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依德论文参考文献

算法导论，靠后的位置原理是这样：可以这样来看那个二维矩阵，有值则代表两个点直接连接，无穷则代表不相连那么我现在创建一个空集合，然后将这个图当中的节点，一个一个的加进来，加入一个节点后，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遍历这个二维矩阵，在矩阵当中的每一个位置重新计算对应的两个点的距离，根据什么重新计算呢，如果经过这个点，两点间距离是否会变短加入一个点，矩阵就全部被更新一次，再加入一个点再更新一次最短的，一直到所有的点都被加入到了集合里，那么最后的这个矩阵，就是任意两个节点的最短距离了

摘要：自2008年起，“漫威”开启了全球超级英雄电影的新时代，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超级英雄形象，逐渐形成全新的类型风格，坐拥全球庞大的电影市场和广大的受众群体。本文以“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电影为研究对象，从超级英雄的形象塑造分析入手，探讨“漫威”电影的成功之道。关键词：漫威英雄角色形象塑造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1）20-0158-03美国“漫威”电影改编自同名漫画，构建了由一系列电影组成的“漫威电影宇宙”，影片内容大致讲述了普通人通过拥有超能力变成超级英雄，或者天生的超能力者，对抗邪恶势力拯救全世界的故事。电影《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上映时，全球首日票房迅速破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首映时，影院座无虚席，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快破20亿人民币的电影。迄今为止，每一部“漫威”电影的上映都能引起全球粉丝的观影热潮，其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攀升。一、英雄角色多元化从2008年“漫威”的第一部电影《钢铁侠》至今，已经推出了以钢铁侠、美国队长为代表的多位超级英雄，每个超级英雄都有着各自的性格和独特的魅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需求的日益提升，“漫威”为了迎合市场的变化，打破传统意义上超级英雄形象，创造出了一批符合观众观影需求的新型超级英雄角色。本文结合已经出品的“漫威”系列电影，将其塑造的超级英雄共分为四个类别。第一类是以钢铁侠为代表的普通人，在借助外力和先进设备的辅助后成为超级英雄。钢铁侠是一位亿万富豪，依靠其雄厚的财力制造出钢铁战衣设备，具有飞行和战斗能力，可以及时飞向各地拯救人类;蚁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穿上由博士研发的蚁人战衣获取了调节身体大小的能力，可以伸缩到蚂蚁那么小的身型去执行特殊任务;蜘蛛侠是一名高中生，制造出蛛网发射器，拥有能借助物体弹射的能力，可以帮助陷入困境的人们。第二类是以美国队长为代表的普通人通过改造后成为超级英雄。美国队长通过注射药物，大幅加强身体性能，从而获得了超越常人的战斗能力;绿巨人经过科学实验后，其身体和思维发生分化，在激动和愤怒时变身成超大体型，拥有超强的战斗能力;惊奇队长被宇宙能量电子炮击中，改变其原有普通体质，具有可以飞向地球、发射能量炮的超能力等。第三类是以雷神、洛基为代表的天生具备超能力的超级英雄，两人皆是以北欧神话为原型的英雄。在电影中是以神的身份现身，两人可以通过与生俱来的能力拯救宇宙，雷神有雷神之锤，后期拥有雷神战斧，他的能力是吸引雷电;洛基有心灵权杖，依靠权杖蛊惑人心，他的能力是移形换影，可以迷惑对方。第四类超级英雄是像浣熊、格鲁特等其他生物，通过改造后具有人的思维和特征，并具有一定超能力。此外，在“漫威”众多超级英雄角色中，以蜘蛛侠、黑寡妇、惊奇队长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为原型的角色设计，体现出“漫威”电影人物形象多元化的特点。通过增加青少年和女性的角色，一改大家对传统意义上超级英雄的定义，扩大了“漫威”电影的受众范围。随着当下社会中青少年消费文化崛起，青少年作为电影的忠实消费主体，“漫威”顺势推出蜘蛛侠角色，牢牢把握住青少年观众的视线。影片《蜘蛛侠：英雄归来》中的蜘蛛侠本名皮特·帕克，是一名在校高中生，通过自制的装备蜘蛛网发射器成为蜘蛛侠。皮特？帕克拥有超能力后，面临着来自日常生活、对抗邪恶势力、自我认知的烦恼。皮特·帕克作为一名极其普通的青少年，他在成长过程中，既享受着同样的校园生活经历，也有着异于同龄人的不一样的经历和烦恼。影片上映后，蜘蛛侠这一英雄角色便迅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特别是受到青少年观众的追捧，圆了青少年想要成为超级英雄的梦想。可以说，蜘蛛侠代表了当下处于青少年成长阶段的青年人，他们的内心深处都会产生“干一番大事业”甚至拯救世界的愿望，这正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青春期少年们的心理状态。皮特·帕克展现了只有青少年才有的烦恼，有暗恋不敢表白的女孩、不敢参与社交活动以及蜘蛛侠身份带来的窃喜等。他无法兼顾拯救和求学，一时之间陷入纠结，在这样的青少年身份下，成为超级英雄并不是一件易事。钢铁侠充当着“导师”的角色，帮其力挽狂澜，引导蜘蛛侠成长为真正的超级英雄。影片整体以大事件和小生活的紧密联系将蜘蛛侠这一形象生活化、普通化，拉近了观众与超级英雄的距离。在号召女性独立、平等权利等文化兴起的当下社会，“漫威”逐渐意识到，仅仅利用女性的性感元素是无法满足现代观众审美需求的，长此以往必然会被市场淘汰，故更注重对女性英雄精神层面的深入挖掘和塑造。女性角色黑寡妇本名娜塔莉，是一名神盾局特工，具有超强战斗能力。她身为女性超级英雄形象代表，第一次出场是在影片《钢铁侠2》中，她的美丽、干练及性感，改变了传统女性角色的行为风格，潜移默化中吸引了广大男性观众群体的目光，娜塔莉并非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而是具备超强战斗力的女英雄。惊奇队长本名卡罗尔，是一名具备超强能力的女英雄，作为“漫威”电影宇宙中首部拥有独立电影的女性超级英雄，惊奇队长凸显了女性的独立。影片中卡罗尔拥有自信、叛逆、不服输、不妥协的性格特质，并且具有超乎常人的力量和飞行能力，她身为目前电影中最强能力的女英雄，将以主力姿态带领众人解救宇宙。与黑寡妇相比，惊奇队长没有漂亮的脸蛋和性感的造型，但是她却是拥有着更强大力量的女性形象。二、英雄角色联盟化“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与传统英雄电影相比，最突出的创新点是英雄角色的联盟化，即英雄集体化，这一创新使超级英雄电影不再是单一英雄电影，增加了超级英雄间的交互性，典型代表是复仇者联盟组织。复仇者联盟中主要成员有美国队长、钢铁侠、绿巨人、雷神、鹰眼、黑寡妇等。在这个团体中，产生了许多复杂关联，所有的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英雄团队内部之间的分裂与对抗关系，英雄与反派的关系都包含其中。与此同时，这些关系又反作用于团体，使得超级英雄们的境遇也发生了变化。“漫威”采取联盟模式的原因，不仅是出于自身电影故事的考量，更是在迎合市场，意图符合更多观众的口味。另外，《银河护卫队》系列电影也是英雄角色联盟化的团体表现。当观众看到一部影片云集了众多熟悉的英雄时，如此微妙的剧情和人物互动，不仅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积极性，而且促进了“漫威电影宇宙”的形成。这一现象，令观众逐渐习惯英雄联盟电影的模式，改变了独立超级英雄电影的形式。但是，“漫威”并没有满足于英雄拯救世界的单一剧情，更是开创出英雄内部斗争的剧情模式，影片《美国队长3》的故事着重讲述了复仇者联盟内部间的分歧，剧情发展到高潮阶段时，钢铁侠得知冬兵杀死了自己的父母，从而选择复仇，而美国队长选择相信冬兵是无辜的，三人厮打搏斗。此次钢铁侠和美国队长的对打，不是简单斗争，而是为了各自坚守的原则。迄今为止，这称得上超级英雄之间最严重的矛盾，如此的剧情设置，一度缓和了市场上超级英雄保卫地球这种单一剧情的饱和状态，再次牢牢抓住观众视线。“漫威”电影中另一大联盟组织为银河护卫队，其团队成员并非像复仇者联盟中成员那样团结正义，星爵在越狱时，迫不得已与四个格格不入的人组成联盟—一名叫火箭的浣熊、本是敌方的卡魔拉、无脑蛮力的毁灭者德拉克斯、树人格鲁特组成联盟，并自称银河护卫队。《银河护卫队》中勇度为了保护星爵牺牲而死，格鲁特为了保护队友牺牲而死，卡魔拉知晓星爵不顾生命危险救自己从而放下戒心，德拉克斯面对危险时仍选择毫不犹豫救队友，这些情节都能看到团结奉献的意识。三、“不完美”的英雄设置“漫威”塑造英雄角色的核心是“缺陷成就英雄”，将超级英雄主角们设置成一个个不完美的人，即把超级英雄“当成人”，而不是“当成神”，这也是“漫威”成功原因之一。“漫威”电影中的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美无瑕的超级英雄，他们仅仅是普通人，美国队长一开始是身体羸弱，蜘蛛侠是普通高中生，甚至还有一些“劣迹斑斑”的人成为英雄，最典型的莫过于蚁人，他在影片最初身份是盗窃犯，银河护卫队中五人也是以偷盗为生。即便他们成为了超级英雄，本身仍存在着缺点。这些设定，使超级英雄走下“高大全化”，更多的趋于平民化。依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人的各种原始欲望，自我是调和本我和超我，超我是符合价值观和道德判断的意识。他认为人的人格就像是海面上的冰山一角，露出来有意识的部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剩下的绝大部分是出于我们的无意识当中的。传统超级英雄都是以“超我”的形象所塑造的，而“漫威”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多数属于“自我”阶段，即日常行为中能克制住自身的原始欲望，并具有正确社会价值观的约束，电影中超级英雄不仅具备完美正义的“超我”精神，而且带有普通人的缺陷。就像美国队长、雷神等超级英雄具备“超我”精神，而大部分的超级英雄，例如钢铁侠、蜘蛛侠、银河护卫队五人等处于“自我”阶段。由此可见，“漫威”所塑造的人物抛弃了传统“超我”的形象，并受到社会规章制度的教化，却仍然保持着“自我”的层面，如此做法促使超级英雄更加真实，拉近了观众与超级英雄之间的感情距离。布莱德·斯奈德在《救猫咪—电影编剧宝典》一书中具体描述了“超级英雄”型故事，即“超级英雄需要赋予高尚品德和同情心，愿意为我们这类小人物解决问题。”①电影在第一幕中必须使主角博得好感，例如影片《蚁人》中斯科特是个盗窃犯，偷走蚁人战服后并未借此犯罪，在得到女儿的支持后接受英雄身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救猫咪”的场景，能让观众瞬间建立起好感度，并察觉出这会是一个有善心的人，他偷窃一定有不得已的原因。人物与观众情感牢牢建立起来，虽然他不完美，但本质善良，观众会从内心希望他可以改变命运，就像观众也在无时不刻不在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一样。“人物要依次进入一无所有、灵魂黑暗两个节拍”②，“漫威”电影确实是依照这一商业片常用情节模式推进故事发展的，普通人成为超级英雄之前会有黑暗时刻，击败困难时才会成为真正的超级英雄。影片《雷神》中雷神托尔因为骄傲自大引起两国战争，同时被弟弟洛基陷害，他被迫驱逐到地球，并失去雷神之锤，这时雷神进入到一个一无所有、众叛亲离的时刻，他在面对强大敌人无法对抗时选择牺牲，基于此顿悟后他重新获得雷神之力，成为拯救地球的超级英雄。正所谓“故事鸿沟越大，人物弧光越鲜明”，正因为人物需求越原始，行动越有说服力，越能引起共鸣，而“漫威”很大程度上做到了故事鸿沟、超级英雄人物弧光的变化。在影片《复仇者联盟3》中洛基牺牲自己并想偷袭反派灭霸时，这一举动一改往常叛徒、反派的形象，令观众产生同情心，并原谅了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影片《复仇者联盟1》中揭露黑寡妇曾叛国做内奸，伤害过不少无辜人，所以当她与复仇者成员一同战斗时一直是以命相搏的状态，这一举动令观众接受了这位英雄;影片《蚁人》中蚁人一直游离于违法犯罪的边缘，变成蚁人并拥有可变大小的能力后并未继续违法犯罪，而是选择保护女儿和地球的安全，家庭改变了蚁人的动机;影片《复仇者联盟2》中绯红女巫本是属于反派角色，面对无辜人类受到生命危险时，及时脱离犯罪团伙，并施展自己的超能力解救普通人，从而使观众发自内心接受这位新英雄。诸如此类的故事情节都是在塑造人物形象，也是人物弧光原理的需要，由此可见“漫威”正是牢牢把握这一点塑造了这些颇受观众喜爱的“不完美”的英雄形象。四、结语“漫威”电影在人物塑造上推陈出新，打破了以往传统的超级英雄形象，重新定义了超级英雄。超级英雄电影作为当下美国的主流商业电影，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以“漫威”为代表，其不仅打造出“漫威电影宇宙”，而且开创了超级英雄电影的新模式。短短数十年，“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电影形成了一种电影现象，甚至逐渐形成一种消费文化，引得市场和观众的喜爱与认可。参考文献：[1]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4.[2]李贵丰.传统与突破—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类型化叙事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3]李希.平凡之中见伟大——漫威电影中超级英雄的平民之路[J].电影评介，2016（24）：85-87.[4]吴婧雯.漫威宇宙系列电影英雄模式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6年.[5]王悦.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英雄奇观”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6]张源.漫威电影：多元与统一的神话[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8年.猜你喜欢基于漫威大电影的美国文化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本篇论文快速导航。题目，漫威漫画电影中的美国文化探究第一章，漫威大电影系列的文化传播研究绪论第二章。漫威公司发展史第三章，从情节设置角度分析“漫威大电影系列”第四章，分析“漫威大电影系列”主要人物结论/ 。基于漫威大电影的美国文化研究结论与结论文化入侵最开始指宗教，教育领域的文化影响。现已泛指各个领域的文化交流及融合。美国好莱坞电影一直处于世界电影领域的领先地位。其输出的电影包含很多美国思想及美国元素、漫威影业以“漫威大电影系列”为主。疯狂的向世界输出美国思想、其中对我们的影响已然构成了文化入侵。当我们在羡慕钢铁侠的富有，沉迷黑寡妇的干练、欣赏美国队长的冷静。崇拜绿巨人的力量以及与美国人一同向往自由时。我们已经被美国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悠悠五千年文化早已塑造了中国人心中的英雄形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儒家中庸的思想深深地烙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脑海中，而如今文化交流越来越密集，思想的碰撞越来越激烈的年代。美国文化思想已悄悄地影响到了我们。互联网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文化的交流只需要敲击着键盘和鼠标就可以完成、中国文化的围城早已被美国思想攻破。各个方向向中国辐射的文化影响不得不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最容易让观众接受的视听文化艺术--电影。大量的进口好莱坞电影不断地入侵占有我们国内电影的市场份额。 2014年6月上映的《变形金刚4》是首部美国好莱坞电影市场份额美国境外票房大于美国境内票房的电影。这也让好莱坞电影看到了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更多的电影制作公司更加看重境外市场。而中国作为电影进口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无疑成为了美国众多电影公司的目标。从漫威影业的“漫威大电影系列”中就不难看出、中国元素的频繁出现、中国人物的树立都是漫威影业拓展中国市场的手段。然而我们在对抗这种高强度高质量的进口好莱坞大片并没有太好的对策，在电影这产业来看、国内电影市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有将国产电影变强才会适时的阻挡文化入侵的脚步。正规毕业论文查重是不包括参考文献的，参考文献并不在毕业论文查重范畴内。可是毕业论文查重并不能够识别全部的参考文献，只有符合格式的参考文献才会被毕业论文查重识别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且正确的时候，毕业论文查重才会将该部分参考文献排除出查。答：正规毕业论文查重是不包括参考文献的，参考文献并不在毕业论文查重范畴内。可是毕业论文查重并不能够识别全部的参考文献，只有符合格式的参考文献才会被毕业论文查重识别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且正确的时候，毕业论文查重才会将该部分参考文献排除出查。答：正规毕业论文查重是不包括参考文献的，参考文献并不在毕业论文查重范畴内。可是毕业论文查重并不能够识别全部的参考文献，只有符合格式的参考文献才会被毕业论文查重识别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且正确的时候，毕业论文查重才会将该部分参考文献排除出查。答：论文怎么查看参考文献？查看参考文献它是有一定的网址的，你可以进入网址里边儿去查看。答：正规毕业论文查重是不包括参考文献的，参考文献并不在毕业论文查重范畴内。可是毕业论文查重并不能够识别全部的参考文献，只有符合格式的参考文献才会被毕业论文查重识别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且正确的时候，毕业论文查重才会将该部分参考文献排除出查。答：一般来说，大部分的论文，它参考的文献都会有进行标注的，会在文章的末尾，或者是文章的开端，为著名此论文，某些地方节选了哪里的文献，可以根据这条线，去查询论文参考文献答：可以选择去图书馆，文献比较科学可靠，而且都是很多很多的，而且比较好找，又方便又快捷！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欢迎采纳我的回答，谢谢问：论文主要参考文献怎么找答：当然是去知网，万方之类的论文网站还有国外的论文网站答：论文主要参考文献的话，你可以通过中国知网，中国知网里面有很多相类似的，然后你可以找一些属于自己想找的一些参考文献就可以了答：你可以上图书馆，上知网，看看你写类的论文的这个理论涉及同类型的其他人的论文都引用了哪些文献答：论文的主要参考文献就是你在写作论文时候查阅的各个资料，然后将资料的题目写个三四个两三个。答：这个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上你们学校的知网，一般都会为研究生开放的比较多，有很多的参考文献。答：写论文的时候，通常要求大家以后写十篇左右的参考文献自己离开。答：论文参考文献你还在手动输入吗？利用知网直接生成期刊类参考文献，让你轻松应对各种参考文献格式带来的烦恼！问：怎么查论文里的参考文献答：查找文献时，可以从中文文献开始，常用的主要有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有的文献大多数数据库都有，有些可能只在某些数据库有，找不到文献的时候，换下数据库也是一种方法（以知网为例）进入知网后，在搜索框后找到【高级搜索】，一个搜索关键词很难找到真正想要的文献进入高级搜索后，就可以根据篇名、关键词等进行搜索了，刚开始搜索可以选择一个与自己项目相关最核心的关键词，作为切入点，看一下现在研究的发展方向。最好在篇名、关键词、摘要内查找，全文的范围太大，而且很可能和所需要的相差太大问：毕业的参考文献，一般都是在什么地方查找的？答：学校的图书馆，网上的论文网站。在图书馆的话都是学校已经毕业出来，一些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网上的一些论文，网上的话内容比较多。答：参考文献一般都会放在图书馆。大部分学生会进入图书馆查找需要用到的参考资料，有些学生也会在网络购买图书。答：一般是知网、谷歌学术搜索，sci-hub，知网和sci-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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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洛依德的论文研究

奥地利心理学家，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他是本世纪世界名人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在近一百年的人类历史上，至少有三个犹太人，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三个人是：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最初只是位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医生，但他因为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派，使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专业学术领域，而成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具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人物之一。代表作：《癔病研究》（与布洛伊尔合著），《释梦》，《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梦的解析》、《对性学说的三个贡献》、《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图腾与禁忌》、《群众心理学和自我分析》、《强迫行为和宗教仪式》、《文明及其不满》、《摩西和一神教》、《自我与伊德》

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与文学批评关系探讨

论文摘要：本文从剖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入手，试图勾勒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脉络，着重论述该理论对文学批评的贡献及其主要不足。奥地利著名学者弗洛伊德(signlUnd lreUd)是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理论的创始人，他的精神分析法是l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于欧洲的西方文学思潮的两大理论奠基石之一，对这股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思潮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借助该理论可以揭示文学批评领域里许多隐藏的深层次含义，为文学批评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

论文关键词：精神分析法文学批评弗洛伊德西方文学思潮新视角

20世纪人类在政治、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尼采、康德等哲学家从各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对文学创作阐述了不同的观点与主张，成为西方文学思潮的重要思想源泉；l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思潮在欧美国家粉墨登场，形形色色的批评流派精彩纷呈，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论等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来去匆匆，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西方文坛。

在这股声势浩大的西方文学思潮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以其独特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对西方文坛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分析、解读文学作品中发挥出十分独特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虽然该理论存在一些诸如泛性主义等不足之处，但总的束说，它对西方文学批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1精神分析法的主要理论建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为文学与心理学架起了桥梁，人们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点：(1)赋予文学意象更多的象征意义；(2)心理学概念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借用与引入，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3)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类型模式”与“心理过程结构模式”的思想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人物进行精神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4)他的有关生死本能论有助于分析作品中的死亡主题；(5)他提出的人本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剖析作家传记的传统思路框架。

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是白启蒙思想运动以来最大的人文解放，综观该历史时期的文艺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析法尽管面对像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原批评论等众多文艺思潮的不断冲击，它依然蓬勃发展，影响众多义学大家的创作，除了精神分析法本身的理论魅力之外，还得益于丁弗洛伊德的许多弟子，他们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导师的学|兑，并为精神分析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精神分析法对文学批评的贡献

精神分析法为文学批评开辟了全新的研究维度，为长期困绕文学研究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耳目一新且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20世纪西方文论虽然流派纷呈，但是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点：注重文本解读。根据弗洛伊德解读法，文学作品里存存着普遍的象征意义，其中许多象征还与性有关。譬如，精神分析者大多把作品中凹陷、圆形的事物比作子宫。更有甚者，他们倾向干把一座空房予比作是女性生殖器，躲在空房子里的人则象征着试图寻求母性保护；同时，精神分析者通常还把作品里出现的像树干、塔、蛇、高山等意象看作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剧烈的运动，诸如骑马与飞翔，都被看作是性快乐的体现。

20世纪西方的主要作家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无不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批评家们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可以更好地挖掘出作品里的象征物及其内涵，有助于透彻地理解作品。

例如，象征主义大师、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他的小说别了，武器》(A Farewellto Arms)就是借用象征手法创作的杰作。他富有象征意义的书名中的arms一词，不仅表示“武器”，而且象征着“拥抱、搂抱”，也就是“爱情”。此外，小说还自始至终交织地表现了两种主题：一方面揭露战争的残酷、主人公的厌战情绪，另一方面描写爱不断遭遇的挫折经历。

但是，弗洛伊德式的解读法并非无懈可击，其中的对文学美学功能的忽略及其语言媒质的缺省是两大软肋，为此，该理论常常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责难。西尼曾说过，文学是给人“教育与娱乐”的媒体。

搴缪尔主张，写作的目的`是教育，诗歌的目的是寓教于乐。由此可见，文学的美学功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且，语言在文学作品中还起到组织结构的作用。

批评者从“自恋”(self—eroticism，即表示儿童对自己身体的欲望)以及“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等表示原始的生物需求等概念中找到更多的象征意义。

其实，弗洛伊德式的很多象征意义往往太随意、太主观，因而经不起深入推敲，有时难以置信。

第二，弗洛伊德关于“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独到论述，对于评论者剖析作家牛平与作品母题之间的关系大有陴益。根据弗洛伊德思想，其情结理论揭示了人类精神领域一个重要的渐变阶段，即自我、超我的出现，人格的发展，从家庭(自然)走向更广阔的背景(文化)。而且，弗洛伊德认为，外在的权威意识与内在的道德感将影响人的一生。由此可以推断，弗洛伊德理论并；限于个体的存在，它还指向更深远的外部世界。

弗洛伊德最早在他的巨著梦的解析》里提到了“恋父情结”这个概念，他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论释，称它为“想实现某种愿望的掩饰性表达”。梦的解析》是一本对“两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

弗洛伊德通过对索佛克劳斯的俄底浦斯国王》与莎土比亚剧作哈姆莱特》进行独具慧眼的研究分析，创立了“恋父情结”理论。国内学者王宁(2ooo年)认为，“恋父情结”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法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也是20世纪莎士比亚研究的一大突破。在弗洛伊德之前，评论家们对哈姆莱特迟迟不肯实施复仇计划，对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众说纷纭。他们禁不住要问：哈姆莱特真的疯了吗?他是不是装疯卖傻?著名英国精神分析学者厄内斯特·琼斯是第一位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莎土比亚作品的研究者。他在题为论运用恋父情结解释哈姆莱特之谜(19l0年)的论文中做出如下的惊人结论：正是凶手克劳迪休斯使哈姆莱特痛下决心报了弑父之仇，解除了童年时代的郁闷情结。为此，琼斯还列举了许多事实，力图证明哈姆莱特在实施报复计划的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亢满矛盾与迟疑的心理状态。虽然哈姆莱特最终报仇雪恨，但他还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弗洛伊德生平作者：[英] 欧内斯特·琼斯转贴自：顾闻点击数：1690顾闻译自《美国百科全书》(国际版，1982年)作为一个治疗精神疾病的医生，弗洛伊德创立了一个涉及人类心理结构和功能的学说。他的观点不仅在精神病学，也在艺术创造、教育及政治活动等方面得到广泛地运用。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论点已被后人所修正、发展。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行为不仅是由性欲所支配，社会－经济因素对人格的形成、教养对本性也都起着作用。虽然弗洛伊德学说一再受到抨击，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形象。他卓绝的学说、治疗技术以及对人类心理隐藏的那一部分的深刻理解，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由他所创立的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本性的看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领域的新学派——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人类行为学方面提出了不少革命性的、颇有争议的观点。他还为治疗行为方面的疾病建立了一套新的体系。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弗洛伊德出生在摩拉维亚的弗赖堡(现属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是犹太人。他起初的名字是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再加上一个犹太字所罗门(Solomon),但是十七岁那年，他把第一个之改为西格蒙德(Sigmund)。弗洛伊德三岁时全家迁居维也纳。父亲雅各布·弗洛伊德的前妻生的两个孩子比西格蒙德大二十岁左右，他们没有去维也纳，而是移居到英国的曼彻斯特。西格蒙德是他父亲与后妻生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五个妹妹。它的早年生活是在极度贫困中度过的。准备的年代青年时代，弗洛伊德对一般的哲学和人道主义问题很感兴趣，但是，他觉得必须有一种严格的科学训练来约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因此。在一个犹太慈善机构的资助下，他于一八七三进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弗洛伊德从事大部分研究工作的生理实验室主任是恩斯特·冯·布吕客，他是一个要求严格的训练者，一个在科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的人物。他的人格对这位年轻的学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弗洛伊德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介绍了一项杰出的研究工作，他证明了低级动物的脊髓神经节细胞与高级动物的同一性，这在过去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弗洛伊德的证明，对进化论是个有益的贡献。不久以后，他又撰文描述了神经细胞的构造，从而为神经原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也是现代神经学的基础。就因为致力于这些重要的研究工作，弗洛伊德拖了两年时间才评到医学职称。即使在评定以后，他还是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实验室里。他不喜欢数学物理，它的工作始终在组织学方面，即组织构造的研究。接着，弗洛伊德开始用显微镜揭示人的神经系统的各种神经束。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延髓，也就是头脑中最低级的部分。他终于理清了脊髓和小脑之间的种种联系。然而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听觉神经进行全面彻底的研究，以及对脑神经感觉神经核与脊髓的感觉神经结具有相同的证明，后者是对进化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些研究成果发表于一八八五年到一八八六年间。一八八二年，弗洛伊德爱上了他妹妹的朋友玛尔塔·贝尔纳斯。贝尔纳斯比弗洛伊德小五岁，出身于汉堡一个颇有名望的犹太家庭，那时正住在维也纳。弗洛伊德很快认识到自己必须干一种比较实际的工作，而不是那种纯粹的研究，于是就进了维也纳医院，当了一名住院实习医生。他三年里在医院的各个部门都工作过，因此在医学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训练，但是他的兴趣则在他的导师T．H．梅涅特所负责的精神病学方面。在医院实习期间，他发表过一些有关古柯碱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引起了医学界对这种药物的注意。弗洛伊德发现古柯碱具有麻醉的特性，他向他的一些当眼科医生的朋友的建议，在治疗眼疾时不妨可以用用。有一位名叫柯勒的医生发表了这一成果，因而被誉为局部（古柯碱）麻醉的创始人。在他医院工作结束的时候，弗洛伊德被授予一笔数目不大的奖学金，这样，他就能去巴黎旅行，并到萨尔帕屈里哀跟著名的神经病学家让·马丁·沙可学习。在巴黎学习的四个半月，成了弗洛伊德一生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沙可这位当时最有名望的神经病学家献身于癔病研究的情形，促使弗洛伊德也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这对他把兴趣从躯体方面转到心理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回到维也纳以后，他向医学协会作了巴黎的见闻的报告，但是受到冷落，这预示着他以后的工作将要得到同样的反映。弗洛伊德于1886年春以神经病学家的身份私人开业行医，并在同年九月结婚。他的婚姻十分美满，共有六个孩子，三儿三女，最小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后来也成了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还作为神经病学家在一家儿童诊所工作过几年，并出版了2大卷论述各种小儿麻痹症的权威性著作。这样，他成了欧洲重要的神经病学家之一，他在这个领域中多年的工作，无异对他后来心理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精神分析学的初期早在1882年弗洛伊德的一位年事较长的同事和朋友约瑟夫·布洛伊尔就告诉他，有位叫安娜的病人曾受益于在催眠中恢复痛苦记忆的“疏泄”疗法。弗洛伊德又将这一情况向沙可讲过，但没有引起沙可的主意。弗洛伊德自己行医时对癔病病人使用过催眠疗法，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因此他于一八八九年前往南锡，向一位有名的催眠专家伊波利特·波恩海姆求教，那个时候，他正在采用布洛伊尔的疏泄法。三年以后，他观察到在被遗忘的痛苦记忆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那些不能接受的愿望，于是他形成了压抑的概念，这是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基本要素之一。然而他请布洛伊尔一起合作，并于一八九五年共同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著作——《癔病研究》，这时，弗洛伊德已经放弃了催眠术而开始采用。“自由联想”法，“自由联想”法的发明，是弗洛伊德一生中的两大业绩之一，另外一项业绩是两年以后开始进行的自我分析。在这些年中，他向一些医学团体宣读了若干篇论文，宣布了他所得到的惊人结论，他指出各种精神神经症都是由无意识的性冲动而引起的。但他得到的反应极为冷淡，人们几乎要把它当作怪人而弃之。这时，他只有一个朋友对他深表同情，那就是住在柏林的威廉·佛里斯。弗洛伊德经常给他写信，记述了他为设法了解深层心理而采取的实验性的步骤，他的信件和记录已在一九五四年发表，题为《精神分析学的起源》。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份题名为“计划”的长篇记录，弗洛伊德试图从神经原方面来描述思维、记忆等各种精神过程。这是他在最后一次试图把精神过程与躯体过程联系起来。伟大的发现一八九五年到一九零零年，是弗洛伊德多产的时期。他在1900年发表的《梦的解释》，被认为是1本巨著。该书不仅论述了过去的探讨者感到一筹莫展的梦境生活问题以及形成梦的种种复杂机制，而且还讨论了深度心理，即无意识的结构和作用方式。弗洛伊德在认识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详细的研究了所称的“初级”系统和“次级”系统。它指出了两种系统的作用方式是如何根本的不同，两者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如何复杂并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所描述的初级系统的精神机制，最初是在探讨精神神经病时得到的认识，现已成了精神分析学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所谓的压抑、浓缩、移位、倒错以及润饰。这是由于这些机制，那些能接受的愿望、欲望或冲动才得到了间接地满足。有关隐蔽的愿望满足的理论，是弗洛伊德对心理学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通过这一理论，他以一种真正的心理动力学概念取代了已陈旧的联想心理学。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的内容与意识，就像无意识所特有的机制一样，是完全不同的。从本质上说：无意识的内容起源于幼儿时代，在这方面，弗洛伊德对幼儿心理的内在性质作了阐述，他引起了世人的震惊和反感。他坚持认为，幼儿深度心理的活动是双亲的性的动机和敌对动机驱使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其内容就是对双亲中异性一方的性欲望和对竞争者的妒忌与憎恨。弗洛伊德甚至认为，幼儿在诞生之时，并在未断奶时就已经有了色情感。他这本论述梦的著作刚发行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可是过了几年，当上述那些性的观点经过更充分地描述之后，便遭到了人们的猛烈攻击。成年时代的弗洛伊德我在这里想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弗洛伊德的个性和旨趣做出些介绍。弗洛伊德博学多才，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精通古典文学，对本国和别国的文学名著事业的涉猎甚广。他对希腊神话极为熟悉，不但经常随口应用，在他的著作中也的的确是。他有非凡的文学才能，因而被公认为德语的散文大师。在艺术方面他最为欣赏的是诗歌与雕塑，对绘画与建筑也有兴趣，但对音乐的爱好相对小些。从1890年到1914年，他通常每年要到意大利去消磨，潜心研究那里的艺术杰作。凡这类的旅行，同去的不是他的弟弟就是他的朋友；因为他的妻子不喜欢旅行，宁愿和孩子们一起守在家里。弗洛伊德在外出旅游之前，总是先携全家去某个宁静的山林胜地都度上一个半月的假期，那时他的生活中最最幸福美满的时光。弗洛伊德非常喜欢孩子，总爱和他们呆在一起。弗洛伊德个性中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就是极富幽默感，而且始终十分犀利，有时还不缺乏讽刺挖苦之意。碰到了恶意的批评，他就不无诙谐的议论上几句，要是换上别人，很可能会愤愤不平，为之动怒。在犹太笑话和轶事方面，弗洛伊德有着十分丰富的知识，他喜欢用它使自己的论证更加鲜明有力。一八九一年，弗洛伊德全家搬到贝尔加泽街十九号（仍在维也纳市），他在那儿一直住到一九三八年。一九〇八年，弗洛伊德在他住的那一层又得到一套房间，共有三室，后来，他把这套房间与原来的连通起来。弗洛伊德有几个房间，里面摆满了——或者不妨说到处摊着他收集的文物古器，特别是那些希腊、埃及的古董；这是他唯一的嗜好，他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他对考古发掘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精神分析学运动的发展1902年，弗洛伊德邀请几位年轻的同事和学生定期碰头，对他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进行探讨。他们谦虚地称这个小团体为“星期三心理学研究组”，后来该组发展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协会”。在这些人当中现在还有知道的两位，他们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威廉·斯泰克尔。在《梦的解析》发表以后的五年中，弗洛伊德很少写作，但是在他一九〇四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可能是他流传最广的一本著作。这本书探讨了种种有缺陷的心理作用，比如遗忘、失言、笔误、错放东西等等。弗洛伊德在书中作出的结论，现在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他的其他所有理论都没有达到这一步。这本书对于决定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因为书中所揭示的许多看似偶然、毫无意义的行为，以及许多简单地归结为“自由意志”的举动，实际上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隐秘而矛盾的愿望所驱使的。次年，即一九〇五年，他发表了三本重要的著作。一本篇幅较长，一般称之为《多拉的分析》，弗洛伊德在书中详尽的阐述了如何用梦的解释去揭示并治疗精神神经症的种种症状；这是我们认识弗洛伊德的技术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本是《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他在这本书中透彻的研究了无意识动机能够间接表现出来的许多方式。这一年里，他还出版了一本最有争议的论著：《性学三论》。里面新奇而又耸人听闻的地方，这是他对幼儿性作用的全面描述，他把成人性变态解释成是幼儿性作用的畸形产物。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本的引人注目的书。他不但引人注目，而且还给人们极大的愤慨，遭到了强烈的谴责和嘲笑。弗洛伊德在各国科学界顿时成了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人，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遇到了只有最伟大的先驱者才会遭受的种种辱骂和攻击。但是，无论那些批评有多么刻毒，他从来不予回答。他唯一发表的为自己观点辩护的著作，是《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九〇六年），这本书主要是区分他的理论和阿德勒、荣格等提出的对立理论之间的基本差别。对于其他问题，他的回答就像查尔斯·达尔文一样：继续发表新的证据。一九〇六年，著名的历史精神分析学家欧根·布洛伊勒和卡尔·荣格，以及他们的一些学生宣布，他们赞同弗洛伊德的方法结论。除了英国医生欧内斯特·琼斯以外，他们是第一批支持弗洛伊德的非维也纳人。一九〇八年四月，荣格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会议地点在萨尔茨堡。两年以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成立。半个世纪以来，这个组织已有30多个分会分布在世界许多国家。当时，出席第一届代表大会的有四十二名代表，其中包括卡尔·亚伯拉罕，布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匈牙利同事桑多·费伦茨，荣格和欧内斯特·琼斯本人。委员会的职责是在事务管理问题上向弗洛伊德提出建议并提供帮助，同时也在他和外界攻击他的人之间形成一道屏障。早在一八八五年弗洛伊德就在维也纳大学当过临时聘任讲师，这样他能在那里开设一些非正式的讲座。一九二年他被特聘为教授，一九二〇年时他当上了正式教授，然而他在教授会议上却没有席位，也没有别的什么特权。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正式的教职。精神分析学在非医学方面的应用弗洛伊德发表过大量临床方面的论文，对精神分析学研究中的细节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还公布过五份长篇病历，提供了很多有关他研究方法方面的情况。此外，他还写过一系列专门论述精神分析技巧的文章。但是从他的《梦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的发现具有广泛的意义，他知道这些发现一定会远远超出精神神经症的狭小范围，涉及人类方面的各种问题。在这个比较容易接近的领域中获得的知识，可以用到“正常”生活中一些很难解释的问题上。因此他在一九一二年创办了一份《意象》杂志，用来讨论他的研究在非医学方面的应用情况。《意象》杂志是对早期创办的《精神分析学年鉴》(一九0九年)和《精神分析学导报》(一九一〇年)的补充，《导报》不久便为《精神分析学杂志》所取代 (一九一三年)。伟大的创造性作家对人类心理的透彻观察，早就使弗洛伊德赞叹不巳他在一九〇七年写的《耶森的＜格拉狄瓦＞中的妄想与梦》，对德国作家耶森的小说《格拉狄瓦》作了精彩的研究。在这位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作品中，弗洛伊看到一些心理机制和他在探讨梦与神经症时所阐述的机制完全相同。三年以后，弗洛伊德又出版了一本雄心勃勃的研究专著：《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对童年时代的一次回忆》。他在书中将列奥纳多在艺术追求与科学追求方面的矛盾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在弗洛伊德的启发下，他的一些学生，特别是奥托·兰克便把弗洛伊德的方法用来解释神话和民歌传说，这样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人类想象的各种表现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卡尔·亚伯拉罕甚至用这种方法阐述了三千年前第一位一神论者埃及法老阿朗那顿发动宗教革命的动机。一九一三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出版发行，这本书的重要性仅次于《梦的解释》。通过对乱伦恐惧、情感矛盾等许多特征的研究，弗洛伊德发现这些都是儿童和野蛮人的原始心理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他强调了原始人弑亲行为的重大意义，并认为文明、道德和宗教就起源于对弑亲行为的追悔和其他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食物减少到最低限度，缺乏暖气以及其他的麻烦，给弗洛伊德和他朋友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苦。而战后奥地利货币的崩洗不仅使弗洛伊德的积蓄丧失殆尽，而且迫使他奋力抗争以避免破产。大战期间，弗洛伊德出版了唯一一本关于时事的著作《对战争与死亡时期的思考》(一九一五年)。他指出实际上幻灭感并不一定是战争引起的，幻灭感的产生与过去人们过高地估计人类的道德进步有关；这一事实只是由此发生了可怕的战争才被揭示了出来。十八年后，弗洛伊德应国际联盟之邀，就“为何会有战争’的问题，与爱因斯坦作了通信讨论。弗洛伊德一方面对未来仍抱有希望，另一方面也指明了在消灭战争的道路上还存在的各种障碍。鼎盛时期就在战争的第一年，弗洛伊德可能以为他的工作将要结束了，于是他就心理的本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成为他一生主要工作的最高峰。一九一九年弗洛伊德创办了一家国际性的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发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杂志和书籍。到一九三八年纳粹查封前，该公司已经出版了五种杂志、一百五十种书籍。就在同一年弗洛伊德在一本名为《超越唯乐原则》的书，对人的心理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他的信从者们大吃一惊。弗洛伊德本来认为，心理中的主要原则是唯乐—痛苦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唯实原则。但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种更加基本的原则，即他所称的重复—强迫原则（repetition-compulsion），它具有恢复早期状态的倾向。如果从逻辑上推到极端的话，这意味着那里存留一种使生命变为无生命物体的倾向，弗洛伊德称之为“死本能”。这与其说是临床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哲学的推论，只有极少数几个信从者觉得能够接受这一观点。这也表明弗洛伊德有关本能的理论有了变化。他曾几次试图把各种本能分为两组对立的类型，他就用这种方法把本能归入生本能和死本能两个基本的范畴。他认为死本能外向化时，就会引起攻击性冲动，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痛苦。在以后的两年里，弗洛伊德又出版了两本著作《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和《自我与伊德》，后者为新的自我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并且直到现在人们仍在对它进行着富有成果的研究。弗洛伊德以前曾把精神过程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方面：但是通过进一步研究，他认为这种划分法虽然不失有用，然而还存在着一种更加基本的尺度。这时，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三分法，他把所分的三个部分称之为伊德、自我和超我。伊德相当于来自原始本能的能量的原始贮藏库。弗洛伊德认为它是一种完全没有分化过的能量，但是伊德也许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完整。自我则是从伊德产生出来的与外界进行接触的专门性力量。弗洛伊德在研究了病人身上几种形式的抵抗之后，以充分的理由提出假设：自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意识的。这个结论也附带地说明，人们为什么坚信那些产生于内心深处的决定是自发性(自由意志)的。早在几年之前，弗洛伊德就已提出“自我理想”的概念：它是一种自恋性力量，它批判自己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驱使自我达到更严格的道德标准或审美标准。后来，弗洛伊德把它重新命名为“超我”，不过其含义则大大地扩展了：它是从自我分裂出来的部分，它体现了插入其中并由一定程度上被同化了的父母的要求和标准。然而由于它在攻击性冲动中有着较深的根基因而能引起一种极度痛苦的犯罪感。其程度之难以忍受，使得人们设法寻求逃避——这是一个与犯罪倾向有关的题目，或者以各式各样的自我惩罚和自卑感来减轻那些感觉。所谓“良心”，就是衡量自我和超我之间心理紧张程度的一种尺度。大约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一九二三年春天，弗洛伊德的口腔上部患了癌症。同年十月，他做了一次根治手术，上颚一边只好全部切除，于是他必须装上又大又复杂的假牙，这给他带来了不少苦恼。在这以后的十六年里他吃了不少苦头，除了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以外，还动了三十三次手术。在这漫长的时期他从来不哼一声，而是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病痛。一九二五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抑制、症状和焦虑》，该书阐述了焦虑和恐惧的性质及来源；他在这一年中还应约撰写了一部简短的自传。一九二六年，他写了一本为普通人而不是受过医学或精神分析学训练的人运用这一学科的可行性进行辩护。他担心精神分析学会变成医学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属部分，以致它对于人类更广泛的意义会被人们忽视。但是，他想使精神分析学的应用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写了《幻觉的未来》一书，为此他受到宗教界的强烈谴责。严格地说，这本书对精神分析学并没有什么贡献，它只是表达了弗洛伊德的信念即单靠愿望和恐惧的心理动机就足以形成宗教的信仰，尤其是对上帝和永恒的信仰，这里根本不需要求助于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两年之后，又一本不受欢迎的书《文明及其不满》问世。弗洛伊德在书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弱点，并指出了许多必须加以补救的缺陷。他在较早些时候写的《群体心理学》中，就对联接各个社团的纽带的性质及其来源作过大量阐述，这对社会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另外在这些年里，弗洛伊德还发表了不少临床方面很有价值的论文，以及论著《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这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写的那两卷讲演在内容上得到了更新。一九三〇年，弗洛伊德的文学才能使他得到了歌德奖，这是他非常重视的一项荣誉。第二年，他的故乡为庆祝他的七十五寿辰，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出生的那条街道，许多科学协会接受他为名誉会员，但除了他一九〇九曾作过讲演的克拉克大学曾授予他荣誉学位外，再也没有哪所大学授予他类似的学位。然而，一九三六年，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他八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这一年使他感到满意的另一件事是，他被接纳为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会员。弗洛伊德在流亡中一九三三绝纳粹党人开始对犹太人进行迫害，这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是一个重大打击。当时弗洛伊德在德国的许多支持者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他的著作在柏林被当众焚烧。此后不久，他的出版公司的大部分存书又在莱比锡被没收。尽管在德国的主要销路已经丧失，但该公司仍然全力挣扎，直到一九三八年纳粹入侵奥地利，公司房产被没收为止。纳粹的迫害促使弗洛伊德思考犹太教的性质和起源问题，这一问题占去了他一生中最后五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把《摩西与一神教》写了又写，该书在当时信奉天主教的独裁政权统治下的维也纳，没有机会出版发行。一九三八年他离开维也纳后，该书终于问世，英译本也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得以发行。这是一本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著作，书中的一些观点既难以证实也不容易予以反驳。弗洛伊德在书中推断，犹太教中特有的一神信仰，与第一个传播这种信仰的、富有单命精神的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推行该信仰有关。通过对有关摩西出身的奇异故事进行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推断摩西实际上是埃及人，他提示说，摩西是一个忠于阿肯那顿的信仰的贵族，阿肯那顿死后，他的一神信仰就遭到埃及人的坚决抵制。由于这一看法，弗洛伊德在曾经把他尊为本民族伟人的犹太人那里，第一次受到了冷遇。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摩西向犹太人灌输一神信仰时，必须面对人们的强烈反抗，他认为摩西就是在一次反对他的权力的暴乱中被杀身亡的。于是，弗格伊德进一步设想，摩西被害之后，人们为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而悔恨，这是一种与弑亲愿望的先天反应有关的悔恨，他认为这是人类遗传特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摩西的学说后来由少数几个忠实的信徒珍藏起来直到几百年后才由一些伟大先知将它立为教义。尽管压力重重，弗洛伊德坚决不同意离开早己成为故乡的维也纳。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纳粹入侵奥地利以后，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如果还不走的话，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象别的犹太人一样厄运临头。在这关键时刻，欧内斯特·琼斯飞抵维也纳，劝他移居英国，英国内务大臣亦为他、他的家庭以及他的学生提供了最充分的帮助。是年六月，他克服了纳粹分子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飞抵伦敦。九月，他又搬到马兹费尔德花园，这是他最后一次搬家。九月问，弗洛伊德接受了最后的手术治病，这也是最大的一次手术。到了次年二月他癌症复发，医生认为已无法再动手术了。然而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月，弗洛伊德还在忙于他的本职工作，还在接待来访者，撰写文章。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弗洛伊德在伦敦与世长辞。1939年9月23日，精神分析法创始人西格蒙·弗洛伊德在伦敦逝世，终年83岁。弗洛伊德1856年生于奥地利库拉维亚，，1873年入维也纳攻读医学，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任讲师。1895年创立精神分析法，提出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疗疫病的理论。1908年建立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很快欧洲各国的精神分析学会均相继成立，并建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讲学，获广泛反响。1923年又将人的心理结构分成三个层次，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1938年国法西斯德国侵占奥地利而移居英国。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有《癔病研究》（与布洛伊尔合著），《释梦》，《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梦的解析》、《对性学说的三个贡献》、《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图腾与禁忌》、《群众心理学和自我分析》、《强迫行为和宗教仪式》、《文明及其不满》、《摩西和一神教》、《自我与伊德》等，他的学说对心理学、医学、人类学以及史学、文艺、哲学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弗洛伊德于1902年起一直任教于维也纳，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发明了精神病的精神分析治疗法，他在早期便已研究通过诱导和催眠来治疗歇斯底里症和神经官能症的方法，此后又由此发展出他的治疗方式，揭开无知觉或潜意识的发病原因，并发现这种病可以通过发泄而达到治疗效果。他建立了“潜意识动机支配人类许多行为”的理论。另外，弗洛伊德对从人类性生活的基本认知，发展出关于人类性行为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禁忌和社会习俗对性的抑制作用，会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发作。他的学说虽然屡遭误解和否定，但对心理学、精神病学、哲学

关于弗洛伊德的论文参考文献

学号：文艺心理学论文学院文学院专业汉语言年级姓名论文（设计）题目浅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指导教师职称 2011 年 5月20日浅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摘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是精神分析学说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在于弗洛德创建了精神分析学说, 而且还在于他穷毕生的精力去阐述、传播、运用精神分析学说。“精神分析”一词是弗洛伊德于一八九六年三月在其发表的法文论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关键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一、精神分析的主要观点 (一) 潜意识论弗洛伊德早期通过对精神病人的分析, 发现有一个在人的意识之外的精神现象。他把人的精神分为意识前意识和下意识意识是与直接感知有关的心理部分, 包括个人此刻意识到的, 以及此刻虽然意识不到,但可以忆起的可复现的部分。前意识, 是没有浮出意识表面的精神, 是后天形成的。如人一边打电话一边买东西, 但是他不会挑错东西, 这时买东西是由前意识支配的。下意识, 又称潜意识, 是深藏在意识下面不为人所知觉不会通过回忆记忆起来的精神内容,它是精神分析的核心部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下意识这部分往往是不能为风俗习惯道德法律所见容的, 但它不会因此而消灭。弗洛伊德认为下意识的内容充满本能的色彩, 通常被压抑隐藏着, 只有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才会表现出来。 (二) 泛性论弗洛伊德是泛性论者, 泛性论即是用性欲来说明心理病因或动因。但弗洛伊德对性的解释是广义的。通常人们一般把性和生殖联系在一起, 而弗洛伊德认为生殖固然是性的重要表现形式, 但性还有其它表现形式, 他用性来解释人的各种行为, 他认为所谓的儿童“性” 生活, 既包括两性关系, 也包括使身体产生舒适快乐的情感, 像幼儿的求人爱抚、喜欢偎傍人和母亲的抚摸甚至文艺创作等举止心态都可视为性欲的表现。弗洛伊德认为有些正常人, 尤其是天赋甚高的人, 会在高尚的文化活动中使自己幼年那种被压抑的欲望得到满足, 而且弗洛伊德把人类的文艺创作、宗教活动等都说成是性本能冲动升华的结果。性的理论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占有重要的位。对性的突出强调和独特解释无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关于性的理论, 发端于弗洛伊德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以后, 关于梦的研究, 过失的研究都为建立他的性理论作了思想上和材料上的准备。弗洛伊德认为, 性本能冲动、欲望是无意识的基础和核心, 是无意识的最原始的欲望、动机, 这一欲望、动机由于受意识的控制, 往往不能得到满足而受到压抑,被压抑所生本能冲动即所谓奥狄浦斯情结成为无意识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其他被压抑的经历都与这个被压抑的情结有关, 经过历史的沈淀组成一个无意识领域。弗洛伊德应用精神分析学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原始人类和个体儿童都由于性本能冲动(原欲) 受压抑而形成奥狄浦斯清结(乱*倾向) , 如此原欲被定置于乱*阶段, 发挥(或开始发挥) 其对无意识生活的影响力。这种被压抑在无意识里的乱*欲求, 无论是在原始人类那里还是在现代人类那里, 无论是在儿童那里还是在成年人那里, 无论是在常态心理中还是在变态心理中, 均是无时不在的威胁。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 性本能冲动即所谓原欲, 确是无意识的最原始的基础和动力, 它被压抑成为奥狄浦斯情结即所谓乱*欲望, 包含着爱与恨的矛盾情感, 还包括与被压抑的性冲动有关的一切经验, 组成一个深广的无意识领域。离开性本能冲动(原欲) , 无意识的秘密就无从揭露, 也无从说明整个心理过程的动力根源,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以重视性理论研究的原因。（三）人格论人格学说在精神分析学说也占有重要地位, 它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人格模式, 展现了个体的人如何以本能为基础和动力, 进而成为具有社会属性和文明标志的成长历程。弗洛伊德把人格学说看作是由无意识心理学推及到社会学乃到哲学的过渡环节。他说明了本我、自我、超我与生的本能、死的本能的关系过程, 尽可能的描述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便显示出人格结构的动力图式。在这个动力模式中, 本我始终是动力的源泉, 执行者唯乐原则和超唯乐原则, 求乐与求杀结合进行, 通过自我去实现自己。自我则借助知识系统按照现实世界的要求, 执行唯实原则去控制本我, 通过自居和升华作用使我隶属于自己。它面对外部世界和本我这第二个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来确定自己的地位, 使本我受现实的检验, 以控制本我的能动性, 延缓本我冲动的释放。“自我从察觉到本能发展为控制它们, 从服从本能发展为阻止它们”,自我对本我并没有绝对权威, 只是为本我的实现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法, 以调解本我与现实的冲突。自我控制性本能冲动, 意味着援助死的本能, 使自已也处于死的本能攻击的地位, 所以它又不得不从本我中提取性力,使自己也成为爱的本能的代表; 自我不但力图调解本我与现实的冲突, 而且调解本我中两种本能的冲突。二、对精神分析学说的评价 (一) 积极方面首先精神分析学说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无意识这个精神世界的重要领域, 一直被正统心理学所忽视, 而弗洛伊德孜孜不倦地在这片处女地开垦, 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次, 弗洛伊德在研究人格发展的过程中, 注意到了心理发展的阶段性每个阶段的生理基础以及教育和训练在各发展阶段中的作用。他对心理发展的五个阶段的划分也与心理年龄阶段的科学划分有着一致性。这可说是弗洛伊德对心理发展阶段理论的贡献。再次,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具有积极的意义。管晓刚在《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科学价值》一文中指出,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他还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哲学价值归纳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的方法论原则”和“科学人道主义的先驱”三个方面, 并总结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产物。他开拓了一个全新的人类认识领域, 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人类科学文化史都有积极的作用”。最后, 精神分析学说的积极方面还表现在应用上, 精神分析学说产生于心理治疗又运用于心理治疗, 实践证明精神分析理论指导下的心理治疗是卓有成效的。正因为如此, 几十年来, 精神分析理论一直指导着西方心理治疗的实践。另外, 精神分析学说对于精神病学、病理心理学的研究也是有重要贡献的。 (二) 消极方面弗洛依德学说也有许多重大缺陷。首先, 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思想是从生物本能的观点出发来解释人的心理现象。弗洛伊德无限扩大人的生物本能的作用, 否定人的社会性, 这是唯物主义的, 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其次, 弗洛伊德认为人出生时就有性欲, 性欲是人格发展的动力, 梦也受性欲支配的, 甚至文学艺术创作也是性欲象征性地满足, 这些说法基本是荒谬的。正是这种接近荒谬的观点, 使得他的大部分学生最后都和他分道扬镶, 使得许多人认为他的学说纯粹是一派胡言, 不值得理睬, 从而对其整个学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最后, 弗洛伊德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阶段划分的依据或标准和对儿童心理发展各阶段特点的分析都是不科学的, 尤其是对恋母情结的阐述,因为他仅仅是将个别的极少数儿童身上出现的一些现象错误地上升为代表儿童心理发展普遍而本质的东西。人类学家对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恋母情结, 也提出了异议。马列洛斯基等人指出, 恋母情结远不是弗洛伊德想象得那么普遍, 而且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出现以恋母情结为依据的家庭。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虽然有不合理的一面, 但是却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 对儿童教育的启示有着积极的意义, 有利于开发儿童的心理潜能, 倡导创造性学习, 提高儿童的精神生活的质量, 把儿童培养得更有人性, 这也是未来教育的重要特征。总之, 我们应该对这一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更好地指导儿童的教育, 帮助儿童获得更加健全和谐的发展。参考文献： [1] 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 [2] 万菲《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武钢职工大学学报 2000年

【摘要】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而精神分析学说的构建是由本我、自我、超我这三个概念来完成的。本文分别探究这三个概念并分析它们相互关联的作用。【关键词】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弗洛伊德本人在不同的时期对于ego有不同的定义，最完整的是在《自我和本我》里。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他提出人格的结构学说，把人格分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他认为完整的人格由这三大体系组成，它们的和谐统一才能构成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一、本我（ID）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是自己意识的存在和觉醒，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由于它要求得到眼前满足的一切本能的驱动力，通常被看成本能。弗洛伊德的本能概念具有三层基本的含义：“第一，本能被看作是存在于精神现象背后的一种力，是精神结构中固有的动力能量，而不是一种暂时的冲击；第二，这种力是不断来自生物体内部，源出于肉体组织，表现为一种‘肉体欲求’；第三，本能是内部刺激的一种心理效应，是‘肉体欲求’被传递到心理器官或作用于心灵时所表现的力，或者说，本能是在本我中获得了精神表现。总之，弗洛伊德把本能看作是来自生物体内部的一种固有的驱力，并通过心理器官决定着人的心身活动的态势。” ①因此，本我所具有的特性可概括为：无意识，无理性，要求无条件的得到满足，只遵循快乐原则；是一切本能冲动后面的性力的贮藏库；它收容了一切被压抑的东西，并保存有遗传下来的种族性质。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认为“本我”是追寻快乐的，是避免痛苦的，是无意识、无计划的。比如，婴儿生而会哭泣，会饮食；人生而喜欢享乐──从本源意义的角度考虑，这和动物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本我尊从快乐原则，不考虑时间，地点，方式，而是趋于寻求即时的满足，追求的是本能的心理能量的即时的释放和发泄。本我不能忍受任何挫折，没有任何顾忌忆。它不顾任何现实并且能够通过行动或通过想象已经得到想要得到的来获得满足──满足幻想与实际的满足一样的好。本我是没有理性、逻辑、价值观、道德感和伦理信条的。总而言之，本我是过分的，冲动的，盲目的，非理性的，非社会化的，自私的，并且是纵情享乐的。这种原始的，真实的，天性的意识会贯穿个人的一生，指导着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但本我的意识往往会拘禁自己，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更为严重的后果会阻碍自己的发展。于是，人便自然而然的进入了自我。二、自我（ego）自我，其德文原意即是指“自己”，是原始欲望的自然表现，指的是人格积极的控制、观察以及学习的功能。自我处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是人格结构的表层，代表理性和机智。人生活在社会上，就必须正视现实社会，行为要符合社会的需要，按照社会常识和逻辑行事。弗洛伊德指出：“自我功能的重要性表现在下面这一事实上，即在正常下，对能动性的控制移归自我掌握。这样，在它与本我的关系中，它就像骑在马背上的人，他必须牵制着马的优势力量；所不同的是：骑手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去牵制，而自我则使用借来的力量。这个类比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假如骑手没有被马甩掉，他常常是不得不引它走向它所要去的地方；同样，自我习惯于把本我的欲望转变为行动，好像这种欲望是它自己的欲望似的。” ②自我是现实化了的本能，是在现实的反复教训下，从本我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它合乎逻辑，受现实原则支配；对本我之中的东西有检查权，防止被压抑的东西扰乱意识；它还要在超我的指导下，按外部现实的条件，去驾驭本我的要求。自我是与本我、超我相对应的，是一种心理结构。一个婴儿刚生下来是只有“本我”而没有“自我”的，但是当他开始探寻“我是谁”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开始真正的成为一名“人”。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的便是周围环境在大脑中的不断映象，所以“自我”可以称为“在现实环境约束下的自我”。比如，想玩游戏但“自我”控制你不能玩，因为今天的作业还没有完成。这就是“自我”。在现实常态中的自然人，自我就表现出形形色色的人格特点，反映在个体上就是有的人自我约束能力强些有些人差些，自我约束能力强的人表现为有修养但往往活的比较累，而性格中本我较多的人则活的比较率性，但犯罪分子往往多出于本我意识无法控制的人。三、超我(superego) 超我是社会行为准则及形成的禁忌，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习得的道德理想、社会戒律和规范。它是人类心理功能的道德分支，包含了我们为之努力的那些观念，以及在我们违背了自己的道德准则时所预期的惩罚。作为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超我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它更多的是开发自己尚未开发出来的那些能力，而并非去做一些自己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体现了一种想冲破自己目前的状态而升华到一种新的境界的意识状态。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超我可以指一种不断进取、向上、创新的态度，是一种努力向善，努力表现成熟卓越的境界。超我从自我分化而来，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它是父母权威的内化，执行父母早年的职责（亦被认为遵循至善原则）；可分为自我理想（确定道德行为的标准）和良心（对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惩罚）；其主要作用是监督和控制自我。超我能够在非常原始的层次上发挥其功能，所以相对来说经不起现实的检验，也就是说，不能够依据不同的情境来改变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够分辨思想和行动，就会对某些甚至没有导致行动的想法而感到内疚。此外，个体被非黑即白，全或无的判断所束缚并且追求完美。严格的超我表现为对诸如好、坏、评判、判决等字眼的过度使用。但是超我也能够通情达理和灵活而有弹性。例如：人们也许能够忘记自己或者别人的错，如果是出于意外事故或处于严重压力的情境之下。在成长的过程中，儿童将学会这些重要的区别并且学会不仅是以全或无，对或错，黑与白的方式来看待事情。由此看来，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是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互动过程。也就是说，这三者是一个矛盾体，三者之间会冲突不断，本我、自我、超我会不断的相互斗争，而自己则是把握这一矛盾的主体。任何一方的过分突出，都有可能损害自己或有益于自己，这也就靠自己掌握分寸，看是把主体矛盾走向事物的正向还是走向事物的反向。本我在快乐原则的导向下，充分表现个体的本能与意愿的即时满足。超我在道德原则的鞭策下，使人格得以升华，人类本性与社会关系趋于完美。自我受现实原则的制约，作用于自我、超我与现实之间。超我按照至善原则行事，指导自我，限制本我。本我追求愉悦，超我追求完美，而自我则追求现实。人生的道路便是从本我到自我，然后再到超我的过程。每个人的人生历程都必须经历这三个阶段，但是未必每个阶段都是完整的。在人格的机构里，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人格的整体。只有当三者处于协调状态时，人格才能表现出一种健康状况。注释： ①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论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②弗洛伊德著，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参考文献】 [1](奥)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车文博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2]张卫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美学思想研究[D].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07. [3]王梓媛.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与文学批评[J].科技信息,2007(19). [4]李颖,王锦荔.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学说与大学生人格成长[J].成功(教育),2008(08). [5]林碧烽,张晓容.精神分析理论对人格教育的有益启示[J].中国教育学刊,2000(03).

佛像论文参考文献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伦理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不合理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指正。自然的发现这一讲骆老师讲得很深刻，自然的含义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魏晋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应该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士人的风骨和性情。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遥远的绝响》，专门写了嵇康等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我很赞同他说一提到魏晋，总离不开一个“风”字，风流、风采、风骨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展露无遗，似乎已经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专利。我所理解的魏晋之风，可以说是那时的士人性情如风，他们随心任性、不拘于物、不合于俗，是一种完全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我想这一点与“自然”应该是相通的。骆老师讲到东汉后期开始人们对生死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时他们期望重新建立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世界。谈到对生死的焦虑，使我想到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南怀瑾在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文人与禅宗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文人不乏有虔诚信佛、以禅宗的精神来自我解脱，离俗遁世、放浪山水之间者。他们除了苦于政治黑暗、仕途多舛的原因外，也有对于生死的思考。正是因为人生短暂，许多士人接受了禅宗，看透生死，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超脱。他们的任情任性和魏晋士人不无共同之处，都是追求自然和真我。然而一个问题是魏晋的士人似乎并未投向佛教，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大为兴盛，但似乎并没怎么提到如“竹林七贤”等人与佛教的具体关系。骆老师也讲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天生有一种宗教倾向，但我觉得魏晋士人身上体现的不是浓厚的宗教气息，也不是什么信仰，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性格，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另类的。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任情任性完全是自己生命的本能，而不是靠着外物的支持。大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人们唯有对魏晋的士人推崇备至，也是因为他们不但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他们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世的文人尽管也有品行高洁、超尘脱俗的，但都未能像魏晋的士人那样做到极致。自然是一个广而深的概念，魏晋士人既关注了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存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然，即自我本性的流露。他们就是要活得潇洒、坦荡、自由、有尊严，即便是死也不屈服，这样一种风姿和傲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赞叹和敬仰的。谈到魏晋之风、谈到“竹林七贤”、谈到嵇康的《广陵散》，人们总有一种向往和怅惘，是因为那种风骨的远去，因为我们无法拥有。也许那个时代士人的生活依旧有无法改变的压抑和悲哀，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样的人生真痛快！魏晋是士人的天堂。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于纵酒昏酣，扪虱清谈之际，将争夺文化领袖地位的儒释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逐一化解，结果儒释道融通为一，皆大欢喜。形成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魏晋士人取得这一丰硕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之前，凡重要著作皆称为“经”，譬如四书五经，道德经。今人为之经典。纵然有人敢僭越妄言，也只能以“论”自居，不像现在百家讲坛这样群魔乱舞，没有规矩。《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愉悦，放任自流，向一切体面的东西挑战，对经书更是“博士家法，遂成废弃”，“得其意而言”，于是就有了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有了平和的心态与融合之可能。儒道之争无非是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流弊丛生，是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魏晋士人洒脱的人生态度，注定他们崇尚老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但亦不排斥名教的规范作用，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将道与儒作为人的内心与社会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保留下来，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两面性的一个根源。魏晋士人创造奇迹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忘象（言）得意”的认知理论。佛教初期的传入，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很难为人所理解与接受。魏晋士人的洒脱精神反对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佛典的翻译方法。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此外，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也是使儒释道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在魏晋士人的学术争鸣中，口头清谈与文章争论是主要的途径与形式。士人们为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在清谈中一占上风，自成流派，故而争相博览群书，自发奇思，触发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了新观点的人，就会与人“探玄理微”，“引饰妙词”，“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有的人不善于“以口舌御人”，就转而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与对手打笔战。这种激烈又睿智的思辨行为，不仅精细地阐述了儒释道的精义，而且在相互的交流中，使得各种看法融会贯通，形成魏晋士人复杂的人格精神。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可见，当时儒释道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有复制的，也有自己写的~望楼主笑纳

摘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仕女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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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参考文献马斯洛

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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