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古代婚姻影响研究论文
刚强不阿 理性抗争——也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内容摘要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试图通过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的探讨，进一步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关键词:悲剧根源 探讨 封建礼教 殉情 理性抗争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淫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淫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淫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参考文献：1 . 余冠英选注 1953 《乐府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2 . 李因笃、陈祚明等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孔雀东南飞》3 . 孙志凌 《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 河北《语文教学之友》4 . 游国恩等 《中国文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5 . 金伟源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
建议看看诗经,因为上面的爱情诗有很多种,我也写国类似的小论文,把那些诗总结起来,比较一下,一定会有启示的哦
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易�6�1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夫子；与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礼记�6�1昏义》：“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代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习俗，婚姻主要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 后世儒家经典记载了西周时期贵族的婚姻状况，当然这种状况已经被理想化了，但它仍然对后世的法制和观念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西周时期去古不远，许多部族和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氏族时期的一些婚姻习惯。《周礼�6�1媒氏》里说，在仲春时候，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和私奔，国家并不禁止。《诗经》里也有许多反映民间男女自由恋爱的诗篇。近世有学者指出，一直到汉代以前，在燕、赵、中山、政、卫、齐、楚等地区，还盛行着各种非礼制的婚俗。因此，在西周时期的平民生活中，婚姻方式还是相当自由的。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儒家经典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状况。 据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了掌管婚姻事务的机构——媒氏。《周礼�6�1地官�6�1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就是判合，男女相匹配。可见，媒氏就是婚姻管理机关。
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传统婚姻观对当代影响研究论文
传统婚姻的优劣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里，快节奏的生活，给我们某些方面带来的便利和益处。给了我们更多的事业成功的机会，但是对于两性的关系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当我们与自己相爱的人共同走进婚姻的殿堂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这段爱情能长长久久，永保活力，但是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了，随着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我们再也无法找回刚开始相恋时的那种甜蜜的感觉。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着当代男女两性的关系。传统的婚姻当中，男性只要每天上班赚钱养家就可以满足女性情感期望中的大部分需求。而现在的女性可以在职场上风生水起。有了足够的能力去自己挣钱养家，对待感情的需求，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传统的婚姻当中，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而且必须听从于男性。而现在婚姻中的女性地位相对平等的。这种不同时代不同，婚姻的模式。造就了我们也需要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沟通方法。但是最基本的爱情要素却没有发生变化。我在网上看过一段话：问奶奶，婚姻为什么能保持那么长时间的时候，奶奶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什么东西坏了都是要修一下，而现在什么东西坏了都是要丢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婚姻生活中，还想好好过日子的，还爱着家庭和伴侣时，离婚并不是处理婚姻的唯一办法。我们需要了解对方的性格，对待事物的态度，改变沟通方法，用这些取代生活中的唠叨，抱怨，不甘心等负面的情绪。爱情我们没有为之付出努力，何必要求它能给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呢！
中美婚姻观，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历史渊源的社会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首先，对于中美婚姻观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中美文化的差异与交融，从而有利于深入理解两国文化的异同、互动与融合。比如，美国文化中婚姻观的实践与中国文化中的婚姻观实践有很大的差异，比如美国文化中的自由式婚姻与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式婚姻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两国文化的异同之处。其次，对于中美婚姻观的研究有助于探究两国社会变革进程中婚姻观的发展，以及其在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作用。比如，随着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婚外情与婚前性行为等，这都可以从中美婚姻观的研究中得到体现。此外，对于中美婚姻观的研究有助于对两国社会中婚姻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有助于两国社会中婚姻观的改善。比如，通过对中国社会中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婚姻观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婚姻观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改善婚姻观。综上所述，对于中美婚姻观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两国文化的异同、探讨两国婚姻观的发展及其在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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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婚姻具有非常神圣的意义，男女婚姻乃承天地阴阳之性配合而成。古人视婚姻为契合“天地之道”的“人伦之本”。 因此结婚要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 拜天地的目的是把天地作为自己的证婚人，发誓对对方的终身负责，让天地神明作证，监督自己的行为，如有违背，将受到神明的惩罚。 《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记载：“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宋孙觉《春秋经解》：“独阳不生，独阴不成。故有天则有地，有日则有月，男女之义，婚姻之礼，天地之道，人伦之本也”；在儒家看来，有天地阴阳，才有男女婚姻；有男女婚姻，才有父子才有君臣，即伦常礼义、社会组织都基于婚姻。 婚姻是人类繁衍的需要，也是人对神，对天地，对父母，对有情人的承诺，东西方婚礼的习俗和礼仪都是这种神圣意义的体现。而婚姻的过程中，要求男女忠贞，无论贫穷，疾病，灾祸，生死不能抛弃和背叛，都要信守对神的誓言，互敬互补，互爱互助，相扶终老，兑现自己的承诺。中国古代，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因为人们相信抛弃和背叛誓约是会遭到报应的。糟糠之妻不下堂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曾说，“居富贵者不易糟糠。”这句话中的糟糠，所指的就是妻子。 “糟糠之妻”之所以被用来做为妻子的别称，是出自《后汉书》：“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说的正是东汉光武帝与他的大臣宋弘的故事。 宋弘（前1世纪？─40年代？），字仲子，东汉初期的名臣，他不仅以清节威德著称于世，在处理夫妻关系上的所作所为，也为后世称道。 汉光武帝即位以后，宋弘被拜为太中大夫，后来又做了大司空。宋弘为官清廉，直谏敢言，受到光武帝的器重，后封为宣平侯。 这一年，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丈夫死了。光武帝想窥探姐姐的意愿，于是与之谈论群臣。公主说︰“宋弘仪表庄重，品德与才识俱佳，满朝大臣无人可比。”光武帝回答说：“让我来设法解决！” 后来，光武帝就召见宋弘，并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光武帝对宋弘说︰“俗语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说︰“臣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意思是说：在贫困患难时结交的朋友不可忘记，与自己共患难的妻子不能抛弃。于是，光武帝只好作罢。 糟糠是穷人用来充饥的粗食，故“糟糠之妻”就被人们用来比喻贫贱时共患难的妻子，又可称为糟糠、糟糠妻。晏婴富贵不易老妻 晏婴，又称晏子，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外交家。齐景公当政时期，晏子深受景公器重。 一天，齐景公到晏子家中作客，喝到尽兴的时候，景公正巧看到晏子的妻子，便向晏子问道：“刚才那位是先生的妻子吗？” 晏子答道：“是的。” 景公笑着说：“嘻，又老又丑啊！寡人有个女儿，年轻貌美，不如嫁给先生吧。” 晏子听后，恭谨地站起来，离开坐席，向景公作礼道：“回君上，如今臣下的妻子虽然又老又丑，但臣下与她共同生活在一起已经很久了，自然也见过她年轻美好的时候。而且为人妻的，本以少壮托付一生至年老，美貌托身到衰丑。妻子在年轻姣好的时候，将终身托付给我，我纳聘迎娶接纳了，跟臣一起这么多年，君王虽然现有荣赐，可晏婴岂能违背她年轻时对臣的托付呢？” 于是，晏子再拜了两拜，委婉辞谢了景公，景公见晏婴如此重视夫妻之义，便也不再提及此事。 又有一次，田无宇劝晏子休掉老妻，晏子说：“晏婴听说，休掉年老的妻子称为乱；纳娶年少的美妾称为淫；见色忘义，处富贵就背弃伦常称为逆道。晏婴怎么可以有淫乱的行为，不顾伦理，逆反古人之道呢？”史堂辱妻遭恶报 传统文化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古人认为：休妻弃妻会遭到报应。 据宋朝《太上感应篇》记载，史堂这个人，在地位低微时，已经娶妻，等到考取功名后，觉得自己未娶富家女为妻，极其遗憾；便渐渐与妻子疏远，不与妻子同寝。 其妻抑郁成疾，卧病数年。史堂始终不看她一眼。临终前，其妻在隔壁呼喊道：“我今天要死了，你还是忍心不看我一眼吗？”史堂仍然不听。 他的妻子死后，史堂又听从邪说，用土器覆盖妻子的脸面，兼用枷索捆其尸。 当天晚上，史堂亡妻到自己父亲的梦中，对他说：“女儿嫁错了人，生遭荼毒，死受厌胜（指史堂以巫术诅咒制服她）。但他也因为此缘故，寿、禄都已削尽了！” 第二年，史堂果然死了。裴章与妻天壤之别 据《科名劝戒录》记载，河东人裴章，其父在荆州为主帅，有位神僧名叫昙照，预言裴章的地位名望，会超过他的父亲。 裴章年少时，娶李氏为妻，后赴太原任职，将原配抛弃于洛中，自己另寻新欢。其妻李氏自感薄命，布衣蔬食，每天念佛念经不止。 过了十年，裴章又遇到神僧昙照，昙照惊讶地说：“我十年前，曾经预言郎君必贵，今天已经全部削尽了，为何呢？”裴章不能隐瞒。昙照说：“夫人的灵魂，已经升至天上。而你，不久恐有大难！” 未过十天，裴章被他的部下剖腹于浴盆中，五脏尽出。无人知其死因。帮人写休书被消功名 清朝梁恭辰所著《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记载：清朝宁波有个葛观察，他读书的时候，每次去学塾经过路边一座庙，都要作个揖再走。庙里的神灵就托梦给庙祝，说：“葛状元每回经过这里都要给我作揖，我这小神受不起，只好慌忙起身回避，实在受不了这折腾。你一定要为我在门口建一堵屏障。”正当庙祝在乡里奔走筹划准备开工时，又梦到庙里的神灵说：“不用了，葛书生帮人写休书，上天已经把他的科举功名削掉了。” 原来乡里有人想抛弃他的妻子，就出一两银子托葛书生帮他写休书。葛书生心想：我不写，他也会找别人写，一样救不了他的原配，反而伤了我跟他之间的感情，结下怨恨。还不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赚一两银子。葛书生就糊里糊涂地写了，等到听庙祝这么一说，才汗流浃背，后悔莫及。葛书生就找到那个要休妻的人，苦口婆心竭力挽回他们夫妇的婚姻。后来葛书生中了举人但没有中进士，仕途做到监司就到头了。 现代人传统道德观念淡漠，对婚姻随随便便。 其实，一时感情冲动代替不了理智和伦理，人破坏婚姻导致的烦恼未必比维系婚姻的烦恼少。 而且人在无知中随波逐流、为所欲为，却不知这会给自己削减阴德、带来报应。 婚姻是终生大事，今生婚姻是前世因缘注定，婚姻是在天地神灵面前订下的契约，是不能想离就离，想不忠就不忠的。 参考资料： 《后汉书》 《晏子春秋》
读书对婚姻的影响研究论文
我和我男朋友跟你们的情况一样。我是本科。他仅仅小学毕业。不过我们相处的很好。只要你们对这个不是很在意就好。慢慢的两个人会相互同化。学历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修养差不多就行。没学历不能没素质。素质很重要。
学历高低与婚姻幸福指数的关系
学历高低与婚姻幸福指数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学历高的人越来越多，相关学者对各类学历人群的婚姻幸福指数进行了分析，以下是学历高低与婚姻幸福指数的关系的相关知识，快来了解一下吧。
相信大家身边都有不少大龄未婚男女吧，这些人群里大部分都还是高学历，之前网上也一直流传着，什么博士生、海归派交不到对象，无奈要上网或者上节目征婚，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最客观的原因还是他们自身的心态问题。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边读书的同时，边谈恋爱，到后来文凭学历有了，爱情婚姻也有了。这些人比较容易知足和满足，且他们重中的是彼此之间的情份，即使他们后来有了很好的工作和未来，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与他们共同走过来的人。
而有些人自命清高，觉得自己的学历和身份非常的高贵，所以一般标准的人他们看不中，其实在这些人里，男生的问题不是很大，而女生的问题则比较严重一些。单身的男生即使年龄稍微大一些，只要他条件过硬，依然能吸引很多单身的女性，并且还不乏年龄漂亮的女生。而女生即使事业有成，但是依然还会被对方或者对方的家庭嫌弃年纪大了。
学历越高，年纪越大，经历的越多，她们的想法就越现实，在追求爱情和婚姻时，她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对方的条件，还并非是对方的人品。因此，她们常常会出现，条件达到了，但是人品不过关，或者感情不到位的现象，请问像这种情况下成立的家庭，能有多少幸福可言？
反而那些学历低的女生，他们不会造成男生的心理压力，反而更容易讨男生欢心。而且像这样的女生，内心都极其的简单、单纯，所以她们的要求不会太高，她们追求幸福的标准也就不会太难达到，知足常乐是她们最可贵的一点。
而且学历不太高的女生，她们自知自己的条件有多少，因此她们也就会选择相对应的男生，只要对方体贴可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行了，不会有其他过分的.要求。所以现在的社会，那些高学历的女生最终都是徘徊在结婚与离婚的两个点上，而学历低的女生，早早的结婚，早早的生孩子，早早的过上了小家幸福的生活。
中等收入家庭
婚姻幸福感最弱
俗话说“金钱买不来幸福”，收入越高并不一定代表着婚姻家庭就越幸福，但婚姻生活中少不了柴米油盐的磕磕绊绊，金钱在婚姻家庭中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婚姻情感指数得分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调查显示，从家庭月收入水平看，贫富阶层婚姻情感指数得分较高、中间阶层婚姻情感指数得分略低。可以看到，家庭月收入5000元到1万元的得分最低，分。家庭收入5万元以上得分，5000元以下的得分则是。（如图）
报告分析，收入与婚姻情感指数得分呈两极化，主要是因为高收入家庭在物质方面的满足度较高，物质矛盾少，婚姻幸福感相对较高，而低收入家庭一般学历相对较低，生活消费也低，更容易获得满足，所以婚姻情感指数相对高。中等收入家庭，特别是收入5000到1万元的人群，收入水平大多无法满足自己的期望值，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不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比贫富阶层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婚姻幸福感相对较弱。
同时，从婚姻情感得分Top10省份来看，河南、河北分值最高，湖北位列第五。高分省份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中、华东地区，其中，二线城市的情感指数得分高达，得分最高。二线城市经济相对发达且相比一线城市工作生活压力更小，因此更易获得满足感。
吃瓜群众都在围观“宝宝”焦头烂额的婚姻，你自己的婚姻幸福吗？近日，艾瑞咨询联合一家互联网婚恋网站发布2015年国民婚姻情感指数研究报告，揭秘国民婚姻情感状况及各阶段婚姻特点。湖北人在“围城”里还是蛮幸福的，婚姻情感指数在全国省份排名中位列第五。婚姻情感指数是各项指标计算的结果，婚姻情感指数得分越高，表示对婚姻情感满意度越高，反之越低。
家庭月收入
家庭月收入与婚姻情感指数关系
5万元以上，
2万元至5万元，
1万元至2万元，
月收入5000元—1万元婚姻情感指数得分最低
5000元至1万元，
5000元以下，
学历越高人群，婚姻幸福指数越高
调查显示，年龄和学历对婚姻指数的影响呈现显著规律。其中，年龄与婚姻幸福指数呈反比，年龄段越小的婚姻中人群，婚姻幸福指数越高，其中90后婚姻人群得分为，而得分最低的70后得分为。另一方面，学历越高的婚姻人群，婚姻幸福指数越高。其中，大学本科学历人群的情感得分指数是，硕士及以上学历人群得分，均高于国民情感指数平均分，高学历人群更幸福。
婚恋专家认为，婚姻幸福指数的高低，与婚姻主体双方对婚姻的期待值以及想象空间有较大关系，年龄越小的婚姻人群，对婚姻有更多的憧憬和期待，而学历越高的人群，本身对婚姻关系的认知越清晰和理性，提升婚姻幸福度的方式也更多样
我并不认为学历差距对婚姻有多大的影响。可能在我看来还是会对于婚姻有一定的憧憬和期待。两个人的这一段婚姻，爱情才是最重要的。当两个人都为彼此付出真心，当两个人在平时的生活中都做到为彼此考虑，我相信无论他们是什么等级，也不论他们究竟有多大的差距。这些现实性的问题都是可以去跨越的，这些鸿沟也都是可以去填补的。毕竟对于一段感情来说，还是双方的态度会更加重要一些。
学历差距对于婚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一个专科的学生和一个研究生步入婚姻的殿堂，两个人接触的朋友圈和教育经历是不相同的，在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可能天天的在一起，不会太过多的干涉彼此，可是等到两个人在一起长期生活之后，因为教育学历的问题和双方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
有关研究儒家思想的论文
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于上古时代文字极度简约，且几千年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字词的意义常会发生扩展甚至异变。所以我们看上古文章时，最忌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从表面上去轻率理解古文的意思。比如这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后人对“上”“下”这两个字的错误认识。“上”和“下”，现代汉语纯粹作为方位词使用，而在上古，则涵义要丰富得多，在这句话里，则是表示“尊”与“卑”的意思，所谓上尊下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受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低，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汉书·司马迁传》：“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以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作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遵守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如果像现代人讲的那样，士大夫阶层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阶层享有法外特权，那怎么还让他们“厉节操”、“励廉耻”？儒者还宣扬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更是一桩由于句读错误所致的旷世冤案，不仅现代许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以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像南怀瑾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错了，也当成是儒学里不合适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乃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正确的句读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知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这种启蒙教化思想何错之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少先进人士要求推行民主，但是如果民众鸿蒙未开，对民主理念与宪政思想根本没有任何了解，更不识其现实操作，不懂如何通过理性手段去追求民主，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主能健康有序的推行并最终成功吗？所以在此之前，要先进行民主启蒙，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对民主理念以及宪政操作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这种启蒙教化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忘了，西方民主运动之初，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启蒙过程！而当民众有了深厚的民权意识，民主素养也日臻成熟，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所应有的自由权力，让他们自由去做宪法保障内的事。3、存天理，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来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谐，而不要贪求淫乐享受。这种要求何错之有？饮食夫妻之天理不该存吗？贪享淫逸之人欲不该去吗？就是放到现在，这种思想难道是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吗？如果认为朱熹此言反动，那么什么才是先进正确的？天天美馐佳酿夜夜商女笙歌才对？食必山珍海味再养几个女秘包几房小奶才对？ 自己整理整理，就可以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好好发挥，就是一篇论文！！《论语》里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成几十万字的论文！！
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研究论文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其实，写诸子的文章最好写了，论语了里面随便一则故事或哲理就可以用来做论题……同学，建议你自己写吧，这种话题超合适写议论文的
一、儒家理想的君子人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创始人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阐述了他向往的理想君子人格，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格修养方法。《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道明了孔子所向往的君子人格形象，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从整句话看，一个品格高尚，礼仪修养高雅的人必须具备两种素质，即：文与质。但并不是说只要具备这两种素质就可以了，而是要使这两种素质达到恰当的配合，一定比例的协调，才能使人成为君子。那么“文”与“质”这两种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二者如何调配才堪称为君子呢？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质：朴也。文：华饰也。野：鄙野义。史：宗庙之祝史，及凡在官府掌文书者。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义。”整段话的意思是：“质朴胜过文采，则像一乡野人；文采胜过了质朴，则像宗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书员）；只有质朴文采配合均匀，才是一君子”。参考钱穆的解释，“质”即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质朴无华的天性。所谓“文”， 正如司马光所言：“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玄歌雅颂之声。”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饰，及后天“诗书礼乐”教养，是对人与生俱来的天性的文饰。“质胜文则野”说明，这种与生俱来的质朴天性中有好的素质，也有不好的素质，所以需要后天的“文饰”来弥补其不足。如果后天“文饰”不足，则会将先天本性中不好的一面暴露，使人看上去比较粗野，鄙俗。由此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文胜质则史”则说明，后天的文饰也应有一定分寸，而不是越多越好。如果后天文饰彻底掩盖了先天本性，那么这将遮蔽了人性本有的质朴纯粹的良好素质。一个失去内在本性，而只有外在华美装饰的人，让人觉得虚伪而夸张。因此孔子说要“绘事后素”，要求做一个有修养、有品格的人必须达到“文”与“质”的恰当协调，实现二者最佳的结合，弥补文质的不足，展示二者的优长。“彬彬”即是文质的协调配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到“文”与“质”的完满统一，其言谈举止应该与内在的美好品质达到统一，“质”和“文”两者都不可偏废。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才能体现出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呢？孔子在《论语》中有大量关于内反“质”，外修“文”的言论，这些思想贯穿于君子的言谈举止和立身行事中。《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一个君子要将“义”作为他内在的人格操守，要以“礼”来约束，调节自己的外在行为，要以“谦逊”的方式与人言谈，要以“诚信”的态度和他人相处。只有做到了这几个方面，才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应该将“道义”作为他内在质朴无华的“本性”，将文明规范的礼仪作为他行为的外在“文饰”和约束标准，谦逊而忠诚的持守这种道义，将他实践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 《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弟子子张请教老师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孔子提出，要做到“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恭敬他人就不会受到侮辱；对他人宽容厚爱，人们就都愿意亲近他，与他共事；诚信待人，就会取得他人的信任；应事速敏，则容易成功；恩惠他人，则易使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恭、宽、信、敏、惠的内在品格，他的外在行为才是适宜而恰当的，他也才能成功地与人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自我的工作目标。二、儒家君子人格思想对秘书礼仪修养的意义孔子所要实现的君子人格，内要以“仁义”为本质，外要以“礼仪”为行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恭、宽、信、敏、惠”优良人格品质，才能在具体实践中礼仪有度。儒家这种文质并重、内外兼修的君子理想对现代秘书礼仪修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一个有着良好人格修养和高尚情感的秘书工作者，必然能在千变万化的现实工作环境中，体现出良好的工作情操，合宜适当的行为礼仪。具体谈儒家君子人格思想对秘书礼仪修养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与高尚人格一位高素质的秘书人员应该以君子人格自励，努力修养自我，完善人格。如果能将“君子”人格的思想融于秘书的个人修养之中，这将对其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百善孝为先”，儒家首倡君子“孝悌仁爱”的精神品格。《论语·学而篇》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个学做“君子”的人，培养人格的基础要从孝悌做起。他要在家能做到孝敬父母长辈，出门能友爱兄弟朋友，谨慎于自己的言行，诚实守信地做人为事，把对父母兄弟的亲情之爱，推广为对社会大众的博爱精神。孟子曾说，我们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此处所言，即是儒家实现博爱精神的具体实现方式。我们从敬爱自己的亲人开始，推扩到敬爱他人的亲人，我们从爱护自己的孩子开始，推扩到爱他人的孩子。这样天下就处处充满爱，社会就处于和谐状态。作为秘书职业，他所从事的工作原本就是一种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位，这更要求秘书工作者要有良好健康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工作，尤其是要有一种爱的精神，一种乐于奉献，乐于付出的精神。学习儒家孝悌仁爱精神，可以培养秘书工作者的仁爱意识，使其将对父母兄长的敬爱之情，扩展为对社会人生的积极乐观心态，对工作的忠诚热爱态度。其次，儒家君子“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可以鞭策秘书工作者积极面对工作。《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仁人君子要效法天道刚健不息的精神，不气馁，不怠惰，顽强拼搏，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儒家的这一思想可以用来砥砺秘书工作者，加强人格修养，培养孟子所言的“富贵不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精神，无论是艰难困苦，还是富贵贫贱，都不能使其变易人格操守与节气。（二）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良好的职业道德，是秘书工作必须具备的职业操守。儒家文化中的很多价值理念，为秘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提供很好的养料。儒家所倡导的“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君子品格，让我们懂得了面对利与义的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当面对利益诱惑时，一个真正的君子首先要想到“义”，看合不合“义”的要求。古人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获取这种利益符合道义的要求，则会欣然而取。如果获取的利益不符合道义的要求，则要以道义为上，当舍弃时，必须舍弃。在政府的重要部门和现代企业中，秘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他处于上传下达的位置。单位的很多重要信息，甚至是机密性的一些文件都要经过秘书这个职位传往下级部门。如果秘书工作者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没有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人格操守，则很容易经不住利益的诱惑而以身试法，钻进不法分子设入的圈套，出卖政府或公司的机密。对儒家文化中义利思想的深刻学习与把握，可以让秘书工作者清楚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忠于职守，持守应有的职业道德。（三）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秘书，作为某个社会组织中专为领导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与事务的辅助者，社会交往活动是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秘书工作的特点是跟人打交道。无论是他的服务对象——领导，还是在为领导服务的过程中要形成的各种关系，归根结蒂，都是人际关系。处理好各种不同关系是秘书工作艺术的体现，恰当地运用礼仪来理顺关系，对秘书工作总体效益的提高大有帮助。那么，秘书如何培养自己良好的人际习惯，如何处理工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呢？孔子以“正名”思想为前提，提倡的很多处理社会关系的思想在当代依然有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学习。首先，孔子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做臣下的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意思就是，作为臣下面对领导要谦恭而有礼，要表示对领导的充分尊重与敬意。但孔子所主张的“恭敬”不是一味地讨好巴结领导，没有原则，没有人格尊严，比如像乾隆皇帝手下的和珅，为了巴结皇上，从来都是战战兢兢，称自己是“奴才”。一个正直而有尊严的臣下对其所服务的领导，应该做到“恭而有礼”，恭敬但不谄媚，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与此同时，我们不仅要尊重领导的人格，更要认真面对自己分内的工作，戒慎虔谨地把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干好，在与领导交往的过程中，要本着一个“忠诚”的原则。在孔子看来，臣下如能充分尊重领导人格，忠诚于领导的事业，君臣之间就会建立良好的上下关系。儒家的这一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它可以为秘书工作者提供一个与领导相处的原则与基本要求，有利于明确其职责与地位。其次，儒家“和而不同”思想，可以帮助秘书处理好在工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其他各种人际关系。秘书是处于上传下达职位，要将领导所传达的精神与要求很好贯彻实践下去，首先要与传达对象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才能实现应有的工作效果。那么如何建立这两者间良性的人际交往呢？儒家倡导“和而不同”精神，要求我们在与他人相处时，充分尊重他人的个性与不同，希望能通过不同个性、不同元素间的组合弥补，实现完满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在人际相处中不要一味地求同，强调绝对服从，而是善于听取不同声音，结合不同人的特长，共同合作完成一项工作。这种合作精神不仅没有扼杀个性，而且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充分尊重每一个成员的个体价值，带来工作意想不到的丰硕成果。儒家认为，实现这种“和”的精神，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要根源于“厚德载物”的人格包容精神与坦荡胸怀。（四）形成恰当的礼仪行为秘书形象不仅代表他个人，还体现其所在机关或单位的形象。秘书个人的学识，才能，修养，品格，风度，体魄，都能通过礼仪表现出来。所以秘书外在礼仪修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儒家所追求的君子礼仪，要求文质合一，恰如其分，强调其行为的内外和谐一致，反对没有内在精神的外在虚浮礼仪。《论语》中孔子批评巧言令色之人没有良好品质，认为：“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礼”是处理好人与人关系的关键一环，但必须有内在的“敬”与“恭”。只有恭敬有礼，礼仪有度，这样才会受到他人的欢迎与喜欢，建立与人亲如兄弟样的感情。儒家非常重视社交场合的礼仪容貌，强调待人接物时必须要重视仪容的修饰。儒家经典之一《礼记·玉藻》中概括的“九容”，即“言行举止的九种规则”，包括足、手、目、头、气、立、色、坐、口、声等仪容与言语要求，这些具体的礼仪规范，可以供我们细细品味并借鉴。总体说，在具体仪容上要求做到“沉雅自然”、“容止可观”，要沉稳而不浮躁，优雅而不俗套，自然而不雕琢。语言方面要求，言语要与身分场合相一致，要“言而有信”，“言当是非”，鄙弃巧言、谗言、谄言、淫言，说话要注意自己的身分。儒家所推崇的语言艺术，不仅适合语境，运用得体，机动灵活，注重实效，而且传递着尊重、友善、得体的信息，让人体验一种人格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