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毕业论文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文学史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根据不同国别、地域、民族及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等分类标准，可分为国别史(如中国文学史)、世界或地区史(如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通史或断代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民族史(如蒙古族文学史)、分体史(如中国戏曲史)等。文学理论著重研究和探讨文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文学批评著重研究和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文学史则著重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阐述各种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寻求它们前后相承相传﹑沿革嬗变的规律﹐揭示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时代因素﹑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的关系以及本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影响的关系﹐对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评述等等。研究文学史需要以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作为指导﹐也需要吸收历代的文学批评成果﹔同时﹐文学史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可以丰富文学理论﹐并为文学批评提供借鉴﹐可见﹐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它们是相互交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三门学科。
你好!汉语言文学类的论文最好上中国知网上寻找一些参考文献,比较专业.或者参考<<散文选刊>>理论版的相关文章.
曹操的文学作品、人物性情、生平履历、军事才能、政治生涯都可以研究下。
中国史毕业论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论君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中国历史悠久，君王辈出。君王是一国之首，直接影响整个国家。西汉文帝、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汉文帝刘恒，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汉景帝刘启，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放置过久，以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再说说暴君。夏桀是夏王朝的末代君主。他文才出众，武艺超群；赤手空拳可以格杀虎豹，能把铁钩象拉面条一样随意弯曲拉直，如此文韬武略的人应该成为一代明君。遗憾的是，夏桀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暴虐、享乐和瞎折腾上。他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夸张的皇宫，用黄金铸成的柱子就有九个。夏桀最热心的工作就是举行盛大宴会，每次宴会都不少于三千人，这在当时那个幅员不太辽阔的国度里可不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三千人走到酒池边，象牛群饮水一样从岸上伸下脖子，在震耳欲聋的助兴鼓声中放开喉咙狂饮。夏桀在任时的最大“杰作”是发明一种名为“炮烙”的酷刑，在铜柱上涂抹膏油，下面燃烧炭火，教犯人赤足在铜柱上走过。那是不可能不滑下去的，滑下去恰恰跌到炭火上烧死。商部落的末代君主殷纣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和夏桀一样文武全才。他天生神力，能把九条牛倒拉着走。他的双手还能托住大厦的横梁……可是：他没有把他的聪明才智用在治国安帮和济世安民上，而是用在拒绝规劝和掩饰错误上。他在任时大兴土木，宫廷建筑一日不停且花样翻新，仅只“瑶宫”“瑶台”就兴建了七年。后宫中的肉象山林一样堆着，酒也是盛在庞大的池子里——这点和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夏桀很相似。每次宴会，参宴的臣僚常常大吃大喝，一连几天沉醉不醒，以致大家常常忘掉今天是什么日子。夏桀和殷纣都自视过高，听不进不同意见。本应成为明君，最终成为暴君。他们的统治，也随即土崩瓦解了。我认为，如果一国之君本身的品行不佳，那么必定会带坏整个国家的风气。例如，宋代初期，统治者提倡节俭，穿着朴素，节约了资源。但到了宋代中后期，统治者追求享乐，使奢侈之风席卷宋代，影响社会风气。相反，如果统治者有德有才，那么这个国家一定能够兴旺起来。君主优，国家兴;君主劣，国家衰。国家的命运，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统治者的品行很重要，政策也很重要。元太祖忽必烈大力发展农业，禁止贵族圈占农田为牧场，使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武帝任用霍去病、卫青等大将，反击匈奴，收复失地，开疆拓土，名垂青史。而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严密监视海外贸易，既得不到西方先进的技术，也看不到世界的局势，使中国走向衰败，遗臭万年。政策，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强弱。一个国家的兴衰，与统治者有莫大的关系。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史学史论文主题
确实上的话，你可以写一些论文的主题就是可以写一些唐诗或者宋词和元散。
广州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黄花岗起义、护国运动开始。
中国文字与图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学，典章制度，社会习俗，宗教，哲学，中外文化交流。。。。。
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的原因!
中国教育史毕业论文
想多了，在这求论文！还不如直接去百度搜。
文化 民族关系 经济 民族政策 等等方面均可。你先要确定朝代。建议你先去中国知网找相关文章读一读，论文看多了，也就有所收获了，历史可不是一门空谈的学问
《试论科举制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参考文献】 1.《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0.黄炎培与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比较研究参考文献:[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邢昺，何晏(疏).论语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孙希旦(辑).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中国现代史毕业论文
主要是英语要过关。如果考的学校比较牛气，那么就专业课也要加油。专科两年以上就可以考研了。不过有的学校对专科生有限制条件，注意看一下你的目标学校的招生简章。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理论与实践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18年的斗争历史，并将其中的经验概括为三个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最复杂、最困难，而又对中国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最有实力的政党，二者之间的关系牵动着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间，由于两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实行了合作，第一次结成统一战线，因而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以后十年内战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两党再度合作，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成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 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根据新的认识，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建国初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还对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5]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 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6]，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来，并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其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再次，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无产阶级如果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和联合广大的中间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经验。最后，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事实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28年来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 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来自度娘-------------------------------------------------
稳赚不赔。你不要上学了，开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