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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城镇化发展对策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5 01:28:08

太原市城镇化发展对策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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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水平编制城市规划。对标一流,突出特色,进一步完善太原都市圈和南部区域规划,搞好重点地段、引领性项目、精品建筑设计。注重规划的前瞻性、权威性,形成以南部区域为核心、老城和古城为重点、城镇为基础、城乡统筹,多中心、多轴向、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在规划目标和空间布局上协调统一,各类专项规划与城乡规划相互衔接,形成统一的空间框架。加强三县一市县域规划及乡镇规划编制工作,引领城乡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建立城乡一体规划管理体制,强化规划制定、修改和实施监督检查,维护规划的权威性。(二)加快推进太原晋中同城化和太原都市区建设。按照统一规划、协调功能、整合空间要求,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太原晋中两市道路、供水、供气、供热等设施对接共建,实现互动、互通、共享,在同城化上迈出实质性步伐。落实省委“一核一圈三群”城镇化战略布局,加快完善由太原市区、晋中市区、清徐县城、阳曲县城构成的太原都市区公共服务设施,积极推进现代综合交通网建设,引领太原盆地城镇密集区发展,构建太原城市群基本空间框架。(三)高标准建设南部区域。按照区域服务中心、创新科教先锋、交通枢纽门户、现代产业基地和文化宜居名都的功能定位,充分体现“现代化为基干、特色化为神韵、人性化为根本”的要求。以中心商务区为核心,先行建设优美环境和基础设施,逐步推进晋阳湖周边区域、晋阳古城大遗址等重点地段建设;切实搞好建设项目空间环境和形象设计,加快建设一批一流标志性建筑,全面打造历史传统与现代风貌相得益彰,山、水、城、林、人和谐共融的现代都市区。同步抓好产业布局和培育,实现产城一体化,力争五年内核心区初具规模。注重构建南部区域与老城及晋中市区畅通便捷的交通网络,形成现代化商务中心,推动城市重心南移。创新建设模式,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公司化运作、项目化管理,确保各项目建设成为质优工程和城市形象工程。(四)积极推进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从提升城镇功能、支持支柱产业发展入手,大力实施“七个一工程”,加快推进“大县城——中心镇——中心村”融合连片发展,引导生产要素向县城、中心城镇集聚,建设一批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完善、环境整洁优美的小城镇。把县城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加快大县城建设,引导生产要素、优势产业向县城集中,形成县域经济发展核心。加大县城市政公用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搞好垃圾综合整治,彻底改变城镇环境“脏、乱、差”局面。坚持规划引领,项目支撑、改革推动,支持已经形成一定产业和人口规模、基础条件好的乡镇尽快成为经济强镇和县域经济次中心,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在每个县(市、区)选择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特色中心镇予以重点扶持,建设一批循环经济工业园、绿色农业加工园、现代农业种植养殖园。重点抓好清徐徐沟镇、古交马兰镇等9个省级重点镇和尖草坪区阳曲镇、娄烦县马家庄乡等7个市级重点镇建设。(五)加大产业园区发展力度。把园区建设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抓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加快现有园区扩区步伐,创新园区体制机制,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促进项目和企业向园区集聚。经济区提高准入门槛,打造产业集群,培育研发职能,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疗等新兴产业。高新区在姚村以南进行扩区建设,培育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中试职能,坚持“产业基地与科技新城”同建的发展理念,加强与清徐城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协调,使配套设施更适宜产业发展,功能运转更适宜创业居住,城市环境更彰显绿色环保。民营区以现代服务业、物流业为主导,打造辐射黄河中下游经济区的重要物流集散中心和省城最大化的现代物流功能区;改善生态和人居环境,打造宜居住、宜创业、宜流通的东部经济高地,近期以南北扩展为主,远期向东纵深发展。不锈钢园区依托太钢资源优势,有效扩大园区建设规模,加快园区市政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打造一流不锈钢产业基地。加快山西清徐经济开发区建设,扩建和筹建食醋工业园、太原铁路装备园、太原工业园、汽车配件工业园、物联网应用产业园、静脉产业园、东山低碳经济园、古交煤炭循环经济园等各类专业特色园区。统筹老城区与产业集聚区功能布局,推动城区道路、供排水和污水管网、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向产业集聚区延伸,衔接好专业园区发展与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突出园区特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周边农民就近转移就业。(六)加快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按照一流规划建设标准,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整村拆除、安置优先原则,结合城市发展总体思路,与片区改造相结合,实行统一编制方案、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整村拆除、统一建设安置模式,统筹规划,规范管理,提高效能,整体推进“十二五”期间,完成建成区范围内86个城中村和重点工程建设涉及征地拆迁的城中村改造。通过全方位综合改造,促进城中村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管理秩序、经济发展和文化等与城市全面融合,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加大棚户区和旧住宅区改造力度,对设施不配套、功能不完善、环境较差的棚户区和旧住宅小区实施整容、拆违、补建、配套整治工程,改善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十二五”期间,基本完成全市棚户区拆迁改造任务,把棚户区改造成房屋质量优良、功能完善、生活便利、环境优美的新型城市社区。(七)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北中环、西中环、建设路快速化改造,打通南内环西街、府东街、南中环西街等东西向主干道;开通西渠路、太行路等南北向主干道,使中心城区形成与外围高速环有机衔接,以快速路为骨架,主次干道匹配、“十纵十横加三环”的干道格局。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力争“十二五”期末轨道交通2号线、1号线一期主体工程基本完工。结合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打通断头路,拓宽瓶颈路,改造小街巷,配建停车场,形成路网长度、密度和动态静态交通体系科学合理的城市道路系统。加快推进集中供热二电六期工程、集中供热瑞光热电一期工程建设,采用集中供热、地热、太阳能等多种供热形式,将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和产业集聚区同步纳入供热管网体系。加大城市燃气气源、管线和项目建设,建设煤层气热电联产项目,2015年燃气气化率达到98%。加快老城区老化供水管网改造步伐,新城区管网建设和道路建设同步进行,扩大城市供水范围,启动分质供水,实行“一户一表”工程。建设城南污水处理厂,对未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提升改造,大力推行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规划建设新的垃圾终端处理厂或预备垃圾处理厂。加强城市防洪、消防、抗震等公共安全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建设。(八)加强住房保障能力建设。积极引导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市场调控监管,保持投资年均增长25%左右;优化商品房供给结构,鼓励开发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严格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建廉租住房制度,大力支持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棚户区改造、公共租赁住房等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立满足不同收入家庭、多层次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多渠道筹措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土地出让净收益中的20%足额用于廉租住房保障,引导社会投资在产业集聚区建设职工公寓、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立和完善保障性住房进入、退出动态管理机制,逐步拓宽保障范围,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和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大中专毕业生及有稳定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住房问题。(九)加快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建设。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加快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和交通运输场站建设,提升公路等级。续建太(原)古(交)高速公路和太(原)阳(泉)高速公路,新建二环高速公路,连通太(原)佳(县)高速公路、在建的龙(白)城(赵)高速公路,形成太原二环高速公路,“十二五”期间争取建成太原市“两环七射”高速公路网格局。抓好108国道东山过境线、307国道东山段改造、省道双阳线改造、省道榆古线改造、古交娄烦过境线及太佳高速公路娄烦连接线等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建设。修建环城货运通道,缓解城市过境车辆交通压力,彻底解决过境货运车辆对市区的环境污染问题。优化公路网结构,畅通市域出口公路,将黄寨——康家会、古交——米峪镇、潘家庄——岔口和清徐——东阳(晋中市)等县级公路改造提升为省道。实施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提高技术等级和路面等级,不断优化路网结构,提高公路通达深度和通行能力。加快农村街巷硬化建设速度,实现我市农村街巷硬化全覆盖。逐步建立层次分明、运作高效,与民航、铁路和城市公共交通协调发展的公路客货运枢纽场站体系,进一步巩固太原市国家公路主枢纽地位。(十)加快园林绿地建设。实施园林绿化增量、城市公园升级工程,大幅提高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继续建设汾河景观带南延工程,重点建设华夏公园、长风公园、晋商公园、南内环西街公园、南寨公园二期、动物园二期、龙潭公园周边改造、兰泉公园、和谐公园、工业遗产公园、晋祠公园扩建等大型公园绿地,增设一批区级公园和专类公园。在旧城区开展园林绿化单位(社区)创建活动,建设街头绿地及居住小游园,栽植添绿,见缝插绿,拆旧造绿,扩大中心区公共绿地面积。全面开展主要道路、边山支河景观化改造,将两侧防护绿地改造成兼有休闲美化功能的带状公共绿地。结合环城林带工程建设要求,打造一系列高标准绿化郊野公园(包括晋阳湖公园扩建、太山植物园、汾河公园南延、柴村生态园、西山万亩生态园扩建等),作为城市公园绿地的补充完善。(十一)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坚持建管并举、重在管理原则,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创新城市管理模式,管理重心下移,引入企业化管理方法,综合运用行政、法律、市场、技术等手段,实现管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常态化。大力推进“数字太原”成果应用,数字城管向三县一市延伸。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加快智能交通系统、公交场站、公交换乘枢纽和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建设,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深入开展“城乡清洁工程”,加强清扫保洁,重点整治集贸市场、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卫生死角;规范摊位摆设,重点整治占道经营,保证道路功能;规范广告牌匾设置,重点整治商店招牌(匾)乱设乱挂。通过精细化管理,达到“两年大变样、五年达一流”目标。(十二)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构建符合国家政策的多元化融资平台,突破城市建设投资约束瓶颈。科学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强化和改进商业性开发用地征收、储备、整理、出让等环节管理,把有限的土地资源配置到升值空间最大、经营业绩最好的融资平台上去,形成储备、增值循环链条,为城市建设提供可持续资金来源。积极引进太钢、太重、焦煤等有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和民营企业参与城建融资平台建设,提升融资平台的偿债和抗风险能力。采用抵押、质押等方式,将道桥收费权、管网经营权、广告经营权等城市资源转化为城市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实现城市公用资源增值最大化。创新项目建设管理模式,拓展项目融资渠道,引入BOT、BT、TOT、信托等投融资方式,注重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积极争取世行贷款,发行城市建设债券,为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撑。(十三)保障城镇化发展用地。按照节约和集约用地的原则,坚持增量建设与存量改造并举,优先保障南部区域、产业集聚区等重点用地需求。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做好重点发展区域和项目集聚区近期建设用地涉及的集体土地征收前期准备,根据开发需要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等情况实施转用征收,以供建设项目使用。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城乡用地结构调整为纽带,显化城镇土地价值,将土地级差收益返还农村,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十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普遍关怀与重点关怀有机结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统筹非公有制企业、城镇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参保,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完善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切实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努力解决体制转轨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三个全部,一个重点”。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巩固提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水平,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建立健全以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供养、医疗救助为基础,临时救助为补充,与廉租住房、教育、司法等专项救助制度衔接配套,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十五)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科学制定乡镇规划,创新村庄规划编制制度,形成市、县、区共同编制规划工作机制,分期分批完成我市新农村规划编制任务。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继续搞好重点推进村建设,启动实施新农村连片建设提升工程,全面提高农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水平。抓好亮点连片示范区建设。围绕主导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进一步提升新农村建设省级重点推进村档次水平,充分发挥典型带动聚集示范效应,在每个县(市、区)集中打造不同类型的新农村建设亮点连片示范区,形成连片发展格局。深化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农村水、电、气、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抓好水库除险加固和中小型灌区续建配套及维修改造、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防汛抗旱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管护机制。推进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在完善提升“五个全覆盖”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新的“十个全覆盖”,不断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网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结合城乡清洁工程全面推行“村清扫保洁、乡收集管理、区集中运转”的环卫管理模式,形成城乡清洁卫生一体化管理体制。继续推进农村大中型沼气和秸秆气化工程建设,加快发展循环农业和清洁农业。积极推进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生活垃圾治理和历史遗留工矿企业污染治理,开展集中连片村庄区域性污染综合整治。广泛开展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镇创建活动,推进以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为主要内容的“三清工程”和以村庄硬化、绿化、净化为重点的村容村貌整治。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二、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

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战略是我国一直以来的城镇化发展路径,而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本次“方案”的不一样之处,其不仅延续了大城市的优先发展基调,又兼顾中小城市甚至县域的发展态势,可谓对“城镇化”的概念有了一个整体解释。

首先,要“分类推动城市群发展,增强城市群人口经济承载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常态化协调推进机制,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提出“有序培育现代化都市圈。

依托超大特大城市及辐射带动能力强的Ⅰ型大城市,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导向,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培育发展都市圈”;且将两项举措融合,“健全城市群和都市圈协同发展机制”。

其次,要“提升大中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小城市发展活力”。方案指出这两者都须以产业带动发展模式,依托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项目。

三、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就是要“顺应县城人口流动趋势,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因地制宜补齐短板弱项,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要”;并“推进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完善产业平台、商贸流通、消费平台等配套设施。

推进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健全市政交通、市政管网、防洪排涝、防灾减灾设施,加强数字化改造,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健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托育、文化体育、社会福利设施。

推进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建设垃圾、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加强低碳化改造,打造蓝绿公共空间”;另外,方案还强调,在建设中要更好发挥财政性资金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和央企等大型企业加大投入力度。高质量完成120个县城建设示范地区示范任务。

四、在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中提出“健全投融资机制”。

健全投融资机制,需要“夯实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放活社会投资”,需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且“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开发建设运营,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稳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

五、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提出“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引导城市人才入乡发展”、“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等多举措。

在“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需要“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房地一体的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

在“引导城市人才入乡发展”中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规划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三师入乡’,建立科研人员入乡兼职兼薪和离岗创业制度,为乡村建设行动提供技术支撑”。

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中要“统筹规划各类市政公用设施,推动供水供气供热管网向城郊乡村和规模较大中心镇延伸,到2025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88%,在有条件地区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城镇超市发展研究论文

广州市中小型超市的“士兵突围”资金困境:盛极一时又历经衰败早在90年代初期,广州中小超市曾盛极一时,随后因好又多、百佳等大卖场的跑马圈地,以及派免费巴士接送来购物的消费者,成功地从中小超市手中抢走了相当一部分消费者。1998年,曾有着“五朵金花”之称的“阳光”、“金田”、“越秀”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在广州共拥有24家分店的广南超市又于2001年倒闭;本地超市“五朵金花”里只剩下宏城超市。2005年,曾创造广州零售业快速发展奇迹的广州本土第一超市家谊岛内价超市宣布破产,而陷入资金链危机的港湾超市47家分店也相继关门。在广州有37家分店的胜佳一度重新装修并扩大卖场扩充服装销售,但之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又收缩业务重新回归中小卖场经营模式。“论价格,中小超市低不过货仓店;论规模,它比不上一站式的大卖场;论灵活,它不如便利店能够深入居民区。为此,广州的中小超市很难在规模上铺开,并达到赢亏平衡点。”第一商业网总裁黄华军表示,这个行业存在很大变数,至今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可供复制的盈利模式,因此竞争也非常残酷。服务定位: 中小超市的机会但这并不表示广州的中小超市没有机会。“现在做大卖场的成本较高,由于09年的金融危机,跨国大卖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价格战,客源的减少令不少企业产生亏损,运营成本进一步增大。”宏城超市总经理陈凯表示,曾经目睹了广州本土中小超市兴衰的宏城一直坚持自己稳健发展的同时,还不断尝试丰富附加值服务,以巩固自己的消费群体增加吸引力。宏城在社区不断整合其它便民服务,宏城卡不仅可以在国美电器、家私店兼容消费,还可在洗衣店、汽车美容维修店享受服务。“中小超市在发展上不能盲目效仿或追赶,合适的、符合自身需求的才是最好的、最有可能成功的方式。”一位中小超市研究人士表示,门店的定位必须要精确,比如广州友谊商店的超市,它就是友谊商店的消费配套,解决一些购物卡的余额消费。做竞争对手做不了或不愿意做的也是中小超市的出路。中国各地区的差异性比欧美要大许多,且食品有很强的区域性,这些给企业带来无限商机。比如福建永辉在福州市场上经营生鲜的比例和盈利模式,连家乐福和沃尔玛也自叹不如。“TASTE是高端超市,但并不是只销售贵价商品。”百佳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简力宏表示,这里2/3的商品与百佳正佳广场店相同,可乐的售价同样是2元。但TAST E的目标消费者不是所有消费者,而是一部分时尚消费人群。据悉,TAST E超市的面包种类达上百种,原材料口味多样,另外借助屈臣氏集团的采购背景,其进口商品种类齐全多样,而这些都是其它超市无法做到的。“零售业是一个各类企业都可生存的行业。”郭戈平曾这样描绘中小超市的未来:“虽然中小企业相对处于劣势,但更要了解自己的优势,惟此,才能更好地发挥,在竞争中站稳脚跟。”

超市市场调查报告第一部分 调查的主要说明一、调查项目背景全球第一家的超级市场诞生在1930年8月的美国。而在我国发展却只有10多年,特别是近几年来更是进入快速发展和成熟期。现对大沥镇这个小范围(合并后的大沥镇包括黄岐、盐步、大沥),到处都有大型超市,单是大沥区就曾经有超过6家的超市同时并存的局面:新一佳,信和,广泰,好好多,好又多,康诚……等等,而且广泰在本区还有两间分店。换个角度,从单个广泰超市分析,就大沥区与广泰竞争的对手就有好几个。且我们面对的竞争的对手不只是大小型超市,还有便利店、小卖部,各大小商店及肉菜市场等。二、企业现状简介广泰超级市场自90年代末在大沥区图强路开设首家店以来, 近几年又陆续在本区开设2家新店(一间在城南,一间在凤凰酒家对面,国道旁边),每间广泰超市80多个员工,60多个促销员!总共就有500多人,经营品种过万广泰有自己的经营特色。博采众长,中西合璧;经营方式多样化。 产品多样化,商品本土化(因为我区有各式的批发市场)但是作为新生企业,在企业的经营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管理等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再加上近年的几大超市的凶猛的价格战,以及这几年出现的恶性流感,如H5N1,猪链球菌,沙士等,还有越来越多的劣质产品的冲击,改善原有的营销管理方案以及提高企业服务质量是很有必要的三、调查目的本调查项目目的在于了解本区各年龄阶层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以及对该企业存在的经营和管理上的问题,使管理者能够做出更好的策略方案,提高市场竞争力。四、调查范围与方法(一) 抽样范围本次调查针对本区各年龄人口,被调查的对象主要为我身边的朋友,家庭,同事,村民等进行调查。(二) 抽样方式消费者问卷调查采取了简单随机抽样方式。(三) 调查方法消费者问卷采取了留置问卷、个别访谈的调查方式。五、调查内容了解大沥区人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掌握消费者对广泰超市的在环境卫生、商场内部布局、服务、产品种类等各方面的评价。六、调查表第二部分 广泰超市市场营销环境调查报告一、 调查结果分析(一)消费者基本情况调查结果表明,的调查对象都去过广泰超级市场。表明去过广泰超市的71个对象中,会员仅占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比例。无论调查对象的可自由支配的金额在哪个层次,的人每次去超市的消费额都在20—100元之间。(二)消费者的购买力与购买水平 在被调查的对象中,有的对象的可自由支配的金额在200到300元之间,消费额以及消费结构表明,大部分调查对象的消费水平处于中等的消费水平。有27%的人到超市是去购买食品,而有消费者是为了购买日用品与个人护理品。(三)消费者购物行为情况1. 影响消费者选择超市的因素在众多的因素中,地理位置占,价格占,而环境卫生占。说明当消费者选择超市的时候,更注重的是地理位置和价格因素,交通方便,价格优惠是消费者所希望的。其次超级市场的环境卫生也是影响消费者对起选择的重要因素。而在我们的对象当中,认为影响他们选择在广泰购物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理位置,而认为商品价格低和超市环境好的就各占。例如广泰相对与调查的对象而言,交通十分方便(广泰的一间分店在城南市场附近,附近有学校2间,老师宿舍,住宅小区,还有好几个村庄),价格和环境卫生并不是影响调查对象选择超市的最主要因素。51-51免 费论文网-网-欢迎您 2. 资料显示,促销活动对于调查对象是比较有效的手段,的消费者会因促销而去广泰,有的消费者认为他们有时候会去,认为促销活动对他们一点用也没有。3. 有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广泰的,而广告对广泰的推广作用只是占很少的一部分。4.

是调查报告吧 要多少字呢 学校规定什么时候交了吗如果你写不出来 或者没时间写可以咨询一下我咨询一下总是有好处的具体可以看我下面号...642.....................接下..........667.....................接下..........441.....................结束.......(上面3行加起来 是我号 加我 我一般在线 有时隐身)

城市化发展研究论文

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要素集成研究摘 要:从要素互动、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采用集成和系统研究的方法,将城市化环境划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并构建了系统的组成要素。由于内外影响力有机结合且相互平衡才能促使城市化车轮正常运转,所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历史问题是由于内外影响力不协调、要素增长错位所致。同时,也应看到世纪的新动态对中国城市化的潜在影响。关键词:城市化;要素;环境系统;城市化车轮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源和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再配置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阶段城市化的违度、规模、结构不同,是影响城乡资源和生产力配置的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城市化作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要素配置过程是周围复杂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所指的环境是广义的环境概念,城市化的环境系统是指对城市化过程有影响的所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总和,它们构成城市化的边界条件。(一)城市化环境系统的结构分解对城市化有影响的所有因素构成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这是—个复杂、动态的发展系统。进行系统结构分析可以防止对有关内容的遗漏,明晰城市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都是受内外部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环境系统的因素分析,还可找出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揭示其对城市化的影响。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分成外部环境子系统和内部环境子系统。外部环境子系统是指城市化中非流动要素自身衍生的因素之和,一级分为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一级以下又分为二级,详见表1。内部环境子系统,多数是与城市化过程中流动要素自身密切相关的因素。一级分为:社会、人口、意识等,详见表10由于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的互动过程,某些内外因素之间在某些阶段可能是无法区分的,某些阶段可能有特殊的因素,表1所描述的为一般情形。表1 城市化环境系统结构(二)构造城市化车轮外界环境的综合作用对城市化产生影响,可称之为外生力量。内部环境的各因素综合结果也对城市化产生一个影响力——内生力量。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线形的关系,而是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动的综合过程。某个阶段某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比较明显,而它又通过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反应综合作用于整个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非互相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和有机互动的关系,使得外生力量的作用只有通过内部系统的回应和吸收才能对城市化本身产生影响。同时内外力量之间只有保持平衡、协调一致,才能推动城市化的平稳、快速发展。

摘要:我国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是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加强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个性鲜明的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关键词:内陆边疆;城市化;边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但由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较大,加之改革开放后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超常发展。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发展格局,并出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态。相比之下,内陆边疆省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无论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还是在城市效应及布局上,都还需要极大地提升和加强。一、内陆边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现状及成因分析所谓内陆边疆是指既有法定国界,又有直接国土相邻的国家,且位居国界线内侧并包括一定内腹地的经济社会区域。我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是特指我国沿边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广西,这9省区在地缘上同俄、哈、吉、塔、蒙、朝、越、老、缅、印、不、锡、尼、巴、阿15个国家国土直接相邻。辽宁和广西因兼有陆地边境和海岸线,又属于东部地区,故不在此文研究范围内。1.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现状从经济状况来看,根据1999年统计数据,7个边疆省区的固定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外资投资额占全国外资总额的。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及2003年开始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行动,但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与结构来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状况是经济总量较小,国有企业比重偏大,非国有企业比重偏小,合资及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三次产业的比重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并以传统工业为主体,同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较,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二产业中附加值高的工业产品所占的比重较低。从城市发展状况看,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有吉林、黑龙江和内蒙。这其中主要是农垦、林区、矿区人口比重大等原因及“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城镇人口增加。从城市数量和规模看,见下表:从表中可见,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2个,城市稀缺,大中城市过少。与沿海地区相比,小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过小。这种大、中城市过少,城镇布局松散、规模过小的状况,使得城市的聚集效益低,对经济的拉动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积聚和合理流动。2.影响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近代工业大多产生在东部地区。解放以后,由于历史、国际国内政治态势的种种原因,人们总是把边疆等同“边境”、“边防”、“国防线”,其着眼点仅仅是它的政治方面,强调“屯垦戍边”、“巩固边防”、“保卫边疆”等政治的和军事的地位,而把经济价值放在极其次要的位置。加之地处边缘、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缓滞等客观因素,就使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长期陷于落后境地。从政策上看,解放后,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布局的考虑,力图改变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更由于战备的需要,加强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形成了一批内陆工业基地,如“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和694个项目中,在甘肃就有16个。在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东北有50个。然而,由于这种倾斜投资大多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项目,缺乏辐射力以致未能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其吸收就业和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功能较弱,以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的功能差距一直没有消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依靠特殊政策和率先改革的优越条件加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落后了。从所有制结构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经济,而东部地区历史上本来就是具有较好的乡镇企业基础,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又为这一地区引进外资和港澳台资金,以及建立三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边疆省区的经济主要是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较低,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增长局面,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对这两个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把握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长江三角洲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10,特大城市有上海、南京和广州,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11个,小城市25个。从整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密度大,大中小城镇分布比较合理,彼此形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联系,呈现城市带的雏形,空间布局上已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城镇主群。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实现了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转化。另一方面,就是大城市的拉动作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正在构造上海国际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大部分都市面貌,而把传统产业、传统产品转移到了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形成物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交流的互补、互利、互动的统一市场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成为城市工业的配套与补缺,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并为中小城镇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身的力量筹集资金,与大中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辐射相结合,促进城市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城市在人口素质、技术开发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强,其城市化运行机制属于内发式。另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5个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浙、苏三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已初步形成,从而该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入快车道。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城市化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很慢。1978年,珠三角只有5个城市和32个建制镇,城镇密度很低,每万平方公里只有9个城镇。目前,该地区城镇体系包括特大城市广州、大城市深圳、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18个,以及建制镇401个。城镇星罗棋布,密度达到100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公里,有些城镇的建成区已连成一片。该区面积占珠三角的总面积不到1/3,但却集中了珠三角一半以上的总人口和3/4的城市人口,以及超过3/4的GDP。与长江三角洲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区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扩散,而是由大量外资快速推动。这些流入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者由于成本因素区位选择倾向于小城镇,不仅有效推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度大大提高,市镇之间通过地理毗邻、产业关联等一系列因素而形成都市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5%左右迅速下降到30%左右,不仅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全部吸收,而且还吸纳了2 000万外地劳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外资主导型区域非农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这种自下而上的、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港澳台及外资推动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三、边疆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可行道路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群及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而言就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要素在一定的空间聚集以形成规模效应,而城市就是这一重要的载体。城市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财富生产效应。众所周知,21世纪的经济集中表现为城市经济,经济竞争集中表现为城市竞争。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边疆地区的落后就是城市经济的落后,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就成为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起点。首先,以培育优势产业带动区域中心城市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总有一二个增长极的超常规发展,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如深圳、珠海的迅速发展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华南地区的带动效应;上海浦东的崛起对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带动效应;厦门对闽南三角洲的带动效应。我国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具有辐射能力的产业和中心城市。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也就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动的关系。因此,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沿着中心地与外围地的发展逻辑,以现有的中心城市为发展极,培育支柱产业,重点投入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如何吸引这些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呢?一是借助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机会,采取跟进策略,向发达地区让出来的产业扩展。边疆地区有资源、人力、市场、工资成本低等优势,而东部沿海一带有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目前正在寻找出路,让出原来的主导产业,向更高的主导产业转移。要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通过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合作,发挥资源、技术、工业基础等综合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使边疆地区在东南沿海地区目前的水平上起步。二是利用边疆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发展与邻国的互补经济。边疆地区不可能“克隆”东部地区已走过的发展之路,如广东的外向型加工业;苏南的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的产业;温州模式等城市发展道路。边疆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地对外开放,而与邻国发展互补贸易是当前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北部边疆地区包括黑、吉、内蒙,面对的是俄罗斯远东、蒙古共和国及朝鲜,因其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重点应建设农、副、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及加工工业基地。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广泛开发经贸往来;西南边疆地区包括西藏、云南,面对的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特别是云南省要抓住湄公河开发的机会,与东南亚各国开发多种经济形式的往来;西北边疆地区包括新疆、甘肃两个省区,面对的是独联体的中亚和西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应利用新欧亚大陆桥的陆路通道带动经济发展。三是借助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实现外开内联双推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党中央提出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两大战略机遇。随着西部重点工程的全部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激活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存量向西部流动,从而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带动包括云南、甘肃等省在内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借助国家政策及资金倾斜,抓住机遇,大力调整工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振兴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以边贸带动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珠江三角洲是利用外资的海外销售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利用其成本和质量优势,打开海外市场。那么,边疆地区必须发展边贸经济,以口岸城市为切入点,建立贸易网络及产业带,大力发展外向经济。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边境贸易,至少拥有地缘上的、资源上的和口岸上的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如黑龙江省边境开放城市以边贸为突破口,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资源,建立起黑河、绥芬河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规模的外贸出口体系和生产基地。最后,以地域经济带动特色中小城市。一个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市本性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品牌的竞争。“大而全,小而全”就会缺乏鲜活个性与特色。城市的经济建设必须走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形成“名城效应”,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边疆地区经济不仅具有边贸性,而且还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而,应该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包括旅游业、民族手工制品、民族土特产品等,这些产业应成为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支柱产业。边疆地区的城市化还应该走上发展个性化城市或者特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纵观世界上知名城市,无论大小无一不是产业特色显耀、城市个性鲜明的功能城市。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特色和强项。总之,边疆地区不能步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后尘,而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走培育中心城市、构造特色中小城市及发展边贸口岸城镇三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带及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乃至全国的流动机制。避免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的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化,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正如一些城市问题专家所指出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在于做精,重点是城市的特色化和专业化,也就是在特色化的产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的规模效应及综合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在产业链上的整合。参考文献:[1] 蔡昉,等.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 宋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 牛德林,等.全方位对外开放与边疆经济的超常发展[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4] 陈振光,宋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与协调[J].国外城市规划,2000(5).

这个题目太大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主要涉及人口与土地两方面。人口就可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转型,土地的研究范围更广,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土地用途的变迁,土地监督等等,在城市边界的土地纠纷争议特别突出。在城市化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虽然“城市化”经常挂在嘴边,但由于字数才8000,建议你还是将题目范围缩小一点,针对某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去探讨,简洁而有针对性。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城市发展对比研究论文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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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古镇开发思路对策研究论文

盐城乡村旅游基本情况及发展思路 我市是农业大市,农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是全国的商品棉、商品粮基地之一。自2004年通过创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工作以来,乡村旅游工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体系逐步形成,产业实力明显增强,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完善,市场认知度和品牌效应不断提升,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安置农村劳动动力、促进城乡和谐和推进城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我市乡村旅游基本情况目前,我市拥有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5家、省四星级乡村旅游区(点)2家,还有特色各异的农庄、农户型休闲观光点等。随着农业投入的不断增加,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近几年来我市乡村旅游发展呈现出经营业态丰富、投资形式多元、市场亮点鲜明、经济效益明显等特点。我省乡村旅游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现代新农村之旅:以新农村建设为引领,倾心打造寓教于游的经典产品,重点展现农村富裕景象。形成了以盐东镇东南村等为代表新农村建设典型系列的特色产品。二是高新科技农业之旅:整合农业科技资源,倾心打造展示农业科技进步的专项产品。形成了以东台仙湖现代农业示范园、大丰丰收大地等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科普旅游产品系列。三是乡村生态环境之旅:崇尚环保绿色理念,倾心打造适应城市居民休闲消费的体验产品。形成了以江苏桃花源生态农庄等为代表的生态绿色旅游产品系列。四是古村落风情之旅:传承文化经典,倾心打造展现深厚历史文化的古村落旅游产品。形成了以东台安丰镇等为代表的村落旅游产品。五是农俗节庆活动: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倾心打造展现农俗风情的节庆旅游产品。形成了阜宁桃花节、响水荷花节等为代表的乡村节庆旅游产品。六是乡村休闲农园:借助城市近郊优势,倾心打造展现乡村度假休闲的旅游产品。形成了以盐城现代科技农业示范园、亭湖现代农业示范园等为代表的休闲康健旅游产品。除此之外,各地还积极整合开发了多种多样农业主题公园、水产养殖、农(渔)家乐等乡村旅游产品,受到城市居民的普遍欢迎。二、发展乡村旅游的工作思路(一)指导思想 以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为依托,坚持“以旅促农”、“以旅助农”、“以旅富农”的原则,以规划为引领,以资源整合为载体,以项目建设为重点,以创新发展模式为手段,实现乡村旅游向集中、集约、标准化、品牌化、现代化方向发展,不断壮大乡村旅游产业,提升乡村旅游的品位和档次,促进城乡旅游协调发展,为全市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二)发展目标 打造一批特色旅游乡镇、特色旅游村,培育较为成熟的乡村旅游产品系列,建立较为科学合理的乡村旅游发展标准,形成较为完善的乡村旅游发展指导体系,初步构建具有 我市特色的乡村旅游新格局。通过3—5年努力,全市力争创建全国特色旅游县1—2个,创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2—3个,创建省等级乡村旅游区10—20个,发展农家乐、渔家乐类型的乡村旅游专业户100个,打造乡村旅游品牌线路10条以上,建设较大规模的乡村休闲、度假、体验等乡村旅游项目10个以上。 (三)发展思路今后,要把乡村旅游当作新农村建设的新型产业,现代化农业产业链上的创意产业,乡村服务业的先导产业,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富民产业,城乡居民友善交往的和谐产业来打造,以此全力推动我市乡村旅游的发展。一是科学规划求发展。近几年全国乡村旅游自发成长的速度都很快,农民的勤劳加上市场的机遇造就了许多乡村旅游点的出现。但令人担忧的是,缺乏科学规划、产品品质低已逐步成为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借鉴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乡村旅游一定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本着科学保护、合理开发与有续利用的原则,坚持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原则,结合当地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特色农产品生产、新农村建设、区域环境、经济状况、客源市场状况以及旅游业相关产业发展情况等综合因素,按照城乡发展总体规划,科学合理地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从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确定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潜力,使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与当地村庄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资源环境保护规划有机衔接,确保规划的前瞻性、整体性和延续性。二是开拓创新促发展。创新是发展的灵魂,是促进乡村旅游迈向新目标的动力。1、要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驱动的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规划制定、环境优化、市场监管、形象宣传、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协调、推动作用的同时,更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产业投资、市场开发、产品营销、经营服务等方面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企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乡村旅游健康发展。2、要正确处理好提升产业素质和扩大产业规模的关系。规模是产业发展的基础,素质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注重品质和效益的提升。要着力推动我省乡村旅游由粗放型向集约化方向转变,由注重经济功能向发挥综合功能转变,由单一依靠投入拉动向依靠资源整合、体制创新和内涵提升转变。3、要促进乡村旅游形式和产业功能的多元化,在满足游客需求、延长逗留时间和提高人均消费上做足文章。推进乡村体制机制的创新,关键点应放在激活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活力上。4、要培育壮大乡村旅游龙头企业,引导旅游企业以农民参与等方式形成新的产业优势,改变“大产业、小景点”的现状。5、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外投资开发商的资金、品牌、管理、技术和专业化经营管理团队。6、要加强对乡村旅游宣传营销规律性的研究,针对旅行商和旅游者的不同需求,不断改进和完善乡村旅游的宣传营销形式、手段和方法,采取多样的而非单一的、立体的而非平面的、系统的而非零碎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做好乡村旅游宣传营销工作。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民间传播渠道,加大和主流媒体的合作,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力求宣传效应最大化。三是齐心协力抓发展。在新一轮乡村旅游发展的转型升级期,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律。乡村旅游不单单是旅游部门一家的事,而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要把工作方式创新的着力点放在促进相关产业共同发展与繁荣上,不孤立地就旅游讲旅游,而是始终把乡村旅游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谋划,有效整合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乡村旅游的综合效应。充分发挥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省级乡村旅游区(点)的带动作用,树立乡村旅游的良好形象。 三、发展乡村旅游工作重点 1、加快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重点发展”原则,把乡村旅游业纳入我市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把乡村旅游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明确发展的重点区域和重点产品,并将乡村旅游建设与城镇及村级规划建设统筹考虑,指导和引导农民、开发业主发展乡村旅游,提高乡村旅游开发的档次和水平,推动全市乡村旅游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2、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 完善相应设施设备,全方位、综合性地开发各种乡村旅游项目,实施一体化、联合化、规模化经营管理。一要解决交通、通信、厕所、污水处理等基础公共设施问题。二要推进旅游路网和乡村旅游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景区的可进入性;规范完善乡村旅游景区景点游客接待、信息咨询、标识系统、停车场、汽车营地、风貌整治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三要大力发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互相配合的项目,积极扶持有关单位和县(市、区)开办地方土特产旅游购物中心,形成系列化规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积极扶持有关单位和县、区开办地方土特产旅游购物中心。三是要统一规划和建设。通过大旅游的规划和建设,实现城乡之间资源和产品优势互补,平衡淡旺季,共享市场,形成循环顺畅、功能增强、竞争力强、综合效益高的乡村旅游系统。同时,可以利用城市的资金、技术等优势条件,加大投入,推进乡村的健康发展。 3、开发特色乡村旅游产品。 乡村旅游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需要深层次、多方位开发设计适销对路、具有乡村特色的产品,才能增强乡村旅游产品的吸引力。一要科学有序推进。有条件的县(市、区)在整合旅游要素的基础上,针对地理形态、地形走向,对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整体规划,科学确定乡村旅游产业定位、产业布局、功能分区,策划设计一批特色旅游项目、景观和品牌节庆活动。并将乡村旅游建设与城镇及村级规划建设统筹考虑,指导和引导农民、开发业主发展乡村旅游。二要突出乡村自然景观的优势,开展具有特色的乡村生态旅游,满足游客旅游审美的需求。三要突出乡村的传统文化优势,充分挖掘文化内涵,满足游客物质和精神享受的需求。四要突出体现地方特色,在乡村旅游的规划和设计等方面,尽可能体现出当地的风貌、风情、习俗等特色,增强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五要重视旅游产品的参与性。要充分利用当地特有的农家气氛及农事活动,使旅游项目贴近农家生活,营造出一种真正的“农家乐”氛围。如让游客一起制作工艺品、绿色食品,一起参与节庆活动;也可根据经济农作物成熟期的不同,推出具有知识性和乐趣性的农家旅游活动项目,如举行水果采摘节等。通过提炼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让游客体验返朴归真和乡野的乐趣,通过收获劳动成果使游客从中收获一定的知识,满足游客寓教于乐的需求。 4、加强乡村旅游宣传推介。 乡村旅游要产生效益,关键是要通过营销来扩大市场,聚集人气。一要创新宣传营销方式。要充分发挥旅游部门在宣传营销中的协调作用,大力举办乡村旅游节会活动,有效整合促销活动,针对活动主题,实行统一包装,整体宣传营销。二要加强宣传营销的针对性。根据客源市场和旅游活动的变化情况,特别是结合“假日旅游”的规律和特点,找准目标市场,推出不同的乡村旅游线路,重点进行宣传促销;四要拓宽宣传营销渠道。要充分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加大宣传促销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不断提高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5、加强乡村旅游人才培训。 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要着力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同时也要着眼于广大农民素质的提高。一要做好乡村旅游服务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启动学习和培训工程。针对经营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分别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分级、分批、分类实施乡村旅游就业培训。开展以推动农村的产业重构、农民就地转化、旅游经营、服务技能等方面的乡村旅游从业培训,为促进农村富余人口充分就业做出积极的产业贡献。二要立足于长远发展,有计划、有重点地加快广大村民的文化教育和文明素质的提高,增强村民的文明意识和开放意识,培养文明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促进乡村精神文明的建设,营造文明、和谐、有序的旅游环境。 四、主要保障措施 1、招引项目,加大投入。 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涉及到多种产业政策的衔接,中央和省、市出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三农”等一系列政策,涉及到农村道路建设、村镇规模建设、现代农业开发、农村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农村人才培养和扶贫脱贫等多个方面,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促进了农村生产发展,改善了农村生活条件,同时也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基础。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更有效的乡村旅游发展政策,对乡村旅游重点项目实施整体包装,多形式开展招商引资、引智,拓宽乡村旅游发展的资本投入渠道,引进先进的开发方式、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还要实施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民为主、社会参与的发展投入模式,集聚吸纳,加大投入,提高投资效率,改善乡村旅游硬件设施,鼓励农户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积极争取上级有关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建议各级财政加大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设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对列入全市乡村旅游重点项目的乡村旅游项目的基础设施和功能设施建设等,实施政府贴息或以奖代补。 2、制订标准,规范管理。 坚持边发展、边规范的原则,各级旅游管理部门切实加强乡村旅游区(点)的管理,制定和健全乡村旅游专项接待和服务质量标准,落实旅游服务质量监督制度。引导乡村旅游区(点)做到“方便、热情、周到”的优质服务,切实提升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水平。实施“百名乡村旅游人才”培训工程,重点培训旅游型镇村干部,乡村旅游景点经营、从业人员,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旅游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招聘、选调一批业务强、钻劲足、能吃苦的专业人才充实乡村旅游发展队伍。组织相关旅游企业负责人外出考察、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 3、加强领导,部门联动。 各级旅游部门要加强协调,建立有关部门联动,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有条件的成立乡村旅游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加强协作配合,加大工作力度,切实为发展乡村旅游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引导有基础、有特色的镇、村设立“旅游办公室”,直接参与当地乡村旅游发展项目的规划、建设、管理等,形成我市乡村旅游大发展的合力。 4、明确责任,强化考核。 各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对乡村旅游的规划审批、经营管理、安全管理、环境卫生等方面进行规范与监督。要切实加强对乡村环境整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努力营造整洁的村容村貌,良好的乡风文明氛围,为旅游者提供愉悦、舒适、安全的旅游环境。要引导建立新型乡村旅游管理经济组织,对乡村旅游实行统一经营,分类管理,发挥乡村旅游的行业自律经营管理作用。建议市委、市政府把乡村旅游工作纳入每年的全市现代农业现场会的观摩点,并作为现代农业、生态农业、林业产业的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有力抓手,进一步加大对督查考核力度。盐城市观光休闲农业情况汇报盐城市农业委员会一、发展现状全市已初步形成里下河、204国道沿线和沿海滩涂三大观光农业带,建设了27个观光农业景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类型和特点:1.水乡自然风光型。以盐都大纵湖、建湖九龙口、阜宁马家荡、亭湖大洋湾等湖荡风景区为典型代表,将休闲观光与荷藕、慈姑种植和螃蟹等水产养殖相结合,水乡自然风光特色明显。2.观光与采购结合型。以盐都区华都森林公园等为代表,栽植桃、梨、苹果等多种果树。春季可以踏青赏花,夏秋季节既能旅游观光,又能亲自体验农事活动,采摘购买果品,集休闲与购物消费于一体。3.农业科技教育型。以重点农业科技示范区为代表,集中示范新品种、新技术,成为青少年科普教育的示范基地,发挥了园区的示范教育功能。4.生态环保型。以大丰糜鹿自然保护区、射阳丹顶鹤自然保护区为代表,观光沿海原始滩涂湿地,欣赏几百种珍稀动植物,将农业观光休闲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5.综合开发型。以大丰斗龙庄园、东台永丰林农业生态园和射阳洋马十里菊香园为代表,以“三资”开发为主体,实行企业化运作,集农业生产、农事、体验、观光、休闲和娱乐购物为一体,实施综合开发,放大了农业功能,提升了农业效益。二、发展思路与目标定位我市发展观光农业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全市总体规划为依据,以观光农业市场需要为导向,以农业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为基础,把观光农业作为新的增长点加以培育,促进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总体目标是,以204国道沿线及沿海农业风光带为主线,以规划建设盐城湿地生态国家公园为重点,以景点建设为突破口,突出湿地生态旅游,在全市建成“一园”(湿地生态国家公园)、“三湖”(大纵湖、大洋湾、九龙口)、“五景”(射阳苏东自然农园、东台西溪风景区、东台永丰森林农业生态园、华都森林公园、黄河古道暨红色精典生态文化景区)、“十带”(沿海、盐高速、沿铁路、沿省道建设10条现代农业观光带)、“百园”(百个以上现代农业示范观光园)的农业观光旅游新格局,尽快把我市融入长三角旅游经济圈,建设成为世界知名、中国东部沿海湿地生态旅游首选城市。(三)关键措施1.发挥优势,把观光农业作为我市旅游的特色品牌来培植。我市丰富的特色农产品和广阔的湿地生态资源是我市的两大特色,是发展观光农业的优势资源,也是我市发展旅游的独特资源,为打造旅游精品奠定了基础。射阳县洋马镇大面积种植药材已有40多年历史,常年种植药材7万多亩,60种近300个,年产量近3万吨以上,其中菊花和丹参的规模、产量均居全国之首,是全省最大的中药材基地,全国最大的白菊花基地。该镇充分挖掘和放大药材生产优势,开发旅游资源,形成中药材生产、加工、销售、观赏于一体的特色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观光农业基地。2.明确管理机构,加强管理和服务工作。组建观光农业管理机构,负责全市观光农业发展的管理、协调、指导、服务等工作。各县(市、区)要在全市总体规划指导下,密切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和特点,做好本县(市、区)的观光农业发展规划,并切实按照规划进行建设和发展。3.切实加强环境保护。观光农业项目因要兴建一些旅游接待设施,可能会产生新的环境污染,行业管理部门要会同环境保护部门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措施,搞好观光农业项目的环境治理、保护和美化,把观光农业区建成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区。4.鼓励投资,加快观光农业的启动步伐。观光农业项目按照市场经济形式和现代企业制度来运作。鼓励社会各种投资者,包括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个人以及外商参与兴办观光农业项目,政府在各项政策上都一视同仁,给予扶持。十二五期间,在稳妥推进盐城湿地生态国家公园项目的同时,重点实施五个观光农业项目。(1)大纵湖旅游度假区二期工程。重点建设休闲度假、水生蔬菜观光园、垂钓、娱乐、餐饮等设施。(2)东台永丰林农业生态园。续建农业生态、休闲娱乐、度假等项目。(3)华都森林公园。规划建设农林果园生态民俗文化、生态观光、休闲等项目。(4)射阳洋马十里菊香景点。新建农业生态、休闲娱乐、度假等项目。(5)亭湖区张庄观光农业园。新建农业观光、湿地生态、度假、休闲项目。盐城市打造1小时环城乡村度假圈2012-03-17 09:55:00 来源:盐城新闻网 【大字 中字 小字】 【打印预览】 【复制链接】“目前,盐城市乡村旅游资源相对分散,相互之间缺少关联性。部分旅游景点景区规模小、层次低、资金投入不足。”谈到盐城乡村旅游的现状,市旅游局规划发展处处长高金林这样总结。但是,作为此次总体规划制定的参与者,高金林对未来盐城乡村旅游的发展却充满了信心,“从今年起到总体规划末期,也就是2020年,盐城乡村旅游将逐步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高金林说,此次发布的总体规划,提出了“一圈、两带、五组团”的空间布局规划思路。“一圈”即环城乡村休闲度假圈;“两带”为通榆路沿线乡村旅游发展带、临海高等级公路乡村旅游发展带;“五组团”是指古黄淮风情文化发展组团、湖荡湿地田园发展组团、鹤祥乡村休闲养生组团、怀旧岁月乡村风情发展组团、西溪风情古村体验组团。环城乡村休闲度假圈,以市中心城区为中心,包括盐都区和亭湖区,形成环城市中心驾车1小时休闲度假圈,为市区居民提供一体化乡村旅游服务。盐都区将以华都森林公园和S331西段现代化农业发展区为核心,打造生态农业园与温泉度假休闲经济带。亭湖区有东南村驿龙湾、千鹤湾、盐东镇生态农业示范区等乡村特色景区,这些为构建沿S331东段的生态休闲度假走廊,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做足乡村旅游“金丝线”“通榆路沿线乡村旅游发展带,将打造国家级最美乡村景观走廊。”高金林说。通榆路从南向北将我市乡村田园景观、自然景观、湿地景观串联起来。“打个比方,通榆路就是盐城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中的一条‘金丝线’。”据高金林介绍,通榆路沿线各景区将考虑旅游配套设施的需求,新建停车场、加油站等,完善道路标识,统一规划、统一设置乡村旅游标识系统,形成完整的乡村旅游交通标识网,让通榆路这条旅游“金丝线”,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盐城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我市沿海有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沿海滩涂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众多乡村特色旅游景点。沿海高等级公路乡村旅游发展带,就是以沿海高等级公路为轴线,发展集海滨度假、渔家体验、养生休闲、湿地观光为一体的海滨旅游度假带。据了解,沿途的响水县、滨海县、射阳县、亭湖区、大丰市、东台市将各自设立一个自驾车旅游基地,为游客提供全面的自驾车旅游服务。五个组团各具特色高金林说,总体规划中,响水县、滨海县和阜宁县北部地区,以渔农家休闲、文化体验、滨海度假等为发展方向。湖荡湿地田园发展组团集中在阜宁县中南部、建湖县和盐都区西南部地区,以水乡湿地观光和乡村风情体验为主题。鹤祥乡村休闲养生组团主要位于射阳县境内,主打文化休闲和养生度假两张牌。围绕“长寿、吉祥,中药养生、禅宗养生、运动养生”主题,突出射阳旅游的中药文化和宗教文化特点,将鹤祥乡村养生组团打造成乡村休闲养生的好去处。怀旧岁月乡村风情发展组团,充分挖掘大丰海盐文化和知青历史。该组团将建造盐运古村,再现盐民生活场景;而大丰知青纪念馆是上海游客怀旧体验之旅必去的地方。西溪风情古村体验组团,古村风情游、乡村爱情游、贤孝文化游三种发展思路,紧贴“天仙配”发源地西溪古镇,打造休闲旅游中心。

你这问题太大,尔等自知愚蠢,只能借知他人,且看听之!愿对尔之有用!古镇旅游概况及选择的原因镇是以非农业活动为主的人口居住区,其规模小于城市而大于村落,是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性聚落。城镇(镇)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其文化形式以商贸为核心。古老的历史,优美的风景,营造了古镇浓郁的文化氛围。古镇的斗拱飞檐,雕梁画栋,满载往日岁月的留影,也蕴含着都市里少有的宁静。古镇观光是品味古镇旅游文化最好的方式。古镇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由民居、街道、店铺、城池等众多要素组成。古镇作为一种聚落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遗存,是一种文化资源,代表了人类历史的缩影和文明的结晶。古镇以其闲适的文化、恬淡的生活态度和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正成为人们主要的旅游目的地,经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古镇旅游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的不仅是物质结果,而是一种伴随旅游产品带来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或感受。目前,中国古镇旅游产品设计较多停留在观光层面,缺乏深度旅游产品,满足不了旅游者的深层次需求,因此古镇旅游产品迫切需要转型和提升。体验经济时代来临。它的出现展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孕育着消费方式及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适应体验经济的快慢将成为企业竞争胜负的关键。目前体验经济在经济发达国家是备受关注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旅游业作为最适合“体验经济”的生产和消费工具,其产品也趋向体验化发展,人们对旅游消费过程及其结果的体验都非常重视,旅游消费本质表现为旅游者追求旅游体验,带来旅游消费动机、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出游方式等方面的变化。目前体验式旅游市场尚不成熟,但旅游者、旅游活动以及旅游开发都表现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以观光为主流的旅游产品正逐渐让位于新、奇、特的感同身受的参与性体验。古镇旅游的体验化趋势。古镇旅游涉及面较广,主要包括古镇旅游产品设计、营销策略、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对策等。邻近大中城市或著名景区的古镇具备了旅游开发的资源、区位条件,在开发时既要研究旅游者心理,又要提高旅游地本身的吸引力,要针对不同需求的旅游者设计出不同的旅游产品。古镇旅游的形式古镇旅游的形式和内容应多种多样,向文化性和体验性趋势发展;古镇旅游的类型存在梯层结构,在时序上呈现由低到高、由浅到深的发展趋势,以文化为主要内涵的体验旅游是古镇旅游的最高层次;要努力实现体验旅游的最高层次,根据不同的旅游者提供不同的体验旅游项目。1、以水乡特色为主。此类古镇的典型代表为江浙一带的水乡古镇如乌镇、南浔、同里等,大自然和历史共同造就了江南水乡古镇。这些古镇处于太湖流域的江南平原,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江南古镇建筑的亲水性,临水空间别有情趣;湖泊纵横为耕种渔桑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人口集聚,从而孕育了繁荣的古镇文化。古语有云:“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古镇之所以有魅力,关键是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江南古镇的灵魂。2、以古建筑群为主。如果说江南古镇是小家碧玉,则此类古镇是邻家大哥,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宽容,以古建筑群为主要特色,以安徽宏村、西递、福建泰宁最为典型。皖南古镇背依黄山余脉,周围群山环抱,峰峦叠翠,为一个风光秀美的盆地,完好保存着最有特色的明清古民居群,在中国明清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有着高超的建筑艺术、浓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地方特色;福建泰宁保存着完好的古建筑群,以明代民居建筑真品和尚书第建筑群声名远扬。3、以历史文化为主。此类古镇以山西张壁、广西兴安、广东石湾镇为典型,除了优美秀丽的古镇风光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最主要的特点是古镇依靠人工活动而赋予更多文化和历史底蕴,资源更注重历史性,当地遗址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如张壁是中国现存的保存完好的一座融军事、生产、居住、宗教为一体的古代“袖珍”城堡,古镇不大却集中包容了夏商古文化遗址、隋唐古文化地道、金代墓葬等许多文物古迹。石湾镇陶瓷文化源远流长,被称为“南国陶都” ,河宕贝丘遗址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4、以民族风情为主。此类古镇与上述类型的最大差别在于文化中融入民俗,以民族风情为主,兼顾秀丽的自然风景,以内蒙古室韦为代表。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周边邻里不同民族的相互交往和融汇,导致了悠久的室韦文化,是蒙古族发祥地,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如今的室韦还保存着古代蒙古族生活生存风貌,寻根、祭拜、观光、考察给古镇旅游又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古镇旅游产品设计1、古镇旅游产品设计现状。目前古镇旅游产品种类多样,开发日新月异,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旅游产品仍以资源型为主,简单模仿其他地区,导致雷同缺乏特色,如江南水乡古镇的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同时古镇旅游产品开发缺乏完整规划的指导,开发粗放、经营粗放,竞争方式还处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在开发上缺乏深层次的文化性和体验性,现有许多旅游产品多为初级观光型,不能满足顾客需求,未把旅游经济理解为体验经济。2、古镇旅游产品设计。古镇旅游产品开设计须转换思路,提倡产品策划、个性化服务,重视对体验旅游活动的开发。根据上文古镇旅游的类型和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古镇旅游产品可设计成观光、休闲度假、修学、科考、养生等多种形式。针对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旅游者,应设计多种选择。(1)节事体验游。节事的举办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有视觉、味觉、嗅觉、听觉等全方位的参与或体验,古镇旅游产品开发可采用这一方式,如南浔有驰名中外的楫里湖丝,明清时代大批丝商的出现,可举办体现丝商文化的节庆,学习前辈们的经商之道,在商品经济的今天儒商的理念仍具有借鉴意义。(2)美食养生游。古镇以闲适恬淡的生活为主,其饮食也以健康、养生、原生态为特色,游客可以品尝家常菜,并融入到制作过程中,如江南一带有吃年糕,清明团,端午粽等习俗,参与其制作过程,别有一番乐趣,体验古镇人民的生活生产场景,感受纯朴的水乡文化,将观光、休闲、娱乐、餐馆、体验等结合融为一体。(3)文化展示游。各古镇根据自身文化遗存特色开辟古文化展示区,通过实物或其他方式展示古镇的历史、人文、民俗等,引导旅游者进行古镇历史文化、风情民俗鉴赏,让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扩大视野,增长知识。如石湾的陶瓷文化等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出来。(4)探幽访古游。在古街古巷中进行探幽访古,感受传统简单的饮食起居,品味古镇的沧桑岁月,感悟人生,发思古探幽之情。如江南水乡古镇可采用这一游览方式,让游客自主地漫步在古街上,感受当年古镇上曾发生过或惊心动魄的事迹,或闲适恬淡的生活气息。(5)民俗风情游。品尝当地风味饮食,参与节庆、庙会、祭祖等民俗活动,或深入当地居民中间,体会民俗风情。具有浓郁俄罗斯风情的古镇室韦,可举办相关节日,让旅游者品尝风味菜,欣赏当地独特的建筑风格,体会少数民族的民俗特色。(6)艺术逍遥游。古镇所处环境大多山清水秀,古建筑与山光水色结合在一起,自然与人文交相融合,构成一幅幅优美静寂的图画,可以此为基础,组织开展绘画、摄影等艺术活动。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的宏村古镇则应充分发挥其艺术特色,注入体验元素,吸引爱好艺术的游客和艺术家们前来旅游。(7)轻松度假游。清静的环境,优美的风光,淳朴的民风,对长期居住在都市里的人来说,确是轻松度假、调整身心的好去处,选择有特色的民居客栈住上三五天,在古镇古朴的环境氛围之中或玩棋牌,或闭目养神,或在周围散步、登山,使之达到放松心情、舒缓精神的目的。总之,古老的建筑,古朴的环境、丰富的文化遗存、闲适恬淡的生活状态等,是古镇进行旅游开发的资源条件。有关旅游部门应利用古镇旅游资源,开发出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采取适宜的体验旅游方式,充分展示古镇旅游资源的魅力,让旅游者更好地对古镇进行欣赏、理解和品味,融入到古镇的文化中去,达到满意的旅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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