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民俗文化论文3000字怎么写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水是大地的血脉，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两仪生四相（五行），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水、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地。（空气）、水、地（土地）。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中外民俗文化论文3000字

一端午节起源：端午亦称端五，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诸如：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起源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都与屈原联系起来。俗说屈原投江以后，当地人民伤其死，便驾舟奋力营救，因有竞渡风俗；又说人们常放食品到水中致祭屈原，但多为蛟龙所食，后因屈原的提示才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做成后来的粽子样。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南宁民俗文化旅游的SWOT分析作者陈瑶【摘要】民俗文化作为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是旅游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发地区民俗文化旅游，打造民俗文化精品，必然会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本文采用SWOT分析法(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分析法)分析了南宁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优劣势、机会以及威胁，从而认识南宁的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现状，明白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对拓展南宁旅游的重要意义。【关键词】南宁；民俗文化；旅游开发；SWOT分析近年来，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重新认识与重视，旅游业迎来一个新的增长点——民俗文化旅游。所谓民俗是指一个民族地区的人们，在文艺、语言、信仰、服饰、饮食、居住、娱乐、节庆、婚恋、生丧、交通以及生产等方面，民间所特有，并广泛流行的爱好、风尚、传统和禁忌。而民俗文化旅游则是指人们以观赏、了解、领略、参与风土人情为主要目的的旅行活动。民俗作为无形文化资源，在现代旅游中的价值正日益展现出来，民俗文化旅游目前已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项目之一。 2003年，广西制定了迈向旅游先进省区的发展规划，横县、上林、马山、隆安、宾阳五县划归南宁，南宁市也提出了“把南宁市建设成富有壮民族特色、南国园林化、面向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旅游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民俗文化作为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是旅游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发地区民俗文化旅游，打造民俗文化精品，必然会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南宁民俗旅游资源的了解和分析，加快民俗旅游的产品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1 旅游开发优势（S）1 南宁的区位优势南宁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处于中国华南、西南和东南亚经济圈的结合部，是环北部湾沿岸的重要经济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南宁具有“两近两沿”的特点。“两近”：一是近海，距钦州港、防城港、北海港等港口最远的也就204公里；二是近边，距中越边境的东兴市、凭祥市不超过230公里。“两沿”：一是沿线，湘桂、黔桂、黎湛和南昆铁路在南宁交汇，是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二是沿江，邕江是西江的支流，而西江又是珠江的干流，西江二期整治工程完工后，1000吨级内河船舶可以从南宁直达港澳。据此，南宁成为广西旅游网络体系的重要核心节点，是广西南部旅游的中心，也是中国连接东盟的重要的陆路接合部，客观上具有南联北引、东西辐射的旅游集散地功能。2 资源优势南宁具有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民俗旅游资源。例如，顶蛳山贝丘遗址，1997年发掘出一千多件史前人类使用过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包括石器、骨器、蚌器和当时人类遗弃的水类动物、牛、鹿、象等动物的骨骸，并且在顶蛳山发现了标志人类文明的石锛和杆栏式建筑，以及奇特的屈姿葬葬俗，被评为全国文化内涵丰富的史前人类生活贝丘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上林大明山地区有着丰富的龙母文化资源，流传着别具特色的壮族文化习俗；宾阳的炮龙节、马山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武鸣的壮族三月三歌圩，都是南宁极富特色的民俗旅游资源；而且借壮族“三月三”歌圩为原型的南宁民歌艺术节以打造新民歌、弘扬民族文化、扩大中外文化交流的办节宗旨，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南宁市的一个城市品牌。扬美古镇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南宁市明清古建筑保留得最为完整的地方，现有二百多处；黄氏家族民居是南宁市清朝建筑物中保护提最完好的一处古建筑群，从中清朝建筑的特点可见一斑，具有较高的人文景观价值。3 市场优势随着南宁的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境内旅游热潮的兴起，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影响不断扩大，选择来南宁旅游，体验异质文化的游客与日俱增。南宁作为广西旅游及东南亚跨国旅游集散地的功能地位已逐步显现，以商务、会展、购物为目标的客源市场不断扩大。2006年，南宁市全年接待入境游客超10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超18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在广西率先突破百亿。从南宁稳步增长的游客数量可以看出，发展南宁的民俗旅游是有广阔的市场和客源基础的。2 旅游开发劣势 (W)1 缺乏旅游精品南宁的旅游资源中并没有闻名世界的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旅游产品很多，但缺乏高品位的旅游精品，从市区到周边地区都缺乏稳定的旅游热线，只有市区的青秀山和动物园、郊区的伊岭岩、周边地区的德天瀑布拥有较稳定的客源，而大量的景点远远达不到其旅游阈值。以体验民风民俗的旅游景点来说，景区、景点级别相对偏低，规模较小，景点的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旅游资源缺乏文化内涵，因此没有突出的资源优势和鲜明的个性特色。长期以来，南宁旅游建设投入不足，对景区景点建设投入偏低，配套设施建设滞后，缺乏精品景区，已严重影响到南宁旅游的增长后劲，近两年来南宁入境旅游市场增速缓慢是这一影响的表现。2 整体开发层次低目前南宁市旅游资源缺乏深层次的开发，尤其是旅游资源的利用流于表面化和随大流，缺乏独特的文化底蕴。旅游业是以特色取胜的产业。根据旅游资源的普查，南宁市拥有众多文化独特的旅游资源，如壮民族风情、顶蛳山贝丘遗址、大明山、扬美古镇等。但这些体现南宁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而且潜力巨大的旅游资源至今仍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南宁的民俗旅游景点的开发，多处于自然状态，局限于原有的物质载体范围，并且由于产品单一，旅游空间容量小，旅游活动少，游客停留时间短暂。很多旅游产品都是一日或半日游，可参与性的活动不多见。而缺乏可参与性无疑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了。顶蛳山贝丘遗址，南宁市惟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内涵、意义和科学价值完全可以和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博物馆相媲美。建立起以顶蛳山贝丘遗址为轴心的文化旅游点，对提升南宁市历史文化品位，建设文化南宁，促进南宁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至今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仍未出台，影响了这一旅游景点的深入开发。又如中山路位于南宁新城区外滩附近，是一条保留最完整、规模最大、最热闹的老街，这里有许多清末、民国时期的古建筑。每一个到南宁来的人要品尝南宁美食，首选就是中山路。命名已有81年的中山路是历史沿袭下来的美食夜市街，不仅南宁人都懂，在全区甚至全国也小有名气。目前中山路夜市依然红火，但骑楼老化、电线线路复杂、食品卫生状况堪忧等问题却困扰着它。3 部分旅游资源可开发性不高南宁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不仅要体现壮乡的民族特色，还应在开发中关注南宁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凸显城市的文化底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南宁保存下来的古代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名人故居也不少。如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原为清朝右江镇总兵马盛治的祠堂“回春阁”）、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雷沛鸿故居、梁烈亚故居、孔庙、邕江防洪古堤、新会书院、粤东会馆、安徽会馆等等。它们是南宁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也是南宁市城市亮点的一个潜在优势。但作为旅游资源它们分散在南宁的各大街小巷，规模也小，从民俗资源旅游开发可行性来说，其可观性、可娱性和可参与性等条件并不是很充分。它们的零星分布使得彼此之间相对比较孤立，难以开发成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线路产品，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合提升力度不够强。3 旅游开发机遇（O）1 大旅游社会气候的形成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它已渗透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贸餐饮业、市政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方向已基本形成。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进入了大众化消费的新阶段。旅游已经从社会时尚发展成为社会生活，旅游支出在社会公众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也不断提高，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国际民俗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不断升温，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假日不断增多，人们出游去体验异质文化、放松身心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些都将为南宁民俗旅游的进一步开发提供机遇。2 政策的重视近年来，南宁市委、市政府加大了对旅游业发展的力度。为保证“十一五”期间南宁市旅游业的加快发展，南宁市委、市政府已经出台了《关于加快南宁市旅游业发展的决定》、《南宁市加快旅游业发展实施方案》、《关于加快南宁市旅游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三个配套文件，在人、财、物和政策上配套支持，优化发展环境，发展大旅游，要把南宁建设成为旅游强市。为突出“壮乡首府、绿城生态、会展商务”三大旅游主题，重点打造旅游吸引物及以旅游吸引物为核心依托的旅游景区点，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拳头旅游产品，南宁市政府提出要深度开发壮乡文化风情旅游产品，重点开发建设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刘三姐剧场、东南亚美食街、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突出地域的文化、饮食、旅游商品特色、展示壮乡民俗风情文化，丰富旅游产品文化内涵。3 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随着“一轴两翼”区域合作战略的推进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及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逐步构建，为南宁旅游业的加快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尤其是从2004年起，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秋天在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伴随着中国大力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成果，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一座桥梁，更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的一个平台。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不仅提升了南宁的知名度，更带动了南宁与东盟区域旅游的发展。2005年南宁入境旅游前10名的客源国中，有4个是东盟国家，越南排在第一位。作为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地南宁市，将发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沿城市的作用，有条件建设成为面向东盟国家、西南经济圈和华南经济圈的区域性国际化的旅游基地。 4 旅游开发威胁（T）1 周边省市旅游业蓬勃发展，造成南宁客源市场分流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地位确立以后，各地纷纷出台旅游发展规划，挖掘和创造旅游产品。南宁周边省旅游的迅速发展和同类资源的激烈竞争都从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客流。旅游业作为新兴产业，市场广阔，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小、风险低、见效快的产业。然而，由于各地对旅游业发展普遍看好，旅游开发的热情高涨，这就导致了旅游业竞争加剧、旅游业投资风险增大和发展成本提高。尽管南宁的旅游资源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但总体来讲知名度、产品的规模、质量都有一定的欠缺，在区内外竞争力都不算很强。例如省内的桂林，这几年不仅继续大打“山水甲天下”这张王牌，还大力开发民族民俗旅游资源，拓深桂林的文化内涵，对于南宁在同类资源产品开发方面就形成一种竞争态势。还有云南的西双版纳、石林以及贵州等地的旅游资源与广西又形成省与省之间的竞争。2旅游人才匮乏旅游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和修养都要求比较高。目前南宁市旅游业的从业人员，从旅游管理部门到旅行社，都存在着专业人员数量不足、素质不均的严重隐患，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要发展南宁的民俗文化旅游，不仅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基础的专业知识，还要对广西的历史文化以及南宁本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有一定的了解。目前，这方面旅游人才是十分匮乏的，它极大地阻碍了南宁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另一方面，缺乏战略性旅游策划经营人才，特别是旅游营销行家，使南宁市的旅游营销、旅游线路设计、旅游服务质量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通过SWOT模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南宁民俗文化旅游在发展中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主要表现在资源的多样性与独特性保存较好，对南宁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劣势主要表现在如何深度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精品方面，面临的机会有人们强烈出游的愿望和要求，政府的对旅游业高度重视和引导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召开给南宁旅游带来的机遇等；存在的威胁主要有来自省内省外同类旅游产品的竞争以及旅游人才匮乏等。通过比较分析，在大环境下，南宁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优势大于劣势，机会多于竞争。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是南宁拓展旅游业的一种现实选择。参考文献[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邓永进，薛群慧，赵伯乐民俗风情旅游[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3]南宁统计年鉴2006[G]南宁:南宁市统计局，2006年9月【作者简介】陈瑶（1979－），女，瑶族，广西融安人，民俗学硕士，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民俗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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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民俗概论　　第一节民俗的定义与分类　　一、民俗的定义　　二、民俗的分类　　第二节民俗的特征与社会功能　　一、民俗的特征　　二、民俗的社会功能　　第三节民俗的构成、养成与传承　　一、民俗的构成　　二、民俗的养成　　三、民俗的传承　　第四节民俗的调查与研究　　一、民俗的调查　　二、民俗的研究　　第五节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范畴　　二、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分类　　三、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　　四、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　　第二章物质生产民俗　　第一节定义与特征　　一、定义　　二、特征　　第二节自然生态民俗　　一、生态民俗的定义　　二、动物生态民俗　　三、植物生态民俗　　四、自然生态民俗举例　　第三节农业生产民俗　　一、农业生产民俗的产生　　第三章服饰民俗　　第四章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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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贴春联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贴窗花和倒贴“福”字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年画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精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守岁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爆竹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拜年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春节食俗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大约自腊月初八以后，家庭主妇们就要忙着张罗过年的食品了。因为腌制腊味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必须尽早准备，我国许多省份都有腌腊味的习俗，其中又以广东省的腊味最为著名。蒸年糕，年糕因为谐音“年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年糕的式样有方块状的黄、白年糕，象征着黄金、白银，寄寓新年发财的意思。年糕的口味因地而异。北京人喜食江米或黄米制成的红枣年糕、百果年糕和白年糕。河北人则喜欢在年糕中加入大枣、小红豆及绿豆等一起蒸食。山西北部在内蒙古等地，过年时习惯吃黄米粉油炸年糕，有的还包上豆沙、枣泥等馅，山东人则用黄米、红枣蒸年糕。北方的年糕以甜为主，或蒸或炸，也有人干脆沾糖吃。南方的年糕则甜咸兼具，例如苏州及宁波的年糕，以粳米制作，味道清淡。除了蒸、炸以外，还可以切片炒食或是煮汤。甜味的年糕以糯米粉加白糖、猪油、玫瑰、桂花、薄荷、素蓉等配料，做工精细，可以直接蒸食或是沾上蛋清油炸。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做成饺子皮，再用皮包上馅，馅的内容是五花八门，各种肉、蛋、海鲜、时令蔬菜等都可入馅，正统的饺子吃法，是清水煮熟，捞起后以调有醋、蒜末、香油的酱油为佐料沾着吃。也有炸饺子、烙饺子（锅贴）等吃法。因为和面的“和”字就是“合”的意思；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欢；又取更岁交子之意，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因为形似元宝，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

尔多斯蒙古族的服饰实用、美观，从头到脚都有一定讲究。　　在鄂尔多斯地区，未出嫁的女子都有留一条独辫，垂于身后。只有在出嫁的前一天，在隆重的婚礼上，才特邀德高望重的两位长者为“分发父母”，举行庄严的分发仪式，仪式上将姑娘时一条发辫散开，顺着两鬃梳成两根辫子，然后在辫子上系戴上由新郎送来的华丽贵重的首饰。　　鄂尔多斯蒙古族称首饰为“陶勒甘久甘”，汉意为头带，头带零用松石、玛瑙、珊瑚以及宝石、金、银等贵重材料组合而成的。己婚妇女捆上这样贵重的饰物，显得高雅、富丽。当然，要准备一付好的头带，价格是相当昂贵的，所以。从头带上完全可以看出一个庭的贫与富，一般家庭的女子或小伙子成亲，只是配备重约三、四斤，价值约三、四百个银元的头带，而富家女子出嫁或小伙子娶亲都要配备重约十余斤，价值可达上万个银元的头带。这样贵重的头带，往往要以几群好马或数百峰好驼才能换取。但头带无论昂贵的还是廉价的，都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已婚妇女必备而且不可随意离身的饰物，只有到夜晚入睡时方可将头带解脱。平常若是随意取下不带，会被认为是对父母、长辈和邻里客人的不尊敬。团此。头带在鄂尔多斯蒙古族已婚妇女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鄂尔多斯蒙古族妇女的头饰主要以“连垂”和“发套”两大部分组成。连垂，蒙古语称“西布格”，是用布和棉絮制成的两个扁圆形物和其下伸出的两截约五寸长的木棒，系戴在已婚妇女脸庞两侧梳留的发辫上。传说这是成吉思汗时期的遗留物。当初，蒙古各部落之间经常争战不息，战胜者在被俘虏的妇女们的头发上系面很长长的木棒，以防止她们逃遁，久而久之，头发上系木头便成)已婚妇女的礼俗、所不同的是长木棒逐渐变成小巧玲联约五寸长的小木棒。后来。妇女们又在小木棒上制作了精致的圆锥形外套上面还绣有各种美丽的花纹图案，缀上金、银制作的工艺品，使其成为精美而绝妙的头饰。在小木棒上部的扁圆形物的外面，又加做了蒙古语称“敖日雅德格”的布垫，其上缀满珊瑚、金银制品。　　鄂尔多斯蒙古族男女老少都喜欢穿长袍，俗称蒙古袍。由于气候、自然条件和野外放牧生活的需要，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袍与内蒙古自治区其它地区蒙古族的长袍在式样上不同。鄂尔多斯蒙古族的蒙古袍较长，两侧开叉，大襟右边系扣，男式长袍较肥大，穿、时系腰带，前胸腰带上部可装东西。长袍袖手子长，领子高、冬天骑马持缰时可以起到防寒的作用，夏天则可避蚊蝇咬哲。女式蒙古袍则做得比较紧身，以显示女子身材的苗条与健美。男子喜欢穿蓝色或棕色袍，女子喜欢穿红、粉、绿、天蓝色绸质袍。夏季穿的单、夹蒙古袍颜色较淡，有浅蓝、乳白、粉红、淡绿色等。鄂尔多蒙古族认为，象乳汁一样的颜色是最为圣洁的，因此，在隆重场合很多人都穿这种颜色的长袍，以示纯洁、高雅和美好。又说黄色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所以过去除活佛和受到皇帝恩赐的王公贵族穿黄色长袍外，其他人都不能穿。便服一般比汉服宽大，袖子也较长。便服没有穷富之分，但衣服的质料却因贫富而不同；富者多用绸、缎、绢、帛，贫者春夏多用棉布，冬季多用老羊皮袍。蒙古袍不但白天供穿着用，夜间还可当被子盖。腰间带子一束可长可短，骑乘、行走、带东西部很方便。　　鄂尔多斯蒙古族穿蒙古袍，不论男女，一般都备有腰带，而且扎腰带有一定的讲究和规矩。未婚女子扎腰带，要在身后留出穗头，一旦出嫁，便成“布斯贵”。布斯贵为蒙古语，汉意是没有腰带，代替腰带的则是紧身短坎肩，以此来分辨未婚与已婚，穿上坎肩就说明这个妇女可以生育了。男子均扎腰带。扎时将袍子向上提，为的是骑马方便，也显得矫健潇洒。腰带上还要系上鼻烟壶、蒙古刀、手巾等，颜色各种各样，多用布、绸、缎等料。　　坎肩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成年男子和已婚女子喜欢穿用的服装。姑娘出嫁，以穿坎肩为做妇人的标志；鄂尔多斯坎肩分长短两种，多为色彩艳丽的绸缎质料，上面镶嵌着富有民族特色的花边，式样十分美观；不能不说地鄂尔多斯蒙古族在服装设计上的杰作。据说，早些时候，鄂尔多斯妇女出嫁时要在长袍外边还要穿上一种前后四开襟的长坎肩，蒙古族称之为“乌吉”。乌吉当时是已婚妇女的礼服，现在这种坎肩已不多穿，但也能时常见到。长坎肩庄重富贵，小坎肩则小巧精美，草原上的妇女至今喜欢穿用。穿坎肩也有说法，已婚妇女若不穿坎肩，会被认为是对客人和长辈不尊，对自己放纵。男子坎肩较肥大，一般不镶嵌花边，黑色、棕色为多，穿起来庄重、大方、潇洒。　　鄂尔多斯妇女都喜欢罩头巾。头巾颜色多种多样，以年龄段不同各取所好。头巾大约丈余长，质料有布、麻、绸、绢等。姑娘们很喜欢将头巾在头上缠一圈，然后在右侧挽一个小结，把头巾的穗头垂下来。头巾不封顶。已婚妇女用头巾包住头顶后，缠一圈；不留头巾穗头。传说，这种习惯始于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后，下令每个人都要罩头巾，以表示头颅上飘有旌旗之角，希冀强大的精神常在，这在(马可波罗纪行)一书中也有记载。男子一般戴礼帽，也有扎头巾的。冬天，牧民们一般戴鹰式皮帽，其形若苍鹰，用羔羊皮做成，里边加一层布。据历史记载，这种帽子是皇后为方便元世祖打猎而特制的，后来传到草原上，成为牧民喜欢的一种帽子。　　鄂尔多斯男女都喜爱穿靴子。靴子分布料和牛皮两种。用布料做成的靴子。蒙古语称为“马海”，汉意为马上穿用的靴子。牛皮做成的蒙古语中称为“古图勒”。布、皮靴子各有所长，布靴子轻便，皮靴子可防水、防寒。一般每个人都备有两种靴子。靴身宽大，上面还刺绣有各种精美的图案，靴子内可套棉袜、毡袜；穿靴子除与蒙古袍协调外，还有骑马踩踏马蹬便当，能护踝骨，夏季在草地上行走能防蛇咬、防露水，冬天有踏雪、防寒等好处。所以，牧民们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靴子。鄂尔多斯蒙古族有一整套的独特的民族服装，它以实用、质朴、精美、庄重的风格立于五彩统纷的世界民族服装之林。　　礼俗特点　　公元1696 年冬和翌年春，清康熙皇帝在亲征葛丹时，曾两次渡河进入鄂尔多斯巡视，鄂尔多斯的风土人情，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清史稿》中的藩部篇记下了他的见闻和感想：“见’其人皆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模。‘各旗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他蒙古殷富，围猎娴熟，雉鱼很多，所献马极驯，取马不用套杆；水土食物、皆甚相宜。”热情好客，讲究礼貌是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一大美德，蒙古谚语云：“没有羽毛．有多大的翅膀也不能飞翔；没有礼貌，再好看的容貌也被人取笑。”　　蒙古族优良的道德风尚具有悠久的历史。过去如有人在外地犯了罪，要由家乡负责处罚，其家人和乡邻都认为是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本人也从此很难抬头。若用烟袋或手指指点了人家的脑袋，就被认为是对他人的莫大侮辱。蒙古族尊老爱幼的美德充满生活的每个空间。无论何人，对比自己年龄大的都称“您”。走路、上车、进门、入座、喝茶、吃饭、喝酒，一定以长辈为先。遇到长辈要先请安，如骑在马上要先下马，坐在车上要先下车。25岁以内的青少年不能喝酒吸烟，否则会被认为是对老人的不敬。晚辈对长辈的不尊不孝，村中有名望的长者有权训戒处理。这种良好的家风和社会风气，至今仍在保持。　　纯朴、豪爽、好客，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古朴的民风；每有过路客人，牧人皆以上宾之礼款待食宿，他们认为，在太阳落后放走了客人，那简直是自己的莫大耻辱，也会被乡邻小瞧。过去牧区之家无院落，蒙古包从不锁门，客人来了，若家中无人，欲吃欲喝尽可自取所需；要住，就放心地留下，要走，收拾了餐具可以扬长而去。对于此事，主人绝不会认为是无礼之举，反而觉得你能以诚相待而由衷地高兴。　　牧民对于来客，不论是否相识，总是一面热情问候，一面把右手放在胸前，微微躬身致礼，请客人先行进入家中。稍稍坐定，便端上奶茶和奶食品，进餐时，又必备酒肉款待。遇有特别尊贵的客人。则要摆“乌查”之宴；　　“乌查之宴”是蒙语，汉语叫摆羊背子。其礼节十分隆重，大体程序是：(一)献奶。前边说过，蒙古族认为奶食是最为纯洁、吉祥的食品，因此，向客人献上洁白的鲜奶或酸奶，是主人敬客的最高礼节。献奶要根据客人的年龄、辈份、职务大小，主人双手端起盛有奶子的银碗，依次敬献到客人面前。客人应双手接过，作为回礼，要用右手无名指蘸上奶子向空弹三下，以表示对天、地、神灵及主人的尊崇。(二)上“乌查”。主人用托盘把全羊各件按羊体结构顺序摆好，在每一件上割一点肉放到羊头上，头朝客人，举向客位，意即现在把全羊献给您了。客人依次从羊头上取一小点肉以尝，表明对主人敬意的全部接受。这时，有专人把羊背子肉割开。以供大家各取所需。按照古老的风俗，全羊之中，唯独羊尾和左小腿不能吃，应回敬给主人。在此之前，主人还要在各件之上取肉放在盘或酒盅里，然后出门喊一声“迪吉乌力古贵(把全羊献给您啦)、以示对祖宗的敬意。(三)献酒。给主宾席上的长者或者职位高者敬一杯酒，接过干杯，然后再回敬一杯。至此，大家就可以随意动手品尝全羊之美味了。牧民认为，吃了大腿和胛子肉能够成为最有福气的人，所以乌查宴席上，至今仍有分食“福肉”之习惯。　　蒙古族把酒看作是食品的精华。牧民放牧，常随身携带酒壶，有客至，也是无酒不成席。给客人敬酒，是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和尊敬。敬酒一般一次敬三杯，客人至少要喝两杯，客人不喝，便可以歌相劝，有时还赤诚地单膝跪倒请你喝下。客人喝醉，主人非常高兴，认为你是看重了他。　　蒙古族的礼节大体有献哈达、递鼻烟壶、请安等类型。　　哈达是藏语音译，是绸或帛织品，颜色多为浅天蓝色，长短一般在一尺五寸到八尺之间，两端有拔丝，约长半寸许。献哈达常用在迎送、馈赠、敬神、拜年以及喜庆的场合下，以表示敬意和祝贺。献哈达时要把哈达叠成双层，开口一方朝外，身体向前微躬，双手捧献给接受人；接受人也是同样的姿态。献哈达的礼节至今仍很流行　　递鼻烟壶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古老的风俗，也是最普通的相见礼。民间传说，早先，蒙古族人民见面都要互赠宝物，以表示自己对朋友的真诚；后因贫富不同、赠物不能等价，便以鼻烟壶取而代之。　　鄂尔多斯传统习惯是不分男女，都可备一个鼻烟壶（女用壶要比男的小些)，不过，现在鼻烟壶里大多不装烟，交换鼻烟壶只是作为见面礼节。　　送鼻烟壶也有一定规矩。同辈相见，要双手持壶，右手递接，双手两次交换，最后物归原主。晚辈见了长辈，则要先磕头，后换壶请安是最普通的见面礼。同辈相见，请安要互相问好，遇有长辈，男子单曲右膝，女子则曲双膝。　　在鄂尔多斯民族风俗中，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禁忌和忌讳。骑马或坐车到牧民家作客时，不能从人家的门口或马尼宏杆子中间穿过去，也不能跨越套马杆。接近主人房舍时，要轻走慢行，早点下马下车，一为尊敬主人，二不惊动畜群。马绊子要大头朝上挂在马鞍上，马鞭子不能带进屋里去。　　蒙古族牧民喜双不喜单，所以，若给主人赠送礼品，每类物品最好是成双成对的。到牧民家，请先向主人问好，然后再问天气和牲畜情况，即使当时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你也要说吉利的话。不要一进门就坐到炕桌的正面位置上，假若主人谦让，当然也不必过分客气。不过入座一定要双腿盘起，尽管这种坐式对你来说很不舒服。切记不可坐锅台，即使天冷，也不要到火炉或灶火上暖脚。主人敬酒时，要用双手接过。不要用左手给主人递东西。酒宴上，不论接酒还是敬酒都要把挽起的袖子放下来。　　年俗　　鄂尔多斯蒙古族使用夏历，最重要的节日是小年和大年。　　小年是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日；又称为“年火”，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是，要在这一天送“火神爷”上天，因为火神是赐与人们幸福与财富的，所以蒙古族群众对火是很尊重的。平时用火小心慎重，不让小孩玩火，随意跨越火堆，出门远行先要祭火，出外归家要检点新柴放到炉灶里，以表示对火的虔诚。待到小年这天，全家恭恭敬放地向“灶神”供献羊胸叉骨和哈达、香烛、奶食品等、并且全家人同吃羊胸叉肉，饮酒娱乐，夜以继日，将“祭灶”饭吃七天。　　大年(春节)是最隆重的节目。从除夕到正月初，男女老幼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鄂尔多斯蒙古族称正月为“察干萨日”。‘察干”即白色，“萨日”即月。他们认为白色是万物之母，象征着纯洁、吉祥，这种风俗在草原上流传很广。据马可·波罗在他的＜纪行＞中记载：“蒙古人每逢元旦，依照古老的习俗，蒙古大汗及一切蒙古臣民。正月初一开始都‘服白衣’；‘皆白袍’，人们互相馈赠白色之物”，以“白色为吉服”，白色为“吉祥纳福”，因此，把一年之首的正月称之为“白月”。“白月”的元旦，元朝国内各地蒙古各部纷纷向蒙古大汗献“九九”白色之马驼，友邻各国还要献“九九”白色之大象。马可·波罗记述：“是日国中数处入贡极富丽之白马十万余匹，是日诸象共有五千头，身披锦衣甚美，背上各负美匣二。其中满盛着宫廷所用之一切金银器皿甲胄，并有无数骆驼身被锦衣，负载是日所需之物，皆列队行于大汗前，是为世界最美之奇观。”　　除夕，先在马尼宏杆子的东南方燃起簿火，取各样吃食投入火中祭奠。接着，一家人欢聚一堂共吃羊头。进餐之前，家中长者要先把羊嘴巴揭开，按迷信传说，这个仪式大概有两个用意，一是避免一年的口舌矛盾，二是张牙以驱鬼避邪、因为三十这天世无主持之神，鬼要四处筹集一年食物，羊嘴大张是足可把饿鬼吓跑的。午夜，全家围坐一起吃饺子，名曰“辞岁饭”。外出不在家的(婚后分居的男儿和出嫁的女子除外)也要由家长喊一声他的名字，放一份碗筷，留一份年饭。东方微亮，新年伊始，这时候，家家户户都在马尼宏杆子的座盘上点起天灯(系用三百六十一根裹棉竹芨扎成，沾油点燃)，随后再分别祭把天、地、火、祖。祭奠完毕，就该噶早年茶了，此时，全家人都要用手指弹点一下酸奶，以取吉祥之意。老人正襟危坐，儿女要施跪拜礼敬献哈达，长辈也要逐个赐祝福词。随后，又是全家(夫妇之间除外)互换鼻烟壶以示新年祝贺。新春期间，男女青年纷纷骑上骏马(旧时正月初二、初五、初七不出门)，带上哈达、鼻烟壶和美酒，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地挨个给亲友拜年。草原上，酒肉飘香，歌舞升平，到处弥漫着浓厚的节日欢乐气氛。　　成陵祭奠　　蒙古族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于1227年病逝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对成吉思汗的祭奠活动却在草原上一代一代地进行着。据史书记载，成吉思汗的各种祭奠活动每年要进行三十多次，而这些祭奠都有不同的时间、方式和祭品。过去、由于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所限，加之由于成吉思汗陵是经常流动的，所以每逢祭奠，被称之为成吉思汗亲兵卫队的达尔扈特人把灵包请到高大的楠木灵车上，由传说是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的后代——全身没有一根杂毛的银白色马拉到祭奠之处，摆上供品，并由祝颂人以高亢顿挫的声调，颂扬成吉思汗的功绩。祭奠习惯和方式基本上继承了成吉思汗的祭天方式，祭奠活动因地制宜分散在各地进行。1955年，当地政府为了便于祭奠，征得达尔扈特人和蒙汉同胞的同意，将分散在伊克昭市各旗的成吉思汗画像、苏力德、宝剑、马鞍等物集中到成吉思汗陵所在地，并且把各种祭奠活动适当集中，分别在每年的农历3月21日、5月15日、8月12日和10月初三共进行4次。每到这一天，众多的拜谒者怀着虔诚的心情，不辞千里跋涉而来，站在这位传奇人物高大雕像前，献上洁白的哈达，明亮的炼烛，芬芳的香炷，肥壮的整羊，鲜美的牛羊奶，乳黄的酥油，芳醇的马奶酒等最圣洁的祭品；祭奠由达尔扈待人主持进行。传统的祭奠仪式是：祭奠者先到墙外正南百步远的“金柱”，蒙古语称“阿拉腾嘎都苏”处绕柱三圈，每日必得99人方止；又到距柱8l弓处向外首洒奶。绕柱后，再绕旁系的大白马及马驹；亦用小木勺舀奶酒扬。绕马后，再由守陵人员把奶盛在银碗中扣于马背，马受惊腾跃，碗落方止，碗落地后如仍扣着，则要重来。绕柱、绕马结束后，即开始献酒。献酒人跪于殿外。由陵户从献酒人壶中将酒倒入二酒盅里，献酒人用长方盘捧入陵殿、由陵户接过酒盘置于羊肉上，献酒人行礼后退出跪于原处。殿外另—陵户取酒盘，只听进殿时口中喊：“哦!哦!哦!”将酒取出。倒入一在盅中，再换新酒送给献酒人捧入。献酒时，殿外有两个老陵户念词，这些词无文字记载，也没有人能够“破译”，因而被称之为“天语”。献酒毕，进殿跪于祭案前毡上，再献哈达、献灯、献羊、献香(念祝词)，献时长跪。献毕，每人投一块羊尾肉入案前火盆中，投时仍念祝词，有的甚至投二次肉。接着就是烧哈达碎片，用大银杯轮流跪饮烧酒，并跪食羊肉一小块。整个祭奠过程共用两小时之多。　　那达慕　　每年的八月，鄂尔多斯草原阳光艳丽，金风送爽，这是牧人们喜庆丰收的最好季节。这时，他们准备各种美味奶食品，酿制马奶酒，宰杀牛羊，缝制新衣服，举办不同规模的“那达慕”(游艺会)，进行鄂尔多斯蒙古族喜好的射箭、摔跤、赛马等传统的体育比赛，使挡个草原沉浸在一片欢乐样和的气氛之中。　　那达慕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众集会，带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的特色。据记载，蒙古族的那达慕起源于13世纪初。那时候，蒙古族的首领们每当举行大“忽力勒台”(大聚会)时，除了制定法规、任免官员、进行奖惩外，还要举行规模较大的那达慕。当时，那达慕的主要项目就是进行蒙古族喜爱的射箭、摔跤、赛马比赛，并称这三项体育比赛为“好汉三艺”最早记载那达慕活动的是畏兀尔蒙文，公元1225年铭刻在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称：“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刺子模，为庆祝胜利，在布哈苏齐海地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那达慕’大会，会上举行了射箭比赛。这次比赛中，成吉思汗的侄子叶松吉在三百三十五庹(庹为两臂伸展之间的距离，约五尺左右)射中了目标。”公元1240年成书的＜蒙古秘史＞中，也有几处较详尽地记述了蒙古族进行射箭比赛的生动场面。关于在那达慕大会上赛马和摔跤，也有很多记载，十三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著的＜纪行＞中，蒙古族文学巨著《格斯尔传》和其它许多民间史诗中，都对上述两项比赛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到元、明期间，在那达慕上进行蒙古族“好汉三艺”赛已经比较普遍了，并将“好汉三艺”的比赛规范为那达慕的固定内容，以鼓乐助威，颂词激励。当时的颂词中有这样一段：“得心应手的马头琴声，悠扬动听；洁白无暇的哈达，闪闪发光；传统的好汉三艺比赛，接连不断，蒙古族力士整队上场。”另一段祝词中又说：“你擎起万钧弓啊，搭上了金色利箭，引弓犹如满月，啪地撒放扣环。你能射倒耸立的高山，你能射穿飞翔的大雁，啊，祝颂你啊，生铜熟铁般的力士。”从上述记载和其它民间故事及史诗中对那达慕的描写，可以看出那达慕在蒙古族人民生活中所占的主要地位；“好汉三艺”是他们生活和生产的产物，没有过硬的本领，就难以定南闯北，建功立业。为精通好汉三艺，小孩子从幼年就开始勤学苦练，以求出入头地，每年在那达慕大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优胜者，常常为公众所拥戴。　　到了清代，那达慕已成为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众游艺活动，而且除了体育、文艺活动外，还增加了集市贸易、物资交流等内容，进一步丰富了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大会规模大小不一，大则一个旗举办，小则一个牧户承办，因而在比赛中的获胜合所得到的奖赏也轻重不一。小型那达慕上获胜的摔跤冠军，一般奖1只羊或几块砖茶，较大型的则奖一匹全鞍的马，特大型的那达慕冠军获得者，要奖给鼻带银环、背驮珠宝绸缎九九八十一件赏物的银白色骆驼。但是当时的那达慕，往往起不到游艺的作用，而是变成了王公贵族、协理台吉、章盖梅林斗奇争雄、寻欢作乐的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达慕才真正变成草原上蒙古族人民自己的游艺场所。每当举行那达慕，整个草原热闹非凡，牧民们身着艳丽的服装，骑着马驼，坐着勒勒车，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那达慕大会一般进行5—7天。牧民们在草地上搭起毡帐，熬茶煮肉，炊烟升腾缭绕，人欢马叫，别有一番情趣。在那达慕期间、牧民们除采购物资外，还观看乌兰牧骑的精彩文艺演出，现在又增加了参观各种展览，交流信息，学习科技知识等内容。　　鄂尔多斯婚礼　　流传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蒙古族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扬的歌舞形式和热烈隆重的场面。表达了勤劳、勇敢、智慧的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情追求和粗犷、豪爽、善良的性格。因此，鄂尔多斯婚礼广为传颂，驰名中外，它的许多健康的内容，优美的情节，至今还保留着，沿用着。婚礼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定亲、婚礼和回门。　　定亲儿子长大成人后，父母就要物色一位年龄、长相、针线、营生都般配的姑娘，作为儿子的配偶。接着就请一位娴于辞令、善于交际的媒人去女方说亲。当然，女方也要详细地了解男方，不过在形式上必须让男方占个主动。姑娘一般在十七、十九这些奇数年龄成婚。定亲通常分两步进行。　　先是小定。由媒人自己再寻找一个合适的人，一同携带两盘饼子(每盘有8个圆形面饼，上面放有奶食、红枣和糖)、一瓶白酒来到女方门上，喝完茶以后，将两盘饼子拿出来摆在桌上，让姑娘的父母品尝奶食，再向他们每人献上一条哈达，说明求婚的来意。而后从拿来的瓶里倒出酒来敬给女方双亲；再把其余的酒连瓶子交给他们。接着就在女家的欢宴上详细介绍男家特别是女婿的情况，提出求婚的愿望。取得女方父母的同意后(姑娘也得点头)，才算初步达到了求婚的目的。　　再就是大定这次除原来的两个人外，还得有女婿和一位近亲，选择良辰吉日，带着哈达；一只绵羊背子(煮熟的整羊，如没有，绵羊背子可以用砖茶代替)、两盘饼子、一瓶酒等礼物来到女方家。女方一般也要有娘舅近亲和邻里等几个主要人物在场。男方让女家主人品尝奶食之后，便献哈达，将饼子和羊背子摆在桌上表示送来了定亲的礼物。这时主家便出来一个人，将羊背子象征性地品尝以后，便端起盘子正转一圈放了下去，尔后媒人便向女方长辈每人敬酒两盅，便开始饮酒用膳。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决定聘礼的数量和结婚的日期等事宜，蒙古语称作“依克河勒奇高日”。聘礼通常称为穿戴，有“一九”、“二九”之说，“一九”主要包括砖茶、大布、帽缨、腰带、大畜，还有给女方父母的贴杆马、银钱。给姑娘的礼袍等。这些物品大部分在娶亲时又陪送回去。姑娘的头戴主要由女方家准备，但男方家应根据财力情况给予必要的资助。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头戴往往完全自备，有的还相当昂贵，在一般情况下，大定也可以简化程序或跟婚礼一起举行。　　大定以后，双方父母就可以互相走动，选择一个吉年吉日，围绕八卦举行一个“开婚”的仪式，八卦是指火、水、金、土、天、气、木、山八种东西，同时商定迎亲、挽头的具体时辰，尔后双方便可以向亲朋邻友发出婚宴的邀请了。　　鄂尔多斯风俗，台吉之间互不通婚，同族的兄弟之间不说亲，这是促进后代优生、健壮的优良传统。

纯朴、豪爽、好客，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古朴的民风；每有过路客人，牧人皆以上宾之礼款待食宿，他们认为，在太阳落后放走了客人，那简直是自己的莫大耻辱，也会被乡邻小瞧。过去牧区之家无院落，蒙古包从不锁门，客人来了，若家中无人，欲吃欲喝尽可自取所需；要住，就放心地留下，要走，收拾了餐具可以扬长而去。对于此事，主人绝不会认为是无礼之举，反而觉得你能以诚相待而由衷地高兴。

中外民俗文化论文1500字怎么写

论维西旅游资源优势及其开发对策地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中心腹地的维西，历史悠久，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又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所辖的傈僳族自治县，是迪庆香格里拉的重要组成部分。维西素以动植物资源丰富、民族风情浓厚、饮食文化独特而著称，有“横断山中绿宝石”、“天然杜鹃花园”、“灵灵家园”、“兰花之乡”等美称。 [大秘书网文章- 找范文，到大秘书网] 金沙江、澜沧江流经维西境内，怒江离维西县境仅十几公里之遥，与金沙江、澜沧江并肩而流，形成了三江夹两山，两河入两江的地势。县境内从最高海拔4880米的查布朵嘎雪山到海拔1480米的碧玉河，海拔高差3000多米，形成了比较典型的立体气候植被带，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独特的地貌奇观。境内大江滔滔，峡谷重重，林海莽莽，高原湖泊晶莹透明，构成了奇特的三江自然景观。全县三大景区中，澜沧江景区以峡谷、雪山、高原湖泊、傈僳族“阿尺目刮”为代表；塔城景区以滇金丝猴、热巴、藏传佛教、生态为代表；保和镇以古乐、兰花、杜鹃、傈僳族对脚舞、饮食为代表，三个景区集中展示了维西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特别是叶枝阿尺木刮、塔城热巴、永春地脚舞、维西古乐，可谓是民族民间艺术宝库里的奇葩，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维西通往兰坪、中甸、丽江、德钦的公路有5条，有一个旅游开发公司，一家三江并流旅行社，六家酒店，5家涉外定点接待单位。有1600余个接待床位，100余个标间，三条旅游黄金线路和一批通过严格培训的导游队伍和服务人员。历史上，居住在境内的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互相依存、互为影响，因而在宗教、民俗、饮食文化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既有融合又各具特色的特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教育现象。傈僳族特色文化，是维西各族人民长期融洽相处的结晶。继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和州委州政府提出“建设香格里拉文化州”战略目标之后，为了使维西旅游业顺利步入21世纪，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了维西旅游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一定对策和建议。本篇文章来源于范文大全网原文链接：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