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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史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3 08:15:09

音乐史论文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

西方音乐史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以一些歌剧高雅艺术为主。

音乐学中国音乐史论文题目

音乐专业的论文题目有很多,下面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好写的论题,供大家参考:1、多媒体技术在视唱练耳教学中的应用2、高校音乐专业合唱训练与视唱练耳的关联互动3、公民社会塑造过程中的高校职能研究4、冷爵士的艺术风格研究5、论歌唱中“声”与“情”的关系6、论民族声乐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7、论声乐学习和演唱中心理调适的作用8、论西方音乐剧的发展脉络9、论中国传统音乐中“和”的审美内涵10、论中国近现代声乐演唱发展的多元化11、论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及演唱特点12、浅述抗战时期在重庆创作的音乐13、浅谈“微笑”在声乐学习中的重要作用14、浅谈西方民族音乐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影响15、如何将视唱练耳与基本乐理教学相互渗透16、如何提高即兴伴奏的能力17、印度宝莱坞电影音乐的特点18、由中国好声音引发的思考19、《试论民歌演唱方法训练与民歌地域风格把握——以陕北民歌为例》20、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暴风雨》第一乐章中减七和弦的使用技法及其审美

音乐与我们生活密不可分,美妙的音乐让我们的身心愉悦,能缓解生活的繁重压力,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下文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音乐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音乐论文题目(一) 1. 多媒体技术在中职音乐课程中的必要性 2. 如何推进多媒体技术与小学音乐教学有效结合 3. 音乐结合心理疏导在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4. 浅谈小学音乐教学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 5. 利用现代网络进行音乐自主学习研究 6. 浅谈现代信息技术在音乐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7. 论音乐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 8. 中职音乐教学中多媒体利用的技巧 9. 音乐治疗对我国大学生心理教育的重要意义分析 10. 摆正多媒体在音乐教学中的位置 11. 运用电教媒体指导幼儿音乐教育 12. 初中音乐教学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有机整合 13. 运用电教媒体开展幼儿高效音乐教育 14. 试论基础音乐教学理念的转变与教学改革 15. 谈小学音乐课程如何利用网络辅助教学 16. 交互式电子白板在音乐教学中的运用 17. 如何将音乐课程的基本理念渗透到各个不同的教学领域 18. 小学低年级音乐教育技术优化探寻 19. 信息化教学下中学生音乐素养的形成 20. 信息技术辅助音乐课堂教学的优势及成效 21. 音乐疗法对中学生情绪调节的干预 22. 现代教育技术辅助下的小学音乐教学 23. 如何让微课把控住你的音乐课堂 音乐论文题目(二) 1. 高等音乐院系音乐信息化建设与教学融合窥探 2. MOOC时代下高校音乐教学的策略与途径分析 3. 团体参与式音乐艺术教育模式对大学生羞怯心理的影响 4. 信息技术环境下培养学生音乐创新思维能力 5. 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小学生的美术综合能力 6. 网络信息环境下的小学音乐教学模式研究 7. 多媒体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8. 解读《音乐之声》中的生态教育观 9. 论高中音乐教学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结合 10.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音乐治疗应用探究 11. 浅析音乐对孤独症儿童的干预与帮助 12. 接受式音乐治疗方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实践与探索 13. 留守儿童音乐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14. 多媒体技术在初中音乐鉴赏教学中的运用 15. 高中音乐多媒体教学中的视听幸福 16. 信息环境下的音乐学科体验式教学设计与实证研究 17. 多媒体影响下的幼儿园音乐教学--以庆阳市西峰区幼儿园为例 18. 多媒体在音乐教学中的魅力 音乐论文题目(三) 1、奥尔夫教学法在英语儿歌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2、高校音乐表演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关系研究 3、浅谈多媒体课件中背景音乐的作用及使用 4、陕西高校音乐教育网络课程建设现状调查研究 5、论信息技术在音乐课堂中的应用 6、歌诗传统成就风雅中国 7、音乐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8、信息技术环境下的高中音乐教学 9、如何找准多媒体与中职音乐教学的整合点 10、数字化教学手段在中小学音乐课堂中的运用 11、网络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2、浅议小学音乐教学与多媒体技术的整合 13、多媒体信息技术与小学音乐素养教育 14、用音乐创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式 15、多媒体教学在拉丁舞教学中的优化作用探究 16、多媒体应用于琵琶教学改革的构想探讨 17、乐器类网站的功能与意义--从网络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影响谈起 18、音乐教育对引导重构大学生健康心理的作用 19、基于微课程理念的大学音乐教育模式探讨 20、团体音乐治疗对提升高校贫困新生心理健康的应用研究 猜你喜欢 1. 音乐学毕业论文题目 2. 本科音乐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3. 音乐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4. 关于音乐论文开题报告 5. 初级音乐职称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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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易冷》风格上和以前的中国风作品略有改变。这首歌不再如《东风破》、《青花瓷》、《本草纲目》和《兰亭序》那样把玩、观赏一种中国文化,而是登上了更高的视角去感悟、品评历史,这种高度已经远超其他音乐人。史册如此残酷,人性如此渺小,瞬间的美好只能在浮图塔、伽蓝雨中魂牵梦萦。红尘滚滚而过,绚烂多姿的烟花,雨打石板,铿锵回荡着金属的质感,如同兵器撞击,却化作了美妙的音符。歌曲前奏清婉舒缓,眼前几朵烟花绽放,渐渐陨落,还剩下星星点点,如流星雨般滴落人间,绚烂的烟花逃遁空门之中,这分明是一个现代人在历史的天空下孤独的伫立,他长着一双古代文物的眼睛,一睁开便看见了眼前的苍凉,回想起当年的繁华。又仿佛一缕缠绵不尽的幽魂,在执着追寻绝世情缘,从古代,直到现在。试问,历史在记录下丰功伟业时,有谁垂询过个体的感受? 艺术家们光从书本上神游是无法得到这种对历史的别样感触的,周杰伦、方文山两人以历史驻足者的姿态,努力沉浸进去,俨然逆旅过客。通过音乐的形式把感触如迷彩烟花般释放出来,配合得天衣无缝,显示了周、方两人境界上至高的追求。匆忙的吉他、凝重的钢琴,西方乐器用来演绎东方文化,格调却如此和谐。用凄美爱情故事烘托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体现的是对理想、人生、古今的深刻醒悟。脱去了欲念的外衣,把脱俗展示给红尘,使浮华的现代有了深度,浅显的欲念自惭形秽。这正是周杰伦跨时代的真正内涵。他在用冷静的思索,来展示对尘世间奢华的认识,禅语佛曲中流露出的全部都是现代的灵动。体现的是对理想、人生、古今的深刻卓见。周杰伦对音乐的理解,对音乐的追求,对人生成就的理性思考,走过一个又一个巅峰,高处不胜孤独。看到的只是一缕稍纵即逝的影子,但这也是缘分,我们的缘分。烟花易冷,伽蓝雨把当世的浮华浇灭,冷却,思索。从洛阳伽蓝记的繁华描述折射到现在。守住孤城,实际上就是坚守自己的内心,守着思想能够捕捉的刹那间掠过的最高点,最美处。 不冷烟花 整首歌的中国风形式,境界上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更加高超。周杰伦的中国风形式绝非简单的“耍酷”,是对一个重大的历史变迁,大的时间旁观去进行感悟评判,从嘻哈到中国风弥漫,随后到了现在,一种更宏大的到了极致的文化味道。这种境界的追求意境登峰造极,四顾无人,只有周方组合,看腻看淡之后,才可能超越。可能这种极致又会再延续一两年,但很明显,前方已经没有更恢宏的道路了。之后需要从新界定,从虚无走向写实主义道路才能突破,不然自己都会觉得很空,容易产生历史虚无主义。从雨果的浪漫主义到狄更斯的现实主义,真正的音乐大师都要玩这路子。周杰伦若是仅仅玩票倒也罢了,那他自然就在伽蓝、东风、青花里边颠倒迷离,自己把自己玩得转;如想再有深层次突破,粉碎虚空,那么自己的过去的层面就要被踩在脚下,必须走写实主义中国风的新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把这条路走好。很多人写实、民谣、摇滚等大都比较形而下,周、方两人这种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以及宏大构筑的艺术风格却仅见,现在,只好等周、方能够跳出伽蓝雨的巅峰把音乐推向高境界。

音乐教育史论文

音乐教育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之一,同时也是实施美育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也成为当今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音乐教育的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农村音乐教育》

摘要:本文从家长、社会、师资、设施等方面分析了农村音乐教育的现状,指出了农村音乐教育的落后,音乐是学校教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提出了改善农村音乐教育的措施,以期得到重视和发展。

关键词:农村;音乐教育;现状;建议

作者简介:周韦(),辽宁省大连人,女,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教学。工作单位: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初级中学。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4--01

前言

音乐教育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之一,同时也是实施美育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也成为当今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音乐教育在整个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它对于青少年的人格塑造、感知力、想象力、智力的开发以及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等等,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音乐是人类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教育界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学校的音乐教育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部门和学校重视,而在广大的农村却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绝大多数地方学校的音乐教育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发展。在广大农村,教育面貌与现代教育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1.音乐教育在当今农村的现状

家长、社会、学校关注度的不够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还处在经济落后,思想守旧的时代,应试教育在农村教育工作中一直是围绕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学校把考取大学成为教育优劣的一个评价标杆,而农民把考取大学当做摆脱贫困生活的唯一途径。

这种应试教育的结果是,迫使家长把目光更多的投在了升入大学摆脱贫困,迫使学校把高考升学率作为唯一的最终目标。家长不会把微薄的收入投入到与高考成绩无关的学科,请家教、上课外辅导班,而用在音乐上的却捉襟见肘。在学校这种现状尤为明显,特别是作为学校的教育主管部门,单纯地追求高考升学率,几乎把音乐等与高考无关的科目一律拒之于门外,仅有的音乐课也时常被占用。特别是在中学,只要是与高考无关的课程,全部被高考科目占用,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音乐课就沦落为“副科”不被重视,成为教学的附属品。

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决定一个学校在某学科领域的教学能力与水平,与教师资源的水平高低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农村中小学中,音乐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整体素质较低。在音乐学科师资配置上,农村学校目前还是很缺乏,尤其是小学,在走访调查中发现,有的学校甚至没有开音乐课,就连兼职教师也不存在。在音乐教师中,专职教师少,其余大部是兼职教师,而就是兼职教师其专业技能也十分薄弱;有的学校还把能力低音乐基础差的教师安排来讲授音乐课,这不仅打击了音乐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的积极性,还严重削弱和影响了音乐教育的师资力量和教育教学水平。

农村学校教学设施设备严重不足

一个学校或一个部门要改进教学方法、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学设备、教学用具是学校教学工作重要物质保,有了这些物质保障,教学工作才能得以正常的开展。由于大部分农村学校对音乐课不重视,没有改善音乐教学设施的经费,也没有改善的想法。绝大部分的中小学音乐教学设施十分简陋,有音乐教室的学校寥寥无几;有的学校甚至连最基本脚踏风琴也不具备,更谈不上钢琴、音响器材等现代教学设备,有的学校宁花五、六千元钱买一盏吊灯,也不肯花两、三千元钱买一台电子琴。至于《音乐课程标准》中要求的“教师应努力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其视听结合,声像一体,形象性强,信息量大,资源宽广等优点为教育教学服务”,在农村中小学当中只能成为一纸空谈了。

农村中小学学生感知能力低下

造成农村音乐教育教学质量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小学音乐教育管理的薄弱,教师的极度缺失,还有教育教学设备的简陋和不足,同时这些方面也大大地影响了制约了农村广大学生感知能力。中小学音乐课的主要教学目标,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在农村学生当中,这三个方面来说没有一个达标。95%的学生喜爱音乐课,但是大部分学生对音乐知识知之甚少,在调查的学生中仅有10%的学生识五线谱;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部分的学生不识谱;对节奏、节拍、力度表现力等全然不知;喜欢流行歌曲的学生居多,对古典音乐基本上没听过,更谈不上理解。

2.改革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几点建议

对音乐教育树立新的观念

要改变当前农村音乐教育的状况,应首先提高对音乐教育的认识,广大社会、家长、教育部门都应加强对农村音乐教育的重视,各级管理部门,尤其要更新观念,加大对音乐教育的重视。改变音乐教育在农村可有可无的附属品的观念。保证课时不得随意侵占,并适当纳入到考试行列,让农村音乐教育正常有序的开展起来。

建立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教育的任何变革都要通过教师来完成,教师是教育的中坚力量。根据广大农村教师严重不足的现状,加大对音乐教师队伍的培训和管理力度应提到日程上来。第一,对音乐教师进行培训。各学校可以向音乐师范院校输送教师进修。县区中学师范、进修学校利用教师寒暑及业余时间开设短期性函授班和培训班。第二,提高教师地位,在评职晋级等方面应平等对待,不应根据教科目进行选择,保证不受歧视。第三,提供教学研讨机会。给教师提供交流经验的机会,鼓励其积极参加教学研讨活动。钻研业务,研究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完善教学设施、优化教学环境

第一,完善教学设施。齐全的教学设备是教学得以正常实施的基本保证,学校应设法加大音乐教育方面投入。首先应配备音乐教学的基本设施,如:教学用具、音响设备与音响资料等;再配置一些乐器,如二胡、手风琴、钢琴等。可通过单位投资,社会赞助及勤工俭学等办法解决资金问题。

第二,优化教学环境。在抓好教育同时,要开展成立第二课堂、兴趣小组,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种文艺活动,创设一种强烈的音乐氛围。如组建合唱团、舞蹈队、器乐队等,以发挥中小学生们的天赋和特长。利用有限的条件,制造音乐氛围,如:校园广播站,学生集会、做广播体操、眼保健操等都离不开校园广播,很多学校的校园广播,几乎每天都是那首陈旧的歌曲在回响,令人一听就厌。

结语

国家的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改革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任重而道远,同样也面临着的机遇和挑战。音乐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更要借力而上。这就需要个人、社会、团体、教育主管部门齐心合力,来关心关注、支持中小学音乐教育,特别是落后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努力改变其现有的状态,力争在极短的时间使农村音乐教育登上新的台阶。

素质教育是一种旨在挖掘学生自身潜能,以完善和全面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音乐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首先是一种基本素质教育。它通过教授音乐这门听觉艺术,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生活,使 学生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爱好,具有对音乐美的感受、表现能力 和初步的鉴赏、创造能力,教会学生如何认识生活、感受生活并在一 定意义上创造生活,从而促进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其目的是培养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在这一 点上,音乐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首先,音乐教育有助于学生记忆力的发展。在音乐教学中,教师 通过歌曲演唱、和乐演奏、随歌随舞等活泼丰富、各种各样的教学形 式,让学生全身各种器官都能活跃起来,在提高兴趣和注意力的同时, 也促进了学生记忆力的提高。并且,音乐能改变人的情绪,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都有类似的体会。听一些轻松愉快的抒情乐,能使我们浑 身放松,精神愉快,对改善记忆有着极显著的效果。诚如马克思所言: "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其 次,音乐教育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 过让学生欣赏《草原之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优秀作品,借 音乐形象来唤起学生对相关视觉形象、听觉形象及有关事物的联想, 让学生尽情畅想草原之夜独特的自然美和莫斯科郊外别具异域风光的 境遇美,使学生的想象力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第三,音乐教育能培 养学生的节奏感,促进时间知觉的发展。音乐是一门节奏性很强的学 科,在教授过程中,学生最易感受到的便是那抑扬顿挫、高低起伏的 乐感,尤其是在敲打乐、摇滚乐中。这时,教师应注意教会学生从身 体的协调动作、肌肉反映上去感觉、体验节奏,并运用到乐理中去, 增强学生的节奏意识。在教会学生认识生活、感受生活的同时,音乐教育还可以帮助学生如何更好的适应社会。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社会是一个尊重个人创造和自我发展的社会,更是一个强调合作,强调沟通,互通有无的社 会,信息即是生活线。人与人、人与物,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教会学生热心参与、相互合作、乐于交往、善 于应变的能力尤为重要。音乐教育因其独特的优势,将成为学生更好 的与自然、与社会相互沟通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组织排练、举行演 出等一系列音乐活动,不但为学生交往能力的提高和协作精神的培养提供了良好途径,还发展了个性与特长,增强了集体合作意识,有利 于学生开朗性格和良好品质的形成,为其将来适应不同的人际组合, 更好的参与社会竞争奠定了基础。勿庸讳言,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之一,它对于开拓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完善人格的形成,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许多教育领导机构和一些中小学校将音乐教育作为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办出了特色,办出了水平,促进了学生 素质的全面提高。同时,素质教育的实施又为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音乐教育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从"杭育杭育"的渊源之声起,音乐伴随着人们进行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 相信随着人类认识方向的转移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音乐教育在促进对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探索征程中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在全面育人的素质教育过程中,音乐教育又起着德育、智育、体育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音乐教育类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初中音乐教育探讨》

摘要: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内容,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在全面育人的素质教育过程中,音乐教育又起着德育、智育、体育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音乐教育 现状

音乐是广大青少年最易于接受的教育形式,是开发青少年身心潜能的最好途径,音乐教育具有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提高素质的作用;音乐教育具有扩大学生的视野,促进智力发展的作用;音乐教育具有训练学生的协调性,培养团队精神,增强意志力的作用;音乐教育具有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的作用;音乐教育具有培养创造力的作用;音乐教育具有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的作用。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是社会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唤,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需要

一、音乐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音乐艺术教育的现状

由于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原因,当前,我国的音乐艺术教育比较薄弱,国民的音乐素质普遍较低。文中所说的“艺术教育”不同于培养专门艺术人才的专业教育,而是指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鉴赏能力、审美情趣,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素质教育”。

(二) 造成音乐艺术教育现状的原因

1.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存在许多不利于音乐艺术教育发展的因素。国民音乐艺术素质的提高得不到普遍重视,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艺术精品不多。在不少场所中,高雅的音乐艺术形式被庸俗的或格调低下的艺术形式所取代;圣洁的艺术殿堂被浓厚的“铜臭”所污染;大众艺术被赤裸裸的商品艺术所侵占。由此造成了不良的文化环境,严重冲击着学校健康的艺术教育,对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部分人审美素质低下、美丑不分,有的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2.在学校教育体制方面,教育改革的滞后影响了音乐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小学和初中阶段的音乐教育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由于不少教育工作者对艺术教育在培养和造就“四有”新人中的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艺术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尚未确立。有的地方因缺少音乐师资等原因,不开或随意停开音乐课;有的地方音乐师资素质不高,误人子弟;有的地方为追求升学率,使音乐教育有名无实。一些开设音乐课的学校也因缺乏必要的考试、考核制度,对教育质量关注较少。安排专门师资、课时,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音乐教育的学校不多,学生的音乐素质不高也就在所难免。

3.在家庭教育方面,对音乐艺术教育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由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有的家长不顾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社会需要,“逼”孩子学习艺术,努力向专业人才发展,导致孩子心灵留下创伤,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有的家长让孩子埋头学习“数、理、化”,将孩子的音乐学习和对音乐艺术的追求视为“不务正业”,这对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音乐艺术教育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一)音乐艺术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陶冶人的思想情操、提高人的审美情趣、使人树立崇高的审美理想方面,音乐艺术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以婉转悠扬的旋律、变幻无穷的节奏、丰富多彩的音色、醇厚明亮的和声、巧妙精致的结构和特有的方式撼动人们的心灵,对复杂的内心世界产生直接的感应作用。

(二)音乐艺术教育是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突破口

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教育改革的一大方向。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将以在升学考试竞争中取得好成绩为主要目标的教育,转为按照教育规律,以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为主要目标,并不断进行革新的教育,使教育真正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学会做人、求知、健体、审美、劳动、生活打下扎实的基础。

三、加快发展

(一)深化教育改革

要加快发展音乐艺术教育,提高国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艺术素质,就要深化教育改革。要把加强音乐艺术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和完善学校音乐艺术教育法规及配套的规章制度。我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1.确立音乐艺术教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将音乐艺术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教育发展规划之中,使音乐艺术教育逐步法制化、规范化。

2.改革音乐艺术教育评价制度和方法。在评价上,将学生合格率与学校升学率分开,建立起一种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以及学校办学方向、教学质量、水平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的科学评估制度和标准。针对中小学音乐艺术教育制定出明确的可以量化的考核指标,纳入整个教育考核体系之中。

3.转变音乐艺术教育教学方式。要改变中小学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积极开展音乐实践活动。如在校内外定期举行演唱比赛、开展校园歌曲创作征集活动等。

(二)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

1.加强音乐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当前,音乐教育的薄弱环节是师资力量不足,音乐教师队伍合格率低,且流失现象严重。要解决该问题,一是进一步调整优化高、中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结构,加大音乐教育的比重,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小学和社会输送高素质的音乐教育人才。二是加强对现有在岗音乐教师的培训,提高其学历、学位水平,从而提升音乐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三是利用利益机制和政策导向,使现有音乐师资力量能够“留得住、用得上”,稳定音乐教师队伍。音乐教师要在职称评定、“评优评先”、岗位晋级、福利待遇等方面与其他教师平等对待。

2.改进音乐艺术教育教材。如中小学音乐教材除继续突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外,要适度增加作品欣赏、键盘练习以及单旋律创作等方面的内容。教育科研部门要加强对音乐教材、教法的研究,加大教学实验的力度,推广应用科研新成果,使音乐教育不断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三)营造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

加快发展音乐艺术教育事业,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美育氛围和文化,唤起更多人关心音乐艺术教育。

1.引入高雅的音乐艺术。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经常组织、邀请文艺团体与音乐工作者深入学校,为学生表演优秀的作品或开设各类艺术讲座,让学生从中领略、欣赏和感受高雅艺术的真谛,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

2.共同维护良好的文化环境。教育、文化、宣传出版等部门要“齐抓共管”,切实加强对面向青少年的各类影视节目和文化出版物的管理,严禁那些污染人们心灵的“精神垃圾”流向学校和社会。严厉打击文化的各类犯罪,净化环境。

我相信,只要不断深化艺术教育改革,只要各级各类学校重视和加强音乐艺术教育,只要全社会都关心和支持音乐艺术教育,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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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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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史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以一些歌剧高雅艺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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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身心不断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声音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论文与生物学或心理学有关,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探索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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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史论文1000字

超验的艺术──谈莫札特的音乐轻快愉悦的风格我一直对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很有兴趣。有些人认为宗教是桎梏艺术的最大元凶,有人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办法呈现出艺术最超越的心灵,有人则宣称艺术可以取代宗教,并达到宗教的功能。于是我决定「宗教音乐」。我的想法是,不管宗教与心灵的关系究竟为何,宗教音乐绝对呈现的出最真实的心灵状态。在研究宗教音乐的过程中,我对莫札特尤其好奇,因为他在萨尔兹堡这个宗教重镇成长的岁月中,一直为其生计:教堂管风琴职位谱写为宗教仪式而有的宗教音乐,而萨尔兹堡主教对莫札特这个艺术家又非常的不尊重,把莫札特的才华弃若敝屣,不断限制他的创作,甚至规定莫札特的宗教音乐只能写小弥撒曲,把莫札特自由的心灵视若宗教中的杂质。这期间,莫札特为想离职,主教竟然以辞去莫札特父亲之职务使其生活陷入困境来要胁莫札特。莫札特为了想离开撒尔兹保受限的创作气氛,与不被器重的艺术生命,也曾在母亲陪同下,周游当年以神童之名走访过的诸如慕尼黑,奥斯堡,曼汉,巴黎,伦敦,海牙,巴黎,里昂,瑞士等大城,想另寻创作生涯的开始,结果非但没有成功,母亲反倒因旅途劳累而病故。莫札特并不想耗费时间教授音乐课以餬口,只好再返回撒尔兹堡,忍辱继续作管风琴师,最终还是以跟主教彻底决裂收场。对萨尔兹堡的宗教气氛,莫札特曾写信给朋友说:「作人还是不要太『虔诚』比较好!」所以莫札特的生命,其实一直周旋在创作渴望与维持家计的现实中、周旋在跋扈主教的宗教压力与自由的艺术生命之间挣扎不已。和谐中隐藏的突兀莫札特六岁时的画像,此时的他是人所周知的神童。莫札特的父亲 Leopold Mozart莫札特的母亲莫札特的音乐总体而言非常轻快愉悦,这简直跟他的生命史格格不入。研究音乐史的人都知道莫札特的音乐生命非常早熟,他才三四岁就已充分显出其音乐的才华,七岁就以神童之名周游欧洲演奏钢琴,这时的莫札特深被王公贵族们宠爱,其音乐中的欢快愉悦是很能被理解的。这种欢快性质,也深深著莫札特的宗教音乐。他最早的宗教音乐 Kyrie(KV33)创作时年仅十岁,Kyrie的内涵是「求主垂怜我的生命」,其实应当是深沈的信仰告白,但这绝非被人视为稀罕天才的小小莫札特所能理解的。但很奇怪的,莫札特到了成人,已不再因神童受人宝爱,开始在撒尔兹堡跟主教折冲郁郁不得志以后,其音乐竟然还是有著愉悦欢快的特点。正是因著这种音乐风格,音乐诠释家开始注意在莫札特音乐中潜藏的,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小调,不谐和音与半音阶,他们都发现这些音符在诉说著欢快之外的另一些东西,而莫札特每每在彷佛不经意间陈述出这些情绪后,便立即以欢快,以和谐再度压过。而这样的音乐风格出现最明显的,就是在母亲去世,莫札特又必须比以前更卑屈的返回撒尔兹堡作管风琴师以后。譬如莫札特的 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KV364),此曲作于 1779,此时母亲已过世,莫札特回到萨尔兹堡,跟主教仍旧不合,(一年后终于彻底决裂),此曲就在一向欢愉轻快的风格中,间杂有半音阶的快速回旋上升音符,给人很焦虑不安的、彷佛想离开逃跑的感觉,此外还数度出现小提琴与大提琴沈重的往返对应,好像是在不安的质问著什么。但是这种音符的出现,都是突兀的过渡,不知何来何去的在和谐声中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虽然这种焦虑感,严厉的大主教是不可能准许莫札特将其放入宗教音乐的。但若仔细聆听同期的宗教音乐C大调庄严弥撒(KV337),就在其 Kyrie中,便有著间杂半音阶的上升,与突然出现嘎然而止的不谐和合音,尤其是因著其合音突然收入休止符,给人「提出没有答案」的不确定感十分的明显。这种宗教音乐的表达,已经是十分露骨了。不管莫札特最终是如何的以欢快否定忧郁与焦虑,其音乐呈现出来的真实心灵,却还是可以被聆听音乐者感觉出来:莫札特渴望自由渴望离开,对当时的生命处境并不满意。莫札特于 1781年终于跟大主教决裂,据说,是大主教踢著他的屁股,当众很难堪的把他赶出去的。莫札特在信中告诉父亲,「主教说为他服务的人中,没有像我这样坏的,又说其他我都不想重复的难听的话,还说我没教养....。请你不要灰心,离开大主教我想我就开始会教好运了。」从此,莫札特开始他更艰困的,收入极不稳定的人生。灵魂深处的信仰告白莫札特离开撒尔兹堡后,于 1783年创作了他最著名的「C小调弥撒」(KV427),这曲弥撒因为没有教堂仪式肯用,终于没有完成,但光就其完成部份,便有人将之与巴哈「B小调弥撒」、贝多芬「庄严弥撒」并列世界最伟大的三大弥撒曲。这首弥撒曲的 Kyrie,先以乐器出现沈重的主题动机后,乐器与人声呈现二种不同的主题赋格,人声也分四部赋格。人声一开始就是急遽升高再急遽下降,给人十分戏剧性的激动感,而器乐主题重头到尾循环反覆进行式,彷佛在陈述一个明知结局却无法停止的抉择,更衬托出人声四部赋格「主我求你垂怜」的哀鸣。中间「基督请你怜悯我」歌词部份,是独唱清柔祈祷风,与合唱清柔祈祷风时而对话,时而互相附合。等祈祷风结束,就又回到器乐与人声二部赋格。

1、音乐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一种艺术欣赏,更是一种精神享受,学会享受音乐便是迈出了享受美的第一步。曾经我以为音乐就只是用来听的,其实不然,音乐是有内涵、有思想、有情感的,由一个个音符排起来的乐谱是有生命的,让人感悟,让人身临其境,让人感同身受,让人欣喜不已。

2、我在这门课里不仅学到了很多知名作曲家的人生经历,还通过这些或喜或悲的故事、或欢快或低沉的乐曲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情绪低落时,具有愉悦向上旋律交响曲、进行曲使我感到心情豁然开朗;在心情烦躁时,温柔平和的轻音乐让我能慢慢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在独自无聊时,听一些浪漫唯美的音乐可以让我感到充实不寂寞。

3、音乐有古典与现代之分,有中国与西方之分。在我国,现代音乐较为流行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是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潘玮柏、胡彦斌、陶喆也是很受欢迎的优质歌曲高产歌手,他们大多从21世纪初出道并活跃至今。周杰伦的音乐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应该说是具有创造性的,他那融合西方说唱及自身演唱特点的经典唱法使很多人打开眼界——原来歌也可以这样唱。

4、我初中的时候很崇拜他,他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正如他所说,就算他以后不再流行了,但只要大家对爱情感到累的时候听到《简单爱》可以感到幸福,他就没白在大家的青春里出现过。

虽然他的特色是吐字不清的说唱,但他也有很多融入古典因素的中国风的歌曲,例如《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发如雪》等,悠扬动听的旋律广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在潜意识里对古典音乐还是有热爱的。古典音乐的魅力可以影响至今是因为它纯净独特的美。

5、所以我最欣赏的还是古典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的优秀与卓越是毋庸置疑的,有太多优美的旋律让人万分欣赏,赞叹不已。有太多优秀的作曲家让人敬佩崇拜,我最喜欢的是巴赫,他的作品中我最偏爱《G弦上的咏叹调》,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播放此曲,心情总是会渐渐好转,屡试不爽。

其它人的更优秀的作品也是数不清的,拿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来说,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但惟独只有贝多芬选择了用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一. 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二. 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 Night in 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四. 音乐对人的影响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为情节展开,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五.音乐与素质教育音乐的最大功能是从精神上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生命的围墙,把视野投向另一个关于美的音乐世界。她最奇妙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日益漂泊的灵魂有回家的感觉,扩充我们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寻找到生命的精神支柱,找到灵魂的归属。近年来,我国大学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是在追求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艺术教育的平衡。素质教育建立在和谐教育对素质的全面理解上。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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