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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论文3000字

发布时间:2024-07-04 05:52:42

中国音乐史论文3000字

音乐是人们澄静的心声,是自然空灵的天籁。 世间有那么多的乐曲,但恐怕只中国古典民族音乐能将其中的真谛尽数彰显出来。 何尝不是如此!那宫廷音乐,少了清新,多了奢华;爵士乐,少了柔美,多了繁杂;流行音乐,更是少了超然,多了浮躁。 而中国古典音乐,至高,至圣,至纯,至美。绝不张扬,却声声柔亮,潜入人心。绝不神秘,却层层深入,别有洞天。它不求太多,只愿将中国古典传播流转,正因如此,无论黄土高坡,还是江南水乡,都有了它的存在。 静坐竹亭,弹奏古琴,想必古人便是在这种情境之下弹奏出那一曲曲的清音雅韵。 爱古曲,爱高山流水之通灵,渔舟唱晚之闲适,二泉映月之绵长,阳春白雪之圣洁。 赏民乐,赏梁祝之哀婉,关山月之豪放,姑苏行之明快,雁落平沙之悠扬。 而这些都是由中华五千年来的文化积淀所传承孕育的。渔歌唱和,流水清音,亲友别离,追忆斯人,人与自然相呼应,自然与文化相融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底蕴都融入了古典音乐,传递所思,所感,所想。洗礼着人们的心灵,诉说着别样的文化……“中和”之美是一种以“和谐”为本质特征的审美类型,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意蕴含蓄、典雅,情感力度适中,文与质、情与理等各种因素和谐统一。 中华民族是以儒释道互补为传统文化基础的,受先秦“尚中”“尚和”和孔子“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同传统文化的丰要思维模式,从诗词文章、书法绘画、园林建筑到音乐戏曲等等,都受到“中和”精神的深刻影响,并都放射着“中和”精神的光芒。 统观我们高中音乐鉴赏的教材,凡人编的中同传统音乐,从古琴曲到古琴文化,从甫代歌曲到唐诗宋词,从民歌到民间器乐曲,随处都能找到“中和”之美清晰的影子。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一. 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二. 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 Night in 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四. 音乐对人的影响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为情节展开,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五.音乐与素质教育音乐的最大功能是从精神上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生命的围墙,把视野投向另一个关于美的音乐世界。她最奇妙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日益漂泊的灵魂有回家的感觉,扩充我们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寻找到生命的精神支柱,找到灵魂的归属。近年来,我国大学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是在追求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艺术教育的平衡。素质教育建立在和谐教育对素质的全面理解上。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摘要]: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和商界共同思考的热点之一,而且日益成为一种朝阳产业。本文重点讲述的人文摇滚也与其有着历史关联和意义。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本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等诸多层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探索。这些探讨对于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各种文化、艺术的层面中。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艺术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而作为中国音乐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摇滚(摇滚)个体,在艺术与商业接轨的今天,如何独善其身并弘扬音乐的人文摇滚精神。就当前我国音乐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音乐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因素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谁又是这一主题的主导或领跑者?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层面,而是着重从中国内地人文摇滚音乐的音乐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人文摇滚的音乐文化而为推动音乐及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想象性框架和可推敲性理论。因为,人文摇滚是文化产业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人文性的文化形态,完全可以当仁不让地承担透视文化产业的任务,并在未来时间内引领中国文化产业迈出不可估量地一步,翻开崭新的一页。[关键词] 人文 摇滚精神 独立摇滚 人生哲学 生命意义 释放 领跑[正文]中国民众主旋律热情开始淡化,功利和实用观念日渐成为民众主导意识。与此同时,本来就受到了另眼相看的音乐歌手和音乐人的本真理想基本失去了社会基础和文化效果,摇滚音乐人原来的社会角色和艺术立场出现了转换,一部分人自觉融入生活,另一部分人则进入市场运作,人文摇滚音乐作为一种“第三地下角色”,甚至被抑为无意识。这样一种状态,不仅作为一种背景,并似乎成为一种“力量”,直接控制、作用、影响着21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为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留下了鲜明的"时间性"印迹。作为历史见证,文化产业的得天独厚都将在这些摇滚文本中得到一份"真实"的记录,并义不容辞的承担起领跑者的任务和名份。一、人文摇滚的层面与渊源1、音乐概述音乐(music)的定义、起源历来很多,关于人类社会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洪荒时代。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原始时代的人类,他们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和音乐为伴而开拓发展,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是直接从人类的劳动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起源说众说纷纭也如性爱说、模仿说、劳动说等。在这里仅仅采纳中国音乐学家刘蓝的界说:音乐起源于太一说。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需要通过演奏、演唱,才能为人们所感知而产生的艺术效果。音乐的分类有很多种,比如:音乐种类分为拉丁音乐、说唱音乐、古典音乐、流行音乐、MV卡拉OK 、影视音乐、儿童音乐、动漫音乐、轻音乐、摇滚音乐、民族音乐、民谣、宗教音乐、节庆音乐、革命音乐、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游戏音乐等等。换句话也就是说,音乐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音乐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表现状态。一定时段的音乐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音乐文化结合体往往有几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审美主观性的将音乐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但后来通过在大学的学习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事物是不能简单的去分类的。):主导音乐文化、高雅音乐文化、大众音乐文化、精神音乐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几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作品文体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物质层面的,又或是精神的。由于本文是在分析人文摇滚音乐;在此就不做详细论述。下面以流行音乐为例谈一下中国音乐的发展现状。2、摇滚渊源纵观流行音乐发展现状,存在着无处流行的悲哀。再来看看中国摇滚音乐的现状,可现在的摇滚(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都变了味了,或许存在着共同的悲哀,有或许是永远也解不开的探索之迷。20年间,除了海外的一些著名歌手还能偶尔引起轰动和追捧外,内地歌手的现场演出还有多少人去听?还有几个人有兴趣办当年那样的演唱会?音乐人许晓峰日前接受采访时说:“去年全国现场演出收入仅有1亿元左右。这说明,中国流行音乐成了一个仅靠唱片公司一条腿走路的‘瘸子’。”“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我紧闭着双眼我紧靠着墙,我装作这肩上已没有长脑袋,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这是崔健新歌《从头再来》的歌词。但是,中国流行音乐,在没有走出原创衰竭、歌者颓丧和市场萎缩之前,该如何从头再来?摇滚在中国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摇滚的特殊就在于它自身的肿胀和虚胖,它总是以一副怒目但也慈悲的姿态现世。这种被哄抬而出的音乐文化形式远远超出它本身的内容和内涵。崔健说过一句话,含义也在于此:“摇滚主要是一种娱乐形式,它的社会功能是别人强加的。”我们在看待这一社会现象时,社会背景总是被我们优先考虑。对于摇滚在中国发展今天这一现状,无论怎样标榜自己叛逆与颠覆性,依旧逃不开大的社会背景。摇滚在中国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被当作一种手段,一个诉求平台,一种社会异化下的宗教活动。中国摇滚大环境可以说一团糟,为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摇滚吵得不可开交,你说我是伪摇滚,我说你是商业化.一些青头小子把头发一染,扯开嗓子大吼几声就是朋克摇滚,说话快的边说边唱两句就是说唱摇滚.我们的老崔年纪大了,可还一直为中国摇滚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奔走,究竟中国摇滚将走向何处?是升华还是灭亡?老崔说了:活着就是一种进步,那么,苟延残喘的中国摇滚进步到了哪种地步?我认为中国摇滚的现状是尴尬的。一方面是不计其数的地下乐队和地下歌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流派曲风争奇斗艳。让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长时期缺少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摇滚的思想和精神被不断的结构异化,是人们对摇滚的执着初衷发生了动摇。中国摇滚历经了十年,希望大家回头看看,到底留下了什么?一群愤怒叫骂的斗士?一群把手中的乐器作为泡妞的“新杀伤性武器”的音乐发烧友们?还是染着各色头发的“行为摇滚”新青年?中国摇滚可能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强大的社会主流在无意中磨打受众的心灵。可------就在此时,人文摇滚出现了。二 摇滚新血脉----人文摇滚从八十年代初中国摇滚起步,至今,它已走过了从热浪到低谷终归于平静的过程。这些摇滚艺人的艺术态度和精神立场的独特性,贯穿于他们的生活始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独特性中所包含的艺术价值与精神价值,足以上升到一种文化艺术的高度。一、人文摇滚的音乐与精神“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扑灭了梦想,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汪峰《怒放的生命》摇滚在中国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被当作一种手段,一个诉求平台,一种社会异化下的宗教活动。无论在哪个国家,摇滚从未像在中国一样经历奇迹。这种奇迹,被赋予上一种信仰,注射进一种跃跃欲试的思想,成为社会中部分非主流人群的旗帜,燃烧律动在这个时代脉搏下。它倾诉着边缘群体的苦难,人性的压抑与渴求,反体制过程中的磨难与怀疑,社会的不解和探索。在中国多数乐评人的眼中,当摇滚势不可挡地成为一种精神载体时,它的社会功能已在无形中被夸大了。摇滚乐坛的风起云涌和音乐人的推波助澜,造就了在中国摇滚界思想决定艺术还是艺术决定思想的试验。而这一问题有些近似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而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有些近似于“物质文明为先还是精神文明为先”的讨论。这一问题在政治课中,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已将其解释详尽了。无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同步发展,以寻求社会主义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的双丰收。2.人文摇滚音乐——灵与肉“忽然间我感到如此快乐的心酸,付出所有的一切只为付出我的梦,忽然我感到如此狂喜的悲哀,拥有一切也不过就这样笑着哭。忽然间我明白泪水映出的岁月,付出所有只为找寻你的梦,忽然间我明白微笑掩藏的悲哀,拥有一切也不过就这样笑着哭。” ——汪峰《笑着哭》无疑,摇滚音乐和摇滚精神要同步寻求发展。无论是出于中国国情,或是现今摇滚人的精神状态的考虑——摇滚,这种有别于其它主流音乐的特有音乐形式,必将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其音乐作用与精神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正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体。我们需要既饱含摇滚精神,反映社会人文思潮又唯美的摇滚风格。无论艺术与商业如何接轨,乐队的存在还是在于作品本身。三、峰高无坦途----人文摇滚的攀登一.在路上寻找灵魂——摇滚人的真理1. 独立的人生信仰“我不知道梦是什么颜色,也许它自有它的颜色,我不知道风要吹向哪里,也许它自有它的方向,我不知道孤独是什么,也许它就象小草一样,我不知道鸟儿为何飞翔,也许它为了寻找故乡,我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也许她可以把我装下,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许我是天空奔跑的迷鹿,” ——汪峰《花火》在那些非主流的地下人群中,有愤世疾俗的“朋克”,有沉郁晦涩的“金属迷”,有忠于另类音乐的黑暗分子——庞杂的人群,旨在维护摇滚的精神——那是所有人道不明但心中仅存的信念。但可以看到,人文摇滚乐并不是官方文化可以接受的事物,而其独立的精神时让大众感觉若即若离。这种独立,从音乐态度上来说,以一种DIY(Do It Yourself)形式存在,无论从词曲到编曲到制作到录音,一条线一气呵成全由摇滚艺人自己完成,这无疑使作品的完成度极高,也更能反映出艺人最原始的思想(比如汪峰自己就有“峰声音乐”);从生活态度上来说,独立,这要求摇滚艺人要以其最具个性的姿态出现,把一种对生命的信仰,一种自身的人生哲学,散播向听众,以实现他人与社会灵魂的进化与自身的成长。2. 在独立中寻求发展“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地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地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 ----许巍《蓝莲花》当一个人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音乐,他所遭遇的不仅有当代艺术的一般困境,更有他所支持的音乐的特殊困境。有幸做出真正创新的艺术家,其后路程就更加艰辛,而结果,往往只有重复自己或索性放弃自己,妥协进中庸的魅力中去。在这一点上,摇滚是最好的例子。一个优秀的人文摇滚人首先是一个有着独特生命感悟的人,正是这种内在的独特性才使他有可能在艺术上超凡脱众;与此同时,他的独特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大众的代言人,他的灵魂的叹息与呐喊必须引起人内心强烈而广泛的共鸣,如此,这种音乐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被认同音乐。诚然,在每一个有个性并且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个性的摇滚人面前,道路一定是曲折的,前途是否光明则完全不可知。这或许就需要摇滚的人们在个性中寻求共性,在独立中寻求支持,在非主流中寻求可主流的事物,使晦涩的摇滚乐成为真正意义上净化灵魂的利器与思想哲学的音乐。发展是必然的,不在发展中爆发,就在发展中灭亡。这是固守自己摇滚信仰的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过程——在独立中寻求发展3.追求与众不同,引领音乐起跑----人文摇滚价值人文摇滚乐,从思想内容、艺术趣味到表演技巧,一般来说,都是难与“阳春”“白雪”相比。它们的市场领域和文化定位都有些不同。“凡是有过沉浸到真正艺术作品的激烈体验的人,都不堪忍受廉价效果的应用,并会坚决主张一种艺术的优越发展…”但是,人文摇滚乐在很多的受众那里很有市场。它是一种“大众文化”,深入到千家万户和各种层次的欣赏受众。那么,人文摇滚乐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在此应该尽我所能指出,才能确凿点明它的领跑之当仁不让。1.较之其他流行音乐形式,人文摇滚乐的潜在影响最大。它不仅是音乐的主流,也改变了其他流行音乐及摇滚乐的面目。人文摇滚乐的声音在电视、电影、广播中随处可闻,它特有的独特音乐节奏渗透于各种流行音乐中。它的流行涵盖面最宽,在崔健建立的摇滚王朝之后添光加彩,升华了主体和意义。与严肃音乐、近期流行的音乐相比,人文摇滚乐的市场更显得热火朝天。人文摇滚乐的唱片、录音带、cd\vcd\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有关人文摇滚的网站已经突破了1300多,而且还有出版社为他们写书和个人传记,有网上消息说有关汪峰的报导、文章也有120多篇。2.引起青、少年、成功人士、社会群体的狂热反应,造成对社会人文思潮巨大的冲击力。过去的摇滚基本上是一种反应青少年文化,反映了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和艺术要求,反过来,又影响和塑造了青少年。但现在的人文摇滚乐关注的不仅仅是青少年,更多的是社会群体,不分年龄、时代,在网上参加有一戏言:“人文摇滚乐不仅使流行音乐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于服装、发式、语言、生活方式,甚至政治观点等方面都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社会现象,过去的摇滚常和毒品、性、解放革新联系在一起,现在,人文摇滚不是仅仅在社会的低靡和人性的碰撞中寻找方向,更重要的是发泄社会群体的愤满。3.社会争议极大。对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正常的现象。但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音乐形式要人文摇滚那样引起人们的如此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乃至对立。在摇滚创造的舆论时代,人们仅仅是批判地接受,现在对待人文摇滚大不相同。人们开始去分析它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教化功用。与早期摇滚相比,比较悠闲,反叛性少,与大众思想情趣比较接近。当然,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不能看不到短处就说没有,给作品和歌手正确的评价才是我们乃至社会都想看到的结果。还要考虑它对今天我们的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四、人文摇滚与社会思潮尽管面对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以及社会舆论的三重威胁,但人文摇滚音乐文化中仍然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体验"的摇滚创作类型。《笑着哭》、《飞得更高》、《花火》、《蓝莲花》、《怒放的生命》等优秀作品汲取了"崔健王朝"所积累的造型感和修辞经验,精心营造着充满意味的故事空间,设计了种种隐喻式的视听具像,另一方面又用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来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成为这一形态的代表性作品、歌手。在叙事上这些作品更自觉地用偶然性来冲淡情节的戏剧性和因果逻辑性,突出人生的无奈、无序和无可把握;在意识上对将人生困境化戏剧性模式更加不信任,不愿意为人生给出一个完整的结束或者答案;在视野上,它们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普通人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是每个生命个体所难以躲避的人生问题。无论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或是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甚至包括对音乐艺术美学潜力的发掘,都成为了这一时期人文摇滚文化发展高度的一种标志。由于意识形态逻辑、更由于流行歌曲生产市场化的经济逻辑的的限制,新世纪的中国摇滚音乐文化正如整个社会文化一样,不可能象80年代文化那样充满异类、喧哗、叛逆,个人主义的、标新立异的、天马行空的狂躁被后现代工业所整合,因而,人文摇滚文化中的先锋性、实验性因素被降低到了最低点,甚至非常规的作品以一种边缘的姿态出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汪峰倾向:以开放性替代了封闭性的叙事,用日常性替代了戏剧性,追求……最常态的人物,最简单的生活,最朴素的语言,最基本的情感,歌词往往难以传达他们动荡不羁、迷离斑杂的生存体验,于是他们都借助于音乐的节奏和情绪来表达自我,他们用装饰性的语言影像、鲜艳的色彩、螺旋似的跳动的结构、MTV的节奏、自传化的题材、情绪化的人物,还原他们自己在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相当个人化的希翼、惶惑、无所归依的生存体验。处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人文摇滚音乐文化就以这样的多元选择形成了其艺术格局,一方面,音乐(流行音乐)观念的更新一直在艰难地发生,但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观念也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一时期人们引以自豪的那种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艺术崇高感在音乐文化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无论是主流音乐作品创作对人文摇滚本体的常规完善或是前卫摇滚作品创作对音乐美学手段的非常规探索,都还缺乏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文化和美学意义上的人文摇滚文化的世纪转折远远还没有完成。代结束语:人文摇滚乐的歌词歌词在摇滚中的作用很重要,它传达出歌曲明确表达的意义和内容。早期的摇滚歌词主要在描写男女青少年之间的浪漫经历,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时光,等等,很少提到有关性的问题,即便提到,也很含蓄。早期的领军人物崔健的歌词里更是少,几乎NO,从歌曲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那种迷茫和追问。“吃不着铁饭碗象咱家老头子,也不想处处受人照顾象现在的孩子,我们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所以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教养的一代混子,真要是吃点苦我准会哭鼻子。下海挣点钱儿又tm不会装孙子,说起严肃的话来总是结巴兜圈子,可干起正经的事来却总要先考虑面子,除了眼前的事我还能干点什么,除了吃喝拉撒睡我还能想点什么,嘿若要问我下一代会是什么个样子,那我就不客气的跟你说:我管得了那么多吗?”在这样的歌词里面我们没有杂乱的思想,有的是生活的繁琐…20世纪末,中国的摇滚歌词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情歌音乐还是继续了男女恋情和美好时光的题材;但是民间(边缘)音乐的高涨给摇滚歌词带来新的严肃含义。精心营造着充满意味的故事空间,设计了种种隐喻式的视听具像,另一方面又用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来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成为这一形态的代表性作品、歌手。我的观点还是那样,人文摇滚音乐不仅见证音乐历史的转折,还肩负着领跑的任务和名份。对于摇滚我们不能一概的否定和肯定,要区别作品的好坏。歌词是区别好坏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是全部)。摇滚音乐中有好的作品,但我决不承认所有的作品都是好的,还有不少很坏的东西。我们的创作要吸收人类文化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在我们国家的音乐舞台和影视节目中,无论是表演外来的音乐还是自己的创作,我想,都应力求健康、高品位、有益于社会。

大概在十四年前,我和两个胖子用准备买色情小报的钱换来了这张盗版碟,当时我们觉得中分的蘑菇头很帅,上网的人很素质,我们会在聊天室里给自己起譬如“阳光男孩”这种今天想起来恨不得把自己阉了的网名,然后找个很女生的网名对她说,“你好,可以聊聊吗?你是哪里的呀?”当时我们在众人面前大谈佛洛依德,波德莱尔,卡尔维诺;背地里却抢着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看的面红耳赤不能自持。当时我们披着年少无知的外衣做了很多今天看来脑残无比的事情,只有一件事今天看来是无比的可爱,那就是,在看完这张盗版盘之后,决定扒运煤的火车到北京去,然后把三个小混蛋扔给窦唯何勇张楚他们,说“这腔热血只卖与识货的!”---当时我们天真的认为,所有的明星都住在京城。 我无法确切描述初次看这张唱片时的感受,我只觉得有无数的热情无处发泄,这个世界瞬间显得如此渺小,我们觉得大陆的摇滚是这个星球上最NB的存在没有之一,我们认为只要攒钱买把吉他然后混入他们乐队的话就能体验到比凯撒拿破仑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征服天下时更High的感受,我们把摇滚当作自己的图腾,把这些人当成自己的上帝,我们鄙视一切不听摇滚的异类。我在把老师气的浑身发抖然后骂我是个废物的时候,自我感觉无比良好的对他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当时我天真的认为,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这个图腾之中,我将永远如此NB的过下去,因为我的上帝会统治整个世界的音乐爱好者,任何一个人都没理由不爱上他们。 十几年后,他们说,何勇疯了,张楚废了,窦唯老了。中国摇滚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低潮期,特别是和他们光彩万丈的前辈们比起来,现在的所谓摇滚人不过是弄些个还算过得去的动静,想尽办法把自己弄得特立独行,然后发几张唱片,数数票子,姑娘。当花儿乐队都把自己标榜成摇滚的时候,我想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摇滚二字如此的厌恶。这是周杰伦蔡依林们的时代,这是美丽脸蛋和完美身材的时代,这是凭一首口水歌混同一首歌就能混到你死的时代,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的琢磨着人民的币,大城市的房子,能让美女两眼放光的车子,至于理想,坚持,信念这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于现在的娱乐圈。 十几年前,我把张楚放给某女听,她听后说,有点怪怪的不过挺好。我又把何勇放给她听,她说,这人是个疯子嘛?十几年后,我把何勇拿出来给某90后听,她坚持了不到1分钟后跟我说,你这是什么垃圾东西啊?然后带上她的Ipod继续周杰伦蔡依林。看着她摇头晃脑的样子我想,我们小的时候是一堆人围在一个日本产的录音机跟前像圣徒朝拜一样在听这个的啊。不过,那种录音机再也看不见了,记忆中的魔岩三杰,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一直以为我还青春年少,但当我一改往日的冷静开始跟小孩子们争吵周杰伦根本不是摇滚,唱摇滚的也不是一定要留长发摔吉他砸汽车烧房子的时候,看着他们眼中的茫然,我知道,这已经不是我可以昂着头继续装无谓然后冲上去和他们狠狠干一架的年代了。 曾经我想做个亡命徒,做个像他们一样的疯子,时间让我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俗人而已。那几个胖子和我一样,早就剪短了头发,把专门磨破洞的牛仔裤扔进垃圾箱,人模狗样的穿着衬衫夹着公文包开始日复一日的上班,等死。 只有一件事,我们拒绝否认我们曾经的信仰,因为麻木的心灵最深处还有着一小块无比柔软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小孩子们问“为什么王菲会和窦唯结婚啊他一点都不帅”的时候露出无奈的笑容,为什么在穿水手衫的时候忍不住想系条红领巾,以及在看到苍老的张楚多年后再次站在台上唱“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的时候,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几个满身伤痕而又媚俗的SB,很多年前,是一群无比骄傲的要改变世界的小亡命徒啊 老实说,窦唯、张楚、何勇的年代不属于我,那时我还太小(还在上小学的),对于摇滚乐这种东西是没法理解的。 所以对于他们的音乐,我属于后来网络发达之后开始补课的,我想对于中国的青年们,这种补课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窦唯、张楚、何勇,他们那时的音乐绝对可以说是经典,既是最中国的,也是最摇滚的。有人郁闷的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把中国摇滚继续辉煌下去,为什么就没有出现新的经典的乐手。不奇怪,我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不说。 看看那时的窦唯、张楚、何勇们吧,他们呐喊,他们诅咒,他们反讽,他们……(摇滚要的就是最直接的表达)现在你给我在和谐社会中来个这个试试。所以现在人们用无厘头和恶搞来颠覆权威,在游戏中麻醉自己。甚至一个超女海选都被民主派们高喊为民主的尝试(民主难道是指针对娱乐的吗?民主难道不是个政治词汇吗?)我想我们社会确实是越来越堕落和无聊了。 又:看到何勇在《钟鼓楼》表演时介绍到:“三弦,何玉生,我的父亲。”并深深鞠了一躬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过年无法回家,只能默默的祝你身体健康!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中国音乐史论文1000字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有不止一篇,选择其一给您,大约5000字不过,希望您主要是借鉴,通过自己的思考,融会贯通,加以修改,增加属于您自己的东西=====================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思考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面对新世纪“知识创新”的学术潮流,如何寻求它的时代定位,已经成为每一位新世纪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时代课题。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这一学科的成熟与发展,是综合文学、史学、音乐学学科知识而实现的。如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方法及其成果就是以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乐器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古音韵学等多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与整合为基础的,其所表现出的“知识创新”意识不言而喻。笔者以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在“知识创新” 的潮流中可能会出现如下一些趋势:1.“知识更新周期”将会进一步缩短。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节奏将表现出较前代越来越迅疾的趋向,生产发展越来越迅速,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科学发明越来越密集,历史节奏的这种急骤演进,是与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诸因素的推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24 <音乐研究>季刊中,新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生产周期相应缩短,越来越多经历过重构的知识成果呼唤着社会的检验;新的音乐史实的发展演变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刘再生先生在论述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时曾有统计:“自1922年第一部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诞生至本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史著作总共出版了四、五十种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著作问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们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的史学新成果还不敷应用之需要。例如出版于1985年的《中国音乐词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订,而199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续编》中的许多人物词条,情况也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均已不大适应当前的应用(近闻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出资赞助该词典的修订,我们期待新版《中国音乐词典》的尽早面世)。此外,在经过20多年的学科发展之后,音乐史学界该当有普遍吸纳综合创新成果的史著问世了。2. 随着知识体系的立体化发展,知识传播途径向着数字化、网络化方面呈多元发展的趋势。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的古代音乐史学成郭树群果,立体化地快捷传遍千家万户。所谓立体化,是指成果的图、文、形、声融为一体的电子展示方式。那些以音乐图像学、考古学、乐律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音乐史学成果,如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融合为一种面貌全新的音乐学知识载体,供人们利用。据已发表的我国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信息,北京数字方舟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关于信息源加工、存储、检索的产品,每分钟可以全自动扫描录入图书资料160页(双面),每天可处理图文50万页,而且采用了国际通用的先进图像压缩技术。这对于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学知识电子化、立体化前景的实现,无疑充满了一种振奋的激情。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很受欢迎的电子读物。例如王子初、冯光生、韩宝强主编的《曾侯乙编钟》(光盘),修海林参与主编的《中国古典音乐欣赏》(系列CD盘),方建军研制开发的《金石之乐:中国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D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数据库软件等。3.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教材呈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面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将向着全社会的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各级各类人才对音乐学知识的需求更多地来源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书。为此中国音乐史学教材文本的多样化,将是音乐史学工作者予以关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史学课程教材,应当注意体现新的特点。有人将其归纳为:(1)要体现一种历史的兼容性(即应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2)要体现一种时代的涵容性(即应涵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提出的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3)还应体现逻辑的展开性(即应注意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念发展的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①4.面对21世纪,“文化的整合”、“知识的重构”恐怕是常议不衰的话题。就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来看,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我以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应对这种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在我国人文学科的大家庭中,无疑应属于“年轻的一代”,其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当在2O世纪8O年代以后,即许多史家所认可的近代音乐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学科发展历史的浅近,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稚嫩仍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犹显必要。例如就中国音乐文献学、“曲调考证”一类研究而言,其创新和突破都还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学科范畴,虽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在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框架体系内,如何突出音乐文献学的特点;在音乐文献学的学科理论研究,音乐文献的编纂、出版,音乐文献的目录、版本研究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献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就“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而论,如果对于中国乐律学、中国古代音乐、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研究做的更系统一点,恐怕黄翔鹏先生的研究也不会显得那样艰难,以致发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叹:“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学生接着做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 ⋯”②鉴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这种实际状况,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拓展,恐怕还会出现蓄势增强的状况。面对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种种发展趋势,史学工作者能否具有应对能力,这也不能不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展望而予以回答的。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近3O个年头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在守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创新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文献资料类著作言,冯文慈先生点注的《律学新说》《律吕精义》,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二分册)、萧炼子的《宋书乐志校释》、王昆吾和任半塘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吉联抗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论著译著丛书》、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音乐研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郭树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编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还有尚待出版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三、四、五分册)、《古乐书钩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乐府诗集笺校》等等,它们勾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文献学框架。以研究成果类的专著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崔宪的《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是直指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重要难题的攻关之作;而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陶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郑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则属于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学术著作;此外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专著还有丘琼荪的遗著《燕乐探微》、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吴钊的《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 — 图说中国音乐史》等。王子初等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多卷本,则以新的音乐史料系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黄翔鹏先生的《乐问》,更以时代的学术创新风范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托起这些重要专著的则是数以千计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们共同构成了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① 孙正聿《教材建设新理念》,《光明Et报))2000年9月27 Et。② 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2期。2001年3月第1期25“知识创新”的基石。就学术的发展来看,虽然交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却不能被学术发展趋于综合的潮流所替代或置换。近期,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倾向。郑祖襄先生谈到:“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① 修海林先生谈到:“音乐史作为严格的历时科学,其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在历时性的叙述中,依着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追溯古今,在久远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叙述音乐的发展。”② 冯文慈先生则在提及了解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时,要打开历史的视野,“对音乐文化的观念持有符合我国实际的辩证发展目光,注意避免以现代的音乐文化观念切割历史,特别是不能以现代西方的音乐观念来圈套我国历史。”固在这世纪之交的学术发展中,这种学科的自主意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创新发展如何走稳自己的路,起到了时代的定位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 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得到新的启示。它要求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随时注意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剖面”;要注意“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方面诸因素在共时性文化空间中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而我们以往则“比较重视对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以及揭示其中的某种规律,但是对于历史上处于某一共同状态下音乐生26 <音乐研究)季刊活剖面的分析,对其中某一类音乐文化模式的研究却用力不足。”④显然,这一新途径具有以知识重构为特点的创新意义。此外,项阳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国弓弦乐器史》,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音乐考古学等不同层面上,营造了中国弓弦乐器不同历史时段共时性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弓弦乐器历时性发展的史实因此而更为充实、丰富;洛秦先生主张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沟通,为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这些学者的努力都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新的思考。20世纪末叶,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还经历着研究人才的新老交替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第三发展阶段的见证人,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前辈学者杨荫浏以及吉联抗、蓝玉崧、夏野、金文达先生以宏富的知识财富,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全部的贡献;我们也承受了黄翔鹏先生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甘露,并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于事业未竟而难以泯灭的心灵之窗,也依然在接受着尚健在的前辈师长惠及后学的心灵滋润;当然,我们也经历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崛起在新的学术起点上的激动。如果说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第一代学人的学术起步还是空谷足音,那么第二代学人的努力就使得学科建设及其成果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而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则已处于规模初具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备博士学位学习资格的第三、四代学人已基本走出了单一师承关系的教育途径,相当一些人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这样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趋于全面,在治学方法上则更为丰富。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初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代学者相继寻找到自己恰当的社会定位,他们的学术潜能正在良好的拓展环境中孕育、催化。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良好前景,正将由这一代学人描绘。正如蓝玉崧先生数年前讲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之林,将会在这蔚为壮观的新老传承和交替中,在群体的互为支持中,根深叶茂,惠及人间。(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综述,所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及的、本人认为能够说明“知识创新”论点的一些例证,偏颇或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行指正。)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①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墓)(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音乐)2000年第2期。③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一. 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二. 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 Night in 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四. 音乐对人的影响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为情节展开,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五.音乐与素质教育音乐的最大功能是从精神上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生命的围墙,把视野投向另一个关于美的音乐世界。她最奇妙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日益漂泊的灵魂有回家的感觉,扩充我们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寻找到生命的精神支柱,找到灵魂的归属。近年来,我国大学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是在追求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艺术教育的平衡。素质教育建立在和谐教育对素质的全面理解上。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中国音乐史论文三千字

有不止一篇,选择其一给您,大约5000字不过,希望您主要是借鉴,通过自己的思考,融会贯通,加以修改,增加属于您自己的东西=====================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思考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面对新世纪“知识创新”的学术潮流,如何寻求它的时代定位,已经成为每一位新世纪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时代课题。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这一学科的成熟与发展,是综合文学、史学、音乐学学科知识而实现的。如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方法及其成果就是以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乐器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古音韵学等多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与整合为基础的,其所表现出的“知识创新”意识不言而喻。笔者以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在“知识创新” 的潮流中可能会出现如下一些趋势:1.“知识更新周期”将会进一步缩短。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节奏将表现出较前代越来越迅疾的趋向,生产发展越来越迅速,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科学发明越来越密集,历史节奏的这种急骤演进,是与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诸因素的推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24 <音乐研究>季刊中,新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生产周期相应缩短,越来越多经历过重构的知识成果呼唤着社会的检验;新的音乐史实的发展演变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刘再生先生在论述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时曾有统计:“自1922年第一部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诞生至本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史著作总共出版了四、五十种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著作问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们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的史学新成果还不敷应用之需要。例如出版于1985年的《中国音乐词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订,而199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续编》中的许多人物词条,情况也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均已不大适应当前的应用(近闻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出资赞助该词典的修订,我们期待新版《中国音乐词典》的尽早面世)。此外,在经过20多年的学科发展之后,音乐史学界该当有普遍吸纳综合创新成果的史著问世了。2. 随着知识体系的立体化发展,知识传播途径向着数字化、网络化方面呈多元发展的趋势。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的古代音乐史学成郭树群果,立体化地快捷传遍千家万户。所谓立体化,是指成果的图、文、形、声融为一体的电子展示方式。那些以音乐图像学、考古学、乐律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音乐史学成果,如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融合为一种面貌全新的音乐学知识载体,供人们利用。据已发表的我国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信息,北京数字方舟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关于信息源加工、存储、检索的产品,每分钟可以全自动扫描录入图书资料160页(双面),每天可处理图文50万页,而且采用了国际通用的先进图像压缩技术。这对于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学知识电子化、立体化前景的实现,无疑充满了一种振奋的激情。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很受欢迎的电子读物。例如王子初、冯光生、韩宝强主编的《曾侯乙编钟》(光盘),修海林参与主编的《中国古典音乐欣赏》(系列CD盘),方建军研制开发的《金石之乐:中国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D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数据库软件等。3.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教材呈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面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将向着全社会的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各级各类人才对音乐学知识的需求更多地来源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书。为此中国音乐史学教材文本的多样化,将是音乐史学工作者予以关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史学课程教材,应当注意体现新的特点。有人将其归纳为:(1)要体现一种历史的兼容性(即应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2)要体现一种时代的涵容性(即应涵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提出的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3)还应体现逻辑的展开性(即应注意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念发展的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①4.面对21世纪,“文化的整合”、“知识的重构”恐怕是常议不衰的话题。就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来看,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我以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应对这种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在我国人文学科的大家庭中,无疑应属于“年轻的一代”,其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当在2O世纪8O年代以后,即许多史家所认可的近代音乐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学科发展历史的浅近,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稚嫩仍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犹显必要。例如就中国音乐文献学、“曲调考证”一类研究而言,其创新和突破都还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学科范畴,虽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在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框架体系内,如何突出音乐文献学的特点;在音乐文献学的学科理论研究,音乐文献的编纂、出版,音乐文献的目录、版本研究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献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就“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而论,如果对于中国乐律学、中国古代音乐、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研究做的更系统一点,恐怕黄翔鹏先生的研究也不会显得那样艰难,以致发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叹:“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学生接着做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 ⋯”②鉴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这种实际状况,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拓展,恐怕还会出现蓄势增强的状况。面对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种种发展趋势,史学工作者能否具有应对能力,这也不能不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展望而予以回答的。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近3O个年头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在守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创新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文献资料类著作言,冯文慈先生点注的《律学新说》《律吕精义》,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二分册)、萧炼子的《宋书乐志校释》、王昆吾和任半塘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吉联抗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论著译著丛书》、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音乐研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郭树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编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还有尚待出版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三、四、五分册)、《古乐书钩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乐府诗集笺校》等等,它们勾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文献学框架。以研究成果类的专著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崔宪的《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是直指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重要难题的攻关之作;而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陶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郑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则属于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学术著作;此外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专著还有丘琼荪的遗著《燕乐探微》、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吴钊的《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 — 图说中国音乐史》等。王子初等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多卷本,则以新的音乐史料系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黄翔鹏先生的《乐问》,更以时代的学术创新风范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托起这些重要专著的则是数以千计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们共同构成了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① 孙正聿《教材建设新理念》,《光明Et报))2000年9月27 Et。② 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2期。2001年3月第1期25“知识创新”的基石。就学术的发展来看,虽然交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却不能被学术发展趋于综合的潮流所替代或置换。近期,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倾向。郑祖襄先生谈到:“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① 修海林先生谈到:“音乐史作为严格的历时科学,其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在历时性的叙述中,依着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追溯古今,在久远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叙述音乐的发展。”② 冯文慈先生则在提及了解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时,要打开历史的视野,“对音乐文化的观念持有符合我国实际的辩证发展目光,注意避免以现代的音乐文化观念切割历史,特别是不能以现代西方的音乐观念来圈套我国历史。”固在这世纪之交的学术发展中,这种学科的自主意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创新发展如何走稳自己的路,起到了时代的定位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 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得到新的启示。它要求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随时注意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剖面”;要注意“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方面诸因素在共时性文化空间中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而我们以往则“比较重视对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以及揭示其中的某种规律,但是对于历史上处于某一共同状态下音乐生26 <音乐研究)季刊活剖面的分析,对其中某一类音乐文化模式的研究却用力不足。”④显然,这一新途径具有以知识重构为特点的创新意义。此外,项阳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国弓弦乐器史》,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音乐考古学等不同层面上,营造了中国弓弦乐器不同历史时段共时性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弓弦乐器历时性发展的史实因此而更为充实、丰富;洛秦先生主张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沟通,为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这些学者的努力都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新的思考。20世纪末叶,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还经历着研究人才的新老交替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第三发展阶段的见证人,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前辈学者杨荫浏以及吉联抗、蓝玉崧、夏野、金文达先生以宏富的知识财富,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全部的贡献;我们也承受了黄翔鹏先生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甘露,并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于事业未竟而难以泯灭的心灵之窗,也依然在接受着尚健在的前辈师长惠及后学的心灵滋润;当然,我们也经历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崛起在新的学术起点上的激动。如果说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第一代学人的学术起步还是空谷足音,那么第二代学人的努力就使得学科建设及其成果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而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则已处于规模初具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备博士学位学习资格的第三、四代学人已基本走出了单一师承关系的教育途径,相当一些人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这样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趋于全面,在治学方法上则更为丰富。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初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代学者相继寻找到自己恰当的社会定位,他们的学术潜能正在良好的拓展环境中孕育、催化。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良好前景,正将由这一代学人描绘。正如蓝玉崧先生数年前讲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之林,将会在这蔚为壮观的新老传承和交替中,在群体的互为支持中,根深叶茂,惠及人间。(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综述,所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及的、本人认为能够说明“知识创新”论点的一些例证,偏颇或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行指正。)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①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墓)(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音乐)2000年第2期。③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中国音乐艺术发展简要综述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从上古至近代的悠久岁月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的优越的音乐文化。今天面对着这样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遗产,根据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社会调查资料,全面而概括地对中国音乐史加以论述,是我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可以反映出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音乐的本源出于民间。就乐曲说,有些是民间的集体创作或民间艺人的创作,有些是音乐家从人民生活中汲取了艺术原料而创作,或在民歌的启发之下,或在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随时都能证明这一点。《诗经·国风》大都是民间歌谣,《楚辞》中有些作品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即使魏晋六朝上层社会流行的琴曲,我认为有不少直接来自当时的相和歌及相和大曲。按相和歌原出于“汉世街陌谣讴”,相和大曲即相和歌的高级形式。此外,又如对后来产生并不断发展的描写秦汉之际楚汉鏖战的琵琶曲《十面埋伏》,书中也指出它的两段尾声是来自民间曲牌《五声佛》和《撼动山》的曲调。当然其他部分也可能有民间曲调。音乐文化是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又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的一部分,有时代特色。在历史上,新音乐都是在继承了旧音乐的成就,在新的社会条件之下发展起来的,例如书中指出南北朝的清商乐是在南方民歌“吴歌”“西曲”的基础上,继承了相和歌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新乐种;北宋未年在温州出现的南戏,原是在当地的民歌、曲子的基础上发展成的一种民间戏曲,后来又吸收了唱赚、诸宫调及杂剧的若干成就才逐渐趋于完善。音乐史上这种不断的推除出新的运动一直在进行着。每个民族或国家的音乐文化的发展,主要是由各自社会发展的动力所触发的,而本国各民族之间或本国和外国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战国时代西南地区的“滇国”即借鉴中原的编钟而铸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编钟,汉朝的鼓吹曲中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歌曲,南北朝时期西部少数民族的乐章不断地传入中原,等等。此外,中国和亚洲及欧洲音乐文化的交流情况,特别是中国和近邻日本密切的音乐文化关系。这不仅是回忆往事,而更重要的则是重温历史友谊。中国古代音乐学家的一些学说,如《乐记》一书认为音乐应反映社会现实,应发挥教育功能,等等。这些主张虽然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可供我们参考。

中国古代音乐史论文2000字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中华先民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未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从原始先民通过劳动摆脱了动物状态开始懂得装饰自己,便出现了最早的审美意识活动,其审美意识就已经产生了。在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中华美学思想获得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传统美学思想。中国传统音乐绵延几千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决定了中国古代先哲奉行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式,将矛盾双方作为一种内在的和谐,即中华文化传统“和”的精神。“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作为一种审美品格,“和”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笔者将古代不同时期对音乐思想“和”的阐释作一梳理和简要述介。“和”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和同之辩”的论争。《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断,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这里说明了在听觉感知上,只有不同的乐音组织相配才能生产美的音乐,相异的音乐组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好听的音乐。这是从音乐审美的角度对“和实生物”规律的体验和理解。春秋时期晏婴是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他对音乐有精辟的见解,曾说:“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将音乐各种特征的“相成”“相济”都归属到音乐审美的和谐统一之中。晏婴在谈音乐诸要素之间的谐和时,并没有忽视音声与人心的谐和关系。“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只有“和”的音乐才能使君子听了产生心平气和的感情。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倡导礼乐思想,对音乐所看重的主要是它的社会教化作用。他们对“韶”一类的雅乐推崇备至,认为“中和”的音乐是最能移风易俗具有教化作用的,讲究借中和的音乐修身养性。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汉代《乐记》从“德音”“中和”来看“乐”之美的社会属性与情感属性。只有具有“中和”情感特征的才是“和乐”,这就要求在情感表现上处于“中和”状态,“乐而不乱”“乐而不流”“刚而不怒”“柔而不慑”。魏晋时期阮籍在其论乐专著《乐论》中,一方面以“和”作为乐的顺乎自然的本质属性,要求以协和阴阳的音声去适万物之“情气”,另一方面在音乐生活中继承乐教思想,要求“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礼作乐“使天下为乐者,莫不仪焉”。嵇康在《琴赋》中以平和之声为琴音乐美的特征,在琴声具“自然之和”的基础上描写琴音的美妙。他讲的“礼乐之情”是以“乐之为体,以心为主”的角度讲“平和之乐”对人心的作用。唐代白居易对琴乐审美问题上有较多论述,他视恬淡、平和为琴乐与“正始音”的音乐审美情感特征,以“淡”“和”为其审美标准。宋代朱长文在“琴史”中以政不和故人心不和,人心不和故音不和的角度强调“乐之和”在于“正——心——音”之音的关系是否和谐。从音乐与人心的关系认为只有能够协调民心,“顺气正声、为群情之影响”的音乐才是“和”乐的,才是美的音乐。哲学家朱熹在《紫阳琴铭》中对琴乐审美明确提出“养群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体现了他对琴乐中和美的认识,即“中和”美的实现有赖于通过自我修养达到人心之正性。明代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是中国美学思想史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之一。《溪山琴况》提出二十四况,其中“和”是最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溪山琴况》开首即写道“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为琴。其所首重者,和也。”这表明了“和”作为琴乐审美范畴,在《琴况》中具有其他诸况不能替代的地位。“和”在《琴况》中具有多义的内涵,如“和”况以琴乐陶冶人之性情,琴乐的实施目的在于使人心“和”,这具有社会伦理学的意义。“和”在《琴况》中与音乐审美理想有关,强调“和”的存在并不只是于技艺,要获得“和”之美存在的真谛要“不以情性中和相遇”。“和”是《溪山琴况》的主要精神,是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清代王夫之以“和”作为乐的审美规范和准则。他首先强调“律为和”,重视“律为和”的作用,纵观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史,“和”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和”是我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优秀传统,至今这种美学传统仍普遍存在于我国民间传统音乐之中。但“和”又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今日的“和”已不是儒家仅用于“雅颂之乐”的中庸之和,而是与多种非“和”品质相互融合的优美、平和、细腻的美学品格。

有不止一篇,选择其一给您,大约5000字不过,希望您主要是借鉴,通过自己的思考,融会贯通,加以修改,增加属于您自己的东西=====================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思考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面对新世纪“知识创新”的学术潮流,如何寻求它的时代定位,已经成为每一位新世纪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时代课题。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这一学科的成熟与发展,是综合文学、史学、音乐学学科知识而实现的。如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方法及其成果就是以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乐器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古音韵学等多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与整合为基础的,其所表现出的“知识创新”意识不言而喻。笔者以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在“知识创新” 的潮流中可能会出现如下一些趋势:1.“知识更新周期”将会进一步缩短。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节奏将表现出较前代越来越迅疾的趋向,生产发展越来越迅速,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科学发明越来越密集,历史节奏的这种急骤演进,是与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诸因素的推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24 <音乐研究>季刊中,新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生产周期相应缩短,越来越多经历过重构的知识成果呼唤着社会的检验;新的音乐史实的发展演变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刘再生先生在论述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时曾有统计:“自1922年第一部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诞生至本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史著作总共出版了四、五十种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著作问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们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的史学新成果还不敷应用之需要。例如出版于1985年的《中国音乐词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订,而199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续编》中的许多人物词条,情况也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均已不大适应当前的应用(近闻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出资赞助该词典的修订,我们期待新版《中国音乐词典》的尽早面世)。此外,在经过20多年的学科发展之后,音乐史学界该当有普遍吸纳综合创新成果的史著问世了。2. 随着知识体系的立体化发展,知识传播途径向着数字化、网络化方面呈多元发展的趋势。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的古代音乐史学成郭树群果,立体化地快捷传遍千家万户。所谓立体化,是指成果的图、文、形、声融为一体的电子展示方式。那些以音乐图像学、考古学、乐律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音乐史学成果,如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融合为一种面貌全新的音乐学知识载体,供人们利用。据已发表的我国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信息,北京数字方舟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关于信息源加工、存储、检索的产品,每分钟可以全自动扫描录入图书资料160页(双面),每天可处理图文50万页,而且采用了国际通用的先进图像压缩技术。这对于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学知识电子化、立体化前景的实现,无疑充满了一种振奋的激情。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很受欢迎的电子读物。例如王子初、冯光生、韩宝强主编的《曾侯乙编钟》(光盘),修海林参与主编的《中国古典音乐欣赏》(系列CD盘),方建军研制开发的《金石之乐:中国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D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数据库软件等。3.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教材呈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面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将向着全社会的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各级各类人才对音乐学知识的需求更多地来源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书。为此中国音乐史学教材文本的多样化,将是音乐史学工作者予以关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史学课程教材,应当注意体现新的特点。有人将其归纳为:(1)要体现一种历史的兼容性(即应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2)要体现一种时代的涵容性(即应涵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提出的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3)还应体现逻辑的展开性(即应注意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念发展的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①4.面对21世纪,“文化的整合”、“知识的重构”恐怕是常议不衰的话题。就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来看,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我以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应对这种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在我国人文学科的大家庭中,无疑应属于“年轻的一代”,其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当在2O世纪8O年代以后,即许多史家所认可的近代音乐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学科发展历史的浅近,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稚嫩仍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犹显必要。例如就中国音乐文献学、“曲调考证”一类研究而言,其创新和突破都还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学科范畴,虽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在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框架体系内,如何突出音乐文献学的特点;在音乐文献学的学科理论研究,音乐文献的编纂、出版,音乐文献的目录、版本研究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献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就“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而论,如果对于中国乐律学、中国古代音乐、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研究做的更系统一点,恐怕黄翔鹏先生的研究也不会显得那样艰难,以致发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叹:“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学生接着做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 ⋯”②鉴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这种实际状况,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拓展,恐怕还会出现蓄势增强的状况。面对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种种发展趋势,史学工作者能否具有应对能力,这也不能不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展望而予以回答的。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近3O个年头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在守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创新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文献资料类著作言,冯文慈先生点注的《律学新说》《律吕精义》,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二分册)、萧炼子的《宋书乐志校释》、王昆吾和任半塘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吉联抗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论著译著丛书》、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音乐研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郭树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编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还有尚待出版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三、四、五分册)、《古乐书钩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乐府诗集笺校》等等,它们勾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文献学框架。以研究成果类的专著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崔宪的《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是直指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重要难题的攻关之作;而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陶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郑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则属于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学术著作;此外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专著还有丘琼荪的遗著《燕乐探微》、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吴钊的《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 — 图说中国音乐史》等。王子初等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多卷本,则以新的音乐史料系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黄翔鹏先生的《乐问》,更以时代的学术创新风范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托起这些重要专著的则是数以千计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们共同构成了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① 孙正聿《教材建设新理念》,《光明Et报))2000年9月27 Et。② 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2期。2001年3月第1期25“知识创新”的基石。就学术的发展来看,虽然交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却不能被学术发展趋于综合的潮流所替代或置换。近期,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倾向。郑祖襄先生谈到:“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① 修海林先生谈到:“音乐史作为严格的历时科学,其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在历时性的叙述中,依着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追溯古今,在久远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叙述音乐的发展。”② 冯文慈先生则在提及了解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时,要打开历史的视野,“对音乐文化的观念持有符合我国实际的辩证发展目光,注意避免以现代的音乐文化观念切割历史,特别是不能以现代西方的音乐观念来圈套我国历史。”固在这世纪之交的学术发展中,这种学科的自主意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创新发展如何走稳自己的路,起到了时代的定位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 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得到新的启示。它要求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随时注意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剖面”;要注意“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方面诸因素在共时性文化空间中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而我们以往则“比较重视对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以及揭示其中的某种规律,但是对于历史上处于某一共同状态下音乐生26 <音乐研究)季刊活剖面的分析,对其中某一类音乐文化模式的研究却用力不足。”④显然,这一新途径具有以知识重构为特点的创新意义。此外,项阳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国弓弦乐器史》,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音乐考古学等不同层面上,营造了中国弓弦乐器不同历史时段共时性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弓弦乐器历时性发展的史实因此而更为充实、丰富;洛秦先生主张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沟通,为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这些学者的努力都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新的思考。20世纪末叶,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还经历着研究人才的新老交替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第三发展阶段的见证人,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前辈学者杨荫浏以及吉联抗、蓝玉崧、夏野、金文达先生以宏富的知识财富,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全部的贡献;我们也承受了黄翔鹏先生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甘露,并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于事业未竟而难以泯灭的心灵之窗,也依然在接受着尚健在的前辈师长惠及后学的心灵滋润;当然,我们也经历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崛起在新的学术起点上的激动。如果说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第一代学人的学术起步还是空谷足音,那么第二代学人的努力就使得学科建设及其成果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而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则已处于规模初具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备博士学位学习资格的第三、四代学人已基本走出了单一师承关系的教育途径,相当一些人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这样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趋于全面,在治学方法上则更为丰富。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初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代学者相继寻找到自己恰当的社会定位,他们的学术潜能正在良好的拓展环境中孕育、催化。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良好前景,正将由这一代学人描绘。正如蓝玉崧先生数年前讲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之林,将会在这蔚为壮观的新老传承和交替中,在群体的互为支持中,根深叶茂,惠及人间。(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综述,所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及的、本人认为能够说明“知识创新”论点的一些例证,偏颇或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行指正。)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①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墓)(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音乐)2000年第2期。③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世界名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Vienna)位于奥地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维也纳盆地之中,三面环山,多瑙河穿城而过,四周环绕着著名的维也纳森林。面积平方公里。人口万人(2000年)),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以上。是奥地利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奥地利州首府。西欧至巴尔干半岛的铁路枢纽,多瑙河港。公元前是凯尔特人居民点。公元1世纪,罗马人曾在此建立城堡。公元881年以“维尼亚”首见记载,十二世纪成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十三世纪末至 1918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以后是奥地利首都。1137年为奥地利公国首邑。13世纪末,随着哈布斯堡皇族兴起,发展迅速,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15世纪以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和欧洲的经济中心。18世纪,玛丽亚·铁列西娅母子当政期间热衷于改革,打击教会势力,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带来艺术的繁荣,使维也纳逐渐成为欧洲古典音乐的中心,获得了“音乐城”的美名。1945年起曾由苏、美、英、法分区管理,1955年对奥和约签订后四国军队撤退。维也纳有“多瑙河的女神”之称。环境优美,景色诱人。冬温和夏凉爽。东阿尔卑斯山支脉维也纳林山伸展于西郊,绿林成片。山之西是华丽住宅区,花园及葡萄园围绕。多瑙河流贯市内,水碧山秀,风景如画。登上城西的阿尔卑斯山麓,波浪起伏的“维也纳森林”尽收眼底;城东面对多瑙河盆地,可远眺喀尔巴阡山闪耀的绿色峰尖。北面宽阔的草地宛如一块特大绿色绒毡,碧波粼粼的多瑙河蜿蜒穿流其间。房屋顺山势而建,重楼连宇,层次分明。登高远望,各种风格的教堂建筑给这青山碧水的城市蒙上一层古老庄重的色彩。市内街道呈辐射环状,宽50米,两旁林荫蔽日的环形大道以内为内城。内城卵石街道,纵横交错,很少高层房屋,多为巴罗克式、哥特式和罗马式建筑。中世纪的圣斯特凡大教堂和双塔教堂的尖顶耸入云端,其南塔高138米,可俯瞰全市。香布伦宫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有希腊式建筑、雕像及喷泉。多瑙河及多瑙运河间的岛上有大公园。1869年建成的国立歌剧院,被称为世界歌剧中心。1857年建的57米宽、4公里长的环形大道两旁为博物馆、市政厅、国会、大学和国家歌剧院等重要建筑,成为欧洲最优美的城市通道之一。环形大道与另一相平行的环行路之间为中间层,这一带为商业区、住宅区、也有宫殿、教堂等夹建其间。第二环形路外为外层,市西有幽雅的公园,美丽的别墅以及其它宫殿建筑。在这众多的宫殿中,以位于城西南部的舍恩布龙宫引入注目,这是奥地利历史上繁荣时期的一个遗迹。城区东南部的“美景宫”为18世纪初卡尔皇帝为抵抗土耳其入侵立下战功的欧根亲王所造。旅游业发达。东北郊和南郊是工业区,有冶金、机械、汽车、铁路车辆、化工等部门,服装及印刷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维也纳的名字始终是和音乐连在一起的。许多音乐大师,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约翰·斯特劳斯父子、格留克和勃拉姆斯都曾在此度过多年音乐生涯。海顿的《皇帝四重奏》,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月光奏鸣曲》、《英雄交响曲》,舒伯特的《天鹅之歌》、《冬之旅》,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著名乐曲均诞生于此。许多公园和广场上矗立着他们的雕像,不少街道、礼堂、会议大厅都以这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音乐家的故居和墓地常年为人们参观和凭吊。如今,维也纳拥有世界上最豪华的国家歌剧院、闻名遐迩的音乐大厅和第一流水平的交响乐团。每年1月1日在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金色大厅举行新年音乐会。除纽约和日内瓦外,维也纳为第三个联合国城市。1979年建成的奥地利国际中心又称“联合国城”,气势雄伟,是许多联合国机构的集中地。它曾是长期称霸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央机构所在地;1814年奥地利首相兼外交大臣梅特涅在旷日持久的维也纳会议上施展阴谋诡诈的政治权术;1815年俄、美、奥3国皇帝缔结所谓“神圣同盟”,力图扑灭资产阶级革命;1848年在欧洲大革命的影响下,维也纳发生街垒战,梅特涅逃亡伦敦;1867年成为称雄欧洲大国奥匈帝国的首都;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一跃而为德国纳粹的头目,1938年3月率军长驱直入维也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战争期间,全城遭到53次轮番轰炸,不少古典建筑被毁;1955年5月苏、美、英、法4国与奥地利在“美景宫”会议厅签订了《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从而结束了长达10年的4国占领状态;1955年10月16日,奥地利议会宣布宪法性法律“永久中立”,这一天被定为国庆日。奥地利号称“欧洲的心脏”,维也纳则是“心脏的心脏”。自古以来,维也纳就是连结东西欧的交通枢纽和来往于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重要通道。维也纳-历史文化之都:维也纳永远充满多姿多彩吸引人的文化节目。无论是古典音乐或现代戏剧,电影,舞导演出或歌剧,音乐剧,艺术展览或音乐会及演唱会-无论您何时驾临,您都能有无限的发掘及深刻的印象。您也可以悠闲的坐在闻名世界,气氛浓厚的维也纳咖啡厅喝杯咖啡,或拜访一流的传统葡萄酒场 (Heurige)。在维也纳您更可品尝到欧洲各国,美味高级的烹饪技术。维也纳-音乐之都:几世纪以来音乐一直都离不开维也纳,与它紧紧相连。它是孕育出音乐天才莫札特,贝多芬,舒伯特和约翰史特劳斯的圣地。维也纳悠久的音乐遗产延续至今。闻名全世界的维也纳交响乐团和维也纳儿童合唱团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中永远得到爆满观众的热烈掌声。而维也纳音乐学院不断的孕育出在国际音乐界中脱颖而出的乐者。除此之外,维也纳丰富活跃的现代热门音乐舞台及场所吸 引了不少的年轻人。如果您喜欢音乐,维也纳绝对让您无法忘怀。历史人口20世纪初期,维也纳曾经是世界第六大都市;维也纳的人口在奥匈帝国时期(1867年—1918年)快速增长,当时的维也纳聚集了很多从这个帝国其他部份的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捷克人返回他们的祖国,这导致这个城市的人口减少。在接下来的移民时期,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拥有斯拉夫和匈牙利姓氏。

音乐学中国音乐史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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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我们生活密不可分,美妙的音乐让我们的身心愉悦,能缓解生活的繁重压力,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下文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音乐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音乐论文题目(一) 1. 多媒体技术在中职音乐课程中的必要性 2. 如何推进多媒体技术与小学音乐教学有效结合 3. 音乐结合心理疏导在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4. 浅谈小学音乐教学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 5. 利用现代网络进行音乐自主学习研究 6. 浅谈现代信息技术在音乐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7. 论音乐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 8. 中职音乐教学中多媒体利用的技巧 9. 音乐治疗对我国大学生心理教育的重要意义分析 10. 摆正多媒体在音乐教学中的位置 11. 运用电教媒体指导幼儿音乐教育 12. 初中音乐教学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有机整合 13. 运用电教媒体开展幼儿高效音乐教育 14. 试论基础音乐教学理念的转变与教学改革 15. 谈小学音乐课程如何利用网络辅助教学 16. 交互式电子白板在音乐教学中的运用 17. 如何将音乐课程的基本理念渗透到各个不同的教学领域 18. 小学低年级音乐教育技术优化探寻 19. 信息化教学下中学生音乐素养的形成 20. 信息技术辅助音乐课堂教学的优势及成效 21. 音乐疗法对中学生情绪调节的干预 22. 现代教育技术辅助下的小学音乐教学 23. 如何让微课把控住你的音乐课堂 音乐论文题目(二) 1. 高等音乐院系音乐信息化建设与教学融合窥探 2. MOOC时代下高校音乐教学的策略与途径分析 3. 团体参与式音乐艺术教育模式对大学生羞怯心理的影响 4. 信息技术环境下培养学生音乐创新思维能力 5. 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小学生的美术综合能力 6. 网络信息环境下的小学音乐教学模式研究 7. 多媒体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8. 解读《音乐之声》中的生态教育观 9. 论高中音乐教学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结合 10.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音乐治疗应用探究 11. 浅析音乐对孤独症儿童的干预与帮助 12. 接受式音乐治疗方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实践与探索 13. 留守儿童音乐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14. 多媒体技术在初中音乐鉴赏教学中的运用 15. 高中音乐多媒体教学中的视听幸福 16. 信息环境下的音乐学科体验式教学设计与实证研究 17. 多媒体影响下的幼儿园音乐教学--以庆阳市西峰区幼儿园为例 18. 多媒体在音乐教学中的魅力 音乐论文题目(三) 1、奥尔夫教学法在英语儿歌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2、高校音乐表演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关系研究 3、浅谈多媒体课件中背景音乐的作用及使用 4、陕西高校音乐教育网络课程建设现状调查研究 5、论信息技术在音乐课堂中的应用 6、歌诗传统成就风雅中国 7、音乐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8、信息技术环境下的高中音乐教学 9、如何找准多媒体与中职音乐教学的整合点 10、数字化教学手段在中小学音乐课堂中的运用 11、网络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2、浅议小学音乐教学与多媒体技术的整合 13、多媒体信息技术与小学音乐素养教育 14、用音乐创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式 15、多媒体教学在拉丁舞教学中的优化作用探究 16、多媒体应用于琵琶教学改革的构想探讨 17、乐器类网站的功能与意义--从网络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影响谈起 18、音乐教育对引导重构大学生健康心理的作用 19、基于微课程理念的大学音乐教育模式探讨 20、团体音乐治疗对提升高校贫困新生心理健康的应用研究 猜你喜欢 1. 音乐学毕业论文题目 2. 本科音乐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3. 音乐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4. 关于音乐论文开题报告 5. 初级音乐职称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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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易冷》风格上和以前的中国风作品略有改变。这首歌不再如《东风破》、《青花瓷》、《本草纲目》和《兰亭序》那样把玩、观赏一种中国文化,而是登上了更高的视角去感悟、品评历史,这种高度已经远超其他音乐人。史册如此残酷,人性如此渺小,瞬间的美好只能在浮图塔、伽蓝雨中魂牵梦萦。红尘滚滚而过,绚烂多姿的烟花,雨打石板,铿锵回荡着金属的质感,如同兵器撞击,却化作了美妙的音符。歌曲前奏清婉舒缓,眼前几朵烟花绽放,渐渐陨落,还剩下星星点点,如流星雨般滴落人间,绚烂的烟花逃遁空门之中,这分明是一个现代人在历史的天空下孤独的伫立,他长着一双古代文物的眼睛,一睁开便看见了眼前的苍凉,回想起当年的繁华。又仿佛一缕缠绵不尽的幽魂,在执着追寻绝世情缘,从古代,直到现在。试问,历史在记录下丰功伟业时,有谁垂询过个体的感受? 艺术家们光从书本上神游是无法得到这种对历史的别样感触的,周杰伦、方文山两人以历史驻足者的姿态,努力沉浸进去,俨然逆旅过客。通过音乐的形式把感触如迷彩烟花般释放出来,配合得天衣无缝,显示了周、方两人境界上至高的追求。匆忙的吉他、凝重的钢琴,西方乐器用来演绎东方文化,格调却如此和谐。用凄美爱情故事烘托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体现的是对理想、人生、古今的深刻醒悟。脱去了欲念的外衣,把脱俗展示给红尘,使浮华的现代有了深度,浅显的欲念自惭形秽。这正是周杰伦跨时代的真正内涵。他在用冷静的思索,来展示对尘世间奢华的认识,禅语佛曲中流露出的全部都是现代的灵动。体现的是对理想、人生、古今的深刻卓见。周杰伦对音乐的理解,对音乐的追求,对人生成就的理性思考,走过一个又一个巅峰,高处不胜孤独。看到的只是一缕稍纵即逝的影子,但这也是缘分,我们的缘分。烟花易冷,伽蓝雨把当世的浮华浇灭,冷却,思索。从洛阳伽蓝记的繁华描述折射到现在。守住孤城,实际上就是坚守自己的内心,守着思想能够捕捉的刹那间掠过的最高点,最美处。 不冷烟花 整首歌的中国风形式,境界上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更加高超。周杰伦的中国风形式绝非简单的“耍酷”,是对一个重大的历史变迁,大的时间旁观去进行感悟评判,从嘻哈到中国风弥漫,随后到了现在,一种更宏大的到了极致的文化味道。这种境界的追求意境登峰造极,四顾无人,只有周方组合,看腻看淡之后,才可能超越。可能这种极致又会再延续一两年,但很明显,前方已经没有更恢宏的道路了。之后需要从新界定,从虚无走向写实主义道路才能突破,不然自己都会觉得很空,容易产生历史虚无主义。从雨果的浪漫主义到狄更斯的现实主义,真正的音乐大师都要玩这路子。周杰伦若是仅仅玩票倒也罢了,那他自然就在伽蓝、东风、青花里边颠倒迷离,自己把自己玩得转;如想再有深层次突破,粉碎虚空,那么自己的过去的层面就要被踩在脚下,必须走写实主义中国风的新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把这条路走好。很多人写实、民谣、摇滚等大都比较形而下,周、方两人这种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以及宏大构筑的艺术风格却仅见,现在,只好等周、方能够跳出伽蓝雨的巅峰把音乐推向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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