存的权利，然而“性”又把她推向了道德的深渊，乃至死亡的绝境。我们看到这位女性在爱与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挣扎着，以求生的权利。在被称为“淫妇”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她人性的善良与温情，我们不能否定这个死于非命的女子，否定的只能是那个时代，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二 《白鹿原》中两位女主人公形象 与白鹿意象之间的关系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规模较大而又集中地探讨儒家 文化 的经典文本。文中描写了一个儒家文化氛围浓郁的白鹿村，“白鹿”是《白鹿原》的中心意象，作为民间传统的守护神，是作品中人物的神灵化身，具有传统民神的神兆效应，无论从创作思维还是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白鹿 意象 民族精神 正文： 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以后，许多人从儒家文化、长篇叙事风格、人物形象、象征意象等方面对此作品进行了研究，其中田小娥形象是一个研究重点，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善良而真实”的女人;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性欲狂”;还有人认为她是封建宗族制度和家族斗争中的牺牲品。笔者认为小说通过对田小娥一生悲惨命运的分析，展现了女性原始追求与复杂人类社会环境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女性原始本性的毁灭作用。 一、田小娥 1、田小娥，美女也多舛 田小娥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女性。她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中平原上年轻美貌的农村妇女。她的性格中有着善良、多情、柔弱的一面，也有着叛逆、勇敢、大胆的一面，她生活在社会环境的桎梏中，却有着对女性欲望本能的追求。田小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温柔善良，她的愿望是守着自己的丈夫过一种平静的日子。这样的女性在生活中 理应是受大家欢迎的，可是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她却成了一个被人们耻于提及 的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秀才之女却嫁给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做小妾。白天她过着婢女的生活，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由她来料理，而且还受正室的欺压，晚上还得在正室的逼迫下充当给郭举人“泡枣”的工具，并且还要尽她作为小妾的义务。这纯属病态的婚姻，但是她的遭遇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同情，也没有人认为她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而为她觉得不值，反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被人们视为非常正常的事，甚至被人们拿来逗乐，这种现象在旧社会较为普遍，这是封建思想、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无情的折磨、戕害。 2、田小娥，反抗也可怕 在黑娃出现之前，田小娥就已经开始反抗了。她采用的方式是让郭举人吃尿泡的枣。黑娃的出现，更进一步激发了她对自己屈辱命运反抗的意志和愿望。黑娃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做出了大胆的举动，用“婚外情”对郭举人进行报复。她挑逗黑娃继而与黑娃真心相爱，这些已由一种生命的本能的需要上升为一种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田小娥与黑娃的恋情最终被发现，她向黑娃提出私奔的建议“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为了真爱，她宁愿抛弃目前尚属宽裕平和的生活，这实是一个青年女子对美好爱情大胆追求的肺腑之言。但是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田小娥的父亲田秀才知道后竟“气得病倒在炕上”，决定“尽快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铲除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小娥与黑娃的婚姻是得不到封建家族的承认，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永远被公公拒之门外。封建家族文化的横蛮再次体现。小娥与黑娃被迫在一孔破塌的窑洞经营他们历尽艰辛的爱情。 然而大革命失败之后，黑娃投奔习旅，之后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田小娥不得不营救黑娃。无奈之下，她只能屈服于鹿子霖的淫威。为了取得点利益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之后又在鹿子霖的唆使下勾引白孝文。在黑娃出逃的这段日子，小娥迫于生活的困境，与狗蛋、鹿子霖、白孝文交往，诚然，小娥这种生存方式是其自我意识、自我觉醒尚未升华到一定高度的局限，因此她的抗争方式不太高尚，但是其中她对生命不息的追求正是她对自我的尊重! 环境让她丧失了人格，失去自我让她变得危险，不安全感让她选择了反抗，她的反抗是报复。她给整个白鹿原带来了一场瘟疫，她此时的做法就像中国传统 故事 中的女鬼复仇一样。同时她还附在鹿三身上诉说出自己心中的不平，向人 们发问。因为她不明白，她到白鹿村之后对村民一直都是充满着善意，没有伤害过谁，也没有偷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为什么他们却容不下她?她用浅薄的意识去追求深层的原欲，这种矛盾也使她丧失自我的内力。其外，她还以与白嘉轩斗 法来反抗 传统文化 加在她身上的种种枷锁;她抗议着封建礼教的摧残;诉说着自己的冤屈，向全社会发出控诉，并以变态的心理报复男权社会。然而最终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还遭到更严厉的压迫。 在这样复杂阴森的环境里，我们又怎能对一个倍受凌辱的女子处处苛求呢? 尽管命运多舛，她依旧顽强地生活着，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不妥协更进一步凸现了其性格的叛逆性。 二、白灵 宗法之家的叛逆灵魂 白灵是个极富个性的人物，她的出现，从一开始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按陈忠实的解释，“白鹿”是儒家思想所孕育出的精灵，作者选取白灵做为了白鹿精灵的化身。她勇于追求真理和爱情，身上总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她把自己看作是属于自己的，并不是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敢于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志不同道不合时就毅然决定分手，大胆地与志同道合的鹿兆鹏结成患难夫妻。在爱与不爱、嫁与不嫁的生重大问题上，白灵毫不含糊，清醒地加以把握与抉择，决不接受强加于她的无爱的婚姻，哪怕这种强加的意志来自于自己的父亲、昔日的恋人，也是拒不接受。在对传统婚姻的反抗上，白灵甚至比鹿兆鹏都要果敢、坚定，鹿兆鹏是以逃避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他的婚姻，而白灵是以坚定拒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选择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部以男性为主体的作品中，这个极具个性的女子，虽然是封建家长按照男权文化的思想标准一手塑造出来的“接班人”，但她骨子里却有着抗争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在以男性人物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中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她宁可与家庭决裂，也不让封建家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她要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但这种叛逆举止大大触动了男性至上的中心集团的权益，使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权社会受到震动，但最终她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牺牲于政治斗争漩涡中。 三、白鹿 1、“白鹿”为图腾崇拜的对象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的中心意象，“白鹿”意象的运用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小说的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一意象展开和收拢，起到了结构全篇的重要作用。也正因此，“白鹿”意象的研究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象。在对诸多论文细心地分析之后发现，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二为认为“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如果把“白鹿”意象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则可解读朱先生，然而却无法解读白灵。如果按第二种说法，“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从“图腾”的概念、起源、表现形式上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实则是因为对“图腾”的认识错误而导致的一种误读现象。 2、“白鹿”为祥瑞的象征 神兆是指中国传统民间民神信仰中人们认为神的现身会给人以一定的启示或暗示。在《白鹿原》中有两次是“白鹿”带给人们的吉祥兆示。第一次是在“白鹿书院”的 传说 中，“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地方小吏调任关中”，宋朝一位调任关中的小吏途经白鹿原，见到了一只雪白的小鹿，得知此地叫“白鹿原”之后，便认定了自己看见的白鹿是此地的神灵，于是在此盖房修院，后来他的四个孙子皆成进士，成为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吕，之后也就有了白鹿书院。白鹿书院的传说出现在全文的第二章，在此谈到历史确凿可考的吕氏的发达史给“白鹿”崇拜填充了切实可信的内容，使得百姓更加相信“白鹿”就守护在他们身边，信仰“白鹿”是正确的，它确实能带来吉祥，为以后的叙述铺路。而且后来的“白鹿书院成了神人朱先生的居所，对白鹿书院的介绍也为朱先生添了几分神秘和神圣。说到这里，似乎白鹿这个意象和神灵有莫大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阅读下作品，便会发现，在作品中，尤其是到了后面，战乱频发，生灵涂炭，又加上瘟疫，小娥死后的复仇，等等，白鹿原上的人口数量一度逼近最低点，但是，不管怎么艰险，最后还是人民取得了胜利。正如尼采所说：“所有我们的希望都集中于一个事实之上，即，在我们之文明的狂热的运动底下实际上隐潜着一股奇妙的古老的力量。”我想，这里所说的“古老的力量”在《白鹿原》中就是指白鹿这个意象，代表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 四、联系 1、田小娥与白鹿 下面再 说说 这两位女主公与白鹿这个意象之间的关系。前面说过白鹿象征着民族精神，而田小娥这个形象，虽然在作品中，白鹿原上的村民认为她是淫妇，是入不得祠堂的，但是当我们联系她一生坎坷的经历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田小娥也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梦想孜孜追求的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她和白灵是有共通之处的。她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的，田小娥的梦想是“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她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和黑娃相守到老，即使受到村民的白眼也无所谓，为了救出黑娃，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诚然，表面上看来，这种行为似乎和精神无法挂钩，但这难道不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吗? 2、白灵与白鹿 在《白鹿原》中，与白鹿这个意象最能让读者联想起来的就是白灵了。白鹿神灵似乎对她特别的关注，她的某些行为也显现出一种通灵性。她从小就显示出与不同常人的聪灵，成为了村中白嘉轩唯一不能左右命运的人。她第一次在女子教会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时，认定“上帝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当她立志要跟着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她又感觉共产主义就是“白鹿”，她的革命活动就具有了与“白鹿”信仰同质的理想追求的性质。在白灵身上，有许多民族精神的体现，在革命中，她不屈不饶，视死如归，在感情上，她坚持自己所爱的，至死不渝，她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毅然与鹿兆鹏结合，诸如此类的，都说明了一点，白鹿这个意象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在白灵身上也有体现。 所以说，这两位女主人公都与白鹿这个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白鹿这个意象的一个寄托，一种外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陈忠实. 白鹿原，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11.
海子的诗歌的悲剧意识论文答辩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25日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在诗人短暂的生命里，他保持了一颗圣洁的心。他曾长期不被世人理解，但他是中国70年代新文学史中一位全力冲击文学与生命极限的诗人。他凭着辉煌的才华、奇迹般的创造力、敏锐的直觉和广博的知识，在极端贫困、单调的生活环境里创作了将近200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论文。其主要作品有：长诗《但是水，水》、长诗《土地》、诗剧《太阳》（未完成）、第一合唱剧《弥赛亚》、第二合唱剧残稿、长诗《大扎撒》（未完成）、话剧《弑》及约200首抒情短诗。曾与西川合印过诗集《麦地之瓮》。他曾于1986年获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于1988年获第三届《十月》文学奖荣誉奖。其部分作品被收入近20种诗歌选集，但其大部分作品尚待整理出版。他认为，诗就是那把自由和沉默还给人类的东西。（西川撰文）（注：2001年4月28日，海子与诗人郭路生（食指）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海子的第一首诗是《亚洲铜》最后一首短诗是《春天，十个海子》。海子是真正完成中国近代诗歌改革的第一人，中国本土的田园现代诗人。日记 祖国，或以梦为马 答复 重建家园 讯问 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 麦子熟了 死亡之诗（之一） 死亡之诗（之二） 死亡之诗（之三） 两座村庄 十四行：王冠 村庄 月光 雨 敦煌 海水没顶 七月的大海 吊半坡并给擅入都市的农民 风很美 七月不远 混曲 给萨福 我请求：雨 五月的麦地 夜 日光 村庄 女孩子 北斗七星，七座村庄 肉体 妻子和鱼 坛子 思念前生 打钟 房屋 怅望祁连（之一） 怅望祁连（之二） 秋 八月之杯 九月 秋 亚洲铜 幸福一日 月 歌: 阳光打在地上 歌或哭 我的窗户里埋着一只为你祝福的杯子 山楂树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四姐妹 黎明(之一) 黎明(之二) 黑夜的献诗 太平洋的献诗 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 春天, 十个海子 传说（长诗） 太阳（诗剧节选） 弥赛亚（节选）
海子诗歌的起点是生命元素。他自称他的长诗创作是出于某种巨大元素的召唤。这些生命无素潜藏在文明的深处。用哲学的语言表达就是本体和实体。海子在他的笔记中写道，诗“要直接面对实体。”“诗应是实体强烈的呼吸和微微的颤抖。”“诗人的任务仅仅是用自己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将黑乎乎的实体照亮”。海子的实体与意象派诗人的“实体”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只是对具象的强调。海子的实体是沉睡在我们文化中的原始生命和精神。在创造之日，实体活动起来，成为主体。诗作为主体行动体现在但丁、米开朗琪罗、落士比亚、歌德的创作中。
理想主义的死亡绝唱——关于海子以及海子诗歌的特点；与那些风云一时随即又被遗忘的诗人相比，海子是幸运；海子在近乎疯狂的诗歌创作之中，不断创新，一方面继；（一）海子诗歌中的意象美；意象，是新诗中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许多读者津津乐道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四姐妹抱着这一棵/一棵空气中的麦子/抱着昨天的；
理想主义的死亡绝唱——关于海子以及海子诗歌的特点
与那些风云一时随即又被遗忘的诗人相比，海子是幸运的，海子生前是寂寞的，处于艺术和生活的边缘，作品仅仅发表50首，死后却声名日隆，不但诗集连连出版，诗界频频纪念，而且被推举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中国诗歌大师之一，甚至有人提议把他每年的祭日定为中国诗歌节。
海子在近乎疯狂的诗歌创作之中，不断创新，一方面继承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不断吸取西方文化的有利因素，使他的诗歌达到很高的境界。近来“海子热”升温不止，对于海子诗歌的价值，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有两点是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一是海子诗诗歌中的意象美，再一个就是海子诗歌的精神世界。
（一）海子诗歌中的意象美。
意象，是新诗中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海子的诗歌意象具有独特、成熟、贴切、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等特点，值得人们关注。
许多读者津津乐道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中的意象明显具有亲切、温暖的特点：“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是，这在海子的诗歌中，并不算特别突出的作品，诗歌中所嵌入的一些意象，大海，喂马，劈柴，春暖花开，闪电，河流等等，仅是些普通的意象。而在海子的许多诗歌中，却随处闪烁着他所独创的诗歌意象：大地，自然，麦地，麦子，月亮??这些活跃在他心灵深处的普通词汇，被他随手拿来，赋予其鲜活的意义。
“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答复》）为什么诗人会被麦子所灼伤？一定是因为爱到了极致。
“四姐妹抱着这一棵/一棵空气中的麦子/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明天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四姐妹》）只因爱得太切，只因对其抱有太多的期望，所以就极易被其伤害。
海子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农村养育了他，因此，诗人对农村怀着深厚的不可言说的感情。长久的农村生活及特殊的农村情感，使“麦子（麦地）”这一农村特有的事物深深地根植于诗人的内心。诗人笔下的麦子，并不等同于普通的麦子，它没有地点、没有具体时间的限定，好像在天空与大地之间，一片空灵，给人以联想的空间，形象单纯而又高度概括，它甚至超越了单调和贫乏，具有了母题的性质。麦子（麦地）在海子的笔下，时常转换角色，使诗歌具有了灵动和宏大的特性，并有意识地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诗人西川曾说：要深入谈论海子其人其诗，以及他作为一个象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与社会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是的，真正的诗人海子，一直就在思考着生存的本质与生存的意义，以自己才华横溢的诗歌诠释着人类生存的价值，在其长诗《传说》的题记中诗人写到：“在隐隐约约的远方，有我们的源头。磨难中，句子变得简洁而短促。那些平静淡泊的山林在绢纸上闪烁出灯火与古道。”无疑，海子的诗歌是我们这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诗歌意象创造性的使用，将对我们今后的写作有着非凡的启示。
二、海子诗歌的精神世界。
海子曾打过着这样的比喻，“海鸥是上帝的游泳衣，在飞。”“山楂树是高大女神的自行车”。海子用先知的口吻来写诗，他常常走到风景的背后，对生命进行描摩和畅想。在其诗中，生命用火来象征，“就像火走在柴中”。与火相对应的意象群有太阳、灯、黎明、黑暗、月亮、马、水、风等，这是能穿透一切，达到
一切的神秘的生命大磁场。海子在他的诗歌中传递了一种宗教的精神，一种审美的精神境界。从根本上说，这种视角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透视。这种创作视角，使他的诗歌意象很容易摆脱生活中一般形象的束缚，走向纯粹的诗。
在学术界，海子诗歌的哲学意义和美学贡献被不断发掘，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诗歌透露出的昂扬生命力、积极情怀和明亮色彩为中国诗坛带来了丰蕴的温暖感受，并在美学层面上实现了不小的超越。这正是他的诗作常被大声朗诵，而且不给人消极沉溺之感，反而对生命产生无限憧憬与向往的深刻原因。因此，海子诗歌有着宽博的精神世界，完全突破了大量浮光掠影的当代平庸之作，学术界也在为挖掘这位年轻诗人的精神财富做着极大努力。从九十年代至今，关于海子诗歌的解读和评论不断出现于各种书刊杂志，研究人员从能大量背诵其诗的青年学生到耄耋老学者，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逐年加大。
海子不仅使诗歌作为纯文学形式得到了新的美学提升，同时在字里行间思考了更宏大的主题。他对人类生命以及文明发展怀着深深的不满和焦虑，在日益物质化、欲望化的今天，海子通过诗歌的途径为拯救精神失落的生存状态做了一次带有终极性质的尝试。正因为如此，他的深刻反思和执著关注才具有了无上的价值和尊严。
1989年3月24日，年仅25岁的海子在自己的生日那天，选择了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铁轨旁散落着一只书包，这只书包里装着他喜欢的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美国作家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朱大可先生在他的文章《先知之门》中说，海子的死“意味着海子从诗歌艺术向行动艺术的急速飞跃。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子是以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完成他的理想主义的死亡绝唱。今天，海子的诗歌如同他所选择的自杀一样，尽管还充满着争议，但从精神的层面上说，海子以及海子的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你是83中的吧,九班的欢诗歌的人都知道海子是谁。海子，1964年生于安徽怀宁县高河查湾，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海子高蹈他的理想走了，留下我们在歌舞升平中消费一切，挥霍无度。可是仍然有一群怀念和追忆海子的人，他们每年3月26日都要在北大举行诗歌朗诵会来纪念海子。他们是社会上的诗人，校园中的诗人，他们曾经与海子并肩吟咏，或是受过海子诗风的影响，他们大多数仍然在坚持不懈地写诗。 我所见到的两次海子纪念诗会，全都门庭若市、座无虚席，可见喜欢诗歌、喜欢海子的普通同学相当之多。诗会是不要门票的，有节目主持人，首先朗诵的是海子的诗篇，然后诗人们纷纷上台宣读自己的近作，这些诗作中不乏优秀之作，不过整个的风格和氛围已经和海子那个时代相去甚远。80年代是诗人、思想家和爱国青年的时代，是海子的时代，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不用多说，你们就会知道，那个时代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 今年3月，除了开诗会纪念海子，北大戏剧社和北大五四文学社还联手推出了根据海子长诗《太阳·七部书》之《太阳·弑》改编的诗剧《太阳》。老实说，这出戏对于一般观众来说显得比较晦涩，对于我们时代轻松的气氛来说显得有些凝重和做作，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演出。 《弑》的背景选在古巴比伦王国，一个充满了杀戮和血腥的王国。巴比伦国王是在一次革命或曰起义中登上王位的，他日益专横独断，不惜耗费半数巴比伦人的生命去修建太阳神庙，他原先的弟兄们（十二法王）重新揭竿而起，可是全部被巴比伦王擒获，处以极刑。从沙漠上来了三个青年，有两个来刺杀国王并篡夺王位，有一个回故乡来寻找心爱的妻子。巴比伦王用诡计使两兄弟自相残杀，幸存的兄弟在皇宫中误杀了假扮成国王的公主，而这个公主正是两兄弟的心上人，因此杀人者自杀了。另一个青年闯入宫殿，为死去的朋友和故乡的人民复仇，老巴比伦王告诉他，他其实是王子，而他的妻子，也就是公主，其实是他的亲妹妹。老国王已经服了毒药，他把权杖传给了这个青年，立他为国王。青年（名叫宝剑）象古希腊悲剧人物俄狄浦斯一样挖瞎了自己的双眼，然后永远离开了巴比伦城。这时，农民们登场，他们歌颂粮食和丰收，他们问宝剑是为谁而牺牲的，一个农民回答说，宝剑是为我们而牺牲的，他接着说，可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杀戮和鲜血，我们需要的是粮食与生活。在农民歌队的问答中，悲剧骤然结束。 就情节而论，《太阳》与传统的古希腊悲剧没多大区别，但是其表现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也就是说，戏剧并不按照自然时间组织情节，而是由一系列暧昧而神秘的片段暗示情节，在这些片段中，海子的诗句象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整个戏剧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简单地说，它的风格是原始主义的。原始主义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它追求和崇拜近乎迷狂的原始的力量。在哲学上与之对应的，是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说以及一些流行的神话学理论，在音乐上，以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为典型，斯氏的《春之祭》表现了一个少女被选中做牺牲的祭品、最后狂舞至死的过程。有人认为，在政治上，与之对应的是法西斯主义，是法西斯张扬的“血和土地”。不幸的是，《太阳·弑》的核心理念就是“血和土地”；不过令我们快慰的是，海子在政治理念上与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海子在中后期创作中迷恋神话、迷恋原始主义，这一倾向也是80年代流行的倾向之一。《太阳》一剧动用了三个神话原型，其一是：大地生养儿女却又吃掉他（她）们，生（春）与死（冬）是土地的两种原始力量；其二是：要用少男少女的鲜血来祭神（如太阳神）才能换来种族生存的权利；其三是：杀父娶母或兄弟姊妹乱伦。在《太阳》剧中，这三种神话结构象不详的命运一样笼罩着整个巴比伦。海子似乎是想通过这种宿命来影射中国以及诗人们的命运。中国是农耕社会，土地是中国人的根，土地给人们粮食，也给人们造成灾难；中国的历史总是由一个暴君推翻另一个暴君，杀戮与流血充斥着整个古代史（在《太阳》中，造反的十二反王之一叫“闯王”，这无疑影射着中国的历史）。杀戮和流血在海子诗歌中的对位意象是太阳、红、花朵等等，海子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值得谴责和否定的东西，相反，他用酒神般的迷狂热切地歌颂太阳、红、花朵、鲜血和杀戮，可能在他看来，这正是生命力之所在，是大地上劳作的人的宿命。太阳，作为热与力以及生命的中心，承载着海子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 “诗人”，在海子眼中，无疑是“英雄”、“精英”的同义词，所谓英雄，通俗地说，就是那些能领导大众改变历史的人。英雄与大众这对二元概念无疑是整个80年代启蒙话语中最张扬的东西。诗人们在80年代的任务不是消遣，而是启蒙与革命。当然，这是80年代的诗人们一厢情愿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在《太阳》一剧的节目单上印着海子的这么一段话：“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个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歌观啊？！象所有冲动的浪漫主义者那样，放眼民族和人类的海子也把过多的任务加在诗歌和自己的头上。18世纪的启蒙本来是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随后的革命却和非理性越走越近。从五四运动到80年代的启蒙运动，其实既不“科学”也不“理性”，象黄河那样泛滥在学术界、文艺界的不过是“非理性”而已。革命固然是群众的节日，是满腹怨气的人舒心畅气的日子，可是革命运用的手段和革命允诺的千年王国却是值得怀疑的。诗人们在革命的狂想曲中显得格外冲动，他们最容易把自己幻想成全民族的救主。诗人和所有文人一样，又是极端虚弱无力的，于是在他们革命的头脑中产生了近乎疯狂的呼声：我注定要牺牲自己，成为时代的祭品。这一呼声与其给他们带来了狂喜与希望，不如说给他们带来了无边的痛苦与绝望。在“我注定要牺牲自己”的呼声下隐藏着他们对自身命运的预感：原来，一切行动全是无意义的，是没有结果的。但是浪漫主义诗人们固执地象春天里的花朵那样开放。他们绽放的方式是把诗歌写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宏大、越来越气势磅礴。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作为虔诚的诗人，他们的革命行动只能是诗歌创作，他们想创造出具有魔法力量的“原诗”。他们认为诗歌在本质上属于原始力量，于是他们走向原始社会、走向神话，企图从神话那里借来圣水与圣杯。.艾略特无疑是他们的榜样之一，然而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留下来的神话屈指可数，而且缺乏鸿篇巨制。不过，没关系，他们从异乡借来了神话原型，他们把故事的背景放在幽暗的巴比伦王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就能创造出神话来。诗歌本来就适合创造任何可能世界，诗歌就象上帝，能够从无创造出有。于是有了海子象阿房宫一样的《太阳》。 其实，海子早在抒情年代就有了预谋。村庄、土地、庄稼、太阳等意象反复出现，逐渐构造出一套完整的象征体系，或者说诗歌帝国。海子是端坐在帝国中央孤独的国王，他象老巴比伦国王一样寂寞、孤独、“不被人理解”。“不被人理解”是英雄的浪漫主义者生而有之的想法，连反对感伤浪漫主义的尼采也是因此而加重了病症。虚无主义其实不是世纪的、人类的疾病，而是尼采之类浪漫主义诗人的疾病。他们在想象的牺牲中发出了象基督耶稣一样的呼喊：“上帝啊，你为什么抛弃我？！”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耶稣对待暴力、对待革命的态度，他们对“力量”高唱起赞歌来。雄性激素在诗歌里大量泌于是在80年代，诗人成了最繁忙的情书阅读者，他们走到哪里，哪里都有少女们充满爱情的眼睛。不过，诗人在歌颂永恒女性的同时，似乎也被女人们的善良天性感动了，于是在《太阳》中，王子“宝剑”（也即诗人自己）首先不是以战士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而是以一个寻找亲人、寻找生命的抒情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无知的”、总是关注鸡毛蒜皮的女性总是在拯救浪漫诗人。浪漫诗人总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女性身上找到“永恒女性的美”，然后又总是假装失望，弃她而去，另觅新欢。最后，在一次仪式性的自杀中（原始主义最为关注的是神秘的仪式），诗人逃避了所有可能的道德谴责，在永恒女性的引领下升入天国。在《太阳》一剧中，宝剑寻找的亲人、妻子，由一位身穿洁白衣服、跳着优雅舞蹈的美丽女性扮演，是她使全剧阴沉的、血腥的气味稍微减轻。 在此，我无意于影射海子。关于海子的生活和海子的自杀，我了解得很少。我只是在描绘一幅浪漫主义诗人的画像，这幅画像有可能象很多人，但又不象任何人。不管怎样，这幅画像中的那个“人”，随着海子的自杀，也就病入膏肓，在一次不动声色的消费热潮中悄然死去。 留下的，是没有帝王的“诗歌帝国”（这个词在《太阳》一剧中多次出现）；就象秦始皇死后留下万里长城——甚而，并没有一块秦砖留在今天的长城上。作品完成，作者退隐，这就象海螺死去留下贝壳一样自然而然。人的精神永远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人的肉体却永远是渺小的，如同在《太阳》一剧中歌唱的那样，他注定象谷子的壳被大石头碾去。 《太阳》或许隐藏着某种政治冲动，但占上峰的却是艺术冲动；在诗剧结尾农夫们的合唱中，诗人对自身的怀疑连同“理性”一起唯一一次微弱地闪耀了一下，随即退身隐入诗歌帝国。《太阳》就象巴比伦的太阳神庙一样，精巧、牢固、充满了魔力。诗歌帝国建造起来了，在帝国的宫殿中，巨大的魔力使一切的人与物都沉睡在宫殿的里面，使他们永远无法走出暗红色的宫门；巨大的魔力圈同时拒斥了现实世界（包括政治）耀眼的阳光，在魔法的保佑下，幽暗的宫殿里的陈设依然如旧，就象皇帝还在的时候那样。一个人能在时光无情的流逝中修建起这样一座宫殿，无论如何是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关于悲剧的毕业论文
关于毕业论文之俄狄浦斯的悲剧
绪 论
纵观自古至今的文学批评，几乎所有西方著名批评家、美学家和哲学家都就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俄狄浦斯的悲剧不仅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史中1个持久的话题，而且成为整个世界思想史中1个永远的神话，毕业论文-俄狄浦斯的悲剧 - 语言文学论文。对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理解也是观点众多说法不1。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索福克勒斯的这部作品被视作悲剧的.典范，并前后1共被提到7次，在他看来，俄狄浦斯是1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因为他“不10分善良，也不10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①亚里士多德把俄狄浦斯的悲剧定在俄狄浦斯本人身上，也由于此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批评家长久的争论。除此之外，更多的人把俄狄浦斯的悲剧称为命运悲剧。我国的学者，如许纾在她的《悲剧命运形式新探——重读经典<俄狄浦斯王>》中就以俄狄浦斯的命运为线索，从形式的视角说明悲剧是1个具有必然性的完整的命运幻象，并剖析悲剧精神用命运形式来表达的原因及其所取得的效果。到1900年弗洛伊德又提出新的观点，那就是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发现在他的许多病人中都有杀父娶母的冲动，而他认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它潜藏在无意识中不易被发现，它来自于人的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在性蕾期这1个阶段的小孩对自己的异性父母感兴趣，而排斥同性父母，形成3角关系，即男孩子喜欢母亲，而女孩子喜欢父亲，反抗母亲，呈现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在以后的“心1性”发展过程中，再遭受挫折，停滞下来，那么“俄狄浦斯”情结就将长久的固留，使之呈现许多反常的表现。
②弗洛伊德认为，弑杀的目的是为了同父亲争夺母亲，想把父亲当作竞争对手除掉，因此恋母情结就成为了悲剧的原因。弗洛伊德的这1观点在原文中也由此得到论证。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观点提出来之后，俄狄浦斯的悲剧原因的探讨的观点就越来越多了。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王昌树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兼谈艺术价值生成》中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人类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原型，不仅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去理解悲剧原因，并能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得到艺术美的启示。孟德群则在《俄狄浦斯的错误及其人生启示意义》指出俄狄浦斯悲剧原因还是逃不出命运之神的操控，另外他更为大胆地提出是由俄狄浦斯的性格让他出现选择性错误造成的。更有甚者，如李紫红就在《俄狄浦斯王悲剧新探》中从后现代的语言学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是语言的神奇力量造成了他的悲剧等等。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设计)名称： 浅谈《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多重悲剧
一、研究或设计的目的和意义：
目的：为了进一步对本课题的理解，加深对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掌握，进行对《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多重悲剧的研究。
意义：通过对小说《骆驼祥子》中祥子这一悲剧人物形象的研究以及相关资料的思索，促进广大读者对这一小说内容更深入透彻的理解，从而了解作者当时写作这一作品的时局和背景，了解当时的.旧中国是什么现状，当时旧北平底层劳苦人民是怎样艰难的生活着，更进一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混乱，给底层劳苦者带来的苦难，让读者们能了解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对社会底层穷苦劳动者的关怀和同情，唤醒还在沉睡的人们，让读者们能有所思考和感悟。
二、研究或设计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国内现状：中国学者对《骆驼祥子》这部作品还在不断的分析和研究中，还带有很强的探索性质。
发展趋势：《骆驼祥子》这一不朽的作品深受广大的学者的青睐，这一作品正在戏曲舞台上蓬勃的发展，它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部作品被编排成京剧，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这既是对“样板戏”的突破，也是对传统京剧的突破，《骆驼祥子》是京剧现代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国外现状：外国专家、学者和广大观众都十分的喜欢这一作品，不少的的专家把《骆驼祥子》翻译成外文进行研究。
发展趋势：近年来，国外汉语界对老舍先生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不少的国外作家不仅研究老舍先生的一部作品，而是对他的多部作品着迷，深入研究、探索其中的语言风格，地域风情，《骆驼祥子》也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三、主要研究或设计内容，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思路：
研究内容：悲剧的定义;作者不幸人生的背景;祥子的多重悲剧。
关键问题：造成悲剧的原因;作品的写作背景是作者当时的社会状况的再现。
思路：对作品要十分的熟悉，叙述作品的大概故事情节;祥子是作品的主要悲剧人物，理解悲剧的含义;任何作品都离不开作者，了解作者写作的背景;悲剧是这一作品的主题，论述主要人物祥子的多重悲剧;总结 造成悲剧的原因。
四、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所必须具备的工作条件及解决的办法：
到图书馆查询参考资料，搜集相关题材的文献资料，报刊期刊 ，通过材料进行分析、理解，整理材料，更多是与指导老师多沟通;交流意见。结合课题的题材完成，广泛阅读与《骆驼祥子》相关的资料。
五、研究进度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确定论文题目 20xx年xx月19日
第二阶段：撰写毕业论文阶段
撰写论文开题报告 20xx年xx月19日～20xx年2月18日。
撰写论文初稿 20xx年2月18日～20xx年3月25日。
撰写论文定稿 20xx年3月25日～20xx年4月22日。
第三阶段：毕业论文答辩阶段 20xx年5月30日
六、参考文献(略)
七、指导老师意见及建议:
签字: 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