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论文摘要

加强推广的力度，广度征集适合学习该音乐的人员，好好培养对不适合者，也不应劝退，教其所有内容传统经典曲目要原原本本的传承，对于原先已有的版本，分弟子传授对原先不具有成文资料的尽可能早地转化出资料，以多种形式保存，对原已有的保存形式，即使不是文字、图片，往往是这些方法，也体现了传统音乐的独特韵味至于在原有音乐的改良问题上，与原有音乐要区别对待，比如原bai叫作xxxx，新作，经过学术认证后，要叫作xxxx1或xxxx2，或新名，要记录修改的起因、目的或好处、公认的时间，总之要作明细的档案管理，才能为后人的再创作或修改积累经验传统音乐还是应该坚持个别传授，才能更好地保有原生态风格

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论文摘要怎么写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一、历史回声定位：重回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器乐文化身份所谓历史回声定位，就是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与思考问题。而历史的语境，则是指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大背景。其直接所指，就是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以及在这种典章制度之下的文化样态。仅就这一点，就足让人望而却步，因为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至少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内容。我们既往的乐器史研究，往往只关注乐器本身的形制和当下的功能用途，很少将其置入生存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解读，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比如我们当下所见的一些所谓“乐器”，可能在历史的源头上并不仅仅是奏乐的功能，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假如我们对当朝的典章制度及礼乐文化一无所知，对该乐器的研究就必然要失之粗浅。周公制礼作乐，确定金石之乐作为两周国家礼乐制度的代表，共行使四大功能：即礼器、祭器、重器、乐器的功能。遗憾的是，此前多数学者的研究对前三个功能往往忽略不计，对先秦金石之乐历史文化身份的认识难免失之偏颇。项先生的《对先秦“金石之乐”兴衰的现代解读》一文首先阐释历史语境，在深入揭示两周礼乐制度的实质之后，否认了学界一以贯之的“礼崩乐坏”引发金石之乐“断层”的论断。他指出，“礼崩乐坏”非但没有葬送金石之乐，反将其推向更辉煌的舞台。由于周代的乐悬制度只规定了乐器摆放的方位（宫、轩、判、特），并未规定乐器的数量，如此，“礼崩乐坏”直接导致了金石之乐数量的内部扩充（从最初的２件逐渐扩充至4、8、16、32、64件），最初只用于礼乐的乐器组合也兼用于俗乐。东周末期，诸侯国大量涌现，金石之乐被作为阶级地位等级的象征而广泛使用，且陈列地点已经不仅限于朝堂，而延展至庙堂、厅堂等，所奏之乐当然也早已超越礼乐之范畴。就这样，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在礼俗兼用的双重作用下，以金石之乐作为主导，与它种乐器组合使用的乐队形式走向辉煌。然而，由于金石之乐的自身局限，以及作为重器功能的逐渐缺失，是金石之乐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然而，随着“以乐观礼”及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并结合近几十年来大量金石乐器的出土为据，项先生又对其原有观点做出修正。在《“合制之举”与“礼俗兼用”——对曾侯乙墓乐悬的合礼探讨》⑧一文中，项先生认为西周末期乐悬的内部扩充并非是“礼崩乐坏”的产物，而是合乎周礼之举。乐悬制度（只规定方位不规定数量）为后世金石之乐的“合礼”扩充预置了空间，乐悬用途不断扩展，祭礼、多礼乃至礼俗兼用，日益增加的用乐量为乐悬的内部扩充推波助澜。因此，曾侯乙乐悬为合礼之制下的产物。此外，项先生的《乐户与鼓吹乐》⑨一文通过对鼓吹乐与乐籍制度的关系、鼓吹乐的]化，以及鼓吹乐对民间音乐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辨析，认为乐籍制度与鼓吹乐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鼓吹乐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影响深远的音乐品种。而在《对‘活化石’乐种的思考》⑩与《拓展‘西安鼓乐’研究领域的一点思考》?辊?辑?讹两篇论文中，他又通过对古琴、福建南音、西安鼓乐、五台山佛教音乐等几个“活化石”乐种的历史命运的探讨，将乐种的功能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得出结论：多数音乐品种（如乐种、曲种、剧种）其实是国家礼乐制度（乐籍制度）下的音乐文化样态（如历史上宫廷、地方官府、军旅之中的礼乐、军乐、教坊乐等），随着社会的变迁积淀在民间，正是这些乐种的综合体承载着中国乐系的血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才会真正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性。我们既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各乐种的个体性与差异性，而忽略了在大一统国家礼乐制度下所呈示出来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换言之，我们缺少的，正是以更为宏观的视角，从历时与共时的视角来认知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任何一个文化事像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假如我们一以贯之地只关注到研究对象之表象，而忽略其文化土壤与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客观、全面的认识。由此带出一个重要话题：音乐史该如何书写？对于音乐史长河中的种种案例和事像该如何解读？一句话，应该让那些尘封了数千年的音乐往事重回当年的历史语境，将其再次植入当年的文化土壤（国家制度、文化背景、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等），历史的枝枝叶叶才有可能鲜活，也才有可能尽量接近历史的真貌。只有运用“历史回声定位”的视角，去审视礼、乐、器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文化关系，我们对传统乐器文化身份的认识才能渐趋真实。二、“古”←→“活”结合：以双向考察模式为乐器文化研究接通血脉这一研究视角着力强调乐器研究的双向思维，即古代乐器向当代追寻，当代乐器向远古求溯，接通古今乐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源流脉络，以客观、严密的考证，一方面厘清远古乐器文化在当下的遗存变

谈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展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领土辽阔、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如何对待自己的音乐文化遗产，我们上要对得起祖先，下要对子孙万代尽义务。面向世界，我们也负有历史责任。什么是“中国的传统音乐”呢？概括起来是指在中华民族大地上历代产生并大多流传至今和在古代历史长河中由外族（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传入并在我过生根发展的一切音乐品种。华夏大地上传统音乐源远流长，这是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我过传统音乐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机地把历史的纵深感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逐渐形成了多元的音乐文化现象。某个民族、某个地区的传统音乐，若从纵的关系来看，有着历史的继承性，从横向关系看，则是有地域的同一性，以及作为它存在方式上的排他性及稳定性。因为如此，一个民族的音乐方能保持浓郁的民族风格，一个地域的音乐才不致失去独特的地方色彩。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由于其稳定性，形成了顽强的延续性，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我国传统音乐的稳定性，还表现在它自身特有的凝聚力上，我国传统音乐和其它文化一样，从本质上看也有两种内容。一是在属于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传统音乐，一般都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是应当继承的，在统治阶级的传统音乐中，有的应予淘汰，也有一些是带民主性的，亦属继承部分。能有如此多的传统音乐传承至今，说明传统音乐中，两种内容相互渗透、且互相联系

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论文摘要

中国民族音乐独具魅力，必定要提高民族音乐素养。女子十二乐坊曾在中国辛苦打拼了几年，现在工作基本都在日本，因为在日本的境遇和在中国简直一个在天，一个在地真的很悲哀，所以还是要弘扬传统音乐的同时在经济上追上人家，才有发扬的机会，人人都关心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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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名称　　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　　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　　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

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论文

引用旧时欢爱的回答：音乐永远是民族文化中的那唯美的一面，在乐器的缓缓鸣奏中，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感，无形之中乐曲的深处流淌着的是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精髓。。。每每听着古典音乐的响起，那种悠扬，那种独特的中国风，心灵深处的有着不一样的触动，虽然听不出《高山流水》的知音难觅，品不到《春江花月夜》的清丽奇幻；但是依旧为凄凉忧伤的《二泉映月》而伤怀，被《霸王别姬》的悲凉豪迈而震撼。。。。他们再现了古代的情感生活，过往的抑郁悲愤，那时的英雄儿女，跨时代的哲理思考，都是那么地多情，那么的发人深省。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宗教音乐：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基督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化、教仪化。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如今古典民族音乐的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历来重视音乐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普通教育中将音乐作为正规课程列入期间，则是清末才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以“请开学校折”上书光绪帝，提出了废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此后几年间，新式学堂陆续开设了唱歌课，从而在普通学校中形成了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至此，学堂乐歌成为我国一个新文化即将实行切换的关键时期。1927年采用德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建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均依照德国音乐院校的课程内容上课，学生们演奏我国传统乐器也是用现代方法演奏。当时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虽然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中国音乐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未能把传承中国音乐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因而对多数教育者来说，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隔和影响。虽然在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有利措施，但从学校音乐教育的整体来看，民族音乐尚未能取得其应有的主体地位。这不仅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今后的民族音乐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和观念及外来文化的侵入，使得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教育传承之间存在割裂、脱节现象，这就造成了国民对民族音乐的不重视，而使民族音乐文化处于不断滑坡状态。因此，学校教育应该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大历史使命。民族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文化形式的综和，同时又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文化里包括了多种文化，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现象，其中也体现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文化、民俗、语言、美学观点，同时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思，其所涵盖的情感和精神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与思想，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这样说过:“民族传统有机的继承，唯有从我们的民间音乐中才能找到。”意思是说，作为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继承的价值，民族音乐教育同时也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意义。音乐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教育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教育是不可行的，没有教育的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实际存在价值，教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分不开的。毋庸置疑，民族音乐文化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几千年来的中国音乐史及现代的音乐教育现状看，我国音乐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必须以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为主，如果把西方或者其他流行音乐当成主流，而将民族音乐作为附庸的话，必然会带来民族音乐衰退乃至消亡。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要使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就要强调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要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改善教育措施是关键。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传统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就像我们的母亲河每年断流一样，民间音乐中的许多品种也出现了断流，濒临绝灭。流行音乐充斥着中小学音乐课堂，民族音乐教育被忽视。专业艺术院校招生和业余器乐考级中，报考西洋乐器和报考民族乐器的人数惊人的悬殊。更令人痛心的是多数学生都不会欣赏民族音乐的美，甚至对教材中的民族音乐持排斥态度。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用历史追朔法分析这些现象不难发现：（一）近二十年来受外来文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各种媒体播放民族音乐的比例较少，流行音乐所占比例较大，加上港台流行音乐的推波助澜，使得很大一部分学生趋之若鹜。致使我们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追星族与歌迷越来越多，而民族音乐的爱好者却越来越少。青年学生只知道四大天王、超级女生，对民族音乐知识可以说了解甚少，说不出几种民族乐器的名称、叫不出几位中国民族音乐家的姓名；（二）应试教育长期不重视音乐教育，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指导音乐教学。致使音乐教育无法执行教学大纲，更无法完成规定的内容。音乐教学科研不足，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没有改变，致使学生对音乐课丧失兴趣。二、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具体措施长此以往，没有青少年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发扬光大，民族音乐将会失去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发展民族音乐教育，提高民族音乐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学校责无旁贷地成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振兴民族音乐的主要阵地。在教学中发挥民族音乐教育的优势，陶冶学生情操，增强民族意识，让绚丽璀璨的民族音乐自立于世界之林，乃是当前音乐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怎样落实呢我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抓起：（一）以情感教育为主线，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感情。通过学习一些带有典型民族风味的歌曲，在掌握和灌输民族音乐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音乐离不开民歌，民歌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的道理，使学生从心理上崇拜民族音乐，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感情。我国民歌浩若烟海，内蒙民歌的豪放、辽阔，江南民歌的婉转、秀丽，陕北民歌的高亢、奔放，云南民歌的明丽、清新，新疆民歌的活泼、欢快，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中得到丰富的体验，体味到各民族的风俗民情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学生对这些民歌创作根源的追溯，会对民族音乐产生由衷的热爱之情。有了这样美好的感情，就会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浓郁的兴趣，为学校进一步实施民族音乐教育打下浓厚的情感基础。（二）以民族音乐的欣赏为契机，增强学生的体验能力，体验民族音乐所塑造的意境，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形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教师有意识地选择欣赏曲目，做到有浅到深、由表及里地对学生实施教育。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怀着由衷的喜悦去吸收民族音乐的营养，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很有市场前景，关键是要有好的作品和市场运作。我认为，当前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存在着创作和市场两个问题，需要下大功夫解决。“中国民族音乐的作品不够丰富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由于民族管弦乐的乐器和编制的特性，你不能用西洋的配器方式来写中国民乐作品，而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有许多却还是从西洋乐团的配器移植过来的，这样的作品并不适合民族乐团演奏。民族音乐的市场开发问题也十分明显，从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的演出看，实际上民族音乐有市场，但国内缺少推广民族音乐的机制，没有专门的人才和经纪公司向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民族音乐。” 古典民族音乐的传承也许还要走很远，但是我们必须不停的寻找契机，为民族的文化作出应有的保护，更要作出应有的创新，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去认识我们的音乐文化。

音乐是人们澄静的心声，是自然空灵的天籁。　　世间有那么多的乐曲，但恐怕只中国古典民族音乐能将其中的真谛尽数彰显出来。　　何尝不是如此！那宫廷音乐，少了清新，多了奢华；爵士乐，少了柔美，多了繁杂；流行音乐，更是少了超然，多了浮躁。　　而中国古典音乐，至高，至圣，至纯，至美。绝不张扬，却声声柔亮，潜入人心。绝不神秘，却层层深入，别有洞天。它不求太多，只愿将中国古典传播流转，正因如此，无论黄土高坡，还是江南水乡，都有了它的存在。　　静坐竹亭，弹奏古琴，想必古人便是在这种情境之下弹奏出那一曲曲的清音雅韵。　　爱古曲，爱高山流水之通灵，渔舟唱晚之闲适，二泉映月之绵长，阳春白雪之圣洁。　　赏民乐，赏梁祝之哀婉，关山月之豪放，姑苏行之明快，雁落平沙之悠扬。　　而这些都是由中华五千年来的文化积淀所传承孕育的。渔歌唱和，流水清音，亲友别离，追忆斯人，人与自然相呼应，自然与文化相融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底蕴都融入了古典音乐，传递所思，所感，所想。洗礼着人们的心灵，诉说着别样的文化……“中和”之美是一种以“和谐”为本质特征的审美类型，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意蕴含蓄、典雅，情感力度适中，文与质、情与理等各种因素和谐统一。　　中华民族是以儒释道互补为传统文化基础的，受先秦“尚中”“尚和”和孔子“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同传统文化的丰要思维模式，从诗词文章、书法绘画、园林建筑到音乐戏曲等等，都受到“中和”精神的深刻影响，并都放射着“中和”精神的光芒。　　统观我们高中音乐鉴赏的教材，凡人编的中同传统音乐，从古琴曲到古琴文化，从甫代歌曲到唐诗宋词，从民歌到民间器乐曲，随处都能找到“中和”之美清晰的影子。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　　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　　一．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　　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　　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　　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　　二．对西方音乐的认识　　《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　　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 Night in 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　　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　　四．音乐对人的影响　　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为情节展开，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　　五音乐与素质教育　　音乐的最大功能是从精神上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生命的围墙，把视野投向另一个关于美的音乐世界。她最奇妙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日益漂泊的灵魂有回家的感觉，扩充我们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寻找到生命的精神支柱，找到灵魂的归属。　　近年来，我国大学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是在追求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艺术教育的平衡。素质教育建立在和谐教育对素质的全面理解上。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　　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论文题目

音乐专业的论文题目有很多，下面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好写的论题，供大家参考：　　1、多媒体技术在视唱练耳教学中的应用　　2、高校音乐专业合唱训练与视唱练耳的关联互动　　3、公民社会塑造过程中的高校职能研究　　4、冷爵士的艺术风格研究　　5、论歌唱中“声”与“情”的关系　　6、论民族声乐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7、论声乐学习和演唱中心理调适的作用　　8、论西方音乐剧的发展脉络　　9、论中国传统音乐中“和”的审美内涵　　10、论中国近现代声乐演唱发展的多元化　　11、论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及演唱特点　　12、浅述抗战时期在重庆创作的音乐　　13、浅谈“微笑”在声乐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14、浅谈西方民族音乐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影响　　15、如何将视唱练耳与基本乐理教学相互渗透　　16、如何提高即兴伴奏的能力　　17、印度宝莱坞电影音乐的特点　　18、由中国好声音引发的思考　　19、《试论民歌演唱方法训练与民歌地域风格把握——以陕北民歌为例》　　20、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暴风雨》第一乐章中减七和弦的使用技法及其审美

1、美国黑人早期布鲁-鲁斯音乐的兴衰（1890-1929）2、高等学校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表现性评价研究3、音乐意义存在方式并及真理自行置入艺术作品的形而上学研宄4、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5、中国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之文化阐释与建构6、音乐心理视角下的肖邦第二钢琴奏鸣曲7、西方指挥艺术风格类型研究8、隋唐宫廷音乐表演研究9、卡拉斯的薇奥列塔10、学分制下艺术设计教学模式研究11、论打击乐与电子音乐的结合12、基于元理论的音乐表演艺术组织战略管理研究13、19-20世纪中叶捷克音乐的社会学研究14、内地音乐资源对澳门当代音乐的影响15、普通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课程体系重构研究以上十五个音乐专业方向的毕业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提供

中国民族音乐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古代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意境上都无比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它讲究艺术表现的中和、简约、适度、含蓄、空灵。以五声音阶为主。与西方传统艺术注重立体感不同，它更着重于表现线形态。民间短篇诗歌。包括抒情性的民歌与民谣。歌﹑谣分称，最早见于《诗经‧园有桃》：“心之懮矣，我歌且谣。”关于歌与谣的不同，主要有两种解释：“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毛诗故训传》)；“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韩诗章句》)。一般说来，歌因为配乐和受曲谱制约，歌词有与之相适应的句法章法结构，节奏一般比较徐缓。谣不配乐，没有固定曲调，取吟诵方式，章句格式比较自由，节奏一般比较紧促。古人对歌与谣，也常联用，统称为“歌谣”，简称“民间歌谣”为“民歌”。民间音乐有系统之定义研究虽起自19世纪，但实际形成却可溯自远古，例如中国春秋战国以前之诗经歌曲或今仍盛行之中国民歌等，亦可视为民间音乐。而不论古今或地区，民间音乐乐型态之传统要素与特性有下列几项：民间音乐具有把现在与过去连结之连续性，个体与群体产生出不同类型的创作，并有其一定差异性，决定音乐形式或音乐存在，纯粹由社会力选择。民歌，即民间歌谣，是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多为韵文。中国民歌依作用和流传方式种类可分为：号子，田歌，山歌，高原山歌（西南地区），“客家山歌”（赣、闽、粤、台），摹“长调”（内蒙古），信天游 “花儿”（甘、宁、青），小调。依曲式可分为单声部及多声部民间歌曲。知名的各地民歌：河北、江苏茉莉花，山西、云南绣荷包，河北小白菜，江苏四季歌，云南小河淌水，四川康定情，歌。中国民歌包括用以演唱的歌和用于吟诵的谣两种形式。公元前5世纪左右编成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的部分，就是当时各地之民歌。西汉时期，政，府设立“乐府”，收集各地民歌，以察民情。中国民歌当前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分法：有的学者将其分为号子、山歌、小调三大类；还有的学者将其分为号子、山歌、小调、长歌与多声部歌曲四大类；还有的学者将其细化，分为号子、山歌、小调、儿歌、摇儿曲、宗，教歌曲、长歌与多声部歌曲等。中国民歌分为三类：号子是人们在体，力劳动时候编唱、并直接为之服务的民歌。在中国，号子有不同的称呼：北方常称之为“吆号子”，南方常称之为“喊号子”。节奏十分鲜明；有的只是调节劳动情绪，如采茶歌、草原牧歌等。山歌是指各种山野歌曲，它是人们在上山砍柴、田间劳作、野外放牧、停脚小歇时，为抒发内心情感，或向远处的人传递情，意、对答传语的即兴编唱。有直畅性、单纯性、自由性的特点。小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休息、娱乐、集会等场合中演唱的民间歌曲，也就是说，除了劳动号子、山歌以外的各种日常歌唱的小型民歌都可以归入这一类之中。小调常由职业或半职业的艺人演唱，流传性广。中国民歌分为六类：劳动歌指劳动号子等各种在劳动中唱的歌。有的直接配合劳动动作，节奏十分鲜明；有的只是调节劳动情绪，如采茶歌、草原牧歌等。仪礼歌：专门用于各种民间仪式和民间礼俗的民歌。如民间婚礼上使用的撒帐歌，民间建房时使用的建房歌。时，政歌主要内容是时，事，政，治评论的民间歌谣。其政，治，意，义高，有一定的文献价值。生活歌表现群众一般的家庭生活与劳动生活内容的民歌。如反映农民生活的《十二月长工歌》，集中揭示了长工与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情，歌：即有关爱，情的民歌。它是民歌中数量最多，也最动人的一种。如四川民歌《高高山上一树槐》，它所表现的是一位姑娘久等情人不至后的怅惘。情歌在中国部分少数民族中是青年人恋，爱、择，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儿歌是儿童演唱或朗诵的民间歌谣。中国古代特定时期产生的童谣由于是时，政预言性质的民歌，不属于儿歌。儿歌的内容主要是游戏儿歌，绕口令以及大人逗小孩的歌。中国民歌是一种富于生命力的口头创作，其优秀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民歌是诗歌与文学的始祖，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之一。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以及词、曲等文学体裁都起源于民歌而后为作家所采用的。中国民歌的形式非常丰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各有区别。汉族民歌四句一段者居多，但陕北、晋西北以及内蒙古地区也有两句一段的民歌。藏，族的“谐”体歌多四句一首，也有六至八句一首的。汉族民歌除七言体以外，又有五言、六言、八言以至十几言的诗句。纳西族民歌多为五言体。在用韵方面，汉族民歌基本上都押尾韵，蒙，古，族民歌多押头韵，侗，族民歌中有押腰韵的。民歌的风格各地各族也有不同，傣，族民歌明丽，蒙，古，族民歌粗犷。汉族民歌，南方的较为柔美含蓄，北方的较为直率豪放。流行于西安城区及郊县乡问的长安古乐，是继承唐、宋音乐传统，并在发展中不断吸收元、明、清各代姊妹艺术，以及各地民问音乐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歌有舞的、大型古乐套曲。这套长安古乐曲目丰富，内容广泛，风格多样，曲式结构复杂庞大。记谱采用唐代《燕乐半字谱》、与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记谱基本相同，与《敦煌曲谱》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过去分布于西安城区及郊县的古乐社有十八家之多，大部分在城里，如广仁寺，香半园、马神庙巷、西仓、城，隍，庙、迎祥观、佛，教古乐社、显密寺、大吉昌、东仓、北池头等古乐社。在郊县乡间，有蓝田县的楸树庙，全家岭、田家村；长安县的何家营、皇甫村、白道峪；周至县的南集贤、东村、西村等古乐社。这些古乐社的演奏活动，以祈雨、斗乐、朝山进香为主，从不参与婚、丧、嫁、娶、庆祝寿诞活动，同民间一般“古乐社”完全不同。现在，能进行演奏活动的有大吉昌、东仓、何家营、南集贤四家“古乐社”，也只能演几套。“上阳化鼓乐”是流行于周至县上阳化村鼓乐的专称。据传：上阳化村的先祖，在清同治十二年耍社火时，为了渲染气氛，将附近各村鼓乐社的鼓点经过筛选，整理编排成“十段”，称为“十样景”，又名“风搅雪”，在社火队前作先导。光绪十六年，人们认为十段太长，鼓点也显得重复，后删去前五段，补充了后五段，加进了小乐器。上阳化鼓乐层次分明，鼓点刚柔兼备，有紧有慢，并有鼓点指挥，颇有情趣。五圆鼓，也称“打五圆”，民间传统打击乐。流行于陕西合阳、澄城县一带。因打鼓时用一面大鼓和四面小鼓，故称。有时用两面小鼓，也称“打三圆”。“打五圆”在做寿诞时敲打，被称为“五枝梅花”，娶亲时敲打，被称为“五子登科”。合阳县把“打五圆”当作办丧事、摆路祭的压轴戏。演奏“五圆鼓”还要配上大锣、铙钹、唢呐等乐器，一般为5—9人，建国后鼓面按键盘乐器定音，敲起来音调和谐中听。八仙鼓(板)流传的地方较多，在西安附近的叫“杨贺锣鼓”，系民间打击乐；流行于西安市新筑镇杨贺村一带，由清代光绪时过庙会兴起至今。建国后已为群众普遍敲打，在多种乐器配合下，可演奏出“龙虎头”、“二龙戏珠”、“和尚撞钟”、“曲江流吟”等乐曲，其音色高亢激越，细腻、缠绵兼有，民间多有“仙乐仙鼓”之誉。流行于铜川一带的称“八仙板”、“八阵鼓”两种：八仙板：初为八女表演，以后演变为四男四女表演。表演者身穿古装，八人分别代表神，话，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各人分别身系一件能代表身份的小物件，来代表某仙；道具为简板，每人手执一件，桑木做成，长尺五至尺六，四页为一副，两大两小，类似文乐上的“牙子”，舞时伴以铰、钗，边舞边击节拍。队形有“燕子队”、“单掏”、“摆五花”、“山连山”、“推磨子”、“垒罗汉”等，以“燕子队”和“单掏”下场。八阵鼓：据铜川民问艺人称，是由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初演时单调，后经刘家堡前四辈民间艺人刘老汉(佚名)改进，在铜川独树一帜，压倒群芳，一直流传至今。今之“八阵鼓”，表演者十人(四女六男)，其中一男武将打扮，手执一根长七、八尺长，顶端带小旗的杆子，在场中间代表东吴大都督陆逊，起指挥作用；另一男老生打扮，身穿道，袍，胸前挂一个“边(扁)鼓”，在表演者的外围，代表诸葛亮的岳父黄成炎，为被围在阵内的陆逊不断指点着走出阵图的方法。其余四男四女，武士打扮，身插背旗，胸前挂鼓，边演边敲。“八阵鼓”在过去表演时，八人分两路，陆逊在两路中间，可前后穿插；扮黄成炎者在两队外边，可在周围穿插，全部表演者以秧歌步子而贯穿始终。另有“摆四花”、“扭门卷”、“一窝蜂”等。“八阵鼓”敲打鼓乐谱点，不同于它地，有一套文武、粗细打法，其艺术音响之美，在铜川可称一绝。 “南留锣鼓”系民问鼓舞，流行于陕西朝邑县韦林镇的南留村，故名。南留锣鼓的行进、定场表演，均为自由敲打。其鼓点有“热闹鼓”、“常庆鼓”、“竹马鼓”等。敲打演奏人数不限，可几人，也可数百人；一般乐队配有大鼓六面、社锣八面、社钗八副、马锣两面。行进时，前面三面鼓开道，后面三面鼓压阵，其他人分三路纵队行进；敲社钗的为上首，站队伍左边；敲社锣的为下首，站队伍右边；敲马锣的站队伍中间，共为一支锣鼓队。锣鼓队中，由一人手执绕杆(彩绸、彩纸糊成，约2米多长的竹竿)，不停地面向队伍左右上下绕动，指挥队伍表演。素鼓，流行于陕西华阴市的东部地区双泉、马村一带，在节日和庙会表演，民间称其为“素鼓”。其内容：善于抒情、叙事，多表现古代军旅故事，如《敬德一条鞭》、《三战吕布》、《六出祁山》、《五龙二虎逼彦章》、《十里埋伏》等，表演者以手、眼、身、步示意传神，鼓姿灵活优美，步法轻快。因其中又有拳术招式和造型，故又称其为“拳鼓”。流行于陕北榆林、延安、神木等地的民间山歌、小调、对曲、信天游等曲目，统称“陕北民歌”，而其中“信天游”，则是陕北民歌中最富特色、流行最广的一种山歌形式，男女老少以及遍及城乡、各行业的群众，均可自编自唱。有名的歌曲《东方红》、《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刘志丹》、《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高楼大厦平地起》等，都是从民歌基础上润色、创编的。陕北民歌在民间乐舞中，曲调、曲目不下千万种，其音调、音色奔放高亢，舒展明快，极为美妙。在乐舞演奏中，多以社火、秧歌形式出现。陕北民歌是独具民族、民间文化特点并在国内外享名的民歌流派之一。 “榆林小曲”已往为坐唱曲目，由明、清时外来官，员在阵，守，边，陲时带来的南方歌曲为基础，和当地民歌融合而成的特有的乐曲。一般一人独唱，有时也男女对唱或多人轮唱。常家唢呐流行于陕北志丹县常家村的唢呐，清代初年已封为“官吹”，其音调高亢激昂，不同凡响，其调目约二百三十多首，在国内独树一帜。民歌起源于人类维持生存的物质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它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口头创作形式。初期民歌创作，往往与音乐密不可分。有的还与舞蹈﹑音乐三位一体。后来的民歌，仍然与音乐有密切关系，如歌词的重叠﹑衬字等，都是因为歌唱的关系而形成的特点。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的曲调等形式特征，并以短小或比较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质与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说唱等其它民间韵文样式相区别。民歌种类繁多，因分类标准不一，有各种不同的分类。从内容出发，结合某些特殊功能，大致分为：劳动歌﹑仪礼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五类。又因服务对象的不同，又有儿歌一类。劳动歌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号子，以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和直接促进劳动的功用为其基本特征。广义的包括在劳动中唱的歌，如草原牧歌﹑采茶歌等。后一类歌，有些也配合劳动动作而歌唱，一般对劳动也能起一定的鼓舞和调节情绪的作用，但无明显的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广义的劳动歌，有时也可归入生活歌中。伴随民间祈年庆节﹑贺，喜，禳，灾﹑祭，祖，吊，丧等仪，式及日常迎亲送友等习俗活动而吟诵演唱。大致有诀术歌﹑仪式歌﹑习俗歌三类。诀术歌，是被认为具有法术作用的民间歌诀与咒，语，如“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过路君子吟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之类。仪式歌是与节令庆祝﹑其他祭，祀等仪，式相结合而诵唱的歌，主要内容为祭，神，求，福﹑祈保丰收等。如祭，灶，王，爷求福﹑祭，龙，王，爷求雨所唱的歌。习俗歌，用于婚，娶﹑生，子﹑祝寿﹑送，葬﹑造房等红白喜事和迎宾待客的场合，如撒，帐，歌﹑哭，嫁，歌﹑盖房歌﹑敬酒歌等。这是仪礼歌中数量居多﹑迷，信色彩较少﹑文学价值较高的部分。时，政，歌主要内容是反映人民群众对某些政治事件﹑人物的认识和态度的。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中国古代的时政歌谣，不少以童谣形式出现，其书面记录，较多见于各朝史书的《五行志》中。时，政，歌谣大致可分三类： ①揭露讽，刺，统，治，者的歌谣，这类作品数量最多；②赞扬廉洁﹑爱，国，官，吏的歌谣；③历代农，民，起，义的歌谣，这类歌谣，体现农民的觉，醒最充分，政，治，色，彩最浓。生活歌反映人民一般的社会家庭生活和日常劳动生活的各方面，尤以表现农民和妇，女生活的为多。关于农民生活的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旧社会所过的非人生活，揭露地，主，残，酷，剥，削和贪，婪，吝，啬的本质。流传相当普遍的《十二月长工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长工与地，主的尖锐矛盾。妇，女生活歌，大部分出自民间妇，女之口。女，性从一出生即受歧视的童年，到像货物一样被买卖的出嫁；从备受，虐，待，摧，残的小，媳，妇生涯，到熬成婆后仍无幸福可言的毕，生悲，惨，遭，遇，在妇，女生活歌中都有所反映。在大量的苦，情，歌中，又常蕴含著对美满生活的憧憬。在资，本，主，义兴起后的近代歌谣中，常迸发出反，抗的时代强音。情，歌据有些学者的看法，大概最早产生于对，偶，婚与对，偶，婚，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制的交替时期，是民间歌谣中数量最多，也更加脍炙人口的一种，在历代劳动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倾，诉互相爱，恋之情和表明选择爱人标准的﹐如《丝线牵桥妹敢过》﹑《金银不是如，意，郎》。 ②抒发离别﹑想念之情的，如《把你画在眼睛上》﹑《和来捏作一个人》。 ③表达誓不分离的坚，贞，爱，情的，如《情愿挨打不丢郎》﹑《出了衙门手牵手》。 ④告，诫和批，评的怨，情，歌，如：“要学苋菜红到老，莫学花椒黑了心”﹑《小，妹，郎多乱了心》。 ⑤为数甚多的“家，花，不，如野，花，香”之类的偷，情，歌，虽含某些不，健，康的思，想，情，感，但往往也表现了被，剥，夺正常爱，情，生，活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儿歌在中国“五，四”以后才普遍使用。古代称为“孺子歌”﹑“小儿谣”等。儿歌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由儿童自己创作以及由大人教唱但内容符合儿童生理心理特征和理解能力的歌。广义的还包括由妈妈奶奶等教唱﹑反映旧，社，会大人特别是妇，女生活情感的﹑但由儿童传唱开来的歌。具有时，政，歌，谣性质的所谓“童谣”，一般非真正的儿歌。儿歌按其功用，大致可分为三类：游戏儿歌﹑教诲儿歌﹑训练语言能力的绕口令等。儿歌的特点：一是，在语言形式上适合儿童说话发音的习惯，都用短句，尤其多用三字句，易上口。二是，内容适合儿童思维特点，单纯、浅显而形象，有些富于魔，幻，色，彩，适合儿童心理特点。中国不仅不同民族和地域，民歌形式往往各异，即使在同一民族和地区中，也常有多种样式。句式方面：如汉族民歌，除七言体外，还有三﹑四﹑五﹑六﹑八言或多达十几字一句的。纳，西，族民歌和苗，族古歌，几乎都是五言句，水族的歌多为前三言﹑后四言的特殊复式句。章段结构方面：四句头最多。陕南﹑鄂西以及湖南﹑安徽﹑四川等省部分地区流行赶五句。两句一首的有陕，北信天游﹑内，蒙，古爬山歌﹑晋西北的山曲﹑壮族“师”体歌等。藏，族“鲁”体歌，多三至五句成章，三章成首，且句子之间讲究对应。“谐”体歌多四句一首，也有六或八句成首的。僳族民歌，凡两句两句唱的，均分为上句与下句，上下句要求对仗。汉族各地流传的小调歌词，体例各有格套，如四季调为四段式，五更调为五段式，十送等为十段式，十二月调为十二段式等。西北“花儿”的河，湟﹑洮，岷﹑陇，中三派，格式各异。各族民歌中﹐还有不少章﹑段﹑句数是不固定的。用韵方面：汉族民歌押尾韵的居多，四句一首的多一﹑二﹑四句用韵，五句一首的一﹑二﹑四﹑五句用韵，两句一首的每句有韵。蒙，族民歌则多押头韵﹐在大多数四行为一章，上﹑下两章成一首的民歌中，一般每行都要求押韵。各民族的民歌中，还有押腰韵﹑腰脚韵﹑头脚韵或腰韵﹑尾韵相互为韵的。壮族的“勒脚欢”，西北各族的“花儿”，有特殊的押韵法。表现手法方面：比兴﹑夸张﹑重叠﹑谐音等手法，在民歌中多有运用。揭，露，抨，击，性的时，政，歌谣，常用谐音﹑隐语。双关语在情歌中运用较多。拟人化手法，儿歌中较为常见。纳，西族的相会调，在大量运用谐音同时，通篇以物拟人﹐如用蜂花﹑鱼，水，相，会，比喻男女间的爱，情。民歌的风格，因地区﹑民族等不同而异。傣，族民歌明丽，赫，哲，族民歌粗犷。汉族民歌，北方的多偏于豪放，南方的一般比较婉约。但同为南方民歌，吴歌又比楚歌更显细腻。同是花儿，不同民族或地区，也各有特色。民歌的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流传方式，都处于发展变化中。其中新，时，政歌谣，以颂歌为主调，但在歌颂时代与人民同时，也揭，露，抨，击一切反动事物，批，评，领，导与群众的缺点错误。新的生活歌，一改过去悲怨的基调，洋溢著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格调高昂轻快，内容往往和歌，颂，党﹑军，队﹑人，民，政，权融汇在一起。新，情，歌的不少作品，爱，情与革，命，战，争﹑生产劳动﹑学习科学文化相结合，表现了新，时，代青，年，男，女，思，想，感，情的新，境，界。新儿歌中，教，诲性作品明显增多。有些古老的仪，礼，歌和劳动歌，在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处于逐渐消失中。民歌的形式，变化比较缓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在现代新民歌中，虽然形式方面可见某些新的变化，但古代传统民歌的体例﹑句式﹑押韵方法等，至今仍有所沿用。民歌是人民的一种口头创作，富有生命力，其优秀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它植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具有比较直接的多种实用功能。它紧密伴随著人民的历史前进，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心理，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民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诗歌和文学的始祖﹐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源泉之一。中国的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以及词﹑曲等体裁﹐大都起自民间。楚辞和古代民歌﹑建安文学和两汉乐府﹑唐代诗歌和六朝歌谣﹑元代杂剧和五代以来民间词曲，都有著深刻的渊源关系。当代作家学习民歌，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的途径之一。民歌总体风貌可谓天机自动，朴素浑成。民歌具有鲜明的率真自然的特点，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真实，二是具有天然的韵味。这种特色的形成有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民歌的创作与传播方式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第二，民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真实而自然的流露；第三，民歌的表达方式率真自然，善于借助生活环境中的事物来形象地表达思想；第四，民歌的语言都用自然活泼的口头语言。民歌体式有很多种，而且各有特色。总体来看，各种民歌在创作和演唱上是有一定的套路可循的，它的章法、句式、套语、曲调和韵律往往都是固定的。民歌在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韵律和谐，这使民歌便于传播、富于音乐性，也是民歌作为诗与歌的中构成因素。民歌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在表达方式上频繁运用赋、比、兴、反复、双关、夸张等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