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徙研究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 》俞祖华、季翠兰《 唐代人口迁移问题研究 》任宏国
人口迁移在中国古代经常发生，对我国古代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下面从人口迁移的表现方式、原因和影响方面简要分析一下中国古代人口的迁移情况。一．我国古代人口迁移的几种方式：1．由边疆迁往中原：①五胡内迁到今天的甘肃、陕西、山西等地。②南匈奴内迁到今天的河套、陕西、山西一带。③蒙古族、女真族等迁入黄河流域（元朝）。④这种迁移都带自发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到黄河流域。主要原因是受汉先进文化影响加上游牧生活不稳定，但有些带有武装掠夺，如匈奴南下、金兵南下等。2．由内地迁往边疆：①秦朝夺取河套地区后，大量迁移内地居民到那里，发展生产，加强边防；在征服珠江流域的越族后，设置桂林、南海、象郡，迁民50万与越族杂居。②唐、元迁民加强边疆管理。③这些迁移是政府有组织的迁移。3．北方人民南迁：①三国时期，北方人民南迁到东吴。②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南迁到江南，给江南带来了技术和劳动力，促进了江南的开发。③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人民南迁，共同发展江南经济。④宋、金时期，南宋人民抗金斗争阻止了金兵南下，南方个对稳定，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使江南经济赶上和超过了北方，经济重心南移……⑤这些迁移是人民自发性的，主要原因是北方战乱，南方相对稳定，经济中心南移，南方自然条件好等。二．我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三种情况：1．政治需要：①秦朝派蒙恬北击匈奴 ②秦朝南征越族 ③西汉设郡县加强对西南的管理 ④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⑤唐朝西亚人入唐定居 ⑥元朝回族的形成2．战乱逃难：①三国时迁民吴国 ②西晋时少数民族南迁 ③五代十国时北民南迁 ④宋时北民南迁 3．经济谋生：①东汉南匈奴南迁 ②西晋时期五胡内迁 ③唐朝中原人民入契丹 ④元朝少数民族迁入中原、江南 三．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原因总析1．地主阶级、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和盘剥，土地的兼并，使农民纷纷破产，无以为生，只得离乡背井，到处流亡。2．频繁的各种战争，导致该地区人口的大量迁移。3．为加强边防，历代政府组织大规模的居民向边境地区迁移。4．经济重心南移，人口也相应向南流动。5．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古代黄河流域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古代黄河多次决口泛多次改道，导致该地区人口向灾害较少的地区迁移。6．对罪人的流放也是我国古代人口迁移的一方面。在内地犯罪被判为流放的，往往是成百上千，到边疆后很少能回来的。四．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影响1．我国古代人口的迁移，传播了先进的经济文化，促使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人民大批南下，不但给南方增添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在他们的影响下，南方各族逐步学会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与发展。2．我国古代人口的迁移，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特别是中原汉族迁居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少数民族内迁到内地，使各族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相互融合，丰富了各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我国古代往往在人口迁移形成高潮时，民族融合也形成高潮，这大大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与发展。3．我国古代人口的迁移，使我国人口的地理分布趋于合理，南方地区土地肥沃、广阔，三国以前人口却极为稀少，随着人口的迁移，江南的开发，南方人口逐渐增多，我国人口的南北分布趋于平衡。 总之，我国古代人口的迁移不仅改变了古代人口布局，使之趋向平衡、合理，而且促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平衡了经济发展，开发建设了边疆。
中国古代人口迁移\==作者：黄冈中学教师李文雄
研究人口中国城市化论文
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要素集成研究摘 要：从要素互动、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采用集成和系统研究的方法，将城市化环境划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并构建了系统的组成要素。由于内外影响力有机结合且相互平衡才能促使城市化车轮正常运转，所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历史问题是由于内外影响力不协调、要素增长错位所致。同时，也应看到世纪的新动态对中国城市化的潜在影响。关键词：城市化；要素；环境系统；城市化车轮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源和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再配置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阶段城市化的违度、规模、结构不同，是影响城乡资源和生产力配置的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城市化作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要素配置过程是周围复杂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所指的环境是广义的环境概念，城市化的环境系统是指对城市化过程有影响的所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总和，它们构成城市化的边界条件。(一)城市化环境系统的结构分解对城市化有影响的所有因素构成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这是—个复杂、动态的发展系统。进行系统结构分析可以防止对有关内容的遗漏，明晰城市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都是受内外部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环境系统的因素分析，还可找出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揭示其对城市化的影响。将城市化的环境系统分成外部环境子系统和内部环境子系统。外部环境子系统是指城市化中非流动要素自身衍生的因素之和，一级分为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一级以下又分为二级，详见表1。内部环境子系统，多数是与城市化过程中流动要素自身密切相关的因素。一级分为：社会、人口、意识等，详见表10由于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的互动过程，某些内外因素之间在某些阶段可能是无法区分的，某些阶段可能有特殊的因素，表1所描述的为一般情形。表1 城市化环境系统结构(二)构造城市化车轮外界环境的综合作用对城市化产生影响，可称之为外生力量。内部环境的各因素综合结果也对城市化产生一个影响力——内生力量。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线形的关系，而是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动的综合过程。某个阶段某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比较明显，而它又通过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反应综合作用于整个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非互相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和有机互动的关系，使得外生力量的作用只有通过内部系统的回应和吸收才能对城市化本身产生影响。同时内外力量之间只有保持平衡、协调一致，才能推动城市化的平稳、快速发展。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提高到2000年的，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这个题目太大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主要涉及人口与土地两方面。人口就可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转型，土地的研究范围更广，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土地用途的变迁，土地监督等等，在城市边界的土地纠纷争议特别突出。在城市化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虽然“城市化”经常挂在嘴边，但由于字数才8000，建议你还是将题目范围缩小一点，针对某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去探讨，简洁而有针对性。
中国出口研究论文
品牌重要的几点是知名度和信誉度做好的产品好的定位发展好的广告影响提纲：1.品牌的概念2.见解国外优秀产品的发展3.出口品牌的战略a,优质的生产线和产品b，管理经营制定c，制定发展的目标和范围4.实施出口品牌，打响知名度a，广告等媒介宣传b，售后优质服务c，寻求优秀的国外代理商长久合作5.研究利弊及日后的发展a，在实施阶段的过程中，发现的利弊分析b，研发新产品，超越国际水平c,如何制定今日的发展
这个题找电影学院的也不行，找学国际贸易的吧，可能对电电影的出口途径也清，还是去作品吧看看吧：
我国外贸进出口的现状与展望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见底，发达经济体可能陷入深度衰退。而中国经济在2008年的经济困难中保持了9%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08年外贸进出口现状2007年下半年，在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态势已开始放缓。2008年6月份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影响，主要发达国家先后陷入了经济衰退、需求迅速减少的状况。而我国外贸出口的近60%直接或间接面向美国、欧盟和日本市场，随着这3大经济体陷入衰退、国际市场需求迅速下降导致国际贸易进一步萎缩，我国的外贸进出口增长出现了快速下滑。1.进出口出现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出口额从08年8月份开始出现快速下滑的态势（见图1），11月份的进出口额从10月份的同比增长逆转为下降9%，降幅高达到，月度进出口总值出现了自2001年10月份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除春节影响的月份之外）。12月继续回落至；出口额在11月开始出现负增长，由10月份的增长逆转为下降，降幅超过20%。12月份的增长速度下滑到；进口额则从10月份的增长逆转到下降，降幅超过33%，12月份进一步下滑到。2.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回落明显0 8年我国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达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其中，出口亿美元，增长，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比07年同期回落个百分点；进口3784亿美元，增长，占同期我国进口总值的，比07年同期回落个百分点。从11月份开始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均呈现大幅下降态势。11月加工贸易出口由10月份的增长逆转为下降，降幅接近20%，12月份的增长速度更是下滑到；进口则由10月份的增长逆转为下降，降幅超过27%，12月份下跌到。0 8年一般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实现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其中，出口亿美元，增长2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比07年同期上升个百分点;进口亿美元，增长，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比07年同期上升个百分点。尽管从08年下半年开始，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均出现了大幅回落的情况，但加工贸易项下的顺差仍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达到亿美元，比07年同期净增加亿美元。而一般贸易项下仅实现了亿美元的顺差，比07年同期净减少亿美元。3.外商企业进出口增长放缓、投资更为审慎08年1～11月份，外商投资企业完成进出口总值亿美元，增长，较07年同期回落了6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其中出口亿美元，增长，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进口5795亿美元，增长，占同期我国进口总值的。同期，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24%，比07年同期提高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1 8%；进口增长37%，高出同期总体进口增速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口总值的。而集体、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进出口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前11个月，进出口增长，占同期进出口总值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商投资更为审慎（见图2）。08年在我国新设立的外商企业与07年同期相比，始终呈现负增长的态势，而实际利用外资呈现逐月下滑的态势，由年初的高速增长迅速回落到11月份的，11月当月实际利用外资的同比下降了。外资投入的减少表明尽管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市场的高成长和需求巨大对国际资本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国际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国际资本的投资选择更为审慎。4.主要产品进出口增幅回落显著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是位列我国外贸进口前2位的两类商品，占08年外贸进口总额的（见表1）。(1)能源产品进口增速回落为保持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缓解国内资源紧张的局面，我国多次下调或取消能源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扩大能源产品进口。但受国际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和国内经济放缓影响，08年我国能源进口增幅回落明显（见表2）。据海关统计，08年1～11月，我国进口主要能源商品量比上年同期仅增长，增幅回落个百分点；进口价值1586亿美元，增长74%，占同期我国进口总值的。到11月份，全球经济衰退加剧，能源需求预期下滑，我国当月主要能源产品的进口量、值均出现下降，分别下降和，直接下拉我国11月总体进口增速个百分点。(2)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回落高技术产业是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第一大产业。08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显回落（见图3）。08年1～10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亿美元，同比增长，比07年同期减缓个百分点。其中，8、9、10月增速为、、，比5、6、7月、、13%的增速大幅下滑。5.欧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08年1～11月，欧盟、美国与日本为我国的3大对外贸易伙伴（见表３）。欧盟继续保持我国第1大贸易伙伴和第1大出口市场的地位，中欧双边贸易总值增长22%，分别高于同期中美、中日双边贸易增速个和个百分点。其中，对欧出口增长，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对欧盟贸易顺差达到亿美元，比07年同期增加。美国持续了我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地位，中美双边贸易总值增长，比07年同期回落个百分点。其中，我国对美出口增长，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自美国进口增长，实现贸易顺差亿美元，比07年同期增加。日本仍然处于第3大贸易伙伴的位置，前11个月中日双边贸易增长了。其中，我国对日本出口增长了；自日本进口增长，对日本出现贸易逆差亿美元，比07年同期增加17%。此外，印度在我国10大贸易伙伴中位列第10位，08年前11个月中印双边贸易总值增长，增速位于前10大贸易伙伴之首。外贸进出口下滑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08年我国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在第4季度出现了深幅下调，但仍占据外贸出口的，而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目前仍以加工、组装为主，大部分产品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部分处于由低端向中端发展阶段，是世界电子信息产品、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基地。由于行业和地区发展外向度等方面的差异，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是不同的。总体上看，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对于外贸依存度高的重点行业和地区的冲击较大，面临的挑战较为严峻。1.对行业的影响0 8年上半年，受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外贸企业利润持续走低。下半年，随着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的逐步显现、国际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产品价格不断下降，更使企业雪上加霜，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从10月份开始，有色、钢铁等冶金行业最早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状况，那些为应对原材料上涨过快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快速增加、上半年在国际市场上订购过多矿石等原材料产品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产成品与原料之间价格倒挂的现象。钢铁行业亏损的局面迫使企业不得不采取关停部分生产线、开工产量只保证已接订单的完成，从而降低企业亏损的生产方式；部分企业开始采取裁员、降薪等措施，一些中小企业甚至开始倒闭。由于传导效应的作用，这些高能耗产业的开工不足直接影响到对电力、煤炭等初级产品市场需求的下降，从而导致这些行业的产品从供不应求迅速转变为供过于求，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产生大幅回落。尽管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的减弱，首先影响的是奢侈品的需求，而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属于中低档，且大部分是日用消费品。近年来由于我国的外贸企业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研发，积极培育和发展自主品牌产品，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出口产品在质量、价格、性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目前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仍然是纺织服装玩具、电子信息、冶金、船舶、汽车、物流、旅游等与我国出口依存度较大的行业，其生产增速大幅回落。那些外向依存图3 2004年以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地区）金额（亿美元）比0 7年同期增减（％）进出口出口进口进出口出口进口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省澳大利亚俄罗斯联邦印度3, 2, 1, 2, 1, 1, 1, 1, 1, 1, 表3 08年1～11月我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总值表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度比较低的行业，如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行业，目前受到的影响程度还较低，但可能会有一个滞后的效应。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的下滑对我国相关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又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国的本土企业可以利用全球相关行业巨头纷纷裁员时机引进一批高端管理与技术人才，收购和兼并一批具有一定技术含量、成长性高、陷入困境的外国企业，迈出本土企业国际化的步伐。2.对地区的影响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市场需求的下降对外向依存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影响较大，对广东省的影响尤为大。08年1～11月，广东省进出口规模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完成进出口总值亿美元，增长10%，增速较07年同期回落个百分点，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国际市场需求的快速萎缩、外贸企业订单的骤减直接使得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企业生产增速大幅度地下调，导致大量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的农民工从08年11月开始提前返乡。而对于以内需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目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面对金融危机，已基本上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东部地区，企业与政府都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利用全球经济衰退的时机着手产业结构的调整，下决心关停并转一批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舍不得调整、生产水平较低、产能落后的企业，为下一步经济的腾飞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3.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为应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中央及时调整政府投资计划，采取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政府调动资金力度、产业政策引导力度、自主创新力度等措施，高密度、强力度地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以启动内需市场。但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影响下，人们对未来就业形势和收入增长的预期开始下降，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呈现逐月下滑的趋势（见图4），将进一步加深国内消费需求的下调。在外需市场萎缩、内需市场不能有效启动、投资更为审慎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同时放缓，将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08年第4季度农民工的提前返乡可以视为在外打工多年，给自己提前放的一个春节长假，但09年春节过后，如果大量农民工不能顺利返城就业，将有可能进一步引发社会问题。09年外贸进出口展望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化、实体经济下滑的加速，0 9年全球经济的衰退将加深、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将加剧，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将进一步增大。2009年发达经济体将会陷入经济衰退的境地，参照历史经验，发达国家政府应对危机最可能采取的措施是经济自保的做法，这将对我国的出口形成不利影响。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及进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危机时期，政府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为缓解出口企业困难、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08年12月24日，国务院推出了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改善进出口金融服务、扩大国内有需求的产品进口、促进投资和贸易互动、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和改善多双边经贸关系等7项最新政策措施，通过减税、扩大政策性银行出口买方信贷、增加先进技术与关键设备及元器件及重要能源原材料等产品的进口、引导与鼓励外资投向、便利通关手续及降低通关费用等措施，缓解出口企业的困难。2009年，与发达经济体的衰退相对应的是，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我国政府还应加强对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贸基本设施投入，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因发达经济体外需放缓对国民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的变化历史（见图5），在经济危机来临阶段、我国进出口增长在经历短暂的快速下滑之后，都会迎来快速反弹的走势。图4消费者信心指数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图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长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人口地理研究进展论文感想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人口迅速转变的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文化巨大变革的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是一个生态环境处于敏感时期的国度，在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其人口问题的研究因而也具有了世界意义和世纪意义。 从本质上讲，人口问题是指人口过程内部以及人口过程与其它社会、经济或自然过程之间出现的矛盾或者失衡，并导致了不利后果或负面影响。严格来讲，所谓人口问题应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过程内部出现的矛盾或者失衡；另一类是由于某种人口现象或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某个(些)方面产生了矛盾或者失衡。后一类问题的出现则有三种情况：其一，主要是由人口变动或人口现象导致的，我们可称其为人口主因的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其二，人口作为次要因素和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可称其为人口次因的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其三，是由于社会、经济、或生态环境条件变化导致的人口过程内部的失衡，我们可称其为社会、经济或生态环境主因的人口问题。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是人口相关问题，本质上属于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而第三种情况和前述第一类问题则属于人口问题。正确认识人口问题的本质，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的准确判断，以及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效果。 21世纪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将会更加复杂和多变，其影响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都将更加凸显。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人口价值观和科学的认识论，坚持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研究的综合性、实证性、社会性和微观化；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拥有一支专业复合型的人才，并吸引更多的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的研究，各相关学科领域学者在共同研究中的互补、互动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重要特色。
中国人口分布的东密西疏的不平衡性，正是人口分布规律的反映。人类生产、生活离不开自然条件，自然条件的差异也影响着人口分布的差异。我国东部地区滨临海洋，全为湿润区和半湿润区，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热带和亚热带，以及部分暖温带和一部分中温带；占据了三级地形中的第一台阶（海拨0～500米）的全部和部分第二台阶（海拨1000～2000米），海拨500米以下的平原和低丘占全国总面积的％；有东北平原的黑土、华北平原的黄褐土、华中丘陵山地的棕壤、长江流域的水稻土等适于农业生产的土壤；从而吸引了众多的农业人口。长江三角洲与钱塘江下游平原、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长江中游平原等我国四大人口密集区都位于东部，这些地区也是世界著名的人口稠密区。西部地区占有全部的第三台阶（海拨4500米以上）和大部分的第二台阶，除高山和少数河谷外，几乎全是干旱、半干旱气候，占全国面积％沙漠、戈壁和荒漠化土地几乎全在西部。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使西部地区的人口分布极为稀疏，仅绿洲和河谷灌溉带有较密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及布局对人口分布有决定性作用：第一，一定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该地区的人口容量和人口密度。第二，以第一产业部门为主的地区，人口分布一般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人口分布呈高密度状态，城市人口比重高。第三，生产力布局尤其是现代化交通布局的扩展，使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相应扩展，有的地方达到了过去根本无法相比的规模和速度。在农业社会里，粮食产区吸引着较高的人口密度；在工业社会中，工商城市和交通枢纽吸引着众多的人口。我国长期“以农立国”，至1990年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74％。中国领土广阔，各地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合当地农业生态环境的不同粮食品种组合，单位播种面积产量的大小依次为： 水稻＞玉米＞薯类、高粱＞小麦＞谷子、杂粮＞大豆。生产稳定性的高低依次为水稻、玉米、薯类＞杂粮、高粱、大豆、谷子＞小麦。我国耕垦历来集中于东部地区；东南部普遍种植水稻，也就容纳了众多的人口。到了现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对人口分布的决定性作用逐渐提高。我国农业产值的 90％出自东部地区；全国铁路线的82％、公路线的85％、通航运河的99％分布在东部；全国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强大的经济实力，使人口大部分集聚于东部地区。解放后，国家化了很大力量来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一方面有组织地动员一定数量的人口分期分批逐步从沿海迁往内地和边远省区；同时将工业交通尽可能地配置在内地以及边远省区；但是，由于西部地区较差的自然环境以及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并未改变我国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的分布甚不合理；从合理人口分布和开发边疆出发，应向大西北大量移民，并且认为大西北能够接纳大量人口。人口分布的密疏与地区的合理容量大小相关。中国人口分布的东密西疏决不是人们个人意志造成的，而是自然条件和生产力的极大差异造成的。脆弱的生态环境、较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人口容量的扩张。解放后，国家有意识地动员向西部地区移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化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出现了“耕垦一亩，沙化三亩”的现象，毁坏了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破坏了畜牧业生产，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以青海省为例，1955年、1956年从东部地区迁入万人，但到1958年底已大部分返回原籍，稍后就基本上走完了；1958年，从河南迁入11万人，到1960年，只剩下万人；1965年，从山东8个城市招收支边青年7200余人，成立农建四师，1979年按政策知识青年返城，又全部返回，撤销农建四师。据“西部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课题组”研究结果表明、西部五省区（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从长远来说，能够接纳移民500万人左右，这一数字同我国未来十几亿的总人口相比较是太微不足道了。移民大西北，缓解东部人口压力是脱离实际的。而我国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区都为人口可容区，如果配置得当，可望能够空纳大量的人口（见附表）。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不会改变，东西部的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会有很大变化，仅限于分子的个位数有微小变动。我国人口分布的东密西疏的格局是人口分布规律的结果，是合理的。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虽然自然增长率比以前有所下降，绝对增长量仍很大，人口压力十分严峻，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存环境。这就要求我们以人地关系协调为目的，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在做到人口宏观合理分布的基础上，微观上人口合理再分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①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持续压力，并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调整；②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完善环保法制、法规，加强执行和监督力度；③保护耕地，注重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④高度重视科技因素，发展知识经济，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道路，提高地区的人口合理容量。
作为高一的地理论文，不抄显然是不现实的，理由1，高中生没那时间没那能耐搞研究，2，人口地理可大可小，选题大了不现实，小了要往精里写怕你写不出来，不对，一般人写不出来。3。人口地理通常和历年的统计数据有关，什么人口啊，经济啊，人口迁移，人口构成啊神马的。高中生显然那什么4。高中的论文没必要写那么专业，5。给你的见议是找两本书看看，然后把里头的某个方面作一个自我的总结评价。这样应该差不多了。6。不行的话可以选个题先，再到网上找些相关的论文，然后自己总结一下吧。现在大学的论文都是90%的抄袭率，高中小论文不抄明显是不顺应历史潮流的。也许我不该教你这些，不过喷了这么多，给点分意思意思呗！ 重编一下，鄙视在我前面的复制党，我可是一字一字码出来的！！
我认为可以从人口地理学角度出发，以我国人口分布特点概述基础上探讨分布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可以从一下角度出发：1. 自然因素（气候、地形、土壤、水体和矿产资源等）2. 社会经济因素（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方式和交通运输条件）3. 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最终完成分析。
关于北宋人口南迁论文题目
江浙地区水热条件较好，历史上多次人口南移北方人口大量迁往江浙，使这里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不知道你的论文是哪个层次的，不好掌握材料的深度和分寸，不过宋代的历史有特色的很多，容易找到资料而且趣味性较高的有这些：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分工、人物服饰等；从“杨家将”或岳飞的传说阐析宋代忠君爱国、勇于献身等人文理念，深一点可以挖到理学的社会背景；宋词的流派和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文化成就；在活字印刷、火药等重要发明方面的贡献……
1.首先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其次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向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土地利用率。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2.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甚至超过了北方地区。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原先的“蛮荒之地”大都变成了“鱼米之乡”，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3. 总的来说，这三次人口南迁都是由战乱引起的；迁移的人数多，而且阶层广，从皇室贵族到僧尼农民；他们分散在湘浙、两广甚至海南等地。他们虽怀恋故土，但一旦享受到了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后，便在南方安心创业，繁衍生息，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衍生出有品味兼活力的江南文化。总的来说，这三次人口南迁都是由战乱引起的；迁移的人数多，而且阶层广，从皇室贵族到僧尼农民；他们分散在湘浙、两广甚至海南等地。他们虽怀恋故土，但一旦享受到了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后，便在南方安心创业，繁衍生息，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衍生出有品味兼活力的江南文化。
人口促进经济，经济带动人口，南方经济发达就会吸引更多外来人员，所以要不断发展内地经济，才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