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神话的论文选题方向怎么选
课程：希腊罗马神话 关键词：城邦；社会；土地私有；文化；荷马；斯巴达 古希腊罗马文明史 ——城邦制度 古代希腊城邦制度 城邦的含义和特点 城邦源于希腊文polis，译为城邦，有城市国家之意。通常是以城或市镇为中心，结合周边农村形成的经济政治共同体。 城邦的特点 1、长期分立，各自为政。虽然希腊古典时代的这些城邦在制度、风俗、语言、经济、宗教、文化上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但由于希腊属于丘陵地形，各城邦相对独立。 2、实行国民政治，定期选举管理者。（只有斯巴达的国王为终生制） 3、经济上以小私有经济为主，商业较发达，无神庙经济。 4、军事上，实行公民兵制，无固定军队。 希腊城邦社会的特征 1、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涉及诸多侧面的复杂问题，也是希腊史研究中最被关注的问题之一，多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希腊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教授独辟新径，运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来研究城邦的形成。他认为，城市中如神庙和议政厅等公共建筑的出现是城邦形成的重要标志，而由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古风时代早期人口的急剧增长则推动了城邦的形成；法国学者波里尼阿从宗教崇拜的演变来探讨城邦制度的形成，提出古风时代早期希腊各邦保护神及其宗教崇拜的确立象征着古典城邦的形成；英国学者古迪和瓦特则从文字的使用与推广这一侧面进行探讨，提出在迈锡尼的希腊文消失约四个世纪之后，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的希腊文字的出现，及其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是促使希腊城邦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认为，和其他传统社会不同，在古代希腊，文字一经出现，即得到十分普遍的推广与广泛的使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把城邦的出现归结于文字的出现及其应用的后果。综合看来，上述这一系列研究使我们对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这一历史问题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是由一系列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这里姑且不论上述研究各自的缺陷，但它们的共同缺点是，片面强调了某一个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它因素的重要性，因而，如果分开来看，它们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更为严重的是，虽然西方学者对城邦制度形成的诸多侧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问题。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有意的。在西方学术界里，土地私有制问题历来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而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极力回避触及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如此一来，他们正好成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对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这一问题作历史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在展开讨论之前，还必须注意到，古代希腊所有权的观念同古罗马或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观念有很大不同，在古希腊人的思想中，没有抽象的所有权观念，相应地，在古希腊文里也没有表达这一抽象观念的词语。希腊文中表示所有权的词如ousia、exein、kratein、kektesthai和ktema所表达的都是实际意义上对特定财产的具体占有，从现代法律意义上来说，它们的意思是"占有"而不是"所有"。古希腊人从实际占有的意义上来理解所有权，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试图定义牢固的占有时，他实际上是在定义所有权： 牢固占有的定义是对财产的如此占有，即对它的使用完全取决于自己－－对自己财产的检验标准是，自己是否有权转让它；这里我用转让来表示赠送和买卖。亚氏的这个定义为当今的古代经济和法律史家所普遍接受，在古代希腊，土地所有权的首要标志是占有者对土地的转让权，即赠送与买卖的权利。 2、古风时代社会下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同贵族统治阶层的斗争，是理解希腊城邦形成之关键，同时也是理解土地私有制确立的钥匙。可以肯定的是，在古风时代以前，土地私有制尚未确立。在迈锡尼时代，线文B的泥板文书所提供的材料表明，彼时的经济结构以王宫为中心，是学者们所说的"宫廷经济"，其中有关土地占有状况的大量记载表明，迈锡尼的土地大体上分为"公有地"（ke-ke-me-na）和"私有地"（ki-ti-me-na）两部分。社会成员－－无论是王国的官僚还是普通的农民－－对土地的占有都同一定的义务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有条件占有"（conditional tenure）。这同以后希腊各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均有很大区别。到荷马时期，随着迈锡尼中央集权的崩溃，地方贵族分享了王宫的权利，同时也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土地。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荷马时期的土地制度已经是典型的私有制，但荷马史诗所提供的材料说明，土地私有制尚未确立起来。在荷马时期里，还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存留，史诗中有关巴昔琉斯或贵族领地（temenos）的记载即证明了这一点。temenos一词在线文B中即已出现，它表示王（wanax）和将军（lawagetas）的领地。在荷马史诗中，这个词一共出现十三次，除其中四处表示神的领地外，其余九处均代表巴昔琉斯和贵族武士的领地。从史诗的记载来看，这些领地都是由集体赏赐给建立军功的英雄和首领的。这就说明，至少部分土地为集体而不是个人所有，而且集体有权将它赏赐给个人。另外，史诗中有关份地的记载同样反映了公有地的存在。古希腊文中"份地"（kleros）一词的本意为"抽签"，在表示土地时，其引申含义为"抽签获得的份地"。史诗中两处提及份地的分配，而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所用的一个比喻则明确说明，个人所耕种的份地是由集体分配的。在描述希腊盟军和特洛伊人激烈的战斗时，荷马比喻道：两军就象两个人在一块公有地里为田界而争斗，他们手持测量杆，在一小块地里为划分不均而争吵，但一堵篱笆将他们分开。虽然有的学者对这条材料提出种种疑问，但它所提及的公有土地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公有土地并不是荷马时期唯一的土地占有形式。诗人笔下的英雄同时也都是大土地的占有者，他们一般拥有大量的果园、牧场和耕地，并且使用奴隶为他们劳动。有时候贵族也将一部分土地赏赐给忠诚的仆人，奥德修斯的猪倌尤迈俄斯就指望主人分给他一块份地和一幢小屋，他说道："一个善良的主人理当如此报答为他辛勤劳动、受到神明保佑的仆人"〔。另一方面，史诗也提及没有任何土地之人。当奥德修斯在冥界见到阿基里斯的魂灵时，赞美说他生前备受人们的尊重，死后还成为众魂的首领，后者回答说："高贵的奥德修斯，不要对我赞美死神，我宁愿活在人间，作一个没有土地之人（akleros）的奴仆，也不愿在这里作众鬼之王。" 综合看来，在荷马时期，贵族家庭（oikos）控制了大部分的土地，但这不并是其土地制度的全貌，还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因素。最为合理的解释是，荷马时期的土地制度处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过渡阶段，而只是到了古风时代，土地私有制才逐渐确立起来。 3、贵族统治阶层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导致了社会下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古风时代的社会大变革。正是这种社会大变革导致了古典城邦制度的形成，也是在这个变革中，土地的私有制逐步确立起来。在斯巴达，这种变革的明确标志是莱库古的改革，虽然莱库古本人是传说中的人物，但传统中归功于他的改革却是具有历史根据的，其主要内容是平等份地（kleroi）的分配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如霍德金森试图否认平等份地的历史真实性，提出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及其财产继承制与其它城邦并无不同，但他们的研究忽视了斯巴达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侧面，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斯巴达的军事制度、公民的共餐制及其教育制度同它的土地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同其它城邦不同，斯巴达有其独特的军事与社会制度，它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是职业军人，公民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保卫城邦，因此，斯巴达的公民将战争和军事训练视为自己从事的唯一职业。早在莱库古改革时，城邦即"禁止所有的自由人从事追求财富的职业，并规定他们唯一的职责在于保卫城邦的自由"。城邦还规定，所有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性公民都有 随时服兵役的义务。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同平等份地制度密不可分，由于公民不能从事任何追求财富的活动，很显然，城邦必须为他们的生计提供一定的保障，使所有公民有相对平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必然影响到公民的社会与政治意识。所有公民，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成为重装步兵的一员，都在同一个方阵里，肩并肩地作战或训练。这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群体生活，无疑孕育了一种平等的观念。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是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无疑增强了平民同贵族斗争的自信心。尽管这种自信心可能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以致于提出平等政治权利的要求，但他们在经济上、尤其是土地上的平等要求却是为历史资料所证实的。公元前七世纪早期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俄斯的诗歌即记载了下层公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这种呼声在时间上同重装步兵改革的吻合也许并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有其因果关系的。 斯巴达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独特性是其公民的共餐制，按照这个制度，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男性公民都要集体就餐。为了维持这种集体就餐的制度，每个公民每年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如果无法交纳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很显然，这种共餐制的基本前提是，从一开始，所有公民都必须拥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即占有的土地足以生产他所必须交纳的粮食，而这个基础只能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来实现。没有这样一个基础，集体就餐的制度是根本无法实行的，因为斯巴达共餐制的目的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一部分公民排除在外，而是培养公民的集体观念和城邦观念。 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同它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探讨斯巴达的土地制度时，不能把它孤立开来，而是应该把它看成是城邦整体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进行综合研究。平等份地制度的目的是维持城邦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其意义在于它实际上限定了公民群体的范围，从而也就定义了公民权，分得份地的社会成员成为共餐制的成员和城邦的职业士兵，亦即城邦的公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里比阿把斯巴达的份地称为"政治的部分"，也正是在这里体现了斯巴达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在雅典，下层农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则更为直接地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梭伦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贵族统治阶层对土地的垄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下层农民的不满。在改革以前，下层农民没有直接的土地所有权，亚里士多德说，直到梭伦改革，雅典的债务只能以人身作为抵押，也就是说，个人无权以自己耕种的土地作为债务的抵押。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称作Eupatridai的统治集团手中，而下层农民则成为他们的依附民。亚氏在论及梭论改革前雅典的社会状况时说： ……这以后发生了贵族与大众之间的冲突。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的政治体制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尤其是穷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为富人所奴役，他们被称作附庸和六一汉。因为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地租（misthosis）耕种富人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他们无力支付地租，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将失去自由。 亚氏在这里提到"六一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传统观点把六一汉看成是向贵族交纳地租的贫民，并因此而将上引亚里士多德文中的misthosis一词译作"地租"，但对地租具体份额的多少即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却又意见不一。无论如何，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的份额作为地租似乎都难以令人置信，因而这个结论并不为学者普遍接受。对此英国学者加伦特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六一汉"是在农忙季节为富有贵族耕种土地的农民，作为报酬，他们获得其收成的六分之一。然而，这个理论难以解释下层农民的不满以及公元前七世纪阿提卡的社会危机。为自圆其说，加伦特在此不得不引入一个"羞耻文化"的观念，进一步假设，对希腊人来说，被迫出卖劳动力是一件羞耻的事。但无论如何，这个"羞耻文化"的概念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公元前七世纪末六世纪初雅典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羞耻"不是导致雅典社会变革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的选题方向这个就太多了呀，因为中国古代的话，它的这个文学范围是很广的，它的诗词歌画都是孩子在这个文学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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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封神背景:姜太公虽然能封神但因贪心而未能成为玉帝，只做了醋碳神，这都是民间流传的说法，但是如果是申公豹打赢了，那历史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有封神一说的话)，申公豹可以说是界立于善恶之间，个人觉得公正就是要不带感情色彩，水至清则无鱼，破坏才能发展，变法不如打破重建，就像东西坏了怎么修都不可能比新做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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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一部数千年来无人能破译的天书，这里面的话题实是很丰富很神秘。选择此话题是你的明智决策。给你本书可参考。
本人看过。总的感觉同意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并不为过。当然，里面也有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记载。但光怪绿离的故事太多了，让人对其它史料也产生怀疑。大致情况如此。建议先看看鲁迅先生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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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 [摘 要]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作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神话，开启了古代文明的先河。上古神话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而且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关键词] 上古神话;文学意蕴;神话思维 上古神话，也就是通称的狭义神话，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起初本是简单的零散的，后来才逐渐汇为比较复杂的整体，到奴隶社会初期就登峰造极。以后，当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开始出现的时候，古神话便逐渐消亡了[1]。若将我国上古神话的时间观放到历史纵轴上加以标示，那就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 中国上古神话是民族文明的摇篮，它以瑰丽的想象、斑斓的色彩，保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同时上古神话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笔者以为，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为中国文学提供素材 上古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是文学创作的源流，后世文学的蓝本，被后代文学家所引用，从而创作出新的、具有色泽特异的作品。如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在中国流传极广，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影响。 影响到我国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像禹、契、后稷这些神性英雄，都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其中《玄鸟》和《生民》两篇，叙写契和后稷诞生的神异，基本是取材于神话的;而在《诗·大东》里首次出现了织女和牵牛，虽然诗人是把它们作为两个星座在咏叹，但是牛郎织女的神话的影子已经隐约可见了。 还有《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刘熙载《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古神话。 上古神话也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楚辞》中涉及到的神话传说人物甚多，而且在这些篇章里，屈原运用神话材料，上天下地驰骋其丰富的幻想，以抒写他对当时楚国腐败政治的忧愤，从而表达出他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尤以《天问》一篇，神话材料运用得最多，作者的忧愤也最为深广，《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奇兀的问题，以神话的比重最大。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原对这些神话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传说的怀疑中，表现着诗人的情感和爱憎。 运用神话材料入诗最显得有力量的是陶潜《读山海经》中的两首，一首写夸父追日，另一首写精卫填海和刑天舞干戚，将神话里几个神人的不屈斗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了。陶渊明在其《读山海经》诗中盛赞他们的精神:“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在唐代的诗歌中，神话的运用更是尤为显著，不少诗人的诗篇都有神话方面的取材，最突出的当以盛唐时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他的诗中大量的取材于神话典故，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等，几乎全用神话传说材料组合而成。 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最著名的有《西游记》、《封神演义》两部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共同形象。同样清代的小说取材于神话的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等，《镜花缘》前40回是全书的精华，写得非常生动有趣。这一部分差不多全取材于《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和奇特的动物植物。《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 除小说外，戏剧也受到神话的影响。如京剧《嫦娥奔月》，即取材于后羿与嫦娥的神话，动画剧《宝莲灯》也是取材于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等等。 总之，后代无数文人用自己的笔演绎着这些流传的千古神话，并赋予新意，从而使古老的神话放射出瑰丽的光彩，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文坛上出现“神话”回潮了。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从上古神话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先民超越自然力的制约和压抑，去开创自由生存境界的意志理念和精神品格，无论是“人兽合体”的神话形象，还是无尽的奇思妙想，上古神话以奇妙的想象，奔放的情感，怪诞的形象表现和寄托了人类超越有限的条件和局限，向往着无限境界的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为后世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提供了借鉴。 后世的生活中，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文化人)，由于种种原因，消极颓废的情绪难以收束。这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上古神话，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奇妙想象、瑰丽的色彩、奔放的情感，给这个时代(或这个文人)注入新的活力，让后世的文人得以在文字中寄托无限的理想和感情，找到一块心灵休憩地。这时候，浪漫主义文学便在中国大地活跃了，其中以积极浪漫主义最为突出。 当中又以屈原表现最为明显，开积极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广为采撷流传的神话、祭歌，创作了《九歌》、《招魂》等充满奇特幻想的诗篇。作者在这些诗中。御风乘龙，招唤群神，遨游太空。种种越轨的想象，夸张的渲染，使整个作品呈现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这一切都得益于神话发达的想象力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屈原与恶势力抗争不已，“九死其犹未悔”的战斗也同神话那种积极奋发的精神一脉相同。屈赋“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意在“申纡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2]274;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了屈原的进步理想以及对进步理想的执着追求，集中继承了上古神话中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 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鲍照等无一不继承这种创作精神。 东晋诗人陶渊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田园隐居诗人，竟然也被上古神话那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动，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与上帝争神的刑天等不屈不挠的神话角色，有声有色地进入他的诗中，显出悲歌慷慨的气势，以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他“悠然见南山”超尘脱俗的外表下，又长存着夸父、精卫、刑天那种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积极浪漫主义气质。 更有大诗人李白，他的代表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用梦中幻觉，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天地，展示出“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奇景;忽然梦醒，作者又回到丑恶的现实生活，终于发出无可遏抑的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中奇幻的景象，正是李白为着抗议现实而虚构的一个与之对立的世界。这样，神话材料在李白手里又一次显示了积极战斗的作用。还有《梁甫吟》、《蜀道难》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也都巧妙地编织了古代神话传说，使作者抨击现实社会的怒火，如游龙走凤，驰骋于天上地下。那汪洋恣肆的风格、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不正是上古神话的浪漫主义的发扬光大吗! 此后，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三、构筑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 上古神话中充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于命运的战斗精神和无何遏抑的进取意志。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甚至与太阳竞争高低等神话，正是这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夸父、精卫、愚公的人物形象的流传，精卫还被后世称为“志鸟”、“誓鸟”的民族自励的精神象征。它们激励着人类去追逐更为美好的生活，并为后世文学带来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对后代文学乐观精神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不死观念，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审视古代神话任务的结局，可以发现，很多神话人物最后的死并不是真正意义中的死亡，而是一种死后再生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种“化生模式”[3]。女娃在东海淹死后，化生为精卫鸟;女娲死后，其肠化为十节，成为十个神人;“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鲧死后，腹生禹;涂山氏死后化为石头，石裂生启。这些简朴的、极少修饰的故事都表现了死后再生的模式。神死后，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经过“化”这一过程，获得了另外意义的新生，虽然神的外形凐灭了，但化做了一脉相承的新形象，表现了理想化的乐观思想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上古神话的这种“化”而再生的模式，对于注重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它与晋以后流传的梁祝死后双双化蝶的故事，其心理寓含与之是一脉相承。 这种乐观主义影响到后世的文化，便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潜在意识和文学中缺乏真正意义的悲剧。悲剧美寓于崇高美之中。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死而不亡，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在富于悲剧情怀的同时，显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构筑了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的家园。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后世一些进步作家世界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苏轼、柳宗元等诗文的创作无不从神话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四、象征想象神话思维的启蒙 神话思维的特征是象征。黑格尔分析过这种特性:“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想象创造形象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4] 我们通常认为象征性思维是由西方传入，殊不知象征原则在上古神话中的已被成熟而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人兽合体”的上古神话中。神话以兽的某些特征弥补人之不足，用来表现和寄托人类超越自然力的压制，向往自由的意愿。比如伏羲、女娲、共工为“人头蛇身”，黄帝的子孙轩辕国民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祝融是“兽身人面”(《山海经·海外南经》)，陵鱼是“人面，手足，鱼身”(《山海经·海内北经》)，“其为人长头，身生羽”的羽民，“其状为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的英招等等。塑造这些在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的形象，均是为了表示一定的象征意义。究其寓意，大概就是先民想借自然物之力，补人自身之不足，从而达到战胜自然力，获取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愿望。人只能行走，不能飞行，于是幻想中长出羽翼，便克服了这种不足。人疾跑不如马，威猛不如虎，并无翼不能飞行，于是，借而取之，组合成形。神话正是这样才成为神奇，但这神奇中却涌动着上古初民祈求征服自然力，向往自由的韵律。这对日后各种文化艺术中象征手法的使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创作中，象征主义手法更是成为最常用的艺术手段，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而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则是以蝉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则是以羡鱼表达羡慕为官的心情;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蜀道难》)，则是感叹做官之难。可见，上古神话中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及流传使文学创作中的象征物和情感表达更含蓄些，运用眼前之物，寄托深远之意，情理交融。 神话的思维，同样充满了幻觉和想象。马克思认为“神话艺术是人民的幻想，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5]47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想象，却仍然同后世文学的想象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 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说:“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6]我国上古神话善于借助于想象和幻想，创造了许多同自然作斗争的英雄，如炼石补天的女娲，射日除害的后羿，与日逐走的夸父，根治洪水的鲧禹，衔木石填沧海的精卫等等，这些英雄人物表现了古代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心，而那些大胆奇异，惊心动魄的想象更是启发着后世创作手法的创新。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手法乃是脱胎于上古神话思维那种比喻式的联想和象征性的想象。如，《诗经》之比兴是这种艺术思维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屈原的楚辞整篇为比兴的系统;老耽的《老子》多借自然物象以喻事理;庄周所作《庄子》寓言连缀篇成文，成喻设喻等等，这些正是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曾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5]118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上古神话。花开花落，悠悠长歌，上古神话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艺术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以其不自觉的象征和想象的创造性方式影响了后世作家艺术思维的发展成熟。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学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另外，它所体现的积极、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其所蕴涵的积极文学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里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上):导论篇第八章[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2]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郭芳中国上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J)管子学刊， 2000，(1)[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北京:人民出版社， [6]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就谢八仙过海，天上人间、快乐无比，多美!
课程：希腊罗马神话 关键词：城邦；社会；土地私有；文化；荷马；斯巴达 古希腊罗马文明史 ——城邦制度 古代希腊城邦制度 城邦的含义和特点 城邦源于希腊文polis，译为城邦，有城市国家之意。通常是以城或市镇为中心，结合周边农村形成的经济政治共同体。 城邦的特点 1、长期分立，各自为政。虽然希腊古典时代的这些城邦在制度、风俗、语言、经济、宗教、文化上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但由于希腊属于丘陵地形，各城邦相对独立。 2、实行国民政治，定期选举管理者。（只有斯巴达的国王为终生制） 3、经济上以小私有经济为主，商业较发达，无神庙经济。 4、军事上，实行公民兵制，无固定军队。 希腊城邦社会的特征 1、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涉及诸多侧面的复杂问题，也是希腊史研究中最被关注的问题之一，多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希腊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教授独辟新径，运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来研究城邦的形成。他认为，城市中如神庙和议政厅等公共建筑的出现是城邦形成的重要标志，而由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古风时代早期人口的急剧增长则推动了城邦的形成；法国学者波里尼阿从宗教崇拜的演变来探讨城邦制度的形成，提出古风时代早期希腊各邦保护神及其宗教崇拜的确立象征着古典城邦的形成；英国学者古迪和瓦特则从文字的使用与推广这一侧面进行探讨，提出在迈锡尼的希腊文消失约四个世纪之后，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的希腊文字的出现，及其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是促使希腊城邦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认为，和其他传统社会不同，在古代希腊，文字一经出现，即得到十分普遍的推广与广泛的使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把城邦的出现归结于文字的出现及其应用的后果。综合看来，上述这一系列研究使我们对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这一历史问题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是由一系列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这里姑且不论上述研究各自的缺陷，但它们的共同缺点是，片面强调了某一个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它因素的重要性，因而，如果分开来看，它们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更为严重的是，虽然西方学者对城邦制度形成的诸多侧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问题。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有意的。在西方学术界里，土地私有制问题历来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而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极力回避触及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如此一来，他们正好成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对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这一问题作历史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在展开讨论之前，还必须注意到，古代希腊所有权的观念同古罗马或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观念有很大不同，在古希腊人的思想中，没有抽象的所有权观念，相应地，在古希腊文里也没有表达这一抽象观念的词语。希腊文中表示所有权的词如ousia、exein、kratein、kektesthai和ktema所表达的都是实际意义上对特定财产的具体占有，从现代法律意义上来说，它们的意思是"占有"而不是"所有"。古希腊人从实际占有的意义上来理解所有权，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试图定义牢固的占有时，他实际上是在定义所有权： 牢固占有的定义是对财产的如此占有，即对它的使用完全取决于自己－－对自己财产的检验标准是，自己是否有权转让它；这里我用转让来表示赠送和买卖。亚氏的这个定义为当今的古代经济和法律史家所普遍接受，在古代希腊，土地所有权的首要标志是占有者对土地的转让权，即赠送与买卖的权利。 2、古风时代社会下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同贵族统治阶层的斗争，是理解希腊城邦形成之关键，同时也是理解土地私有制确立的钥匙。可以肯定的是，在古风时代以前，土地私有制尚未确立。在迈锡尼时代，线文B的泥板文书所提供的材料表明，彼时的经济结构以王宫为中心，是学者们所说的"宫廷经济"，其中有关土地占有状况的大量记载表明，迈锡尼的土地大体上分为"公有地"（ke-ke-me-na）和"私有地"（ki-ti-me-na）两部分。社会成员－－无论是王国的官僚还是普通的农民－－对土地的占有都同一定的义务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有条件占有"（conditional tenure）。这同以后希腊各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均有很大区别。到荷马时期，随着迈锡尼中央集权的崩溃，地方贵族分享了王宫的权利，同时也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土地。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荷马时期的土地制度已经是典型的私有制，但荷马史诗所提供的材料说明，土地私有制尚未确立起来。在荷马时期里，还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存留，史诗中有关巴昔琉斯或贵族领地（temenos）的记载即证明了这一点。temenos一词在线文B中即已出现，它表示王（wanax）和将军（lawagetas）的领地。在荷马史诗中，这个词一共出现十三次，除其中四处表示神的领地外，其余九处均代表巴昔琉斯和贵族武士的领地。从史诗的记载来看，这些领地都是由集体赏赐给建立军功的英雄和首领的。这就说明，至少部分土地为集体而不是个人所有，而且集体有权将它赏赐给个人。另外，史诗中有关份地的记载同样反映了公有地的存在。古希腊文中"份地"（kleros）一词的本意为"抽签"，在表示土地时，其引申含义为"抽签获得的份地"。史诗中两处提及份地的分配，而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所用的一个比喻则明确说明，个人所耕种的份地是由集体分配的。在描述希腊盟军和特洛伊人激烈的战斗时，荷马比喻道：两军就象两个人在一块公有地里为田界而争斗，他们手持测量杆，在一小块地里为划分不均而争吵，但一堵篱笆将他们分开。虽然有的学者对这条材料提出种种疑问，但它所提及的公有土地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公有土地并不是荷马时期唯一的土地占有形式。诗人笔下的英雄同时也都是大土地的占有者，他们一般拥有大量的果园、牧场和耕地，并且使用奴隶为他们劳动。有时候贵族也将一部分土地赏赐给忠诚的仆人，奥德修斯的猪倌尤迈俄斯就指望主人分给他一块份地和一幢小屋，他说道："一个善良的主人理当如此报答为他辛勤劳动、受到神明保佑的仆人"〔。另一方面，史诗也提及没有任何土地之人。当奥德修斯在冥界见到阿基里斯的魂灵时，赞美说他生前备受人们的尊重，死后还成为众魂的首领，后者回答说："高贵的奥德修斯，不要对我赞美死神，我宁愿活在人间，作一个没有土地之人（akleros）的奴仆，也不愿在这里作众鬼之王。" 综合看来，在荷马时期，贵族家庭（oikos）控制了大部分的土地，但这不并是其土地制度的全貌，还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因素。最为合理的解释是，荷马时期的土地制度处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过渡阶段，而只是到了古风时代，土地私有制才逐渐确立起来。 3、贵族统治阶层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导致了社会下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古风时代的社会大变革。正是这种社会大变革导致了古典城邦制度的形成，也是在这个变革中，土地的私有制逐步确立起来。在斯巴达，这种变革的明确标志是莱库古的改革，虽然莱库古本人是传说中的人物，但传统中归功于他的改革却是具有历史根据的，其主要内容是平等份地（kleroi）的分配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如霍德金森试图否认平等份地的历史真实性，提出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及其财产继承制与其它城邦并无不同，但他们的研究忽视了斯巴达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侧面，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斯巴达的军事制度、公民的共餐制及其教育制度同它的土地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同其它城邦不同，斯巴达有其独特的军事与社会制度，它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是职业军人，公民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保卫城邦，因此，斯巴达的公民将战争和军事训练视为自己从事的唯一职业。早在莱库古改革时，城邦即"禁止所有的自由人从事追求财富的职业，并规定他们唯一的职责在于保卫城邦的自由"。城邦还规定，所有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性公民都有 随时服兵役的义务。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同平等份地制度密不可分，由于公民不能从事任何追求财富的活动，很显然，城邦必须为他们的生计提供一定的保障，使所有公民有相对平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必然影响到公民的社会与政治意识。所有公民，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成为重装步兵的一员，都在同一个方阵里，肩并肩地作战或训练。这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群体生活，无疑孕育了一种平等的观念。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是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无疑增强了平民同贵族斗争的自信心。尽管这种自信心可能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以致于提出平等政治权利的要求，但他们在经济上、尤其是土地上的平等要求却是为历史资料所证实的。公元前七世纪早期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俄斯的诗歌即记载了下层公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这种呼声在时间上同重装步兵改革的吻合也许并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有其因果关系的。 斯巴达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独特性是其公民的共餐制，按照这个制度，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男性公民都要集体就餐。为了维持这种集体就餐的制度，每个公民每年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如果无法交纳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很显然，这种共餐制的基本前提是，从一开始，所有公民都必须拥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即占有的土地足以生产他所必须交纳的粮食，而这个基础只能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来实现。没有这样一个基础，集体就餐的制度是根本无法实行的，因为斯巴达共餐制的目的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一部分公民排除在外，而是培养公民的集体观念和城邦观念。 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同它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探讨斯巴达的土地制度时，不能把它孤立开来，而是应该把它看成是城邦整体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进行综合研究。平等份地制度的目的是维持城邦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其意义在于它实际上限定了公民群体的范围，从而也就定义了公民权，分得份地的社会成员成为共餐制的成员和城邦的职业士兵，亦即城邦的公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里比阿把斯巴达的份地称为"政治的部分"，也正是在这里体现了斯巴达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在雅典，下层农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则更为直接地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梭伦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贵族统治阶层对土地的垄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下层农民的不满。在改革以前，下层农民没有直接的土地所有权，亚里士多德说，直到梭伦改革，雅典的债务只能以人身作为抵押，也就是说，个人无权以自己耕种的土地作为债务的抵押。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称作Eupatridai的统治集团手中，而下层农民则成为他们的依附民。亚氏在论及梭论改革前雅典的社会状况时说： ……这以后发生了贵族与大众之间的冲突。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的政治体制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尤其是穷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为富人所奴役，他们被称作附庸和六一汉。因为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地租（misthosis）耕种富人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他们无力支付地租，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都将失去自由。 亚氏在这里提到"六一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传统观点把六一汉看成是向贵族交纳地租的贫民，并因此而将上引亚里士多德文中的misthosis一词译作"地租"，但对地租具体份额的多少即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却又意见不一。无论如何，六分之一或六分之五的份额作为地租似乎都难以令人置信，因而这个结论并不为学者普遍接受。对此英国学者加伦特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六一汉"是在农忙季节为富有贵族耕种土地的农民，作为报酬，他们获得其收成的六分之一。然而，这个理论难以解释下层农民的不满以及公元前七世纪阿提卡的社会危机。为自圆其说，加伦特在此不得不引入一个"羞耻文化"的观念，进一步假设，对希腊人来说，被迫出卖劳动力是一件羞耻的事。但无论如何，这个"羞耻文化"的概念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公元前七世纪末六世纪初雅典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羞耻"不是导致雅典社会变革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关于古代神话的论文选题方向是什么
道德伦理神话起源希腊神话对现世的影响（文学、艺术。。。）人物特点神话是希腊社会的再现希腊神话与其他地区神话的比较
题目:封神背景:姜太公虽然能封神但因贪心而未能成为玉帝，只做了醋碳神，这都是民间流传的说法，但是如果是申公豹打赢了，那历史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有封神一说的话)，申公豹可以说是界立于善恶之间，个人觉得公正就是要不带感情色彩，水至清则无鱼，破坏才能发展，变法不如打破重建，就像东西坏了怎么修都不可能比新做的好!
浅谈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 [摘 要]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作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神话，开启了古代文明的先河。上古神话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而且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关键词] 上古神话;文学意蕴;神话思维 上古神话，也就是通称的狭义神话，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起初本是简单的零散的，后来才逐渐汇为比较复杂的整体，到奴隶社会初期就登峰造极。以后，当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开始出现的时候，古神话便逐渐消亡了[1]。若将我国上古神话的时间观放到历史纵轴上加以标示，那就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 中国上古神话是民族文明的摇篮，它以瑰丽的想象、斑斓的色彩，保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同时上古神话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笔者以为，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为中国文学提供素材 上古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是文学创作的源流，后世文学的蓝本，被后代文学家所引用，从而创作出新的、具有色泽特异的作品。如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在中国流传极广，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影响。 影响到我国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像禹、契、后稷这些神性英雄，都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其中《玄鸟》和《生民》两篇，叙写契和后稷诞生的神异，基本是取材于神话的;而在《诗·大东》里首次出现了织女和牵牛，虽然诗人是把它们作为两个星座在咏叹，但是牛郎织女的神话的影子已经隐约可见了。 还有《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刘熙载《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古神话。 上古神话也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楚辞》中涉及到的神话传说人物甚多，而且在这些篇章里，屈原运用神话材料，上天下地驰骋其丰富的幻想，以抒写他对当时楚国腐败政治的忧愤，从而表达出他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尤以《天问》一篇，神话材料运用得最多，作者的忧愤也最为深广，《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奇兀的问题，以神话的比重最大。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原对这些神话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传说的怀疑中，表现着诗人的情感和爱憎。 运用神话材料入诗最显得有力量的是陶潜《读山海经》中的两首，一首写夸父追日，另一首写精卫填海和刑天舞干戚，将神话里几个神人的不屈斗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了。陶渊明在其《读山海经》诗中盛赞他们的精神:“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在唐代的诗歌中，神话的运用更是尤为显著，不少诗人的诗篇都有神话方面的取材，最突出的当以盛唐时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他的诗中大量的取材于神话典故，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等，几乎全用神话传说材料组合而成。 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最著名的有《西游记》、《封神演义》两部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共同形象。同样清代的小说取材于神话的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等，《镜花缘》前40回是全书的精华，写得非常生动有趣。这一部分差不多全取材于《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和奇特的动物植物。《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 除小说外，戏剧也受到神话的影响。如京剧《嫦娥奔月》，即取材于后羿与嫦娥的神话，动画剧《宝莲灯》也是取材于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等等。 总之，后代无数文人用自己的笔演绎着这些流传的千古神话，并赋予新意，从而使古老的神话放射出瑰丽的光彩，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文坛上出现“神话”回潮了。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从上古神话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先民超越自然力的制约和压抑，去开创自由生存境界的意志理念和精神品格，无论是“人兽合体”的神话形象，还是无尽的奇思妙想，上古神话以奇妙的想象，奔放的情感，怪诞的形象表现和寄托了人类超越有限的条件和局限，向往着无限境界的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为后世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提供了借鉴。 后世的生活中，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文化人)，由于种种原因，消极颓废的情绪难以收束。这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上古神话，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奇妙想象、瑰丽的色彩、奔放的情感，给这个时代(或这个文人)注入新的活力，让后世的文人得以在文字中寄托无限的理想和感情，找到一块心灵休憩地。这时候，浪漫主义文学便在中国大地活跃了，其中以积极浪漫主义最为突出。 当中又以屈原表现最为明显，开积极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广为采撷流传的神话、祭歌，创作了《九歌》、《招魂》等充满奇特幻想的诗篇。作者在这些诗中。御风乘龙，招唤群神，遨游太空。种种越轨的想象，夸张的渲染，使整个作品呈现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这一切都得益于神话发达的想象力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屈原与恶势力抗争不已，“九死其犹未悔”的战斗也同神话那种积极奋发的精神一脉相同。屈赋“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意在“申纡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2]274;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了屈原的进步理想以及对进步理想的执着追求，集中继承了上古神话中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 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鲍照等无一不继承这种创作精神。 东晋诗人陶渊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田园隐居诗人，竟然也被上古神话那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动，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与上帝争神的刑天等不屈不挠的神话角色，有声有色地进入他的诗中，显出悲歌慷慨的气势，以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他“悠然见南山”超尘脱俗的外表下，又长存着夸父、精卫、刑天那种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积极浪漫主义气质。 更有大诗人李白，他的代表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用梦中幻觉，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天地，展示出“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奇景;忽然梦醒，作者又回到丑恶的现实生活，终于发出无可遏抑的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中奇幻的景象，正是李白为着抗议现实而虚构的一个与之对立的世界。这样，神话材料在李白手里又一次显示了积极战斗的作用。还有《梁甫吟》、《蜀道难》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也都巧妙地编织了古代神话传说，使作者抨击现实社会的怒火，如游龙走凤，驰骋于天上地下。那汪洋恣肆的风格、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不正是上古神话的浪漫主义的发扬光大吗! 此后，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三、构筑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 上古神话中充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于命运的战斗精神和无何遏抑的进取意志。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甚至与太阳竞争高低等神话，正是这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夸父、精卫、愚公的人物形象的流传，精卫还被后世称为“志鸟”、“誓鸟”的民族自励的精神象征。它们激励着人类去追逐更为美好的生活，并为后世文学带来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对后代文学乐观精神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不死观念，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审视古代神话任务的结局，可以发现，很多神话人物最后的死并不是真正意义中的死亡，而是一种死后再生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种“化生模式”[3]。女娃在东海淹死后，化生为精卫鸟;女娲死后，其肠化为十节，成为十个神人;“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鲧死后，腹生禹;涂山氏死后化为石头，石裂生启。这些简朴的、极少修饰的故事都表现了死后再生的模式。神死后，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经过“化”这一过程，获得了另外意义的新生，虽然神的外形凐灭了，但化做了一脉相承的新形象，表现了理想化的乐观思想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上古神话的这种“化”而再生的模式，对于注重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它与晋以后流传的梁祝死后双双化蝶的故事，其心理寓含与之是一脉相承。 这种乐观主义影响到后世的文化，便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潜在意识和文学中缺乏真正意义的悲剧。悲剧美寓于崇高美之中。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死而不亡，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在富于悲剧情怀的同时，显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构筑了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的家园。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后世一些进步作家世界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苏轼、柳宗元等诗文的创作无不从神话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四、象征想象神话思维的启蒙 神话思维的特征是象征。黑格尔分析过这种特性:“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想象创造形象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4] 我们通常认为象征性思维是由西方传入，殊不知象征原则在上古神话中的已被成熟而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人兽合体”的上古神话中。神话以兽的某些特征弥补人之不足，用来表现和寄托人类超越自然力的压制，向往自由的意愿。比如伏羲、女娲、共工为“人头蛇身”，黄帝的子孙轩辕国民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祝融是“兽身人面”(《山海经·海外南经》)，陵鱼是“人面，手足，鱼身”(《山海经·海内北经》)，“其为人长头，身生羽”的羽民，“其状为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的英招等等。塑造这些在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的形象，均是为了表示一定的象征意义。究其寓意，大概就是先民想借自然物之力，补人自身之不足，从而达到战胜自然力，获取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愿望。人只能行走，不能飞行，于是幻想中长出羽翼，便克服了这种不足。人疾跑不如马，威猛不如虎，并无翼不能飞行，于是，借而取之，组合成形。神话正是这样才成为神奇，但这神奇中却涌动着上古初民祈求征服自然力，向往自由的韵律。这对日后各种文化艺术中象征手法的使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创作中，象征主义手法更是成为最常用的艺术手段，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而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则是以蝉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则是以羡鱼表达羡慕为官的心情;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蜀道难》)，则是感叹做官之难。可见，上古神话中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及流传使文学创作中的象征物和情感表达更含蓄些，运用眼前之物，寄托深远之意，情理交融。 神话的思维，同样充满了幻觉和想象。马克思认为“神话艺术是人民的幻想，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5]47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想象，却仍然同后世文学的想象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 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说:“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6]我国上古神话善于借助于想象和幻想，创造了许多同自然作斗争的英雄，如炼石补天的女娲，射日除害的后羿，与日逐走的夸父，根治洪水的鲧禹，衔木石填沧海的精卫等等，这些英雄人物表现了古代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心，而那些大胆奇异，惊心动魄的想象更是启发着后世创作手法的创新。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手法乃是脱胎于上古神话思维那种比喻式的联想和象征性的想象。如，《诗经》之比兴是这种艺术思维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屈原的楚辞整篇为比兴的系统;老耽的《老子》多借自然物象以喻事理;庄周所作《庄子》寓言连缀篇成文，成喻设喻等等，这些正是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曾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5]118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上古神话。花开花落，悠悠长歌，上古神话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艺术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以其不自觉的象征和想象的创造性方式影响了后世作家艺术思维的发展成熟。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学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另外，它所体现的积极、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其所蕴涵的积极文学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里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上):导论篇第八章[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2]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郭芳中国上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J)管子学刊， 2000，(1)[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北京:人民出版社， [6]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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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神话的论文选题怎么选
题目:封神背景:姜太公虽然能封神但因贪心而未能成为玉帝，只做了醋碳神，这都是民间流传的说法，但是如果是申公豹打赢了，那历史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有封神一说的话)，申公豹可以说是界立于善恶之间，个人觉得公正就是要不带感情色彩，水至清则无鱼，破坏才能发展，变法不如打破重建，就像东西坏了怎么修都不可能比新做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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