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传统文化论文选题方向怎么写
不知道你是否有信仰,但是个人感觉似乎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提出的这个问题。佛教,我们应该怎么看他呢?首先,他是一个正教,他是可以度人的,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缘起,他的修炼方法,他的戒律,他的经书;其次,就为了完成任务的论文而言,我们需要找到我们想说的话,最后去求证他。可是,我想你如果把佛法当成哲学来看待,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释迦牟尼传的法,是要求实修的,也就是“定”,只有通过实修你才能明白更高深的道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研究,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可偏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和尚,把念经当成修佛的全部。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先到百度贴吧中的正见吧看看,用传统文化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真实,祝好~~
摘 要:日本民族是个奇特的民族,他们一方面兼容并包,善于学习,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冥顽不灵;既有谦恭有理的一面又有倨傲蛮横的时候;同时还有举世闻名的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这些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古代的几乎全封闭的日本,神道教的产生和自我发展几乎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完全能够反映当时的日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思想。并且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就神道教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而进行探讨,提出了“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的观点。 关键词:神道教;日本民族性; 本土文化; 封闭; 自我发展 一 神道教 [神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书中记载[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神道教原本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后来将历任天皇和重要的幕府将军也作为崇拜对象。公元五至八世纪,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是为国家神道,成为政府教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一九四六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自己的神格地位,盟军总司令也要求日本废除国家神道,神道教遂成为民间宗教。虽然如此,神道教至尽仍是日本人民最崇信的宗教,占人口的80%。 二 兼容并包的思想 1神道教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同时又不失自我个性,因为它信仰的是多神,只要发现力量,信徒们立即为其起上名字敬为神灵,并谦虚虔诚地向其学习。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才神话般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便是很好的例证。 2在近代与外国的交流中,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兴力量认识到,没有军事力量就永远不能平等地与西方进行交涉,这个认识成为明治时代的一个动力。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必须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因此,日本整个国家狂热地呐喊这样一个口号:“富国强兵”。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向欧洲学习,于是派遣了岩仓使节团出访西方。欧洲之行的见闻震动了他们。他们折服于欧洲令人眩目的机械化文明。不久,日本的普通百姓开始崇拜“伟大的欧洲之神”。他们的赞美歌这样唱道:“伟大的欧洲之神,请保佑我们。给我们汽油灯、鹅卵石、蒸汽发动机以及发自帕台农神殿令人折服的力量吧!”于是,在短短的几年内,明治维新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日本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与此相反,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境地。以曾国潘为首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办新式学堂和各种工厂,掀起了轰动全国的“洋务运动”。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却认为接受外来思想和科技就意味着背叛祖国文化,对此百般阻挠,加之广大民众思想未开化,认为西方文明不过是雕虫小技,根本不值得去学习,因而固步自封、盲目排外,导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 神道是个多神教,没有像《圣经》、《可兰经》一样的教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神道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适应日新月异的形势,即使再激进的变革也会被最终化解吸收。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美国对日本实施占领政策。此时,日本国内一片废墟,经济完全瘫痪,国民生活困苦不堪,这时他们发现了“伟大的美国之神”。美国是一个公认的单纯的神,表面比较粗糙,但不可否认她力大无穷,崇拜她有很多好处。所以日本人一直很虔诚地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尖端的科学技术、利用美国输入的资金,发挥模仿创造能力,再次创造了经济腾飞的神话。 由此可见, 神道教所宣扬的“崇拜一切力量,向一切力量学习,不管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的观念已深深融入日本人的思想生活中,不管是社会上层还是普通庶民,都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的意识。正是因为这种共识,才使得日本一次又一次地从困境中迅速崛起,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 三 军国主义 1军国主义是隐藏在日本民族性当中最深层的东西,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被公认为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最权威的著作《菊与刀》中这样阐述日本国民性:“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只不过不同时候表现不同方面而已。 可以说,日本的国教神道教中也孕育着军国主义。神道教的教义如是说:世界至尊之神为天照大御神(太阳女神)她要实现“八紘一宇”(四海一家),统治全世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人神”,既是神道的最高祭司,又是日军的大元帅,按神的意志征服“劣等民族”。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着“神的旨意”堂而皇之地入侵大陆,给被侵略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也导致自己的一场灭顶之灾。 2 令人奇怪的是,德国与日本同是战争的侵略国与战败国,为什么德国在战后的态度和行为赢得了各国的赞许,但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至今仍被昔日受侵略的国家所指责呢?其实这还是与他们所信仰的神道教有关。 首先,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按“神的旨意”去征服“劣等民族”,所以他们的错不在于侵略,而在于战败,假若他们没有战败的话,他们根本不需要道歉。 其次,神道教认为人死后的灵魂根本上没有邪恶之分,是平等的,而且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将成为神,因此他们不会认为拜祭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是有任何问题的,也就不存在什么道歉问题了。相反,德国文化一直是受基督教信仰熏陶,在基督教信仰中,强调的则是认罪、悔改,所以德日两国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态度会大相径庭。 四 “和”的思想 曾经有一位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人好比一群在水中游着的鱼,突然一个石子扔进去,被打散了,但它们很快又调整好秩序,或许是向着相反的方向游去,但绝对是井然有序的。”这反映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即“和”的思想。 “和”指“和睦”“协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团结协作的精神,又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日本,“和”的传统由来已久,神道教的经典《日本书纪》中就记载着八百万神,居住在高天原上,他们各司其职,相处和睦,灾难来临时,团结协作,共同渡过难关。这可以说是日本团队精神的起源了。 世界著名的禅僧、佛教思想家铃木大雪在一次日内瓦会议上说:基督教把上帝和人类、上帝和自然、自然和人类分别理解为相反的两极关系。三对关系构成基督教哲学的基本内容。而神道相信上界的神灵、人类和大自然都是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日本民族文化中的“三道”即书道、茶道、花道,其精髓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五 敬业精神 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可谓举世闻名,他们认为工作才是人生的本质和真正含义。因此,他们把公司当成家,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工作一生,被人称作“工蜂”。其实,这也是神道教宣扬的一种精神。 根据基督教的传统,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为他们的叛逆原罪各自受到了惩罚。亚当被罚忍受挥汗谋生的痛苦,夏娃被罚忍受分娩的痛苦。工作和苦难都是原罪的惩罚,只能在家庭生活或业余生活中找到幸福。神道教中关于工作的观点却完全不同。神道认为,工作本身就是神圣的,即使是太阳女神也要在天国辛辛苦苦地种植稻米。神道教的经典著作《古事记》里还记述着神织布、修渠、打猎等情形,所有神道世界里的可敬成员都在辛勤劳作。在神道观念里生命等于工作。“命”这个词,既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使命”。不工作的人生将毫无意义。日本人常说“要感谢任何一个让你必须付出一切的工作。”努力工作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能与神灵交流,为神灵而活,与神灵共生,因神灵而生。正是因为这种神道的意识形态,日本人在努力工作中发现真正的快乐和意义。这就是日本男性在退休后的头两年为什么死亡率最高的原因所在。在拼命工作了三四十年之后,他们突然间会感到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疲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将不工作与不生存视为等同,就干脆放弃了这个无所事事的肉体。 六 结束语 综上所述,神道教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已经深深地融入日本人的思想、生活中。无论是兼容并包、善于接受新事物,还是黩武凶残、冥顽不灵,或是他们的团队精神、敬业精神,都折射出神道教的思想理念。正是因为神道思想的影响,才使得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民族性。因此,可以说,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 参考文献: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深见东州走近日本[M]宋勇庆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3]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现状:Ⅰ民俗的现状 Ⅱ方法论的现状[J]日本民俗学,1999,11(216) [4] 折口信夫 现代社会与民俗学实践[J]日本民俗学, 2001,8(220) [5] 井之口章次信仰与俗信[M]新潮社, 2001 [6]河野训日本的宗教现状及神佛融合[J]日本宗教研究,2002,10(109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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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传统文化论文选题方向怎么选
你这是弘扬佛法的好事,我是觉得虽然现在的佛弟子不少,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众生对佛法不了解,认为是封建迷信或种种猜疑不解,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最基础的认知上多讲一讲,有本书《正信的佛教》、《觉海慈航》等等,都写的很好,你如果方便可以到附近的寺庙去免费结缘几本看看。或到佛教网站去搜索相关文章。佛教是接受佛法的教育,学做人,断恶修善,自他两利的。阿弥陀佛,佛力加持愿你写出有价值的论文。
回答 您好,方向如下:《激流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浅析张爱玲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个人奋斗的悲剧英雄——于连与高加林的比较 论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文化特征 “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浅论纳兰词的悲剧美 从《项脊轩志》看归氏散文中的女性形象 从英国传说《罗宾汉》到无声电影《卢鬓花》的改编研究 角色的悲剧 ——在津巴多角色扮演理论下解读《蝇王》 浅析大历诗风的“气骨顿衰” 论陈彦笔下的小人物 翻译与改编:《福尔摩斯侦探案》归化研究 揭开《玉梨魂》受欢迎的神秘面纱----从小说《玉梨魂》到电影《玉梨魂》 论传统神话的现代使命——以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例 试论卡拉马佐夫父子的性格两重性 离别与思乡——宋词中“雨”的意蕴浅析 从《青蛇》看李碧华小说的诡谲文风 从“小我”到“大我”——论何其芳的启蒙文学思想 “五四”时期的独立女性形象解读——以冷清秋与姚木兰为例 从《厨房》看吉本芭娜娜小说的疗伤特征 “标准美人”的人物形象发展——《洗澡》与《寒夜》中女性形象的对比 论梁晓声的“知青小说” 被贬黄州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试比较柳宗元与欧阳修山水散文之别 论伍绮诗对弱势群体的书写 当代作品中的僧人形象——以《尘埃落定》《道士下山》《受戒》作品为例 迟子建小说里的自然风景分析 论《陆犯焉识》中陆焉识的反抗意识 浅析霍达《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悲剧美 论《古船》的复仇书写 浅析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的自由主义 浅论汪曾祺作品中的佛教色彩 ——以《受戒》、《庙与僧》、《仁慧》、《复仇》等作品为例 负重前行的荆棘鸟——菲奥娜与曹七巧人物特性比较 达其财富,穷其人生——中外文学史上吝啬鬼形象解读 论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以《生死场》、《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作品为例 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帮助。 提问 这是古代文学吗? 我需要的是古代文学的 回答 项脊轩志是的呀。 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2、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4、《诗经》燕飨食诗的场面描写 5、《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6、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7、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8、论《诗经》中的史诗9、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0、《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1、《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12、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 13、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提问 有没有那种具体到哪一部作品的,然后映射出什么人物的品质,或者道理,以及人生态度的 回答 比如,《离骚》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在文学史上有着难以超越的地位。其中“香草美人”意象的出现使得《离骚》大放异彩,吸引着无数学者的目光,而了解《离骚》中草木的名称以及具体形态,方便理解其所代表的特殊意涵,对研读《离骚》《楚辞》其他的篇章乃至后世的文学都有着一定的帮助 提问 还有其他的吗老师 回答 《中的婚恋诗及当时的婚恋观》论文概括及写作材料检索 论文概括:《诗经》中有四大类婚恋诗:恋爱诗、婚嫁诗、思妇诗、悲叹诗,可以发现《诗经》时代的三大婚恋观:崇尚爱情和婚姻基本一致、歌咏恋爱自由与感情专一、渴望琴瑟友之与白头偕老 提问 这些范围都太大了 回答 你需要按照一个方向来找,我这边只能是给你一个大概方向,你觉得哪感兴趣对哪里详细论述 提问 浅析《范进中举》中映射出的科举制度的两面性 我想从这些方面详细论述,可是我的导师说很多人写过了,让我重新找一个,我就找不到了 回答 的确这个方面很多人都想得到的。而且关于科举制度的两面性,我认为也太普遍了,建议从诗经,离骚等里面找论点。 更多46条
不知道你是否有信仰,但是个人感觉似乎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提出的这个问题。佛教,我们应该怎么看他呢?首先,他是一个正教,他是可以度人的,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缘起,他的修炼方法,他的戒律,他的经书;其次,就为了完成任务的论文而言,我们需要找到我们想说的话,最后去求证他。可是,我想你如果把佛法当成哲学来看待,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释迦牟尼传的法,是要求实修的,也就是“定”,只有通过实修你才能明白更高深的道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研究,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可偏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和尚,把念经当成修佛的全部。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先到百度贴吧中的正见吧看看,用传统文化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真实,祝好~~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的选题方向这个就太多了呀,因为中国古代的话,它的这个文学范围是很广的,它的诗词歌画都是孩子在这个文学里面的。
佛教与传统文化论文选题方向
佛教就包括禅宗。就像咱们去北京,目的相同。 走的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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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就是佛。禅宗有独特的开悟方法,比如参话头。
一个从外面传进来的佛教,何以在中国立足,生根,以至发展壮大,为人民接受。这其中,不乏许许多多的僧人的努力。但是,中国的历代帝王在里面同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汉明帝—佛教的第一次走进统治阶级。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经很难考订。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而此时的佛教只是在少数人中流传,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与佛教有关的帝王是汉明帝。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从此,佛教始为上层官府和史馆之流所注意! 文成帝—佛教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到了南北朝时期,拓跋氏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的一支-拓跋氏,公元1世纪末逐渐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把首都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大约在道武帝建国的时候,鲜卑族的拓跋氏就开始接受佛教思想了。迁都平城以后,在这个新国都里,佛教寺院也相继建立起来了。在北魏时期,由于法果等佛教首脑人物的倡导,北魏初期的佛教界首先解决了拜佛与忠君的关系问题(按照佛教的正统观点,出家人是不应当礼敬君王,不需要孝养父母的,这两点总是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背离,因而长期以来为人们争论不休)。为了更好得维护封建统治,为了更进一点地体现礼佛就是忠君的思想,就连寺院里佛像的形体和相貌,也开始仿照皇帝来塑造了。公元452年,文成帝曾经下令雕造了一尊石佛像,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制作的。文成帝还根据北魏新的佛教领袖著名禅僧昙曜的建议,修建了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云冈石窟。在其中的四所大窟内选择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是因为佛教界流传着一种“胡本无佛”的言论,这对于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北魏政权来讲是很不利的。假如人们真的相信了佛教和这些游牧民族没有什么缘分,而只是汉族地区流行的信仰的话,那么对于维护他们的忠君礼佛思想,特别是获取汉人民心,将是十分不利的。可见到了这个时候,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开始把佛教改造成更加利于自己统治的工具了! 唐太宗/武则天—瑜伽学派传译和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唐朝,唐代的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统治,开始尊道教而弃其他教派,但是唐太宗支持唐玄奘远行印度取金,使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更进了一步,虽然当时由于统治阶级表面上是道教的,但是在现实中并没有因为尊道教而排挤佛教,唐太宗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支持玄奘远行西天取金,使得瑜伽学派第一次被传译到了中国,使唐朝当时拥有了更多的佛教金文,为后来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自立为王。武则天开始大肆兴起佛教,广建寺庙,对道教开始慢慢地排挤,武则天尊佛教当然不排除为了自己的江山(因为唐朝是尊道教的),但更多的应该是因为她自己的喜好。在当时,由于广修寺庙,以至于劳命伤财,但对佛教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在唐朝(周)统治的几百年里,只有武则天把佛教作为“国教” 梁武帝—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阶段。史载梁武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多才多艺的以为皇帝,对佛教,道教,儒教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对佛教。他在比较了这三教的特点后,认为佛教对自己的封建统治最为有利,固而开始尊佛教而排挤其他教派。在他的一生中,大量修建寺庙,大量兴佛事,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宫里都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他人显示自己是真的信奉佛教,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信佛教从而更有利于他的统治,他用从老百姓身上收刮的血汗大肆兴起佛教,从而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虽然他本人并非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据史记载,有人因为犯法而须杀头,他表现出悲伤的表情,以示他是一个心向佛之人,可是事实上,他并非一个真正的向佛之人,只是为了籍此得到所谓的公德和统治的长久,然而否刺的是,最后他的皇位被别人抢夺,自己在逃亡中因饥寒交迫而客死他地。尽管如此,他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在某中程度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在此时。 周世宗—佛教的发展开始缓慢甚至停止不前。到了五代时期,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方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情况各不相同。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后梁龙德元年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这对佛教本身来说,澄清了一切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也和前代各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衰落了。虽然在南方佛教有缓慢发展,但是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已告一段落。 五代以后,佛教虽然在普通百姓心中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但是从此以后,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发展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热衷了,佛教的发展趋于平稳,佛教的文化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完)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选题方向怎么写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令亿万中华儿女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和外族入侵,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饱经沧桑,虽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下面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3篇,供大家借鉴参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一篇:新媒体环境下汉中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探析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新媒体技术支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文以汉中地区为切入点,借助新媒体技术,探讨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的问题。分析汉中地区的经典成语故事、古代文学作品、传统戏剧、以及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创新与传播,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传承,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公众的民族情怀与人文素养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 中国传统文化; 汉中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化转化与传承; 1 研究背景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其意义就在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新时期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已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传统和传统文化才能承承相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人民辛勤工作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延续和文化发展的继承出发,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进行创新。”[2]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同时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 新媒体是一种新生的媒体形式,它是继传统的报刊、广播、户外、电视后出现的“第五媒体”。其功能强大,主要借助于当今发达且成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移动网络、区域无线网等技术渠道以及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的终端,实现海量信息资讯和娱乐体系的在线共享。新媒体技术使得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实现了平等和对等,人们既可以发布和传播信息,也可以接收和享用信息,并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以及世界实现互动。“新媒体的特征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3]新时期,保护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将新媒体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结合起来,使得两者相辅相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2 汉中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简介 “截止到2011年6月,汉中已经拥有国家级名录6项,省级名录39项,市级名录5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多样,既有体现历史文化的故事传说及民间戏曲,又有贴近百姓生活的各种民俗活动。”[4]其中比较知名的有蔡伦造纸传说、洋县佛教音乐、镇巴民歌、汉调桄桄、洋县架花焰火技艺、洋县悬台社火等,两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丰富了汉中的地方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急需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进行现代转换与传承。 3 汉中地方传统文化新媒体形式的现代转化与传承 (1)汉中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成语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一页。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包含着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烟云,其中蕴含着很丰富的人文哲理与生活经验。汉中历史悠久,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比较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流传下了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及历史传说,比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骞故事传说、廉泉让水、褒姒传说等。对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进行整理和编排,标注拼音,制作成为电子书样式,并配上真人语音以及名家讲读的音频;还可制作成幻灯片PPT的形式,配上相应的图片,如果条件允许则可使用GIF动态图片,这样更具吸引力。此外,将文化典故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呈现,或制作音频节目,将文本转化为音视频以满足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借助手机APP在线功能推广和宣传,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 (2)汉中地区传统手工技艺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工具与材料,人们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和认识,以相对稳定的造型、图式、技艺和文化等要素凝结在器物之中。[5]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氛围,汉中本地保留下来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例如,汉中面皮的制作技艺、蔡伦造纸工艺、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洋县蓑衣编制技艺、城固泥塑、洋县架火烟花、谢村黄酒酿造技艺、西乡松花蛋制作技艺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手工技艺急需得到关注和保护。在今天这个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来进行宣传与推广,使传统技艺能够被广大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 因此,对汉中本土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视频加工,将诸如蔡伦造纸技艺、汉中面皮、谢村黄酒的制作过程完整的拍摄记录下来,对其中的加工环节进行细致和完美的展现,能够引发受众的感知欲和好奇心。通过拍摄纪录片或微电影形式,配以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让观众在观赏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与放松,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3)汉中传统民俗文化和民俗活动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历经千秋的历史典故,家喻户晓的民俗活动,见证了汉中地区历史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相比陕南地区其他区域所特有的自然风光,汉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是汉中的民俗文化,即在汉中境内的民间地区所形成和保留下来的民间艺术,例如汉调桄桄、镇巴民歌、洋县佛教音乐、端公戏等。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可以请一些老艺人和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演绎,通过现场录制和后期制作的方式形成音视频作品,通过各大视频媒体以及网络平台进行投送,也可以由当地政府着手操作,在地方台以及各大公共场所的LED屏幕上进行滚动循环播放。 其次是汉中的民俗活动,汉中的民俗活动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如南郑协税社火高跷、南郑新集采莲船表演、略阳羌族羊皮鼓舞、洋县杖头木偶戏、洋县悬台社火、老君庙会、春官说春发放春贴、勉县武侯墓清明祭祀活动等。这些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活动展示了汉中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对其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播,可以借助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网络进行传播,充分挖掘民间传播的力度。例如,可以邀请知名视频网站的主播,比如哔哩哔哩、Ac Fun、斗鱼、抖音等,现场参与活动并进行实时直播与互动,借助主播个人的影响力和自媒体视频平台的强大扩散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汉中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此外,借助微信,建立汉中民俗活动的公益性宣传公众号,向广大的在线用户进行推送,有一定的宣传与展示效果。 (4)VR技术与汉中文化旅游景点的线上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能使用户沉浸到环境中。 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各种文化旅游景点。其中,两汉三国时期的石门栈道、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武侯墓、张良庙等。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对这些文化旅游景点进行精准的测绘,然后通过计算机进行3D立体建模,建立线上文化博物馆。还可在城市内的各大公共场所建立市文化旅游景点的VR体验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不用亲临景区,借助VR设备,进行在线漫游,体验立体沉浸式虚拟游览,并能与景点内的物体进行互动,从而获得立体式全感官的综合性体验。这种新的游览方式与以往的游客进入景区实地游玩体验相比,在保持景点全部区域各种参数与信息完整收录与提供的同时,还降低了参与体验的门槛,能够让游客获得多倍的感受与身心的全面满足,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思维与设计理念。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转化与传承的可行性策略,提出借助在线网络媒体技术和各种视频平台,以及VR技术,对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视频化和立体化的制作的发展路径。此设想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加大新媒体传播的力度,使汉中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得到普及并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 吴增礼,王梦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1):1- [2] 侍舒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戏剧之家,2019(12):219+ [3] 张婕,苗思雨,逯鹏祥,等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与对策研究[J]城市党报研究,2020(03):90- [4] 潘秀梅,张慨浅析陕西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上),2013(07):43- [5] 贺超海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选题方向
(无神论者信仰妖魔鬼怪)妖说:钱能通神。魔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鬼说: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怪说:唯物主义,只认钱不认人。(有神论者信仰仙佛神圣)仙说:因果报应在八辈祖宗子孙三代身上显现:聋哑瞎傻,一点不差。佛说:狗赃倌死后灵魂投胎不到人身上,要做鸡鸭鹅狗马牛羊猪割肉还债,即使你孙猴子猪八戒也蹦不出我手心。神说:神有十诫,其一就是不可以贪污他人钱财物,神会让嗿琯得富贵病,花多少钱也治不了脏心烂肺烂手烂脚。圣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吉财是福,凶财是祸,不是正道来的钱,也不会好道去。横批:施舍德·舍得施上联:把饭食给动物·你会活在百姓之中下联:把粪屎给植物·你会活在百花之中
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化?从唐代几位诗人,留下的诗文中就可以看出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及世界各地,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佛教起源: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间。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涅槃。公历纪元前后,印度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洛阳白马寺一直被佛门弟子同尊为“释源”,即中国佛教的发源地,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传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大、小乘并存,显(宗)密(宗)同在。严格地说,佛教起始于尼泊尔,发展在中国,又远传于日本、韩国。而佛教在印度本土由于受到印度教及后来传入印度的伊斯兰教的排挤,约在公元八、九百年左右,在印度本土消失。而能保留佛教并发展佛教的中国就成了当今世界佛教的真正故乡。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以“大众部佛教”为主,中国西南与“上座部佛教”盛行国家相邻的云南则是传承着与泰国一样的“上座部佛教”。中国内地汉族居住地则祝主要信奉“大众部佛教”。中国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信奉密传佛教。中国佛教又分为十大宗派,这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中国佛教界的一些高僧根据一些佛经内容,创立了各自的宗派。其中包括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