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制史论文选题意义及价值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20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 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加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加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传统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在形式上保守，内容上陈旧，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要求。因此，在春秋中期以后，打破旧的法律传统、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便在一些诸侯国中出现。其中最为突出的郑国的“铸刑书”、邓析的“竹刑”、晋国的“铸刑鼎”；此外，其他一些诸侯国也进行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一）郑国“铸刑书”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二）邓析的“竹刑”邓析是郑国的大夫，公元前530年，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之上，称为“竹刑”。最初属私人著作，但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在郑国流传并为执政者所接受，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三）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动。（四）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现在我们提到法律，就会联想起一册一册的法律典籍、一叠一叠的司法卷宗，很难想象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不使用文字的法律时代。早期的法律也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而是完全依靠人们的记忆力来保存的，重要的法律规则要靠贵族或祭司等少数人来记忆。古代帝王发布的法令，都称为“诰”“誓”等也应当是一种口头命令，后来才用文字记录。君主的“君”字，象形为一只持权杖的右手和一张发号施令的嘴，更为形象的表现了“口头约束号令”，世界其他地区也是同样的。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说，远古时代贵族和祭司掌握着部落的权力，重要的法律也都是依靠贵族来记忆和掌握，一般的平民对于法律不甚了解，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他所谓的“秘密法“时期。当平民的力量逐渐强大后，随着激烈的斗争，贵族垄断法律的情况才逐渐被打破，法律才开始用文字固定下来，并公之于众，进入成文法的时代。所以，法律的文字化和公开化几乎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据说“临事制刑，不预为法”，每当发生扰乱正常秩序的刑事案件，是由贵族们商议判决，其刑罚的决定方式是不公开的。这样一来就缺乏了法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法让人们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法律处于习惯法时期。有些习惯法在西周时经统治者的整理编篡，并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系统化的法律。用文字记录的习惯法虽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但还不是真正成文法。许多具有法律效力的铸之于礼器之上的规范性文献，如“约剂”“盟誓”等都藏于奴隶主贵族之家。真正的成文法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经统治者以立法的方式制定和公布的。（1）成文法制度需要的条件：一是司法经验的广泛积累和立法技术的基本成熟；二是要有较为发达的文字，法律才有可能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夏朝，却直到公元前536年才公布成文法。（2）公布成文法的背景介绍:郑、晋两国相继“铸刑书（铸）”，公布了成文法，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古代奴隶制法律形态转变为封建制法律形态。那么，为什么成文法首先在郑国、晋国出现呢？春秋末期，正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由于当时各诸侯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他们进入封建制的步伐也不一致。郑、晋两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向封建制过渡的道路上比其他诸侯国先迈进了一步，因此，成文法最早在这两个诸侯国出现。如郑国位于河南中部地区，地处晋楚两大霸国间，为两国所必争。郑国是西周分封最晚的诸侯，也较狭小，它内忧外困，危机四伏，实行社会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当时商人的势力较大，子产迫切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商人中外来的人较多，对于郑国的旧有法律并不熟悉，要受到贵族控制的而又为自己所不熟悉的法律的处罚，自然心有不甘。子产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良好效果。《左传》所记录，子产在政治上不曾遭受过失败，因为他的每一行动都事先经过思考。他主张治国要猛政，理由是“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他所谓的猛政，就是把严厉的刑法公布出来，让人不敢犯。因为郑国社会在东周时期变化最大，法家学派正是代表商人和新兴地主利益的，成为法家学派的中心产地，不是偶然的，而子产则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晋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特殊，公室的宗族组织早已瓦解，很早就没有公族把持大权的现象，因此，保守势力较弱。此外，春秋末期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变化，为郑晋两国公布法律创造了文化条件。西周时“学在官府”，人们的手中已有很多书籍，学术文化开始步入民间，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加上郑、晋之地本来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沉淀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因此，公布成文法最早出现在这里。（3）公布成文法及引起的论争:郑国是第一个公布成文法的国家。在这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原各国也都先后公布了新的法律，中国法律就此进入了公开的成文法时代。子产铸刑书的举动，曾受到了保守派的批评。保守派，当然指维护西周礼制统治的保守派，从大道理上说，礼制自然、和谐、美妙、讲起人情味也是浓上加浓，可是，它似乎有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就是不太清楚。就是说，比起白纸黑字的国家法律来讲，它并不那么分明。保守派人物叔向给子产写信说：往日，贤君圣王做事之时没有订立法令的，你也是那么做的。而先王和你所以不制定什么法令之类的，是因为大家明白，法令比起礼仪风俗差了一大截。平民百姓过日子的时候，原来就有了礼义，有了明辨是非的官员、忠诚守信的乡长、和蔼可亲的老师，生活本身过得有章有规、有声有色。眼下定出了法令，百姓就会盯着法令琢磨歪门邪道，忘掉了礼义、好官、乡长和老师，天天再也不会效仿贤人君子的一言一行了。你应该知道：“国家将亡，才必多法令”。叔向的信表明，春秋之前的统治者是依照礼俗惯例来处理问题的。他认为铸刑书公布于民，是违反先王处理问题的传统的，将会导致社会混乱。子产没有为叔向的批评所动摇，他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为理由，维护了所公布的成文法。他说：咱是才疏学浅，不能像您那样高瞻远瞩，只有救救眼下的乱世聊以自慰，只是也请您想想看，没个出字成文的规矩，天下各行其道的时候谁知谁是对的谁是错的？礼义那东西听起来是挺好的，可是摸不清看不透，乱世之时再去说个仿效贤人君子，谁能保证学的不是歪门邪道？子产所铸刑书的内容已难详知。有的学者认为:子产铸的刑书有三篇，内容可能是关于财产、职官和司法方面的。晋国的大夫文伯对子产铸刑书更是加以攻击，说火星未出不得用火。依照夏历，五月初黄昏正南方才能看到火星，而郑国是三月铸刑书，“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不发生火灾才怪”。此后，比子产思想更为激进的郑国大夫邓析，不满意子产的刑书内容，不受君命，改郑国刑书旧制，私造刑书于竹简，称“竹刑”。对此，奴隶主贵族十分恨他，公元前501年，邓析被郑国执政驷颛所杀。后来他的竹刑终于被郑国正式采用，说明其法可取。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子产铸刑书之后，晋国又有“铸刑鼎”之举。晋国的“铸刑鼎”立法活动，受到了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批评。孔子认为晋国应当按照先王的礼制进行治理，不能违反尊卑贵贱的礼制，否则，将造成国家秩序的混乱。当时的成文法之所以将律文铸在鼎上，是因为鼎在古代是国家权力的象征。鼎是王权的象征，当郑、晋的新兴地主势力上台后，为了使新法律有更大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威慑力，为了表示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就把新法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铸刑鼎，公布法律，从秘密的法律转变为公开的法律，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也是有意义的，意味着从此开始一种新的法律形式－－封建制法律形态。（4）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事件。A．宣告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中国奴隶制法律形态的结束和成文法的诞生，从此，将开始一种新的法律形态——封建制法律形态。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B．成文法事件，拉开了春秋战国成文法的帷幕，此后各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进行变法改革，公布法律。C．这对后世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它拉开了中华法系的序幕，为历代封建王朝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秦汉以后封建法制的榜样。D．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成文法的公布，有利于新兴的地主阶级将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固定下来，为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中国古代法制史论文选题意义和价值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20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 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加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加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传统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在形式上保守，内容上陈旧，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关系发展的要求。因此，在春秋中期以后，打破旧的法律传统、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便在一些诸侯国中出现。其中最为突出的郑国的“铸刑书”、邓析的“竹刑”、晋国的“铸刑鼎”；此外，其他一些诸侯国也进行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一）郑国“铸刑书”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二）邓析的“竹刑”邓析是郑国的大夫，公元前530年，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之上，称为“竹刑”。最初属私人著作，但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在郑国流传并为执政者所接受，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三）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动。（四）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现在我们提到法律，就会联想起一册一册的法律典籍、一叠一叠的司法卷宗，很难想象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不使用文字的法律时代。早期的法律也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而是完全依靠人们的记忆力来保存的，重要的法律规则要靠贵族或祭司等少数人来记忆。古代帝王发布的法令，都称为“诰”“誓”等也应当是一种口头命令，后来才用文字记录。君主的“君”字，象形为一只持权杖的右手和一张发号施令的嘴，更为形象的表现了“口头约束号令”，世界其他地区也是同样的。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说，远古时代贵族和祭司掌握着部落的权力，重要的法律也都是依靠贵族来记忆和掌握，一般的平民对于法律不甚了解，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他所谓的“秘密法“时期。当平民的力量逐渐强大后，随着激烈的斗争，贵族垄断法律的情况才逐渐被打破，法律才开始用文字固定下来，并公之于众，进入成文法的时代。所以，法律的文字化和公开化几乎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据说“临事制刑，不预为法”，每当发生扰乱正常秩序的刑事案件，是由贵族们商议判决，其刑罚的决定方式是不公开的。这样一来就缺乏了法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法让人们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法律处于习惯法时期。有些习惯法在西周时经统治者的整理编篡，并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系统化的法律。用文字记录的习惯法虽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但还不是真正成文法。许多具有法律效力的铸之于礼器之上的规范性文献，如“约剂”“盟誓”等都藏于奴隶主贵族之家。真正的成文法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经统治者以立法的方式制定和公布的。（1）成文法制度需要的条件：一是司法经验的广泛积累和立法技术的基本成熟；二是要有较为发达的文字，法律才有可能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夏朝，却直到公元前536年才公布成文法。（2）公布成文法的背景介绍:郑、晋两国相继“铸刑书（铸）”，公布了成文法，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古代奴隶制法律形态转变为封建制法律形态。那么，为什么成文法首先在郑国、晋国出现呢？春秋末期，正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由于当时各诸侯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他们进入封建制的步伐也不一致。郑、晋两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向封建制过渡的道路上比其他诸侯国先迈进了一步，因此，成文法最早在这两个诸侯国出现。如郑国位于河南中部地区，地处晋楚两大霸国间，为两国所必争。郑国是西周分封最晚的诸侯，也较狭小，它内忧外困，危机四伏，实行社会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当时商人的势力较大，子产迫切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商人中外来的人较多，对于郑国的旧有法律并不熟悉，要受到贵族控制的而又为自己所不熟悉的法律的处罚，自然心有不甘。子产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良好效果。《左传》所记录，子产在政治上不曾遭受过失败，因为他的每一行动都事先经过思考。他主张治国要猛政，理由是“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他所谓的猛政，就是把严厉的刑法公布出来，让人不敢犯。因为郑国社会在东周时期变化最大，法家学派正是代表商人和新兴地主利益的，成为法家学派的中心产地，不是偶然的，而子产则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晋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特殊，公室的宗族组织早已瓦解，很早就没有公族把持大权的现象，因此，保守势力较弱。此外，春秋末期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变化，为郑晋两国公布法律创造了文化条件。西周时“学在官府”，人们的手中已有很多书籍，学术文化开始步入民间，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加上郑、晋之地本来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沉淀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因此，公布成文法最早出现在这里。（3）公布成文法及引起的论争:郑国是第一个公布成文法的国家。在这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原各国也都先后公布了新的法律，中国法律就此进入了公开的成文法时代。子产铸刑书的举动，曾受到了保守派的批评。保守派，当然指维护西周礼制统治的保守派，从大道理上说，礼制自然、和谐、美妙、讲起人情味也是浓上加浓，可是，它似乎有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就是不太清楚。就是说，比起白纸黑字的国家法律来讲，它并不那么分明。保守派人物叔向给子产写信说：往日，贤君圣王做事之时没有订立法令的，你也是那么做的。而先王和你所以不制定什么法令之类的，是因为大家明白，法令比起礼仪风俗差了一大截。平民百姓过日子的时候，原来就有了礼义，有了明辨是非的官员、忠诚守信的乡长、和蔼可亲的老师，生活本身过得有章有规、有声有色。眼下定出了法令，百姓就会盯着法令琢磨歪门邪道，忘掉了礼义、好官、乡长和老师，天天再也不会效仿贤人君子的一言一行了。你应该知道：“国家将亡，才必多法令”。叔向的信表明，春秋之前的统治者是依照礼俗惯例来处理问题的。他认为铸刑书公布于民，是违反先王处理问题的传统的，将会导致社会混乱。子产没有为叔向的批评所动摇，他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为理由，维护了所公布的成文法。他说：咱是才疏学浅，不能像您那样高瞻远瞩，只有救救眼下的乱世聊以自慰，只是也请您想想看，没个出字成文的规矩，天下各行其道的时候谁知谁是对的谁是错的？礼义那东西听起来是挺好的，可是摸不清看不透，乱世之时再去说个仿效贤人君子，谁能保证学的不是歪门邪道？子产所铸刑书的内容已难详知。有的学者认为:子产铸的刑书有三篇，内容可能是关于财产、职官和司法方面的。晋国的大夫文伯对子产铸刑书更是加以攻击，说火星未出不得用火。依照夏历，五月初黄昏正南方才能看到火星，而郑国是三月铸刑书，“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不发生火灾才怪”。此后，比子产思想更为激进的郑国大夫邓析，不满意子产的刑书内容，不受君命，改郑国刑书旧制，私造刑书于竹简，称“竹刑”。对此，奴隶主贵族十分恨他，公元前501年，邓析被郑国执政驷颛所杀。后来他的竹刑终于被郑国正式采用，说明其法可取。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子产铸刑书之后，晋国又有“铸刑鼎”之举。晋国的“铸刑鼎”立法活动，受到了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批评。孔子认为晋国应当按照先王的礼制进行治理，不能违反尊卑贵贱的礼制，否则，将造成国家秩序的混乱。当时的成文法之所以将律文铸在鼎上，是因为鼎在古代是国家权力的象征。鼎是王权的象征，当郑、晋的新兴地主势力上台后，为了使新法律有更大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威慑力，为了表示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就把新法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铸刑鼎，公布法律，从秘密的法律转变为公开的法律，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也是有意义的，意味着从此开始一种新的法律形式－－封建制法律形态。（4）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事件。A．宣告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中国奴隶制法律形态的结束和成文法的诞生，从此，将开始一种新的法律形态——封建制法律形态。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B．成文法事件，拉开了春秋战国成文法的帷幕，此后各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进行变法改革，公布法律。C．这对后世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它拉开了中华法系的序幕，为历代封建王朝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秦汉以后封建法制的榜样。D．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成文法的公布，有利于新兴的地主阶级将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固定下来，为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中国古代法制史论文选题意义和价值怎么写
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我也是学法学的、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对中国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取其精华。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所以说。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归纳为以下几点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一，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乏味、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所以只好介绍别人的文章了。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维护统治秩序、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监狱和法庭，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再下笔。在本学期的学习中，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找出不足、原则，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因此，然后带着问题去读，制定各种法规。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这是上百度查的。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三，最好是先对法制史有一个总体的框架。三，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发展，自原始社会默契、民事立法，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警察、内容、枯燥，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在学习的方法上、体系。这样既学到了知识，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纵向方面、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二，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婚姻家庭立法，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一，我的文笔不好。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bai，对中国法du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中国法制zhi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dao学科之一，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体系、原则、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因此，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找出不足，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在本学期的学习中，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纵向方面，自原始社会默契，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所以说，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制定各种法规，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维护统治秩序，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三、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在学习的方法上，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三、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枯燥、乏味。 （这是上百度查的，最好是先对法制史有一个总体的框架，再下笔。我也是学法学的，我的文笔不好，所以只好介绍别人的文章了，O(∩_∩)O哈哈~） 20
中国古代法制史论文选题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我也是学法学的、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对中国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取其精华。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所以说。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归纳为以下几点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一，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乏味、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所以只好介绍别人的文章了。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维护统治秩序、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监狱和法庭，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再下笔。在本学期的学习中，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找出不足、原则，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因此，然后带着问题去读，制定各种法规。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这是上百度查的。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三，最好是先对法制史有一个总体的框架。三，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发展，自原始社会默契、民事立法，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警察、内容、枯燥，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在学习的方法上、体系。这样既学到了知识，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纵向方面、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二，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婚姻家庭立法，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一，我的文笔不好。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古代中国美术史论文选题意义及价值
青铜器的论文大概2000千字 ，我能够提供的哦
北欧家具设计给我们的启示 1）传统思潮的继承和发扬 在北欧家具设计成功的经验中，我们看到了应怎样做好设计。现代中国风格的家具要在继承前人的设计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市场消费和审美文化心态，来提炼出民族文化的内涵，渗透融合到设计对象中去。现在国内家具产品正在体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一些制造商推出了“文化混血”的新产品，如联邦集团推出的“简 曰”系列。这种产品在北欧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产品的线条、结构、用材甚至工艺是西式的，但装饰要素和节点却是中式的，产品整体风格在简约中渗透着东方情韵，建立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古典高雅与现代浪漫相结合的家具文化，是为中国家具走向世界做出了表率。 2）对设计师的教育和培养 现代设计师所具备的素质、修养、知识、技能，以及设计群体和分工合作等，必须同时从功用和美的角度来对待设计。我国在这方面认识还很薄弱，所以要花大气力培养自己的设计人才，既是长远目标又是当务之急。 首先，目前我国的设计人才培养仍然是科学与艺术相背离，应想方设法将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手工艺师联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设计趋于完善。其次，设计专业的设置单靠美术院校是不合理的，应是既有科学知识又有艺术修养的人才，这也是需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然后，课程设置须待解决。家具设计是一个需要宽广基础和系列专业技能的现代艺术设计专业，我们可以将家具设计课程的构成以多种技能与艺术创造才能为基础，尤其重视学生对于材料与工艺的实验和三维空间创造的能力，使学生成为真正的设计师和实践者。 3）设计创新与对人性化设计的关注 究竟什么样的家具风格才能适合中国市场的发展，中国的家具设计师们正在努力寻求实现中国现代家具的道路。 由于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得到最终确立，这个阶段中国的家具工业产品设计将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可以明确的感受到，创造和发展中国现代家具设计的出路，要正确处理“纯艺术”与“实用艺术”、“艺术”与“技术”的关系的问题，更要将中国现代家具艺术设计的发展作为文化和社会问题来看待。目前，许多家具企业也意识到跟随别人的时尚脚步，不是永久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根据现代社会需求和流行趋势，从理念出发寻找新的设计要素和表现形式，大量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现代家具。 人性化设计泛指在符合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强调精神与情感需求的设计，应该由服务对象作评定。虽然人性是具共性的东西，但在不同的人身上的表现和要求的程度是不同的。对家具这种消费品的人性化设计的评定，往往不能完全不考虑功利因素，因为情感、生理、心理等诸多因素往往是综合起作用的，设计者必须对服务对象的情况多作调查研究，了解他们各自的职业、兴趣、经济状况及文化环境等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给予他们人文的关怀，以适应复杂的现代生活。 北欧家具目前受到世界各地的追求与重视，最主要原因是“以人为本”设计思想的应用，满足了现代生活方式对家具多样化的要求。我们中国的现代家具设计师，应努力挖掘其成功的经验，敏于捕捉“家具人性化”的脉搏，追求适合人体结构的造型形式，在产品的个性特征以及适合人体体型等方而进行研究和探讨。忠实于我们设计的使用者，设计出富有生命力的家具产品，满足人们不同程度的需求，这些都有助于我国家具行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扬长避短、稳步发展。
你的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 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提出-论点； 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 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本来不想回答你的问题，这种专业性的问题知道上一般不会有好建议，而且悬赏的分数太少了。不过我毕业知道论文不容易，给你点建议吧，多去百度谷歌搜搜相关的题材或选题论证，看看别人都怎么做的，然后找些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个个列出来和导师仔细讨论敲定方案，随后做起来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