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地方社会治安制度研究论文

汉朝官制实行三公九卿制，宰丞相具有较大的权利。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而在汉朝，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

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武帝时期设置太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公办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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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

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

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汉初除了建立军队外，又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临时措施。

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朝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汉代的政治制度政治、军事制度及法律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汉初除了建立军队外，又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压制割据势力早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曾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将领为王。汉初，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个。此外，还封了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威胁。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借谋反的罪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张耳子）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随着异姓的翦除，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以代替异姓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其实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诸王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刘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被消灭，但拥有五十三城的吴王刘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面对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强大的问题，许多官吏都感到事态的严重。当时，梁王太傅贾谊给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按照这个建议把一些王国分小，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景帝时，吴王刘濞叛乱的形迹更加明显。于是，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吴楚等七国遂于公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举兵叛乱。吴王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和首领。他倚仗吴国冶铜、铸钱、煮盐等优越的条件，早已蓄谋夺取皇位。他联合了胶西王、楚王、赵王、济南王、菑川王及胶东王，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共同起兵。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前去迎击，同时又杀晁错。但刘濞继续进攻，于是景帝决心讨平叛乱。周亚夫率领大军迎击吴楚七国叛军。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吴王刘濞仅率千人南逃，后被东瓯所杀。其余诸国也被打败。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公元前145年（中元五年），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其他官吏也予以裁减。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不能掌握政治军队。从此以后，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组织。颁布“推恩令”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继续打击地方势力。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来，汉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汉代的政治制度（2）君主集权的加强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这样，在朝官中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皇权的高度集中。汉武帝还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制度，以扩大统治基础。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因此，汉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选拔制度：其一，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汉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渐完善起来。其二，“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授予官职。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其三，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收归铸币权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治理黄河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成就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公元前132年（元光三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井渠法”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渠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与此同时，又征发民工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智慧，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公元前95年（太始二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今山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今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郡国制所谓郡是指郡县，国是指封国，而郡国制则为西汉初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郡和封国同是汉初地方高级的行政区划，郡直属于中央，封国则由分封诸王统治。刘邦认为封建有屏藩之利，郡县有统制之功，由是二者并行，使全国形成封国与郡国并存的郡国制度。但由于时间一久，封国势力逐渐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央难于驾驭。故在文帝时，贾谊曾建议削弱诸侯；至景帝，晁错更进一步提议削减诸王封地，由是诸王为求保障自身利益，便打着「诛晁错，清君侧」之口号，起兵反对汉室，史称「七国之乱」。及后景帝派周亚夫平定叛乱，诸王被杀。自此，景帝将王国军政大权、官吏任免权全归中央，分封王国名存实亡。区田法或称区种，是一种农田耕种方法，最早记载见于成帝时的《泛胜之书》。具体作法是在田中间开沟或挖穴，称为区，在区中点播。在点播前，先要溲种(以肥料或可以防虫的物质处理种籽)，在区内施用重肥。下种后，要注重中耕除草，保和灌溉。这种耕种方法的优点是在小面积的土地上经精耕细作，使单位面积产量得以提高；而且也可施用于坡地，有利于扩大土地的利用范围。区田法技术要求高，费工费力，所以未能推广。代田法一种农田耕作的方法，由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出来，推行于北方干旱地区。其办法是将一亩土地定制六尺，分成三圳三垄，圳垄相间，圳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一尺。第一年在种植时将种籽播在圳底，到中耕时把垄上的土和草逐次锄入圳中以培壅苗根，至暑天时，圳垄已经相平。第二年种植时变更过来，上年的圳改为垄，垄改为圳。如此轮换耕种，所以称代田法。这种耕作方法的优点是，种籽在圳底，可以保，幼苗在圳中也能得到较多的水份，中耕时将垄上的土和草锄入圳中能使作物根深叶茂，利于生长，增加产量。代田法始行于三辅，后来推广到河东、弘农，乃至边郡。西汉屯田汉代政(蟹)府利用士卒、谪戍罪犯和招募农民开垦荒地生产粮食以供军需的措施。屯田有民屯、军屯之别。前者如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募民十万居之。后者如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发将士屯田张掖郡。

秦汉政治制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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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是以奴隶制和分封制为基础的封建时期，秦汉以后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封建时期请采纳

秦汉时期建立的制度，是从先前的奴隶制度，转变为了封建制度，是一个跨时代的影响。

先秦时期七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可以简单的归纳为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其中秦国的战时经济执行的最无情最严苛，这帮助秦国成为最后赢家，但也埋下了秦灭亡的祸根。无论是战国时期还是统一后，无论对内对外可以说只追求效率不考虑人工成本。比如对楚怀王的政治欺、对赵国的坑杀，都是这种思想下的结果。这些源自于秦昭襄王严苛的行政措施（注一）。秦灭后，汉承秦制，可以说大框架两者没多少变化。比如说军功体系，一些政治体系。但有句话叫矫枉过正，除了西汉早期的几位皇帝外，可以说自汉武帝以后，整个政治体系的内涵已经与秦不一样。秦的法律的重视和执行力是整个中国历史最严苛最彻底的，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但两汉因秦灭亡反而在法律的执行上讲究人情关系，这就导致法律没有权威，中央没有权威，虽然得到民众的支持（注二）。但却导致世家的兴起和崛起，某种程度上也是汉两度灭亡的原因之一。所以，军事上，秦汉的尚武和军功体系一脉相传，政治上一个过于讲法律、一个过于讲人情。注一，由于商鞅变法的影响，秦昭襄王对于法十分严苛。有一年，大旱，民众请求放粮救济，但昭襄王认为这些民众平白拿到粮食是对劳动后拿到粮食的那些人的不公于是拒绝当时太子的请求，于是这些人活活饿死。就是这么绝，不劳动无吃食，就是执行的这么冷酷。于是王室和民众的关系非常冷。嬴政性格这么刚、胡亥这么不体恤民力都是有原因的。注二，汉吸取这个教训，于是在长安周围对上林苑开放并对周围民众减少赋税，逢年过节有东西发。这里的民众是可以直接见到皇室成员，非常亲民。这也是为什么刘秀可以再兴大汉，刘备虽然隔了二十几代血缘关系也要扯上汉室关系的原因，百姓承汉德心念汉室的结果。虽然老百姓并不关心汉室不重视法律才导致的世家兴起。

政治制度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 *** 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与古希腊、古罗马 *** 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差不多,但为何古希腊、古罗马能够形成为民主政体的 *** 制度路径,而中国却形成为君主专制政体并延续了几千年?其中有什么关键性的客观变量和主观变量决定这两条不同的制度路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西方的 *** 制度在经历了中世纪的君主政体之后,为何在近代能够回复到古代民主路径并发展为现代民主 *** 制度?而近代中国的制度转型为何如此艰难? 1、中西古代 *** 制度起源和形成为两条不同的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和共和制（民主主义）路径,前者具有任命制、终身制和集权制等特征,后者具有选举制、任期制和分权制等特征.本文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并认为：中西古代的两条 *** 制度路径并不是在国家正式形成时才分野的,而是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雏形的特征,中国在原始社会的酋邦制度中已经出现了单主制的特征. 2、国家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是按照地域来划分居民,由于自然环境、生产工具和生存空间的开放性不同,古希腊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完全是切断血缘关系而冲破氏族的藩篱的结果,而古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则是血缘关系通过宗法制度得以延伸的结果.这样,虽然不论是古希腊还是古中国,作为 *** 制度的核心——政治权力,都冲破了地域的限制,但古代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继续沿着宗族内部的路径而跨越地域空间的,而古希腊的权力结构则是在宗族外部的路径上跨越地域空间的,即先跨越宗族再跨越地域空间.正是这两条不同的跨越路径,决定了国家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权力的公共性”在中西古代的差别：古希腊 *** 制度的“公共权力”逐步发展为公民权,而古代中国 *** 制度的“公共权力”本质上为血统性的“个人”行使.前者演变为“ *** 在民”的路径,后者则演变为“ *** 在君”的路径. 3、中国古代由于土地与血缘的不可分性,使土地分封制无法实行下去并推动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而西方古代土地与血缘的分离性促使契约关系的产生,并使土地分封制发展为土地私有制.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差别,使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沿着争夺的路径演变出“大国之君,不如小国之君”的局面,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兼并的方式来扩大势力,增强争夺土地的力量,最后重新走向大统一；而西方古代社会土地制度沿着契约的路径演变出“附庸的附庸不是国王的附庸”的“分藩而治”的 *** 制度局面.不过,中西古代 *** 制度的起源既有从原始社会延伸的一面,但也有体现社会改革方案选择的另一面.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促使 *** 制度是满足统治需要或是满足社会需要路径发展的巨大作用. 4、对中西 *** 制度演变的主观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本文的重要内容.中西古人对 *** 制度的认知和思维路径,与他们各自所处的 *** 制度的客观路径是一致的.不同的认知和思维路径,反过来制约着中西 *** 制度路径的演变.（1）在 *** 起源和权力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 *** 起源于立了“受命于天”的君主,“君权神授”要求“君权独制”,对君权的制约主要依靠君主的修养,辅之以必要的外在约束.而西方古人认为, *** 起源于人们为了摆脱混乱的“自然状态”而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约定的前提是人人具有参政能力和人人都享有权力,权力的“公共性”决定权力的制约必须以权力的相互制衡为主.（2）在 *** 制度主客体的角色地位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君主是“天之子”,是至高无上的,官吏只是为服务君主的需要而设置的“事君之臣”,民众只是“君父”的子民,必须仰仗君父之爱而安乐.而西方古人认为,各级统治者只是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官吏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而产生的“公职人员”,民众是有权参与城邦事务的公民.（3）在 *** 制度设计的思维方面,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置于依附关系的网络中,并相信通过教育和引导,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网络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并遵守网络中的关系规则,规则的核心是家庭关系规则的放大,一切冲突都可以在人伦“情理”中得到妥善的解决.在这个网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大小决定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高低和财产的多寡.而在西方,制度的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个体在制度中的地位是由个体的能力和财产决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契约以及法的形式来处理和约束,人间不存在总是善良的“天使”,哪怕是 *** 及其官员本身,所以任何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在约束人的行为的同时,也保护每个人的财产.财产权对每个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获得政治权力的前提是拥有个人财产. 5、任何制度转型过程都是通过改革或革命来实现的.这个过程充满着新旧的斗争,旧制度的主客观路径对制度转型的约束,表现为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思维约束、对进行制度改革的社会动员的约束以及对改革和革命的社会成本的约束.本文通过对中西近代制度转型的比较研究,揭示中西两种不同制度转型的特点.（1）西方近代制度转型以英法革命为标志,但西方人争取制度转型的斗争是从中世纪就开始的.古典时代的民主遗风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贯穿于整个中世纪,但文艺复兴使古代政治文明得到更为全面的恢复.英法革命能够在西方确立君主立宪制制度与民主共和制制度,与中世纪市民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斗争和文艺复兴运动是分不开的.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是相对中世纪的专制制度而言的,相对于西方 *** 制度的整个演变历史来说,这种制度转型是恢复和发展古代 *** 制度的起源路径.（2）中国近现代的制度转型与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对古代 *** 制度起源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的打破,改革者、革命家试图建立的新制度,不仅在中国 *** 制度演变史上缺乏任何积淀和思想基础,而且,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路径对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创新理念、制度设计、革命方案等都具有强劲的约束力.中国制度转型的结果是创造性地移植民主制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是古代民主制度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就此而言,中国制度性超越的难度远高于西欧各国,也因此决定中国的制度性超越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你可以任选其一方面,进行论证.

最佳答案首先是地理环境：希腊是环绕着爱琴海发展起来的，由多个岛屿组成的海洋国家。同时期的中国（具体时间得自己查查，大概是西周末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陆上国家。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围绕着海洋发展起来的文化与经济强国，一个是以陆地河流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军事强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区别，造成了2国在经济，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最根本的区别是经济基础的本质不同。希腊以爱琴海为核心，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建立了与小亚细亚、埃及北非各国的贸易往来。（希腊的主要出口品是陶器，橄榄油）并逐渐成为地中海的贸易主体，希腊各城邦从这种贸易往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并逐渐发展为一个强国。而东方的中国，由于是围绕大河进行生产和发展的，于是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次要地位，商业在对国家的贡献远不如希腊。其次，由于经济的差别，使得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有明显的差异。在希腊，商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希腊产生了“共和制”以及“议会”，商人通过这种手段获得政治权力。而由于是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各个岛屿都希望享有自主的经济权力，又同时希望能有一个可以维持秩序与安全的中央，所以在希腊形成了联邦制。各个城邦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权。所以希腊的政体是：共和制，政治制度或国体是：联邦制。而中国，由于以定居的农耕文化为核心。拥有土地的奴隶主或早期的地主是社会的统治主体。他们更加需要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中央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因而国家的政治制度倾向于“中央集权制”发展（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中央集权的体现），并以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富强昌盛的核心，因而国家的基本特点是“重农抑商”。由于经济形式与政治统治秩序的差异，当两个国家逐渐发掌壮大之后，两者产生了更大的区别。希腊强盛之时，仅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几个殖民地，作为贸易据点，希腊对外扩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市场，其目的是为商人追逐更多的利润。而中国的扩展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土地和人口，因而在中国完成了统一与发展之后，国土都一直在扩展。在文化上。由于松散的中央控制以及相对独立的联邦制度，希腊的文化相对较为活跃，并且多样。大家所熟知的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物理学家等等都出自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希腊文化是人类古文化上最闪亮的一颗星。而相对于此，中国的文化就显得不甚活跃。虽然中国的分裂时期曾产生过灿烂的文化，但国家一旦统一，为了维持政治秩序，统治者一般都采取抑制思想自由的政策。相对于统一的希腊，中国在这点显得逊色许多。而相对希腊，中国也有其自身的长处，由于政治的统一，使得国家相对稳定，对周边国家和其他具有很强的向心力。而由于领土扩展带来了广阔的领土，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尽管国家曾多次遭遇少数民族的洗劫和侵占，（早在原设社会的西周，就是被北方的戎狄给灭了的）但文化从未断裂过，相反是将周围的落后国家给同化进来，促进了自身民族的发展壮大。而希腊，自从被亚历山大大帝洗劫之后，国家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强大的文化还是继续往外扩展，并为罗马帝国所继承。证明了希腊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打了这么多，真是累...找点材料进去，够楼主写篇论文了！选中了记得加分。我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可以让你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我没写过啊不过是议论文可以仿写只要论据充足就行

一米等于100cm，古代不同时期，一尺长短不同商代，一尺合今，按这一尺度，人高约一丈左右，故有“丈夫”之称；周代，一尺合今；秦时，一尺约；汉时，一尺大约—— ；三国，一尺合今；南朝，一尺约；北魏，一尺合今；隋代，一尺合今；唐代，一尺合今；宋元时，一尺合今；明清时，木工一尺合今。

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论文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总结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保险资金中的主渠道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措施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文章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总结当前理论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分析，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目前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企业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社会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研究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经济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中国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影响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企业，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发展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自然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何晓星.论“一个国家，两种保障”[J].经济体制改革，2005，(4).

[2]刘锋.国务院明确：不得以农民进城务工为由收回承包地.

[3]陈颐.论“以土地换保障”[J].学海，2000，(3).

[4]曾详炎，王学先，唐长久.“土地换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J].晋阳学刊，2005，(6).

[5]董理.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探悉[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1，(5).

[6]王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模式构想 [J]. 专题讨论，2004，(6).

[7]孙雷，陈波翀.土地换保障：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9).

[8]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课题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保障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社会保障论文范文一：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适应性关系

[提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本文就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经济水平;适应性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离不开经济支撑，经济能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一切物质所需要素。比如像日本、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十分健全，覆盖比较全面。在美国，居民遇到危机情况可以拨打911呼叫求救，短时间内公民的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这是其他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难以达到的高度。在非洲、印度这些欠发达的国家，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不够健全，总会有小孩因为饥饿失去生命，而政府却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儿童的生命安全。可见，经济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能够使社会始终处于健康、协调发展过程中。中国的GDP总值比较可观，但人均生产总值比较低，根源就在于国人的贫富差距过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提高农村的整体消费水平，扩大市场内需，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此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老百姓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能够解决社会矛盾，稳定社会。整个社会达到相对和谐的状态，更能拉动经济的平稳增长。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现状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水平有差别。

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的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均高于乡村的生产总值，城市的人均消费总值也高于乡村的人均消费总值，相应的，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普遍高于乡村，比如城市的环境有统一规划，有清洁人员负责城市环境的绿化与整洁。城市有公园，并配备相应的公共设施，为城市居民创造舒适宜人的居住条件;而在农村，农民的垃圾通常是自己随处扔置、无人管理，也没有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对比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社会保障水平高低不同。

(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我国的经济发展起步晚，整体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健全。比如，人们存在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一方面虽然公民的平均工资有所增长，但与此同时，物价也不断上涨，特别是房价的飞涨，很多人成了房奴、车奴;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导致现在的80后和90后都要面临两个人赡养4个老人1个小孩的巨大生活压力，国家却没有相对健全的制度来缓解这种社会矛盾。在看病方面，很多公民表示“病不起”，一个轻微的感冒，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拿副药就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更别说什么大病了。这说明我国医疗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在就业方面，很多大学生面临“ 毕业就失业”的尴尬局面，很早以前一则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清华大学毕业生当屠夫卖猪肉”的新闻，还有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等新闻报道，这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也说明了我国在就业方面的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社会各方面的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

三、在当今经济形势下建立水平适度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根据城乡人民的收入状况、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调整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让社会保障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比如，城市居民的收入高，但物价也高，如果看似不断增加的工资只能勉强与不断上涨的物价持平，这样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就会加大，并不能过上和谐舒适的生活。根据经济的发展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求物价部门根据居民收入情况和消费情况对商品价格作出规划，防止因物价过高导致居民生活艰难的局面。

(二)构建城乡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是一个庞大的生活群体，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社会财富再次统筹分配的作用，为农村居民和生活没有保障的居民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这样能够缩小城乡的贫富差距，构建社会和谐。比如，现在实施的田地补助保障措施，就是保障农民在自然灾害的意外情况下，尽管没有收入来源，但有政府的补贴来维持生活。又比如农村合作医疗的举措，就是为农村居民看病求医承担一部分费用，为他们的健康提供资金上的保障。

(三)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

一方面要使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到农村及边远地区，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这种社会保障福利。比如，山区的孩子上学难，政府应该派相关人员深入基层，详细了解山区的情况，根据当地的情况健全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山区建设学校等，让孩子接受教育。此外，也应该建立相关的教师志愿者保障制度，鼓励城市的年轻教师去山区支教，提高山区的教育教学水平;另一方面社会也应该建立全套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居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享受到社会保障，比如从就业到住房、从医疗到养老等等，使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协调。

(四)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政府在合理的情况下，应该增加社会保障方面财力的支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社会稳定、文明和进步，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保障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平衡和稳定是极为有利的。比如，现在最紧要的住房难和看病难的问题，政府可以加大这两方面的资金投入，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针对住房问题，可以推出经济适用房这些社会保障措施;针对看病难问题，可以发放医疗卡等社会保障措施。

四、结语

社会保障的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政府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相应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更多的公民享受到更多的社会保障福利。

主要参考文献：

[1]李东.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J]. 人力资源管理，.

[2]杨翠迎，何文炯.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

[3]陈婷婷，陈元刚.重庆市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J].现代商业，.

关于社会保障论文范文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

[摘要]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暂时在政策制度、制度运行效益、违法违纪和道德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存在着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范围和积累的经验不足、绩效审计手段落后等问题。为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我国应采取树立独立性和权威性、加强运营公示和监督管理、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加强信息化建设等对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

一、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现状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近几年，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绩效审计进行了有益尝试，形成了目前暂时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现状，主要包括：一是政策制度方面。具体包括基金管理、机构建立、实物管理、经费管理、会计核算等，这些政策与制度的执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效益;二是制度运行效益方面。具体包括与制度相关的资金运行效益和受益人群的受益效益两个方面。前者可分为资金有无沉淀和收支能否相适应两个方面，后者可分为资金支付的金额效益和资金支付的及时性效益两个方面;三是违法违纪方面。据审计署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4年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涉及违规违纪资金352亿元，一些单位将社保基金用于基层经办机构等单位工作经费亿元;用于购买汽车等万元;用于平衡市级、县级财政预算亿元;乱报销费用或发放待遇共亿元等问题;四是道德标准方面。有些行为不能看作是违纪违法行为，但是从道德上来看是不可行的，道德标准特别适合于对效益审计中的经济事项的评价，它可以用来从道德层面帮助人们看待不按客观规律、忽视人类生存问题的后果。对于某些事项不能用法律法规限制时，用道德标准加以限制无疑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重要性认识不够

政府部门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不够重视，这里的政府部门主要指的是审计机关，审计机关的不重视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难以建立和健全。作为一项公共的专项资金，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向政府相关部门上缴的社保费用，政府相关部门利用这些社保费用筹集资金，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如果不足够注重这些社保基金的使用和管理，而审计部门又对此基金的绩效审计也不重视，这将必然导致社保基金的管理混乱，其管理绩效也就无从谈起。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的角色把通过劳动获取的资金投资于社会保障，以保障其日后生活所需，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者则不够重视，没有使社会基金进行安全、完整地运行，没有使社保基金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得到有效提高。我国审计部门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基金缴上来之后被乱占用、乱截留的现象，信息披露制度严重缺失。

(二)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

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经济性和效果性要求其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该评价标准也是作为评价审计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为出具审计报告和审计意见提供既定的标准。但是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的审计评价中，还没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而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绩效的审计中建立了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如美国审计总署早在1981年就制定了严谨和详实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澳大利亚在绩效审计评价方面也对审计相关人员制定了细致的评价标准。我国财政部在1995年出台的绩效指标体系仅对企业绩效审计评价有用。而从1999年开始出台的《业绩效评价标准》、《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等文件只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效果性进行评估，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毫无作用。

(三)范围和积累的经验不足

目前，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评价的经验严重不足，因此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评价缺乏严重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于现实，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目前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开展的真实合法性审计主要采用的是财务审计，而绩效审计被引进我国的时间比较短，绩效审计评价没有足够的实践工作检验。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及其政府部门项目繁多的情况下，仍用财务审计的方法对其审计，势必造成对社保基金管理的不准确和不真实。而且，我国政府部门的绩效审计仅针对大型政府投资项目和财政专项资金审计，在社保基金管理绩效中的审计经验不足，将影响我国社保基金管理合理有效应用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

(四)绩效审计手段落后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工作非常复杂，主要表现在社保设计的人数众多、基金金额庞大、管理周期较长等，这就要求对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评价所采用的技术高，所应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健全和完善。绩效审计没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很难应对当前我国社保基金信息量的逐渐增加。虽然我国社保基金信息量的增加，需要更快、更精准的技术手段给予支持。但是我国目前计算机相关软件的会计信息处理能力还比较低，很难有效审计我国的社保基金管理信息。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仍然采用的是手工查账的方法进行绩效审计。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发出适用性的绩效审计软件，对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另外，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审计的相关计算机软件也存在很大问题，譬如软件中个个流程相互独立，设计缺陷导致附表与主表之间相互脱节，信息严重失真。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独立性和权威性

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审计人员要有正确的认识，把社保基金审计看作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定、关乎社会深化改革的头等大事。针对目前社保基金范围小、负担失衡、覆盖面小等问题，必须转变观念，树立主人翁意识和高度责任感，建立有效科学的统一管理体制，规范社保基金的管理模式，从宏观层面统一支付方法和征收比例，通过综合分析，认真调研，有问题及时反馈于领导。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切合实际地、有理有据地做出汇报，逐步推进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建立。同时尽早制定并出台《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法》，使之与《审计法》和《会计法》有效结合，把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工作推向法制化。

(二)加强运营公示和监督管理

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公示制度。该制度可以有效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监督社保相关管理部门收缴和发放社保基金的各项工作，并且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其收缴和发放情况，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二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最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向社会公众详细解析最新的政策法规条文，使广大社会公众第一时间了解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收缴金额、收缴比例的变动，可以利用新闻媒体及时公布新的政策法规;三是建立参与审理案件及检举揭发制度。吸引广大社会公众和企事业单位参与，让他们关心和了解社保基本状况，强烈要求社保相关管理部门定期向企事业单位及公众公布社保基金的各项收支状况及其管理情况，使整个社会营造舆论监督的良好气氛。

(三)提高审计人员素质

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培训机制。把培训当做对审计人员的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引导审计人员参与高效培训，甚至出国培训;二是鼓励审计人员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制定还很不完善，其政策制度的变动较为频繁，因此审计人员应当时刻关注社会保障相关的最新法律法规，及时将最新法律法规应用于社保审计的实际工作中，必要时可以组建培训班;三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工作激励机制。对工作能力突出，工作态度认真的审计人员给予奖励，这种奖励可以使口头表达，也可以是实物或现金奖励。只有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绩效的审计人员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保障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

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应当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对其进行现代化管理，加强信息化、网络化，实现专业化。建设一个健全完善的绩效审计信息处理系统，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充分开发和利用社会保障基金的电算化审计，利用先进的科技管理手段，组建一套完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注重信息的分工协作，建立完善的数据库系统。同时要完善我国社保基金审计的技术流程：一是控制社保基金账户的收入与支出关;二是重视社保基金征集环节的严格审计;三是重视对基金拨付环节的审计;四是重视对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审计。严格清点涉及的定期存单和相应国债，仔细检查存单的登记建账情况。

[参考文献]

[1][J].PublicAdmixxistration，2007(3)

[2]刘铮,李厚喜.社会保障政策绩效审计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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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霞.提升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的对策相关思考[J].现代商业，2015(23)

[5]史安玲.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的现状及发展思路探讨[J].企业研究，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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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浦兴祖，复旦大学出版社。

行文思路如下，建议自己搜索相关事件及史实对框架进行填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愿君采纳，感激不尽。夏商时期初步建立官制，在地方封候伯；周朝建立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地方封诸侯，实行森严的等级制服分封制使地方封候势力逐渐扩大，在东周时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的稳定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在中央高皇帝制度和中央官制，在地方实行郡县制，用于加强中央集权汉初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方式，封国逐渐强大，出现“七国之乱”。武帝推行“推恩令”削弱封国力量，加强中央集权隋唐朝时实行“三省六部制”，削弱相权，加强了中央集权宋朝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方式，把地方的财权、兵权、行政权收归中央，削弱了地方权力。元时建立行省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有效地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明时废丞相，六部分权，加强中央集权 9.清时设南书房，设军机处，废内阁，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使中央集权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1．从禅让制到王位世袭制：（1）禅让制，是指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民主推选首领的制度。（2）王位世袭制，是指阶级社会中，帝位（或王位）可以世代承袭（世袭制一直沿袭到清亡，经历了近四千年的时间）。（3）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王位世袭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私有制发展的结果，阶级对立的产物。2．夏商时期中央行政管理制度：王位世袭制的形成；相、卿、师等的设立。3．西周的宗法制：（1）西周王族的宗法制是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的具有政治性质的制度。它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具有规定宗族内嫡庶系统的办法，来确定和巩固父系家长在本宗族中的地位，以保证王权的稳定。（2）西周宗法制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其特点）：第一，宗法制的最大特点是嫡长子继承制。第二，规定了相对的大宗、小宗之别。第三，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就是分封制。（3）宗法制的作用：宗法制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也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4）宗法制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影响：①积极影响：有利于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和祖国的统一，如“尊宗敬祖”“认祖归宗”；②消极影响：容易形成地方分裂势力和宗派势力等，如“认人唯亲”“宗派主义”。4．秦朝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中央官制：（1）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①建立：从秦朝开始，皇帝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全国军政大权由皇帝总揽，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吏也都由皇帝任免。调动军队的凭据虎符由皇帝控制、发给。②特征：秦始皇首创的皇帝制度，一方面以皇位世袭显示了权力的不可转移，另一方面以皇权至上显示了地位的不可僭越。这是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2）建立较为完备的中央官制：①职能：秦始皇建立的中央机构中，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兼理监察事务，太尉负责全国军事事务。丞相之下还有诸卿，分别掌管着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②评价：秦朝中央的主要官职，在地位、职责和权利方面相互配合，彼此牵制，军政大权操纵在皇帝手中。然而，对于军政大事的决策，一般先由丞相、御史大夫和诸卿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裁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君主专制下重大事情的决策失误。5．从汉至元君主专制的演进：（1）汉朝：汉初，丞相集决策、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位高权重。为了加强皇权，汉武帝重用身边工作人员，让他们担任尚书令、侍中等，参与军国大事，以削弱相权。（2）魏晋南北朝: 握有实权的先是尚书省，继而又有中书省、门下省，逐步形成三省体制。（3）隋唐时期：唐朝中央的三省中书、门下和尚书，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隋唐时期在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司、工六部。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相权分散。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三省六部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此后历朝基本沿袭这种制度。（4）北宋：措施：中书门下是最高行政机构，最高长官行使宰相职权。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5）元朝：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长官行使宰相职权。相权得到加强。元朝后期，宰相的权势越来越大，有时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6．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1）宰相制度的废除：元朝丞相权势过重，以致皇权不稳、内乱屡生。明初沿袭元朝制度，明太祖认为丞相制度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会导致社会动荡。1376年，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设立“三司”，分别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这样，地方权力就集中到中央。统领中央各部的宰相，职权也随之扩大。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同时，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影响，有利于防止权臣专政，巩固统治；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使中国历史上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延续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皇帝集皇权和相权于一身，缺少制约君权的机制，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但是废宰相，过分集权于皇帝,造成了明中期以后的太监乱政。（2）内阁的出现：明太祖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侍从顾问，帮助他处理繁多的政务。这些大学士很少能参决政事，一切大事仍由明太祖亲自主持。明成祖在位时，选拔翰林院官员作为殿阁大学士，入值宫内的文渊阁，随侍皇帝，并开始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内阁”由此出现。明宣宗时，内阁大学士有了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后来，内阁的地位日益提高。至明朝中后期实际掌握了宰相的权力。张居正任首辅时，大权尽归内阁，六部几乎变成内阁的下属机构。明朝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而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可能对皇权起到制约作用。（3）军机处的设立：清初，中央机构大体采用明朝制度，设内阁，置六部。但最高的决策和中枢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使皇权受到很大制约。康熙帝设置南书房，使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南书房三足鼎立，加强了皇权。雍正帝时为办理西北军务，又设置军机处，军机大臣每日接受皇帝召见，跪受笔录，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军机大臣的作用只是上传下达。这样，地方军政首脑实际上也直接听从皇帝指挥。军机处的设置，提高了行政效率，能快速处理各种文书；全国的军政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是皇权高度膨胀的产物，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