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毕业论文

民商法研究所简介民商法研究所是法学院专门从事民商法教学和科研的机构。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本研究所已拥有一支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年龄结构合理、发展后劲足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中有教授1人，副教授6人、讲师1人；其中2人具有博士学位，5人具有硕士学位。开设了民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合同法学、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亲属法、罗马法、比较民商法、国际知识产权法等10门左右的课程。研究方向覆盖民法学、商法学和知识产权三大领域。研究所的成员积极投身于民商法学的教学改革和学术研究活动。在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权法、侵权责任法、亲属法、继承法等研究领域，均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民商法研究所设有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是专门从事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实务研究的科研机构。中心的专业研究队伍已经在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在湖南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研究中心先后承担了司法部、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湖南省教育厅等部门的知识产权研究课题13项；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软科学》、《现代法学》、《法学评论》、《法学》、《法商研究》等期刊发表知识产权专业学术论文70余篇；主编了湖南省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知识产权法学》；公开出版了《工业版权研究》、《WTO框架下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等个人学术专著。中心研究人员还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并做大会主题发言，主动投身于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工作，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的重大决策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任务是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为企业知识产权的运用、管理和保护提供帮助和服务，培养高水平的知识产权研究型人才和实务型人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以研究中心为平台，进一步加强与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力量和资源，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学术研究活动，力争使中心的研究成果赶超国内一流水平，并在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研究所介绍一、本机构研究特色湖南师范大学环境法所不但成立较早，而且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法理学硕士点招收环境法方向的研究生（1994年，学校特聘我国第一代环境法学者武汉大学的陈汉光教授，他专门从事环境法学教学和科研，在法学理论硕士点上招收环境法学方向研究生）2004年获得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已拥有具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机构人员在编在岗的五人，其中，一名教授，四名副教授，除一人为硕士研究生学历，其余全是博士研究生。本机构致力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在环境科学、环境伦理学、法学、自然资源学等学科综合和交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学科，是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主要包括中国环境法学、国际环境法学、外国环境法学、比较环境法学、自然资源法学等五个研究领域。本机构已有一批在该专业影响较大的学术成果和省、部级研究课题，为学院的学科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该机构与本校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以及与政府的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但扩大了学院在全省、全国的影响，也便于老师和学生深入社会实践解决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为我国环境保护立法、执法、司法提供帮助和建议。随着全球范围内国内、国际层次环境保护活动的大量开展，各国纷纷选择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开展和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学习和研究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二、本机构学术队伍1、李爱年教授简介李爱年，女，1962年12月出生，中国环境法方向硕士生导师，法学教授，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学会常务理事，美国访问学者。中国环境法学科带头人。出版专著3部，主编教材3部，并在《现代法学》、《法学评论》、《中国软科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2000年获 “湖南省高校教学一等奖”，2002年入选“国家教育部第二批精彩一课”教学示范片。2006年下在教育部专家对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评估中，其理论研究型课《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获得评估专家高度评价。承担的主要课题有：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招标项目课题：《环境法学研究方法研究》；湖南省社科规划课题《生态效益补偿若干法律问题研究》，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排污权交易法律问题研究》等。代表性作品有：《环境法的伦理审视》，独著，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环境法学》，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自然资源保护法初论》，独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征收生态效益补偿费存在的立法问题及完善的建议》（独著），《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1期。《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独著），《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论我国城市水污染防治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建议》（1），《现代法学》2002年第4期。《试析环境保护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独著），《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2002年第3期。《论生态保护立法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建议》（独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3期。2、韩广教授简介韩广教授，1964年生，博士，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法学院硕士生导师，专著一部，在中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7余篇，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1项。代表性作品有：《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环境法》，合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4月版。《美国的农药管理体制与方法》，《环境保护》1998年第1期。《30多年来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演变特点及防治对策研究》。《Analyse discriminante pas à pas: application pour la détermination de la source des sables éoliens fondée sur l’analyse des minéraux lourds dans la Steppe de Hunlun-Beir en Chine du nord-est. In: X. P. Yang (edit.),Desert and alpine environments.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2002. 47-58》。3、文同爱副教授简介文同爱，男，1963年4月生，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研究人员、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南汇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从事环境法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已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环境报》等公开出版杂志、报刊上发表《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环境资源法保护对象的变革》等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参编著作、教材5部，主持和参加省部级课题4项。代表性作品有：《生态社会的环境法保护对象研究》，独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1月版。《论保障环境公平处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地位》，独著，《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5期。《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环境资源法保护对象的变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年第2期。《论环境公平、环境效率与可持续发展》，（1），《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年第4期。4、王彬辉副教授简介王彬辉，女，1974年生，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8年度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已在《法令月刊（台）》、《仲裁与法律》、《时代法学》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省部级研究课题多项。代表性作有：《论环境法的逻辑嬗变》，独著，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基本环境法律价值—以环境法经济刺激制度为视角》，独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6月版。《环境法学权利研究方法论》，《现代法学》2008年第6期。《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机制与我国之借鉴》，《行政与法》2008年第12期。《论可持续发展下环境法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5期。《运用能够经济手段，加强环境立法》，《中国物价》2007年第11期。《可持续发展下中国<环境保护法>基本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法令月刊（台）》2004年第12期《环境污染纠纷的法外私力救济及其解决之道》，《河北法学》2004年第1期《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之我见》，《时代法学》，2004年第2期《环境污染纠纷与仲裁》，《仲裁与法律》2004年第1期5、杨兴副教授简介杨兴，男，1972年生，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代表作有：《气候变化的国际法的秩序价值初探》，《河北法学》（中文核心，CSSCI来源期刊），2004年第5期。《试论俄罗斯不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及其法律后果》，《时代法学》，2004年第5期。《〈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国际法的发展：历史回顾、重新审视与评述》，吕忠梅等主编的《环境资源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国际环境法的早期性和协同性刍议》，《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三期。《论〈京都议定书〉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潜在影响》，《时代法学》，2005年第3期。《京都议定书若干问题论略》，李双元主编的《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14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制定〈武汉市湖泊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建议》，载王曦主编的《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评论》（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论国际淡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法的发展》，《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中文核心）6、李慧玲副教授简介李慧玲，女，1965年生，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代表作品有：《环境税费法律制度研究》专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我国环境税收体系的重构》，载于《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论环境收入税》，载于《现代法学》2007年第6期。《排除危害环境责任研究》，载于《法学杂志》2007第3期。《排除危害环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研究》，载于《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三、本机构研究方向理论研究涉及两个领域：中国环境法、国际环境法与外国环境法。李爱年教授，王彬辉副教授，李慧玲副教授，从事中国环境法领域研究。韩广教授，文同爱副教授，杨兴副教授，从事国际环境法与外国环境法研究。1、中国环境法中国环境法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环境保护法学的基本概念、原则、制度、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基本措施及法律责任等基本理论。首先，本方向研究可为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提供立法建议。有助于立法机关更全面地认识环境法中基本问题，为立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分析。其次，可为各级行政机关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成果。再次，本研究方向可为企业遵守环境法，从事实践提供支持。2、国际环境法本方向主要研究国际环境法和外国环境法的概念、原则、制度。本研究方向的研究人员运用比较的方法与国内环境法的研究相结合，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的实践进行立法上的指导。四、本机构主要科研及学术成果科学研究近五年内本学科点成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国际国内核心期刊发表50余篇，CSSCI期刊论文10多篇。高级职称人员平均发表论文篇年/人。公开出版学术专著8部，出版教材9部。2003年，为国家环境保护局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任起草小组副组长、执笔人) 。2001年，为水利部和地矿部起草、修订了两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条例草案。 2006年下半年，为省人大环资委组织讨论《循环经济法》草案修改意见稿，提供了大量参考意见。此外，还经常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和省人大环境保护立法提供参考意见。研究成果中对于国内外环境法各项制度执行中问题的分析，经验与教训，有利于行政主管机构更好地把握环境法的执行。标志性成果有：《环境法的伦理审视》，李爱年（独著），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环境法》，李爱年、韩广等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4月版《环境法学》，李爱年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学案例教程》，王彬辉任副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论环境法的逻辑嬗变》，王彬辉独著，《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环境法》，韩广合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4月版《生态社会的环境法保护对象研究》，文同爱独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环境资源法》，杨兴参编，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参与国内外开展的各种环境法学术交流活动。与莫斯科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该大学法学院教授布林丘克曾来我院讲学。与武汉大学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活动，上述大学的环境法教授多次来我院讲学。四、本机构研究生培养情况年份项目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招生人数 5 8 8 9 15 9 11 13 授学位数(其中同等学力人员) 5 8(1) 8(1) 9 15我所研究生科研成果丰硕，近5年发表论文150篇。2002届硕士毕业生王彬辉的硕士毕业论文《〈防沙治沙法〉三项基本原则研究》，获2004年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2003届硕士毕业生胡春冬的硕士毕业论文《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获2005年湖南省优秀硕士毕业论文。我所研究生就业情况良好，就业流向于公检法、银行、国有大型企业等实务部门，也有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的人员，研究生考博率。经济法研究所一、本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特色经济法是20世纪兴起、发展的一门新兴法律部门，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经济法基础理论、宏观调控法、国家投资经营法等多个研究领域。经济法基础理论主要分析经济法的历史起源，探讨其发展现状与未来取向，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经济法的科学体系。学术带头人陈云良。国家投资经营法主要研究国有资产管理法、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并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和学术理论来推进我国国家投资经营法的完善与规范。学术带头人阳东辉、陈云良。宏观调控法主要比较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基础理论，介绍我国宏观调控法的立法概况、目标和任务；系统地阐述宏观调控法的各个组成部分；深入地比较中外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有关立法，从中找出对我国宏观调控立法与实践有重要借鉴参考价值的内容。学术带头人何炼红、陈云良。二、本研究所的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该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且在2007年成立经济法硕士点并开始招收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在师资建设方面，拥有一支年龄结构合理、职称比例协调、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突出、科研水平齐头并进的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学科研队伍。机构人员在编在岗的13人，其中，3名教授，8名副教授，2名讲师，除2人为本科生学历，其余全是研究生学历。该研究机构共有硕士生导师6人，在校研究生两个年级共28人；教师担任的硕士学位点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有：《经济法基础理论》、《西方经济学》、《竞争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金融法》、《财税法》等课程，同时不同方向还开设了一定数量的选修课程。此外，该所的教师还担任了全院的法学本科、成教、法硕等不同层次的经济法课程，并出版、发表了一批在该专业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并承担了大量的省、部级研究课题，为学院的学科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该机构与本校商学院学院以及与政府的经济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但扩大了学院在全省、全国的影响，也便于老师和学生深入社会实践解决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重大经济法问题，为我国经济建设立法、执法、司法提供帮助和建议。

建议你写民营快递公司的生存的！这样的题材比较多！而且容易加入自己的想法！排污权交易这个就比较难点,专业性也比较强，有利于学习，可是如果你时间比较赶的话就不要写这个了！

浅谈排污权交易的文献综述论文

排污权交易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意义以及目前排污权交易试点中存在的问题(一)与我国现行环保政策相比，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有效措施，是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与“排污收费”的污染控制办法相比，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现的是一种“总量控制”的污染控制策略。即无论排污权在排污者之间如何交易，区域内排污总量是不会增加的，区域内环境质量不会有恶化的危险。目前，由于我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和超标排污处罚标准严重偏低，环保部门其他手段缺乏，而且力度微弱，客观上造成“付费即可排污”的不合理状况，污染物排放总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我国主要的排污管理制度包括“三同时”制度(即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排污收费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等。对排污收费而言，尽管2003年出台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体户，应当按规定缴纳排污费。但是，现行排污费标准仍然偏低，与污染治理成本相比是杯水车薪，而且不能随着污染治理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即不能及时准确反映污染治理的真实成本。就超标排污处罚而言，我国仅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规定，超过国家和地方标准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处最高10万元的处罚。根据有关规定，还不能对其进行二次处罚。按照这种办法，只要缴纳排污费或超标排污罚款，就获得事实上的排污权。排污许可证制度在实践中已差不多变成注册制度，对企业来说是零成本或低成本。这样，企业超标排污就缺乏制约，污染物总量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这种低成本取得的排污权，客观上造成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排污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一些排污大户甚至在资金预算中，就专门列支了排污费和超标排污罚款支出；二是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尤其是基层环保部门演变成排污费征收机构，对企业造成的污染只要缴纳排污费或罚款就不再过问；三是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仍然存在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排污的现象。实行排污费“收支两条线”之前，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此后虽采取“收支两条线”，但由于90%的排污费仍作为地方财政收入，所以一些地方依然存在默许排污的现象。排污权交易制度不仅能体现“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控制策略，而且能依靠市场手段使企业主动实现“总量控制”目标。政府核定区域内污染物总量后，排污权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减少排污节约的排污权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获利。这样，排污者就有减少排污的积极性。可以设想，如果区域内排污总量一旦确定，排污权就获得了类似垄断资源的身份，有限的排污权必然带来价格不斐的交易，企业在利益驱动下，自然会珍惜有限的排污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比较而言，目前“付费即排污”的污染控制办法，更多是依靠政府行为来推动环境保护。排污费由政府强制征收，排污许可证由政府授予，超标排污由政府处罚，大部分污水处理设施也是由政府投资兴建，企业是否执行环保政策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的被动监督。这样，一方面企业缺乏珍惜环境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和排污企业之间相互博弈，最后形成“协议”收费，丧失了排污费应有的政策功能，“谁污染，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难以落实。另一方面，这种污染控制办法还容易导致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尽管经费投入逐年加大，但是环境质量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此外，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污染控制，还存在诸多“寻租”或风险，比如，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借机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随意减免排污费，违规使用排污费等。这些现象反过来又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二)我国排污权交易试点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近年来，天津、江苏、浙江、上海、山西、河南、广西等省区市先后开展了排污权交易试点，交易对象主要是二氧化硫排污权。其中：江苏太仓港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和南京下关发电厂之间、天津大港发电厂和天津石化公司热电厂之间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较为成功。此外，江苏、上海还开展了污水排污权交易试点，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排污权交易的规模和程度还远远落后于环境保护的形势。阻碍排污权交易进一步推开的因素主要有：一是“总量控制”的环境保护目标尚未成为环境保护的核心思想。在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除了个别针对特种污染物的规定中体现有“总量控制”意图外，主要的法律法规均没有明确“总量控制”的规定。在“排污付费”的污染控制策略下，只要付费就可以排污，这样，企业显然不会再去市场上购买排污权，也不会有企业卖出排污权。也就是说，没有对排放量的总量限制，就没有市场。二是排污权一级、二级市场十分脆弱。从一级市场看，相对于土地、矿产等有形资源而言，排污权有偿使用缺乏政策和法律依据。据调查了解，现在要成立经营排污权出让和交易的企业，办理工商执照和税务登记都碰到难题。另外，目前存在着新建污染企业和已建污染企业之间，在排污权初始分配方面有偿和无偿取得“双轨并存”的不公平局面，挫伤了企业有偿取得排污权的积极性。即使是有偿取得，是通过拍卖方式还是政府定价也值得研究，前者可能会导致大企业进行市场操纵，囤积居奇；后者存在着不能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之弊。排污企业和掌握着排污许可证发放权的环保监管部门之间还可能存在“寻租”行为，一旦有企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排污权，就会打击别的企业珍惜排污权、减少污染物的积极性，最终会出现排污权“有价无市”的局面。此外，我国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亟待规范。我国各类企业数量多、规模不等、分布零散，这种状况直接决定了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信息寻求费用过高，环境保护部门监测与执行费用也会过高，导致整个排污交易市场信息不充分。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为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拥有富余排污指标的企业则可能不愿意出售自己的剩余排污权，造成排污权的浪费，或者漫天要价，扰乱了排污交易秩序。三是有关排污权交易的政策和法律滞后。目前我国排污权交易尚处于试点阶段，虽然基层环保部门和企业都希望能及时出台有关排污权交易的具体规章制度，部分省市如山西、江苏等还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排污权交易法规，但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针对性地立法，排污权交易从审批到交易，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四是环保的“总量控制”和追求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难以平衡。实施排污权交易必须首先科学核定区域内排污总量，而且一旦核定，一个时期(通常为一年)内不宜调整，否则将失去总量控制的目标。我国排污权的核定尚处于初始阶段，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发展的速度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所以导致经济增长与环保总量控制之间出现矛盾，使得排污总量的确定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难点，个别地区总量控制的底线不断被突破，使得整个排污权交易体系非常脆弱。五是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眼中，限制排污就等于限制生产，出于对本地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默许企业暗中增加排污量。此外，在一些跨市、跨省的排污权交易中，计划卖出方的行政部门常常介入交易过程，禁止把排污权指标转让给其他地区，要求只能在本地区内进行排污指标交易。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也使得排污权交易受到限制，排污权交易市场难以有效运作。

排污权交易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尤其是1990年被用于二氧化硫领域以来，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目前对于排污权交易的作用和意义即使是在实践最为成功的美国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美国，如新墨西哥州参议员米尼西将其称之为“80年代出现的最有希望的设想”。我国的很多学者也认为，相比传统的环境管理模式，这种市场理念的广泛应用，必定会更有效的减少污染排放。而有的学者却认为这种环境管理的手段没有想象中的完美。如美国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的律师、联邦环保局空气污染处前处长在1986年的一次谈话中把“泡泡”政策称作允许公司增加污染的一个“”。同样排污权交易在中国也受到很多学者的非议，他们认为实施此政策是对西方法律的照搬照抄，在我国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充分合理设置和建设排污权交易市场制度，是推动我国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今后我国大气和水的环境保护能否取得更大的成效取决于是否形成真正意义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它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更具有很大的环保价值。概括起来，排污权交易的主要作用和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排污权交易的途径是建立可转让的排污许可（TDP）市场，通过可转让的排污许可市场可以提高分配治理费用的效益。不同企业的污染治理水平有差异，传统的强制控制模式要求所有的同类的排污企业按照相同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这必然导致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弱化自己的排污治理，因为少排放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只会增加成本；而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除了缴纳超标排污费或提高排污水平外也别无他法，如此就会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和效率低下，排污权交易的实质就是污染源获得了环境物品的产权，在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导向作用下，污染源在购买排污权和污染治理之间做出了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当治理成本高于排污权市场价格时，污染源会少治理一些污染而通过购买排污权加以补偿；反之，如果治理成本低于排污权市场价格时，污染源则会倾向于通过治理污染而将富余的排污权在排污权交易市场出售。这使得治理任务在各个污染源企业之间实行再分配，而治理成本低的污染源企业将承担较多的治理任务，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污权交易市场将导致治理成本与排污权交易价格的平衡，但是技术的改变会不断降低治理成本，那些具有先进技术的排污源企业因而会获得通过治理得到的机会，这一动力是在行政调控机制下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只要排污源之间存在着污染治理成本的差异，排污权交易就可以使交易双方都获益，即治理成本低于交易价格的企业会把削减剩余的排污权用于出售，而治理成本高于交易价格的企业会通过购买排污权实现少削减、多排放。由于市场交易使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污染者流向治理成本高的污染者，这样社会以最低成本实现了污染物的削减，环境容量资源实现了高效率的配置。美国环保局自实行排污权交易后己经取得了较好的减少排污量的效果。例如在实施排污权交易之前预测，要达到规定的排放目标，不实施交易政策时每年用于达到控制目标约需要投资50亿美元，实施交易政策后每年只需40亿美元；但结果是，实施排污权交易后实际上只需要20亿美元。实践证明，排污权交易政策不仅有效地保证了环境控制目标的实现，而且节省了社会总体减排费用。排污权交易有可能加快污染源达标的速度，污染者对于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应对表现完全不同。排污权的可转让性不但刺激污染者尽早采用现有的污染治理技术，还促进其不断开发新的更有效的技术。在命令控制系统下，污染源有两种选择：一是接受治理技术方案，二是反对制定的排污标准。对于治理成本较高的污染源，提高治理水平意味着付出高额的费用，最经济的解决办法就是违反制定的标准进行“超标排放”，这样做虽然也要支付一定的超标排污费，但与改进技术相比还是更经济的，因此污染源出于节省资金的目的通常选择支付排污费的方案。在排污权交易的条件下，选择技术的自由留给了排污厂商，一方面，排污厂商在企图回避法律责任时无法以技术不可行性作辩解，因此付出的费用还不如去开发新的治理技术，或购买排污。另一方面，提高新技术节省下来的排污权份额可以通过市场出售给需要排污权的污染源。这样说来，面对潜在更大的需求市场，新技术供应商就会更加积极的投资开发新技术，由于供求双方的积极性很高，有理由期望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更加迅速。采用行政命令方式规定排放浓度标准，企业治理污染、削减排污量，或硬性规定不准新建、扩建、改建企业以防止增加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有的还对新产品和新工艺施加了比较重的惩罚，新工厂和新产品必须通过冗长的法律和行政程序才得以获准通过，结果的不确定和延误阻碍了新的投资，这样极大的束缚了地区经济的良好发展。而排污权交易的灵活性使得新污染源可以通过购买排污许可从而自由进入某一地区，有助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不使空气质量下降，由于这种出售的买卖交易行为，现有的污染源在经济刺激的作用下乐意自觉地增加对污染的治理，最终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由于将具体的治理决策权交给了排污单位，政府部门将集中精力确定合适的环境保护目标，并能够集中精力执法，以保证目标的实现。总量控制将鼓励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例如，公众参与总量控制目标的确定，企业积极寻找低成本污染控制方案等。排污权交易将纠正现有系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就是环境管理部门在实施政策和有效执法方面质量低下的问题。部分原因由于现有污染者利用排放标准这些复杂的经济技术条件来拖延守法。管理部门对于检测投资较少也是原因之一。由于检测不足，管理部门必须依靠污染者提供关于排放的大量信息，由于排污者往往不愿意申报超标情况，环保局很自然的会对执法产生过分乐观的观点。排污权交易将为有效监测和执法提供更强的刺激。如果污染者不希望严格执法，这可以反映在交易市场的低价竞标。当非法排放不存在较大被发现的风险时，污染者必定不会投资购买排放许可了。而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下，监测和执法将是管理机构的头等大事。此外，许可的所有者也都将支持严格的执法，以保证自身持有的许可不会因为其他污染者的欺诈行为而贬值。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真正的法人实体，治理环境污染的责任完全应由企业自己负担，治理污染应当是企业最正常的经济行为之一。

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论文

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团体和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行为准则和违法的责任，内容十分广泛。

环境法论文题目

1、环境保护的法学理论(法理学)问题研究

2、环境保护的法律原则问题研究

3、环境行政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4、环境污染侵害的民事责任问题研究

5、危害环境犯罪与刑事责任问题研究

6、比较环境法研究

7、国际环境法研究

8、《大气污染防治法》应该怎么修?

9、发达国家饮用水保护措施简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10、低碳视野下我国页岩气法律制度构建研究

11、关于构建海洋环境保护中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思考

12、美国页岩气立法定位民生化的启示

13、我国核电监管领域的法律真空

14、树线矛盾法律风险防范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读

16、荷兰新《水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7、关于推动严重水事违法行为入刑的思考

18、河道非法采砂入刑的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19、对《深圳经济特区水资源管理条例》的修订探讨

20、论上海自贸区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

21、红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研究

22、我国环境保护NGOs的发展困境及展望

23、海洋污染法律规制

24、环境权利理论、环境义务理论及其融合

25、新《环境保护法》规定了企业哪些义务和权利

26、关于完善防治雾霾天气法律制度的思考

27、生态文明下的环境法制

28、完善水权水市场建设法制保障探讨

29、我国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法律的不足及完善

30、《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的背景、问题及建议

31、水行政执法存在问题及对策

32、印度环境法庭的制度考察及启示

33、环境法的本位与环境保障利益研究

34、环境污染犯罪中证据问题的实证分析

35、瑞典环境许可制度的特点分析及启示

36、我国水生态补偿机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37、关于修订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若干思考

38、论环保法庭的实践困境及其发展出路

39、关于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思考

40、论环境资源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41、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

42、论我国限期治理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与完善

产权交易本科毕业论文

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发展影响分析摘要：文章从困难和机遇两个方面系统分析了金融危机给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金融危机使中国中小企业面临出口订单锐减，出口市场缩小，生产成本上升，产出下降，生产规模缩小，倒闭现象严重，信贷支持减少，直接融资渠道变窄，融资成本提高等困难。但在金融危机中，中小企业也面对全球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积极财税金融支持，人才引进等机遇。面对困难与机遇，中小企业应该积极扩大内需市场，开拓危机影响较小的海外市场，强化内部财务管理，扩展融资渠道，优化人才引进和管理机制。关键词：中小企业；金融危机；困难；机遇 0 引言中小企业是指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4亿元以下的企业[1]。目前，中小企业年均产出占中国GDP超过60%、从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数超过80%[2]。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仍在蔓延，而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文章从困难和机遇两个方面系统分析了金融危机给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以期为中国中小企业探索应对危机的道路提供参考。 1 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出口订单锐减据海关统计，2009年1~8月，中国外贸出口亿美元，同比下降，出口价格总体下跌，扣除价格因素后，出口数量下降，出口数量下降对出口值下降的贡献率为，其中，一般贸易出口价格下跌，出口数量下降；加工贸易出口价格下跌，出口数量下降。同期，一般贸易进口价格下跌22%，进口数量增加4%；加工贸易进口价格下跌，进口数量下降。第105届广交会共有16万境外采购商到会，与上届相比下降。出口成交额为亿美元，比上届减少。机电商品、轻工产品、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国际市场萎缩影响比较大。出口市场缩小在贸易壁垒增加、出口退税率下调、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中国中小企业传统外贸模式受到考验。一是面临印度、越南等国家的竞争压力。虽然印度、越南等国家的产业配套不及中国，但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2009年“广交会”反馈，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中小企业外贸订单向东南亚国家流失倾向明显，尤其是纺织服装、工艺品、玩具等行业。二是人民币升值压力。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8年1月~2009年9月一美元折合人民币（期末数）由上升为。纺织服装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工利润在5%~10%之间，人民币升值严重影响企业出口，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价格竞争优势继续削弱。一些企业倾向于不接超过两个月的订单。对主要出口市场出口量进一步萎缩，据海关统计，2009年1~8月，中国对美国出口价格下跌，出口数量减少，比前7个月减幅加深个百分点，小于同期出口总体减幅个百分点，分别小于对欧盟和日本出口减幅个百分点和个百分点；同期，对欧盟出口价格下跌，出口数量减少23%；对日本出口价格上涨，出口数量减少。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受美国次贷危机，铁矿石、石油、粮食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因素影响，中国中小企业增速进一步放缓，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原材料价格上升对企业成本影响幅度比较大，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其中，钢材、石油制品等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加之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不健全，采购成本比较高，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中小企业生产设备、生产技术相对比较落后，造成生产消耗过大，资源浪费情况比较严重，这也是中小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产出下降生产成本与用工成本的上升使中小企业利润不断下滑，而利润的下滑使企业产出呈下降趋势。据调查全国2008年11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速创下1994年以来的最低同比增幅。广东2008年全年工业企业订单、生产、利润三个指标的指数平均分别为、和，比上年下降、和点。生产规模不断缩小生产规模缩小这场金融风暴使中小企业出口市场不断缩小，加之中小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中小企业发展受到严重的冲击。惠州吉隆被喻为中国的“鞋都”，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女鞋生产基地。吉隆镇有几千家鞋厂，规模较大的企业有100多家，除此之外很多都是小工厂。现在有近1/3的小厂已经完全停工，仍在运行的厂商也面临开工不足的问题。倒闭现象严重据统计，全国2008年上半年有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纺织企业面临重整。据广东省经贸委中小企业局统计，2008年1~9月，广东省停产、歇业、关闭和转移的中小企业累计为7148间，截止2008年10月份，这个数字就上升为15661家。流动性资金不足资金紧张和融资困难是一直困扰企业的难题，2008年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以广东省为例，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统计，2008年，广东省企业融资和流动资金景气指数各期均低于上年同期，融资景气指数从一季度的逐季下滑到四季度的；流动资金景气指数从一季度的逐季下滑到四季度的；2008年下半年虽然利率下调、各级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但就目前现状看，政策的积极效应尚未显现；四季度中小企业中，反映融资困难和流动资金更趋紧张的分别占和，而反映融资相比容易和流动资金充足的分别仅占和。 2 中小企业面对的机遇产业布局调整和政策机遇全球产业转型机遇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存在重新调整的客观要求。从制造业部门角度看，目前全球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区域，其中，东亚地区是以中、日、韩为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在全球制造业中比重从3%提高到2007年的，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大国。金融危机在客观上加速了西方国家制造业的不景气，给中国制造业发展带来历史性契机。目前，尽管中国宏观经济同样面临周期性下滑趋势，但制造业的景气度还是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在金融危机后的产业格局调整中，中国应强化自己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全球产业升级机遇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机会看，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经济在遭遇金融危机重创之后，将陷入衰退或衰退边缘，发达国家制造业势必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这将对中国制造业成长和升级带来历史性契机。特别是中国实施的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代表的税制改革和一系列产业转型政策必将给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自主创新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为中国产业升级和企业产品升级创造新机会。中国扩大内需政策机遇。国务院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启动了总投资超过4万亿元的一揽子建设和促进经济发展计划。中央的决策和扩大内需政策措施的落实，一定会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发展机遇。财税金融支持机遇财政政策方面一是2009年国发36号文件将困难中小企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或降低费率的政策执行期，由原定的2009年底延长至2010年底。中小企业可与职工就工资、工时、劳动定额进行协商，可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和不定时工作制；二是中央财政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截止到2008年底，中央财政已累计下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亿元。在2008年39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增加到96亿元，今后还要逐渐增加。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0亿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中安排了30亿元，专项用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国发36号文规定要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关于基金的设立，目前正在研究之中。三是为减轻企业负担，国务院有关部门于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和停止征收农业化学物质产品行政保护费等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每年可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190亿元。税收政策方面 2008年初实施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法定税率由33%降为25%，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按20%的低档税率征收，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从2009年起，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由6%和4%统一下调至3%；从去年8月起，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在此基础上，2009年国发36号文件又提出2010年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中小企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按规定提出减免税申请；不能按期纳税的中小企业，还可以依法申请延期缴纳。金融政策方面 2009年国发36号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在体制上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二是加快以中小企业为放贷主体的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新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股份制金融机构，完善多层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三是在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上，鼓励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补助，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损失给予适度风险补偿；四是完善财产抵押制度和贷款抵押物认定办法，通过动产、应收账款、股权等方式，缓解中小企业抵质押品不足问题；五是对商业银行实行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六是在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方面，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税前扣除政策。从四大银行的统计看，截止到今年10月底，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约万亿，与年初相比增加了万亿，平均增幅约43%。其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为万亿元，较年初增加2860亿元。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方面，各有关方面采取多项措施，努力探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一是积极发展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在扩大中小企业板规模的基础上，加快推出了创业板。二是支持金融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试点，为中小企业构建多元化的直接融资渠道。三是规范和促进产权交易市场发展。选择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展区域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引导其为中小企业产权、物权、股权、债权等交易提供服务。四是积极推进中小企业集合发债。北京、深圳、大连等省市已成功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总额亿元。五是建立完善创业投资机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措施，鼓励引导各类创业投资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投资力度。人才引进机遇从企业吸引人才的角度看，尽管大企业有吸引人才的优势，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也有其特点。其一，大企业庞大组织和指挥系统限制了科技人才的活动。企业组织越大越容易僵化，难以提出独创性建议；其二，中小企业由于规模相对较小，组织结构相对比较简单，管理层级少，因此，在面对经济形势变化时容易及时调整；其三，从员工的自我发展角度看，中小企业可能较大企业更具吸引力。据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教育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几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在中小企业的就业比例已超过50%，改善了过去中小企业高校毕业生数量较少、员工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情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所需的人力资源。 3 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扩大内需市场面对出口市场萎缩情形，中小企业应加强国内市场的拓展，寻找新的内需市场空间。中国的中低端市场发展潜力很大，如农村消费市场。寻求网络新机会，转向了电子商务，这也是企业能够快速找到的增长点之一。开拓危机影响较小的海外市场广东是中国出口贸易大省，2009年1—4月，广东省对前3大出口市场——香港、美国和欧盟的出口持续下降，而对中东、非洲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出口额保持增长。广东对中东出口表现突出，2009年4月大幅增长；对东盟和印度出口也分别增长和；对非洲出口下降。因此中小企业应开辟受金融危机相对较小的非洲、中东市场。强化内部财务管理中小企业要及时跟踪客户生产计划和库存计划，合理确定自身采购和生产计划，并通过价格策略或贸易交换等方式将过剩存货变现。催收应收账款或将应收账款转让，减轻资金压力。通过裁员减薪，部分职能工作外包等途径，压缩企业经营成本。降低采购成本。降低生产消耗，提高产品质量。专业化协作和增加技术含量高的设备投入。扩展融资渠道中小企业应抓住政府在信用担保、贷款贴息、直接资金支持等方面的倾斜政策，及时转型升级，优化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中小企业注意维护自身形象，加强与银行的沟通与协作，依靠诚实信用，获得银行贷款资助。产业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可以借助与自己有业务往来的大企业信用，获得银行贷款，实现“供应链金融”。若干个中小企业进行融资联盟，建立互保体制，互为担保，或者类似于合作经营性质的组织，集体贷款或联合发行企业债券。另外，融资租赁，硬件经营租赁，产品融资，期权和股权融资，OEM融资，存款融资，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质押贷款，股权奖励计划，吸引权益性融资等也是中小企业融资有效途径。优化人才引进和管理机制中小企业要发挥体制机制灵活、对环境反应灵敏、发展潜力大等优势，扬长避短，建立灵活引进和选人用人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合理人才流动等符合自身特点的人才策略。科学配置人力资源，企业就一定能够达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目的。一是创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二是加强绩效考核管理、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竞争机制，三是用保障留住人才、用培训发展人才，四是做好企业的招聘工作。参考文献： [1]杨栩.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6. [2]刘洪生，伊志宏.经济提振、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与金融风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9）：96-104. [3]马永强，孟子平.金融危机冲击、企业风险缓冲与政府政策选择[J].会计研究，2009（7）：50-56. [4]杨树臣.金融危机后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探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9（11）：94-98. [5]陈和平.金融危机环境下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应对措施[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11）：142-150. [6]朱岩梅，吴霁虹.我国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及对策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9）：23-31. [7]邬伟娥.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电子商务市场策略研究[J]. 生产力研究，2009（14）：151-160.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关于知识产权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论知识产权案件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2、大学生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教育3、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改进路径4、论知识产权审判中专家辅助制度的改革5、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制度研究演变轨迹评析6、三网融合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7、试论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8、国际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研究9、黑龙江省高技术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研究10、论“新丝路”背景下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11、关于知识产权正当性论争之思考12、知识产权犯罪的惩治与防范：现状、原因与对策13、服装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方式选择及策略研究14、英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15、网络交易平台数字信息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写什么都要和你的作品主题相称，别到时，老师看到和你的内容不同，分就低了。要评委一看到题目，就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内容，那么你就成功了！

嗨乡村问题太失望太失望了太深奥

碳排放交易研究论文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西藏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西藏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欧既是最引人关注的责任方，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还是全球治理制度的关键建设者，这些构成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基本要素。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关于气候问题的2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气候问题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初探》

摘要：本文从碳排放权交易的背景出发,详细分析了气候问题的演变及处理原则,并分析了国内外碳排放权交易的实例,结合我国的困境,以期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气候问题碳排放权交易温室气体减排

一、背景:气候问题的演变

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也理应在全球共同努力的提前下积极进行。在诸多环境问题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全球变暖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国际社会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揭开气候问题的新篇章,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下文简称《议定书》)中确立了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的基本原则,再到最近签订的《哥本哈根协议》,各个国际会议及协议皆为碳排放权交易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使温室气体减排以及碳排放权的框架被赋予了规定世界秩序的属性。

二、处理气候问题的原则

在当代社会,环境问题已然成为复杂的社会条件的多元的利益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是文明的问题。要想积极有效地处理气候问题,必须厘清对该问题的处理原则,探求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1.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片面地强调保护和改善环境,也不能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而盲目地追求发展。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只能在适度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2.明确国际环境主体的主要责任。按照国际法,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1997年的草案中也将保护环境纳入国家义务,以期进一步加大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而各国对全球环境负有共同责任,但又有差别的责任的限制。

3.维护各国资源主权。其具体应包括:其一,“各国拥有按照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其二,国家负有“确保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

4.积极促成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占了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的7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是处理任何国家问题不可忽视的部分,且随着发展与崛起,其在国际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有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也将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三、碳排放权交易概述

在实践中国际社会比以往更清醒地认识到,对公有资源不计成本的自由使用,只会使使用者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尽力攫取资源。为了有效避免“公地悲剧”,国际社会在处理气候问题的同时衍生出了碳排放权交易这一新兴事物。

(一)概述

碳排放权交易即碳减排购买合同或协议,其基本原理是,由环境部门根据环境容量制定逐年下降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将碳排放总量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分解为若干碳排放配额,分配给各区域,被允许像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进行余缺调剂。减排技术的发明、运用和少排放的区域通过出让节余的碳排放配额赚取收益;多排放的区域要花钱来购买碳排放配额,增加了扩大排放的成本。市场定价机制将使多排放代价等于减排或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碳排放配额交易就可能使交易双方都受益。同时,通过加强排放指标的度量及市场监督和核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该制度将有利于调动区域和产业部门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主动地、持续地减少污染物排放,还便于因地制宜。

(二)发展概况

目前,在推动排放权交易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欧盟已经制定了相对较成熟的欧盟气体排放交易方案,且自碳排放市场开始交易以来,交易量和成交金额稳步上升。纵观全球,已建立了20多个碳交易平台。而目前,国际碳市场可分为配额交易市场和项目交易市场两大类。配额交易市场内,交易的对象主要是指政策制定者通过初始分配给企业的配额,如《议定书》中的配额AAU。项目交易市场中,交易对象主要是通过实施项目削减温室气体而获得的减排凭证,如由清洁发展机制CDM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其中,EUETS的配额现货及其衍生品交易规模最大,2008年接近920亿美元,占据全球交易总量3/5以上。

(三)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的影响与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的本质是希望尝试建立一种市场机制来有效地调节温室气体在全球的排放总量。“碳排放权交易”运行到现在,已经在全球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和产业链。而对碳排放权交易问题的研究在诸多领域都属于前沿问题。自从2005年该机制投入商业运行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市场,中国共获得了CDM碳信用额度的48%,价值超过10亿美元,这几乎占CDM过去5年发放的总信用额的一半。对我国来说,建立碳市场,是提高我国碳交易价格、增强我国议价能力的需要,是规范国内企业交易操作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压力和全面参与国际公约的需要。

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实例

中国目前是以CDM为主的碳项目市场。截至2009年10月2日,中国在联合国执行委员会(EB)注册项目达638个,占全球的;中国在EB已注册项目的年均减排量为亿吨,占全球的。在东道国在EB注册的CDM项目总数来看,中国俨然占了大头,比例高达。而兴起的各种交易所也积累了不少实务。(如下表)

五、碳排放权交易的思考

(一)我国面临的困境

就目前现状分析,国际气候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概述之:第一,发达国家运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迫使其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接受法律约束;第二,为了降低成本,越来越多的合作将跨国进行,矛盾与摩擦也会增多;第三,在《议定书》之上,急切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监督执行能力更强的国际约束机制。

虽然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大国,中国始终处于不具备价格发言权的尴尬境地,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纵观全局,中国发展碳交易市场仍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上,中国市场排污评估标准体系不完备,缺少网络化的可核证的注册和交易日志记录系统;制度上,中国在碳税、能源效率标准、碳交易市场制定等方面尚存在缺失或具有不完备性。

(二)应对办法

为了在这场看不进烟火的气候之战中掌握主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我国必须坚持贯彻处理气候问题的各项原则的同时,苦练内功:

1.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到国内战略转型的重要位置。转变思维,开展广泛的宣传和普及活动,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降低气候变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尽早将气候问题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提高气候变化的减缓和应对能力,实现低碳发展转型。

2.采取综合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成本。我国应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国内成立了多家交易所,但开展的实质性交易不多。我国迫切需要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激励政策,研究排放权交易制度,并完善法规和相关的制度。

3.开展国际合作,依靠科技进步应对气候变化。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应研究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路线图,特别是我国长期减排的方向和潜力。加强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国际合作,开展低碳城市试点,探索低碳发展的新路子。

4.完善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法规。明晰的产权归属,能有效划分责任,有益于排放权交易的进行。虽然目前我国已有一些地方性的政策法规,但还不够完备细致,需要以“公地的悲剧”理论、外部性理论、科斯定理等为基础,结合我国国情和其他国家的实践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5.建立完善的排放权交易平台。在进行排污权交易时,信息收集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交易成本和交易成功率。如果信息不充分,就会导致交易价格上升,交易成功率下降。可以考虑利用网上平台,良好的网上平台可以使信息得到充分的释放,同时降低成本。

6.加强政府监督。排放权交易的整个过程离不开政府的监督行为,没有政府的有效监管,排放权交易很难实施。政府作为交易的监督者和保护者,有责任保证市场机制更好地运行,促使交易双方完成其承诺的减排责任。

六、结语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显示着优越性的同时制度不完善、议价能力低等问题也困扰着碳交易市场,故而新兴的碳排放权交易要想真正持续发挥其生命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第19条3.

该项交易信息摘自2009年11月23日《中国环境报》.

该项交易信息摘自2010年02月10日《华尔街日报》.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9年版.

[2]GarrettHardin:TheTragedyoftheCommons,Science,December13,1968,()().

[3]JaridDiamond:TheWorstMistakeintheHistoryof Human Race:West Civilization,Guilford,Conn:Dushkin .

[4]高荣琨.当前全球气候问题斗争形势.国际资料信息.2007(7).

[5]黄伟锋主编.国际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蔡恩泽.低碳经济催生新机遇.中外企业文化.2009(7).

[7]吴健,马中.科斯定理对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理论贡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8]邓海峰.排污权:一种基于私法语境下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形势与政策关于气候问题的2000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