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研究之资料与论文索引

1、集解意为汇集诸家对同一典籍的语言和思想内容的解释，断以己意，以助读者理解。汇合“经”与“传”，为之解释。

2、索引旧称通检、备检或引得。组成的基本单位是索引款目。款目一般包括索引词、说明或注释语、出处3项内容。所有索引款目实现有序化编排。

其本质特征是只揭示内容出处或文献线索，并不直接提供事实、资料本身。主要功能是为人们准确、迅速地获得文献资料提供线索性指引。常见的索引主要有报刊论文资料索引、文集篇目索引、语词索引、文句索引、关键词索引、专名索引、主题索引等。

3、不同的社会或阶级的人们对“正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们按自己的等级做应当做的事就是正义；基督教伦理学家则认为，肉体应当归顺于灵魂就是正义。整体看来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公平即是正义。简单来说是同样的人同样对待。

扩展资料：

《史记》的创作背景：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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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简介《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部分。《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史记》是一部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司马迁在汉武帝年代担任了太史公，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汉武帝设立的。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汉旧仪》、《西京杂记》等记载了直到汉宣帝的时候，太史公这个官职才改为太史令，不再让司马迁的子孙担任。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等人开始把《史记》部分内容流传，西汉政府把《史记》正副本都作为宫廷秘籍收藏，阻止该书内容外传，即使诸侯东平王要求朝廷赐书都遭到拒绝，直到东汉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骃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史记和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两部通史。《史记》，汉司马迁撰，记载五帝至西汉初年史事，除书、年表外均采用纪传体，也就是以人为单位记述史事。史记编写目的在于客观纪录史料，探求社会发展的道理，也为后人了解前代史事提供条件。《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等撰，记载东周至五代史事，采用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史事。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正如其名，该书做书的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记载来警示后人，为统治者提供指导。

《史记》简介《史记》为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作者生平《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走访神州大地，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听取民间故事，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贬责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且李广利又是汉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哥。于是，汉武帝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宫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对《史记》的研究与考证《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从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分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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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是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范围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林、医学、人文社科等领域，是了解国内学术动态必不可少的帮手。该数据库可以按照分类、期刊出版所在地区及期刊首字母导航浏览，也可以输入刊名、篇名、著者、关键词进行组合检索。检索结果内容包括论文标题、论文作者、来源刊名、论文的年卷期、分类号、关键字、所属基金项目、数据库名、摘要等信息，并提供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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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怎么写

1、最容易的是可以就书中某一人物来写，通过其性格及行事作风和人物命运等剖析这个人物对故事发展的作用、与其他人物的交叉关系、作者的用意等等。或者以小见大，这个人物所影射的时代特征，包括伦理纲常和政治官场等。例如：《对<红楼梦>中薛蟠的多维视角解读》；《<红楼梦>中“二玉”与“二宝”的文化内涵》；《玉精神,兰气息——浅析<红楼梦>之妙玉》；《浅析<红楼梦>中史湘云形象》；《略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无心”》；《对“红楼梦”主要人物王熙凤的分析》2、《红楼梦》与当今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例如：《从红楼梦中学习企业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红楼梦》中的腐败蕴藏着会计文化影子》3、就书中某一点（可以很琐细），例如：《论<红楼梦>服饰文化审美意蕴》；《《红楼梦》中休闲活动的描写》;《《红楼梦》与中医药(之六) 林黛玉常服人参养荣丸》4、着眼于创作的手法、艺术特色、语言技巧、思想内涵等，例如：《《红楼梦》中“石头”意象的生命化倾向》；《从“黛玉葬花”看《红楼梦》中的意境创造》；《浅谈《红楼梦》中的女尊男卑思想》；《《红楼梦》中神话元素的创作笔法研究》；《文心雅韵与俗情俚语的结晶——浅析《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论《红楼梦》情节描写的对比艺术》5、做两部作品的对比研究，可以写得内容很多，但是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在另一本书上，例如：《《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婚姻选择分析》；《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红楼梦》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主人公爱情悲剧比较》；《“死亡”架构起的叙述——《红楼梦》与《喧哗与骚动》比较研究》；《《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悲剧意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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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蛋…百度上都有

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书中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两个“宝玉”：贾宝玉和甄宝玉。这两个宝玉不但相貌酷似，而且从小性情亦十分相同，“一味的诚实，从小儿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玩”，更为奇怪的是，都做过一个谒访“太虚幻境”的梦。其中贾宝玉系书中主人公，甄宝玉在与贾宝玉会见之前，书中皆是虚写，似是无关紧要，只是在《红楼梦》最后结局才出场和贾宝玉见过一面，且话不投机，两人貌似神离，一个出家当了和尚，一个考中举人走向仕途生涯。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曹雪芹是出自什么本意呢？我认为：贾宝玉即“假宝玉”，甄宝玉即“真宝玉”，“真假宝玉”凸显曹雪芹思想深处的激烈斗争，是他对濒于崩溃的世家显族前途的探索，是摆在处于十字路口的一条左右为难的桥梁，是他如何应对败落家族前途的两个影子。众所周知，曹雪芹生活在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从曾祖父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祖父曹寅当过康熙的“侍读”，曾祖母又是康熙的乳母，曹家与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少年时代，他“锦衣纨绔”、“饫甘餍肥”，那段豪门公子的奢侈生活与《红楼梦》里贾宝玉的生活如出一辙。贾宝玉和甄宝玉的少年时期即是曹雪芹的美好童年。曹雪芹写《红楼梦》，一般善用谐音寓意，如甄士隐即“真事隐”，甄英莲即“真应怜”，霍启即“祸起”，元、迎、探、惜即为“原应叹息”，照此推理，若宝玉即曹雪芹本人的化身的话，贾宝玉即“假宝玉”，甄宝玉即“真宝玉”。而“真宝玉”才是曹雪芹骨子里的真思想，是他梦中所盼，虽然他总觉得这是他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和荣宁两府的遭遇一样，曹雪芹家败落于雍正五年（1727），他父亲曹頫因事受到株连，被革职抄家。从此，家族的权势和财产都丧失殆尽。他的家庭居处屡迁，生活极不安定，有时甚至不得不投亲靠友，以维持生活，还常常受到歧视和凌辱。经历了由锦衣玉食到“举家食粥”的贫民百姓的沧桑之变，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命运有了切身感受，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他在《红楼梦》一书中，以自家生活素材为基础，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为经线，纵向剖析了造成悲剧的深刻社会根源；同时，以贾府的兴衰为纬线，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间卫道者与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横向展示了由众多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由此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广

关于史记论文范文资料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方法。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措施，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作者年表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成书原因】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表现进步的民族观进步的经济思想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严谨实录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客观公正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评价分明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内容结构《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文章内容《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编撰主旨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参考内容《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体例结构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孔子世家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本纪

1、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2、在不了解和了解不详的领域中寻找课题。3、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4、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5、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6、善于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读者选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外名记者研究论文之史量才

不是名人，如何发人深省？不是名人，你又何知真假？“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本身也是哲人有言：“成功的路上尽是失败者。”古今中外，成就一番事业的，无不饱经挫折。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窥见：瓦特研制蒸汽机，失败了二十次；贝尔发明电话机，饱经他人讥讽。投机取巧也许会成功，但胜利的光环只会闪耀一刻；歪打正着可能胜利，可成功的大厦只会耸立瞬间。时间的洗刷将会抹去伪劣的光环，摧毁空虚的大厦；历史的洗礼将挖掘出那一段段难忘的经历，那一次次饱含泪水和血汗的成功…… “扼住命运的咽喉” 他困惑，他苦恼，他几近绝望!上帝，你将天才的灵魂遣于他的身躯，却为何又掷出狂风暴雨去打击他?你可知，人世间，一个音乐家最高贵的部分，即听力!没有听力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将放下那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棒?这意味着，他将永远尘封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乐谱?不!他，贝多芬，他像一个音乐的巨人，屹立在天地之间，爆发出惊人的呐喊：“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重新握起了笔，无论失恋的痛苦多么令人断肠，无论失聪的苦闷多么悲痛欲绝，无论内心的孤独多么令人绝望。他只会将命运的不公平掷于九霄，他只会用音乐向挫折宣战!他胜利了，《命运》的旋律证明!他胜利了，《欢乐颂》的节拍证明!他告诉我们：不公的命运由你自己反抗，人生的挫折要你自己踏平! 来自大学的感动今年，人们一直在流泪，如果说眼泪是一种财富，洪战辉就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是一名来自贫困山区的大学生，从上学那天起，他就一直在做一个梦，他梦想迈入那神圣的大学校园。然而，残酷的现实几乎将他的梦想揉碎：他要面对一切——父亲的疾病，家庭的贫困，还有弟妹的学费，这一切的一切，都压在他稚嫩的肩上。然而，“那些其实没什么。”洪战辉说了这句话。人们看到，为了养家，他四处奔波，上工地，入林场，为父买药；为了照顾弟妹，他省吃俭用，自己出题，教育幼小；为了学业，他挑灯夜战，刻苦钻研，全不顾眼镜压着鼻梁。他胜利了：他奇迹般地照顾了体弱的老父，关怀了幼小的弟妹，更圆了自己的夙梦。他告诉我们：不公的命运由你自己反抗，人生的挫折要你自己踏平! 穿过崎岖的山路，终会到达旷野；登上险峻的山岩，终会迎来曙光。人们啊，请记住：要等待风雨，因为，风雨后面，是最明亮的彩虹!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人一生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也难免有被人瞧不起的时候，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将来进入社会，“丑小鸭”式的境地并不少见。但是只要懂得珍惜生命的价值。矢志不渝。不轻言放弃，那么，总会有梦想成真。实现抱负的一天。本书如万花筒一般。为我们展示了10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功者乃至世界级明星由“丑小鸭”蜕变为“白天鹅”的真实故事。他们的名字今天听来如雷贯耳，但在少年时期，他们要么是屡教不改的调皮学生；要么是老师眼中的后进生：要么是因为贫穷过早失学而成为流浪在社会底层的草根一族… …他们在年少时并没有受到命运的青睐。但是他们最终却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和成功者，原因何在? 苦难是人间最好的大学，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逆境中充满自信地奋发进取。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晓的名人成功故事和行动榜样。不只是青少年读了能从中得到鼓舞，对成年人来说又何尝不是美丽诱人的枕边书呢 !编辑推荐：如果你某一天有了“丑小鸭”的感觉，那么恭喜你，把你这种感觉化为强劲的动力吧!说不定，这种经历正是你一生的宝贵财富。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一长串闪闪发光的名字；你还会发现，这些名字所代表的某种成就，并不是老天爷恩赐的，而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干出来的；你可能还会领悟出，没有谁天生就是“白天鹅”，绝大多数人都会有“丑小鸭”的经历，包括伟人。这本书里就有很多这样美妙动人的真实故事。他们当中有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有当代球星、影星、作家，导演和企业营销之神。故事传奇，文笔轻松，还有好看的照片。目录：前言／没有“丑小鸭”，哪来“白天鹅”／彭歌富兰克林永远与诚实、勤勉为伴／2林肯只受过一年正规教育／4丘吉尔全校倒数第一名／6普京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8朱可夫跟毛皮匠当学徒／10爱迪生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12牛顿做 “白日梦”的孩子／14瓦特 “懒小子”和“病包子”／16法拉第没有围墙的大学／18弗莱明举世无双的报酬／20格利雅浪子回头金不换／22布拉格昂起头做人／24巴斯德化学成绩勉强“及格”／26达尔文天生是个博物学家／28莱特兄弟让人类飞上蓝天／30马赫承前启后的批判者／32爱因斯坦上帝不可琢磨／34瓦拉赫禀赋需要发掘／36霍金上帝的终结者／38纳什特立独行的“美丽心灵”／40小柴昌俊成绩倒数第一／42孙思邈病弱成就“苍生大医”／44贾兰坡周口店是我的家／46徐霞客名落孙山以后／48李时珍绝知此事要躬行／50苏步青从“背榜生”到数学大师／52袁隆平科学家也需要灵感／54安徒生虚心使人进步／56巴尔扎克作品比岁月还多／58惠特曼荒原里的歌者／60杰克·伦敦热爱生命／62塞万提斯监狱里的堂吉诃德／64狄更斯化屈辱为体谅／66马克·吐温我以自己的方式学习／68海明威让自己成为过河卒子／70奥斯特洛夫斯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72格拉斯一辈子在完成高中学业／74蒲松龄以书为伴，以友为乐／76沈从文永远学不尽的人生／78张恨水有兴趣才能进步／80三毛吃了一个大“鸭蛋”／82二月河罕见的“留级生”／84魏明伦先下地狱，再上天堂／86郑渊洁最高学历为小学四年级／88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90莫扎特欧洲第一位音乐“个体户”／92舒伯特饥寒交迫中的“歌曲之王”／94肖邦上帝给波兰的礼物／96凡高一生都在反叛／98罗丹远离学院派的大师／100毕加索不拘一格降人才／102摩西奶奶做你喜欢做的事／104斯皮尔伯格先当博士，后当学士／106齐白石二七年华始有师／108张大千当过“土匪”的国画大师／110李可染我是一个“苦学派”／112黄永玉曾经是“留级大王”／114冼星海艰苦是最好的大学／116濮存昕不能让人看出我腿不好／118张艺谋我受苦的时候比较多／120卢梭永远保持贫困与独立／122卡尔·威特傻孩子也能成为天才／124叶圣陶我只是中学毕业／126王力潜心自学，十年有成／128奥托给汽车一颗强有力的心脏／130福特为未来作好准备／132沃尔顿你可以向任何人学习／134琼尼·马汶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136中田修关键是没钱怎么创业／138隆加伯格小生意做成大产业／140玛丽·凯上天不造无用之材／142松下幸之助人生没有百分之百的不幸／144布兰森不是坐班房，就是发大财／146莱格利 32美元打造“蓝箭”王国／148韦尔奇最伟大的礼物是自信／150斯瓦兹公司兴衰全在于用人／152原一平价值百万美元的微笑／154高木不要只在山脚下转来转去／156卢作孚避实就虚，稳步起家／158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160李嘉诚那时我太想读书了／162霍英东从苦力到“地产大王”／164高清愿做人成功才能做事成功／166王永庆困苦是上帝对我的赐福／168刘永好钱不是我追求的最高目标／170南存辉诚实劳动，以质取胜／172彭立珊助人行善是快乐之本／174王江民在反抗中成长／176吴士宏自卑之后才有升华／178黄光裕用“薄利”打造电器销售帝国／180阿姆斯特朗来自“少管所”的小号手／182贝利一切由“感恩”开始／184可可·夏奈尔我的生活是长久的战斗／186乔丹重要的不是肤色，而是人格／188齐达内连血液里都充满足球／190嘉宝把自己视为男子汉／192温弗瑞听从内心的呼唤／194霍元甲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196成龙学历是“两年小学一年级”／198周润发穷得很开心／200书摘：林肯只受过一年正规教育林肯，1809年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1860年当选美国总统，1864年连任。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奴，他在南北战争中率领国民打败了南方叛军。1865年被暗杀。林肯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西部大开发的潮流中经常迁徙，生活很贫困。林肯断断续续上学，他所受过的正规教育，全部加起来还没有一年。但正是这一年的教育，让他能够断文识字，为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他很早就独立谋生，当过木工、伐木工、船夫，还干过店员、乡村邮递员、测量员，连劈栅栏木条这样的杂活也做过。无论劳动多么紧张，他都要挤出时间读书自学。在看过的书中，《富兰克林自传》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向家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我要当律师!”“律师?我们是移民，你命中注定只能老老实实干活才能生存。你的想法太不现实了，我的孩子!”父亲大声喊道。“为什么不现实?富兰克林的父亲还是一个卖蜡烛的呢!”林肯说，“很多穷人不也在外面干大事吗?”“可你毕竟不是富兰克林!”但富兰克林已经在林肯的心中扎了根。他更加努力看书，还动笔写作，学会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文字。有一天，一个醉鬼倒在路边，一群无赖围着他戏弄，把他身上的东西搜劫一空。林肯发现以后，冲上前去赶走了那群无赖，把醉汉扶到家里。事后，他写了一篇劝人戒酒的文章，在俄亥俄州一家小报上发表了。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文章，令他非常兴奋。他再接再厉，又写了一篇政论文，论述了美国的一些政治制度。一位法官看到了这篇文章，觉得林肯写得不错，文笔简练准确，思想深刻，于是推荐到一家报社，文章很快就发表了。林肯把报纸送到父母身边：“你们看，这是我写的文章，想要我念给你们听吗?”父母听林肯念了他的文章，真心实意地为他高兴。林肯继续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慢慢地有了一些声望。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州议员，正式步人政界。1836年，27岁的林肯实现了少年时期的梦想，依靠自学取得律师执照。第二年，他与别人合办律师事务所，成了一名青年律师，并获得了正直和廉洁的好名声。P4-5魏源少有大志清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文学家魏源少年时就不仅才学出众，而且很有抱负。他9岁那年，就独自一人进城参加了本县的“童子试”。主考的县令他联对，拿起画有太极图案的茶杯说：“杯中含太极；”他略一思索，便沉着答道：“腹内孕乾坤。”县令问：“何谓乾坤 ? ”魏源答：“天地谓之乾坤。我怀中揣有两个麦饼，吃了它，我就要考虑天下大事。”县令赞他人小志气大，长成后定会大有作为。�以天下为己任毛泽东少年时代就读于湘乡县东山小学时，特别喜欢读一本名叫《世界英雄豪杰传》的书，对书中的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物极感兴趣。他在书上多处圈点，并写了许多批语。为了表达“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毛泽东还特意为自己取了“子任”的别名。�为了中华之崛起周恩来少年时代饱经家境衰落的困苦，目睹国事日非的惨状，激发了他立志救国的远大志向。他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追求新思想，奋发学习，博览群书。一次，校长在课上问学生为何读书，周恩来响亮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校长一时没听懂他的南方口音，他又回答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立志拯民水火刘伯承元帅少年时便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他读私塾时，小伙伴认为农家子弟读书无用，他却说：“读书有用。掌握了知识，我们也可以像岳飞、史可法、戚继光那些英雄们一样，好好报答咱们的国家。”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打了许多胜仗，被军内外誉为“常胜将军”。�鲁迅弃医从文鲁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本来是学医的。但在仙台医专学习期间，在课间加映的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上，看到中国人被说成俄国侦探而被砍头，死者和围观者都很麻木。这使鲁迅认识到：“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鲁迅下决心弃医从文，终于成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立志作新闻记者我国现代著名新闻记者邹韬奋，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希望他走实业救国的道路，送他进入上海南洋公学读书。但他自小就喜爱语文和历史，自己立志作一名新闻记者，于是他改考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他成为我国现代一位极有影响和成就的新闻工作者。�林肯立志废除蓄奴制1831年春，年仅22岁的林肯到新奥尔良这个都市寻求发展的机会。他在大街小巷中看到许多的启事，其中最多的是关于买卖黑权的。年轻的林肯十分气愤，决心废除蓄奴制。后来，这位年轻人当上了美国总统。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他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解放宣言”，最终敲响了美国蓄奴制度的丧钟。 �达尔文的志向达尔文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取得杰出成就，不仅靠他刻苦的工作，而且也因为他有着十分明确的志向。1831年，达尔文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航行。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工作，并做了大量观察和采集工作。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科学巨著《物种起源》。他的这些成就，是他少年时立下志向的必然结果。�立志终成化学家著名化学家李比希读小学时，校长曾向他提问，问他长大后准备干什么。他高声回答：“我想当一名化学家。”全班同学听后都笑了起来。但他立下志向后就百折不挠地努力奋斗，后来终于成为一名化学家，在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巴斯德论立志法国著名生物学家、化学家巴斯德说：“立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工作随着志向走，成功随着工作来，这是一定的规律。”巴斯德正是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这段话。他从小就立下远大方向，经过长期勤奋工作，第一个确切知道了细菌可以使物质腐败的道理，并且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防疫法。尽力了，实在太多了……

《申报》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1872年英商美查创办，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执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申报》对新闻业务进行的改革：一是发表政论文章。报纸的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要“上关皇朝经济，下知小民稼穑之苦”。二是改革新闻报道。重视新闻的真实性，日本侵略台湾，美查为了了解事实真相，派人去台湾采访，这是上海中文报纸中军事通讯的开端，也是《申报》重视新闻真实性的反映。其次是注重反映社会实际生活，连续三年报道“杨乃武冤案”，这是当时中文报刊中最早最长的连续报道，最后披露了冤案的真相。三是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四是经营副业。①创办文艺杂志；②出版白话新闻报。1876年《申报》创办了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民报》。这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刊。；③编印画报。1877年《申报》出版了《瀛寰画报》。；④印书。此外，《申报》馆还开办了江苏药水厂，肥皂厂等，并由此在1889年组成“美查有限公司”，总资产达白银30万两，超过创刊基金180多倍，实现了美查的“赢利”的目的。提要：《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历经了清朝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阶段，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停刊。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做出决定，委托上海书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并出版全套《申报》。为何下如此大的气力保存《申报》？寻其原因，一是完整存世的《申报》仅有一套，不成套的大都已纸质松脆，风化发黄，很难翻检；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申报》不仅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报纸之一，还因为它堪称中国近代史史料之宝库。历经三个朝代的史料宝库在《申报》生存的78年间，除历经了清朝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世界还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四·一二”叛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此外，还有许多市井琐闻和社会事件，如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杨文道冤狱案等。因此，以新闻、评论、广告为内容的报纸，不管其记载是有意还是无意，观点是否客观、公正，但以文字记录下丰富的史料素材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再以出版业和货币制度为例。中国的出版印刷事业是怎样发展的？哪一家印刷所、书局何时开张，如何演变？官方和民众对出版业的态度如何？出版过哪些书刊？历年货币的变化，物价的涨落，外国资本的进入，民族资本的兴衰，农业和手工业的凋敝等等，在《申报》的新闻和广告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源本和变故。创办者是个英国人《申报》的创办人是同治初年来华经营茶叶和布匹的英国人安纳斯托·美查(E. Major)。由于在中国待久了，美查对中国情形熟悉，学会了中国语言、文字。在生意不好时，美查决定改营办报。1871年美查和他的三位友人，以每人出股银400两，合计1600两作为股本，创办了《申报》。美查根据生意场上的经验，深知要使华文报纸得以生存和发展，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华人的要求。因此，他嘱咐馆内同事说：“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 《申报》创立后，美查颇信任华人，并放手让他们去做。面对一种新创的新闻纸事业，在几位主笔和馆内人员的努力下，《申报》从形式到内容不断改进，很快战胜了它在上海的竞争对手《上海新报》和其它华文报，销量从初创时的600份，到1889年美查离开时，增加到6000份。取名《申报》，源于民间喜用“申”字来代表上海。美查也知道，若把这张新办的报纸冠上“申”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办的报纸，故正式名谓《申江新报》，缩写为《申报》。初办时《申报》每两天出一刊，从第五号起每天出版(星期日休刊)。《申报》曾用过中国毛太纸、赛连纸、机制油光纸和竹连纸印刷，都是单面印，每张8版，每版长宽各约9英寸。1909年起开始使用新闻纸两面印刷。 “将天下可传之事，通播于天下” 如果用现代的眼光看《申报》的创刊号，它从形式到内容都显得稚嫩。全部八个版面称得上新闻的只有一篇，另一篇转载港报的内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址，算不上是新闻。但这并不影响《申报》创刊号的主要目的，即以“本馆告白”和“本馆条例”来公布主人办报纸的宗旨、方针以及稿约和广告经费等重要内容。其要点可概括如下： 1、当代有许多可以作传的事情，湮没不彰，原因是没有很好地加以记载。中国的古笈虽有记载，但都是前代的事情，且文辞高古，一般百姓看不懂。 2、古笈中虽然也有稍为通俗的书籍，小说，博物志等，但是有些内容荒诞无稽，只能作为文人的清谈材料，不能雅俗共享。 3、现在的新闻纸所刊出的文章，事情简而能祥，文字通俗，不仅士大夫欣赏，即使工、农、商贾皆能通晓。 4、新闻纸内容，有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以及一切可惊可喜之事。 5、有了新闻纸才能将天下可传之事，通播于天下，使人们不出户庭而知天下之事。 6、条例申明：报纸零售和整批的手续及价格；欢迎投稿，不需付费；刊登告白(即广告)的手续及付费办法。(规定西人的广告费比华人的加倍) 由以上可见，《申报》开宗明义，以一般百姓为读者对象，使得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开始知道读报，也使得一大批中国人从懂得读报的第一天起，就是《申报》的读者。 1905年、1911年和1932年，《申报》因“世势日进，人事日繁”，而进行了几次大的改革，整顿和调整过时守旧的做法，拟定新的办报宗旨和工作方针，力图顺应历史潮流，“以肩荷社会先驱和推进时代的责任，使社会进入合理的常轨，并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1932年的新编辑政策公布在该报60周年时评栏上，读后使人有耳目一新，与时俱进的感觉。副刊“自由谈”堪称现代文学史《申报》除刊登国内外重要新闻、通讯，发表著名人士文章、宣言之外，还增加篇幅辟出专栏和副刊，如“经济专刊”、“教育消息”、“商业新闻”、“科学周刊”、“通俗讲座”、“医学周刊”、“电影专刊”以及“读者顾问”、“图画周刊”和副刊“自由谈”等。在所有的副刊、专栏中，以副刊“自由谈”的影响最大，历史也较长，以至于有人说，谈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不能不谈《申报》的副刊“自由谈”。 “自由谈”在1911年8月24日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了39年。开始的内容，刊登记叙风花雪月、奇闻轶事、诗词歌赋的文章以及小说连载。1932年有中国报业巨擘之称的史量才(时任《申报》总经理)，改组“自由谈”，聘请留法回国的黎烈文任主编，约请鲁迅和茅盾两大名家，以千字左右的杂感文刊登在“自由谈”上。此举引来许多老作家和左翼青年作家撰稿投登。陈望道、夏丐尊、周建人、叶圣陶、老舍、沈从文、郁达夫、巴金、张天翼等都寄上作品，章太炎、柳亚子、吴稚晖也为“自由谈”写过文章。一时间“自由谈”的内容五光十色、热闹活泼，除杂感外，还有散文、随笔、游记、速写、小考证、读书记、文艺评论、科学小品和短篇翻译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一篇针对时局形势、社会风尚习惯而写的议论性杂感“花边文学”，如瞿秋白与鲁迅合作发表的《儿时》、《〈子夜〉和国货年》等。由于执笔人多，文章尖锐活泼，有针对性，使“自由谈”在当时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不仅如此，以它为平台，“自由谈”还培养出一批文学界的新人，如姚雪垠、刘白羽、周而复、林娜(司马文森)、柯灵、黑丁、荒煤、罗洪等，他们纷纷携笔登台，在“自由谈”上试练笔墨，磨砺作品。日伪和国民党致其死命《申报》一生服务于社会，也随着人与社会的变化、动荡而变迁、浮沉。1909年《申报》由美查公司转入国人之手。买办席子佩接手后，由于经营不善，于1912年5月转让给张赓、史量才、应季中、赵竹君等5人，由史量才任总经理。此后二十余年，史量才作为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孜孜于经营《申报》。他网罗人才，改进业务，设立分馆，扩大消息来源和广告范围，修建五层大厦，购进新式印刷机，使《申报》销量大增，到1926年日出报14万多份，与另一份《新闻报》一起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之一。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因倾向进步，主张抗日，不受国民党的驾驭或羁縻，被蓝衣社特务刺杀在沪杭公路上。之后，其子史咏赓继承父业，迫于当时的形势，《申报》的言论态度又趋向保守，相关的各项社会文化事业如出版《申报年鉴》、《申报丛书》、《中国分省地图》等，以及由李公朴和艾思奇等人主持举办的“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和“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等被迫中断或改弦更张。1937年“八·一三”以后，上海沦陷，《申报》因抗拒日方新闻检查自动停刊。后又转移到汉口、香港出报，至1938年10月又迁回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申报》由日本海军报道部接收并改组，成为日伪控制的喉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申报》作为“敌产”被国民党接收，由国民党“CC”组织在上海的负责人潘公展任社长兼总主笔，陈布雷的兄弟陈训口任总经理兼总编辑。1949年5月27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枪炮声渐渐息去，《申报》以“沪杭甬路全线打通慈溪宁波均告解放本市苏州河北亦以肃清”为标题终刊结束。至此，后人有结论作如下诉说：《申报》这个中国报业的长者未得善终，是日伪和国民党先后绑架致其死命的。时移世易，征途回首，许多史事真伪混杂，似真似假。不管人们的感觉是赞叹，还是惋惜，是颂扬，还是鄙夷，那毕竟是中国人的来处，是起步之点，也是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寻迹《申报》、了解历史，是为了借鉴；借鉴历史是为了翻过旧页，迎来新的一页

对《申报》的感受早期《申报》重视的另一雅俗共赏的文学体裁是小说。《申报》创刊后两个月内，就陆续刊载了三种小说：《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和《乃苏国奇闻》。从版面安排来看，三种小说主要刊登在《申报》第二页，是“报首首论”之后的最重要位置，其中两期的《谈瀛小录》则直接取代了“报首首论”。小说刊登在如此显要的位置，足见编者对此类题材的偏爱。白话短篇小说，浅俗明白，引人入胜，迎合了广大消费者的口味，宋元以来逐渐勃兴。小说文体之特征，与《申报》的需求非常合拍，所以得到编辑的高度重视。由此可见，就文体而言，《申报》倾向于朴素简洁、雅俗共赏，具有民间文学特点的文学类型。第二，报刊要求新异迅捷，《申报》刊载的文学作品在内容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求新求异，以求与新闻报纸固有的新闻时效性吻合。如前所述，《申报》刊载的《竹枝词》等民歌俚曲，被当成述奇记异的重要工具，记载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发生的种种新变。《续沪上西人竹枝词》组诗第一首云：“西洋贾舶日纷驰，风俗欧洲认往时。广得新诗当小记，瀛壖闻见愈矜奇。”在这里，竹枝词被当作记载十里洋场新风尚的“新诗”，颇有“信史”或“诗史”的作用。当时读者就发现了《申报》所刊载的诗词有这一特点，《洋泾浜漫兴诗并引》说：“贵馆刊布诸吟坛佳作，莫不各擅新奇。”做诗突出“信”与“新”，恰好与新闻报刊的媒体特征相对应。《竹枝词》面对的是现实中的大千世界，《申报》初期刊载的小说则试图在现实生活之外构建一个新异的想像空间，同样凸现出“求新求异”的文学特征。《申报》最早刊载的三种小说《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和《乃苏国奇闻》都是译作，题材来自殊方异域。这类海外奇谈，极其容易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故事叙述的过程中，《申报》秀才们有了新的编写和润色，刻意追求审美方面的神秘性和惊奇性，以充分满足广大读者猎奇尚异的心理需求。《谈瀛小录》开卷就说：“昨有友人送一稿至本馆，所传之事最为新异，但其书为何人之笔，其事为何时之事，则友人均未周知。盖从一旧族书籍中检出，观其纸墨霉败，几三百余年物也。今节改录之以广异闻云尔。”《一睡七十年》开篇也说：“昔陈搏善睡，每睡必数百年或千年不等。又王质入山樵采，遇二人对奕（弈），观之忘返，洎终局而所执之斧柯已烂，此皆言神仙之事，语殊荒诞不可考。兹有友人谈及一事，似与此二事相类，不知其真伪，亦不知为何时事也。”编者故意虚化小说的材料来源，使叙事时空恍惚迷离，强化“所传之事”的“新异”，“以广异闻”。第三，《申报》立足于上海滩，所刊载的文学作品必然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上海自1843年开放为通商口岸，到《申报》创刊，与西方文明已经有了二十年的接触和融合时间。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亚洲的第四大港口，显示了“东方巴黎”的最初魅力。生活在十里洋场的晚清文人，虽然依旧咬文嚼字，捧着八股文不放，但是，他们亲眼目睹了上海由一个农家少女变成风华绝代的摩登少妇，被她一身的珠光宝气震慑得瞠目结舌。他们迫不及待地用熟谙的诗歌描述着正在崛起的都市。《续沪北竹枝词》说：“洋泾风景尽堪夸，到处笙歌到处花。地火荧荧天不夜，秦淮怎敌此繁华？”相比较古人夜间行路倚赖灯笼照明，新式的路灯会给人们何等奇异的感受。《申江杂诗》则说：“春申江上落帆多，萧鼓声喧遍地歌。如此繁华如此乐，几忘人世有干戈。”简练而形象地勾勒出上海滩的喧哗热闹。综上所述，《申报》刊载的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性、新异性、地域性三大特征。报刊文学发生这样的“新变”，正是“新闻纸”这种传播媒介催化和激发出来的。报纸媒介与文学的首次联袂，就赋予文学诸多新变，说明传播媒介的改变对于文学形式内部的调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申报》刊载文学作品之价值和影响《申报》刊载的文学作品，首先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让当年的读者也让后人比较全面地了解清代末年上海滩的真实风貌。读《沪上青楼词》等，对上海滩的风月场所会有相当全面细致的了解。晚清狭邪小说风靡一时，其中还有专门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等，《申报》刊载的文学作品可以与此对照阅读。“晟溪养浩主人”的一组《戏园竹枝词》也非常引人注目，诗歌咏唱了擅长关西大戏的“张八”、童子客串的“山凤”戏班、“杏花楼”上“女扮男装”的“帽儿新戏”、“燕语莺声”的花鼓戏。这些都是研究晚清娼妓文化及戏曲艺术的重要材料。“滇南香海词人”的《洋场咏物词》和“龙湫旧隐”的《洋场咏物诗》咏叹西方的马车、路灯、电线和轮船，《沪北西人竹枝词》和《续沪上西人竹枝词》则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全面描述了西方人的行为举止、生活方式，新旧转型时期上海滩的光怪陆离得以尽情展现。《申报》刊载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停留在对社会现象的一般性描绘上，时而还对当时上海滩的陋习和丑恶加以指斥，以警示世人。“南仓热眼人”有《六馆闲情》，创作目的是“自警警人”。六馆指妓馆、酒馆、戏馆、烟馆、花烟馆、女堂烟馆，这是当年上海滩的罪恶渊薮。“十梅吟窝主人”有组诗《青村新乐府》四篇：“警乱民”的《饿虱沿》、“悯女功”的《草里花》、“斥邪说”的《守童身》、“戒荡子”的《花烟灯》。其格式完全模仿白居易的《新乐府》，每一篇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以《饿虱沿》为例：饿虱沿警乱民也奉贤风俗，每逢歉岁，乡民纠合数千，往富家坐食，乘机抢夺，俗谓之饿虱沿。其为首者谓之虱头，奉贤王令秘擒数虱头焚诸火，其党始散，愚民好动即为乱阶，是宜警也。梅霖匝月水淹田，田禾漂尽逢荒年。饥民乌合来村前，前村哗传饿虱沿。一虱踊跃终怂恿，虱子蠕蠕万千动。如蝇逐臭蚁慕膻，挥之不去势汹涌。初意但蚕食，继乃等蟊贼。东家仓廪抢掠空，西家倾箧犹汹汹。嗟嗟小么麽，何乃济同恶，聚类蚊蚋喧，刺比蜂虿毒。闻声未到心胆寒，纷纷城中去报官。官斯土者琅琊王，王猛扪虱意态狂。大索十日遍村郭，县官捕虱如捕蝗。政除水懦用火烈，不为柔克为刚克。歼厥巨魁众胆裂，一哄而散尽逃匿。怜尔忽被饥来驱，飞蛾扑火徒捐躯。吁嗟乎，小民一虱何足数，不见堂上之尊猛如虎。诗歌表达了对被饥饿驱使而走投无路的饥民的同情，也揭露了“堂上之尊猛如虎”的官吏的冷酷凶残。作者还常常以“赋”和“铭”的形式劝诫世人，如《洋烟馆赋》、《劝戒洋烟赋》、《荡子赋》、《远色赋》、《妓女铭》、《烟室铭》等等。上述种种，都是研究晚清上海滩及其民俗、社会变迁的第一手资料。就文学价值而言，其中的民歌俚曲与中国悠久的诗歌创作传统相承接，有较高的可读性。译本小说的文学价值则相当有限，它们存在着以下的问题：其一，这些译作都没有署明原作著者和译者的姓名，且用文言意译，整体上与原作精神风貌相去较远。如《谈瀛小录》，实际上就是斯威夫特的《格列弗游记》。译者将故事从异国移植入中土，故事发生的地点演变成琼山、海南附近的海域，地名、人名、叙述笔调完全被汉化。《一睡七十年》乃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其叙述同样如此：一日独行山中，见一兔甚驯捷，因携火枪逐之，遂入山深处。野花夹径，老树参天，迤逦行来，都忘远近。忽遥见前山有人影，亟赴之，乃庞眉皓首三老人也。均席地坐而奕（弈），见魏来，皆惊曰：“汝何得至此？”魏具以告。一老人曰：“子来亦有前缘。”因罢奕（弈）起，引魏至一洞口。石门双闭，老人以手推之，豁然洞开，随之入，初极狭，才通人，侧身行数百步，始见天日。纵目四顾，风景迥殊。良田美畴，绿槐修竹，花红似锦，草碧如茵，烟横远山，桥通小径，粼粼碧水，环绕村前，所谓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世矣。显然，作者杂糅了中国古本小说王质、陈搏等入山遇仙的故事，又有《桃花源记》的尘外世界影子。这样翻译小说，落入俗套。对听惯幽明杂陈、仙凡变异神怪故事的中国读者来说，当然是老生常谈了。其二，叙述方式仅仅是讲述故事梗概，显得粗糙简单。《谈瀛小录》节录小人国一段，原本四、五万字的内容被压缩成四、五千字，只能被看作原作的节略本。欧文的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则被《一睡七十年》的译者缩略成八百余字，只可以称作原作的内容简介。其三，报纸创刊初期非常不规范，连载作品常常是虎头蛇尾，甚至无疾而终。《谈瀛小录》连载四天，《申报》编辑便声称：“此录甚繁，今节刊之如左，其中尚有妙文，容俟下期刊布。”《乃苏国奇闻》连载了半月，译者声称：“至于和尚之事，则下次再详述云。”事实上，这两篇连载小说以后都没有了下文。如此名不见经传而不完整的小说，很难说对后世文学会产生什么影响。《申报》早期刊载文学作品，最大的贡献实际上是在文学之外，它成功地给世人两方面启示：一是可以通过报刊这种特殊媒介传播文学；二是围绕报刊文学可以形成新型职业。《申报》免费为文人读者刊载作品，不但调动起一个以附庸风雅的文人为阅读主体的涵盖面相当广泛的读者队伍，为自己开辟了一个较为开阔和稳定的消费市场，同时使文人看到了作品得以传播的一种全新的可能，即利用报刊这一特殊传播方式刊载文学作品，这就预示着文学报刊即将粉墨登场，成为近代文学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第一份专门刊载文学作品的综合性期刊《瀛寰琐记》，即由申报馆主人美查创办。此后，不仅许多“新闻纸”上开设了文学副刊，独立发行的文学期刊也风起云涌，仅晚清出现的小说期刊就有二十多种。晚清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大多是首先刊载于文学报刊，尤其是小说专刊，而后才结集出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申报》成就有限的文学作品却昭示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因为这一方式的改变，站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之际的晚清文学产生了某些新的特点。例如：为了适应大众阅读而采用白话文；为适应报刊的篇幅而提倡短篇小说，等等。这些特点在《申报》刊载的文学作品中已初露端倪，在此后的晚清文学中则更为凸现。《申报》免费为文人刊载作品，不但没有亏损，反而吸引了读者，扩大了消费市场。这一成功的经济运作实际上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文学不再仅仅是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奢侈品，它本身蕴藏着某种经济价值，在报刊等现代传媒兴起的时代，文学完全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依靠自己的价值成为大众消费品。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文人不但可以依靠新型的报纸杂志免费发表自己的作品，甚至有可能组办自己的文学刊物，从中牟利。因此，促使部分传统文人职业转型。部分热衷文学创作的文人摇身一变，成为职业编辑或职业作家。有意思的是，第一个尝试吃螃蟹的人，就出自申报馆内部，即曾经担任《申报》“笔政”的韩邦庆。他利用报刊这一特殊的传播媒介尝试着创办文学期刊，以个人身份首次开发报刊文学市场。他是在文学领域利用现代传媒谋求个人生存空间的第一个中国职业作家。1892年2月28日，由他创办的《海上奇书》在上海创刊。该刊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个人创办的小说专刊，而且连载了中国最优秀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海上奇书》问世前，韩邦庆就利用自己在《申报》的职业便利，在《申报》为自己的个人刊物屡发广告。他的这些营销策略，当然是受了《申报》的影响。此后，李伯元、吴趼人、曾朴等依靠文学报刊谋生的职业作家大量涌现。晚清文坛的风尚被完全改变了。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首页]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