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类有关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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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各高职院教都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证明,法律基础知识的教学重要性日益突出。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律基础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案例教学法是法律课堂常用的教学形式。所谓的案例教学法就是通过对现实案例的解读，让学生充分理解 法律知识 。案例教学法充分结合了现实情况，考虑到了多方面的联系，将法律基础知识运用到了极致。本文深入解读了如何在法律基础课中充分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作用。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 法律基础知识 应用 教学活动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不断得以完善，在各个方面都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在法律基础知识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注重对法律基础知识的利用，而不是单纯的进行知识讲解。学生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对知识的具体利用一个有清晰的认识，从而将法律条文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依据，做到活学活用。本文将案例教学法在法律基础知识课堂中的运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可以为教学实践提供帮助。
一、 案例教学对法律基础知识学习的作用
案例教学是开展法律基础知识教学离不开的一种教学方式。法律基础知识是客观固定的，是在国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个案例往往会涉及到多个法律知识，那么如何合理地运用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就成为了学习法律基础知识的关键性问题。案例教学正好补充法律知识运用的空白，给了学生运用法律基础知识的空间。
案例教学法是在案例的基础上。结合教学知识点所开展的教学活动。教师和学生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会做出自己的评析，并从法律知识层面进行深入解读。案例教学法可以为学生法律知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首先，让学生摆脱了枯燥的单纯法律知识的学习，切实体会到法律知识的作用;其次，学生从案例中学到了法律知识的具体运用，提高了学生素质;最后，案例将法律知识与现实情况联系到了一起，锻炼了学生分析处理法律事件的能力。
二、 案例教学法选取案例的基本条件
在开展法律基础知识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对法律的了解以及教材的安排，确定具体案例的选择。总的来说，案例不可随便从电视栏目或是新闻中选取，而应按照教学要求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案例教学法中所选择的案例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符合教学大纲要求。法律基础知识课程是按照教学要求开展的，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应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对于参考价值不高的案例应及时摒弃，以免耽误时间。第二，内容较为单一，针对性强。教师选择的案例内容不能过于复杂，以免给学生的学习带来压力，应将一些难度适中、易于分析并且涉及知识点较为单一的案例选进来，保证教学的质量。第三，具有启发意义。教师选择的案例应具备启发性，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不仅仅是案例本身，还需要根据案例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因此，对案例的选择需要格外重视，要减少由于选择不当而造成的教学效果下降。
三、 案例教学法的具体运用
案例教学法是教师讲授法律基础知识的关键 方法 ，也是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教学活动。教师和学生应重视案例教学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作用，从案例中积极学习、快速掌握法律知识的具体运用。在教学活动中，可以采用以下教学形式开展案例教学活动。
(一)在课堂教学中加入案例视频分析
有关法律知识的课堂教学占据了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绝大部分时间，同时也占据着学生的精力。案例教学应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将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案例分析结合起来。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加充分的理解法律知识，还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丰富课堂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播放案例视频的方式简单、迅速、省时，优势十分明显。教师在对视频案例进行分析的时候，学生可以放开思路，积极思考，进行多维层面的知识拓宽。这个过程对学生的学习有着极大帮助。
(二)采用适当的方式接入案例
每一个案例与教材知识都存在着差异，没有为教学活动而特地发生的案例。因此，教师应采用适当的方式将案例接入课堂，否则，将起不到运用案例教学法开展教学的目的。教师可以采用课前导入的方式或是课堂讨论的方式，带动学生的听课兴趣，诱发学生积极思考，为法律知识的传授打下良好的基础。案例导入的方式不同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同，由此，教师应重视自己对案例使用时间和时机的把握，争取将案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使学生在案例学习中可以充分理解法律基础知识并形成完整的系统，以帮助其顺利解决现实问题。
(三)组织室外活动，深入 社会实践
案例的来源比较宽泛，可以是电视栏目中的内容，也可以是开庭审理的实录。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开展室外活动，带领学生进入社会实践，比如法庭旁听和模拟法庭。从这些活动中，学生会体会到法律制度的完善性，增强法律意识，做一名合格的守法公民。室外活动增加了学生的学习乐趣，使他们认识到了法律对实际生活的意义。
(四)多种教学形式并用，发挥各自长处
案例教学法并不是唯一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需要用其他的方式进行弥补。教师应充分运用不同的方法，发挥出不同方式的优势，进行优势互补，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与其他的教学方式并不是对立的，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不能认为案例教学法是最重要的教学形式，而应正确地看待其作用，从课堂教学的需要出发，避免造成课堂时间的浪费，从而影响最终的教学效果。
四、结语
案例教学可以快速提高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学生从案例教学活动中可以认识到法律基础知识运用与理论之间的差别，认识到法律基础知识的具体利用方式。同时，案例教学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教师和学生应认识到这种方式的短处，利用其他教学方式进行补充，以便达到教学大纲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山林.案例教学法在政治课教学中的运用[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3(Z2).
[2]郑金洲编著.案例教学指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高其才编著.法律基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摘要：知识产权专业教学中，由于需要突出知识产权专业知识、知识产权 管理知识 等知识的教学，因而压缩了普通法律知识的教学的课时，造成学生法律知识学习缺乏系统性。在对法律知识进行类型化的基础上，区分不同的法律知识，突出教学重点，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关键词：知识类型化;法律思维;知识产权;教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6723198(2015)17016302
1问题的提出
在知识产权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法律类的课程无疑占了较大的比例;并且，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体系中，知识产权本身也被分在了法学项下。然而，现实中知识产权专业却与法学专业有着一定的不同：通常知识产权专业招生的对象为理科生，就业方向偏重于专利代理人等方向，学生除了法学知识以外，还要开始一些非法学课程，如管理学、机械制图等;而就法学课程的开设本身而言，知识产权专业因其专业特性，通常要突出“知识产权”的学科属性，因而会增加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比重，对于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往往单独开设课程。这种情况会使得知识产权专业法学课程的比重相对降低，有些专业的法律核心课程不再开设：如《宪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史》，有些法律课程会某种程度上“缩水”，如《经济法》仅开设《竞争法》等等。开设课程与课时量的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使知识产权专业的学生，在法律知识学习方面不如其他法律专业学生那么系统化。但就现实需求而言，社会作为需求方，需要的仍然是受过系统法律训练的知识产权专业学生，并不会考虑知识产权专业开课时课时量的有限性。这就对于知识产权专业的法律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学生受到更为专业、系统而有效的法律专业培训?
结合笔者多年来作为学生参与法律课程学习，作为编辑参与法律教材编辑、参与法律教材编写，以及作为教师进行法律专业课程讲授的 经验 ，笔者认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更为有效地传达法律知识，需要对现有的法学 教育 体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剖析，提炼其更为有效的部分，删除或者简略讲述一些冗余部分，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法学教材的编写，多着眼于一种学科的整体叙事，例如，一个学科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等等，有哪些整体叙事所需要的原则，有哪些基础概念，哪些基础规则，等等。事实上，各学科的教材之间一定程度上缺乏必要的勾连，如“法律关系”“法律行为”这种基础概念，在法理、民法课上讲授，但不一定能贯穿到行政法等课程中去。同一套教材中，有时甚至会出现不同分册基于不同的学科立场，出现编排知识的重叠、冲突，以及一些知识的遗漏等等。而现在高校的教学又往往是某一学科由专门的老师负责，一个教师通常不会去深入了解其他学科的课堂给学生讲授了些什么，不同的学科之间呈现各自为战的情况。如果每个教师仅着眼于本课程的教材对学生进行讲授，则两种情况难以避免：不同课程之间的知识缺乏配合与衔接，知识出现重叠或冲突;各学科基于本学科立场的知识过多，加大了教学负担。
2现代法学教材中的三种知识
基于这种现实，笔者以为，需要对于各学科的法律知识进行一种整体上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法学知识进行通盘的考虑，以培育学生准入法律共同体以及掌握相关法律实务技巧为目标，重新考量不同课程中哪些知识需要向学生讲授、不同的知识如何向学生讲授，以及不同的课程如何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整体的法学知识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笔者以为首先要区分法学教材里的三种不同的知识：法律知识、法史知识与比较法知识、法哲学知识。上述三种不同的法学知识往往被参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法学教材的内容，但这三种知识其实是不同的知识，并且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有着不同的意义。
法哲学方面的知识主要是一种对于法律整体性理解的知识，如法律到底是什么?法律在本土维度如何界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法律?法律现象要体认哪些价值完成哪些社会功能?等等，上述知识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法理学中，其他部门法多少也会有些涉及，如民法如何自我定位，等等。这类知识严格意义上都属于法哲学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对于学生整体上认知法律现象会有一定的帮助，但需注意：这些知识往往存在着很多分歧，如关于法律的概念，不同的法理学派认知差异很大;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学界其实也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通说。因此，法哲学知识本身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法哲学知识本身与法律实务之间的关系不大，因而陈卫东等教授甚至曾经建议在司法考试中取消法理学的部分。而对于普通的本科生教学而言，法哲学的知识产权对于进行法律研究意义非常重大，但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意义有限，因而在教学体系中，教师应该有所区分，对于多数学生，可以缩减法哲学的授课内容，并且保证法哲学方面的授课保证在相关知识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当然，对于培养学生最基础的法律认知、法律方法等方面的法哲学知识，依然需要重点向学生讲授，当然这种讲授不是帮助学生提升对法现象更为深刻的认知，而是帮助学生学习其他部门法知识做有益的铺垫。目前有的高校法理学被划分为法学导论、法理学两门课程，事实上法学导论课程就担负着上述铺垫的功能。
法史以及比较法方面的知识通常出现在各部门法的教材中。一般的部门法学科都会对自己的学科史进行一个回顾，建构本学科的一个延续的叙事。同时会将其与该部门法相关他国家的对应法律制度纳入进来。法学教材的这种书写方式其实是为了建构独立的部门法叙事，使一个部门法形成内在的特有的知识谱系。但是，需注意，法史的知识以及比较法知识，都不是现行有效的国家实定法，如果学生不能有效地从部门法叙事中区分出这两种知识，误以为这两种知识本身是有效的本国实定法知识，反而无助于学生实务能力的培育，甚至会潜在地削弱法治所必须的法律人尊重本国现行实定法的伦理要求。因此，首先需明确，法史知识与比较法知识对于法学学科建设有意义，但对于法律实践意义不大，并且在中国现实语境中，这些知识都只是描述性的，而不具备法律上的规范性;因而可缩减这类知识的讲授比例;同时，在讲授时，需要教师着重提醒学生这类知识并不是我国生效的实定法知识，本身不能作为生效的法律规则而援引，以免给学生不必要的误导。 相比上述法哲学知识、法史与比较法知识，真正的法律知识应是基于国家实定法的一天阐释体系。这种知识是面向实践的，是学生应该重点学习的。下文将对这类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剖析。
3对于法律知识的类型化
如笔者上文所言，相对于法哲学知识、法史与比较法知识而言，法律知识的传授才是我们本科法学教学的重点。而如果跨过学科的藩篱对于法律知识进行具体剖析，则可以发现事实上存在三种不同层面的法律知识。
第一个层面是经验描述层面。这个层面的法律知识是最基础的，包括实定法文本知识，以及法教义学所提炼的概念、规则、原则等法律三要素，同时还包括由规则组成的制度。这些知识是法科学生学习法律的基础。对于这种知识的学习，主要靠的是学生的记忆。而教师则需要从实践运用的需要出发，对众多的实定法文本知识进行鉴别分类。对于最基础最重要在实践中最常用的知识，应该要求学生准确记忆;对于一些在实践中有可能用到，但运用频率相对较低的知识，则需要学生熟悉、了解，避免可能的错误理解即可;而对于那些在实践中运用频率较少的知识，则需要学生大致了解一下知识的基本脉络，例如什么样的法律文本在做相应的规定，碰到类似问题应该到按照什么样的方向检索知识，即可。而不必一味地强求学生记忆所有的实定法文本。
第二个层面的知识是实践运用层面的知识。单一的经验描述层面的知识，还不足以使一个学生具备运用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实践运用层面的知识就显得非常必要，只有具备了这种知识，学生才能够说真正具备了法律实务方面的“技能”。在具体而言，在法律的实践运作中，三种技能非常重要。其一是事实认定方面的技能，具体而言又包括两种技能：阅读事实材料，从中发现相关的法律意义;寻找相关的证据，为自己的法律主张辩护。只有具备了上述两种技能，一个法务工作人员才能有效地将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勾连起来，从而使法律适用于相关事实。其二是以法解释学为基础的法律方法。法律文本通常本身并不一定具有确定的规范意义，尤其是对个案的规范意义，这就需要解释技巧、推理技巧，从客观的文本中去发现有关于个案的意义，从分散的条文中去 总结 完整的法律规整。因此，几种主要的解释技巧以及基础的逻辑推理方式的培训，对于法科学生同样不可或缺。其三是查找法律的方法。如上所述，法科学生无法也没必要机械记忆所有的条文知识，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具体个案时，去查找检索法律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只要学生能够有效运用各种工具查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即便他不能准确记忆这些条文，他仍旧能够较好地运用相关法律知识处理问题。
第三个层面的知识是思辨层面的。这种知识往往伴随着一些法律学科的主流的价值观念。这种知识虽不直接面向实践，但却往往作为法律共同体理解法律条文的共同前见而在场，因而学生也有必要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另外，思辨层面的知识对于培育学生的自主思维能力，养成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等作为大学生乃至作为研究者非常重要的思维习惯，从而实现学生素质上的提升，也是非常必要的。
4以知识类型化为基础的知识产权教学
结合到具体的知识产权专业法学教学，上述三个层面的知识，对于学生而言，第一个层面的知识显然是基础，也是目前教学的重点，但笔者以为，对于这种记忆性的知识，没有必要投入过多的教学时间，尤其是现代检索手段已经非常发达，没必要让学生死记硬背所有的文本知识。更多的应是了解即可。第二个层面的知识其实对于学生的学习非常必要，但却恰恰是教学中容易忽视的。笔者认为，可在法理、民法等相应课程中有意识地加入一些法律技能培养方面的能力，对学生进行更多法律技能方面的训练。至于第三个层面，对于以研究为学习目标的学生非常重要，但对一般学生，其意义限于培养法律人共同的思维前见。因而对于这类知识的传授可针对不同的学生分别进行，做到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1]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J].中外法学，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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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知识产权的论文
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五）结论的写法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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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产品的使用许可协议因其独占的特征而可能成为损害竞争的威胁。因此，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针对技术所有者的反垄断诉讼。本文从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两者的立法宗旨及其共同协调发展的平衡原则。 关键字：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利益冲突，平衡原则一、微软公司案件1 、关于Windows 系统的反垄断诉讼美国微软公司研发的Windows 操作系统在全球市场占90％以上的份额。1998年5 月18日，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与20个州的总检察官对微软提出反垄断诉讼，控告微软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妨碍其他软件商与其进行正当竞争。2000年4 月3 日，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微软通过捆绑销售，将IE浏览器强加给用户，在Windows 操作系统中安装了源代码，排斥了竞争对手。[1]2 、第一屏条款的争论“第一屏条款”（the first screen provision）是微软公司同电脑设备生产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在许可合同中规定：要求已经安装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用户最初启动计算机时，屏幕上必须显示关于Windows 统一特征的（如图标、图标的设计风格和尺寸等）画面。原告称微软通过“第一屏条款”滥用了其对Windows 操作系统软件的独占权利而损害了设备生产商、消费者、其它软件生产者的利益。[2]在这两个不同的案件中，作为原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认为微软公司滥用了Windows 系统在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的优势地位，损害了其他竞争对手和整个市场的长远利益。而微软公司则坚持自己的权利受知识产权的合法保护。这反映了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独占性这两种法律价值的冲突，是否有一个更好的平衡方法呢，也就是说，在反垄断的视野中，如何能够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保护？二、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的利益冲突1 、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 给权利人以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实践性、可复制性五个方面。以本文关注的角度来看，对市场竞争最有影响的就是其专有性。“专有性揭示的是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绝对权和支配权所具有的垄断性或排他性。”[3]就微软案件来说，因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版权的所有者微软公司就拥有了对Windows 操作系统使用的独占性的权利，这是从权利的来源说。在权利的行使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以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成果为保护对象，因此，大部分的权利人会通过使用许可协议来使其成果社会化。[4] 在这种技术利益最大化要求的驱使下，法律赋予权利所有者以特权，即通过合法交易成为独占者。这种“独占性权利”的行使所获得的价格和合同与在充满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的获得是不同的。知识产品一旦被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就意味着排除他人同样的行为。因此，知识产权最终与“非通过竞争而获取的独占”地位联系起来。[5]所以，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可能会被权利人滥用，进而破坏技术的传播和创新。例如，利用知识产权形成经济联合，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进入；获取技术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或者在许可使用合同中不合理的对被许可人漫天要价，对到期合同之后的技术使用进行限制或者通过索取高价来变相延长合同的期限……这些行为无疑已经偏离了知识产权推动社会进步的本意，也正因为这样，处于相对方的其他竞争者只得借助反垄断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2 、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 保护市场竞争结构的稳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最为重要的机制就是竞争机制，一旦竞争机制被扭曲，市场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市场秩序和市场结构就会遭到破坏。源于自由竞争的垄断就是扭曲竞争机制的重要力量。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具有维护公平竞争的功能，因此，需要建立保护竞争机制的法律制度体系。制定反垄断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交易公平，以实现充分、有效的竞争。对于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来说，反垄断法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反对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6] 在法律层面上，垄断是行为和状态的规定性。垄断首先是一种行为的规定性，反垄断法关注的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只要该行为的目的是限制竞争，都将受到法律制裁。垄断也是一种状态的规定性，它关注市场的集中度，垄断状态实质上是市场已达到或超过法律所界定的企业集中度的下限。因此，即使没有明显的垄断行为，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以采取法律行动，变垄断行为为竞争状态，垄断状态本身成为国家强制力的介入点。[7]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使它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宪法”，承担起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任。虽然大多数情况反垄断法和其相关政策是通过国家公权力实现，但反垄断法自身却是以自由竞争的最佳状态为实现目标。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反垄断法。3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一、竞争政策关注短期效率分配或长期效率的程度。如果关注短期利益，则会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行为较为宽容，而如果是注重长远发展则会较为严格的限制其权利的行使；二、市场支配地位是否是因为知识产权而取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知识产权权利必然受到反垄断法的规范；三、知识产权自身的经济特性（边际成本很低并容易被盗用）。这一点说明在用反垄断法来分析许可协议条款时，也要注意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合理性；四、许可协议是否应该被认定为横向或纵向限制竞争的协议。[8]在本文列举的两类有关微软公司的案件中，原告无一例外的认为微软公司借助对Windows 操作系统许可使用权的独占，破坏了他们的“竞争权”，因此，应该由反垄断法对微软的行为加以制裁。其中最主要问题是：对于知识产权法特别是版权法中最为核心的商业性为- 许可他人使用被保护的作品究竟应该适用怎样的法律原则。诚然，在技术已经成为市场竞争力核心因素的今天，知识产品所有人独占权的保护范围已经越来越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如果在契约自由的理念下，完全保护个人的知识产权，就会更多的“微软”案件发生。而如果用反垄断的利刃劈开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对于技术所有人来说，就无疑陷入了一种“无法可依”的危机感，甚至丧失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导致加重社会发展成本。简而言之，一个是反对独占而另一个是授予独占。[9] 对于这样的问题，司法实践做出了不同的回答，理论中也没有定论。三、如何实现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协调发展1 、反垄断法的合理原则反垄断法的意义在于塑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结构，使竞争主体可以展开公平竞争，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尊重，它呈现出灵活性，不同时期对同一性质的行为态度不同，这是一国之内；而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也就是保护本国的商业利益，这时反垄断法又会支持知识产品的独占性。总之，反垄断法背后的标准就是经济发展需要，从国内市场来说，是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世界范围内，就是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面对形形色色的竞争行为，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基本都确立了“合理原则”。[10]根据合理原则，反垄断法并不是禁止所有的经济联合，禁止的只是那些能够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合并。因此，将合理原则作为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可以使反垄断法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经济情况，避免机械的执法可能对正常经济活动造成的消极影响。[11]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范中，“合理原则”也同样适用。因此，有几个基本的原则不容忽视：首先，不能认为是知识产权导致了市场支配地位；垄断源于竞争制度而非知识产权制度。社会的进步和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本意，所以，并非知识产权的每一种制度都要适用反垄断法。其次，竞争政策应承认知识产权法体系下认可的权利；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技术创新者的热情。最后，尽管存在一些限制竞争的协议，但如果这种协议比没有协议更能促进竞争，则它也是可以容忍的；在没有许可协议的情况下，很可能因为没有任何规定而导致效率的混乱，而且没有许可协议这种推广方式，技术成果的社会化也就成为空谈了。[12]这三个原则表明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承认知识产权的基本调整是基础，进而再与反垄断法衔接。2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观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因为知识产权的独占性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法律界的关注。实践中，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 之后，围绕知识产权的诉讼不断增多，在全球贸易一体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和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相关联是法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技术许可中，随着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多和保护范围扩大，许多企业和研究机构陷入一种尴尬处境，本来可以自由使用的技术落入他人的专利保护范围，成为进一步开发研究和生产经营的障碍。甚至鼓励创新的专利制度成为某些人恶意设置“诉讼陷阱”的工具，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一台DVD ，从部件到零件，其有效专利达1500件之多。我国的生产商要想顺利的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获得外国专利权人的许可，并要支付相当的费用。面对这样的情况，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必须本着既有利于刺激知识产品的创造又有利于知识产品被公众接近、利用的原则做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平衡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石。[13]因此，在知识产权自身的体系中，有很多针对性的规定来协调公共利益。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权中的强制许可。最重要的是，知识财产的保护是有期限的，一旦到期，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就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都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发展。3 、平衡原则- 协调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虽然从我国目前看来，把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纳入反垄断的案件并不多，相关司法实践也没有统一标准，但其实二者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会引起竞争的失衡进而被反垄断法所不容，其次，反垄断法事无巨细的前后审查又会破坏竞争主体意思自治和创新积极性。所以，要寻找一个恰当的标准，就是以竞争利益最大化来进行个案分析，在合同双方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笔者认为这一标准并非可以通过法律明确具体的规定来确立，而基本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我评价和法官的个案认定。第一，首先明确知识产品的管理更多需要由合同法和知识产权法来规范，以保证个人意志和社会创新。“许可使用应该使版权所有者获益：这是设计版权法和合同法的部分原因。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能剥夺一个公司通过版权法和合同法的获益。”[14]因此，反垄断并不是反对大企业。大企业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形成的垄断不是真正的垄断，创业利润中包含的垄断盈利可以看作是成功者的奖金。这种具有“技术意义上的垄断”的企业由于一方面要同原有技术和产品的企业竞争，另一方面受到潜在竞争的威胁，因此实际上仍处于竞争之中。[15]这段话说明，垄断地位的形成并不一定是消除竞争，垄断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就要更加努力的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消费者将会最终受益。这一点从IT行业的发展就可以得到证明。另外，合同法的角度来看，反垄断法是对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矫正。这种矫正应该是发生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例如一方利用其优势地位强加给另一方不合理的义务或价格，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超出了正常竞争可以接受的界限，这才是反垄断法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微软与电脑设备生产商的“第一屏”条款中，微软公司并没有对“第一屏”的画面设置和显示做出过分不合理的约束，也没有限制制造商、消费者对“第一屏”之后画面重新设计。正如COPYRIGHT ，LICENSING ， AND THE“FIRST SCREEN”一文中作者的观点，在合同自治的原则下，许可协议不可能仅仅保护许可人的利益。整体看来，许可使用合同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因为双方的利益平衡必然会反映到合同的价格上。取得的权利越多，支付的价格也就越高。德国的瓦尔特？欧根说：契约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没有来自家庭和企业经济计划的个人的自由契约，就不可能有通过完全竞争来对日常经济过程的调节”。[16]而且，这种“第一屏”条款可以通过降低培训成本、进行质量控制、明确商标标识等方面的作用使消费者得到稳定、低廉的服务，最终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社会利益的增加。在“合理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第一屏”条款并不是完全权利滥用的结果。如果一定要将反垄断的审查引入此条款，就会破坏合同的合意，破坏在竞争环境中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进而会付出损害社会技术进步的代价，这是反垄断法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此，用经济学的方法具体分析合同条款，权衡多方利益，才能找到反垄断法的作用空间。第二，反垄断法不能完全退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只要这种“保护”成为破坏竞争的保护伞，反垄断法就应责无旁贷的对此加以规范，以确保竞争结构的健康发展。事实表明，契约自由有时不能保护市场供求双方的竞争，甚至可以用来消除竞争，卡特尔和其他垄断组织的建立就是例证。企业利用契约自由来建立垄断组织，垄断组织又用契约自由导致强制性的契约。“契约自由”常常成为垄断集团证明他们受到法律保护和享有相应权利的籍口。[17]正因为传统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对于意思自治的过分推崇，才使权利滥用有可能成为合法现象。在知识产权法中，法律赋予了权利人的特权，给知识产品的收益划定了一个闭合空间，只能由权利人独享，自然引发和社会其他利益主体的矛盾。正如本文开头的第一个案例，美国和欧洲的法院针对反垄断诉讼，分别认定微软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做出了不利于微软公司的判决。从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出，反垄断法面对知识产权领域的独占现象，是完全有理由介入并进行规范的。这是因为反垄断的性质决定。因此，尽管有“排他性”的“私权”壁垒，又有合同自由的说辞，但从社会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应该承认反垄断法介入的合理性。第三，本文的结论是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不再单纯地将知识产权作为垄断豁免之列，而是在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权利人滥用权利方面寻求一个平衡点；对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限制竞争行为也应列入反垄断规制的范围中。在对一家公司进行反垄断时考虑的已不只是规模，更主要的是看它是否利用自身规模来限制竞争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18]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Dell公司案件中表达的看法：“客观的格式标准，通过公正的过程被认可，有一种‘实质上促进竞争的优点’。通过设定标准，可以提高产品的适用性，进而增加消费者的选择，还可以通过投入及经济指标的标准化来降低生产成本。使新的进入者可以根据当前标准生产产品，降低市场准入障碍……”？？？？总体看来，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都关注技术进步和消费者的最终利益。企业希望进行技术改造但至少要防止搭便车行为，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而市场主体只有在面对竞争时才有充分的动力进行改造，因此营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要平衡不断加剧的竞争和进一步技术改造之间的利益。面对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法律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问题越来越普遍，这时就需要我们正确把握不同部门法的立法深意，推进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注释：[1]2000 年6 月微软公司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做出判决，基本确认了微软采用反竞争手段维持其在电脑操作系统软件上的垄断地位，但否定了初审法院试图将垄断地位扩展到浏览器软件领域的判决。11月6 日，微软与司法部和原告中的9 个州和解。由于和本文论述关系不大，故不作详细介绍。徐杰、时建中主编《经济法概论案例教程》第204 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9 月版。？？？ See Ronald A. Cass ：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资料来源：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站 [2] 刘平周详《知识产权与物权比较研究》载于《知识产权》2003年第4 期[3] “In keeping with the basic approach of the copyright law ，copyright owners are given great freedom in deciding the terms on which to license their products. After all ， the value of the copyright is the ability of the right owner to set terms expected to maximize the return from licensing.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4] 笔者并不否认，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是有期限并且受合理使用的限制。因此，此处讨论的独占也是相对的而并没有过于偏激的意思。本文全文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产权的制度基础之上，并不是对知识产权本身的质疑，而主要是从反垄断角度和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一些思考。同时，我也并不否认，知识产权取得的最初，也是在市场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权利人创造性的劳动的结果。[5] “有效竞争”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目标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竞争被视为实现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手段，提出这种模式是为了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作为法律上可操作的目标模式，关键是如何确立一个标准，以评价市场上的竞争是有效竞争。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有效竞争的目标模式主要是从规范竞争性市场结构出发。按照德国康森巴赫的理论，优化的市场结构，市场上要有多个竞争者，他们的商品有适度的差异性，且市场的透明度高。王晓晔：《竞争法研究》出版社99年版第73－90页[6] 刘宁元司平平林燕萍：《国际反垄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 月版第7 －9 页[7] “To the extent there has been a perceived conflict ， however，it seems to stem from four principal areas of uncertainty ：（a ） the extent to which competitio policy is about short-run allocative efficiency or long-run dynamic efficiency，（b ） whether market power sh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existence of an IPR ，（c ） certain distinctiv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IPRs ， and（d ） whether a particular contract， license，or merger should be regarded as horizontal or vertical.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DAFFE/DLP（98）18 [8] “Discussion of the overlap between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equently observes that the former opposes monopoly ， while the latter confers monopoly rights. ”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9] “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是反垄断法的两个基本原则。“本身违法”适用于那些已经被确定为不合理地限制了贸易的行为，因而只看是否有行为的存在，无需对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进行调查。一般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等。“合理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某些行为构成了对竞争的限制，但又不能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是否构成违法须在慎重考察企业行为的意图、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后果之后，才能做出判断。[10]“Normal competition law， applied under a rule of reason standard，seems entirely adequate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pro “and anticompetitive tying in cases where the requisite market power is conferred through IPR.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DAFFE/DLP （98）18[12]冯晓青《利益平衡论：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载于《知识产权》[14]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15]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16]刘兵勇《试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 期[17]马洪雨《从“微软”案看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 兼论给中国反垄断立法的几点启示》载于《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4 期
有关知识产权的论文2000字
试论著作权的继承杨唐勇（ 广东培正学院 法学系，广东 广州 510830）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420著作权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近代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历史不很悠久。当著作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以后，著作权继承也逐渐在各国法律中确立下来了，我国也不例外。由于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有许多特殊之处，因而，对有关著作权继承问题的探讨也就显得很有意义。本文试图对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特殊性、法律的适用以及实践中具体操作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著作权的继承是指根据著作权人的合法有效的遗嘱、遗赠扶养协议或其它继承方式，在著作权人死亡时，将其所有的著作权移转给继承人享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从各国的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来看，著作权通常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部分。其中，前者与著作权人人身的存在不可分离，不具有可转让性，不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对于后者，由于这种财产权利与人身可以分离，具有可转让的性质，各国通常在其著作权法和继承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死亡后，其生前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依法由其继承人继承。因此，在本文论述的著作权继承的法律关系中，仅仅指著作财产权继承这部分内容，而不含著作人身权这部分内容。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建立了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国家都承认著作权的继承制度，并在著作权法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著作权成为继承的客体，其理论基础何在呢？首先，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权，具有财产属性。从著作权客体来看，它是以某种客观存在的具体形式体现出来的创造性的智力创作成果，即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作者智力创造性劳动的结晶。由于创作作品的作者付出的劳动通常都不是一般的简单劳动，而是能创造出较高价值的复杂劳动，这些劳动创造的价值均凝聚在作品之中。因此，作品是一种凝聚了一般人类劳动的劳动产品，必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转让，和其他知识产品一样都是一种具有财产价值的无形商品。其次，著作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著作财产权是一种财产权，可以与其主体相分离，从而可以转让。对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世界各国有关著作财产权转移的立法理论。各国对著作财产权的转移存在着不同的立法理论。大多数国家采纳著作权“二元论”的观点，主张将著作权分成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彼此相互独立，认为著作人身权不能转让，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从而可以被继承。也有一部分国家采纳著作权“一元论”的观点。例如在德国，该国著作权法学者认为著作权是由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著作财产权的转让，必然涉及著作人身权的转让，由于著作人身权是不可转让的，因而著作权也就无法转让。该理论有碍于版权贸易的发展，于是，学者们又设计了一种“创设转移”或“创设继受”的理论，从而使得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最终也可以被继承。可见，无论是采用“二元论”理论的国家还是采用“一元论”理论的国家，其著作权立法或继承立法都普遍承认著作财产权可以作为继承的客体。[2]著作权的财产属性以及它具有的可转让性特点，决定了它可以成为继承的客体。从民法学的理论来看，在继承法律关系中，继承的客体也就是遗产，判断某一客体能否成为继承客体，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遗产通常必须具备的如下特征：第一，遗产是公民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财产性。第二，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特定的时间性。第三，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财产，并且是依法能移转给他人所有的财产，具有个人专属性和可流转性。第四，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合法财产，具有合法性。从我们前述分析中知道，著作权的客体符合了遗产必须具备的特征要求，因而，在遗产的具体范围上，各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通常都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规定为属于遗产的范围，能够成为继承的客体。我国充分借鉴了世界各国继承立法和著作权立法的经验，在继承法和著作权法立法过程中，均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于公民死亡时由其继承人继承；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也审结了许多涉及著作权继承纠纷的案件。例如，冯雏音等八人诉江苏三毛集团侵犯著作权纠纷案；[3]裴立、刘蔷诉山东景阳岗酒厂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案；[4]……通过对案件的审理，法院均肯定了作者的继承人依法享有被继承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包括对作品的使用权、许可使用权、获得报酬权等；对著作人身权，继承人只能给予保护，而没有继承权。二、著作权继承的特殊性分析（一）著作权主体的特殊性著作权的主体是广泛的，既有自然人，也有法人和其它组织，甚至可能是国家（例如我国）。但是，能作为遗产成为继承客体的著作权，其主体只能为自然人，这是由继承法律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继承法律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发生于自然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承受关系。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作为著作权人，发生变更、解散、撤消或终止法律关系时，其著作财产权在法律规定的保护期内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享有；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由国家享有，但这不是继承。因为法人和其它组织不能成为被继承人，因而不产生继承法律关系。只有自然人死亡时，其著作权才能成为该继承法律关系的客体。由此可见，著作权的可继承性仅限于作为著作权主体的自然人个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在作为著作权主体的自然人死亡后，可以由其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继承。[5]（二）继承期限的特殊性作为继承客体的著作财产权，各国著作权法普遍规定了一定的保护期限，超过了有效保护期，该著作财产权就终止，这种智力成果也就进入公有领域，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该保护期通常包括著作权人的生存期间和死后一定期间。目前，在世界各国的著作权立法和国际著作权立法中，对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期限，有的国家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25年，如波兰；也有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75年的，如德国；还有规定为著作权人终身加死后80年的，如西班牙；甚至还有长达99年的，如科特迪瓦；但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为50年。这决定了继承人所继承的被继承人的著作权也有期限限制，只能限定在著作权人死亡后有效的保护期内。（三）继承数额的不完全确定性著作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其价值是不确定的。它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物质财富，必须经过物化过程才能产生一定的物质财富，通常要通过对作品的使用才可实现其价值。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可以是发表作品，从而可获得稿酬；也可以是许可他人以复制、发行、翻译、改编、网上传播等方式使用自己的作品，从而获得报酬；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还将会不断出现，这都可能给著作权人带来财产利益。因此，著作财产权的财产利益在数额上是无法完全确定的。在著作权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了其著作财产权，他也可以通过类似方式使用该作品，从而获得报酬。甚至将来出现新的作品使用方式，该继承人也可使用，只要在著作权保护期内就可以取得收益。由于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深及作者死后的几十年，这就使得被继承人生前拥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利益在数额上是不能完全确定的，因此，继承人所继承的著作权在继承数额上具有不完全确定性。三、著作权继承的法律适用与继承方式各国著作权法或继承法都有关于著作权继承的规定。由于著作权继承与有形财产权继承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著作权继承当然也可以适用各国继承法中关于继承的原则规定。[6]不过，由于著作权的特殊性，许多国家并没有简单地援引其他单行法或民法一般原则来处理著作权继承问题，而是在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继承作出专门的、具体的规定。有些国家甚至在著作权法中特别指出民法中关于继承的某些一般性原则，不能适用于著作权继承。在这一类著作权法中较典型的，恰恰是在民法典中对继承的规定最为详尽的法国和德国。[8]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他享有的著作财产权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因此，在我国，著作权的继承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或遗赠扶养协议继承等方式。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当享有继承权的继承人为复数时，通常要进行遗产分割，最终使每一个继承人得到自己的遗产份额，由其单独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由于著作财产权与物的所有权不同，因而其分割的方法也有区别。一部著作、一幅画的著作权是不可能像粮食、布匹等物品那样按继承人数分成相等的若干份。因为著作权是无形的，对著作权载体的分割不等于对著作权的分割。如果将一幅画的载体分割成若干块，不仅不能分得这幅画的著作财产权，而且会毁了这副画的载体，也会毁了这副画的著作财产权。因为它再也不能以这幅画的价值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了。[7]因此，在著作权分割过程中，对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只获得了权利而没有取得实际财产利益的那部分，通常要等到实际财产利益实现时，其继承人才可以通过分割而实际获得。对处于这种状态的著作财产权，共同继承人应该保持一种共同共有关系。但是，继承人也可以通过将它折作价款归其中一人所有，而由他向其他共同继承人支付相当于他人继承时应分得的同等份额的价值以补偿其损失，从而分割遗产。继承人还可以通过向第三人转让全部著作财产权并获得价款的方式，从而进行实际分割。当然，这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平均分割著作财产权的办法，若发生继承人中有人应多分、少分或不分等特殊情况时，则应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区别对待。此外，由于著作财产权价值的不完全确定性，各继承人可结合著作财产权进行价值评估，以免日后产生更多的纠纷。参考文献：[1]王利民主编，《知识产权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2]参见吴汉东等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2页。[3]唐德华主编，《知识产权案例实录与解析精要》，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154页。作者简介：杨唐勇，男，江西泰和县人，广东培正学院法学系教师，硕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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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摘要】知识产品不仅是一种个人财富，更是一种社会财富，知识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这就要求我国在进行知识产权立法时要兼顾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达到两者的平衡。【关键词】知识产权；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知识产权作为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但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知识产品，是一种信息，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性质，而由此带来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不仅关系到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也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知识产权立法在确认和保障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兼顾对公共利益的保障。近些年来，国际上的一些知识产权公约明确地对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问题作了规定。确保公共利益已成为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宗旨。本文仅结合知识产权专门法中的著作权法、专利权法、商标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分析知识产权法对公共利益的保障作用。一、知识产权法在赋予专有使用知识产品的基础上激励知识产品的创造活动知识产品作为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不同，知识产品一旦被公开就很难由原来的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地控制。竞争者可以通过研究、模仿市场中的知识产品生产同类产品，而不需要付出大量的智力劳动和研发成本，并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因此，竞争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同类知识产品，与知识产品所有人展开竞争，这使得知识产品所有人很难从其智力活动中收回投资，更谈不上收益，极大地挫伤了知识产品所有人进行智力活动的积极性。知识产权法赋予知识产品所有人以专有使用权，排除他人擅自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可以凭借这种垄断地位收回自己为进行智力活动所进行的各方面的投资，这种制度设计激励着知识产品的创作活动，例如，著作人身权财产权的赋予激发对智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专有实施权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激发人们从事发明创造活动、商标的专有使用促使厂商改善商品质量，创造出更多的知名品牌。所以说，知识产权法反映了赋予有限的垄断权刺激革新目的的动态效率，它通过授予有限的垄断权利刺激了知识创造活动，报偿在创新上的投资从而刺激对创新者在时间、精力和资金方面的投入，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产品，不断地满足社会对知识产品的需求。二、以垄断换“公开的机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法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激励将知识产品向尽早社会公开，可以说公开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它不仅保障公众正当地接近原创者的知识产品，为后续创新提供充分的“养料”，促进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而且避免了对同一客体的重复创作和研究，节约了社会资源。这一点在著作权法和专利权法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著作权法赋予了权利人专有复制发行权换取了对作品的公开，为后续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虽然限制了对作品的自由接近，特别是带有赢利性质的利用和传播，在独创性的层面上刺激更多的合乎社会需要的新作品的创作，最终促进了文化繁荣和文明进步。专利法更是如此，专利法通过专利的“充分公开”要件确保所授予的专利公开，这些以公开的专利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为后续发明和研究提供了技术信息和知识，避免了对同一客体的重复投资，研发者将节省的时间和经费来进行其他的研发，不断促进新发明更多的被创造出来，以满足社会对技术进步的需要。三、适当的限制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以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国内外相关法律，都将公共利益作为知识产权人行使其权利的前提，如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再如美国，其立法和司法都强化了“知识产权是为了实现社会目标的有限的权利”的观点，坚持“对知识产权人的报偿是作为第二位考虑的”。因此，知识产权都具有有条件的独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时间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保护做了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如我国现行《专利法》对于发明专利的保护期规定为20年。经过20年后，发明专利就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其次，知识产权法还规定了一些“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以及“强制实施”条款。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专利法》规定：专利权人制造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的专利产品售出后他人使用或销售该产品不构成侵权即专利权人权利用尽后的使用不侵权。在充分保护权利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作以必要的限制是为了在保护私权的前提下维护公共利益，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正所谓权利的限制，应是在充分保护权利基础上的必要限制；权利的保护，应是在实现社会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护。四、促进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对有效竞争的促进是知识产权法的一种重要的公共利益。通常，生产者可以使用市场中任何可以获得的手段，针对他们的竞争者来获得优势，但是这种手段必须正当、合法、体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在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下，企业可以立即复制被改进的技术与改进者展开竞争而没有必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改造；厂商可以采用“搭便车”，“傍名牌”的方式展开市场竞争而不是在提高产品的质量上展开竞争。这些都是违反市场竞争规律的不正当的、不公平的竞争，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相反，在赋予专利权的情况下，竞争者意识到他不能随意地复制、模仿专利发明，因此，不得不进行独立的研究和开发，形成替代发明和改进发明，因为他们知道拥有一个合乎社会需要的、具有广阔市场的专利是企业占领市场和开拓市场的重要砝码，是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手段，这一种竞争是在不断开发新技术的基础上展开的公平竞争。商标权的赋予使得商标作为一种识别性的商业标记，商标权人有权禁止他人在核定使用的同种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自己的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通过制止市场中商品的商标被混淆而维护竞争秩序，促使厂商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展开市场竞争。五、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知识产品作为公共财富，最终要进入流通领域，成为消费者手中的消费产品，所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成为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标之一。知识产权法是通过两方面的机制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一方面，赋予知识产品所有人以专有使用权，这使得不同知识产品所有人所创造的知识产品得以区分，也使得假冒的知识产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从而保证消费者可以购买到自己信得过的、高质量的产品。如商标法保护商标权人的商标专用权，从而区别产品或者服务来源，确保了消费者能够凭借商标按照自己的意愿选购自己需要的产品。商标不仅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而且具有标识商品一致质量的作用，一旦消费者习惯于将一个特定的商标作为特定商品质量的符号，他就会确信其购买的这种商标的商品具有质量的一致性，逐渐形成一种 “品牌认知”， 并且愿意为此商品支付较高的费用。厂商便可借助商标赢得消费者对其商品的青睐，这样就能获得较大的利润，激励了厂商提高产品的质量以便利用商标实现更大的利益，最终保证了消费者可以获得高质量的产品。所以，知识产权法在以法定形式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人利益的同时，也兼顾了对公共利益的保障。虽然知识产权的取得意味着权利人获得一定程度之垄断地位，这是社会公共利益所做出的让步，以鼓励技术创新，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也要注意与社会公众之间实现利益平衡.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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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动物》杂志创刊于1981年，是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四川省动物学会、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金会、四川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四川大学共同主办的由中国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生物科学类学术性期刊。
据2018年12月《四川动物》期刊官网显示，《四川动物》第十届编委会共有顾问12人，编委37人。
据2018年12月28日中国知网显示，《四川动物》出版文献共5662篇，总被下载626033次、总被引23163次；（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8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
据2018年12月28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四川动物》文献量为3860篇，被引量为15558、下载量为99347；根据2015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据显示，《四川动物》2015年影响因子为。
自2006年开始用于《中国大学评价》和《中国大学研究生院评价》。表示B类期刊的还有CSSCI、CSCD；另外，A类表示为校定A类期刊；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以上期刊的增刊，算C类期刊。
scdw是B类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是《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独立研发、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国内引文数据库。
根据不同的期刊分类标准有不同的分类。
按期刊的载体分：印刷型、电子型、缩微型等。
按期刊内容、用途分：学术性期刊(有学报、公报、通报、会志、汇刊等)；科普性期刊；技术性期刊；情报性期刊；检索性期刊(文摘、题录、索引等)；工具资料性期刊(统计资料、要人传记、时事纪要等，)；行业性期刊。
scdw期刊对读者的研究：
知己之后还要知彼，期刊面对的是读者，自己的杂志办给谁看，什么人喜欢看，这些都需要研究。比如说杂志的封面，不是光放一个漂亮的图在那里就够了，得配合合适的封面故事，醒目的标题，让人一看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现代人生活节奏那么快，要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决定购买这份杂志，封面有很重要的作用。摸透读者的心理，了解他们的消费习惯，培养出自己固定的目标读者群，杂志才能够发展。
CSSCI期刊《求索》CSSCI 期刊《中国出版》CSSCI 期刊《学术探索》CSSCI 期刊《教育评论》发表在这个上面比较好吧 我可以帮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