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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我们思想的影响论文摘要

发布时间:2024-07-07 04:39:42

中国文化对我们思想的影响论文摘要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意义: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1、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2、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3、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4、强调刚健自强。《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5、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关心大局、以大局为重。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阐发之道”值得我们借鉴。由己及人,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由小及大,由家及国及天下,层层推进。古人曰: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是一切伦理原则的起点和核心。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它有利于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念。所谓实用理性精神,是一种普遍现实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使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在复杂矛盾的现代生活中,在时间、空间与心态的交汇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凡事不强求,讲求适度,力求理性自觉、主体意识去缓解人们因价值观念剧烈变革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以知足常乐、恬静自然去化解人们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满足感;以传统的深沉感情去抚平人们的逆反心理、怀旧情绪。乐感文化是人们精神的“制衡器”和减压阀,给现代生活以一定的启示意义。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扩展资料:“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7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参考资料:中国传统文化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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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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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与一般的宗教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它从哲学、科学 的角度上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的,既是充分说理的,又可以让人进行实证,这些内容不是一般宗教能随便解释得了的。所以,它与一般的宗教是不同的,它的魅力在于比一般的宗教更具有说服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情理法等方面阐述了其在我国古代维护社会的稳定构建了稳定的理论依据。 一般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只有通过虔诚地相信,才能感到神的存在,不能问、不要问为什么,是什么道理。可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在各种色象的诱惑下,很多人是经不起引诱的,他们都会对自己的信仰发生动摇的。特别是一些宗教不能正确科学地解释自身,而且往往与科学思想是有抵触的(这不是说科学是正确的,科学也是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而科学的道理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认识的是物质,是事物直观的可见的表象。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宇宙飞船上天,原子弹爆炸,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上的成就,科学观念是很易被人们接受的。由于以上原因,人们对信仰发生动摇也是很正常的,这也正是这种原因,有些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甫都背判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上帝的罪人。更头甚者,有些神甫和牧师还染上了艾滋病,有媒体报道,他们之所以染上艾滋病是由于不正当的性行为造成的,这说明他们已经远理自己的信仰,沦为上帝的罪人了。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天主教、基督教的大部分教徒的人格还是高尚的,但是从发展的趋势看,基督教和天主教、依斯兰教,都没有发展前途,因为它们都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越是科学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准提高,认识能力增强的情况下,越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能为科学思想所接受,最终会被人们所抛弃。但是经过“五四”开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如今的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基本还是一本糊涂账。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兴起了传统文化热。在没有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时候,如果任这股所谓的“国学热”稀里糊涂地蔓延,的确有随着糟粕的流传,让包括精华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彻底葬送的危险。那的确是比民族虚无主义还要严重的事。“五四”的出现,有它的时代需要,但是其打倒一切传统文化的做法,只应看做是当时矫枉过正的措施。“五四”这一很大的“副作用”,我们今天需要认清。从哪里跌倒,还该从哪里爬起来。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确是“抬错了棺材,哭错了祖宗”,把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堕落以来的东西,当成真正的中国文化来对待。当前,我们真正需要沉下心来,擦亮眼睛,凝聚心力,审视被我们几乎割断的中国传统文化,找出真正的精华所在。一种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的精华,它不是虚无缥缈或不痛不痒的东西,是因为它能引导人类洞察自身和世界,并为人类带来实在的幸福和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正是体现在这样的智慧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颗心。一颗与天地融为一体的心,一颗圆明透澈的心,一颗自利利他、自立立人的心。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人本有这样的明澈之心,只因后天的污染,使其本色暂时隐藏了。“途之人可以为禹”,“人人皆有佛性”,这种种宣示,都是对人人具有这种光明本性的肯定。风月有今古,人心无古今。淬炼和回归这样的一颗心,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核心所在。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在浩瀚如海的中华文明积淀中,我们就容易知道,什么是让人明朗的精华,什么是让人迷昧的糟粕,什么只是非关精髓的民俗之类的文化。 为什么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总是对何为糟粕、何为精华感到头大?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拿到走进中国传统文化之“心”的钥匙。就像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是以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为核心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诸子百家以及儒释道文化的精髓,是要人回归这样一颗本自具有的圆明透澈的心。中国历史上,那些把个人的事业紧紧融合社会进步并创造出伟大事功的仁人志士们,都是有着禅文化的修养和实践的人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乃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种种的心声,都是这种光明之心的自然流露。 当禅文化发达的时候,就是中国人整体智慧明亮的时候,就是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富足文明的时候。“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唐代,更有《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文明富庶的宋代,就是因为这种自觉觉他的实践,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中国历史上留下的灿烂动人的文学艺术诗词歌赋,也都是这种内蕴的自然表现。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争权夺利战乱不息在这时很多仁人志士为了和平和结束战乱纷纷提出各自的治国思想由此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很多思想家和众多学说其中有名的是道家,法家,儒家等不同的学说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韩非子提出了很多有深刻影响的学说和思想。 主道,即为君主之道,指做君主的准则。这里韩非子把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阐述君主以“术”治国御臣的准则及方法:一是君主要坚守虚静;二是君主要审合形名(言与行、事与功是否相符);三是君主要正确运用赏罚。”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寥手莫得其所。

三个方面:对人类: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自特定的文化环境。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人所在的环境不同所受文化熏陶也不同。对世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中国:优秀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需要它的文化起作用。扩展资料:在中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些还包括小吃,风俗等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示的各种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传统文化 (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在当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乃至实现世界大同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的具体标志,是矗立于世界之林的“形象”。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名副其实的不朽之作,世代相传,百读不厌,而且其智慧之火将永不会熄灭,照耀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珍惜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抢救保护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青年一代首先要树立尊重传统文化的理念,不仅要自觉从书本上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懂得中华传统民俗、习惯,既要懂得民族的现实,又要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懂得民族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的利益所在。说到底,只有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只有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使中华民族的资源得到更为充分和有效的发挥与利用,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地球村中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传统文化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与王朝政治或社会理想相关联。一部陈旧老书,一部古代文学经典,披散着历史的灰尘,脱落于现代社会,特别是易中天、于丹等当代大家以古人圣贤道理为原料,深人浅出地将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及其生活紧密结合,使老百姓入心人胃,并给大众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实际问题以启示,而且能与实际生活中为人处事的经验总结相验证,也能给受过创伤者的心灵以抚慰,提升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品位,开阔着人们的眼界与胸怀,在诊译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挥了构造民族心理的作用。  3、传统文化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精神资源  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中国软实力为根本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血脉”,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吸收消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历经世代传承,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转换,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4、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  纵观中国古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政治思想到伦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学都形成了一整套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必须格守的准则,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仪表,并对中华民族的人格追求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儒家的修身理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教育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是造就中华礼仪之帮、文明古国美誉的重要条件。儒家文化中的“学而知之”、“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思想和精神主张,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也正是胸怀天下、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中国人民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社会文明的今天,其现实意义仍不可忽视,更需要在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丰富现代德育理论,弘扬优秀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中国的持续昌盛。在日益兴旺发达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为实现和平掘起、发达文明提供支撑的基本条件。5、传统文化是促进世界走向大融合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大融合的重要力量,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竞技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是在吸取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完成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与兼容性,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是推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的合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助推器”。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中的“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与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的世界大同思想一脉相承的,北宋时期的学者张载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建立和谐国家、和谐世界的思想源泉。当今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遍及全球不少国家的中国孔子学院的兴起,必将增强、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感染力,并对实现世界大融合,推动全球各国的友好交往与和平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的艰难历程中,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撞击中,中国文化既显示了其优秀的品质和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暴露了其种种缺陷与弊端。虽然经过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巨大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已经瓦解,新的文化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因素继承发扬得很不够,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其中消极陈腐、不利于现代化的东西批判得还不彻底,这些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着消极影响。  1、“尊官贵长”的传统对现代民主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由家长制带来的尊官贵长观念阻碍了民主意识、民主风气的形成,是束缚现代人走向民主生活方式的巨大障碍,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权威传统的表现之一。比如商鞍“贵长而尊官”、韩非“以吏为师”等都是这种权威性的反映,它积淀在传统价值观中,便是普遍的“尊官敬长”或“长官意志”。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往往把“民主”当作“长官”的恩赐,自已不敢争取。这种观念与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相对立。至今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个别乡村干部的长官意志和霸道作风严重地影响着干群关系,甚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需要对传统文化予以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造。  2、人治传统对现代法制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人治传统,《中庸》中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便是比较典型的人治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政治好坏完全取决于为政之人本身品格和道德的好坏,因此不论为政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清官廉吏的身上,很少从制度上、法制上考虑为政的根据与方法。这种不重法制而重人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形成一种牢固的价值观念,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有法不依,有禁不止,执法不严,甚至以情代法的现象都是传统人治观念的反映。显然,如果不改变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即使有种种立法,建立起法制制度,也难以真正实行。  3、重农抑商对现代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演进过程中,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相结合,具有了普遍的道德意义,“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工商众则国贫”等思想主张影响深远。而现代社会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促使传统的维系人际关系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效用。在以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中,求利与竞争是促进社会,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势必成为发展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障碍,必须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放弃。全、社会的法律政策与法律保障安全。  市场诚信与安全问题是网上零售发展的关键。由“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违约现象在电子商务市场很难克服。这一方面是因为网上交易者身份的虚拟性,另一方面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如何保证电子合同的设计、实施、监督等环节的有效性,保证合同的彻底履行,已经成为网上零售市场的新课题。对此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借助于客户身份认证、信誉度的披露、违约的惩罚等系统的设计与完善,另一方面要借助于诸如电子商务合同法等电子商务法律条款的建立与健全。  解决上述网上诚信、安全环境建设需要政府的投人与关注,仅靠企业的自律行为远远不够。政府应更多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新产业的发展,普及新的消费理念,培育新消费模式,加大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扶持合法的支付系统,最终营造一个良好的网上交易环境。

中国文化对我们思想的影响论文摘要怎么写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人生价值来说,传统文化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当鱼(生命)和熊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6�1韦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无缘的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儒、道等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则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首先要认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的重心已经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社会,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基本在家庭、家族的狭小圈子中完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便以家庭道德为主体,这种人际关系是相当固定的长期厮守或相处的关系。传统所说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伦说的是家庭中的关系。因此在这种伦理体系下的人是家庭人、角色人(同时作为父、子、兄、弟、夫、妇以及多重亲属关系的人)。而现代社会是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交错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他的社会位置和工作。工作和事业成为个人生命中的核心部分。而社会生产是在广泛的协作下完成的,人们的生活也突破了家庭的狭小空间,而在社会大家庭中同呼吸、共命运。在这种社会生活的模式下,人与人的平常交往,更多的是“五伦”之外的“第六伦”———社会公众。因此,现代人可以说是社会人、职业人。其次,应认识传统人伦关系具有等级性和附庸性。传统社会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绝对服从、隶属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许多传统的德治往往打有等级社会的烙印,比如讲忠孝,总挥不去愚忠愚孝的历史梦寐,讲仁爱,也带着贵族君子施舍恩荫的意味。现代社会人民是主体,是主人,是人格平等的公民主体、责任主体,把传统的忠孝仁爱思想拿到今天,由于时代变迁,人们往往找不着感觉。   由上所述,传统的道德从体系上说已经过时,但就其思想资源来说,它又有许多可供选择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道德建设从根本上说要靠说服力,我们要建立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的道德体系,其成功与否,就在于它有无深入人心的说服力。中国古人对道德文明建设作过巨大贡献,提出许多德目,在几千年的道德实践中这些德目内涵积淀极为丰富,每一德目都有许多圣贤名言和感人的故事,以这些作为思想资源去说服教育群众,能深入人心,群众乐于接受,因此我认为要提出和建立新的道德体系,应有选择地继承文化遗产。  新的道德体系要借鉴传统儒家的道德思想,也要继承革命时代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这项工作不能闭门造车,要通过对社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依据当代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创造新的道德体系。很显然,这是一件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

影响:1、对现代世界的发展痼疾具有独特的救治作用。2、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启迪作用。3、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意义:1、理论形态文化与世俗形态文化的结合。2、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结合。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扩展资料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艺术的影响:一、中国传统的设计理念对艺术设计的影响国家的传统文化是通过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前人一步一步传递、创造、积累出来的各种精神和制度,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实质的真实的体现,具有比较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二、中国传统装饰纹案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运用中国古代艺术设计所经历的过程是陶器的出现、青铜器的制造和金银器的使用这样三个过程的。原始社会设计艺术是以陶器作为当时的标志。三、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将成为趋势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影响巨大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传统民族文化是我国人民不可缺少的一笔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文化沉淀过程中,为我们民族积淀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素材,主要体现在汉字、传统精神、传统图形、水墨意境、传统手工艺等各个方面。参考资料:人民网-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人民网-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与一般的宗教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它从哲学、科学 的角度上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的,既是充分说理的,又可以让人进行实证,这些内容不是一般宗教能随便解释得了的。所以,它与一般的宗教是不同的,它的魅力在于比一般的宗教更具有说服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情理法等方面阐述了其在我国古代维护社会的稳定构建了稳定的理论依据。 一般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只有通过虔诚地相信,才能感到神的存在,不能问、不要问为什么,是什么道理。可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在各种色象的诱惑下,很多人是经不起引诱的,他们都会对自己的信仰发生动摇的。特别是一些宗教不能正确科学地解释自身,而且往往与科学思想是有抵触的(这不是说科学是正确的,科学也是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而科学的道理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认识的是物质,是事物直观的可见的表象。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宇宙飞船上天,原子弹爆炸,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上的成就,科学观念是很易被人们接受的。由于以上原因,人们对信仰发生动摇也是很正常的,这也正是这种原因,有些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甫都背判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上帝的罪人。更头甚者,有些神甫和牧师还染上了艾滋病,有媒体报道,他们之所以染上艾滋病是由于不正当的性行为造成的,这说明他们已经远理自己的信仰,沦为上帝的罪人了。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天主教、基督教的大部分教徒的人格还是高尚的,但是从发展的趋势看,基督教和天主教、依斯兰教,都没有发展前途,因为它们都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越是科学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准提高,认识能力增强的情况下,越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能为科学思想所接受,最终会被人们所抛弃。但是经过“五四”开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如今的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基本还是一本糊涂账。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兴起了传统文化热。在没有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时候,如果任这股所谓的“国学热”稀里糊涂地蔓延,的确有随着糟粕的流传,让包括精华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彻底葬送的危险。那的确是比民族虚无主义还要严重的事。“五四”的出现,有它的时代需要,但是其打倒一切传统文化的做法,只应看做是当时矫枉过正的措施。“五四”这一很大的“副作用”,我们今天需要认清。从哪里跌倒,还该从哪里爬起来。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确是“抬错了棺材,哭错了祖宗”,把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堕落以来的东西,当成真正的中国文化来对待。当前,我们真正需要沉下心来,擦亮眼睛,凝聚心力,审视被我们几乎割断的中国传统文化,找出真正的精华所在。一种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的精华,它不是虚无缥缈或不痛不痒的东西,是因为它能引导人类洞察自身和世界,并为人类带来实在的幸福和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正是体现在这样的智慧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颗心。一颗与天地融为一体的心,一颗圆明透澈的心,一颗自利利他、自立立人的心。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人本有这样的明澈之心,只因后天的污染,使其本色暂时隐藏了。“途之人可以为禹”,“人人皆有佛性”,这种种宣示,都是对人人具有这种光明本性的肯定。风月有今古,人心无古今。淬炼和回归这样的一颗心,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核心所在。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在浩瀚如海的中华文明积淀中,我们就容易知道,什么是让人明朗的精华,什么是让人迷昧的糟粕,什么只是非关精髓的民俗之类的文化。 为什么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总是对何为糟粕、何为精华感到头大?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拿到走进中国传统文化之“心”的钥匙。就像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是以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为核心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诸子百家以及儒释道文化的精髓,是要人回归这样一颗本自具有的圆明透澈的心。中国历史上,那些把个人的事业紧紧融合社会进步并创造出伟大事功的仁人志士们,都是有着禅文化的修养和实践的人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乃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种种的心声,都是这种光明之心的自然流露。 当禅文化发达的时候,就是中国人整体智慧明亮的时候,就是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富足文明的时候。“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唐代,更有《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文明富庶的宋代,就是因为这种自觉觉他的实践,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中国历史上留下的灿烂动人的文学艺术诗词歌赋,也都是这种内蕴的自然表现。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争权夺利战乱不息在这时很多仁人志士为了和平和结束战乱纷纷提出各自的治国思想由此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很多思想家和众多学说其中有名的是道家,法家,儒家等不同的学说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韩非子提出了很多有深刻影响的学说和思想。 主道,即为君主之道,指做君主的准则。这里韩非子把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阐述君主以“术”治国御臣的准则及方法:一是君主要坚守虚静;二是君主要审合形名(言与行、事与功是否相符);三是君主要正确运用赏罚。”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寥手莫得其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汇。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用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扩展资料:“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7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参考资料: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百度百科

中国文化对我们思想的影响论文题目

最佳答案检举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现代精神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但由于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如:是非、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行为成为社会公害。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学生思想造成极大影响。学校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对学校德育的优势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在校园里发扬光大,切实提高学校素质教育实效。这已成为时代的疾声呼唤。 一、当代中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堪忧 现代中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生活在较为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成果,却不懂成果来之不易。他们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但相当一部分人集体观念和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心理素质较差。他们注重自我、看重功利、道德取向多元化。有的把家长职位的高低、家庭经济条件的优劣、生活消费的层次作为个人价值的体现。我们曾在中学生中做过调查,当问及他们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是否愿意牺牲个人利益时,3%的中学生表示不愿意或基本不愿意,1%的学生认为,人应该及时行乐,不要顾及其他;4%的学生崇拜的是文体明星,崇拜革命伟人的只有6%,个别人追星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社会公德方面,有些学生存在着行为和认知上的脱节,认为社会公德可有可无,甚至还有人认为社会公德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束缚,限制了人身自由;有的学生对帮助他人和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态度冷漠。针对这种现状,窃以为加强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才培养 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总是从既定的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出发,并在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成长和发展。尽管人们总是想摆脱旧的传统,抹去旧的烙印,创造新的生活和新的品德,但是又总是无法克服传统的影响。因此,怎样消除传统中消极的东西,弘扬和发挥其积极的方面,就应当成为我们特别研究的课题。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传统?一般说来,传统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是长期以来积淀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中,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的一种现象。传统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在整个人类的各种传统中,文化传统对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文化传统是对人类在今天以前所创造的精神现象的一个总称,它的内容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包括从一定价值导向出发的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文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各种思想观念的综合。文化传统虽然有着多方面的内容,但它又有着自己的核心。文化传统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一追求,是贯彻于一切思想的一根主线,即向往美好贬斥丑恶,对人类幸福的渴求和对高尚道德品质的向往。因此,我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要着重研究它和人才培养的关系,因为在人类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值得我们借鉴、吸收和弘扬的因素和内容,对人类社会继往开来,保持可持续性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什么呢?顾名思义,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称,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就其最主要内容而言,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 1、崇尚伦理,自强不息。 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大胸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才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所谓自强不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奋发图强、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中国古人所崇尚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和夸父追日的故事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前赴后继,英勇不屈,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国家的领土,维护国家的尊严,是同这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密不可分。 2、强调理智和智慧的重要性,强调真理的追求和辨证的思考,有着浓重的思辩传统。 中国先秦的儒、墨、道、法几个最著名的学派,都十分重视理智和智慧,强调人们对真理认识的重要性,以老子和庄子为首的道家学派尤其重视辨证思考。在老庄看来,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的一面,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切事物都是能够相互转化的,一切事物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绝对中有相对,在相对中又有绝对,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力求从整体的相对独立和相互联系上来观察和分析这些现象。《大学》上说:“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这段话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表达了儒家对人生的根本意义和目的的看法,认为人应当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完善社会,同时又要在完善社会的过程中完善自身,永无止境。 3、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瑰宝之一。中国人历来喜欢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感情,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诗经》以前的帝舜时代,这一传统历久不衰,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诗经》以其鞭挞社会丑恶、向往美好生活的特有的睿智,审视着人与人之间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感情;《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等名篇,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表现了关心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此后还先后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请小说等几个文学艺术的发展高潮,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并以其独特的方式,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 三、传统文化与培养高素质人才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对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审美、文化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21世纪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必然发生激烈竞争的时代,如果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发展,就可能遭到淘汰。竞争是多方面的,有经济上的竞争、科技上的竞争、管理上的竞争、人才上的竞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而在人才的竞争中,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占着尤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视智慧、强调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人的思想素质的提高,应当认真的加以宏扬。 四、传统文化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我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不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都是具有很高价值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只是我国,在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人的道德素质下降的问题,这是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结果。市场经济解放了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加,但同时又使人的利己心和贪婪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因而引起了对传统道德的剧烈冲突,出现了世界性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因此,在道德建设中,宏扬优秀的传统道德,抑制人的利己心和贪欲的膨胀做到克己利人,是一个殛待解决的问题。 要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是绝对不能脱离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任何文化都具有继承性,同时也有创新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是一切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民族道德建设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要用合乎实际的行之有效的优良的道德规范来教育人,从娃娃开始,不断地进行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出高素质的适合21世纪需要的人才。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意义: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1、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2、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3、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4、强调刚健自强。《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5、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关心大局、以大局为重。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阐发之道”值得我们借鉴。由己及人,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由小及大,由家及国及天下,层层推进。古人曰: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是一切伦理原则的起点和核心。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它有利于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念。所谓实用理性精神,是一种普遍现实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使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在复杂矛盾的现代生活中,在时间、空间与心态的交汇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凡事不强求,讲求适度,力求理性自觉、主体意识去缓解人们因价值观念剧烈变革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以知足常乐、恬静自然去化解人们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满足感;以传统的深沉感情去抚平人们的逆反心理、怀旧情绪。乐感文化是人们精神的“制衡器”和减压阀,给现代生活以一定的启示意义。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扩展资料:“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7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参考资料:中国传统文化百度百科

我们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立、自强,就一定要拿出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来。  一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需要它的文化起作用。在近代这100多年来,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来侵犯东方国家,整个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上个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东方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家先后都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谋求自主和发展。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纷纷发展起来,取得了自主,八十年代后开始振兴。随着经济的振兴,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之前,这些亚洲国家因为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种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倾向。可是当政治和经济恢复以后,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就开始有一种自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政治与这些东方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的不同。怎么调整、处理这些不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些国家都想向西方学习,甚至想甩掉自己的传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总是和现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辩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强烈,但我们传统的许多东西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说,“父债子还”这个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而且根深蒂固。如果不认同,你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西方文化后,整个社会氛围中大家还认同这一点?这源于一个基本的认同,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个个体,无论是他的肉体还是灵魂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每个个体都跟上帝发生关系。虽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赋予他父母的一种责任,他跟父母是一种同样都是上帝子民的关系,所以儿子跟父母都是兄弟姐妹,上帝给你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你有义务要把孩子养大成人。每个个体生命没有一个绝对的责任,而是大家共同对上帝负责,上帝为大家,人人为上帝,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贡献给上帝才有意义。所以,生时增加上帝的荣誉,死后灵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辈子都做有损于上帝荣誉的事,死后灵魂就要下地狱。因此,西方文化中个人的价值是被突出强调的,个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  另一种生命观以印度文化为代表。印度文化也强调人的生命是个体的,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轮回的。这种轮回都是由神决定的,像婆罗门教讲是由梵天决定的。后来,佛教兴起后就批判婆罗门教由梵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轮回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行为,即佛教术语中的“业”,包括身、口、意三业。身,就是身体,也可以说是行动;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论;意,就是思想。所以一个生命的生成以及这个生命的轮回都是由身、口、意三业决定的。如果你的“业”没有消掉的话,你的生命就永远轮回。这样的生命观也是个体自身的,和其他人无关的,只不过是你自己的“业”没有消掉,所以借助你的父母生下来,而跟你的父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生命观中,生命都是个体,和其他个体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其他个体的问题要由其他个体自己解决,跟“我”这个个体没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每个个体只是族类生命锁链中间的一环。中国人讲生命的延续,但不是个体生命的延续,而是族类生命的延续。你死了,你的生命由子女延续。所以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因为“无后”就不能延续生命了。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断子绝孙”,断子绝孙后你的生命就彻底结束了。因此,在中国,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而且你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父母遗留给你的,你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遗留。在这种生命观念中,“父债子还”就顺理成章了。  有很多传统观念是深入我们血液中的,永远去掉不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会落实到文化上,而不仅仅是落实在经济上。所以文化的继承发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就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常讲爱国主义,要爱国,就要认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历史又落实在文化上,因为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认同历史也就是认同这个文化传统。龚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感情呢?从这个方面讲,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事关我们国家、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且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近几年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在现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也是这样。中华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百家,这个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相互交流、影响。通过这样的交流,到了汉初一些学派开始壮大了,也有一些开始衰落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介绍了当时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学派的思想,百家变成了六家。这六家经过汉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后又有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形成了儒、道两大家。这两家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靠什么?就是靠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一种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发展。后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加入,对于当时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儒、道两家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中国民间的一些习俗中。一种思想只有落实到生活习俗中去,它的生命力才是强大的,否则的话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和认识。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为中国原有的精神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强大的,中国弱就弱在物质文化方面,所以要赶上西方只要在物质文明上积极学习和发展就可以了,这就是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搞了30年的洋务运动,建立起了当时非常强大的北洋水师,可是在一场甲午战争中就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开始考虑体制、机制的问题,考虑制度文明的问题。儒家的文明不行,就要批判,就要改,所以要进行制度改革。西方提供了我们两种榜样,一种就是像英国、荷兰那样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把国王架空,实权放到议会当中,这就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可是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在随后的第二个阶段中,孙中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但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因为虽然把皇帝拉下了马,但是旧军阀势力又非常强大。于是人们开始思考精神文明层面的因素。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改造精神文明,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些实际上还是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对于一般世俗生活中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冲击多少。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铲除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很多生活习俗消失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在基本的家庭生活中也把我们的传统割断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基本的家庭伦常观念不是很清楚,有的根本不认同。  二  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们要建立法制社会,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这还“直在其中”?这不符合法律。所以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合情合理合法,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合理合法可以接受,但合情不能接受,认为法律是没有情的。法是不是就不容情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韩国,想了解一下儒家文化在当下韩国社会中还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对包庇罪怎么处理有这样的规定:如果隐匿者跟你没有血缘关系,根据他的罪状,要判十年;但如果同样的情节发生在和你有血缘的直系亲属之间就可以减刑。这在我们看来有点儿荒唐。但我仔细看他们伤害罪里还有一条,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没有亲族的血缘关系的,根据你伤害的轻重判五年,但如果是直系亲属之间的关系,就得判十年。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法律的意图:重视亲情。我们都知道韩国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极深,所以我看到这两条后马上就想到孔子这句话。  我们人间之情大致归纳起来也就是三类:一是亲情,二是友情,三是爱情。这三类“情”中最不稳固的就是爱情。亲情、友情应该是永恒的,爱情却是变化的。两个人有爱情,到一定程度后结合了,这个爱情已经转变成亲情了,亲情就不能像爱情那么随便了:我们好就在一起,不好就分手。你要考虑相互之间的责任,这就是亲情的要求,就不能够还停留在爱情上了。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礼是婚礼。礼,始于冠、本于婚,但现在的婚礼可以说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吃吃喝喝,吵吵闹闹,顺便恶搞一下就完了,没有留下什么深刻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规范一下婚礼,要让两个人通过婚礼受到一种教育,认识到责任发生变化了,双方都要为对方负责;婚前如果讲孝道的话,你只要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了,结婚以后还要为对方的父母尽孝道。如果有了子女,以后你还要对子女负责任。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婚礼上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呢?就是要感恩,让你有这种感恩的心。  我们现在的人在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以自我为中心,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存、我的成长、我的成就是离不开他人的。没有天地我们能活得了吗?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来源,所以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荀子讲礼有三本,第一就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所以我们要感谢天地。荀子讲“先祖者,类之本也”,中国人的生命观念是族类观念,生命是由父母、祖父母给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拜天地、拜父母?报恩,勿忘本也。人最基本的品质里面就应该有报恩的思想。荀子还说,“君师者,治之本也”。过去的君也指圣人,意即圣人和老师是你懂得做人道理的根本。“治”的意思是治人治己,治人必先治己,正人必先正己。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我们不忘本。  年轻人说要实现自我价值,我举双手赞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实现自我价值,但怎么实现呢?被别人认同才有价值,要取得别人的认同,你必须要对别人作出贡献。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儒家告诉了我们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秘诀,可是我们却说是否定自我价值的罪魁祸首。因为儒家告诉我们要投入到群体中去,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群体去做,这不是最好的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途径和秘诀吗?可是有人讲中国人一点儿自我都没有,怎么没有自我呢?前半生为父母服务,后半生为子女服务,就是没有为自己。我们说现在看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为子女、为父母服务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命就是这样延续的。你现在对父母的尊重、尊敬实际上就是为了将来你的子女对你尊重和尊敬。所以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延续,报应也是这样一代一代去延续。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讲孝,好像给父母吃饱穿暖就是孝,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礼记》里面讲孝有三本,“大孝尊亲”,就是使你的父母受到社会的尊重;其次是“勿辱”,不要让你父母受到社会的侮辱;“其下能养”,能养是其下。  有人问:中国文化这么好,那么中国文化里面糟粕多不多?当然有。比如中国文化里面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愚忠愚孝。其实儒家也不提倡这个。《孟子》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人问孟子,成汤杀了夏桀,武王杀了纣王是不是以下犯上,犯上作乱?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谁都讨厌他,谁都抛弃他,他成了孤家寡人,这怎么能说是以下犯上呢?所以《周易》里面才有一句话叫“汤武革命,革故鼎新”。《荀子》里面讲得更清楚了,“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就是回到家里能孝,出到外面能尊重长辈,这只是“小行”。那么什么是人之“大行”呢?“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也就是孝和忠都是有原则的,不是提倡愚忠愚孝,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荀子·子道》。  可以看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文化选择的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有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不好的现象,有人就说是我们传统文化造成的,这是推卸责任。今天的事情要我们自己担当起来,对传统文化运用得好坏也是我们今人的问题,而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  三  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古代非常强调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艺。按照《礼记》里面的讲法,中国古代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入小学后学习的一个内容是洒扫应对,即打扫卫生,接待客人。第二个内容是进退有节,怎么进、怎么退,都是仪式上的东西。有一句话叫“徐行后长”,是说当有长辈与你同行的时候,一定要让长辈走在前面,而你要慢慢地跟在后面。第三个内容是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主要是仪轨的东西。除礼乐外,射、御就是射箭、驾车,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书法,数就是指的术数,就是天文、地理之类的东西。从六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可以说是礼乐的表演,这些东西都是修身养性的。去年北京奥运会上,韩国在射箭比赛方面失利了,没有得到冠军,他们很懊恼,认为应该得到。因为他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射箭。为什么射箭受到那样的重视呢?按照《礼记》来讲,射也是非常重要的礼仪,有乡射礼。乡礼就是社区活动的礼,其体现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尊老爱幼。如果在乡礼上有90岁的老人,那么80岁的老人要等90岁的老人坐下以后才能坐。射礼里面体现什么精神呢?必须要身正,要身正必须先心正,只有身正、心正才能射中。如果你没有射中不能埋怨,说这个靶设得不对,这个时候你必须反省我心正了没有、身正了没有。射礼是让我们通过射培养自己心正、身正,反省自己的品德。这些礼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项目,而是通过这些礼培养自己的行为。  十五岁进大学后要学什么?要学穷理、正心、修身,学这些做人的大道理。所以就整个中国传统教育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人来进行的,即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旨和目的就是教人怎么做人,也就是为人之道。我们讲教育乃立国、强国之本,何者又为教育之本呢?为人之道就是教育之本。我们现在的教育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技能的传授上,这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或者说失去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讲为学之方是教育之要。所谓为学之方就是教给他怎么样发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这比你教一些现成的知识重要得多、根本得多。  现在学科分得很细,以至于各科之间完全是隔绝的,这就不可能让我们的思想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就中国传统来讲,如果教了你这个只会干这个,不会干那个,那我就再也不教了。《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必须有强烈的追求知识的要求,如果他没有这种要求我不会去启发他;如果他有了这个要求,我可以去点拨他。所以启发教育不是我灌给他,而是他有了要求以后才去教。接着下边还有一句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一不能反三,你的知识就是一个死的知识。举一能反三才是活知识,才能够融会贯通,能够由此及彼。知识都是融会贯通的。中国古代有这样的话:不为良相就为良医。做良相与做良医的道理是相同的。作为一个良相就是要调和各种矛盾,使社会达到和谐。所以中国人比喻宰相是大厨师,他能够调和鼎鼐,把各种味道的东西放在一起做出一锅美味的汤来,这就是和。宰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就是高级厨师。而良医也是调和你的脾胃,调和你的五脏六腑以达到平衡,通痹解塞,道理是一样的。《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圣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不治已乱。”这句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也是治病的原则。荀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君子治治不治乱。”有了乱难道不管吗?不是,君子治乱是“去乱而被之以治”,就是恢复礼仪,建立好礼仪秩序。所以不是就乱治乱,治乱只是治标,必须要抓本,就是把社会的礼仪制度建设好。  中国的学问也都是相通的,如果举一不能反三的话就是孺子不可教。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出大师呢?因为我们都不能举一反三,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融会贯通。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都是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但是大道却永远是简易的。我们如果能够融会贯通,把握住三教的根本精神,就可以无所不通了。大道简易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想法,因为天地之道就是简易,我们从《易经》就可以读到这个道理。《易经》的“易”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不易,一个是变易,一个是简易。不易是个基础,所谓不易就是要定位,天地定位,刚柔定位,也就是有相对的东西。有了相对的东西才会产生变易,而变易是最核心的东西,因为事物的发展经常会走到自己穷尽的地方,如果走到穷尽的地方而不能自己变通的话,它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可以调整、变通,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才有《周易》里面的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也可以说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不变就要死亡了。变了以后就可以通,找到新的道路了,通了就可以久。而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尊重事物本来的面貌是最简易的。  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也就是要把握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不要被它的复杂、博大精深“吓唬”住了。你深入进去就不复杂了,你要能把握它的根本精神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正确引导大学生主动接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其有价值的部分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都能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利于消解市场经济某些经济原则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国文化对我们思想的影响论文题目大全

“外儒内法”的传承研究《红楼梦》中的哲学思想研究“玄”与“禅”的比较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现代精神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但由于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如:是非、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行为成为社会公害。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学生思想造成极大影响。学校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对学校德育的优势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在校园里发扬光大,切实提高学校素质教育实效。这已成为时代的疾声呼唤。  一、当代中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堪忧  现代中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生活在较为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成果,却不懂成果来之不易。他们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但相当一部分人集体观念和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心理素质较差。他们注重自我、看重功利、道德取向多元化。有的把家长职位的高低、家庭经济条件的优劣、生活消费的层次作为个人价值的体现。我们曾在中学生中做过调查,当问及他们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是否愿意牺牲个人利益时,3%的中学生表示不愿意或基本不愿意,1%的学生认为,人应该及时行乐,不要顾及其他;4%的学生崇拜的是文体明星,崇拜革命伟人的只有6%,个别人追星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社会公德方面,有些学生存在着行为和认知上的脱节,认为社会公德可有可无,甚至还有人认为社会公德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束缚,限制了人身自由;有的学生对帮助他人和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态度冷漠。针对这种现状,窃以为加强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才培养  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总是从既定的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出发,并在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成长和发展。尽管人们总是想摆脱旧的传统,抹去旧的烙印,创造新的生活和新的品德,但是又总是无法克服传统的影响。因此,怎样消除传统中消极的东西,弘扬和发挥其积极的方面,就应当成为我们特别研究的课题。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传统?一般说来,传统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是长期以来积淀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中,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的一种现象。传统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在整个人类的各种传统中,文化传统对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文化传统是对人类在今天以前所创造的精神现象的一个总称,它的内容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包括从一定价值导向出发的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文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各种思想观念的综合。文化传统虽然有着多方面的内容,但它又有着自己的核心。文化传统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一追求,是贯彻于一切思想的一根主线,即向往美好贬斥丑恶,对人类幸福的渴求和对高尚道德品质的向往。因此,我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要着重研究它和人才培养的关系,因为在人类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值得我们借鉴、吸收和弘扬的因素和内容,对人类社会继往开来,保持可持续性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什么呢?顾名思义,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称,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就其最主要内容而言,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  1、崇尚伦理,自强不息。  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大胸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才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所谓自强不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奋发图强、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中国古人所崇尚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和夸父追日的故事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前赴后继,英勇不屈,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国家的领土,维护国家的尊严,是同这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密不可分。  2、强调理智和智慧的重要性,强调真理的追求和辨证的思考,有着浓重的思辩传统。  中国先秦的儒、墨、道、法几个最著名的学派,都十分重视理智和智慧,强调人们对真理认识的重要性,以老子和庄子为首的道家学派尤其重视辨证思考。在老庄看来,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的一面,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切事物都是能够相互转化的,一切事物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绝对中有相对,在相对中又有绝对,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力求从整体的相对独立和相互联系上来观察和分析这些现象。《大学》上说:“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这段话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表达了儒家对人生的根本意义和目的的看法,认为人应当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完善社会,同时又要在完善社会的过程中完善自身,永无止境。  3、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瑰宝之一。中国人历来喜欢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感情,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诗经》以前的帝舜时代,这一传统历久不衰,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诗经》以其鞭挞社会丑恶、向往美好生活的特有的睿智,审视着人与人之间不同情况下的思想感情;《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等名篇,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表现了关心人民、热爱祖国、追求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此后还先后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请小说等几个文学艺术的发展高潮,创造了绚丽多彩、辉煌灿烂、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艺术,并以其独特的方式,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  三、传统文化与培养高素质人才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对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审美、文化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21世纪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必然发生激烈竞争的时代,如果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发展,就可能遭到淘汰。竞争是多方面的,有经济上的竞争、科技上的竞争、管理上的竞争、人才上的竞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而在人才的竞争中,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占着尤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视智慧、强调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人的思想素质的提高,应当认真的加以宏扬。  四、传统文化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我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不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都是具有很高价值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只是我国,在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人的道德素质下降的问题,这是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结果。市场经济解放了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加,但同时又使人的利己心和贪婪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因而引起了对传统道德的剧烈冲突,出现了世界性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因此,在道德建设中,宏扬优秀的传统道德,抑制人的利己心和贪欲的膨胀做到克己利人,是一个殛待解决的问题。  要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是绝对不能脱离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任何文化都具有继承性,同时也有创新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是一切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民族道德建设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要用合乎实际的行之有效的优良的道德规范来教育人,从娃娃开始,不断地进行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出高素质的适合21世纪需要的人才。

儒家礼教与礼仪之邦之间的联系与背离;一下就想到这个了。“礼”和“乐”的思想绝对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在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我们自称礼仪之邦,很大程度上有以儒家这两个思想为约束的关系,但是礼仪之邦,还有很多更丰富的内涵的。另一方面,儒家的“礼”也和礼仪之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内涵上的相异和背离,有约束人性的一面。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与一般的宗教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它从哲学、科学 的角度上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的,既是充分说理的,又可以让人进行实证,这些内容不是一般宗教能随便解释得了的。所以,它与一般的宗教是不同的,它的魅力在于比一般的宗教更具有说服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情理法等方面阐述了其在我国古代维护社会的稳定构建了稳定的理论依据。 一般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只有通过虔诚地相信,才能感到神的存在,不能问、不要问为什么,是什么道理。可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在各种色象的诱惑下,很多人是经不起引诱的,他们都会对自己的信仰发生动摇的。特别是一些宗教不能正确科学地解释自身,而且往往与科学思想是有抵触的(这不是说科学是正确的,科学也是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而科学的道理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认识的是物质,是事物直观的可见的表象。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宇宙飞船上天,原子弹爆炸,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上的成就,科学观念是很易被人们接受的。由于以上原因,人们对信仰发生动摇也是很正常的,这也正是这种原因,有些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甫都背判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上帝的罪人。更头甚者,有些神甫和牧师还染上了艾滋病,有媒体报道,他们之所以染上艾滋病是由于不正当的性行为造成的,这说明他们已经远理自己的信仰,沦为上帝的罪人了。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天主教、基督教的大部分教徒的人格还是高尚的,但是从发展的趋势看,基督教和天主教、依斯兰教,都没有发展前途,因为它们都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越是科学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准提高,认识能力增强的情况下,越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能为科学思想所接受,最终会被人们所抛弃。但是经过“五四”开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如今的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基本还是一本糊涂账。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兴起了传统文化热。在没有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时候,如果任这股所谓的“国学热”稀里糊涂地蔓延,的确有随着糟粕的流传,让包括精华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彻底葬送的危险。那的确是比民族虚无主义还要严重的事。“五四”的出现,有它的时代需要,但是其打倒一切传统文化的做法,只应看做是当时矫枉过正的措施。“五四”这一很大的“副作用”,我们今天需要认清。从哪里跌倒,还该从哪里爬起来。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确是“抬错了棺材,哭错了祖宗”,把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堕落以来的东西,当成真正的中国文化来对待。当前,我们真正需要沉下心来,擦亮眼睛,凝聚心力,审视被我们几乎割断的中国传统文化,找出真正的精华所在。一种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的精华,它不是虚无缥缈或不痛不痒的东西,是因为它能引导人类洞察自身和世界,并为人类带来实在的幸福和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正是体现在这样的智慧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颗心。一颗与天地融为一体的心,一颗圆明透澈的心,一颗自利利他、自立立人的心。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人本有这样的明澈之心,只因后天的污染,使其本色暂时隐藏了。“途之人可以为禹”,“人人皆有佛性”,这种种宣示,都是对人人具有这种光明本性的肯定。风月有今古,人心无古今。淬炼和回归这样的一颗心,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核心所在。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在浩瀚如海的中华文明积淀中,我们就容易知道,什么是让人明朗的精华,什么是让人迷昧的糟粕,什么只是非关精髓的民俗之类的文化。 为什么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总是对何为糟粕、何为精华感到头大?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拿到走进中国传统文化之“心”的钥匙。就像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是以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为核心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诸子百家以及儒释道文化的精髓,是要人回归这样一颗本自具有的圆明透澈的心。中国历史上,那些把个人的事业紧紧融合社会进步并创造出伟大事功的仁人志士们,都是有着禅文化的修养和实践的人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乃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种种的心声,都是这种光明之心的自然流露。 当禅文化发达的时候,就是中国人整体智慧明亮的时候,就是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富足文明的时候。“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唐代,更有《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文明富庶的宋代,就是因为这种自觉觉他的实践,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中国历史上留下的灿烂动人的文学艺术诗词歌赋,也都是这种内蕴的自然表现。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争权夺利战乱不息在这时很多仁人志士为了和平和结束战乱纷纷提出各自的治国思想由此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很多思想家和众多学说其中有名的是道家,法家,儒家等不同的学说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韩非子提出了很多有深刻影响的学说和思想。 主道,即为君主之道,指做君主的准则。这里韩非子把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阐述君主以“术”治国御臣的准则及方法:一是君主要坚守虚静;二是君主要审合形名(言与行、事与功是否相符);三是君主要正确运用赏罚。”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寥手莫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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