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世界史的论文1200字怎么写

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如所周知，「枢轴时代」（Axial Age， 800-200 B C）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观念。他指出在那个时代，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西从东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华北，南至印度的恒河流域，都曾同时产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他原来的构想中，中亚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出现也是包括在「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　，不过近年来学界对祆教是否开始於那个时代，已有怀疑与争议。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我们仍然可以说，世界三个主要文明，西方、中国与印度，在它们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　　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对历来有关「枢轴时代」的认识与研究，作一些大略的检讨，更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对这时代的历史意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看法。　一　西方学界对「枢轴时代」的看法　　西方学界第一次注意到「枢轴时代」这个历史现象是十九世纪初叶。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J P Abel-Remusar）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在古代东西几个主要文明的区域　，大约同时发生空前的思想跃进。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拉苏斯（Lasaulx）在他的论著　已经把这个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去反思。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文化历史现象，虽迭有讨论，到今天，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仍未给予这现象应有的重视，推究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承袭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一向是从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构去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很难看到非西方地区（如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思想跃进有何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影响，韦伯（Max Weber）所代表的学术传承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如所周知，韦伯对非西方世界几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发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但是因为他的思想架构是建筑在西方文明特殊发展出来的理性观念上，他虽然对中国与印度传统文化都有专著，却并未重视这些文化在「枢轴时代」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的影响。　　韦伯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传人，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50与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观念为出发点，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统一的演化架构内作比较研究。不错，他也曾提到公元前六世纪以後在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圈内发生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但谈到古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他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与以色列是他所谓世界文明演化的「苗　社会」（seedbed societies），而中国与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韦伯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是二次大战後在西方盛行的现代化观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学界的一条主流思想。这条主流思想在近年来，透过贝拉（Robert N Bellah）对宗教演化（religious evolution）的论著，特别是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较文化研究，开始正视「枢轴时代」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对「枢轴时代」的认识是否会对西方学术主流产生影响，尚在未定之天。　　这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学术主流之外，对「枢轴时代」这观念也有一些反响，这　最重要的当数西方现代思想家佛吉灵（Eric Voegelin）巨著，《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佛氏完全不同意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对「理性」这观念所作的狭隘理解，因此他在评¤世界文化的发展时，可以对「枢轴时代」作相当同情的了解，但问题是他跳出了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的小框子，却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以古希腊与希伯来的精神思想为本源，从这本源的深处他吸收了一些对宇宙与生命的感受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此为根据他纵览世界文化的各主要发展，给予古印度与中国文化在「枢轴时代」所出现的思想跃进很高的评¤，但最後就生命与历史的　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认为後者可以与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在同时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相提并论。　　上面说到在西方学界主流内外对「枢轴时代」这一论旨所产生的一些反响，但这些反响却经不起西方学界在近三十年所涌现的一股强大思潮的冲击，这股思潮就是一般泛称之为後现代主义。这股思潮在两方面对「枢轴时代」的讨论间接地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後现代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否认主体意识对了解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而主体性的重要性正是「枢轴时代」论旨的一个前提：这个时代的出现正由於当时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体意识产生了突破性变化，否认了这个前提自然使人无法看到「枢轴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後现代思潮与「枢轴时代」论旨都重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但後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高低发展之异，而前者则因为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而否认不同文化之间发展程度的高低差异性。二者在这方面观点的不同，自然使得「枢轴时代」这观念在後现代的思想圈　没有引起兴趣。　　上面的讨论不但使我们了解为何「枢轴时代」的论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学术界与知识界受到广泛重视，同时也可反衬今天重提这论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一方面它可帮助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认识「枢轴时代」这个文化现象，我们也可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进而看到人类的一些共有经验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区　形成内容不同的思想跃进，而这些跃进给此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二　「枢轴时代」的起因　　探讨「枢轴时代」这个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会问，为何这个现象发生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地区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这个现象在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同时出现？原因是甚堋？这发生缘起的探讨当然是重要而且极饶兴味的问题。西方学者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认识这现象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些学者曾以文化散播（cultural diffusion）的看法作为答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文化现象先在一个地区出现，然後散布到其他地区。鉴於「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在不同的文明地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与思想内容表现，这种文化散播的说法当然很难成立。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各文明的历史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刺激与回应去解释「枢轴时代」思想突破的出现。例如德国学者亚佛得．韦伯（Alfred Weber）就曾指出公元前2000-1000年间，印欧游牧民族从今日俄国南部向外移动，四处迁徙，在公元前1000年以後开始与当时几个主要文明地区接触而产生冲击。因此他认为这种人口大迁移所造成外在环境的刺激足以解释为何印欧民族迁徙所至之处，当地人民受到震荡，对生命产生新问题与新思想，由此而有「枢轴时代」的思想创新。　　此外，欧洲学者魏尔（Eric Weil）也曾经从环境论的观点提出类似的解释。他指出「枢轴时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各文明发生崩解的过程中产生。这不是偶然，因为答案补充太多了，你自己到/clcjxs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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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世界史的论文1200字怎么写的

不少人认为，如果站在今天的“国际化”学术视角来看，“中国古代文论”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文人士大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审美趣味的话语表征而已，其价值与意义早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隐没于历史深处了。因此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无需追问当下意义，更不要说什么意义的“现代转换”，正如考古一样，纯粹是为研究而研究。在我看来，这种研究立场是可以商榷的。我甚至更愿意相信：就像西哲眼中的古希腊神话与艺术一样，中国古代文论也具有“永久魅力”，至少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依然具有重要启发性。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展开讨论：近百年来，我们的现代学术研究是以现代学科划分为依托的，而现代学科划分基本上是西方近现代学术演变的产物，体现着西方人的思考方式与言说方式，故而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对西方的效法与模仿。这种效法与模仿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就是所谓“新学语”的形成。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系统是一系列来自西方（往往是通过日本）的“新学语”支撑起来的。就其能指而言这些学术语言依然是汉语（或者是被日本人重新组合了的汉语语词），但其所指却是中国传统学术中很陌生的思想。诸如哲学、理论、抽象、本质、表象、参照、承认、否认、动机、对象、法则、肯定、否定、审美、身份、社会等等在我们的学术言说中不可须臾离开的基本词语都是来自日语，可以说，离开了从日语转借来的西方学术话语，我们甚至无法展开有效的学术思考和言说。在这些“新学语”的基础上，我们现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在运思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基本上也主要是接受了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与价值诉求大都被我们遗忘或抛弃了。这一点，在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尤为突出。看看古人留下的经史子集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古代形之于文字的言说无非是下列几项：立言类、释言类、记事类、抒情类、鉴赏类、考辨类。立言就是表达一种思想观念，子书大抵属于此类；释言类主要是对前人立言的解说与阐发。记事就是记载实际发生过或者传说中发生过的事情；抒情类就是抒发怀抱的；鉴赏就是对于诗文书画以及人和事予以评说；考辨类就是对文献典籍或名物制度推敲事实、纠谬辨伪的。古人的这六类言说方式之中只有立言类、释言类、考辨类属于学术研究范畴。那么其中有哪些得到了现代以来的中国学界的继承呢？在我看来只有考辨类的方法受到普遍认同。现代那些被后人称为国学大师的人物，如王国维、章太炎、黄侃、陈寅恪等都是在这个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又如在现代学术史上影响很大的“古史辨”派的疑古之论，比如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也主要是受到宋儒郑樵和清儒崔述求实辨伪精神的影响才形成的。这说明中国古代的考辨精神及其方法得到了现代学者的认同。时至今日在涉及“古”字的学术领域，乾嘉学派依然受到推崇，甚至有学者认为倘若不做些考据功夫，学问就缺乏根基。言外之意，惟有考据乃为本色，乃为当行，堪称真学问。那么为什么古人的这种考辨精神在现代学术界能够大放异彩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恰好符合了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史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精神。其实许多西方思想家早已认识到了这种实证主义的局限，将其视为科学主义或工具理性的产物，并强调人文领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的独特性。中国的学者中那些头脑清醒、识见宏博者，如钱穆、徐复观等人，亦早就指出，为考据而考据，或者没有思想指导的考据根本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在古代文论研究中，考证、注释、校勘、钩沉、辑佚等等只能算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更有意义的应该是发掘古代文论话语中蕴含的当下意义，亦即“永久魅力”。那么古代文论的“永久魅力”究竟何在呢？首先是言谈本身的审美性质。古人的文字书写，不管属于哪个类别，都追求语言文字本身的审美效果，于字里行间浸透了一种感染力。“诗文评”话语就更是如此，许多评论文字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诗歌或散文。现代学术文字却越来越趋向于干巴、冰冷与艰涩，好像惟其如此才显出学问来，还美其名曰：这是学术语言。其实深刻的道理完全可以通过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其次是言说者个人的真情实感与生命体验。古人立言也罢，抒情也罢，记事也罢，无不讲究个人风格，而个人风格是建立在言说者对其所说的事与理的独到体验与感受之基础上的。现代学者受西学影响，借助于构造出来的一些概念、规则、逻辑来宰割事实，将事物对象化，从而将原本活泼泼的东西置换为死气沉沉的词语网络，把僵死的概念误当作具体性存在。借用海德格尔的方式说，在古人那里事理是自然涌现出来的，而在现代学者这里事和理都是被强行建构出来的。第三是学术根本观念上的知行合一精神。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学问根本上是知行合一之学，学即是用，用即是学。这里的根本之处有二：一是不做无用之思，即其所学都能够为人的生存提供某种意义，拒斥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之思。二是其所言说或者是已然做到的，即身体力行的，或者是可能做到的，即具有引导意义的，不去追问与人无关的问题。第四，在言说方式上，中国古代文论善于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例如细微的审美趣味或诗文风格、心理体验、语词与音调之韵味，都是难于用语言准确传达的，在这方面古代文论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能够“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用迂回、隐喻、象征的方式令人体悟到其所欲言说的那种情境或状态，而避免笨拙地试图用语词直接把对象界定清楚。第五，在运思方式上，古代文论主要凭借“体认”和“涵泳”方式来把握对象。这种运思方式的根本之点在于：全身心投入，使判断力与想象力、理智与情感、普遍知识与瞬间体验相结合，达成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这里的关键是“自得”，即从自家心灵深处产生出来，而不是从外边得来。这种运思方式不是纯粹的客观认知，而是一种内心世界的整合与提升。第六，中国古代文论的最高价值追求不是什么文学创作的规律、审美特性之类的认知性结论，而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融道德、哲学、艺术于一体的精神境界，是人与世界浑然一体的状态。您正浏览的文章《中国古代文论的永久魅力 - 雷火范文网》由雷火范文网（）整理，访问地址为：

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物质文明，也没有绝对独立的精神文明，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 /html/zhexueqita

参考相关的文献资料啊，像历史学研究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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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场的形成从新航路开辟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现在。

凯末尔改革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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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场的形成从新航路开辟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现在。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三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四要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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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考试说明》中一项重要的能力要求，就是“再认、再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尤其是在高考复习中，必须重视历史阶段特征的教学。什么是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呢？概括起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和每个时期的不同阶段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国际关系、思想文化等领域呈现的带有普遍性的基本特点。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阶段特征，这是历史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方法之一。不懂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和阶段特征，不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分析历史的阶段性与阶段特征，就不会懂得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因此掌握这些阶段特征，对于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就世界近代史的基本特征，作一概括说明。世界近代史是从１６４０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史学界还存在着不同观点，尚未形成定论。１９９５年新编订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仍以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而１９９６年秋季启用的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则从１４、１５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讲起，将这段历史作为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折，作为世界近代史正式到来前的序幕。从１４、１５世纪到１７世纪早期，欧洲正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的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工场手工业已经兴起，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正在解体。国际关系方面，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开辟新航路，侵占掠夺殖民地，成为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天主教会和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在阶级关系上，一方面是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更加高涨，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取得政权，１６世纪后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独立后的荷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世界近代史的第一阶段是从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１９世纪早期的拉丁美洲独立革命，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一些先进国家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英国、法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通过民族独立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这一阶段欧洲和亚非的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封建社会或更早的社会阶段。欧洲的一些封建国家如俄、普、奥等国的君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１９世纪早期的反法同盟和拿破仑的战争即是突出事例。亚洲的封建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日趋腐朽没落，成为西方各国的侵略对象。在生产领域，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资本主义各国占主流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工场手工业，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没有明显分开，由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着工业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各国的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社会巨烈的变革时代，欧洲思想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为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了一套政治构想。在国际关系方面，英、法、荷等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大肆殖民扩张，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殖民地和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最后英国取得了霸权地位。英、法、美、拉丁美洲各国进行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未走向成熟，所以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金融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新贵族，在美洲则是“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资本家”——种植园奴隶主，或封建的大地产者。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反扑，各国都采用了暴力斗争的手段，革命经历了反复和曲折的过程，资产阶级充分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人民群众起了革命的主力军作用。这些就构成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１９世纪早期至７０年代初，是世界近代史的第二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最终确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发生在这一阶段的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冲垮了反动的欧洲封建统治秩序——维也纳体系；俄国、日本通过改革，德国、意大利完成国家的统一，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消灭了黑人奴隶制；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数国家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轨道，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这些地区，引起这些国家政治、经济上的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１９世纪中期，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相继完成，德、俄、日、意等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使各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１８５７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表明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形成。工业革命使各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造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由于无产阶级政治上无权，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工人运动的特点表现为暴力斗争为辅，政治斗争为主，并加强了国际团结，由自发性斗争转变为有组织的斗争。第一国际的成立和巴黎公社革命把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思潮，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发为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社会思潮。在国际关系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和侵略，使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数国家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亚洲出现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的强大革命风暴。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成为１９世纪中期世界的三大进步潮流。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自由资本主义推向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近代史也进入到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广泛用于生产，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生产的发展，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产生了垄断组织。垄断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以科技为先导，以垄断形式组织，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成型的表现。总之，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后，进入了成熟、稳定和繁荣时期，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那种认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和全面衰落的观点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也不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的现状。各国在政治上进一步调整了社会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政治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如英国的自由主义革命，法国共和制的确立，英美等国的两党政治，就连奉行专制制度的日、俄、德等国，也先后颁布宪法，建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改善，各国先后完善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政治，这些因素导致了工人运动自巴黎公社失败后具有新特点，即以有组织的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经济斗争为主，以罢工为主要斗争形式，各国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纷纷建立。这一时期各国的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被列宁称为“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由于一些国家的工人政党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导致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泛滥，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对修正主义者展开斗争。这一阶段，亚洲各国除日本外，全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非洲大陆几乎被列强瓜分完毕，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各国也受到英国、美国的经济侵略，实际上成为依附英美的半殖民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的加拿大早已成为英国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为主。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再次掀起了新高潮，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与革命，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被列宁称为“亚洲的觉醒”。资本主义各国在向帝国主义过渡中，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后起的美德迅速超过老牌的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各个大国之间矛盾激化，错综复杂，形成同盟国、协约国两大军事侵略集团，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最终爆发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世界历史发展到新的时期，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结束和世界现代史的开始。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划分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