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论文选题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秦汉散文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朝代的文学都不可或缺，都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我这里要说的是，秦汉这一段文学除了它固有的重要性外，还颇为特别，这是我们应当倾力研究它的基本理由。（一）　　秦汉文学的特别，就在于这两个朝代本身是特别的。具言之，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体制”的开端。这种制度的实际历史状况，就是以皇帝个人为核心的同时配以庞大官僚体系的一种直接统治全国的集权制度。这样的权力结构状况，不少历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皇权体制”。在秦汉之前，无论商代或周代，实行的都是分封制，即封建诸侯的体制。商代社会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所以主要实行的是异姓封建；周代保留部分异姓封建的同时，又实行同姓分封制。当时各地方的实际统治者是诸侯，那些诸侯国的统治者是世袭君主，他们拥有相对自主的行政、赋税和军事大权，商王和周王，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共主”，周王甚至也称“周天子”，但对于诸侯的实际管束力有限，以致有的强大诸侯竟敢于到周王城洛阳来“问鼎小大轻重”（《史记·楚世家》），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弱，诸侯力政”（京房《易传》）。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废封建，立郡县，开始了皇权对全国直接统治的漫长历史时期。　　汉初刘邦曾部分恢复封建制，封功臣韩信、彭越等为异姓诸侯王，所占地域将近全国之半，势力很大；但不到十年，汉朝廷与他们先后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他们几乎全归于灭亡。此后又有同姓诸侯王刘濞等，其封地也“分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第五》），他们在景帝时又掀起吴楚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有鉴于此，皇权日益加强，而封建势力日渐式微。　　在皇权体制中，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利益，他是“天子”，具有半人半神性，其合法性来自于“天”，所谓“天授帝号”（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卷一），或者“奉天承运”，意味着他基本上可以不受人间社会要素的制衡、约束。皇帝直接控制朝廷以及整个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只是皇权意志的执行者，皇室利益的捍卫者。所以皇权体制实际上就是皇帝独裁体制。“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而体制本身又具有调动和实行统治力的强大功能，所以古来几乎一切统治者都对这个体制最感兴趣，无不极力实行和强化这个体制。从骨子里说，谁都想当秦始皇。近代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但他还要“复辟帝制”，就是看上了后者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而且可以世袭，传诸永久。正因如此，皇权体制在中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绵延不绝两千馀年。后来的许多次改朝换代，尽管情况各异，究其实都只是皇权归属改易，是“山河易姓”，而非体制改变。这些都是从秦汉开始的，可知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别之处。它们的历史重要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皇权体制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在制止社会分裂和战乱局面方面，无疑是有效的，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年战乱杀伐局面来说，那是一种社会改善。而政治统一之后推行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措施，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巨大好处。另外，皇权体制往往以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出现，凭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在对外关系上居于强势地位，不但能够消弭外侮，还经常充任宗主国，使“八戎来服”（《史记·商君列传》），国威远扬，汉、唐、清等朝皆是。但是皇权体制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它必然要采取保守的社会政策，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潜在趋势持强烈的阻滞立场。而专制体制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必然日渐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使得任何皇朝难以长盛不衰，终归覆灭。而体制固有的强权性格，决定了朝代只能通过武力改变，结果是“丛林法则”盛行，成王败寇。于是我们看到，数十年或数百年一轮回的朝代更替，都伴随着一场大战乱、大杀戮、大破坏，遭殃的首先是广大百姓。（二）　　皇权体制既具有强权性格，它就要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文化、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形成了秦汉文学的一些特别状况。　　秦汉文学的第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制式化朝政文章的完善和发达。朝政文章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其政治应用性很强，所以它自然受到皇权体制的特别重视。所谓“制式化”，就是通过对文章的格式化来体现等级规范和制度精神。中国朝政文章的制式化起源甚早，殷周时代即已滥觞，《尚书》中就有不少文章，已经具备初步的格式规范。但真正的文章制式化进程是从秦代开始的，原因就是皇权体制十分重视朝政文章制式化，视之为在文化领域体现皇权的首要配套事项。秦汉两朝，从皇帝到朝廷大臣，投入很大精力策划并践行此项事务。秦始皇本人在统一天下之当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名号”问题，要臣下议其事：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李斯等大臣便顺着他的意思，提出“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本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名号”问题，以示其尊贵；但是李斯等大臣却从名号问题直接联想到君臣关系问题，认为还必须对君主的“命”“令”之类也作出独尊式的处理，这就将朝政文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文章制式化的进程正式启动。经过君臣间反复讨论，秦朝初步确定了朝政文章的新制式。而“汉承秦制”，从汉初到汉末，不断完善其事。　　文章制式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围绕着皇权，以写作者和接受者的身份以及文章的功用为准则，来划分其文类和体裁，确定专用的文体名称，使之类型化。这可以称为“文类的制式化”。文类制式化首先将文章划分为两大类，即君主（皇帝）文章和臣下文章。对此汉末蔡邕曾作阐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独断》卷上）　　文类划定之后，还有制式格式的进一步细化，即将每一种文类在写法规格上作具体的厘定。这可以称为“写法的制式化”。对此，蔡邕也曾分别有所辨说，如关于臣下上书君主的四种文类，其写法是：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其言密事，得帛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同上）蔡邕此处所说，皆相关不同文类的写法格式及功能规定，它们也都是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直接体现，界限分明，不容淆乱。君主固然不写“章”“表”，臣下则绝对不能写“诏”“册”。　　要之，制式化文章成了皇权体制及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文士而言，只要他们怀有功名追求，仕途热衷，就必须学习、掌握并熟练运用制式文章这个必要的工具。这是文士走向皇权体制内、打开仕途之门的真正“敲门砖”。自李斯向秦皇帝“上书”，制式文章的实践就已经开始了。入汉，撰写制式文章更成为君臣间沟通的基本方式。例如汉文帝时开始实行“贤良文学对策”制度，而“对策”文章就是充分制式化的。汉武帝对于对策制度曾亲作说明：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　　武帝认为，那些“贤良”“文学”人士，都应当了解“古今王事之体”，他们接受皇帝“策”问，并以“对问”（“对策”）文章回应。班固在记载武帝此段言论之后，紧接着就写道：“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是通过对策活动青紫加身的第一批儒者高官。这对于广大文士致力于制式文章的写作，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朝廷“对策”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之外，还有不少文士自动撰写“上书”之类，博取功名。前汉贾山屡“上书言事”，后汉傅毅“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文雅显于朝廷……”（《后汉书》本传）此外如“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文心雕龙·时序》），这些“上书”“奏文”“献诔”等等，都是按照相关制式撰写的。而一旦文士参政成功，成为各级官员，无论在朝廷或地方郡县，无论对上对下，他们在平常政事活动中所运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章”“表”“奏”“议”及“令”等。制式文章遂成为文士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文类，成为文章写作的主流。欲知制式文章在当时文士写作中的重要性，只需粗看一下萧统《文选》目录即可了然。这是一部以梁代之前文学为对象的精选本，其中包括各种文体的作品，而其中占有最大篇幅的，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由于制式文章与皇权体制的特殊亲密关联，故而自秦汉开始，制式文章长盛不衰，直到清末民初帝制终结，才戛然而止，与皇权体制同命运。要之，作为中国古代文章主流文体的制式文章，就形成于秦、汉。其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对此不能不予充分重视。（三）　　汉代另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就是赋（或称“辞赋”）这种文学体式的盛行。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辞赋著作，就有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刘勰在总结赋的发展源流时也说：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己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　　按照刘勰的叙述，汉初从陆贾算起，直到东汉末，凡两汉重要作家，几乎都有辞赋业绩，而且多有名篇问世。班固也说过成帝之前赋有“千有馀篇”（《两都赋序》），而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数量，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文心雕龙·明诗》），考虑到赋的篇幅一般都明显大于诗歌，所以这个数量上的优势还应当放大数倍。至于东汉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当更多。赋在汉代的“风头”明显压过了文人诗歌。在后人心目中，“汉赋”与“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系列中汉代文学的代表。又有“秦碑汉赋”之说（陈第《毛诗古音考》）。　　赋在汉代盛况空前甚至绝后的事实，是众所公认的。我们在此须要思考的是：产生这个特别现象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与赋的精神和体式特征有关。首先，赋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精神特征，这两句话是说赋在精神上体现了汉代大帝国的宏伟的规模和盛大的气象，它的使命就是要赞美和颂扬皇权，证明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即“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汉景帝有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汉书·景帝纪》）景帝明确提出礼乐制作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这是皇家导向。而这种礼乐精神，在辞赋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等四大主题作品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这些作品一般篇幅巨大，所写场景宏伟，内容逞繁炫博，体现了一种“宏大叙述”的爱好。而无论它们所写题材是什么，其内涵有多么复杂，基本的旨归都是要颂扬和“光大”神圣的皇权，“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上林赋》），以“颂圣”体现礼乐精神。由此，辞赋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支持，它的兴盛并且跻身于当时主流文学，乃是理所当然。　　赋还具有铺张扬厉的体式特征。“赋者，铺也”，“铺采摛文”，“极声貎以穷文”，“品物毕图”，都是辞赋的惯常写法。这种特征的深层次含义，是对力量、财富的炫耀，铺张扬厉的目的在于突现主体的威势和优越，令客体（受众、读者）产生震惊、崇仰和敬畏心理。作为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之一的汉帝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社会，都弥漫着充沛的自信心，辞赋就以铺张扬厉的方式，成为展示社会自信的最适宜载体。“铺采摛文”、“品物毕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炫耀。汉代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秦代开始的“书同文”强制性措施基础上，汉代基本统一了全国广大地区的语言文字，同时语言学、文字学也得到极大发展，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章》、扬雄《方言》等著作，尤其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完成，是语言文字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急就章》第一章谓：“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而这些显示“罗列诸物”“分别部居”的高超功夫，实际上也就是辞赋写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法，“骋辞作赋”（王逸语），彰显自信。　　至于赋在功能上的“劝讽”倾向，也适应了皇权体制的需要。“劝百讽一”之言由扬雄首先提出。他对前汉的辞赋创作似有不满，说那些“靡丽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劝”太多而“讽”太少。不过稍后班固谓：“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指出扬雄自己也在劝百讽一。那么，班固自己是否就很重视“风谕”之义了呢？也不是。因为班固在自己的代表作《两都赋》内，同样表现了“劝百讽一”的鲜明基调。同时，东汉时期的一些代表性辞赋家如张衡《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几乎也都“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实行着“劝”多“讽”少的写作方针。所以我们不能仅听扬雄、班固等人偶尔发出的“不满”言论，从汉代主流辞赋家（包括扬雄、班固在内）的创作实际看，“劝百讽一”是他们奉行的共同写作基调。辞赋家的这种实际表现，其缘由亦可以从制度中得到解释。统治者的本性当然是喜爱正面赞扬的“劝”，至于有一点“讽”作为点缀，也符合“润色鸿业”之需，并有助于其“明君”形象的树立。所以“劝百讽一”的汉赋，既符合礼乐制度精神，亦很投合帝王的胃口。司马相如、枚皋还有班固等人受到的青睐和宠信，就是明证。要之，辞赋以自身的体式特征，取得了制度的认可和重视；加上它与楚辞的先天血脉传承关系，得到楚人出身汉代皇室人物的特别钟爱和欣赏，这就使得辞赋在汉代取得了特殊的有利发展环境，其前景自然一派光明。(四)　　秦汉文学的再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民间歌谣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严格地说，此事与秦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指的主要是汉乐府歌辞。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及朝廷礼仪，同时也兼以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郑玄《仪礼注》卷四）。什么是“通情相风切”？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说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打击，至汉初早已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关承担。班固记载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　　看来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所谓“遒人”，语出古文《尚书》之《夏书·甘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看来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采取百姓讴谣的故事，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伤歌行》（“昭昭素明月”）、《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巾舞歌诗》（“公莫舞”）、《艳歌行》（“翩翩堂前燕”）、《蜨蝶行》《昭君怨》等等。从中国歌诗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有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以上所述朝政制式文章、辞赋、乐府歌辞三大类文学，搭起了秦汉文坛的基本框架。三大类文学的功能同中有异：制式文章是维系皇权体运转的直接手段，其工具性最强；辞赋的基本功能在于“润色鸿业”，它体现的主要是皇权体制的“颂圣”文化精神需求和享受；乐府诗歌是礼乐仪典的构成部分，起着教化兼娱乐的双重职能，而其中的民间歌谣则提供给统治者“观风俗”之用。三大类文学都充满了特色，而背后若隐若现的主导要素，就是皇权体制的文化政策和诉求。以上所说诸项内容，都是围绕着皇权体制所形成的文化——文学特色。此外，秦汉文学中尚有另一些重要特点，如知识化特征等等，它们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要之，秦汉文学从基本性格到文体面貌，都独具特色；它与前朝后代迥然有别，同时又影响巨大。如此文学，当然具有重大的关注和研究价值，需要探讨其前因后果，究明其底蕴了。

秦汉史论文选题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我这是在哪儿？”我揉揉眼睛发现自己正处在路中间，望着街道两旁跪在地上的人们，我纳闷地想：我这是在哪儿呢？正当我纳闷自己怎么会在这里时，从我身后冲出两个侍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给五花大捆起来。我奋力地挣扎，大喊：“你干什么！”可是无论如何还是无济于事。当那两个侍卫把我压到一个八抬大轿前，从轿中走出一位身披金袍，头戴金冠的达官贵人。为什么说他是达官贵人呢？因为他衣着华丽，一脸帝王相。我望着他，心想：这些人一定是在演戏吧！他问我：“你是从哪儿来的？”我回答道：“我是福建人，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他十分生气，怒吼道：“你别乱说！寡人是秦始皇！是秦朝君主，才不是你说的什么中国人！”我以为他仍在演戏，反问：“你既然是秦朝君主，那么，我问你，秦朝对世界有什么贡献？”“呃……”他无话可说。我撇撇嘴：“你连这都不知道，算了，我再问你秦朝统一七国后有什么改革？”他嘿嘿一笑，得意洋洋地说：“这还不简单，我统一了文字、钱币。还修建了万里长城呢！”“哼，”我冷笑道，“你的那伟大的建筑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多少个家庭的支离破碎，早就引起了人民的愤怒！”他自知理亏，一声不吭。我又问：“你知道秦朝有几代君主？秦朝何时灭亡？又因何灭亡？”他显然被我激得生气了，怒吼：“秦朝不可能灭亡，永远不可能！你别胡说！来人！把他拖下去斩了！”正当我为自己的表现沾沾自喜时，刚才抓我的两个侍卫又将我给拉了下去，紧接着真有几个人拿着刑具上场了。天哪，不会的，难道我真的来到了秦朝！我惊呆了，瞬间昏了过去…睁眼一看，我依旧躺在床上。“呼”，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原来，刚才只是周公跟我开了个小玩笑呀！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宋尚文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我记得抖音上，有一个叫周文强很中肯的对秦始皇评价，你可以去看看，

一、政治史研究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栏目中占有较重的分量。政治制度与职官方面，简修炜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1988年第2、4期)一文，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等历史特点与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密切联系，突出地显示了该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明显个性。方北辰《释九品中正制之一品虚设问题》(1989年第1期)一文，通过考察该制度的历史渊源，认为魏晋之际，儒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并未根本动摇，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孔这些儒家崇尚的“圣人”，仍享有极崇高的地位，儒家的名教仍然左右着士大夫的思想，而当世活人要跻身于位至极品的圣人之列是不可能的。陈琳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课》(1991年第2期)指出，魏晋以后，秦汉时期通过上计来考课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实亡。东晋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课制度，只以输入赋税的多寡来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绩。北魏后期重新建立起考课制度。西魏、北周的考课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况较好。赵昆生《曹魏侍中考释》(2000年第6期)对曹魏的侍中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曹魏重要的权力中枢，构成了君权实现方式的核心。关于政治事件，在司马睿对待祖逖北伐的态度问题上，刘伟航《司马睿对祖逖北伐态度之我见》(1988年第2期)，不同意历代史家对司马睿的责难和批评，作者认为:自司马睿渡江直到祖逖北伐的七年中，南北形势并没有形成一个北伐的大好时机;东晋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也难以成为北伐的经济保障;东晋派戴渊节制祖逖的目的在于对王敦形成威慑，阻止其叛乱活动。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败原因考析》(1999年第3期)指出，历来对曹爽伐蜀的动机及其失败原因研究不够，认识停留于表面。作者认为，曹爽伐蜀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军事力量远不及司马懿的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通过伐蜀，曹爽既可控制军队指挥权，又能在政治上排斥司马懿，专断朝政;他所以失败，也不仅仅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及蜀国尚有抵抗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司马懿及其党羽的破坏，这种破坏在出兵、作战和退兵时都存在。孔毅《论曹魏之黜抑“浮华”》(2000年第1期)指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华交会之徒”，旨在打击政治上的异己，为改朝换代清除障碍;魏明帝曹睿之罢退“浮华之不务道本者”，旨在打击思想上的异己，最终却自毁家门。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史中经久不衰的论题，马欣在《士族新论》(1987年第2期)一文认为，研究“士族”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称谓复杂、概念混乱。不仅治史者深感棘手，也给后学者带来困难。根据名实相符和传统习惯的原则，该文对芜杂繁多的概念进行清理筛选，认为较妥贴而且适合魏晋南北朝官僚集团的名称，该是“士族”，其他都不规范。就士族的历史地位问题，文章指出，就整个士族来说，它趋向腐朽，那是在它取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并把持了政权以后的事情，无视士族的演化过程，一概骂倒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关于门阀政治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门阀制度论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将作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门阀制度与南朝的门阀制度相提并论。北魏鲜卑贵族是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权的，北方以门阀大族为领袖的坞堡不仅维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保留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较高水平的汉族文化。因此北魏统治者不能不依靠门阀大族谋划方略、制定政治礼仪、发展封建经济，因而也就不能不实行门阀制度。针对张承宗“吴四姓”为“东吴四姓”之说，张旭华、王宗广《“吴四姓”非“东吴四姓”辩》(2000年第4期)认为，“吴四姓”应是“吴郡四姓”，即吴郡之顾、陆、朱、张;其中张、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吴郡张温、朱桓和朱据。社会组织、成分方面，1988年第1、2期上连载章义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是作者整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对这一时期奴婢来源和数量的分析;二是对奴婢社会役使范围的考察。前者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奴婢主要有战俘、价买、籍没三大来源，较之两汉，私属奴婢的数额显著增加。后者的结论是:这一时期奴婢的役使范围不仅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的役使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且与两汉时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即该时期奴婢的绝大部分已由两汉时期的非生产者转变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都被普遍地役使于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周国林的《论蜀吴图籍中“吏”的身份》(1987年第2期)，是具有考证辨析性质的文章。该文针对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多种看法，通过数据统计，文献、文物的印证，认为蜀吴图籍中的“吏”既不是指身份低贱的“吏”民，也不是指地位优越的士族，而是对包括上至三公、下至佐史之类的低级官员在内的所有国家官吏的总称。张敏《东晋南朝宾客述论》(1999年第2期)认为，东晋南朝宾客的构成成分比前代更为复杂，有门第低、学品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避难的北方人士，有所谓材力死士、门生故吏，也有江湖游客、隐士。宾客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没有与佃客、僮客等封建依附民合流，相反，一部分继续受到王侯大臣的礼遇和重视。不过，宾客的社会地位确实有所下降。二、经济史研究专栏文章中，篇幅较多，影响较大者当属社会经济史，1985年第2期学报刊发了施光明的《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文章涉及的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因为曹魏屯田制度为历代史家所关注，多有论述，但关于“分田之术”这个具体而重要的细节问题，几乎无人问津。作者认为，“分田之术”是一种授田之法，其具体内容是确定给屯田民屯田土地的数量，大约是一夫一妇一百亩。文章刊出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刊物或复印全文或转摘观点，并马上引起了争论。同年第4期，专栏又刊载了周国林的争鸣文章《“分田之术”是授田之法吗?》，该文指出，“分田之术”不是“授田之法”，而是有别于“计牛输谷”的征税方式。专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88年第1期，长达三年之久，所发表文章均被《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三国史研究四十年》等文献转载。历代史家关于曹操的研究文章多不胜数，但对他的整个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论述，尚不多见。张雷的《曹操经济政策述评》(1985年第4期)一文，从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曹操的经济政策有着丰富而广泛的内容，屯田政策是其核心，而租税政策、奖励政策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紧密围绕屯田政策而展开的，在他整个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屯田规模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郑佩欣的《曹魏许下屯田规模虫虫彖测》(1988年第3期)，通过当时曹魏每年的地租所得和粮食总产量以及劳力的耕种能力等因素的层层分析剥离，得出建安初年许下屯田的大致规模———约拥有60万亩耕地，8000多屯田户，40000余人。商业、交通贸易史研究方面，马志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贸易的变迁与高涨》(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南海贸易得到巨大发展，奠定了广州的通商贸易口岸的重要地位，为隋唐以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郑敬高《论六朝的商业资本形态》(1994年第1期)认为，六朝商业发展，以小商人资本兴盛、官僚商业资本强劲、大地主侧身市场为特色，基本实现了商业资本的封建化，它导致了商业资本的饱和。这种饱和以盘剥小生产者取得丰厚利润为前提，是资本与特权结合的结果。超商业强制割断了商业与经济自由、竞争平等、法律秩序之间的必然联系，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积累，构成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致命弱点。刘汉东《水路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1998年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相当密切。特别是大批量的货物运输，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较高。水路运输既方便，载重量又大，沿途码头的设施以及较大船只的使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水路交通比较发达，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经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水路交通是其重要因素。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牛润珍的《3—6世纪海河流域城镇布局的考察》(1991年第2期)令人耳目一新。该文不仅考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县级以上的城镇数目，而且还从地形、地貌、气候、气象等其他学科入手，考察了当时海河流域城镇的布局及其特点。极具学术价值的是，它着眼于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体现了全新的选题角度，而且运用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韩国学者池培善先生的《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皇光时期的经济政策》(1999年第3期)，通过分析慕容皇光在位时期，记室参军封裕的上书来探讨前燕的社会经济政策，试图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解答北方游牧民族进出中原之后，异民族以何种形态发展国家。三、思想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辉煌，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史课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施光明《论五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1990年第2期)一文选题新颖，把当对许多人忽视的西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代表着魏晋史研究的一个方向。作者指出，当中原动荡、文事荒落之时，在五凉统治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具有浓郁的西北风采和异域情调的学术文化空前兴盛的局面。他认为，这是西域与五凉之间学术文化双向交流和双向选择的结果。正是在众多不同的领域中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瑰丽多姿的五凉文化。宗教问题仍然是文化讨论中的重点之一。程有为的《魏晋南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1986年第3期)一文，将佛教在河南的传播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汉末、曹魏时期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兴盛;至北魏达到极盛，由此他认为，河南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其原因有四: 一、佛学东渐，河南居“天下之中”，为必经之地。二、其时作为都城的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地又在都城附近。三、佛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朝廷官府的赐予和富人的施舍，而京城及其附近的佛寺是近水楼台。四、河南地区战火连绵，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为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为教义的佛教提供了肥田沃土。黄修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征》(1992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迅猛流播发展的时代，也是佛入中国而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重要特征是受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造和影响日益世俗政治化。无论是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或是作为宗教信徒的佛门僧尼，都没有超然于世俗政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政治、参与政治、服务于政治。孔毅、李民《魏晋玄学的衰落及其与佛教的合流》(1997年第2期)认为，东晋初年的批判思潮是玄佛合流的先声，儒佛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玄沸合流的关键，而魏晋玄学独立性的丧失标志着玄佛合流的实现，玄佛合流实现后，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佛教的这种独立是相对的，它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始终不能也不可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而独立发展，只能是不断趋于中国化。至宋代，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理学。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朱和平、白贵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影响》(1998年第4期)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化特征有三:其一、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格局;其二、传统文化改造与新文化创造相结合;其三、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造了传统文化固有的颓废，创造了文化新精神，而且使中国文化呈现多样化和丰富性，在文化发展中缓和了民族地域纷争和敌对关系，出现了统一的要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前较少有人论及。梅珍生《中国魏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生观比较研究》(1993年第4期)，作者指出，在东西方人学史上，魏晋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历史阶段，在各不相同的历史系列中，这两个时代的功绩无论是因其对过去传统的反叛还是对未来的历史命运的昭示，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价值体系的崩溃，对古典的领悟，艺术的成就，世界的发现，人的觉醒……在这些改变了历史面貌的共同表象的背后，它们由于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生的路向表现出了不同的旨趣:魏晋时代风靡士林的价值取向是玄学人生观，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呈现的则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涵的世俗人生观，而这种差异，又是他们对待人和自然的不同态度造成的。四、军事、民族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军事制度之一的曹魏士家制，古今论者，不乏其人，但在诸如士家的身份等具体问题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意见，刘汉东《论曹魏士家制的发展变化及其阶段性》(1988年第4期)一文，没有将该制度看成静态事物。他认为士家制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原因和时间，曹魏士家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确立和完备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士家的身份地位也有相应的发展和变化。张文强《南朝军制述略》(1998年第1期)指出，南朝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主要为中军和尚书省两个系统;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为都督与州郡两个系统。南朝军队的编制序列为军、幢、队、什、伍等。兵种主要分水、步、骑。中军训练一般在京师建康进行，外军训练一般由各防镇都督刺史主持。当时的兵器是传统的弓、弩、刀、剑、矛，其制造由少府所属的尚方负责，保存管理的机构有南、北二武库。关于战役，潘民中《汲、获之战是官渡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第4期)认为，汲县、获嘉之战与白马之战，延津之战及官渡决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官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汲、获之战发生在建安五年二月袁军攻白马之后、四月曹操解白马围之前的三月间。汲、获之战的战略意图一是消灭袁军别营，解除侧背之忧，二是破坏袁绍军粮基地，陷敌于困境。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问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程有为、吴少珉《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问题》(1996年第1期)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矛盾的形成、发展、激化和缓和的历史状况、统治者民族政策的优略得失、以及民族融合的进程。作者指出，曹魏、西晋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十六国时期是爆发时期，北朝则趋向缓和。曹魏、西晋时期，允许少数民族内徙，有利于民族融合。但西晋江统提议将少数民族迁返塞外，则不利于民族融合，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十六国后期各国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比前期为优。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民族融合的还有民族压迫、冲突、仇杀，最后到隋唐时期内迁少数民族已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五、大族个案研究方面家族、尤其是豪门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姓大族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上世纪90年代该栏目先后发表了多位学者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们分别对家族的源流、婚宦情况、文化特征、家族兴衰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婚媾特征:汉魏以来士族政治的建立与巩固，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员政治地位的升迁及其在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间通过婚姻裙带关系的彼此提携与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别是东晋南朝侨姓士族维持高门地位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婚媾的变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会地位的变迁。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1993年第3期)对京兆杜氏的婚媾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与颍川荀氏的婚媾情况作了比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且都与皇室联姻。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内司马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冯翊严氏、北地傅氏、太原与祁县王氏、河南元氏等，与荀氏相同，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两族虽然都与皇室联姻，但对皇室的依赖程度不同。苟氏，�子恽娶曹操女，恽子娶司马懿女，荀粲娶曹洪女，荀羡尚晋寻阳公主等，绵延两晋，一直与皇室保持亲戚关系，对皇室的依赖性也较大，几乎是同命运，共兴衰。杜氏，杜预娶司马懿女，杜义女为晋成帝皇后，杜攒尚魏孝武帝妹，仅此而已。他们对皇室的依赖性小，其地位不全靠皇亲。关于仕宦:魏晋南北朝时期，仕宦是衡量门第高卑的标准之一。仕宦的演变最能反映士族地位的升降和家族的兴衰。士族的仕宦是一个变动的历史过程。刘静夫对京兆杜氏和颍州荀氏的仕宦特点作了比较，认为族大人众，累世为官是其共同点。荀氏见于记载的约100人，而杜氏则达120人。荀氏主要仕于汉魏南朝，仕于北朝者极少;而杜氏则遍及南北胡、汉王朝。荀氏在上层交往广泛，在中央做文职高官的多，主要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在上层交往少，做地方军政长官的多，是一个带有豪强色彩的官僚世家。苟氏门第高些，而杜氏生命力强些。颍川长社钟氏也属于汉魏旧族，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研究》(1991年第2期)对其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作了追溯:钟氏自西汉至唐代中叶900多年，世系不断，从东汉末年钟繇到唐代中期钟嘉壁兄弟的500余年，几乎代代有官宦，上至宰辅，下至县令，属典型的士族之家。其家族中不少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关于庾氏家族，孟繁冶《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1992年第3期)一文指出，庾氏家族自东汉至南朝13代，凡74人，近400年的历史。其家族萌芽于东汉，掘起于曹魏、西晋，隆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汉代以前的庾氏先人鲜见寡·闻，正史中鄢陵庾氏的出现是在东汉，庾乘即为鄢陵庾氏家族人物的最早记载。庾乘子嶷，遁，嶷曹魏时官至太仆，大鸿胪。西晋时的庚氏家族已远非曹魏时期，仅在朝中传旨宣诏、教授经学，这时已经能联合朝臣，干预朝政，具有朋党之威、家族之望了。东晋时代，是庾氏家族建功立业的最辉煌时期，也是这个家族人丁兴旺时期，庾亮是这个家族几百年历史上的代表人物。经过东晋废帝年间的政治变乱，庾氏家族已明显地由兴盛走向了衰落。关于学术文化:世家大族要取得社会承认，须符合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素养在当时是衡量人才优劣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入世做官及官职升迁的重要条件。魏晋士族多以家学明世，以士出身，虽初有军功显者，但后世也往往以学识见称。这也是当时士族骄世傲人的一个资本。孟繁冶《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倔起》(下)(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魏晋时期是庾氏家族政治发展的重要积累时期，其间文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突出。庾氏在东晋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此时也正是该家族文化最发达的时期，文化事业成为他们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庾氏家族成员无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水平，他们在教育、文学、书法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司马氏江左政权与庾氏联姻，除了在很大程度上与庾氏在西晋时期政治上已有积累外，应归结于庾氏家族文化上的优势。刘静夫对荀氏与杜氏在文化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两族各有家学，荀氏以礼乐、律令为主，杜氏原本刑律名家，自杜预后又以传《春秋左氏传》出名。在文化层次上，就整体而言，荀氏高于杜氏，荀氏人才辈出，而杜氏多以吏能或军功显名。六、社会史研究近年来，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关尾史郎《关于安徽曹氏一族墓葬的几个问题》(1997年第3期)，作者通过对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葬字砖的梳理、分类，释疑、解读，认为曹氏宗族墓葬是曹腾作为宦官进入中央政权以后开始营建的;曹氏宗族拥有大规模的墓区，说明自曹腾以后的三四代人中，都有上至中央下至郡县的各级官员，相对而言，曹氏宗族是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妇女问题也是这些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万红《试论秦汉到魏晋妇女风貌的变迁》(1991年第3期)指出:魏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与秦汉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魏晋女性得以大胆地与封建礼教进行抗争，他们挣脱了秦汉时代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为自己挣得了一些权力。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相对衰微的时候出现的暂时现象，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随着大一统封建集权专制的再次确立，妇女的社会地位就每况愈下。黄云鹤的《均田制与北朝妇女》(1994年第1期)从经济角度对北朝的妇女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北魏均田制带有浓厚的原始社会色彩，平均主义波及妇女、北方有大片荒芜土地、战乱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及北方思想较为开放等原因导致了妇女受田。妇女受田意味着她们经济上的独立。薛瑞泽、王大健《3—6世纪后妃变态心理剖析》(1995年第2期)从遗传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剖析了3—6世妃后纪变态心理形成的原因、表现及其对社会的危害，作者认为，遗传因素和心理因素是后妃变态心理形成的基础，社会因素是诱发这些变化的直接动因。关于家庭生活，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1993年第2期)如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显著特点，形成这些特点有其政治原因:实行门阀士族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宗法制度的影响;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私有制的影响。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1993年第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较多的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不但使婚姻形态多种多样，而且使这一时期的婚龄基本呈下降趋势。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无法展示栏目中的所有内容，有不少好的文章不得不忍疼割爱，难以向读者作重点介绍。好在本文没有提到的许多文章，在史学界也同样早已产生影响。现在许昌师专已升为本科院校，升本后的《许昌学院学报》本着打造名牌，锤炼精品，质量至上，凸显特色的原则，不仅要一如既往地办好一批重点栏目，而且要把“魏晋史研究”做为特色栏目，放在学报重中之重的地位，在稿源、篇数、稿酬等方面将采取新的激励措施，近期内，该栏目除发表所有关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研究文章之外，将重点组织发表该时期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学术力作。欢迎广大魏晋史研究者继续关爱支持本栏目的建设与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编、研合作，共同努力，把魏晋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学术事业的繁荣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秦汉历史论文选题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大家好，我的论文题目是《会计人员管理法规与规范》请帮帮我谈谈选题的目的及意义！！！！谢谢各位！！！

首先纲领性把握两者区别：目的——重在阐述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即为什么选这样一个题目进行论述，要论述出什么东西。意义——重在表明论文选题对理论研究有哪些贡献，或对实践具有哪些帮助和指导。在明确两部分的区别之后可以对选题的相关领域进行搜索，明确当下该选题有哪些研究成果，还有哪些部分是你的选题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对选题的价值有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回答亲，可写以下几点，中药制药纯化水消毒的过程和方法，在用科学表明该方法作用，最后该选题的重点内容总结亲，你要明白论文的作用是什么，理由是最好找的，比如你看到与选题中观点一致或相反的资料、事例引发的思考，或者是由于所研究的内容具有明确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亲，你要明白论文的作用是什么，理由是最好找的，比如你看到与选题中观点一致或相反的资料、事例引发的思考，或者是由于所研究的内容具有明确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选题理由要从观点的由来和研究历程着手，提出论文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还是创新，并且研究有利于完善或是明确这一观点，而且可以指导实践，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我简单说一个理由，比如“中药制药纯化水系统是怎样消毒杀菌微生物的，更多3条 

秦汉科技最显著的特点是科学建制完整、技术体系统一。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冶炼、纺织、土木建筑、造纸、船舶制造等主要技术体系及风格也大体确立，从而为此后近两千年的中国科技发展确定了大方向。

秦汉文学论文选题意义和价值

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和地动仪的发明天文、数学的巨大成就：《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张仲景和华陀

秦汉时期文化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说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2、秦汉时期许多重大的科技成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与非凡的创造力

秦汉史论文选题意义和价值

读本科的时候，一位负责中国史课程的老师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意见，先秦秦汉的历史太早，史料太少，很多研究进行不下去，明清以至近现代的历史太近，史料太多，一个人穷尽一生的精力也读不完，宋朝的历史在中间一段，史料的数量也正好合适，一辈子勤奋用功可以读完。原话已经模糊了，大致意思就是这样，这位女教授自己正是从事宋史的研究，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触。回顾以前读过的中国古代史的论著，并对比了一下近现代史的研究，确实有各自的优长与短处，而且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难以分割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秦汉的研究，很多时候由于史料匮乏，在旁征博引之后只得出一个并无新意的结论，同样的内容在近现代史领域只会以寥寥数语简单提及，决不会长篇大论。职是之故，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显出深度和新意，古代史研究者又经常会走入小题大做、过度解释的误区，即使许多名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辛德勇对田余庆《论轮台诏》中汉武帝晚年政策转变问题的反驳，有些地方未免强词夺理。然而，史料匮乏这一限制条件，却又促使古代史研究形成了某种比较优势，以个人的阅读体会，这种优势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第一个方面，由于史料相对有限，迫使研究者不得不更加深入细致地进行解读，做到每一个字句都弄懂弄透的地步，也因此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二个方面，研究者为了扩大论文的容量，在选题时会有意无意将时段拉长，以解决资料不足的问题，而这样也就获得了以长时段观察问题的视角。以胡宝国对于《史记》《汉书》中籍贯书法的对比研究为例，他发现，《史记》在列举人物籍贯时，经常还会有赵、楚、燕、齐等诸侯国名称，而《汉书》则基本上改为郡县的名称，由此考察了在汉朝中央集权强化的背景下人们区域观念的变化。这样的研究，在近现代史领域就颇为罕见，首先，研究者面对浩如烟海、横无际涯的史料，似乎很难以同样的细致去捕捉到这样一个问题，其次，近代史的许多研究往往倾向于对“一时”“一地”“一事”进行掘井式的深入探索，并且引以为傲，而鲜少在更长的时段上进行比较。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研究的利弊得失，与古代史可以说是正相反对的。由于时间相对较近，许多史料都没有湮灭，甚至还有不少当事人在世，因而可以聚焦到某一个点进行深入的研究，然而往往也由此失去了长时段的视角，形成为价值不大的重复建设，不论甲地乙地，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特别是有些问题，至少需要以几个百年的时段来分析，才会看出它的本质，较短时间的个案研究就不免显得局促狭隘。

推荐图书《长平风云》，战国史。其中具有大量与现有宣传口径相悖的观点，相信你看后可以很顺利的完成你的小论文。作品地址：纵横中文网；PDF格式校正了部分错漏，在小木虫论坛可以搜到。如果你觉得还可以，也请你向你的同学们稍加推荐一二。在此不胜感激！

不过在西蒙斯和庄神的一次实战训练中，两人的连线则是直接让篮网训练场的篮筐遭到了重创。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训练场的篮筐已经被扣碎，不少球迷看到这一景象也是极为震惊。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