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古代城市发展史论文摘要及答案
最早以前在夏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城墙的概念了，到了秦朝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城堡，但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直到宋朝的时候才具有了经济意义，元朝时具有了军事含义。
中国古代城市很早就已经出现了，总体说是先“城”后“城市”。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了相关的理论影响。概括地说，这种理念应该包括选址思想、城市平面规划布局、城内建筑体量规模等几大方面。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古代城市在选址、平面布局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存在。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理论体系从萌芽到出现，再到完善成熟的大致发展脉络，基本可以分作两大主要阶段：龙山时期，出现了城市规划思想的萌芽，有些城市至少已部分地付诸了实践；三代时期，这个理论体系则基本完善，并指导了大部分的城市建造。龙山时期，“筑城以卫君”，城市的防御功能是占在首位的，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夯土城垣及护城壕的修建。但同时也考虑到了政治上的一些需要，目前的发现主要表现在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建筑基址上，这可能是上层权力中心所在。三代时期，则更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实际需要密不可分的。当时，国家政权建立，而“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所以，城市建设亦会较多地考虑到这两方面的需要。“祀”在城市布局上的表现，即为“左祖右社”，位于宫之前。虽不在中轴线上，但其重要性亦见一斑。“戎”在城市上的表现则更加突出，宽大的城墙，双重城垣的较多出现，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宫城，等等。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是《考工记》中将“宫”置于中心位置，以突出君王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将朝寝前后毗邻，突出“家天下”的思想。经济上，此时只在城北设一市，且仅一夫之地，可见，其地位并不是很重要。总之，《考工记》中对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规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吸纳了上千年城市建造活动的理论和实践，并充分考虑到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实际。此时：城市是早期的“城”，的主要作用概况来说最基本的是防御、而后衍生了祭祀的作用，因为祭祀是神圣的，具有先天政治特性，又产生了政治意义，特点是庄严、森严等。而交易没有正式成文的规范地点，交易地点都是约定俗成的这是早期的“市”。因为祭祀活动和等等政治行为的需要，城产生了结构布局的问题，“城”基本上是夯筑而成。很显然用方形平面、网格式的布局，在夯打时直线要比圆弧容易得多，而且在外形上容易控制，建造的城垣也可更加规整、美观。这也可更好地体现君王高贵的身份和威严的气度。贺云翔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看法⑨。中期的“城”规范化。但仍与“市”分离。 随着时间推移掌权者要分割不同身份、权力人群的需要。如《逸周书•程典》：“士大夫不杂于工商。”《逸周书•作雒》：“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为了分割不同的人群，则需要划定出固定的区域，而在方形平面内，以围墙、街巷分割，整齐划一地设置网格式的功能分区，既便于规划，又比较统一、实用，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其三，是安全防卫的需要。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筑城以卫君”，城市的军事防御职能是占主要地位的。将宫殿区放置在城的中心，外围以网格状道路，与其它功能分区隔离，以诸道路作为一条条安全警戒线，便于对宫殿区或宫城的实施有效的安全保卫。同时，宫居中，四周均为军事缓冲区域，若被敌人攻破城池，也可延缓攻打到中心的时间。这可能是《考工记》“择国之中而立国”最初的实际考虑。由此，审视以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受井田制、“天圆地方”思想以及矩形四合院房屋布局形式影响而呈现出的方形网格状布局的认识，均可知根据是不够充分的。因为目前这几点均无法证实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萌芽出现的龙山时期即已存在。而当我们脱离古人在社会实践中总是受到某种思想影响甚至制约的认识误区后，却发现这些实践活动有着它直接的社会需要和作用。因为有了详细的分区，“市”进入了“城”最后成为“城市”。最初的城市建造，如仰韶和龙山时期的城市，应该是为了安全防卫而建造的。夏商时期，则是奴隶主的政治堡垒，既有军事因素，又有政治因素，而前者所占比重可能更重一些。到了封建社会，随着旧的社会体制的打破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因素在城市建造中的比重愈来愈浓。《考工记》中已有了“市”的设置规定，但并未予以高度重视。而在《管子》中，则将城市建造中的经济因素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贺业炬在《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认为：“（管子）书中就有一套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意识的城市规划理论。从基本概念直到具体的规划措施，都是和西周旧制针锋相对的。”并从城市分级、规划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管子》却是按城市大小、居民多寡为标准划分城市等级……。这就彻底推翻了西周城邑建设体制，否定了城就是政治城堡的旧概念，赋予城市以新的经济内容。”而在其后的大部分城市建造中，无一例外地都将经济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加以考虑。如“市”的数量增加，布局更加灵活、实用，尤其是到了北宋东京城，更是废除了里坊制，改为沿街设置店铺，也是完全顺应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可见，经济因素在城市建造中的重要影响力。较早注意到经济因素，并予以作出较为具体规定的，正是《管子》。可见其价值之重大，其见识之深远。可以看出，管子在城市的规划思想上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它在选址思想、平面布局及以经济因素指导城市布局的理念方面既可作为《考工记》的补充，更多的则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重要发展。虽然它的规定并未被后世全部认同，但它的大部分理论和观念影响后世深远。综合言之，《考工记》与《管子》对后世的影响的主要方面不同。《考工记》讲究的是政治的、城内的平面布局，《管子》则更看重经济的、城市的选址问题，而且在城内的平面布局方面也作了有益的补充规定。可以说，后世的城市建造，根据需要合理地吸纳二者中契合实际的东西，使二者相辅相承，共同指导城市建设。所以，在对后世城市建设的思想指导上，二者具有同样的重要地位，应予以同等重视。
通过刚开始的部落制度，到最后的城镇制度，由最开始的土坯城墙到后来的专制城墙。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论文摘要及答案
通过刚开始的部落制度，到最后的城镇制度，由最开始的土坯城墙到后来的专制城墙。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此时期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故在此阶段前期，即战国至东汉末，当时我国历史的政治局面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与稳定的时期，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是由点的分散与狭小变化为点的相对集中与扩大。而后期，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我国境内政权不是呈鼎立状态，就是呈南北对峙或分裂局面，政治动乱持续，战争频繁不断，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就是不稳定，许多城市的兴衰具有政治、战争作用的突发性。另外，这一阶段新兴的城市还有手工业、商业贸易的发展，宗教的传播等原因的推动。此外，随着各个时期边疆地区的持续开发，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更广阔，在长江与珠江流域已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但南方除少数大城市的发展水平逐渐接近北方外，黄淮流域的城市数量与发展水平仍居当时全国的主导地位。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形成、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我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有以下四种途径：一、由早期的侯国都邑发展而成的城市。这类城市历史长、规模大，发展的条件，特别是人文主观条件优越，如临淄、曲阜、咸阳、邯郸、大梁、蓟、郢等。它们多在西周时已筑城垣，尽管其早期规模小，城垣简陋，但由于都城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凭借诸侯国内人、财、物的全面支持，加上选择城址时多考虑了其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而且即使在秦汉统一以后，它们中的多数虽失去了国家或政权政治中心的优势，但仍是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他们仍能维持其持续的发展，领先于当时全国城市发展的先进水平。其二、由于郡县治等地方政区的设置和统一推行，许多郡、州、县治等地方政区治所逐渐形成城市，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是因为，设治的地方多为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等的中心。如秦汉时济北郡治博阳（今山东泰安）金城县治（今甘肃兰州）等，皆是最初作为地方政取得治所而逐渐发展为城市的。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地理条件等变迁，有些郡、县治城以后衰落了，但大多数的郡、县治城则自秦汉以来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甚至大多成为今天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中心，如商丘、石家庄等即是如此。秦汉时千余个郡县治所城市，特别是黄淮流域中原一带的城市，基本是通过这一政治动因的途径迅速形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三，处于水陆交通枢纽或是河川渡口、江湖河海交汇点等的城邑，由于交通便利、交换频繁，使人口、货物聚集而发展起来的城市。这类城市经济意义较为重要，因而发展快，也具有城市历史长的特点。一些地方政区治所在选择建城位置时也注意到了交通、水域等，因此，也属于这一类型。如汉武帝征服匈奴夺取河西地区设置河西四郡以后，河西城市开始陆续兴起。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上东西交通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城市不断得到发展。其中以敦煌发展最为显著，东汉时一度成为管辖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其他如武威、张掖、酒泉等城市发展，作为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其交通的畅通与否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是当时直接影响这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时的淮阳（今河南淮阳）、广陵（今江苏扬州）、江州（今重庆市）、临湘（今湖南长沙）等城市无不是因滨水域靠要道而兴旺发达起来。其四，出于军事目的在关隘要塞或边防重地所筑城邑发展而为城市的。一般来说，城邑都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建筑的防御体系。但是出于军事目的建造的城池和这坐城能否发展为城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城有的在邑落居住地筑起城垣，有的是在旷野重新筑城，如秦汉时期的长城一线，就有许多像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临沃（今内蒙古包头）北舆（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及九原、云中、定襄等重要的关塞城市。这些城除了直接用于战事的关隘防守以及军队驻扎外，在当时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大多数皆发展为或大或小的城市。从上述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城市兴起和发展情况看，主要有四种途径或四大因素：政治因素；自然条件；经济、交通状况；军事需要。这四大因素中的前两项决定城市兴起、选址的大范围、总地域，后两项决定城市在大范围内的具体位置。第二阶段，即从隋唐至清末时期，从时间上大致可把当时的城市史地沿革划分为隋唐五代、辽宋金元和明清三个时期。隋唐时期城市发展的原因除政治的再次大统一以外，大运河的开凿，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海外贸易的兴起、增多，茶叶及其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的影响等也是其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上述原因不仅改善了长江与钱塘江流域和北方地区以及海外的交通联系，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与繁荣，而且完全靠手工操作的密集型商品经济生产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迅速聚集，促使南方地区人口密度不断升高。因此，在运河两岸、南方东南沿海、长江流域、湘鄂赣等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从而不断地改变着城市发展及其地理分布的状况，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但这时城市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城市的内部结构仍是实行坊、市分开管理定制；并且这时城市的政治、军事中心职能还比较明显，相对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还较少。五代十国时期城市发展的趋势更体现了上述的各种特点。辽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受战乱的影响，不仅使原有的城市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大量北方人口由于不堪忍受长期战乱的痛苦再度大规模向南迁移；同时，宋王朝南渡，政治中心随之南移，从而为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以加速南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外，广大南方地区自五代以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自六朝以来南方不断的开发在经过两宋数百年的发展后其经济基础更为雄厚，从而使南方地区城市的迅速发展具备了最基本的，亦是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外，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得到广泛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纵横如网的江河湖海，不仅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立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有利于内河航运和海外贸易的发达，贸易和货物的转运，使南方沿海地区和通往内地的交通线上的城市迅速发展，新的城市不断兴起。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除上述江南已成为城市发展、分布的重点地区和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不断增多，城市的工商业职能进一步加强、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日益明显外，至少还有两点：一、自宋代始，城市中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普遍出现，坊市分离的管理定制开始崩溃，城市内部结构在城市发展中的这种变化已被宋代政府认可，并形成新的合理合法的管理制度。这是因为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场太小以及坊、市分开设置的城市结构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因此，打破坊、市严格分离的界限及其制度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商店、货栈随需要临街而设，即可方便市民，又可无限扩展商业贸易场所，使商业经济更加繁荣，增强城市街道、水系及其对外交通的意义，从而促进城市的迅速发展。宋都的开封、临安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商业中心。此外建康（今南京）、鄂州（今武昌）、苏州、扬州、镇江、广州等，都是商业发达、坊市合一的大都会。二、一些手工业与矿业等专业城镇开始兴起，并且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城市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些经济作物种植较为普遍和集中加工以及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密集型的手工加工或矿产开发带来了人口的大量聚集，推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因而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以特种手工业加工或矿产开发为主的城镇，如无锡（米市）景德镇（瓷器制造）个旧（产锡）会泽（产铜）等。明清两代，城市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其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数量、规模、类型、结构、功能等，在这一时期都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当时，促进这种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各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及农业经济商品化部分的不断增长，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而城市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扩大和加深。同时，明清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国家长期统一，国内外交通的发展及其各地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人口的增多，特别是康乾时期人口的成倍增长及其向城镇的聚集和开发边远地区所带来的人口大量流动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城市的发展，并决定或反映出城市发展的新特点。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特征有：一、自明代前期起，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促成了明清两代工商业城镇的大量涌现，出现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大批中小城镇，推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迅速繁荣，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当时工商业城市发展的状况来看，按其基本职能，主要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以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它分布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大量农业人口向工商业人口的转化，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发展，因此，以手工业为主的专业城镇大批增加。当时，江南的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均以发达的纺织业闻名全国。另一类主要是作为国内较大的商业中心，其位置多分布于交通线上的枢纽地带，特别是水运线上或水陆交汇点上。如长江沿岸的重庆、宜昌、江陵、九江等，尤其是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位于汉水入长江的交汇点上，由于有“九省通衢”之便，成为当时的“四大名镇”之一，另外，运河两岸的天津、沧州、临清、扬州、淮安等也是远近闻名的商业城镇。第三类是以对外贸易为主要职能的港口城市，这类城是多分布于东南沿海一带便于海运的江河入海口上。其中主要由广州、泉州、漳州、福州、宁波、潮州、太仓、上海等。在这些商业贸易中心市镇，不仅货物繁庶众多，而且商贾云集如织。二、明清时期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广大边境地区的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区是相对加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完全不平衡的状况、，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又一特征。这是因为长期统一，边疆行政中心治所于军事重镇的设置，以及人口的飞跃式增长和向边疆地区的平衡流动等因素，加速了边疆的开发，使其城市发展加快。如东北的瑷珲、吉林、锦州等。因此，城市发展在经过明清长期的兴盛以后，不仅当今所有的省会级城市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绝大多数地县级治所城邑也已经形成，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城市分布的格局，在我国社会生活体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理空间位置。三、明清时期城市的设计、规划、建筑水平等大为提高，城市自身特别是京城的用地布局和道路系统不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而且能够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把一些河湖水面组织到城市总平面中来，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城市面貌，同时使城市更具有安全感。当时，许多城市中仍有农田、水利设施即属此类。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第三个特征。这对以自然经济为主、科学技术不甚发达时期城市的发展史尤为必要的。 正是由于城市及其城市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等原因的推动，从而敲响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没落的丧钟；社会经济生活包括人们思想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而深刻的变化，城市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业愈加成为大多数人所虔心向往的东西；历史也因此踏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
都城历来作为中国各朝各代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其制度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该王朝文明的沿袭，因此中国历史的缩影可以从古代都城制度的演变中去探寻。国家的开始是文明的开始，探寻国家历史的渊源，国家历史的起源，也就是文明的起源，往往是从都城开始的。 中国古代自有了国家开始就有了都城。中国古代都城从历史文献记载，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以来，大约有217座。在中国这217座都城里，最长的就是西安，他建都大约在一千年以上。其次就是接近于西安的建都在九百年以上就是北京，这是建都时间第二长的。第三个就是洛阳，洛阳建都也在八百多年以上。这三大古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且一向是考古工作者特别重视的考察地区。 在历朝历代，都城一向是处于王朝统治的核心地位，因此，作为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的都城，它的选址，它的布局都有严格的要求，以此来体现君王对臣民、对天下至高无上的统治。 先看看中国古代都城它选址的特点：首先，古代都城选址对自然条件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所谓自然条件，第一就是山水条件。有一种说法叫选都城背山面水。都城是一个建筑群体，跟盖房子一样。盖房子要采光、要朝阳。建都城呢，要选地形，要大的地形。背山面水的目的是什么呢？面水是为了生活需要，背山当然也有生活需要。背山既有生活需要，也有安全需要。因此地形对于都城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都城它是政治中心。它要考虑政治的安全，考虑它经济的发展，或者正常的一个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运作。所以说不考虑基本的经济条件、基本的环境条件是不行的。第二个还要考虑居中，天下居中。尽量考虑它的都城要能够便于控制它的国家。但居中这个理念并不完全的就处于整个国土的中间，而且还要是交通的一个中心枢纽。全国交通实际上是以都城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因为当时要想对国家行使统治，行使权利，没有必要的交通设施，那根本没法达到，没法满足你的要求。因此首都在选址当中，这些因素呢，，就是地理形势、地理位置，都是非常关心的。再一个就是人文的和经济发展条件。人文条件呢，包括它的发家、发展。一般来说，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一般都会把都城建立在本民族发展起来的地方，而不会远离自己生活多年的故土。再一个人文背景，这地区相对应该说比较发达的或者比较先进吧，经济上应该比较发达，不能说经济上太贫穷或者说自然条件太恶劣，连最起码的生活都没法维持。因此良好的经济条件也是定都的必要条件。 再看看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所谓有宫城，宫城外头后来有皇城，皇城外头有郭城，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宫城就是皇帝办公的地方，皇城是就是各部位办公的地方，而郭城是居民老百姓住的地。这种布局在唐长安城的修建上体现的及其完美。古代中国都城的建设有其特定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第一，皇宫必须安排在全城的中心位置上，这是都城格局的一个重心。都城的核心地带是皇城，而皇城的核心地带则是皇宫。皇宫居中，以其南北中轴线作为整个皇城以及都城规划的中枢；南北中轴线还是象征政权的三朝依次排列的所在，由此体现皇宫的主导地位。第二，“左祖右社，前朝后市”，这是都城格局的两个基本点。左祖右社，就是说，皇城的左边是太庙，也就是帝王们祭祀祖先之处；皇城的右边是社稷坛，也即帝王们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地方。前朝后市，就是说，皇城的前部是朝廷，是帝王上朝听政之处；皇城的后面是市场，是都城的商业交易之地。围绕皇城中心所安排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用意在于体现至高无上的皇权尊严。第三，都城的道路必须按中轴线对称铺开，形成经纬交叉式道路网。居中的皇宫位于中经中纬大道的交汇之地。城门则直对着主干道，并由此衔接城外的道路。城内外纵横交错的道路体系构成了京畿通畅的交通网络。都城格局的基本要求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它源自于西周时的“井田制”思想。由此衍生出的都城格局设计理念集中体现在成书于春秋晚期的齐国官书《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些原则也可以在北京城的修建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中国古代城里头非常重视城门，中间是宫殿，一边三个城门，一共十二个城门。城门呢，每三个城门，对着道路。中间呢，正好是一个宫城，就是国王皇帝办公的地方，城门和一般门不一样，城门都是有三个门道，一个城门有三个门道，中间是国王走的，两边有的是左出右进的，两边是老百姓走的，皇帝是中间走的。真正皇帝要通过的地方，都要留成有三个门道。而这个制度呢，中国很早以前就出现了。谁走哪个门，谁走哪个门道，显示一种地位差别。进入了国家，所谓社会就分了层次，人分了层次，分了等级，哪级人该走什么样的门。因此都城是一个级别的产物、社会分成级别的产物。因此在它的城门建筑当中要充分体现出来。这种门道制度，在中国都城是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 除过城门，路的修建也可以在某方面体现古代的都城制度。在皇宫里头也是照顾到用路来切割不同的居住区，不同的功能区。在古代，路也决定了一个都城的结构。找一个都城的中心区域，你就找它最主要的路，找最宽的路。。古代中国路的等级划分是非常严格的。在一个都城主要路宽度是最宽的，其次还有次要路，还分成多条道。最后环绕城墙还要有路，在路中间还要分，中间走皇帝的，两边比如走其它百姓的。皇帝的路叫什么？叫驰道，只能皇帝走，有时候其它人走，不行。得经过皇帝的恩准，他批准你可以走，一般不批准不能走。 再一个它的内涵方面，在都城里头，都有好多礼制建筑。大多是进行祭祀，祭天、祭地等。除了这些祭天祭地的，应该说更主要的还是宗庙，宗庙和社稷，为什么修宗庙呢？宗庙是祭祖宗的，就是因为有我们自己祖先的，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自己。因此，中国这个传统的观念对宗庙的祭祀非常重视。在历代都城里头，应该说宗庙在所有的庙里是占最重要的地位，最主要的位置。越是久远，对中国来说，宗庙在中国的位置，在都城里的位置越重要。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把宗庙当成一种宣传的东西，突出他执政者当前的统治地位，他是最神圣的。宗庙是为了证实他的统治的合法性的。到后来，统治者的统治理念发生了变化，为了体现这种变化，宗庙的位置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为了进行统治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要要突出他自己。因此，要在怎样突出他自己？在都城建设当中，就要突出自己执政的办公的大殿，突出自己中轴线的地位，突出自己居中的地位，居中央的地位，而那宗庙和社稷，都要放在从属地位。 作为都城来说，从礼制建筑可以看到统治者要突出自己办公大殿的中心地位，而且从都城里头的本身自身的一些建筑布局，比如都城里的宫殿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都城的宫殿在每个朝代都是很多的，但是作为中心殿，它的南部是没有其它的大殿的，比如北京故宫的中心殿-太和殿，西汉时的未央宫前殿。这种设计理念，实际上突出它的中心位置，突出它的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这个殿还是最高的殿，其它的台基都在地底下。 这正是反映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统治理念。 中国古代都城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中心。因为古代都城呢，它不但是政治中心，经济的管理中心，军事的指挥中心，还是个文化中心，因为在历来中国古代都城当中，它都是个教育中心。历代以来，没有哪个除了都城之外的城市，比都城的教育规模更大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都城是个文化中心在教育方面的一个反映。 关于以上所说的都城建设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各个王朝的都城制度上充分看到。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夏王朝，该王朝在中期的时候在二里头开始建立都城。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都城。这个夏代都城的确立，应该说在中国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古代的历史被国际学术界承认，应该说二里头遗址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的文明史呢也就向前大大推进。 以后商代又在河南郑州建立了更大规模的都城——偃师商城，这个都城的外面是一个大的城墙，一圈，靠里面还有一圈小的城墙，在最中间有小城，这个城就是所谓的宫城。偃师商城的宫城到偃师商城这个时代，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的都城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商代最晚一个都城，安阳殷墟。这是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个城址。在这个城址南部有一条河流，河流的拐弯的地方就是它的宫殿区，在这个宫殿的西北部，有一个叫西北岗的地方，这里发掘了13座大型墓葬，其中有近十座王陵。有了统治者的活动中心，有了死后的埋葬中心，那么作为都城它应该是最完整的。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古代先秦都城里头最完整的都城。一个完整的都城既要有他生前的宫殿所在地，又要有死后的陵墓所在地，而安阳殷墟是我们目前所知道最完整的一处。 在古代，建筑本身是个等级，建什么样的房子都是有规定的，但是到春秋战国这个时代，应该说正是一个百花齐放时代，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也造成了整个建筑上一种规划上的、归制上的一种社会形态上的丰富多彩。到秦始皇结束这一时期，统一思想，建立了规模洪大的秦咸阳城秦始皇建的都城，确实是非常大的。它的规模呢，应该说，像秦始皇陵（现在我们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当中最大的一座）一样。他的都城如果包括他的离宫也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秦咸阳城在中国古代的都城建设历史上，应该说创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峰。到了汉代，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就在秦咸阳城。 西汉长安城对中国古代影响也比较大。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它是围绕渭水南岸秦代旧宫而建，受已有宫殿和渭河走向的限制，轮廓不清楚。全城面积36平方公里，开十二座城门，每面三门。城内辟八条纵街，九条横街已经形成中国古代所谓豆腐块型的城市结构，用道路一块一块切成豆腐块形式。在它南面有宗庙，来祭祖的；在西南角的下方有社稷，来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的。祭祖是维持自己，要把自己政权好好地传下去；祭天呢是为了保持好的收成，创造一个好的年景。这是古代一个政治思想，一直对后代延续到明清北京城。汉长安城已经筑了两万五千七百米的城墙，这城墙一般高十米，底宽十六米，都是拿土打起来的，夯土。它的硬度和现在砖一样，两千多年了还保存着，应该说呢，这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好的最早的一个城址之一。汉长安城里头最重要的核心地方，就是宫城。其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宫城修建的。如果没有了宫城，其它东西也无从建起，因此呢，我们说一个都城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皇宫。汉王朝的皇宫就是未央宫，在皇宫里的正中间就是它的办公大殿，叫前殿。这个殿呢，，正好在方方正正工程的中心，这就叫择中而立。选择正中间，表示以它为中心，就以前殿为中心。这个中心既包括东西集中，也基本南北集中。前殿之前再不允许有殿，都要在它两边或者在它的后边，前面不能挡着它，这是一种至高无上，一种就是所谓一个国君的一个尊严。汉宫城内的未央宫就是这种布局。通过建筑的安排，建筑物的所处地理位置，来体现出它一个思想。 到了东汉的时候，就把首都迁到洛阳。东汉洛阳城共有十二个城门，东边三门，北边二门，西边三门，南边四门。南北纵行的大街共有五条，东西向横行的大街也是五条，这些大街分别与十二座城门连接。洛阳城有一个特点，在洛阳城的规划里，南北各有一个皇宫，不同时期使用的两个皇宫。早期用的南面这个叫南宫，晚期用的北边这个北宫。两宫并未形成共同的南北轴线，两宫之间和宫内重要宫殿间用架空的阁道相连。这个时期应该说又进入了一个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一个新的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到洛阳城进入北魏时代，宫城所谓皇宫的宫城，有几个就变成了一个。原来都城里不是一个宫城，好多宫城。比如汉长安城里头有未央宫，还有长乐宫。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从多宫城变成单一宫城，是政治成熟化的一个表现，是皇权集中的表现。 三国时，中国分裂为三个政权，其建筑是东汉之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曹魏都城邺城（洛阳）把宫室建在城北，官署居宅设在城南，有一条南北轴线自南而北正对宫殿。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轮廓方正、分区明确、有明显中轴线的都城，对后世都城的发展颇有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北魏统一北方，在洛阳建都，在汉魏故城外拓展外郭，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建三百二十坊，辟方格网街道，为以后隋、唐长安城渊源所在。 隋统一全国后，创建大兴城（唐该称长安），城平面为横长矩形，开十三座城门，城内干道纵横各三条，称“六街”，总面积达84平方公里，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前所建最大的城市。城内中轴线北端建宫城，宫城前建中央官署专用的皇城。在中轴线上有一条长8公里，宽150米的主街，经外城、皇城，直抵宫城正门，北指宫中主殿，气势之壮，前所未有。主街左右用纵横街道分全城为一百零八坊和两市。它是吸收北魏洛阳经验创建的，城市之规整，街道之方正宽阔，宫殿、官署之集中，功能分区之明确，均超过前此之都城。 唐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上的第二个高峰。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成，通过修整城墙，建立城楼，并随后修建了大明宫、兴庆宫两座宫殿，都以宫室壮丽文明，使长安城的规模更加宏大，成为世界第一。唐长安城的设计除了对中国传统观念和北魏以来都城布局的直接继承，设计思想又添加了《周易》中八卦学说的理论。唐代京都长安城，由郭城、皇城、宫城所组成。全城的核心宫城和皇城最受重视，安排在全城北部正中，这是全新的设计。宫城和皇城的东南西三面围绕郭城，主要是居民所在的里坊。长安城最显著的特点是整齐划一：位于全城的北部正中为宫城，宫城内部被隔墙分为三大部分：正中为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太子居住的东宫，西侧是后宫人员居住的掖庭宫。皇城在宫城之南，东西宽与宫城同，皇城内有东西向街道七条，南北街道五条。从唐代长安城，中国古代的都城形成了自己的一条制度。什么制度呢？一个城市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在城市的正中央，然后它的正门，城的正门和皇城的正门和宫城的正门都在一条在线。唐长安城的皇城正门叫朱雀门，向北和宫城正门广阳门相对，又南经朱雀大街与郭城南壁明德门相通，形成了全城的中轴线。郭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郭城内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有纵横街道划分出居民居住的里坊和作为贸易场所的市。城内有两市，位于皇城东南的东市和皇城西南的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建夯土围墙，开八门，内有井字街道和沿墙街道，街道两侧设排水沟。如此严谨有序的城市是前所未有的，白居易云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形象地概括了这座都城的格局，布局特征体现的是以帝王为中心和中央集权，突出政治军事职能，商业性质不强。 里坊规划和贸易市场因工商业实力上升而被突破，标志着城市机能的转变。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封闭式城市格局发生了动摇，工商业逐渐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违背了设计的初衷，却为宋代长巷式布局的城市兴起奠定了基础。 北宋把都城迁到汴梁（今开封）。北宋开封的城市设计和布局，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都举足轻重。它不仅完成了自先秦经汉唐到北宋的都城中轴线的发展，而且经济活动的繁荣冲破了自古以来封闭式的里坊制度，让商业和民居完全走向了融合，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巨大变化，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重大变革。唐代的长安是棋盘式的，坊是居民区，市是商业区，互不干涉，极不方便。说它是城市，却不具备城市的便利功能。而宋代则完全打破了这种界限，把里坊制的围墙，统统改变成开放式的街道。居民们面街而居，把工商业的经营范围扩大到各个角落，瓦市和定期市场贸易的形成。它有皇城、里城、外城三重城墙，它们的周长分别为9里、20里、48里。皇城是东京城的核心，规模狭小，又无法扩展，只能供皇帝办公及与后妃居住，而中央朝署官衙则多分散在里城办公，杂处于居民和商业区之间。自皇城正南门宣德门起，向南经过里城正南门朱雀门，直到外城正南门南熏门的中心大道，宽约200余步，称为“御街”，为全城的中轴线。 元统一全国后，建都城大都（今北京），平面成纵长矩形，面积49平方公里。大都也在城内建皇城、宫城，但和长安不同，皇城并非放在宫城之前，而是包在宫城周围。大都城东、南，西三面各三门，北面二门。元大都是中国古代最后一座按完善规划平地新建的都城，也是惟一的一座按街巷制创建的新都城。全城规划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棂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直达中心阁。在这全城格局的核心地带筑有皇城，中轴在线安排着皇城中最主要宫殿。元大都城的格局准确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基本原则。左祖，也即太庙的位置是在皇城之东，今朝内大街以北；右社，也即社稷坛，建于今阜内大街以北。元大都城的整个皇城即为前朝；皇城坐北朝南，其“后市”商业区就在钟鼓楼什刹海一带。城内道路取方格网式布置，居住区为东西向的横巷，称胡同。元大都城的主要街道呈南北向，与东西干道共同构成了五十个坊。坊内的住宅坐北朝南，用于通行的胡同和小街则沿着南北大街的东西两侧平行展开。相对的城门之间均有宽敞平直的大道。纵横交叉的街道宽窄有明确的规定：胡同六步阔，小街十二步阔，大街二十四步阔。 辽金元清时期，虽是少数民族国家作为统一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但是他们也吸纳了中华民族这个先进的文化。在都城建设上，完全也是这套东西。、当然到了明清时期，既延续吸收了辽、金、元北京城的特点，又结合中国历代都城特点，营建了北京城。北京城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都城一个集大成的作品。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基地上稍向南移建成新都北京。街道、胡同沿用元大都之旧，皇城、宫城、宫殿则全部新建。北京有一条长7公里的南北中轴线，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就成了北京城中轴线的新起点。中轴线仍然是用于设计北京都城格局的依据，紫禁城内象征皇权的前后六大殿也都在这条中轴在线。皇城、宫城在城内中轴线上稍偏南部。中轴线穿过皇城、宫城的正门、主殿，出皇城墙北以钟鼓楼为结束。“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两个基本点依然保持为都城格局的要点。。明朝北京城计有36坊，其中，内城有28坊，外城8坊。坊内外棋盘式的道路网络仍是北京城交通体系的整体格局，仅有个别地方因为自然条件的局限或历史发展的要求形成一些斜街。明在元大都基础上改建成明北京，保存至今，成为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王朝保存下来的惟一都城。明朝北京城对于元大都城的继承与改建，终于将北京城建设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突出的都城范例。北京紫禁城宫殿、太庙、天坛等都是现存最完整最宏伟的古建筑群，是表现院落式布局的最杰出的范例。 清代的北京城基本延续了明北京城的格局，未作重大的改变。 中国的历代朝代中，战国时期的都城采用了大小城制度，反映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要求，西汉长安城将宫室与里坊结为一体，三国时曹魏邺城采用城市功能区分的规划形式。南北朝时代的洛阳城加强了全面规划，为中国古代前期城市建设的高峰－－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起到了先导作用。隋唐长安城将宫室、坛庙和官署位于南北纵轴线的两侧，道路网划分为若干棋盘格，每一棋盘格称为坊，绕以坊城，自成一区。长安城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展示了唐代的建筑技术和文化发展水平。日本、朝鲜等国的都城建设都是仿长安城修建的。元大都的规划吸取了春秋战国时理想都城的规划思想，而又作了因地制宜的处理，由大都城演变而成的明北京城已集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规划之大成，清代在北京城远近郊区大力经营园林和离宫别馆，使北京城为中国封建时代规划和建设的辉煌实例。 以上通过研究中国历来主要朝代的都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的都城都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其平面布局制度的特点十分明显： 首先是整齐划一。以《周礼·考工记》为指导思想，上述著名都城的平面布局，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尤以邺城、长安、北京最为明显。 其次是中轴线纵贯全城。中轴线起源于人们的对称概念，以及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思想，也为都城的整齐划一提供了条件。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元明清的北京城，中轴线都伸延很长，把全城一分为二，左右对称布局。 第三是宫殿为主体结构。皇宫占据全城的要害部位，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而且有宫城相护卫，使皇宫成为全城的主体。宫城不仅与居民区分离，而且宫城的布局也以正殿为主体南北伸延或向四面展开，井井有序。 第四是宫殿建筑高台化。中国都城的宫殿无不修建在高台之上，除防潮外，主要是为占据制高点，维护皇宫的安全和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高于一切。汉、唐长安城的宫殿位于龙首原上，元明清的宫殿人为地建造在高台之上，都是明显的例证。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古代都城，在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在随之发展，其政治性、军事性不断减弱，而商业性不断增强。如在唐建立的市坊制度，在当时有着严格的限制，居民和商肆分离，而到宋的时候，商业经济活动异常繁荣，就完全突破了这种限制。 通过对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演变的研究，我们是否应该感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文明的精深和传承。通过对都城制度的研究，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明发展的渊源以及中国自古形成的文化传统。因此，研究古代都城制度，是研究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考古工作者特别应该重视的一个研究对象。
中外古代城市发展史论文题目及答案
中国古代史还是世界古代史？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通过刚开始的部落制度，到最后的城镇制度，由最开始的土坯城墙到后来的专制城墙。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论文题目及答案
城指的是住的地方，市指的是集市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商场，交易的地方。唐朝之前市和城是没有明显区别界限的。因为商业并未发展到可以和城比肩的地步，没有专业的市。唐朝时商业空前繁荣，于是出现了市，也就是专业化加强了，但这是市和城并没有明显的地理划分，是同步发展的，只是概念上区分开来了。宋朝时市和城分开了，这时专业化进一步加强了，市坊分开，各自发展。（虽然宋政治实在差劲，但不可否认它经济的确很繁荣。）之后就一直是这样发展啦，再再之前的比如什么从聚居地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就不用说了吧？ps：满意请及时采纳~我在升级任务（扭捏中……）
1、了解“市”的形成和发展 （1）西汉：每个城市都设专供贸易的“市”与住宅区严格分开，长安城东西有市。设官员管理（市长或市令），按时开市闭市。 （2）隋唐：长安城有市和坊，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 （3）宋朝：市与坊的界限逐渐打破，店铺随处可设，且早晚都可经营
你好一、单选题应试策略和技巧 选择题知识覆盖面广、题量多的特点，要求考生要踏实、牢固、全面地掌握所学基础知识。同时要培养概括、分析、评价等能力，提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问题的水平。这是做好选择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在具备这些前提条件之后，再辅之以一定的技巧和方法，才能真正答好选择题。 （一）审题方法 能否认真审题，是做好选择题的关键。随着命题技术的进步，选择题的立体感和动态迁移感愈来愈强，迷惑性越来越大。因其答案的唯一性，又不象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那样具有一定伸缩性，一旦审题出现偏误，就会导致全错。认真审核，对选择题尤其重要。 要根据选择题的特点，采用立体式的审题方法，明确题意和要求。其具体要求是： 第一，明确题目结构。要仔细推敲题干，搞清题干中答题项、主干语和条件限定语。答题项是指答案包括的内容和项目，主干语是选项论述的直接对象，条件限定语是对回答内容的各方面限定。 第二，搞清时空范围。根据限定语，特别要注意提取隐性时间信息，明确时限。搞清历史现象的横向、纵向的历史空间和阶段特征，明确题目的时间范围和空间。 第三，搞清基本题型。选择题也有自身特点，根据其特点，明确题目的基本类型，再结合平时的学习和掌握，根据各题型的答题方法进行“对号入座”的思考和把握。 第四，推敲备选项。对备选项要认真推敲。近年来，备选项的干扰性日益增强，需认真分析。通过比较，掌握知识之间的区别，明确选项与题干的关系。 第五，明确理论观点。选择题大都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诸如生产力观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观点、阶级斗争观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以这些理论观点为指导，再进行论证和分析。 第六，明确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根据大文科的观点，历史往往与政治、地理。语文等学科联系，要利用相关学科知识的互补性，作好答题的准备。 （二）解题方法 审题是为答题服务的，在审好题的基础上，还必须运用正确的解答方法。下面结合各类单项选择题的特点和具体内容，对解题技巧介绍如下。 1．最佳选择题 是单项选择题中的基本题型，旨在考查对历史知识理解掌握的准确性，考查辩证思维能力。特点是选项与题干隐含着论点与论据的关系，在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其它选项虽有一定道理，但因不够全面或不合题意而不能成为最佳选项。题干求答项前后，多有“最主要”、“最重大”等表示程度的副词和形容词。是选择题中难度最大的类型。 解题方法：先根据题干要求，确定好题目的逻辑思维关系，即论点与论据的关系。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确定住“最佳”标准，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运用优选法，逐个比较、分析备选项，找出最佳答案。谨防以偏概全的错误，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因果选择题 此类题目，旨在考查综合分析、运用知识的能力。通常将历史现象中存在的不同因素列出，再根据题干的指向列出相应的原因泪的或结果等。考查的角度有两方面：第一种形式由结果推断出原因，其结构是题干为果，备选项为因。第二种形式是由原因推出结果或影响，其结构是题干为因，备选项为果。常用根本原因、直接原因，根本原因、主要原因等表示。 解题方法：此类题目主要着眼于历史现象的背景、条件、结果、影响等方面的考查。要审清题意，明确因果关系，搞清命题意图。同时注意区别根本原因、直接原因、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内外因等要求。切忌因果颠倒，互相混淆，不分主次等。 3．否定选择题（逆向选择题） 此类选择题通常要求选出与史实不符的选项。其特点是题干部分采用否定式的提示或限制，如用“不是”、“无”、“没有”、“不正确”等词语，所以要特别注意逆向思维。 解题方法：解答此类题可采用逆推法，即根据题意，首先找出与题目要求相符的三个备选项，剩下的备选项就是题目要求的答案。解答此类题也可用正向思维或排除法。 4．推理选择题 推理选择题是指对这类选择题可以通过推理达到解题目的。这类题目往往涉及一些规律性问题，考生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掌握，来分析具有同类性质的历史现象。 解题方法：解答这类题可采用推演法，通过必要的推理，来确定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推理时要掌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如历史规律、逻辑关系等。因此，考生平时要注意归纳历史现象，总结历史规律并掌握运用。 5．排序选择题 此类题目是要求考生能根据题目要求，把历史事实或历史现象按一定的顺序加以排列，如时间先后等，其形式有序号式或非序号式两种。 解题方法：巧解此类题可以获得事半功倍之效。采用首尾结合法，首先找出打头的历史事件的序号，找出备选项的代码；再找出结束事件的序号，结合首尾序号，选择备选项符合顺序排列的那一个。若存在相同的备选项，则要比较他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6．组合选择题 此类题目是将同类选项按一定关系进行组合，通常在题于中列出三组或组以上的历史事物，并冠之以数字序号；然后分解组成备选答案作为选项。也以构成否定形式，可据题意从选项中选出符合题于的应该否定的一个组合选项多项选择题取消后，该类选择题有增多的趋势。 解题方法：解答时可采用选基法或列式法。首先，选定一个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答案为基点；然后，依此顺藤摸瓜，选出答案。列式法是将所有选项的委字列竖式，四个选项都有的可确定，其他排除，从而缩小思考范围；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 7．比较选择题 此类题是把具有可比性的历史事件放在一起或把同一历史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放在一起，通过分析、归纳、比较，找出其相同点或不同点。 解题方法：根据题干提供的条件，找出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判断。 材料选择题 此类题目是材料解析题的客观答法。多在题干中提供一则或数则材料，要求考生在读懂材料的基础上．透过材料发其现背后的历史真实和要求，找出正确选项。 解题方法：解答材料解析选择题一般分三步进行：第一，通过看引文的出处和其它有关信息，确定材料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第二，读通材料，弄清材料内容及相关的人物或事件。第三，搞清备选项的内涵及与题干的关系，找出符合题目要求和历史事实的备选项。 9．概念选择题 此类选择题主要考查对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在题干中多提出一个基本概念，选项则多是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或解释。选项多是立足于对历史概念内在规律和本质的把握。 解题方法：解答此类题目，主要从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等方面进行把握，通过对历史概念的定量、定性分析，正确地界定历史概念。同时，在平时要加强对历史概念的学习，准确地理解历史概念。 [page] 二、材料解析题的应试策略 材料解析题解题通常有三个环节：读、找、答。 （一）读：解题的基础 1．一般情况下，应读两遍。第一遍粗读，浏览，了解大意。主要任务有两个，第一，了解材料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第二，注意各段材料的联系，读出材料叙述的核心内。 2．审读设问，带着设问仔细读材料，将材料读懂、读透。 （1）细读材料时要注意具体材料具体分析。如古代史的材料多为文言文，像语文课上分析古文一样，进行字斟句酌，读透材料的本义并挖掘其引申义。世界史的材料多为外来的翻译文，有的句子很长，很难读懂；此时，可按语文课中划分句子成分的办法来处理，先找句子的主、谓、宾语，再找定、补、状语等其它修饰成分。 正确阅读理解材料虽然与语文阅读水平有关，但在阅读理解时必须具有历史意识，运用历史观点，联系相关的历史知识，站在历史知识体系的高度进行阅读。 （2）阅读材料时，一定要认真审读设问。因为设问的实质是为解析材料确定方向，使考生在阅读材料时能够充分提取材料所提供的有效信息。所以明确设问要求，据设问考查的方向重新仔细读材料，是尽快获取有效信息的捷径。 （3）阅读材料时，除读懂材料正文外，还要特别注意提示性文字和材料出处。 这些说明性文字能够提供材料的时间、国别、作者、背景等信息，给考生某种暗示和引导，有时能起到“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效。特别是材料出处如果放在材料前面，就须更加留心细读，它对解题肯定有用。如“以下材料是肥水之战前，前秦君臣对战争形势的分析”，这里就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材料的历史背景。 另外，阅读材料时，还应注意从主体材料（正文）的开头、结尾。省略号两边获取有效信息。材料原文一般很长，试题只能摘录其中一小部分。从某句开始摘录到某句为止，这开头和结尾两句，当然得考虑为答题服务；省略导删去的是与答题无关的内容，省略号两边保留的内容必定是重要的，肯定隐含着重要信息。 （二）找：解题的关键 （说明：在实际解题过程中，“找”与“读”往往是一致的，不需要将两者截然分开。） 1．阅读完全部材料之后，要找出材料之间的联系。一般每一道材料题都有一个中心。即使有些材料解析题的一些材料观点完全相反，它也是围绕一个中心而设计的。找出了中心，然后围绕这个中心，确认材料涉及的内容或对课本知识进行迁移，便找到了解题的突破口。 2．找出材料与教材的相似点。尽管材料解析题具有“新材料、新情况、新问题”的特点，但不管多新，必定与教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把材料中的重点信息与教材的史实、观点相对照，确认材料与教材的哪章、哪节相关联，这样便将材料与教材挂*在一起，挂*准了，解析的大方向便明确了。 3．找出材料与设问的相关点，体会命题者的意图。材料解析题是“史论结合”的典型题目。读材料是为了回答设问，回答设问离不开材料，因为“论从史出”，结论要从对材料的理解、发掘、升华中得出。材料解析题的设问，一定是从材料出发的。所以，读材料时要处处想着设问，把设问放到材料中相互对照。或从材料中找出回答设问的信息；或从设问行文的信息中重新获得读材料时忽略了的重要之处，然后通过分析、判断得出结论。在找材料与设问的相关点时，领会命题者采用这些材料的意图至关重要。 4．审读设问，找出不同材料解析题的不同要求。从近几年的高考题来看，材料解析题的设问与作答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层层发问、逐次诱导的递进式。。即围绕一个中心，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推进。二是归纳评述论证式。三是’97以来出现的要求表述成文的材料题，如’97第44题“南唐烈主”题，’98“巴黎和会”题。弄清设问的不同要求，解答过程中免大的失误。 （三）答：解题的落脚点 1．组织答案时注意的问题： （1）按问作答。注意针对性和具体性。材料解析题多由几问组成，每问具体指向，要根据具体要求组织答案，并根据分值来确定答案内容的多少。 （2）克服思维定势，坚持论从史出。命题者有时为体现自己的学术观点往会选取与教材观点相左的材料，用以考查提取材料信息和把握正确观点力。因此，在回答时，要克服思维定势，对材料作具体分从材料中提取观点。 （3）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准确辨别材料观点误。材料解析题所引用的材料，多是原始史料，难免摆脱封建史学家和资产史学家落后史学观点的影响。必须按照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辨析。 （4）要认真书写。 2．各种类型材料解析题的具体答法： （1）递进式材料题。答好第一问是解题的关键。答对了第一问，其它问会迎刃而解。因此，答第一问要细心，要注意对材料作多方面的考虑，既要多材料的显性含义，又要分析材料的隐性含义，全面考虑问题的正、反面，力求准确。 （2）归纳式材料题。可采用划分段落的办法：先分析材料，长材料分成几段别找出各段段意；短材料分句，找出各句的含义，这样层层分析，有助于将材的有效信息全部提取出来。 （3）小论文式成文式材料解析题。这种着眼于“文字表达”的命题方问方面，第一步提出要求，指示作答的方向；在表述方面，要求成文，有时还了字数限制；在评分方面，采取分档给分的办法。解答这类题，除了对材料题的一般要求外，更应注意： ①由于小论文式的材料题的设问比较笼统，因此，不可能用设问来提示阅读。所以审题时，对材料的阅读要更加求精求细，力求不漏掉任何一个有息。 ②处理材料时更要注意理解，把握其立场、观点，理解所反映的历史现象的特点和时代特征，把历史材料的有效信息融人已学知识的体系中去，才能形成正确结论。 ③回答此类解析题时更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表述成文。它是论文，不是问答题，不能像回答问答题一样。 第二，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最大限度地体现历史学科的特点。历史材料题的最大特点就是“历史”性。不论论据还是观点都应与“历史”有关，抛开所提供的材料、抛开历史知识乱发挥，是不可取的。因此，历史小论文不管是评述题，还是论证题，都应紧扣材料，从材料出发进行回答。 第三，文章应体现论说文的三要素。观点要鲜明，中心要突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清清楚楚；论据要充分，有理有据；论证要有力，有逻辑性，分清层次，条理清楚。 第四，对文字的组织要更加注意抓住关键，高度概括，文字简明准确。文章中主体要明确，时间、空间要清楚，层次要分明。因为此类题一般都有字数限制，所以要求考生在充分理解了材料和命题意图的基础上，打草稿，或列腹稿后，再动笔．以保证语言简练、抓住要害。 [page] 三、问答题解题技巧 1．首先明确问答题的基本结构 通常情况下，问答题是由提示项、限定项、中心项、求答项四部分构成。提示项是对考生回答方式的提示，限定项是对题目涉及的时空范围和情景内涵的规定，中心项则规定了解答所依据的对象和内容，求答项是对回答内容和项目的规定和要求。中心项是问答题的核心部分，提示项、限定项从属、服务于中心项，中心项决定求答项。 四大项共处于一道问答题中，但先后位置和出现的次序不定，四者相互依存、合理统一，共同服务于问答题的考查功效。 2．细心审题 审题对问答题来说，尤其重要。能否审好题，是答好问答题的先决条件。通常憎况下，审题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第一，明确要求。审题首先要明确问答题的类别和基本结构，要正确地找出提示项、限定项、中心项、求答项等，以便完整、准确地把握题意和要求。 第二，确定题型。随着高考问答题综合性增强的态势，其复合性加强。审题时要根据提示项及简述、概述、说明、简析、评价等说明性文字，确定好题目类型，依此确定解题基本思路和答题基本方法。 第三，挖掘题意。根据要求，确定好时限、内容和思考的范围。如1995年“建国后生产关系题”，题目涉及回答的内容有：生产关系变革的步骤、每次变革的原因和内容及结果、理论依据等三方面。考生必须综合建国以来生产关系的三次变革来回答，但有不少考生仅答出一、二次变革。对材料问答题，要明确材料的观点，并搞清观点与试题论证的关系。针对一题多间和分值分布的规定，搞清重点与非重点，并据此确定各部分作答的内容和时间的分配。 第四，审明材料的观点。目前来说，不少问答题是通过材料来创设答题情景的。这就需要搞清所引历史材料的观点，特别是有关材料类的论证题，其观点。结论，多是需要考生论证的论点。否则就会文不及意，离题万里了。 3．筛选要点 在认真审题的基础上，依据题目要求，对教材和学过的知识，进行发散性思维，从材料的组织、观点的运用等方面进行综合、立体的思考，组织好史实，确定住观点。但是，问答题的特性，并不要求全部罗列史实。因此，必须根据题目的指向，对史实作认真的筛选，确定好要点。切忌不分主次的堆砌、移植史料。 4．简列提纲 中考命题的发展，是绝难碰上成题的。因此，编列好提纲，尤显重要。在明确解题思路，组织好材料的基础上，可根据题目要求，迅速编列解答提纲。提纲力求简约，不必详列，自己明了即可。 5．解决难点 考生对问答题的回答，深感困难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高度概括的方法、评论方法、理论认识。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以上难点和重点。 第一，关于高度概括的题目。这类题目跨度大、涉及史实多，突出“归纳、比较、概括”能力的考查。对此应按照题目指向和要求，可用把散见于教材的史实加以筛选。提炼、运用将史实浓缩的提炼式概括法，或采用以时间顺序为纲括法，还可以用逻辑关系为主的概括法，进行概括时，力求概括精炼、全面、准确。 第二，关于评论性的题目。通过提出观点和提供材料，要求给予评论，如“杨贵妃题”。历史评论是历史学科的特色之一，按照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不能离开具体历史条件从抽象原则出发进行空洞评价。一般情况下，根据题目要求和历史要素，运用正确的观点，进行多角度的评价。对材料式问答题，首先据题目的有效信息，从隐含的观点进行评论。 第三，理论认识方面的题目。这方面的要求主要包含在问答题的最高层次“说明了什么”中。目前来说，多数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隐含在题目之中。可紧扣题目要求，运用相关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史论结合，去论证、示题目的结论。 规范准确 一切努力都必须落脚于答案之中，这是取分的关键。制定答案的基本要求是史实的准确性、内容的针对性、要点的完整性、叙述的条理性、语言的简洁性。在内容的组织方面要做到面要宽、点要多、话要短。答案的编写上，要做到“段落化、要点化、序号化”，以求层次清楚，使人一目了然。望采纳祝你好运
中外古代城市发展史论文摘要总结
最早以前在夏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城墙的概念了，到了秦朝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城堡，但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直到宋朝的时候才具有了经济意义，元朝时具有了军事含义。
中国城市规划 从一开始，中国的城市就存在着人为的规划。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 《周礼考工记》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很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这种理论修建的。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成为一种“符号”，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正好符合了统治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是如此的深渊，甚至当代的很多城市规划中仍可见到它的影子。 相比《周礼考工记》的“符号”性，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也有很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这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和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才，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当然，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他们共同作用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富于个性的、人造之城。 西方城市规划 和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明确的指导思想相比，西方城市规划体现出了一种多元性和历史性。我们可以把西方城市的发展大致分成几个重要的阶段（工业革命前）：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每个阶段，西方城市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不仅反映了规划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因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外在缩影。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古典时期），城市的中心是神庙、剧场、竞技场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他们占据着城市的核心位置，而普通的民居簇拥着他们，如同大哥手下的小弟。如雅典和罗马都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城市结构。它反映了当时神、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种关系，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人神合一”的思想，以及公共性对当时社会的重要性。 中世纪的欧洲是“黑暗的欧洲”。这一时期，天主教教会的势力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利（包括王权）之上；人们处于一种极度的愚昧状态，知识的拥有权掌握在少数神职人员手中。这反映在城市规划上，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几乎没有经过规划，大部分城市处于自发形成的状态；城市缺少普通居民公共活动空间；同时，教堂处于绝对统治性的位置，它往往处于城市的高地上，而且其本身的高度也是其成为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统治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同样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思想的变化。随着“人本主义”的回归，人们开始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随着神的仆人光环的暗淡，教堂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渐地被淡化。城市变得更加宜人：公共活动场地的出现，市政厅地位的提高，以及著名的，文艺复兴式的大拱廊都成为了这一时期欧洲城市的标志。其中著名的城市包括：佛罗伦萨和西耶纳。 西方城市发展的下一个时期是：巴洛克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很多国家，如法国正处于国力最昌盛的阶段，正如我国的唐朝一样，统治者开始希望炫耀王权的伟大和国家的富足。于是在城市建设上开始出现“大广场”，“大宫殿”等现象，这种“大尺度”在城市中往往扮演着一个“破坏者”的角色，一方面为了建造他们必然要拆除掉很多原有的建筑，另一方面他们的宏伟尺度也会使原有的周边建筑显得“娇小”。这些大家伙不是为普通生活准备的，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自我表现”。 作为一种对于居住环境的最高期望和美好理想，每种文化都对理想景观有独特的理解和想象，神话与宗教是原始的哲学和宇宙观，是人类早期的一种文化思想，它们同所在地理环境中人类对生活实践的认识和经验紧密联系。神话传说中的理想生活模式是人类早期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现实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西方古代城市对比： 从一开始，中国的城市就存在着人为的规划。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周礼考工记》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很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这种理论修建的。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成为一种“符号”，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正好符合了统治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是如此的深渊，甚至当代的很多城市规划中仍可见到它的影子。相比《周礼考工记》的“符号”性，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也有很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这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和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才，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当然，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他们共同作用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富于个性的、人造之城。西方城市规划和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明确的指导思想相比，西方城市规划体现出了一种多元性和历史性。我们可以把西方城市的发展大致分成几个重要的阶段（工业革命前）：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每个阶段，西方城市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不仅反映了规划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因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外在缩影。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古典时期），城市的中心是神庙、剧场、竞技场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他们占据着城市的核心位置，而普通的民居簇拥着他们，如同大哥手下的小弟。如雅典和罗马都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城市结构。它反映了当时神、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种关系，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人神合一”的思想，以及公共性对当时社会的重要性。中世纪的欧洲是“黑暗的欧洲”。这一时期，天主教教会的势力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利（包括王权）之上；人们处于一种极度的愚昧状态，知识的拥有权掌握在少数神职人员手中。这反映在城市规划上，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几乎没有经过规划，大部分城市处于自发形成的状态；城市缺少普通居民公共活动空间；同时，教堂处于绝对统治性的位置，它往往处于城市的高地上，而且其本身的高度也是其成为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统治点。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同样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思想的变化。随着“人本主义”的回归，人们开始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随着神的仆人光环的暗淡，教堂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渐地被淡化。城市变得更加宜人：公共活动场地的出现，市政厅地位的提高，以及著名的，文艺复兴式的大拱廊都成为了这一时期欧洲城市的标志。其中著名的城市包括：佛罗伦萨和西耶纳。西方城市发展的下一个时期是：巴洛克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很多国家，如法国正处于国力最昌盛的阶段，正如我国的唐朝一样，统治者开始希望炫耀王权的伟大和国家的富足。于是在城市建设上开始出现“大广场”，“大宫殿”等现象，这种“大尺度”在城市中往往扮演着一个“破坏者”的角色，一方面为了建造他们必然要拆除掉很多原有的建筑，另一方面他们的宏伟尺度也会使原有的周边建筑显得“娇小”。这些大家伙不是为普通生活准备的，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自我表现”。
1、了解“市”的形成和发展 （1）西汉：每个城市都设专供贸易的“市”与住宅区严格分开，长安城东西有市。设官员管理（市长或市令），按时开市闭市。 （2）隋唐：长安城有市和坊，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 （3）宋朝：市与坊的界限逐渐打破，店铺随处可设，且早晚都可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