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悲剧意识毕业论文

章庆，给你这个。今年的寒假，老洪让我们写读后感，于是我读完了《三国演义》，读完此书，我从中受益非浅――世纪少年应有“胆”有“识”。三国演义乃我国四大古典名着之一。里面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通过设置大量巧合，化不可能为可能，把人物的个性特点描述得淋漓尽致，把一个个场面描绘得更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使我过目不忘，即使抛开了书，它们也充塞天地，深入我心。什么“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以及“粗中有细勇猛善战”的张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足智多谋”的忠臣诸葛亮；还有心胸狭隘的周逾，长厚的鲁肃等人交织在一起，引发了一连串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如草船借箭，连环计，空城计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看过之余，掩卷沉思，“草船借箭中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要在三天之内造出十万支箭。这对当时的周逾和现在我们看来，真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可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瞒“过了多疑的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到了十万支箭，令周逾刮目相看。试想，诸葛亮不讲究“策略”能行吗？细细思量，我们的学习不也一样吗？也应讲究方法，注意适当休息，劳逸结合，让大了大脑得到调节，为下一节课积蓄精力，就能提高学习效率。学习是这样，生活也如此。有一次，家里来客人，妈妈让我给客人沏茶，沏茶就要烧开水，清洗杯子，以及分放茶叶。烧开水约十分钟，洗杯子约要五分钟，分放茶叶约三分钟，这样一来，就要共花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可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条妙法：在烧开水的同时，就洗杯子，分放茶叶，等水烧开后，其余两项工作早已完成了。这样一来，我不仅节约了时间去做其它事情，还让客人在短时间里感受到了主人的热情。做事情不仅要有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的“识”，还要有“单匹救主”的赵云的“胆”。记得那次体育课上，体育老师让我们练习跳高。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就像猴子一样一跃而过。轮到我了，生怕摔着的我及得额头直冒冷汗，胆却的内心使我的动作变得缩手缩脚，最后落得个“嘴肯泥”的下场。体育老师摸透了我的心思，走过来，又耐心地给我讲解跳高的要领，在老师和同学们地鼓励下，我大胆地又重试了一次，这次终于成功了！漂亮的动作还博得同学们地欢呼，齐声叫好。唉没有胆量可不行啊！是啊，我们虽是新世纪的少年，是祖国的花朵，但是如果没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那样渊博的知识，横溢的才华，没有赵云那浑身是胆的气魄，试问，我们能有“胆”有“识”吗？少年朋友们，让我们携手乘风破浪，继往开来，做一个有“胆”有“识”的世纪少年吧！采纳吧~~~~

透过文学看"性格决定命运" 写人物就是写人性.例如<<红楼梦>>的女子就有不同类型的人物性格,不同的命运(不是指结局). 小娥的外在层面有典型的最让男人心动的女性优点:美丽,善良,柔弱.渴望一个依赖的男人并给他关心,爱抚和成就感. 这样的女子注定引来男人的爱怜或觊觎或利用,注定是非缠身. 内在层面则有典型的女性(不仅是女性)缺点:无主见,盲从;感性摧毁道德;需求击溃爱情. 这样的女子注定为人摆布. 以上两者结合注定是悲剧人物,悲剧命运. 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同程度的有以上优缺点,类似的悲剧人物也不难找. 意志不可不坚定;思想不可不深刻. 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把握命运.

看过了《白鹿原》，满脑子都是关于白鹿两家由始自终的起起落落，书中的人物也轮流在脑里登场，奸诈的、仁义的、朴实的、投机的、以德报怨的﹍﹍形形色色，而我现在最想说的却是那个为白鹿原上的人所不耻，所唾骂，人人得而诛之的可怜女子——田小娥。我说她可怜，是因为她甚至连可怜与同情都挣不到，原上的人都不会觉得她可怜，只会把她看作是害人精，是婊子；我说她可悲，是因为她无力反抗她的命运，即便连反抗本身都成为一种悲哀，当她化作飞蛾在盘旋，当她带来瘟疫企图为自己的屈死讨回公道，实施报复时，却最终没有成功，而如白娘子一样为塔紧紧镇压，永远不得翻身了。不走正道者不得好报，“邪终归不能胜正”，是标志着君子的那一边赢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凉。（如果早知道反抗没有用，她还会反抗吗？如果再让她选择一次，她还会义无反顾地再次跟黑娃到这古老的原上来吗？）悲哀是从哪里开始的呢？那大概要牵扯到她的父母了，是他们首先把她推到郭举人的火坑里，这有点遥远了，而且似乎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的不甘心，在那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中她偏要挣脱，偏要追求自己的生活，而当她跟黑娃回到白鹿原时她的真正的悲剧就开始了。小娥是一个刚烈的女子，所以那个社会是肯定容不了她的，即使没有黑娃，也会有另一个人，会有另一个白鹿原,黑娃的出现不过是偶然。白嘉轩是一个很玄乎的人,他似乎对什么都采取不闻不理的态度,尤如一个超然的智者,仅有的一次参与其中的就是那次煽动交农具,而他自谓一生正直,做事光明磊落,的确,他以仁义为准则,奉俗规乡约为神圣只要违反了规矩,即使是他的亲儿子他都不会原谅,虽然黑娃和鹿子霖都曾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可是在他们落难的时候却只有他站出来为他们讲话,他也说过,有过错的人,改好了就应该可以原谅,但是他对小娥却没有一点宽容,其实如果不是他对小娥带着无法改变的偏见,小娥也许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因为，小娥之所以主动引诱白孝文其实就是为了报复他，让他身败名裂，用书中的话来讲就“把尿尿到他脸上了”，虽然说这场报复最初并非是小娥自觉的，她是因为受到了教嗦才做的，但毕竟白嘉轩提供了让人教嗦的机会，我并不特别讨厌白嘉轩，但我也不喜欢他，尤其是在他处理小娥这件事上，小娥的鬼魂说得对“……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让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小娥其实是一个善良的女子，她要求的也并不多,只是想平平静静地生活,可是他一旦认定了她是肮脏的，便不管事实真相，实际上他也不关心真相吧，虽然从他的立场上他是维护俗规的尊严，他的连儿子都不饶的行为确实无私，但却未免不公正。他不让她进祠堂是第一次让她在白鹿原无立足之地，之后当着全族人对她的惩罚则更是足以催毁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柔弱女子。所以，对于小娥的最终堕落与毁灭他是有责任的。当然，小娥本身而言也有无可推托的责任造成了自身的悲剧。她生性刚烈，敢作敢为敢于追求，我非常欣赏她敢于在死的牢笼里挣扎，那种作为别人工具的生活一潭死水，而她没任由其下去，她有胆量追求她的幸福，有勇气做真正的人，而这些在别人眼中都恰恰是不可容忍的不要脸的举动，因为在这个古老的原上，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女子，如此不守妇道，与长工通奸被谴回家已经没脸做人才对，而她竟还敢公然与黑娃大方地在原上出现，在他们看来当是罪不容诛吧，而我却佩服她的这种冲击的勇气。不过，她虽有勇气，但她却不自立，归根到底，她对男人的依赖过强，她觉得没有男人可依靠的生活活不下去，而正是她的这种思想才会让鹿子霖有机可乘，使她成为了被利用的工具以及无辜的牺牲品。如果她自立一点，靠黑娃留给她的地和食物等东西，她完全可以过得下去，而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样不能活，说到底是因为她不是一心想靠自己。另外对于鹿子霖她过于单纯地抱有幻想，以为他真的会帮她，而且在他设计害她，让她在众人面前爱鞭打，受侮辱时她都没有说出跟他的关系，而让狗蛋当了替死鬼。如果说她之前屈从于鹿子霖是因为不知情过于天真的话那还也讲得过去，但是当她最终明白了他的不良居心，却依然受他的摆布，就太愚蠢太不值太不可原谅了，何况她对鹿子霖还从最初的屈从到后来的乐意，在我看来，别说是那个时代，即使是如今也无法接受她的如此“开放”。此时她才算了把自己推到了死亡的深渊。毕竟，无论外界对你是如何的否定与排斥，真正的命运却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总观悲剧美理论的发展轨迹，无论是鲁迅的“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还是叶朗先生的“悲剧的核心是‘命运’”。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都强调“人生”，强调人生美好的东西。那么，人生美好的东西到底指什么？无疑，人生的生命对人的一生来说，它是最美好的。人有了生命，才能有一切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将以上各大家的悲剧理论归结为：将人的生命毁灭给人看。只有这样，作品所包含的悲剧意蕴才能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白鹿原》无疑是在以上悲剧美观念指导下创作的一部悲剧性作品。田小蛾是《白鹿原》人物系列中最具悲剧性的一个。她本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出身于读书人家，模样也姣好。命运不济令她嫁给一个老举人做妾，过着非人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黑娃萌生了爱情，事情败露后，她被逐出门外，与黑娃回到原上。然而，她与黑娃的爱情而为以白嘉轩为代表的正统道德和白鹿原的风俗所不容。当她一旦失去黑娃的佑护之后，便像绵羊掉进了狼窝，在政治上、人格上、肉体上备受惩罚和蹂躏。鹿子霖乘其之危占有了她，并以次作为对黑娃的某种报复；她又听从鹿子霖的调唆以美色诱引孝文走向堕落。在这里，正言历色的白嘉轩把她当作伤风败俗的“灾星”，不顾伦理的鹿子霖把她当成搞垮对头的“打手”。小蛾由先前追求真情到走向堕落，客观上有她自己破罐子破摔的主观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是封建文化所造成的。她爱黑娃不能，洁身自好也不能。为人正直守成的白嘉轩压制她，为人伪善又歹毒的鹿子霖威诱她；在正常场面上要忍受正人君子的唾骂；在背地里又要承受偷香窃玉的人的蹂躏，还兼及拉人下水。试问这一切，她作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又能怎样？她别无选择，只能在随波逐流中走完悲惨的一生。这难道仅仅是小蛾个人的命运悲剧么？所以，田小蛾的悲剧命运不仅具有悲剧美，还能引导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劣质进行思考。

有些网友觉得白鹿原学术论文难写，可能是因为没有思路，所以我为大家带来了相关的例文，希望能帮到大家! 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一《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浅析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自称“民族的秘史”。然而能够吸引我的并不是所谓的“秘史”，而是作品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当中，田小娥始终是一个“淫妇”，然而能震撼人灵魂的正是这个“淫妇”。她对美好生活的大胆追求，对爱情的执着，对人性的捍卫以及对时代的控诉，无不让我们看到这位旧式女性身上闪烁的独特人格魅力。其实她不是淫荡，生存的困境让她陷入了道德的漩涡，死亡的绝境。关键词：《白鹿原》;女性形象;田小娥;生存困境;女性魅力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成功塑造了一个耕读传家、光明磊落、有着夺目人格形象的族长——白嘉轩，同时也成功塑造了在浓重男权压制下的一系列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中屈辱卑微的活着，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男人的性玩物，更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领域中，她们大多数处于蒙昧状态，她们不懂得追求自由，不懂得人格尊严，认为依附于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田小娥是一个刚刚脱离蒙昧状态的女性，她向往美好的生活，追求幸福的婚姻，然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现实的土壤里，她的做法只能被看做是异类，理想只能一个个毁灭，死亡只能是她最终的归宿，以下从几个方面对田小娥这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一、“淫妇”不淫田小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穷秀才，她不仅知书达理而且颇有几分姿色，正是所谓小家碧玉。她和所有的花季少女一样，心中拨动着青春的梦想，怀揣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然而命运捉弄了这个天生丽质、如花似玉的女子，因为父亲的虚荣和家庭的贫困，她被迫嫁给了六十多岁的郭举人，纳为他的小妾，这一桩非人性的婚姻完全击碎了这个天真烂漫少女的青春之梦，她杯具的一生就此拉开了序幕。在郭家，小娥的一切都由大夫人安排，甚至与郭举人的同房时间都由大夫人掌控。更可恶的是把她作为郭举人养生的工具——为郭举人泡枣。这种非人性的变态做法，不仅是对这个年轻妩媚女子身体上的凌辱，更摧毁了她的人格尊严与一个女子的价值。长工黑娃的出现，让这位年轻的女子怦然心动，她大胆的示爱，并与黑娃发生关系，进而在性爱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位备受奴役的女性在爱情的滋润下“走路的步子轻盈了，两只秀溜的小脚麻利地扭着，胸脯上的那两团诱人的奶子就颤悠悠弹着，眼睛像雨后的青山一样明澈，往日里那种死气沓沓的神色已经扫荡殆尽。”可见是黑娃的出现，唤起了这位女性的渴望。所以说从人性的角度看，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看，田小娥对黑娃的殷勤不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挑逗，而是对爱的呼唤，对自己中意之人的追求，是对于千百年来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由于她的不守妇道，郭举人休了她，对她来说这是一种解脱，她和黑娃可以放心地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然而当她被黑娃领回村，他们进不了祠堂，拜不成祖宗，得不到公公鹿三的认可，也为原上乡邻所不齿，她只能和黑娃在村外的破窑洞里过日子。日子过得尽管有些辛酸，但只要和黑娃在一起，小娥的心总是美滋滋的，这就是小娥的幸福，一个普通女人的正常生活，但小娥心满意足了，这就是她所要的生活。在无牵无挂、举目无亲的状况下，她把可以解救黑娃的希望寄托在鹿子霖身上。在鹿子霖的诱惑下，她突然发现，原来性也可以成为一种交换的工具，所以她欣然接受了鹿子霖对她身体的占有，这个无知的少妇从此就走向了堕落的深渊。可谁知这根本就是一场，鹿子霖根本没有能力救出黑娃。当田小娥有所醒悟时，发现她已经离不开对鹿子霖的依赖，至此她的道德也一下子跌进了无可挽回的境地。然而，如果设身处地地想，田小娥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说的淫荡之妇，她与黑娃的结合是为爱而歌，是爱情碰撞的火花，是合乎人性的，只是她的做法违背了伦理，触犯了时代，所以她的淫妇之名是时代强加给她的，她与鹿子霖的私情，也并不是她的本意，真正了解本文的人，会为这个孤苦伶仃女子的真挚而感动，设身处地想一下，在那个乱世之中，作为一个女人，她拥有的东西实在太少了，除了那口破窑洞和黑娃以外，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她那年轻的身体了。但无论如何她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真诚的，只不过她把性、把自己年轻的身体当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了。作为一个女人，能用自己仅有的东西来做交换，我们姑且不论交易有多肮脏，性质有多恶劣，但至少她的出发点是感人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女人精神世界的善良之处，为了爱情，为了幸福的生活，她付出了一个女人的全部。所以说她并不淫荡，“淫妇”之名的得来，只能说是她追求幸福生活的代价。二、“淫妇”对人性的捍卫随着一个阴谋的出现，小娥又一次跌入了痛苦的深渊。自从黑娃逃走以后，有点“淫疯式”的狗蛋就对小娥的姿色十分痴迷，可一次次都未得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狗蛋发现了鹿子霖和小娥的奸情，为了掩人之口，鹿子霖设下陷害狗蛋的圈套，没想到连小娥也一起出卖了。“仁义白鹿村”是容不下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的，族长白嘉轩当即作出了严惩小娥和狗蛋的办法，用刺刷将小娥和狗蛋各打四十下。小娥打得血肉模糊，其中也有鹿子霖对她的抽打。小娥恨透了鹿子霖，可她对白嘉轩对自己的惩罚也怀恨在心，所以伤刚愈合，她经不住鹿子霖的诱，又一次用性充当了白鹿两家斗争的工具，鹿子霖的意图是让小娥引诱族长的长子白孝文，致使其败家，以达到“尿到族长脸上”的卑鄙目的，然而小娥终究是一个善良的女性，看着白孝文一天天的与她一起堕落，内心激起了悔恨之情。否则，当她和白孝文的奸情被白嘉轩揭穿后，白嘉轩气晕在窑门后，小娥怎么会有“达到报复的目的却没有产生报复后的欢悦”呢?她的良心一次次受到谴责，“她努力回想孝文领着族人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重新燃起仇恨，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的害了一回人啦!’”可见小娥内心的复杂与悔恨，这种同情心和罪恶感如果出现在白嘉轩或朱先生身上，我们会觉得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仁义白鹿村”的代言人，他们的身份规定了他们的人格。但这种人性的光芒被白鹿原人冷眼相看，在被称为“婊子”与“淫妇”的小娥身上，我们看到这才是人发自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善良与温情。鹿子霖利用了她，她也没让其心安理得地得逞，这个具有人性的女人，在那个和鹿乡约有过无数个快活的夜晚的窑洞里，给乡约尿了一脸，这是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才会有的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忏悔与人性的复苏，在小娥的道德观照下，我们看到白鹿原上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头面人物内心的肮脏与人性的卑微。小娥受尽了折磨。在利用人与被人利用的夹缝中处于生死的边缘，然而她尽力了，她内心的善良与温情让我们感动，这位被称为“淫妇”的女人对人性的捍卫令人肃然起敬。三、“淫妇”对时代的控诉当小娥与白孝文不光彩的事在白鹿原上传的沸沸扬扬时，公公鹿三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愤，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随着鹿三从小娥腰后抽出钢刀，小娥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小娥屈辱的一生就此结束了，这个女人从遭到郭举人的遗弃，遭到家里人的驱逐，遭遇了爱情的毁灭，理想的破碎，承受了白鹿原族规的惩罚到被公公鹿三害死，在命运的无常摆布中，尝遍了人间的辛酸与痛苦。小娥冤屈的死了，但她发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呐喊与控诉，让我们从心底萌生出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痛，她说：“我到白鹿村惹了谁?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我没偷过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我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人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门没拿你一把米，也没分你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她的控诉直插人的心底，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泪流满面，实际上，小娥满足于有吃有喝的生活理想是极其合理与卑微的，她只是以一个女人的本能与本性去争取普通人的生活。如果说窦娥仅仅以六月飞雪、大旱三年来为自己洗刷冤屈，那么小娥在痛恨中走向了复仇的道路，她死后用席卷整个白鹿原的大瘟疫来为自己冤屈的一生讨个说法，控诉那个让她屈辱一生的白鹿原，那些男人，那个时代，后来在白嘉轩的坚持下，在朱先生的设计下，在白孝武的操作下，一座六楼镇邪砖塔终于竖立起来，小娥冤屈的灵魂也就此平息了。白嘉轩乃至朱先生完美的圣人形象，随着塔的建立也就此崩溃了，他们的虚伪性与施虐性也暴露无遗。是小娥粉碎了他们的圣人形象。至此，小娥报复的目的达到了，她的亡灵终于可以安息了。四、结语田小娥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女性形象，她用最原始的手段——“性”谋求生存的权利，然而“性”又把她推向了道德的深渊，乃至死亡的绝境。我们看到这位女性在爱与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挣扎着，以求生的权利。在被称为“淫妇”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她人性的善良与温情，我们不能否定这个死于非命的女子，否定的只能是那个时代，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二《白鹿原》中两位女主人公形象与白鹿意象之间的关系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规模较大而又集中地探讨儒家文化的经典文本。文中描写了一个儒家文化氛围浓郁的白鹿村，“白鹿”是《白鹿原》的中心意象，作为民间传统的守护神，是作品中人物的神灵化身，具有传统民神的神兆效应，无论从创作思维还是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白鹿意象民族精神正文：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以后，许多人从儒家文化、长篇叙事风格、人物形象、象征意象等方面对此作品进行了研究，其中田小娥形象是一个研究重点，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善良而真实”的女人;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性欲狂”;还有人认为她是封建宗族制度和家族斗争中的牺牲品。笔者认为小说通过对田小娥一生悲惨命运的分析，展现了女性原始追求与复杂人类社会环境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女性原始本性的毁灭作用。一、田小娥 1、田小娥，美女也多舛田小娥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女性。她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中平原上年轻美貌的农村妇女。她的性格中有着善良、多情、柔弱的一面，也有着叛逆、勇敢、大胆的一面，她生活在社会环境的桎梏中，却有着对女性欲望本能的追求。田小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温柔善良，她的愿望是守着自己的丈夫过一种平静的日子。这样的女性在生活中理应是受大家欢迎的，可是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她却成了一个被人们耻于提及的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秀才之女却嫁给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做小妾。白天她过着婢女的生活，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由她来料理，而且还受正室的欺压，晚上还得在正室的逼迫下充当给郭举人“泡枣”的工具，并且还要尽她作为小妾的义务。这纯属病态的婚姻，但是她的遭遇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同情，也没有人认为她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而为她觉得不值，反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被人们视为非常正常的事，甚至被人们拿来逗乐，这种现象在旧社会较为普遍，这是封建思想、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无情的折磨、戕害。 2、田小娥，反抗也可怕在黑娃出现之前，田小娥就已经开始反抗了。她采用的方式是让郭举人吃尿泡的枣。黑娃的出现，更进一步激发了她对自己屈辱命运反抗的意志和愿望。黑娃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做出了大胆的举动，用“婚外情”对郭举人进行报复。她挑逗黑娃继而与黑娃真心相爱，这些已由一种生命的本能的需要上升为一种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田小娥与黑娃的恋情最终被发现，她向黑娃提出私奔的建议“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为了真爱，她宁愿抛弃目前尚属宽裕平和的生活，这实是一个青年女子对美好爱情大胆追求的肺腑之言。但是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田小娥的父亲田秀才知道后竟“气得病倒在炕上”，决定“尽快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铲除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小娥与黑娃的婚姻是得不到封建家族的承认，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永远被公公拒之门外。封建家族文化的横蛮再次体现。小娥与黑娃被迫在一孔破塌的窑洞经营他们历尽艰辛的爱情。然而大革命失败之后，黑娃投奔习旅，之后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田小娥不得不营救黑娃。无奈之下，她只能屈服于鹿子霖的淫威。为了取得点利益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之后又在鹿子霖的唆使下勾引白孝文。在黑娃出逃的这段日子，小娥迫于生活的困境，与狗蛋、鹿子霖、白孝文交往，诚然，小娥这种生存方式是其自我意识、自我觉醒尚未升华到一定高度的局限，因此她的抗争方式不太高尚，但是其中她对生命不息的追求正是她对自我的尊重! 环境让她丧失了人格，失去自我让她变得危险，不安全感让她选择了反抗，她的反抗是报复。她给整个白鹿原带来了一场瘟疫，她此时的做法就像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女鬼复仇一样。同时她还附在鹿三身上诉说出自己心中的不平，向人们发问。因为她不明白，她到白鹿村之后对村民一直都是充满着善意，没有伤害过谁，也没有偷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为什么他们却容不下她?她用浅薄的意识去追求深层的原欲，这种矛盾也使她丧失自我的内力。其外，她还以与白嘉轩斗法来反抗传统文化加在她身上的种种枷锁;她抗议着封建礼教的摧残;诉说着自己的冤屈，向全社会发出控诉，并以变态的心理报复男权社会。然而最终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还遭到更严厉的压迫。在这样复杂阴森的环境里，我们又怎能对一个倍受凌辱的女子处处苛求呢? 尽管命运多舛，她依旧顽强地生活着，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不妥协更进一步凸现了其性格的叛逆性。二、白灵宗法之家的叛逆灵魂白灵是个极富个性的人物，她的出现，从一开始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按陈忠实的解释，“白鹿”是儒家思想所孕育出的精灵，作者选取白灵做为了白鹿精灵的化身。她勇于追求真理和爱情，身上总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她把自己看作是属于自己的，并不是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敢于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志不同道不合时就毅然决定分手，大胆地与志同道合的鹿兆鹏结成患难夫妻。在爱与不爱、嫁与不嫁的生重大问题上，白灵毫不含糊，清醒地加以把握与抉择，决不接受强加于她的无爱的婚姻，哪怕这种强加的意志来自于自己的父亲、昔日的恋人，也是拒不接受。在对传统婚姻的反抗上，白灵甚至比鹿兆鹏都要果敢、坚定，鹿兆鹏是以逃避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他的婚姻，而白灵是以坚定拒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选择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部以男性为主体的作品中，这个极具个性的女子，虽然是封建家长按照男权文化的思想标准一手塑造出来的“接班人”，但她骨子里却有着抗争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在以男性人物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中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她宁可与家庭决裂，也不让封建家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她要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但这种叛逆举止大大触动了男性至上的中心集团的权益，使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权社会受到震动，但最终她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牺牲于政治斗争漩涡中。三、白鹿 1、“白鹿”为图腾崇拜的对象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的中心意象，“白鹿”意象的运用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小说的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一意象展开和收拢，起到了结构全篇的重要作用。也正因此，“白鹿”意象的研究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象。在对诸多论文细心地分析之后发现，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二为认为“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如果把“白鹿”意象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则可解读朱先生，然而却无法解读白灵。如果按第二种说法，“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从“图腾”的概念、起源、表现形式上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实则是因为对“图腾”的认识错误而导致的一种误读现象。 2、“白鹿”为祥瑞的象征神兆是指中国传统民间民神信仰中人们认为神的现身会给人以一定的启示或暗示。在《白鹿原》中有两次是“白鹿”带给人们的吉祥兆示。第一次是在“白鹿书院”的传说中，“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地方小吏调任关中”，宋朝一位调任关中的小吏途经白鹿原，见到了一只雪白的小鹿，得知此地叫“白鹿原”之后，便认定了自己看见的白鹿是此地的神灵，于是在此盖房修院，后来他的四个孙子皆成进士，成为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吕，之后也就有了白鹿书院。白鹿书院的传说出现在全文的第二章，在此谈到历史确凿可考的吕氏的发达史给“白鹿”崇拜填充了切实可信的内容，使得百姓更加相信“白鹿”就守护在他们身边，信仰“白鹿”是正确的，它确实能带来吉祥，为以后的叙述铺路。而且后来的“白鹿书院成了神人朱先生的居所，对白鹿书院的介绍也为朱先生添了几分神秘和神圣。说到这里，似乎白鹿这个意象和神灵有莫大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阅读下作品，便会发现，在作品中，尤其是到了后面，战乱频发，生灵涂炭，又加上瘟疫，小娥死后的复仇，等等，白鹿原上的人口数量一度逼近最低点，但是，不管怎么艰险，最后还是人民取得了胜利。正如尼采所说：“所有我们的希望都集中于一个事实之上，即，在我们之文明的狂热的运动底下实际上隐潜着一股奇妙的古老的力量。”我想，这里所说的“古老的力量”在《白鹿原》中就是指白鹿这个意象，代表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四、联系 1、田小娥与白鹿下面再说说这两位女主公与白鹿这个意象之间的关系。前面说过白鹿象征着民族精神，而田小娥这个形象，虽然在作品中，白鹿原上的村民认为她是淫妇，是入不得祠堂的，但是当我们联系她一生坎坷的经历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田小娥也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梦想孜孜追求的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她和白灵是有共通之处的。她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的，田小娥的梦想是“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她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和黑娃相守到老，即使受到村民的白眼也无所谓，为了救出黑娃，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诚然，表面上看来，这种行为似乎和精神无法挂钩，但这难道不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吗? 2、白灵与白鹿在《白鹿原》中，与白鹿这个意象最能让读者联想起来的就是白灵了。白鹿神灵似乎对她特别的关注，她的某些行为也显现出一种通灵性。她从小就显示出与不同常人的聪灵，成为了村中白嘉轩唯一不能左右命运的人。她第一次在女子教会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时，认定“上帝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当她立志要跟着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她又感觉共产主义就是“白鹿”，她的革命活动就具有了与“白鹿”信仰同质的理想追求的性质。在白灵身上，有许多民族精神的体现，在革命中，她不屈不饶，视死如归，在感情上，她坚持自己所爱的，至死不渝，她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毅然与鹿兆鹏结合，诸如此类的，都说明了一点，白鹿这个意象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在白灵身上也有体现。所以说，这两位女主人公都与白鹿这个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白鹿这个意象的一个寄托，一种外在的体现。参考文献 1 陈忠实. 白鹿原，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11.

毕业论文沈从文的悲剧意识

沈从文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他从湘西孤身一人来到城市，在投入不到城市的怀抱后，以“乡下人”自居，坚持着他的文学道路。当我们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悲剧时，他的悲剧总是萦绕着一种外在和谐的抒情氛围，总是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对人的生存和命运进行着思考和关怀，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现存文化形态做着理性的思考。沈从文先生用平淡朴素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美好的湘西世界，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但是他背负了人生太多的悲剧体验，无可避免的将这种体验通过他的作品表达出来，对悲剧表现的偏好是作家悲剧意识的反映。对于悲剧表达的方式，他采用了传统的“以微笑表现痛苦”，在微笑下面掩藏着深刻的悲剧意识。沈从文认为人生的悲剧感若是能加以节制的表现，就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轻松的调侃、诙谐的打趣，带上了强烈的喜剧色彩，但喜剧之下掩藏的却多是悲剧的主题。人们通过悲剧看到的不仅仅是人物的悲观失望和痛苦遭遇，使自己体会到命运弄人的无奈，同时也看到他们的灾难是与社会和民族的不幸相关的。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有大批的人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对于城市建设及各方面的充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同时，进入城市，但又不等同于 “城市人” 的尴尬身份，使其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尖锐的冲突。小说《丈夫》就是这种题材的短篇作品，从丈夫的身世、家庭情况以及在妻子进城工作之后丈夫的思想变化等角度理清作者是如何展开描写的，分析卑微的丈夫经历过了一系列的心酸苦难，终于觉醒，看透了人生百态，他和妻子决定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心路历程，进而揭示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冲突及其根源。沈从文从各个角度对丈夫所进行的描写清晰地反映出作者对农民不幸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人性被扭曲、人格尊严被轻贱的丑恶现实的批判。在小说中,乡村常常被表现为淳朴真善,而城市则总是被披上一层“ 霆” ,这足以反衬出乡村人事的善良纯美。但事实上, 城中人和乡下人的区别不在于本性的善恶上,而是区域环境使然,即使是一个纯朴的乡下人在面临激烈的生存竟争时,也会慢慢地被“毁”掉, 就如那些在城市小河妓船上做生意的年轻女子一样 , 她们后来学会的那些恶德“只有城市里才需要”。在作者看来,城市是催生恶德之地,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始终流露出对回归乡村的召唤。《丈夫》中的夫妇二人最终也回转到乡下。沈从文赞美乡村纯朴之风的笃定之情,使得他对这些在城中“做生意” 而沾染上恶德的女子抱着惋惜而同情的态度,他也观察到“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会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这也就说明了他深信来自乡村的原始纯良天性是不可磨灭的,而且并非每一个从乡下来城市的人都会被毁掉。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城市与乡村的冲突无处不在地体现着，因此我们可以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看做是城市和乡村对抗的一个整体构造。此种城乡冲突是从历史、地域和文化三个层次出发，运用城乡对抗这个整体模式，实现与纯真质朴的乡村相对立的丑恶、庸俗的城市文明的批判和厌倦。而沈从文正是从这个整体结构中，通过乡村和城市两种生命形式的赞美与批判，来倡导人本自然、重返自然的生命哲学。

沈从文小说丰富独特的悲剧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美学遗产，正是悲剧意识，使沈从文抵达了民族情感和思想的深层，使他的小说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和美学意蕴的艺术存在。因此，悲剧视角是读解沈从文小说的一把钥匙。本文从沈从文悲剧意识生成的特异性入手，进而分析悲剧意识在其小说的具体表现和悲剧文体的形式特征，旨在从另一个基点探寻沈从文小说丰富的文化、美学内涵。本文认为，沈从文的悲剧意识是他复杂的民间生活经历和痛苦的生命流浪，楚骚湘楚地域文化的浸染和心理承传，都市困境对“乡下人”意识的强化和坚守，以及对人生百态和人情物事的体验而水到渠成般形成的。是敏感自尊的沈从文从童年的生活经历以及成年后的人生阅历中，在湘西和都市人事的两相对照里体验和感悟到了悲剧的精神和生命形式，他的悲剧意识具有自然性、内在性、个体性特征。沈从文独特的悲剧意识无形而自觉地浸润到他的小说创作中，在审美上呈现为一种特殊的悲剧氛围，一种贯穿作品始终的悲悯情绪，一种可感知的，然而又难以言说的悲剧情调，以及一种介于悲壮与悲哀之间的动人心魄的悲悯美，表现为一种清淡而纯真的诗化风格。它在一种外在和谐的抒情氛围中，表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命运的关怀，对人的文化形态的理性沉思。具体地说，沈从文小说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生命的悲剧，人性的悲剧和文化的悲剧。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对湘西人缺少主体性的自由生命的悲剧反思和对都市生命萎缩、异化的悲剧性关照；人性的悲剧主要集中表现为对湘西优美人性赞美的同时又对其人性简陋的沉思，以及对都市人性堕落的批判。沈从文小说通过生命和人性的反思，更深层次指向了对湘西“边城文化”失落解体的哀叹。文化的悲剧是沈从文小说悲剧意识的内核，他通过一系列湘西题材小说建立起他“边城文化”理想的乌托邦／‘边城文化”对现代文明有着大然抗拒和排斥，它是自足、和谐、重情、守义、自尊、保守的中国农业文化的代表，沈从文在世界性文化大潮的交汇与吞没过程中，以难以言说的沉痛与悲哀，实现文化边沿对于文化中心的拯救，体现为暂处弱势的民族文化对于西方强势文化的悲剧抗争。“边城” 的文化显示出沈从文精神理想的失落与悲哀。本文在探讨沈从文悲剧意识的形成和悲剧意识内涵的同时，还着力分析了沈从文对悲剧情绪化、心灵化表达的文体创造。为契合悲剧意识自然流露与呈现，沈从文小说的悲剧在诗意抒情和平淡的叙述中不经意地加入命运突变、事与愿违的偶然因素，在情节触目惊心的突转与对照中使整个悲剧由内向外弥漫着浓郁的悲悯情绪。沈从文通过对悲剧矛盾的隐伏和同极处理，对情节突转与人物身心反应平和之间的张力设计，以及对乡土怀念和都市困境情感的两相比照，运用诗意抒情化的语言来实现了悲剧文体的创造。特有文体形式使沈从文的悲剧在表面抒情的背后拥有含蓄、隽永的内在情感，增添了深长的“意味”而非观念的说教，呈现出淡雅抒情的独特风格。他的悲剧具有“非事件性”、超现实性、超历史性的特点。诗化语言的流畅和悲剧意识的含蓄蕴藉，消解了悲剧事件的表层化，从而把悲剧性隐含在情感和精神的深处，使读者在一种情感的共呜和情绪的浸润中达到感‘清释放的快乐，在关注和思考人和民族的命运和文化的过程中升华出一种悲悯的情怀和严肃的诫‘惧。本文认为，悲剧意识是沈从文小说的重要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它增加了沈从文小说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提升了沈从文小说的艺术境界和艺术魁力。

就我个人意见，与现代爱情文学相比，沈从文的爱情文学代表的时代有许多可取与可贵之处，值得探讨。

浅析沈从文的写作特征 591论文网有沈从文的编辑思想主要是:办刊远离商业、政治，端正文学家态度，抗争文学:审美危机，提倡文学的自由和独立。20世纪30年代初，吴亦主编的《文学副刊》越来越不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学L院气过于浓厚，胡政之和张季莺开始考虑改变这个状况。他们想转变风格，就要聘用新人。于是1933年，两个曾经先后蜚声文坛的作家—杨振声和沈从文接到了改编《文学副刊》的邀请。沈从文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生淡泊名利，执着地建筑着自己的“人性小庙”，他身上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又有湘西少数民族的激情、野性。沈从文接受的学校教育仅限于几年私塾，军旅生活充实了他的文化知识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十九岁时，他不满足于当时的生活，独身一人闯荡北平。初到北京，沈从文受了很多苦，求学之路很艰辛，文学创作之路更是坎坷。在胡适、郁达夫、徐志摩等前辈的帮助、爱护、提携下沈从文才一步步走向成功。1933年夏天，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受杨振声之邀到北京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同年9月，杨振声和沈从文正式被聘到《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23臼星期三正式发刊，在版面的右上角，是四个竖排的黑体字刊头:文艺副刊。刊头下面是第几期，再下面是通讯处:北平’西单西斜街甲五十五号或天津大公报转文艺副刊编辑处。为了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整个版面仍然是竖排，全部采用白话文，标注新式标点，标点点在字的下面。这样就使版面看起来疏朗大方，美观雅致。《文艺副刊》的第一期，刊登了这样几篇文章:岂明(周作人)《猪鹿狸》、徽因《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倦》、杨振声《乞雨》、沈从文((<记丁玲女士>跋》。可以看到，在这个创刊号上并没有发刊词，也没有什么特别说明。但是，杨振声的这篇《乞雨》起到了发刊词的作用。文中作者把当时的文坛比作干旱的田野，认为作者们应当有自己对人生的真情体验，不能盲目跟风;作品要尽量体现普通的现实生命，不要说大话、空话;作家创作要有踏实的态度，不求名逐利。由此表明了《文艺副刊》的立场和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杨振声虽然参与策划和组稿，但具体的编辑工作主要是沈从文一人进行。《文艺副刊》是沈从文参与时间最长的一个刊物，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通过编辑这个副刊，沈从文把北方文人团结起来，也因为这些同行朋友的支持，沈从文的编辑之路才能如此辉煌。沈从文的个性与《大公报》颇为相符，他一直以“乡下人夕，自居，坚守民主主义政治原则，不参与任何党派及政治集团，信守文学自由。胡政之说“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棒，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新记大公报的办刊理念与他非常一致，二者的合作有了稳定的思想基础。《文艺副刊》依附于报纸而存在，它的编辑方针必然要受到报纸新闻性、时效性和大众性的影响;受到报纸倾向、风格和价值取向的制约;受到报纸版面、出版时间的局限。在文学观上，沈从文极端强调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极力清除政治、商业的影响以维护文学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力求重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以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族发展。因此，沈从文主编《文艺副刊》时，以注重文艺自身的发展，维护文学自身的纯洁性为宗旨。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艺理论文章，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说:“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必需的东西，”编辑者应当把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林徽因也说:“我们可否直爽的承认一桩事?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他们都竭力希望能将刊物办得更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需要，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和影响。

红楼梦的悲剧意识毕业论文

西谚有曰：“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有一千个中国人，就有一千个《红楼梦》。迄今从文学上谈论《红楼梦》最为深刻的，依我看还是鲁迅、王国维和余英时三人。鲁迅称此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又说：“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王国维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存在的悲剧，这悲剧不是政治的、民族的，历史的，而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悲剧，人人皆无所逃于其间。余英时将《红楼梦》的世界划分成两个世界，而大观园纯粹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与混浊现实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并最终被现实世界的黑暗所吞没。即使今天，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仍然是见仁见智。“不敢妄谈《红楼梦》，只怕难解其中味。”我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与希腊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蒲斯王》具有同样震撼人心的力量。《红楼梦》的主题，描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描写的虽然是一个贵族世家的日常生活场景，这里很少有大起大落的发生在刹那间的生死毁灭。但是却有着经常不断的、十分隐秘的折磨。一切都发生在极其平常的生活琐事之中。你的心在哭，人们却以为你在快活的笑；你坐立不安，寻寻觅觅，人们却以为你是无事瞎忙；你稍稍越出了常轨，人们就忙不迭的过来规劝你、劝导你，把你重新纳入正轨。这是一种缓慢的被风化、被锈蚀的毁灭，这是一种因其平常，有时连受害者本人也不觉察的毁灭。所以，林黛玉感叹道：“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那一时代的“风刀霜剑”，“一年三百六十日”毫不间断的摧残着人生的精英，思想的花蕾。然而，人们却看惯了，习以为常了，并不觉得悲剧正每时每刻地在身边发生。在那个“游丝软系飘春榭”的大观园里，有谁能象宝黛那样，为这些可怜的“落花”抛洒同情的眼泪呢？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势，黛玉只能作“无声之泣”，有泪往心里流；宝玉只好着了魔似的把自己的“怪僻”形之于外，来宣泄胸中的阵阵狂澜；而探春则有感于那些乌眼鸡似的亲骨肉，满腔悲愤地诉说：“我们这样的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厉害！”的确，笼罩着整个贾府的，正是这种“说不出来的烦难”，这种挥之不去的，人们几乎呼吸惯了的悲凉之雾。鲁迅曾经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确多。”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着力表现的就是那些“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黛刻骨铭心的绵绵爱恋之情，不仅毫不涉及风月，更无郎才女貌的俗套。即使那复杂细微的感情纠葛，也显示了一种真情至性的境界，在读者心中升出情之美感。黑格尔称“悲剧是艺术的桂冠。” 打开《红楼梦》长卷，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即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一、《红楼梦》的时代悲剧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思想钳制造成的精神悲剧的话，那么，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荒淫，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衰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世家被视为平常之事。贾珍的公媳乱伦，贾琏的“包二奶”，贾赦对鸳鸯的企图，甚至连王煦凤与侄辈贾蓉也有染，等等这些，正应证了老仆人焦大的那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的话。另一方面，由荒淫所引起的人事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虽然也有不少清白的女儿家门努力地在这罪恶的泥潭里挣扎反抗，但最终也都与这腐朽的家族同归于尽，几乎没能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奢侈，是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之二。且不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如何填满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也不说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如何充塞这个家庭的每个盛筵，单就秦可卿之丧事与贾元春之省亲，那奢华靡费程度就够惊人的了。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但这时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 “一代不如一代”，更是这个贵族之家的致命伤。贾敬访道，贾赦淫乐，贾政的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毫无廉耻，诸如此类，大观园中比比皆是。家族的种种腐朽已无可救药，唯一较有灵性的贾宝玉也只能痛苦地呼吸着这令人窒息的悲凉之雾。而他与封建传统的不相容必然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个时代不容纳他们，他们也不屈从时代的悲剧冲突中，随着腐朽力量的由盛转衰，新生力量也落了个由萌芽到夭折的结局。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人人概莫能外。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言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由此看来，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可以说，《红楼梦》的家庭婚姻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纵观中国历史，正是在上层社会蔓延的种种腐败现象，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当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导致国力的衰微、王朝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府的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一面镜子。二、《红楼梦》的文化悲剧通过作品的深层意义，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而归根结底是几千年积淀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如“天人合一”，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意识，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这种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就难免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 “木石前盟”与“金玉因缘”的悲剧。《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摔不碎的通灵玉，像是隔膜，用“金玉良缘”来芥蒂两颗寻求共同的心灵，却更象是纽带，让二人在激烈的矛盾之后清楚的探测到对方的心意：金玉固然般配，但是真正与玉琢契合一体的，却是那一根穿玉的丝绦。词叹葬花，暮春伤时的眼泪便隐有相思之意；诗会重阳，中秋抒情的吟咏更暗寓离恨别愁。直到宝玉“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的告白，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兆示着大观园的灾祸变迁，也兆示这段玫瑰色情感的横生变故。这一对在暗夜中相互依偎着的恋人，终于因惊世骇俗的一吻而面临被逐出乐园的惩罚。我们无法知道在永诀之前究竟有没有一次重大的误解而导致的心灵的挫折，但是命运那一把赌气的剪刀，却毫无疑问的将穿玉的穗带剪作了几截。“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命薄？”这泣血的控诉，便是他们最终的咏叹。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它将这些可敬可爱、美丽纯洁的女性，囚于那异常黑暗污浊的世界，在给了她们时间、空间、程度上极为有限的自由独立之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些反抗粗暴和亵渎的美蹂躏毁灭。“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性总悲剧也由此拉开帷幕，公开上演。绛珠仙子终于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泪尽天亡”，“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黛玉纯美的灵魂如水晶一样透明素丽，如冰山雪莲一样净洁孤傲，在那黑暗的世间哪里找得到天尽头的芳丘?只能是饮恨而去之时，发出那柔肠寸断之声：“宝玉、宝玉、你好意在言外，岂是一个“愁”字、“恨”字了得!黛玉的毁灭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女性总悲剧中的最强音，它震撼了千万读者的心灵，赢得了世世代代读者们同情的眼泪。史湘云、李纨青春寡居、独守凄凉；善良软弱的迎春被“作践得公府千金似下流”，出嫁一年便香魂一缕含恨而去；妙玉欲洁不曾洁，想空未能空，沦落污泥浊淖；心比天高的晴雯被斥逐羞愤而死，金钏儿跳井而死；惜春、紫鹃落发为尼，自此长伴青灯古佛“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些钟灵毓秀、姹紫嫣红的众女子，一如风流云散、雨打残红，霎时间全都玉殒香消，化作寒烟冷雾。迎春，很善良，但也很懦弱。从乳母偷她的螺金凤这件事及她的态度就可见出她逆来顺受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使自己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是迎春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偿还债务的替罪羊，自己的不幸，至死也不觉悟。可见，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再看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身上。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既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贾宝玉本身所存在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认为是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世道所容，所以是社会悲剧。但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这样才会获得社会的好评。薛宝钗就是这种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理想的其中一个。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上，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浑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曹雪芹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考，的确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三、《红楼梦》的人生悲剧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不思考有关个人的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这也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 “人之生也，与忧俱在。”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才实现。这种痛苦的程度与知识同步增长。以宝玉为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着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世中，他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毅然抉择。人生总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复原，这是人人概莫能外的悲剧。宝玉是情痴，黛玉是情种，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对宝玉的爱是她生命所维系。“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宝玉。正是他秉菩提心，具金刚胆，在那黑暗愚昧、野蛮残忍的时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石破天惊地宣布并践行他的“女清男浊”的人生哲学。至于宝、黛、钗之间的感情纠葛，实质上是“追求自由爱情”和“封建婚姻制度”这两股力量的斗争。当人的主观意愿和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不相符合甚或背道而驰时，他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和牺牲，这就是悲剧的生活基础。宝玉的自由选择和被迫接受不一致，最终导致了他们爱情的悲惨结局。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如“多情公子空牵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风流灵巧招人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等等，都体现为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能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着现世，具有强烈的劝世作用，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个悲剧的大时代里，作为凡夫俗子的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无论怎样选择，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呢？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作者的影子，也寄托了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就红楼梦而言，作者所要传达的是一种漩涡般的无可逃避也无可挽回的巨大的虚无——对于人生来说虚无意味着渺茫的前途，对于社会国家而言，虚无更意味着终极的塌陷与毁灭。可以说大观园的花团锦簇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暗灰色的大背景之上，她的辉煌的存在是为了反证她凄凉的湮灭。这样的深刻洞察往往被浅薄的人斥为消极悲观——殊不知人类精神世界中最鲜艳的花朵，往往在这样最荒凉的土地上盛开，因为这无边无垠的萧索与惨淡，又反而是不屈的人格精神最有力的衬托。宝黛的精神恋爱何以能让无数人伤心泣下——那纤细的生活剪影、日常的吵吵闹闹、平凡的唏嘘切问，那所有的最简单最朴素的关怀和爱恋，为什么能在我们的心扉上敲击出如此沉重的曲调，让眼睛变成不竭的清泉，正是因为雪芹先生在这一幅绚丽画卷的最深处已经设置了空洞而且悲凉的人生底色。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故能将这种痛苦提升到一种人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概括和表现。必须指出，这种悲剧感是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他对人生之忧远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这种人生悲剧感也远比屈原、杜甫的“离忧”更具深沉特质、更具普遍的人生内涵。结论综上所述，《红楼梦》是一部空前的也可能会是绝后的伟大悲剧作品。正如大学者王国维所说：“《红楼梦》乃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悲剧中之悲剧也!”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入世，便成了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

悲剧是人类所追求的美好和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凡一部永垂不朽的文学作品，必有精神境界的审美贯穿于其中。作者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流于琐碎的故事，而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里面，让人读后对人生有着深沉的思索，并有一种诉说的冲动。李泽厚先生说过一句话：“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入世者的悲哀和出世者的无奈。由此观之《红楼梦》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一部完整的悲剧作品。它的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自觉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作者悲剧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作者对悲剧人生有着痛切地感受和透彻的了悟，从而凝结出令人心酸的人生箴言，这便是第一回的“好了歌”。人的一生主要围绕金钱，功名，妻室，儿女拼搏奋斗的。但人们为此拼搏一生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1)”不过绝大部分人却是蒙昧的，麻木不仁的，他们上演着悲剧又不明就里，所以作者之将这种悲剧人生观赋予两个人，那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林黛玉的悲剧意识伴随着他短暂的一生，她终日以泪洗面，身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她的诗词，无疑不闪动着悲剧人生的泪光。而贾宝玉生在“钟鸣鼎食”之家，可谓贾府之中第一安富尊贵的人。岂料他“富贵不知乐业,无故寻愁觅恨”(2)，内心充满着不尽的烦恼，忧愤，焦虑与无奈。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观念不融于当时社会，他除林黛玉这个同盟者外再无其他外援，因而毁灭已是看得到的结局。从人生观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扩而广之，深化出悲剧的世界观。书中第二十二回有这样一句话“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无立足境，方是干净（3）”前面几句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便进入了佛性的自由王国，最后两句说，追求佛理的天国这一过程也是空的，一切皆空方是大彻大悟。最后贾宝玉遁入空门便是这种悲剧世界观最好的诠释。或者现实中作者看到社会上的丑恶太多了吧。他被这一切包围压迫着，美好的东西被摧残，被毁灭致使他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因而产生了虚无厌世的悲剧思想，也是因为有了这种悲剧的世界观，才创作出这样一部真正的悲剧。二，规模宏大的悲剧框架。《红楼梦》这部作品仿佛一座摩天大楼，高大严谨，丝丝入扣。作者用前五回的序幕奠定了整部书的悲剧基调，营造了全书的悲剧氛围，它预示了这样一个轨迹家庭——社会——人，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走上毁灭和消亡。第六回起，作者便层层展开，步步推进，让悲剧的种子，萌发，生长，看似一幅繁华景象，实质危机四伏“山雨欲来风满楼（4）”。第十六至三十九回，悲剧事件频频发生已露出那下世的光景。直至八十回之后总爆发，在没有歌舞升平，只有险象环生，树倒猢狲散，达到了悲剧的顶峰。正像书中所说“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还了命，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5）”在这恢宏的悲剧框架中更隐藏着众多人物的悲剧命运。首先是主人公贾宝玉，他的悲剧是第一位的。多少年来人们对此分析得最多，也最深入，成果也最大，可以说，贾宝玉的悲剧蕴含了品质最高的思想矿脏，可谓千个悲剧第一人。其次便是作者饱含深情，浓墨重彩表现的金陵十二钗，他们性格鲜明，个性各异却无一例外的归入“薄命司”，“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具有叛逆思想的林黛玉无需多说，纵使堪称封建妇德楷模的薛宝钗也难得善终。已走向封建社会至尊至贵的贾元春何尝有一日欢悦，炙手可热的管家王熙凤到头来却是“哭向金陵事更哀”，即使“无暇白玉”的妙玉依旧“风尘肮脏违心愿（6）”。总之在《红楼梦》中，绝大部分有名有姓的人物，几乎全部的主要人物，莫不走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毁灭和死亡，他们的生命之曲无论是怎样的音符，无疑不是悲哀的旋律。三，包罗万象的悲剧冲突。主人公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腐朽思想的冲突无疑是一条主线，他藐视皇权，否定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倡导自由平等，是一位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他对自己的思想深信不疑，面对强大的压力，必然失败的命运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阵地，勇敢的对抗着冰时刻准备为之献身。然而在当时的年代，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的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悲剧的结局是注定的。除贾宝玉外，还有很多社会中下层的人，他们善良友爱，渴望自由与爱情，但由于家庭及种种社会因素被侮辱，被践踏，被伤害，甚至被逼上绝路。如水月庵的智能儿，她勇敢的与秦钟相爱，甚至私逃进城来找秦钟，最后却被无情的逐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们的日子也不想我们想象中的好过。“薛宝钗具有艳冠群芳的容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知识，也有一流的艺术才能和封建思想道德(7)”。然而越是如此，他的人生路途越显得可悲之至。他得到了贾宝玉的婚姻，直落得独受空房，他以温柔贤惠博得了众人的好感，却成为协助顽固势力扼杀新思想的帮凶。她天生丽质最后以凄苦为伴，让人深感惋惜。在这种封建守旧的社会中，她以一位适时的人，生活在社会阶级的冲突，大家思想性格的矛盾中落的悲剧下场。四，出神入化的悲剧美感。曹雪芹先生不仅写出了悲剧之悲，更写出了悲剧之美。林黛玉是书中重要悲剧人物之一，而她便是被愚昧的结合体。且看她的容貌“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8)”她多愁，多病，多泪。“黛玉葬花”令多少人寝食难安，如痴如醉。“伤心一首葬花词，似梦成真自不知(9)”委婉动人，荡气回肠的词章，不仅淋漓酣畅的抒发出她无限哀伤的情怀，更是她一生不幸的写照，其景其情，可谓将悲与美推到了极致。晴雯是《红楼梦》中有始有终的重要人物，她的一生也是悲与美结合的典型范例。抄检大观园前王夫人听信谗言召见晴雯时“病西施”的形态和她从容应对以及遭受侮辱后的悲愤情状；临终前宝玉探望她时她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咬下送与宝玉的情景，令人同情，令人喝彩，令人愤慨。那动人的画面，永远定格在人们心灵深处，永远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情节在《红楼梦》中不胜枚举，正是这种美，成为《红楼梦》的最大亮点，是《红楼梦》成功的秘诀。《红楼梦》是一部万代传承而不朽的文学作品，其中每一个角色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悲剧色彩，综观古今中外，象《红楼梦》这样把悲剧的氛围营造的如此之浓厚者，也是非常少见的。正如王国维所说：“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

还行，挺好的，谢谢

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即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时代悲剧：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思想钳制造成的精神悲剧的话，那么，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世家被视为平常之事。摇着这座封建大厦。奢侈，是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之二。且不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如何填满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也不说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如何充塞这个家庭的每个盛筵，单就秦可卿之丧事与贾元春之省亲，那奢华靡费程度就够惊人的了。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但这时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 “一代不如一代”，更是这个贵族之家的致命伤。贾敬访道，贾赦淫乐，贾政的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毫无廉耻，诸如此类，大观园中比比皆是。家族的种种腐朽已无可救药，唯一较有灵性的贾宝玉也只能痛苦地呼吸着这令人窒息的悲凉之雾。而他与封建传统的不相容必然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个时代不容纳他们，他们也不屈从时代的悲剧冲突中，随着腐朽力量的由盛转衰，新生力量也落了个由萌芽到夭折的结局。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人人概莫能外。由此看来，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可以说，《红楼梦》的家庭婚姻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纵观中国历史，正是在上层社会蔓延的种种腐败现象，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当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导致国力的衰微、王朝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府的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一面镜。文化悲剧：通过作品的深层意义，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而归根结底是几千年积淀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如“天人合一”，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意识，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这种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就难免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我们从书中几个女子的毁灭看到了这一点。迎春，很善良，但也很懦弱。从乳母偷她的螺金凤这件事及她的态度就可见出她逆来顺受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使自己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是迎春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偿还债务的替罪羊，自己的不幸，至死也不觉悟。可见，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再看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身上。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精疲力尽，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既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认为是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世道所容，所以是社会悲剧。但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这样才会获得社会的好评。薛宝钗就是这种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理想的其中一个。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上，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浑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曹雪芹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考，的确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三、人生悲剧：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红楼梦》一书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不思考有关个人的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这也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 “人之生也，与忧俱在。”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才实现。这种痛苦的程度与知识同步增长。以宝玉为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着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世中，他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毅然抉择。人生总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复原，这是人人概莫能外的悲剧。上是从宝玉的形象来看人生悲剧的意义。从整部作品看，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如“多情公子空牵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风流灵巧招人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等等，都体现为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能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着现世，具有强烈的劝世作用，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个悲剧的大时代里，作为凡夫俗子的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无论怎样选择，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呢？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故能将这种痛苦提升到一种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概括和表现。必须指出，这种悲剧感是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他对人生之忧远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这种人生悲剧感也远比屈原、杜甫的“离忧”更具深沉特质、更具普遍的人生内涵。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入世，便成了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

白鹿原白嘉轩毕业论文

原文：《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分析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吃人史。这是鲁迅先生一个世纪前发出的呐喊。在传统道下人性光辉的后面，同时也隐藏着封建礼教邪恶的嘴脸。整个一部白鹿原，既有温情脉脉的人道关怀，更有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白嘉轩是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现的第一个人物，也是读完整部小说之后，给人印最为深刻的人物之一。小说从他的青年一直写到晚年，我们说白嘉轩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丝毫也不为过。在小说中，白嘉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既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鲁四老爷、冯老兰、钱文贵等地主形象，也不同于闰土、朱老忠、梁生宝等农民形象。我们无法用好坏、善恶、正负来评价他，更无法用阶级的眼光分析他。正是在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独阿特的个性。在此，笔者试引用小说中的有关情节分析一下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对于白嘉轩个体人格的分析，首先是对白嘉轩个体价值的肯定，同时也有助于对白嘉轩其他内容的分析。白嘉轩是一个有着多重文化内涵的复杂的人物形象，具有多面性和多重性。他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换地迁坟、种植鸦片、兴办学堂送子女进学堂读书，他的身上体现出中国文化宽厚仁爱勤俭自律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他是仁义好德正直开明的绅士，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依附权贵，清静自守，远离是非纷争。表现的是一种超出常人的意志力与使命感坚守白家的社会地位，他的行动都是为白家的生存着想。作为一个以维持封建礼教的族长，具有宗法家族制度所赋予的有形无形的至高权力，他是祠堂内众人拥戴的有形的执法者,是伦理道德观念最具权威的监督者，他在族中乡民的社会心理具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心理畏惧，这也是作为族长的政治魅力与风范，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重要。他的言谈举止具有示范性与感召力。他的要求与感召构成乡间的宗法力量，维系着小农经济下的封建秩序。相对的，他又是时刻算计明争暗斗的豪狠角色，他心计过人巧取豪夺，设计换地滴水不露，广种鸦片聚敛财富，和鹿子霖明争暗斗，处处维护自己利益和名声。他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对违反封建礼教的人痛下杀手，毫无人性。以封建卫道士自居，但却在私下里干着借嗣求种的勾当。他在竭力维护宗法制度存在、家族利益的同时，又奇特而微妙地与现实政治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从三个方面重点分析白嘉轩的形象：一、他是善良仁义的人。“学为好人”这四个字是白嘉轩的姐夫也是他的精神之父朱先生最给人常题的四个字，而纵观白嘉轩的一生，也无时不在努力实践这四个字。鹿三是白家唯一的长工，白嘉轩待他像亲兄弟一样。他资助鹿三的孩子黑娃读书，荒年时，将孝武、孝义兄弟俩从山里辛苦背来的粮食让弟兄俩给鹿三家送去，并嘱咐弟兄俩说：“孝武孝义你俩听着，你三伯跟我相交不是瞅着咱家势大财大，我跟你三伯交好也不是指靠他欺人世，真义交喀！我今日个把话说响，你三伯要是死在我前头，不用说有我会照看好；若是我走在你三伯前头，就指望你们兄弟俩照顾看好你三伯了„„”（1）由于小蛾鬼魅的附身，鹿三的身体大不如前“白嘉轩有一次发现兔娃在铡墩前训斥老子鹿三，弹嫌鹿三放到铡口里的干青草总是不整齐。白嘉轩冷着脸对兔娃提醒说：“说话看向着点儿哇娃子！那是你——大！”并在一家聚餐的晚饭桌上，白嘉轩瞅到了一个机会，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和鹿三的儿子兔娃一并嘱咐说：“你们三伯你大老了。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从明日起，孝义兔娃你俩接替三伯抚弄牲口。你三伯能做啥活想做啥活儿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儿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更不许弹嫌他，拿斜眼瞅他沮嗓子吼他都不准许！听见了没？”（2）这种关怀不是亲人，但比亲人还亲，无论是孝义新娶媳妇，还是浪子回头的白孝文领着新媳妇回家，白嘉轩都要儿子、媳妇跪拜鹿三，并介绍说：“这是你三伯。”正如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说：“你爸向来把你三伯当咱屋里的人。”对待鹿三的儿子黑娃，白嘉轩更是表现出了以德报怨的大度胸怀。黑娃在当土匪时指使自己的手下兄弟打断了白嘉轩的腰，致使他走起路来“活像一只狗的形体。”可是当黑娃被保安大队抓去以后，白嘉轩还是决定去县上：“探监。看看黑娃，给送点吃食。再问问你哥，把黑娃放了行不行？”连他的二儿子孝武对这事也难以理解，而白嘉轩却说：“孔明七擒七纵孟获那是啥肚量？我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这回就能学好。瞎人就是在这个当口学好的。”（3）这种超出常人的度量连被称为“圣人”的朱先生也赞叹不已：“单是你这心肠这度量这德行，你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生不死。”当改邪归正的黑娃想回家祭祖时，白嘉轩以白鹿村最高规格的迎宾仪式来迎接他。新中国成立后，黑娃被抓，还想找儿子孝文，要为黑娃担保。他一反常态去参加镇压黑娃的集会，文中写到：“在解放军战士押着死刑犯走向戏台的混乱中，他浑身涌起巨大的力量，一下子挤到台前，头一眼就瞅见黑娃焦燥干裂的嘴唇和布满血丝的眼睛。黑娃瞅见他的一瞬，垂下头去，一滴一滴清亮的泪珠儿掉下来。白嘉轩没有再看，转身走掉了。他没有瞧和黑娃站成一排的田福贤和岳维山究竟是何种面目，他跟这俩人没有关系。白嘉轩退出人窝，——他背抄起双手离开会场，走进关门闭店的白鹿镇，似乎脚腕上拴着一根绳子，绳子那一头不知是攥在黑娃手里，还是在孝文手上？他摇摇摆摆，走走停停，磨蹭到冷先生的中医堂门口，听到了一串枪响，眼前一黑就栽倒在门坎上子，绳子那一头不知是攥在黑娃手里，还是在孝文手上（4）我们不禁要问，白嘉轩为什么要去参加这次集会，并且还因此得了气血蒙眼症。可见白嘉轩是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关注着黑娃的。在他看来，黑娃是学好了的，人学好了就该容得。他是因为为黑娃打抱不平而又无力可施而气血蒙眼的。这是他善良仁义的表现。二、他是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白鹿原》中有两个重要人物——朱先生和白嘉轩，都是坚持儒家思想的。如果说，朱先生是白鹿原中儒家思想的精神领袖，那么，白嘉轩主要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在他身上几乎承受着传统民族文化的全部负荷。白嘉轩严肃、正直、善良、执著，这位识字不多、一生敬勤勤恳恳的族长，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然而他所出生的那片土壤却熏染他浓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也许是因为族长的特殊历史使命使白嘉轩必须保持严肃的面孔，不苟言笑文化的代表人物。这种文化的缺陷是压抑人情人性，可造就一批坚毅、正直、仁义的人，但要以扼杀美好的人情、人性为代价。因此，它无法造就按照自己真性情行事的人。综上所述，白嘉轩是一个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人，一方面具有正直善良，坚毅刚强的美好品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迷信、自私、压抑人性的弱点。三、白嘉轩是坚强的命运悲剧。纵观白嘉轩的一生，可谓忧患重重，创巨痛深。青年时六娶六丧；他为反对横征暴敛发动过“交农事件”；大革命时他被游街示众，事后并不参与血腥报复；他被土匪致残；他经受过失女之痛，丧妻之悲，破家之难，不肖子孙的违忤之苦„„但这一切的灾难并没有击倒他。白嘉轩是一个悲剧人物，晚年的时候只能叫身边的人陪着喝酒，他的内心是很悲痛的，在瘟疫以后，三位老者跪到白嘉轩的面前，要求秀苗塑身，而白嘉轩只是洗手洗脸而不说话，最后只有冷先生稳坐着说：“嘉轩，你老弟比我还冷。”白嘉轩说: “你既然来了就甭走，更我到祠堂去看看热闹。”白嘉轩走了一趟白鹿书院。“白鹿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咯（5）在土被匪打断腰之后，他在床上躺了一百零七天，仍然要求和鹿三去犁田耕地，以证明自己还行。黑娃说：“我嫌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尽管后来腰弯成了九十度，但精神上的“腰”始终挺得太硬太直。白孝文因堕落而卖房，白嘉轩表现出一种“去留无意”的胸襟，拆房的人说：“快拆快拆，拆了这房就零干了，咱一家该谢承你子霖叔哩——”其实他的内心应该是十分痛苦的，本期望成为未来族长的长子却堕落到要卖房，他对自己二儿子孝武说：“人说宰相肚里能行船。我说嘛„„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瘟疫的蔓延造成妻子仙草和众多同族人的死亡，而白嘉轩经历这场灾难之后，变得愈加坚强，对人生进行着哲人般的思索：“平常的日月就像牛拉的铁箍木轮大车一样悠悠运行。灾荒瘟疫和骤然掀起的动乱，如同车轮陷进泥坑的牛车，或是窝死了轮子，或是颠断了车轴而被迫停滞不前；经过或长或短的一番折腾，或是换上一新车轴，牛车又辙印深凹的土路上吱嘎吱嘎缓慢地滚动起来了。”“死去的人不管因为怎样的灾祸死去，其实都如同跌入坑洼颠断了的车轴：活着的人不能总是惋惜那断轴的好处，因为再也没有用了，必须换上新的车轴，让牛车爬上坑洼继续上路。（6）”他因而也对人的生死变得超脱。尽管时代昭示着变革，白嘉轩依然试图以不变应万变，把自己理想的价值持续下去，建立自己理想中的家园。白鹿原写的不仅是民族的秘史，农村的历史，儒家的衰败史，同时也是人物的个体抗争史。就白嘉轩而言，《白鹿原》是他在乱世之中为实现自己心中目标，建立心中理想家园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为建立心中美好的家园，他“在白鹿村实践《乡约》，家民以礼仪，以正世风”；严厉惩罚赌鬼和烟鬼；生不许田小娥进祠堂，死后还盖镇妖塔；严惩儿子白孝文，儿子饿得吃不上饭也不管；还多次以德报怨解救曾经伤害他的人，要在原上树立一种精神„„，尤其是在原上闹瘟疫那次，田小娥死后以瘟疫来报复伤害她的人们，原上死了很多人，所以人们都祈求族长要为田小娥修庙，连将来要当族长的二儿子孝武也出于人命的考虑同意修庙。白嘉轩家里也死了人，田小娥还借鹿三之口宣称要让原上的人都死了，只留白嘉轩和鹿三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白嘉轩顶住了压力，坚持要造塔镇妖，虽然评论者大都以此来批判儒家的吃人本质和白嘉轩的无情残酷，置活着的人于不顾，连死人也不放过。但在笔者看来，白嘉轩对于他所坚持的那一套礼教是深信不疑的，坚信邪不胜正，在只剩孤家寡人的情况下仍然不放弃，其执著可见一斑，也是正气凛然的。尽管白嘉轩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且在现代的观点看来，儒家文化早已经过时，白嘉轩的很多坚持也很是迂腐的，但他的个体斗争历程和执著的精神却是让人感动的。而且白嘉轩的理想中有一些仍是有价值的，并不能完全否定。仁者爱人、重义轻利的思想仍然是和谐人们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孝顺长辈仍然是每个人都得做到的，只是这种孝顺已经不是盲目的绝对服从了；对婚姻不负责与他人发生婚外情，仍然为人们所唾弃„„。一生为之努力的目标被时代所不容，只能无奈得看着时代朝着自己难以理解的方向而发展，却无能为力，这是白嘉轩的悲剧；白嘉轩所坚持的一些东西确实已经过时，但在为反对而反对的乱世里，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一并否定、抛弃，这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悲剧。研究白嘉轩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不要盲目否定曾经影响数代人的儒家文化，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们生活得如此悲惨，根本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使用维护制度的人。在反思制度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反思人为什么会使自己沦落到这样一种境地，怎么会被自己创造的制度压抑成变形的人，使自己创造的制度成为杀人工具。《白鹿原》中的人物，圆润丰满，内涵丰富，具有多重文化含义，是传统文化多元性和多面性的极好体现。其复杂性和多重性还原了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为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和榜样。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鹿三、白孝文等一系列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是对现代文学艺术画廊的杰出贡献。陈忠实笔下的这一组光辉人物，也将长久的照亮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

原文：:. 《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分析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吃人史。这是鲁迅先生一个世纪前发出的呐喊。在传统道下人性光辉的后面，同时也隐藏着封建礼教邪恶的嘴脸。整个一部白鹿原，既有温情脉脉的人道关怀，更有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白嘉轩是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现的第一个人物，也是读完整部小说之后，给人印最为深刻的人物之一。小说从他的青年一直写到晚年，我们说白嘉轩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丝毫也不为过。在小说中，白嘉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既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鲁四老爷、冯老兰、钱文贵等地主形象，也不同于闰土、朱老忠、梁生宝等农民形象。我们无法用好坏、善恶、正负来评价他，更无法用阶级的眼光分析他。正是在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独阿特的个性。在此，笔者试引用小说中的有关情节分析一下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对于白嘉轩个体人格的分析，首先是对白嘉轩个体价值的肯定，同时也有助于对白嘉轩其他内容的分析。白嘉轩是一个有着多重文化内涵的复杂的人物形象，具有多面性和多重性。他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换地迁坟、种植鸦片、兴办学堂送子女进学堂读书，他的身上体现出中国文化宽厚仁爱勤俭自律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他是仁义好德正直开明的绅士，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依附权贵，清静自守，远离是非纷争。表现的是一种超出常人的意志力与使命感坚守白家的社会地位，他的行动都是为白家的生存着想。作为一个以维持封建礼教的族长，具有宗法家族制度所赋予的有形无形的至高权力，他是祠堂内众人拥戴的有形的执法者,是伦理道德观念最具权威的监督者，他在族中乡民的社会心理具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心理畏惧，这也是作为族长的政治魅力与风范，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重要。他的言谈举止具有示范性与感召力。他的要求与感召构成乡间的宗法力量，维系着小农经济下的封建秩序。相对的，他又是时刻算计明争暗斗的豪狠角色，他心计过人巧取豪夺，设计换地滴水不露，广种鸦片聚敛财富，和鹿子霖明争暗斗，处处维护自己利益和名声。他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对违反封建礼教的人痛下杀手，毫无人性。以封建卫道士自居，但却在私下里干着借嗣求种的勾当。他在竭力维护宗法制度存在、家族利益的同时，又奇特而微妙地与现实政治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从三个方面重点分析白嘉轩的形象：一、他是善良仁义的人。 “学为好人”这四个字是白嘉轩的姐夫也是他的精神之父朱先生最给人常题的四个字，而纵观白嘉轩的一生，也无时不在努力实践这四个字。鹿三是白家唯一的长工，白嘉轩待他像亲兄弟一样。他资助鹿三的孩子黑娃读书，荒年时，将孝武、孝义兄弟俩从山里辛苦背来的粮食让弟兄俩给鹿三家送去，并嘱咐弟兄俩说： “孝武孝义你俩听着，你三伯跟我相交不是瞅着咱家势大财大，我跟你三伯交好也不是指靠他欺人世，真义交喀！我今日个把话说响，你三伯要是死在我前头，不用说有我会照看好；若是我走在你三伯前头，就指望你们兄弟俩照顾看好你三伯了„„” （ 1 ）由于小蛾鬼魅的附身，鹿三的身体大不如前 “白嘉轩有一次发现兔娃在铡墩前训斥老子鹿三，弹嫌鹿三放到铡口里的干青草总是不整齐。白嘉轩冷着脸对兔娃提醒说： “说话看向着点儿哇娃子！那是你 ——大！ ”并在一家聚餐的晚饭桌上，白嘉轩瞅到了一个机会，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和鹿三的儿子兔娃一并嘱咐说： “你们三伯你大老了。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从明日起，孝义兔娃你俩接替三伯抚弄牲口。你三伯能做啥活想做啥活儿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儿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更不许弹嫌他，拿斜眼瞅他沮嗓子吼他都不准许！听见了没？” （ 2 ）这种关怀不是亲人，但比亲人还亲，无论是孝义新娶媳妇，还是浪子回头的白孝文领着新媳妇回家，白嘉轩都要儿子、媳妇跪拜鹿三，并介绍说： “这是你三伯。 ”正如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说： “你爸向来把你三伯当咱屋里的人。 ” 对待鹿三的儿子黑娃，白嘉轩更是表现出了以德报怨的大度胸怀。黑娃在当土匪时指使自己的手下兄弟打断了白嘉轩的腰，致使他走起路来“活像一只狗的形体。 ”可是当黑娃被保安大队抓去以后，白嘉轩还是决定去县上： “探监。看看黑娃，给送点吃食。再问问你哥，把黑娃放了行不行？”连他的二儿子孝武对这事也难以理解，而白嘉轩却说： “孔明七擒七纵孟获那是啥肚量？我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这回就能学好。瞎人就是在这个当口学好的。 ” （ 3 ）这种超出常人的度量连被称为 “圣人” 的朱先生也赞叹不已： “单是你这心肠这度量这德行，你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生不死。 ”当改邪归正的黑娃想回家祭祖时，白嘉轩以白鹿村最高规格的迎宾仪式来迎接他。新中国成立后，黑娃被抓，还想找儿子孝文，要为黑娃担保。他一反常态去参加镇压黑娃的集会，文中写到： “在解放军战士押着死刑犯走向戏台的混乱中，他浑身涌起巨大的力量，一下子挤到台前，头一眼就瞅见黑娃焦燥干裂的嘴唇和布满血丝的眼睛。黑娃瞅见他的一瞬，垂下头去，一滴一滴清亮的泪珠儿掉下来。白嘉轩没有再看，转身走掉了。他没有瞧和黑娃站成一排的田福贤和岳维山究竟是何种面目，他跟这俩人没有关系。白嘉轩退出人窝， ——他背抄起双手离开会场，走进关门闭店的白鹿镇，似乎脚腕上拴着一根绳子，绳子那一头不知是攥在黑娃手里，还是在孝文手上？他摇摇摆摆，走走停停，磨蹭到冷先生的中医堂门口，听到了一串枪响，眼前一黑就栽倒在门坎上子，绳子那一头不知是攥在黑娃手里，还是在孝文手上（ 4 ）我们不禁要问，白嘉轩为什么要去参加这次集会，并且还因此得了气血蒙眼症。可见白嘉轩是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关注着黑娃的。在他看来，黑娃是学好了的，人学好了就该容得。他是因为为黑娃打抱不平而又无力可施而气血蒙眼的。这是他善良仁义的表现。二、他是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白鹿原》中有两个重要人物——朱先生和白嘉轩，都是坚持儒家思想的。如果说，朱先生是白鹿原中儒家思想的精神领袖，那么，白嘉轩主要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在他身上几乎承受着传统民族文化的全部负荷。白嘉轩严肃、正直、善良、执著，这位识字不多、一生敬勤勤恳恳的族长，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然而他所出生的那片土壤却熏染他浓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也许是因为族长的特殊历史使命使白嘉轩必须保持严肃的面孔，不苟言笑文化的代表人物。这种文化的缺陷是压抑人情人性，可造就一批坚毅、正直、仁义的人，但要以扼杀美好的人情、人性为代价。因此，它无法造就按照自己真性情行事的人。综上所述，白嘉轩是一个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人，一方面具有正直善良，坚毅刚强的美好品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迷信、自私、压抑人性的弱点。三、白嘉轩是坚强的命运悲剧。纵观白嘉轩的一生，可谓忧患重重，创巨痛深。青年时六娶六丧；他为反对横征暴敛发动过“交农事件” ；大革命时他被游街示众，事后并不参与血腥报复；他被土匪致残；他经受过失女之痛，丧妻之悲，破家之难，不肖子孙的违忤之苦„„但这一切的灾难并没有击倒他。白嘉轩是一个悲剧人物，晚年的时候只能叫身边的人陪着喝酒，他的内心是很悲痛的，在瘟疫以后，三位老者跪到白嘉轩的面前，要求秀苗塑身，而白嘉轩只是洗手洗脸而不说话，最后只有冷先生稳坐着说： “嘉轩，你老弟比我还冷。 ”白嘉轩说 : “你既然来了就甭走，更我到祠堂去看看热闹。 ” 白嘉轩走了一趟白鹿书院。 “白鹿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咯（ 5 ）在土被匪打断腰之后，他在床上躺了一百零七天，仍然要求和鹿三去犁田耕地，以证明自己还行。黑娃说： “我嫌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 ” 尽管后来腰弯成了九十度，但精神上的 “腰” 始终挺得太硬太直。白孝文因堕落而卖房，白嘉轩表现出一种 “去留无意” 的胸襟，拆房的人说： “快拆快拆，拆了这房就零干了，咱一家该谢承你子霖叔哩——”其实他的内心应该是十分痛苦的，本期望成为未来族长的长子却堕落到要卖房，他对自己二儿子孝武说： “人说宰相肚里能行船。我说嘛„„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 ”瘟疫的蔓延造成妻子仙草和众多同族人的死亡，而白嘉轩经历这场灾难之后，变得愈加坚强，对人生进行着哲人般的思索： “平常的日月就像牛拉的铁箍木轮大车一样悠悠运行。灾荒瘟疫和骤然掀起的动乱，如同车轮陷进泥坑的牛车，或是窝死了轮子，或是颠断了车轴而被迫停滞不前；经过或长或短的一番折腾，或是换上一新车轴，牛车又辙印深凹的土路上吱嘎吱嘎缓慢地滚动起来了。 ” “死去的人不管因为怎样的灾祸死去，其实都如同跌入坑洼颠断了的车轴：活着的人不能总是惋惜那断轴的好处，因为再也没有用了，必须换上新的车轴，让牛车爬上坑洼继续上路。（ 6 ） ”他因而也对人的生死变得超脱。尽管时代昭示着变革，白嘉轩依然试图以不变应万变，把自己理想的价值持续下去，建立自己理想中的家园。白鹿原写的不仅是民族的秘史，农村的历史，儒家的衰败史，同时也是人物的个体抗争史。就白嘉轩而言，《白鹿原》是他在乱世之中为实现自己心中目标，建立心中理想家园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为建立心中美好的家园，他“在白鹿村实践《乡约》，家民以礼仪，以正世风” ；严厉惩罚赌鬼和烟鬼；生不许田小娥进祠堂，死后还盖镇妖塔；严惩儿子白孝文，儿子饿得吃不上饭也不管；还多次以德报怨解救曾经伤害他的人，要在原上树立一种精神„„，尤其是在原上闹瘟疫那次，田小娥死后以瘟疫来报复伤害她的人们，原上死了很多人，所以人们都祈求族长要为田小娥修庙，连将来要当族长的二儿子孝武也出于人命的考虑同意修庙。白嘉轩家里也死了人，田小娥还借鹿三之口宣称要让原上的人都死了，只留白嘉轩和鹿三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白嘉轩顶住了压力，坚持要造塔镇妖，虽然评论者大都以此来批判儒家的吃人本质和白嘉轩的无情残酷，置活着的人于不顾，连死人也不放过。但在笔者看来，白嘉轩对于他所坚持的那一套礼教是深信不疑的，坚信邪不胜正，在只剩孤家寡人的情况下仍然不放弃，其执著可见一斑，也是正气凛然的。尽管白嘉轩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且在现代的观点看来，儒家文化早已经过时，白嘉轩的很多坚持也很是迂腐的，但他的个体斗争历程和执著的精神却是让人感动的。而且白嘉轩的理想中有一些仍是有价值的，并不能完全否定。仁者爱人、重义轻利的思想仍然是和谐人们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孝顺长辈仍然是每个人都得做到的，只是这种孝顺已经不是盲目的绝对服从了；对婚姻不负责与他人发生婚外情，仍然为人们所唾弃„„。一生为之努力的目标被时代所不容，只能无奈得看着时代朝着自己难以理解的方向而发展，却无能为力，这是白嘉轩的悲剧；白嘉轩所坚持的一些东西确实已经过时，但在为反对而反对的乱世里，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一并否定、抛弃，这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悲剧。研究白嘉轩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不要盲目否定曾经影响数代人的儒家文化，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们生活得如此悲惨，根本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使用维护制度的人。在反思制度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反思人为什么会使自己沦落到这样一种境地，怎么会被自己创造的制度压抑成变形的人，使自己创造的制度成为杀人工具。《白鹿原》中的人物，圆润丰满，内涵丰富，具有多重文化含义，是传统文化多元性和多面性的极好体现。其复杂性和多重性还原了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为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和榜样。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鹿三、白孝文等一系列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是对现代文学艺术画廊的杰出贡献。陈忠实笔下的这一组光辉人物，也将长久的照亮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

白孝文,.,.,

是的，昨天刚看完。

白嘉轩介绍白鹿原主人公，行事光明磊落，怀仁义之心，以德报怨，好面子，属于有原则认死理的人，在要不要为小娥建庙上表现最突出，宁可全族都染上瘟疫也不能向她低头。白嘉轩的结局算是圆满，儿子们各有所成，唯一的遗憾就是女儿白灵，但也是最终成为烈士，与之对比的鹿子霖结局悲惨。在《白鹿原》中，作者没有提及白嘉轩的死！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嘉轩是一家之长也是一族之长，虽然原著中是个正面角色，但是生活在哪个年代也是有自己的缺陷的，白嘉轩结局被黑娃陷害弓腰驼背。

评价小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白嘉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在他身上一方面体现着刚强、坚毅的硬汉精神、正直、仁义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反动与保守。总起来说，白嘉轩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是那样的深刻与独特。《白鹿原》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下层农民（鹿三、小娥），也有封建地主（鹿子霖、白嘉轩）；有 *** （鹿兆鹏、白灵），有国民党（田福贤、鹿兆海）；还有一些社会名流（朱先生、冷先生）。在这些人物形象中，作者着墨最多、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当数封建地主形象。特别是白嘉轩这个人物。在白嘉轩身上寄托了作者的人格理想，是一个典型的小生产者人格。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性在白嘉轩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其中，不乏优秀的因素，促人正直向上；又存在不少消极落后的东西，如根深蒂固的封建性，自我封闭，保守狭隘，往往是蜗牛角上争长短等。但在白嘉轩身上更多的是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他正直、仁义、积极向上。而同时也是作为地主形象的鹿子霖身上则更多的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一面。他虚伪、贪婪、损人利己。在文中两人相互映衬对比，由白嘉轩的正直衬托出鹿子霖的虚伪，由鹿子霖的丑恶衬托出白嘉轩的仁义。白嘉轩是农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他是白鹿村白姓一家的家长，又是白鹿两姓组成的白鹿家族的一族之长，是一个身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文化情致的族长。同时，他也是一个既有着对生活的特殊见解又有着关中汉子惯有的坚毅与朴实的乡坤，一个终生不脱离生产劳动有着小生产者思维的农人，一个散发着勃勃生命力的血性男儿。在他身上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透射出巨大的力量。他的思维与行为，无不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构成及规范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与糟粕因素，在他身上都得到了体现。白嘉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既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鲁四老爷、冯老兰、钱文贵等地主形象，也不同于闰土、朱老忠、梁生宝等农民形象。我们无法用好坏、善恶、正负来评价他，更无法用阶级的眼光分析他，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关中汉子，具有农家天性淳良、兢兢业业等诸多美德，在他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秉性和品质。他真诚的称长工鹿三为三哥，两人之间有的是诚挚的感情，而无世俗的主仆辈分；出钱出粮节济周寡妇度过难关，修祠堂、办学堂；公布《乡约》，惩治赌博、吸食鸦片的族人，整饬族事人事。无一不显示出他的精明能干，正直仁义。仁、义、礼、智、信是他的人格支柱。无论是治家，还是治族。他都守正不阿、树德务滋，可认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是由于千百万个这样的脊梁，中华民族的文化才可以延续五千年，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可以支撑二千多年。但他身上也具有狡诈、贪婪等诸多缺点，有着传统文化的许多负质，他为了人财两旺，自己的子孙多福，不惜用计将长有根部似白鹿草的鹿子霖家的坡地换成自己的。在他自己导演的这场戏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狡诈。先是卖地，中间才是换地。卖地是为娶亲，换地是为面子。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些都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理由。而他的真实目的却无人知晓。而且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甚至不惜背上败家子的罪名。在这场戏中，说白嘉轩是一个阴谋家，也许并不过分。他的手段和智谋为人叹服。为了牟取暴利，他又第一个在白鹿原种植起鸦片，他并不考虑种植鸦片带来的后果，虽然他深知鸦片的危害，深恶痛绝吸食鸦片的人，他身上人格的两种表现。实际上正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方面。与白嘉轩的正直、仁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鹿子霖的虚伪、阴险。白嘉轩是族长，其立足的理论便是“仁义”——封建社会所确认的人的美好的道德规范。“仁义”是儒家的立身之本，提倡忍让行善。几千年来，所有中国人包括耕田的农民都已被此规范浸泡透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白嘉轩无疑是这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这种文化的缺陷是压抑人情人性，可造就一批坚毅、正直、仁义的人，但要以扼杀美好的人情、人性为代价。因此，它无法造就按照自己真性情行事的人。中国人的心态，还有另一方面的积淀，便是忍辱负重，奋发图强（从另一角度看，也就是为私欲而损人利己），这其实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所在。在中国却被看成 *** 之端。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这种文化必然造就一批虚伪、阴险的伪君子。鹿子霖无疑是这类人的代表。如果说白嘉轩是道德人格，那鹿子霖就是功利人格；如果说白嘉轩代表着一种正，那么鹿子霖就代表着一种邪；白嘉轩严肃拘谨，鹿子霖放荡淫逸。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斗争贯穿始终，鹿子霖一直想把白嘉轩打倒，成为白鹿原的首要人物。他巧设风流圈套拉白孝文下水，以白嘉轩最器重的人来打击白嘉轩，并用当时为人们所不齿的风流事作为圈套，此计可谓毒辣。他拉白孝文下水的目的就是想侮辱白嘉轩，正如他对小娥所说：“你能把孝文拉进怀里，就是尿到他爸脸上了”。当他看着因捉奸而气昏倒地的白嘉轩，没有一丝的怜悯之情，反而“像欣赏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只猎物。”在白嘉轩惩罚白孝文的时候，他又精心策划了一场求情的假戏。在这件事上，充分表现了鹿子霖的阴险毒辣和虚伪。坚守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做人原则，勤劳克俭，严于律己，是白嘉轩自觉的人生指导。他做事持正，把名声，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对正义的追求，使他发起了抗税的斗争。在冲击县 *** 时，他又因故被阻没有参加，所以事后没有被捕，倒是鹿三、贺老大等人成了囚徒。在这种时候，白嘉轩表现出了他对名誉的重视及做人要坐得正、行得直的原则。为了不让人指着腰脊说他故意挑起事又害怕退缩，也为了不让鹿三等人替他背黑锅，他到县 *** 、法院去要求代鹿三等人坐牢，自认是抗税斗争的发起者，并最终利用姐夫朱先生的影响力，把鹿三等人救了出来。不过，白嘉轩又不象那些具备较高文化修养、能够识别时代潮流，甚至主动追求进步的开明绅士，而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生产者。因而，他的正直、正义、正派，都是传统道德规范对他的影响。他用传统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也用传统的道德规范去要求别人。自觉不自觉之中，他承担起维护家族，宗族名声的保护神之职责。而家长与族长的权威，则是他维护传统道德规范的有力武器。反过来，家长尤其是族长的权威感又强化了他的传统道德的规范意识。当有人违背他所信守的道德规范时，他就会利用家长和族长的权威对他们进行打击，以维护他所恪守的道德规范。他不让有着真挚爱情的黑娃和小娥进祠堂。他严厉惩治企图勾引小娥，没吃上羊肉反惹一身骚的狗蛋。他杖责令他伤心，失望的白孝文，他和儿子分家，儿子没粮向他借，他不给；儿子没钱卖田卖屋，他不问；即使在白孝文即将被饿死的时候，他完全有能力却不去帮助自己的亲生儿子。因为女儿的逃婚，他同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断绝父女关系，他之所以会有这些不近人情的做法，是因为这些人都违背了他所信守的道德规范。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特别是儒家传统道德规范是压抑人性的道德规范。因此，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白嘉轩的所为又有些不近人情，不通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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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白鹿原》问世15年来,新闻不断,争议不断。秦腔版、话剧版的热演和电影版的搁浅，带来了许多话题。这一切皆源自人们对民族宏大叙事文本的殷切期望。北京人艺的话剧《白鹿原》虽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但观者看法却有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华阴老腔的使用,陕西腔的对白,都不免外在生硬,而戏剧结构未能传达出白鹿原的"真精神"。近日，又有舞剧《白鹿原》即将上演的消息传来，或许又会是别一个《白鹿原》？如何看待原作？如何看待改编？的思想灵魂何在?现应博友要求,将《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贴出，供大家一起讨论。废墟上的精魂 ——《白鹿原》论一我从未像读《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古老的白鹿原静静地伫立在关中大地上，它已伫立了数千载，我仿佛一个游子在夕阳下来到它的身旁眺望，除了炊烟袅袅，犬吠几声，周遭一片安详。夏雨，冬雪，春种，秋……

《白鹿原》白嘉轩是什么星座摩羯座。白鹿原主人公，行事光明磊落，怀仁义之心，以德报怨，好面子，属于有原则认死理的人，在要不要为小娥建庙上表现最突出，宁可全族都染上瘟疫也不能向她低头。总结：摩羯座的人往往都是不达到目标就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有原则的人。

嘉轩好歹是个正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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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中，作者没有提及白嘉轩的死。希望能帮助到你

论白鹿原本科毕业论文

白鹿原具体和我私谈你的要求。

我这里，一切都好。

白鹿原论文的题目：围绕朱先生的话，可以从他的圣人形象这块下手，或者是他的仁义礼智信等方面。或者是他与其他人物的比较研究。可以选的方面还是很多的。

《白鹿原》最后的结局给了观众“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白鹿原”的幻想。观众习惯了白嘉轩与鹿子霖这对欢喜冤家的争斗，对“原二代”挣脱枷锁走向不同的命运感到唏嘘，更对白鹿原上最后的长工鹿三与白嘉轩的情义感到敬佩。

《白鹿原》通过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展示了渭河平原五十年的风云变幻，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生活变迁的电视剧，也是一幅中国近代史雄奇画卷，更是一部展示中华民族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秘史。

幕后花絮：

张嘉益是陕西人，对《白鹿原》这部小说很熟悉，上学时就看过，接到这部戏时很激动。

演员们在戏里演的都是农民，不能细皮嫩肉的，要有农民本色，所以几乎每个演员都减了十斤八斤的。为了有农民本色，演员们不仅要体验农活，还要把自己晒得很黑。

为了再现陕西关中农村生活，在正式开拍前，剧组便令所有主演提前近一个月进驻陕西农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切身体验农家生活。该剧是秦海璐产后复出的首部电视剧，为了仙草这个角色，她两个月减肥减了30斤。为了演好白孝文这个角色，翟天临仔细研读原著，对小说的情节熟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