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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发布时间:2024-07-13 09:18:19

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背景:改革开放卓有成效,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新阶段目的:探索古代经济重心转移意义:通过对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的研究,了解经济重心对经济的重要性,了解经济重心南移对古代中国的影响,通过对古代经济的借鉴,了解现代中国经济重心变迁的意义与作用,提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战略研究计划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经济重心在什么地方(手段:问专家,上网,图书馆)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分什么阶段(手段:问专家,上网,图书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的诱因与必要条件(手段:问专家,上网,图书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的作用、影响、意义。(手段:问专家,上网,图书馆)古代经济重心转移的规律是什么(经济转移的背景、条件等)古代经济重心转移的规律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什么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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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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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金融业banking in ancient China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事业。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 中国是产生货币较早的国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有了金属铸币。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资料看,商、西周时期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主要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当时的实物货币有贝壳、龟甲、粮食、布匹等,金属称量货币主要是铜。春秋战国(前770~前476)货币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人们逐渐普遍地使用青铜铸币。由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例如秦国的铜钱铸成方孔圆形,币文为“半两”,铸币权由国家掌握。此外,黄金和布也是法定的货币。战国末年,秦国制定的《金布律》是中国最早有关货币的法令。秦汉(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秦的货币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秦亡后,汉承秦制。为使货币重量更适于交换,西汉政府将铜钱的重量由“半两”(十二铢)改为“五铢”。从此五铢钱制度一直延用至隋代(581~618)。南北朝(420~589) 这一时期,信用事业有所发展。中国古代的信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初的借款对象是实物。以后随着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货币借贷行为越来越多。在封建社会初期,放款者主要是官府、贵族以及大地主等,而借款者往往有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逃债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借贷主要是信用放款,而且利息通常较高。战国时期,放款取息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秦汉时还出现了专门靠放债取利的人,称“子钱家”。有些子钱家资本相当雄厚,甚至政府有时为筹措军费也要向他们借款。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兼办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当时佛教盛行,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不少特权。寺院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经营大量土地,兼营放款业务。除了传统的信用放款外,还出现了典当业,即抵押放款。唐(618~907) 法定货币有铜钱和绢帛两种。绢帛以“匹”为单位,多用于大额的交易。唐代废五铢钱,铜钱不再以重量为名,而改称“通宝”、“元宝”,发展为比量名钱体系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唐代货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在流通领域中,铸币短缺一直是突出问题。因各地禁铜钱出境且铜钱较重,商人携带极不方便。唐宪宗时产生了“飞钱”,即商人在京师卖出货物后,把货款交付给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并从其处取得票券,回到地方后凭票取款。这种飞钱又称“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随着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唐京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西市是长安最繁华的市场,面积约1平方公里,遍布各种店铺和作坊,其中有许多商铺经营信用业务,如柜坊、寄附铺收受存款,保管财物;金银店兼营兑换以及生金银的买卖;质库经营抵押放款。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汇兑事业的产生是唐代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标志。宋(960~1279) 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白银的货币性加强和纸币的出现。汉代以前贵金属金、银都曾为货币,秦汉时期黄金是法定货币。汉代以后,由于货币经济一度衰退,贵金属失去法定货币的地位。唐末出现贵金属复入流通的趋势。宋代贵金属白银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绢帛一类的实物货币则逐渐失去其货币资格。纸币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的四川,当时称作“交子”,开始时是由民间的富商发行,1023年后政府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宋代钱币的铸行量大大超过唐代,但在货币流通领域中却出现混乱和地区割据的局面。宋代铸币的种类很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数种;币材可分为铜钱、铁钱、夹锡钱。北宋(960~1127)时期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辽也铸造自己的货币。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则有些地方使用铜钱,有些地方流通铁钱,还有些地方兼行铜铁钱。南宋(1127~1279)时占据中原北部的金国也铸造发行自己的货币。元(1271~1368) 结束了宋代货币流通分散混乱的局面,货币又趋统一。元代的货币以纸币为主,最初的纸币是可用白银兑现的信用兑换券,后逐渐发展为不兑现纸币。元代纸币不再以宋代“缗”、“文”等铜钱的单位为价值尺度,而以白银为价值尺度。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相当完善。1287年,元政府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宋元时期的信用事业较之以前并没有过多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传统的高利贷信用。民间的信用机构主要是当铺。当铺在宋时称“解库”、“ 质库”,寺庙经营的称“长生库”, 元代时称“解典库”或“解库”。元代当铺除抵押放款外,有时还经营信用放款。除了私入开当铺外,官方也开始建立经营典当业的机构。如金政府曾设质典库,又称“流泉”,元政府设立公典,称“广惠库”。宋代以后,货币种类增多,因而兑换业发展。当时经营兑换业的有“金银铺”、“银铺”。宋代的“交引铺”除经营各种兑换外,还买卖各种钞引。汇兑业务随着纸币的流行而逐渐衰落。明清(1368~1911) 明代货币有纸币、铜钱和白银。明前期主要用纸币,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清代(1616~1911)银、钱兼行。铜钱仿照明朝的制钱制度,由国家统一铸造发行,银锭则许民间自由铸造,因此各地的铸银在重量、成色上有不少差异,种类繁多。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各地。据统计,1644年全国有当铺两万多家,1744年时北京有当铺六七百家。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明中叶,最初规模较小,主要从事兑换业。明末,钱庄逐渐发展成为从事经营接近近代金融业务的机构,除兑换铜钱、金银外,还兼营放款、存款等业务。银号最早出现于清初,经营业务与钱庄类似。钱庄、银号还发行钱票和银票,可以用来兑换铜钱和白银。随着钱庄、银号在全国普遍设立,清乾隆年间以后,银钱票的流通非常广泛。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因经营者主要是山西人,又称“山西票庄”,起初只为商人办理汇款,后又兼办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和存、放款业务。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论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 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参考一下以下这篇,你也许会有灵感“回眸”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中国古代史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商鞅变法的背景:1、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得到广泛推广和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确认其土地私有权;2、战国时期诸侯战乱不断,要求通过变法强大自己,战胜其他国家;3、战国时思想方面“百家争鸣”,法家的变法思想盛行。商鞅变法的内容:1、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2、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根据军工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废除没有军功的就贵在的特权;3、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拍官吏治理。商鞅变法的意义:1、秦国的阶级得到发展;2、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加强;3、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为强大的封建国家,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前人研究的成果,所选题目到目前所研究到的状况,而你又对选题有何特别看法,为何会选此题,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看法有何异议或者是有何更深入的观点

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撰写的学术论文叫学位论文。这种论文是考核申请者能否被授予学位的重要条件。  学位申请者如果能通过规定的课程考试,而论文的审查和答辩合格,那么就给予学位。如果说学位申请者的课程考试通过了,但论文在答辩时被评为不合格,那么就不会授予他学位。  有资格申请学位并为申请学位所写的那篇毕业论文就称为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学士学位论文既是学位论文又是毕业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具有四大特点:①学术性 ②科学性 ③创造性 ④理论性一、学术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二、科学性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三、创造性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 唯物主义和 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四、理论性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表论文的过程   投稿-审稿-用稿通知-办理相关费用-出刊-邮递样刊  一般作者先了解期刊,选定期刊后,找到投稿方式,部分期刊要求书面形式投稿。大部分是采用电子稿件形式。   发表论文审核时间  一般普通刊物(省级、国家级)审核时间为一周,高质量的杂志,审核时间为14-20天。   核心期刊审核时间一般为4个月,须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道程序。   期刊的级别问题   国家没有对期刊进行级别划分。但各单位一般根据期刊的主管单位的级别来对期刊划为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主管单位是省级单位。国家级期刊主管单位是国家部门或直属部门。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论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 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开题报告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主要运用何种理论,要达到的目的。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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