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与发展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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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从奠基人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根据歌曲风格的变化和发展重心的转移，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二发展分阶段中间出现了重心的转移分为前后两期，加上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前的学堂乐歌，这样共有六个部分。在流行音乐出现之前，只有在学校里学生演唱的学堂乐歌。先在学生中演唱，后来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可以说是没有出现流行歌曲之前的流行歌曲。主要词曲作家代表为李淑同（弘一法师）、赵元任和沈心工。第一发展阶段：1917-1936年（上海时期）从中国流行音乐先躯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中间以其反封建的明月歌剧社为线索，先以儿童歌舞剧如《三蝴蝶》、《麻雀与小孩；歌舞表演曲如《可怜的秋香》、《寒衣曲》等开始，继而创作了中国第一批家庭爱情歌曲，即流行歌曲《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本期终止于明月歌剧社音乐团体的解散，众歌星大都进入电影界为止。此期的演唱风格不甚优美，常用类声喊叫的唱法。代表歌星有黎明辉、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严斐、英茵、徐粲莺、蔡一鸣、钱钟秀、张仙琳等。作曲家有黎锦晖、严工上、许如辉、任光等。词作家有黎锦晖、高天栖、安娥、王乾白、魏如晦等。第二发展阶段：前期：1937-1949年（上海时期）本期从周璇进入电影界后，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所演唱的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传遍全国。由她开创一代歌风影响整个中国歌坛，这种风格可形容成婉转、轻柔、松弛、甜美。但音量、力度都不大。此期歌坛整个情况是没有歌舞表演团体表演。专门靠灌唱片和电台播音来演唱的歌星是少数，大多数歌星都以拍电影为主，演唱电影插曲的影歌双栖形式出现。本期到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为止。代表歌星有周璇、白虹、龚秋霞、姚莉、严华、姚敏、张翠红、李丽华、白光、李香兰、张帆、黄飞然、黄源尹、吴莺音、欧阳飞莺、梁萍、逸敏、屈云云、金溢、白云、邓白英、佩妮、张伊雯、韩菁清等。作曲家有黎锦光、陈歌辛、姚敏、严华、李厚襄、严折西、严个凡、梁乐音、陈瑞祯、刘如曾、严工上、刘雪庵、贺绿汀、张簧、张昊等。词作家有吴村、陈栋荪、李隽青、范烟桥、田汉、叶逸芳、张准、鲁旭、包乙等。后期：1950-1969年（香港时期）本期从姚敏、姚莉兄妹为首，很多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开始。最初还是以影歌双栖为主，随时间推移，靠演唱和录制唱片的歌星比例有所增高。影片中不是由演员本人唱插曲，请专业歌星配唱的情况也多起来，但仍无明显有影响的歌舞团体表演。演唱风格无太大变化，轻柔曼妙的特点有所减少，趋向于自然、平淡。另外由于白光的影响，以低音域演唱，具有中音特色的歌星增多；用西洋传统发声方法演唱或更多借用西洋传统发声技巧的歌星也增多了，这是受到李香兰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语流行歌曲在香港渐趋衰落，粤语歌曲中兴，在歌坛上占据主导位置。主要代表人物是许冠杰。本期主要代表歌星潘秀琼、崔萍、张露、葛兰、刘韵、顾媚、席静婷、潘迪华、董佩佩、蓓蕾、夏梦、石慧、江岩、杨光、石林等。作曲家有黎平、杨龙、励鸣、王福龄、周蓝萍、顾嘉辉、黄露、夏端龄（日本作曲大师服部良一）、江适、叶纯之、草田、于粼等。词曲家陈蝶衣、陶秦、易文、卢一方、司经明等。第三发展阶段：1970-1981（台湾时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台湾的流行音乐逐步发展起来。取代了国语流行歌曲渐趋衰落的香港歌坛的位置。其标志是谢雷一曲《曼丽》、姚苏蓉一曲《今天不回家》红遍东南亚，奠定了台湾流行歌坛的领先地位。之前，台湾歌坛所演唱的歌曲有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歌（包括闽南语歌曲）；上海时期和香港时期的国语流行歌曲；以及受日本影响的创作歌曲。后来逐步创作出处于上海时期流行歌曲与现代城市流行歌曲之间具有自己特点的时代曲。这种风格的歌曲，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渐趋衰落，而被新城市流行歌曲所取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曾出现过著名的校园民歌运动。由学生首先发起创作、演唱，影响深远，以至波及到香港及内地歌坛。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才汇入了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发展，为流行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代表歌星谢雷、青山、刘家昌、万沙浪、孙情、李逸、刘文正、费玉清、潘安邦、姚苏蓉、杨小萍、龙雅、凤飞飞、邓丽君、龙飘飘、崔苔青、黄晓君、陈淑桦、蔡琴、蔡幸娟等。作曲家有骆明通、刘家昌、古月（左宏元）、汤尼（翁清溪）、李俊雄、黄仁清等。词作家有慎芝、庄奴、孙仪、林煌坤等。第四发展阶段：1982年以后（重心多元化时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开始衰落，由于罗大佑一张《之乎者也》专辑，紧跟着苏芮一张《搭错车》专辑，改变了台湾歌坛的风格，奠定了新城市流行歌曲的基础。本期歌曲风格远离了中国原有的传统，受欧美影响更深，以台湾为首的华语流行音乐发展迅速。因为在此期间随科学不断发展，高科技手段应用到音乐制作中，加之商业化趋向更为明显，这都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出现华语流行歌曲在世界上遍地开花的景象。加上内地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政策，流行音乐也有所发展。这样其市场更加广阔，形成了重心多元化格局。在此期间听众有明显的分化现象，流行音乐几乎成为年青人的专利，多数老年听众不能接受。这与上海时期的流行音乐同民间音乐、严肃音乐都没有很严格的界限，形成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情况截然不同。本期主要代表歌星及作曲家1．台湾：代表歌星：童安格、姜育恒、齐秦、王杰、张雨生、赵传、伍思凯、庾澄庆、高明骏、文章、李茂、张洪量、张镐哲、周华健、张信哲、邰正宵、郑智化、林志颖、金城武、张宇、任贤齐、王力宏、苏芮、黄莺莺（黄露仪）、杨林、林慧萍、高胜美、叶欢、张清芳、千百惠、潘美辰、潘越云、苏慧伦、陈明真、伊能静、娃娃、孟庭苇、辛晓琪、许茹云、范晓萱、李玟、张惠妹等。作曲家：罗大佑、谭健常、李宗盛、小虫（陈焕章）、李子恒、陈志远、陈耀川、李泰祥、郭子、周治平、林隆璇、曹俊鸿、马兆骏、刘志宏、薛思铭等。2．内地：代表歌星：崔健、张伟进、屠洪刚、常宽、景岗山、张行、寥白威、刘欢、孙国庆、蔡国庆、解晓东、红豆、毛宁、高林生、黄格选、林依轮、满文军、罗中旭、孙楠、成方圆、程琳、胡月、张蕾、田震、段品章、范琳琳、李玲玉、毛阿敏、韦唯、杭天琪、朱桦、李娜、那英、杨钰莹、陈明、孙悦、戴娆、周艳泓、韩红等。作曲家：谷建芬、付林、徐沛东、温中甲、李海鹰、张全复、解承强、李汉颖、毕晓世、陈小奇、三宝、郭峰、卞留念、冯晓泉、高晓松等。3．香港代表歌星：谭咏麟、许冠杰、林子祥、陈百强、张国荣、黄家驹、张学友、李克勤、吕方、郭富城、刘德华、黎明、许志安、古巨基、陈晓东、郑中基、谢霆锋、甄妮、叶丽仪、奚秀兰、徐小凤、叶倩文、陈慧娴、邝美云、林亿莲、王菲（王靖雯）、梁雁翎、周慧敏、陈慧琳、彭羚等。作曲家：黄舒骏、林车松、涂惠元、叶良俊、陈光荣、戚小恋、徐嘉良等。4．新加坡代表歌星：岳雷、康乔、秦咏、翁淑英、韩宝仪、谢采云、许美静、蔡健雅、孙燕姿等。作曲家：李伟松、李思松、黎拂挥等。5．马来西亚代表歌星：罗宾、庄学思、巫启贤、刘秋仪、张小英、蓝英、柯以敏等。6．日本：欧阳菲菲、翁倩玉、陈美龄、璐璐7．美国：洛城三兄弟组合。七、早期中国流行音乐的生存条件由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加之美国爵士音乐、百老汇、好莱坞歌舞的影响，在上海这个最早的开放城市出现了中国流行音乐。在中国流行音乐先躯黎锦晖的推动下，首先出现的是儿童歌舞剧和歌舞表演曲。到1927年他尝试家庭爱情歌曲（实则就是流行歌曲），第一直《毛毛雨》问世便翻开了中国流行音乐的起始篇章。这个阶段还是诞生不久，并不是很成熟。而到1937年抗战开始后，许多人为躲避日寇纷纷逃到上海，因为这里有欧美各国的租界，日本人尚不敢任意而为。这些人需要文化生活，于是后来在被日本人包围的孤岛上海，流行音乐和电影都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加上从前一阶段出现的歌星、作曲家在艺术上均已成熟，所以在此时就形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当时全国的大环境比较复杂，大部分为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其次是日本人占领的敌战区，只有少部分农村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流行音乐是一种产生于城市的音乐文化，主要是在城市中传播。中国早期流行音乐产生于上海，继而就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城市和日本敌战区的城市中很快的流传开来。当时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均有流行，有的地方最后也渗入到农村。早期中国流行音乐虽产生在上海孤岛欧美各国租界，但这些作曲家、词作家都是我们的中国同胞。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中国流行音乐除去流传中的国际化，与国际接轨外，其中很主要一个组成成分是农业文化，即中国各地民歌。这些是中国各阶层都喜闻乐见的，当然也包括工人阶级。当年（1940年）周璇在国华公司主演《西厢记》，所演唱黎锦光作曲采取京韵大鼓等说唱形式的《拷红》和严华作曲民歌风格《月圆花好》，当时北京拉人力车的老工人都会哼唱。据乐评人金兆钧回忆，他在1984年找到一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歌本，其中载有《雷梦娜》一曲，他很喜欢，便在院子里用吉它去弹唱。隔壁一位童工出身的老工人听了便从屋里跑出来，问他怎么会唱这首歌，并说多年没有听到，太好听了。可见城市市民以流行歌曲如何喜爱。当然，也包括这位童工出身的老工人。上面提到当时全国的大环境比较复杂，虽处抗战期间，不可能大家全都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特别是在日本敌战区，老百姓若是公开唱《大刀进行曲》，恐怕鬼子的头未被砍掉，我们老百姓的头却被鬼子砍掉了。斗争要讲策略，那种情况只能是地下活动。另外，人还是需要抚慰心灵的文化艺术作品。早期流行歌曲中有不少歌唱亲情、友情、爱情、祖国大好河山、美丽风光的作品，人民很容易产生共鸣。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人们盼望解放的一天早日到来，除能够在前线抗敌的之外，敌战区大部分人民在等待中，需要慰籍心灵的精神文化产口，流行歌曲就是这些有慰籍心灵作用的文化产品中重要的一种。还是黑格尔那句话说得好：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里的合理不是狭义的人情道德上的合理，而是指广义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能够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国早期流行音乐就是这样一个有存在条件的客观事物。它的存在是文化历史客观存在，尽管可以持不同看法，但却是不能杀的。八、认识早期中国流行歌曲有人形容早期中国流行歌曲是瑕瑜互见。所指的是“瑕”，现今的流行歌曲也并不少见，无非指的是过于缠绵，爱得太多，颓废忧伤等；所说的“瑜”也是俯拾皆是，有的不啻已近于前些年的革命歌曲。只是因为时代不同，不可能直接讴歌党、领袖和社会主义罢了。曾记得，1934年电通影片公司的影片《桃李劫》的插曲《毕业歌》，唤起青年的爱国热情，推动功不可没，直到如今人所共知。鲜为人知的是1947年周璇在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所拍的一部歌唱片《花外流莺》，其中一首插曲《桃李春风》，可谓《毕业歌》的姊妹篇。独：亲爱真诚不知有沧桑，并肩携手不知有彷徨合：我们的意气凌驾霄汉上，我们的思想皎如月光。我们要刻苦修养，做新青年的榜样。独：我们要奋发图强，做新中国的栋梁合：亲爱真诚消除怅惘，并肩携手争取辉煌。这首歌在抗战胜利后勉励青年向上建设新中国。与《毕业歌》可以相媲美。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青年起到了不同的鼓舞作用。1946年周璇在同地所拍《长相思》一片中的插曲《凯旋歌》、《童歌》、《花样的年华》则是反映出的内容。另如1942年周璇在上海国华影业公司所拍《恼人春色》插曲钟山春，歌唱南京钟山石头城呼唤。1939年在同地所拍《七重天》插曲《难民歌》，1941年在同地所拍《解语花》插曲《勉小学生歌》、《救济难民歌》、从歌名上一眼即看出其中的意义。再一个典型是歌唱人民群众的，以歌唱农民的居多。如周璇所唱《解语花》插曲《家人忙》、《插秧曲》；李丽华在艺华影业公司所拍《复活》插曲《小山歌》（又名《农村情歌》）；姚莉演唱的流行歌曲《好百姓在家乡》；严华演唱的流行歌曲《口哨的安慰》则是城市工人生活的艰辛。周璇1943年在华影所拍《渔家女》，其主题歌曲唱出渔民的勤劳。她1947年在国泰影业公司所拍进步影片《亿江南》插曲《人人都说西湖好》和《罗大嫂与王二姐》则唱出采茶女的辛酸。还有歌唱其他下层人民的，如周璇在影片《长相思》插曲中，唱出了歌女的无奈和觉醒。姚莉演唱的《金丝岛》唱出被束缚女性的苦恼，鼓励其争取自由。龚秋霞演唱的《卖报歌》讴歌的是报童。白光1949年在香港长城影片公司所拍《荡妇》（我国第三次重拍根据托尔斯泰名著《复活》改编的电影剧本，前面提到李丽华主演的《复活》是第二次重拍）演唱的插曲《叹十声》，则唱出烟花女子的伤心。另一大类电影插曲，有的无明显的社会意义，是根据剧情需要而写。多为根据古典名著和民间传说改编的。如1940年周璇在国华公司所拍《三笑》插曲《点秋香》、《心愿》等。同年所拍《西厢记》插曲《拷红》、《月圆花好》、《蝶儿曲》等。1944年她在华影新拍《红楼梦》插曲《葬花》和《悲秋》。还有1938年周璇在艺华公司所拍《三星伴月》插曲《何日君再来》。而其中另一首插曲《工场》则有生产国货抵制外货的意义。这些插曲群众都耳熟能详、家喻户晓。1937年周璇在明星公司所拍进步影片《马路天使》的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歌中唱出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使人民流离失所，这更是尽人皆知。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民歌。中国歌坛后无来者的一代歌后周璇，一个突出的贡献便是把民歌带上了舞台。以前民歌小调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只有茶肆、酒楼卖唱。她演唱的民歌最多，如湖南民歌《采槟榔》、广东梅县民歌《卖杂货》、安徽民歌《凤阳花鼓》、绥远（今内蒙）民歌《送大哥》、上海民歌《尤华的桃花》、东北民歌《新对花》、湖北民歌《五更同心结》。《天涯歌女》、《四季歌》是苏州民歌、《知心客》、《哭七七》填词而成。还有一大批以民歌风格创作的歌曲如《送情郎》、《梦中梦》等。又有一类是歌唱祖国大好河山、美丽的自然风光景色的。如姚莉演唱的《可爱的秋天》、《春满人间》、《马来风光》、《南海之晨》、《白兰香》。严斐演唱的《南岛傍晚》，周璇在影片《花外流莺》中演唱的主题歌《花外流莺》和插曲《高岗上》、《春之晨》也是这一类型的。常见是歌唱爱情一类的情歌。有些风格清新，生活气息很浓。如姚莉演唱的《跟你开玩笑》，唱的是年青恋人在一起闹着玩的情景。她演唱的另一首《你要说明了》唱出女孩的细致敏感，让男友解释问题。还有不少歌唱亲情的，如姚莉演唱的《我爱妈妈》；龚秋霞在明星公司所拍《古塔奇案》的插曲《思母》，她在中联公司所拍《蔷薇处处开》的插曲《摇妈妈》；梅熹所演唱影片《胭脂泪》插曲《思母曲》等，都是歌唱母亲之伟大的。其中除了具有明显社会甚至政治意义的，还有很多热情开朗积极向上，大都唱出人民群众的喜好，与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相贴切。人民群众喜欢春天、太阳、花朵、小草、流云、雪花、雨滴；更喜欢亲情、友情、爱情等人间的美好情感。流行歌曲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在早期中国流行歌曲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其是当年歌坛无以替代的高潮结晶，我国流行音乐史中光辉篇章的特征。将其从长达半世纪的尘封中解脱出来。便其免于在漫长的隔绝中而被淹没。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史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上
可参考这本书 中国流行音乐简史(1917-1970 ) 孙蕤，本名孙思溥，中国流行音乐史研究者、收藏家，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特聘研究员。1936年生于辽宁开原，1960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退休前为大连医科大学药剂学教授。 自幼喜爱中国流行音乐，从少年时代，便开始收集音乐资料 1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史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30年代至40年代是第一个高峰期，8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期。本文将以80年代为重点，简单叙述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概况。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本文也将涉及其他类型的歌曲创作情况。 一、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 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约起始于清末至民国初。清王朝的倒台，民国的创立所经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相冲突又逐步结合的态势。当时已有直接借用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作为军歌及学堂歌曲的现象，如：《中国男儿》（石更填词）、《汉族历史歌》（王引才填词）等。这可说是西方音乐因素为我所用的开始。 中国初期的创作歌曲是自萧友梅、黄自、青主、李叔同、赵元任等人开始的。 萧友梅是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也是最早的歌曲作者之一。《问》、《卿云歌》是他较著名的作品。他的作品虽有浓重的外国音乐的影响，但已开始注意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因素。 黄自是受过系统的西方训练的作曲家，在歌曲创作上的成就较高，《天伦歌》、《玫瑰三愿》都是有名的抒情歌曲。 此外，赵元任的《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陈啸空的《湘累》等等作品，都是现代创作歌曲初期涌现的优秀作品。 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通过留学西洋的音乐工作者介绍到我国，音乐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影响了民众。同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已经出现，即一方面，大量采用或借鉴西方歌曲创作模式，甚至多有完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基质也在创作中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大体上规定了日后歌曲创作的方向。 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 黎锦晖（1891－1967）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27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1967年逝世于上海。 黎锦晖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传极广。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传统。同时，他又是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能手。在这些儿童歌曲里，民歌、小调、曲牌等均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 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黎锦晖转入流行音乐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当时的上海已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乐便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由于经费困难滞留于新加坡无法回国，他遂接受一家书局的订货，短期内编写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16本歌集。《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即成于此时，大获成功。 “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1931－1936年间，黎锦晖还为《人间仙子》等十几部电影配乐，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时，他也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 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上的粗制滥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嗲声嗲气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三、救亡群众歌曲创作及进步音乐工作者的流行歌曲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事实造成民族危机感的空前高涨。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广大进步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批救亡歌曲。从而奠了我国歌曲创作的另一走向。 聂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所写的30余首歌曲绝大部分是广为流传的成功之作。《毕业歌》、《新女性》、《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进行曲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作品。《飞花歌》、《塞外村女》等则是民歌风抒情歌曲中很有特点的作品。 在救亡歌咏活动中，还可以举出像《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等进行曲风格的歌曲。这一时期奠定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日后称为队列歌曲）已表现出成熟的中国民族特点，如较少采用和弦分解化的旋律，而是以五声音阶为主；旋律多级进，富于抒情性等等。 与此同时，进步音乐工作者也介入了以电影为主要媒介的流行音乐创作活动。如聂耳的《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任光和安娥的《渔光曲》、《王老五》，贺绿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田汉光词）、《春天里》（关露、贺绿汀词）、《秋水伊人》及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贝林词）等都是为进步电影所作的插曲。 总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歌曲创作除少数艺术歌曲外，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流行音乐以西方流行音乐形式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与西产大小调式化的两种趋向，群众性歌曲以西方进行曲及民歌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和进行曲化的两种趋向。至此完成的类型分化奠定了日后群众性歌曲创作的基本态势。 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流行音乐和群众歌曲创作 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敌伪统治者十分重视流行歌曲的宣传作用。伪满时期，著名歌星李香兰曾成为流行音乐的风云人物。 李香兰本为日本人，生于中国，本名山口淑子。战后回到日本，入政界为日本参议员。她在抗战期间受人利用，演唱了大量流行歌曲，如《满州姑娘》、《戒烟歌》、《支那之夜》、《苏州夜曲》等，均以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宣扬“东亚共存”为主旨，在当时产生过恶劣影响，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 当时活跃的中国流行音乐作曲家有黎锦光、陈歌辛、姚敏、梁乐音、严工上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为黎锦光和陈歌辛。黎锦光的代表作有《夜来香》、《五月的风》、《疯狂世界》、《采槟榔》等；陈歌辛的代表作有《蔷薇处处开》、《渔家女》、《恋之火》、《高岗上》等等。 在这一时期，中国流行音乐没有太重要的成就和发展。除技术上的某些进步外，整体风格没有超过早期的格局。 总的来看，中国流行音乐从产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它的发展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它带有浓重的殖民地气息，存在先天不足的软弱；另一方面，由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流行歌曲只面向人数不多的小资产阶级及市民阶层。作品题材狭窄，制作技术粗糙。这决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必将经历一条曲折的道路。 自抗日战争以来，以延安为中心的进步音乐工作者继续沿着救亡歌咏活动的方向发展创作。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郑律成的《延安颂》（莫耶词）、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军民大生产》、《南泥湾》以及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等作品的诞生都显示出生气勃勃的发展趋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好地方》、《咱们工人有力量》和《胜利进行曲》等优秀歌曲。 五、新中国建国后17年间的创作歌曲 随着全国解放，群众歌曲领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盛的创作队伍。自《歌唱祖国》到《我们走在大路上》，王莘、李劫夫、瞿希贤、傅庚辰等作曲家在进行曲创作中大获成就，李劫夫尤为其中的佼佼者；晨耕、唐诃、生茂、傅林、遇秋、吕远等部队作家在新民歌创作上显示了很强的实力；雷振邦、石夫则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红霞》等大型声乐作品中的选曲也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特别是群众歌曲的创作，呈现着良好的态势。合唱、齐唱、独唱、重唱、表演唱等体裁形式均有佳作。当属我国歌曲创作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仍以进行曲与新民歌创作为主，其中进行曲逐渐偏重于抒情性（如《一代一代往下传》）。新民歌创作则有以民间素材变化发展（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再创作（如《克拉玛依之歌》）两种趋向。此外，圆舞曲（如《我爱祖国的蓝天》）、说唱歌曲（如《八月十五月儿明》）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以《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乔羽词、沈亚威曲）为代表的颂歌类大型抒情歌曲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体裁。各种风格的歌曲在民族化上都有明显的成就。旋律或以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或以少数民族音乐为素材。配器或用民族乐队，或用管弦乐队，手法比较传统。广播电台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群众性集体歌咏是最普遍的音乐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的歌曲演唱以民族与美声相结合的唱法为轴心，产生了像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郭颂、胡松华、吕文科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歌唱演员。这一时期的优秀歌曲作品多收集在两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 完毕~！
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与发展论文
华语流行音乐泛指华语歌曲、国语歌曲、普通话歌曲，是泛指用华语、国语、普通话或其他北方方言演唱的流行歌曲。它是中文流行音乐中商业性中文音乐类型之一。主要流行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其他通用华语的社区，且在华人社区外如韩国、日本等地也有一定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地出现流行音乐 ，1949年以后转到港台地区发展。1977年起，随着对外开放的先声，港台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内地 ，并逐渐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核心。21世纪形成了港、台、东南亚和内地的华语流行音乐呈现一种融合、渗透、互相影响的状态。华语流行音乐亦催生了如邓丽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语流行音乐明星。在中国大陆，流行音乐中存在缺乏原创力、法律不健全、盗版猖獗、音乐格调低俗等现象。同时音乐的价值取向也逐渐趋向商业化，以追求利益为目标而缺乏了艺术价值 。同时欧美、日韩流行音乐也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市场有较大冲击 ，包括在曲风上也出现了盲目模仿 。有一定数量的音乐人正探索着民族文化与现代音乐的结合，发展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并尽力向全世界推广 。华语流行音乐是一项具有巨大商业利润的音乐工业，涵盖了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服装设计、舞蹈编舞、电视、包装和积极的市场营销等，对上述各行业的发展趋势均起著引导作用。扩展资料华语流行音乐流行文化：选秀“选秀”被湖南卫视成功地用于“超级女声”之后，就产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轰动效应，和巨大的经济效益。选秀活动虽然已经受到各方面批评和遏制，仍然大有蔓延之势。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所谓的海选歌手也给歌坛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出现后中国大陆各媒体纷纷在2013年推出《中国最强音》、《中国梦之声》、《中国好歌曲》等。网络传播随着一些网络软件的出现与兴起，降低了歌曲创作的模式，扩宽了创作群体的范围，使音乐创作不在具有局限性，使流行音乐的发展更加平民化，大量流行歌曲被翻唱 [1] 。 《最炫民族风》、《小苹果》、《忐忑》都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式效应，但也遭遇巨大质疑。
可参考这本书 中国流行音乐简史(1917-1970 ) 孙蕤，本名孙思溥，中国流行音乐史研究者、收藏家，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特聘研究员。1936年生于辽宁开原，1960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退休前为大连医科大学药剂学教授。 自幼喜爱中国流行音乐，从少年时代，便开始收集音乐资料 1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史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30年代至40年代是第一个高峰期，8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期。本文将以80年代为重点，简单叙述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概况。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本文也将涉及其他类型的歌曲创作情况。 一、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 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约起始于清末至民国初。清王朝的倒台，民国的创立所经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相冲突又逐步结合的态势。当时已有直接借用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作为军歌及学堂歌曲的现象，如：《中国男儿》（石更填词）、《汉族历史歌》（王引才填词）等。这可说是西方音乐因素为我所用的开始。 中国初期的创作歌曲是自萧友梅、黄自、青主、李叔同、赵元任等人开始的。 萧友梅是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也是最早的歌曲作者之一。《问》、《卿云歌》是他较著名的作品。他的作品虽有浓重的外国音乐的影响，但已开始注意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因素。 黄自是受过系统的西方训练的作曲家，在歌曲创作上的成就较高，《天伦歌》、《玫瑰三愿》都是有名的抒情歌曲。 此外，赵元任的《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陈啸空的《湘累》等等作品，都是现代创作歌曲初期涌现的优秀作品。 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通过留学西洋的音乐工作者介绍到我国，音乐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影响了民众。同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已经出现，即一方面，大量采用或借鉴西方歌曲创作模式，甚至多有完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基质也在创作中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大体上规定了日后歌曲创作的方向。 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 黎锦晖（1891－1967）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27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1967年逝世于上海。 黎锦晖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传极广。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传统。同时，他又是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能手。在这些儿童歌曲里，民歌、小调、曲牌等均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 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黎锦晖转入流行音乐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当时的上海已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乐便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由于经费困难滞留于新加坡无法回国，他遂接受一家书局的订货，短期内编写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16本歌集。《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即成于此时，大获成功。 “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1931－1936年间，黎锦晖还为《人间仙子》等十几部电影配乐，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时，他也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 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上的粗制滥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嗲声嗲气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三、救亡群众歌曲创作及进步音乐工作者的流行歌曲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事实造成民族危机感的空前高涨。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广大进步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批救亡歌曲。从而奠了我国歌曲创作的另一走向。 聂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所写的30余首歌曲绝大部分是广为流传的成功之作。《毕业歌》、《新女性》、《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进行曲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作品。《飞花歌》、《塞外村女》等则是民歌风抒情歌曲中很有特点的作品。 在救亡歌咏活动中，还可以举出像《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等进行曲风格的歌曲。这一时期奠定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日后称为队列歌曲）已表现出成熟的中国民族特点，如较少采用和弦分解化的旋律，而是以五声音阶为主；旋律多级进，富于抒情性等等。 与此同时，进步音乐工作者也介入了以电影为主要媒介的流行音乐创作活动。如聂耳的《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任光和安娥的《渔光曲》、《王老五》，贺绿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田汉光词）、《春天里》（关露、贺绿汀词）、《秋水伊人》及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贝林词）等都是为进步电影所作的插曲。 总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歌曲创作除少数艺术歌曲外，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流行音乐以西方流行音乐形式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与西产大小调式化的两种趋向，群众性歌曲以西方进行曲及民歌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和进行曲化的两种趋向。至此完成的类型分化奠定了日后群众性歌曲创作的基本态势。 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流行音乐和群众歌曲创作 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敌伪统治者十分重视流行歌曲的宣传作用。伪满时期，著名歌星李香兰曾成为流行音乐的风云人物。 李香兰本为日本人，生于中国，本名山口淑子。战后回到日本，入政界为日本参议员。她在抗战期间受人利用，演唱了大量流行歌曲，如《满州姑娘》、《戒烟歌》、《支那之夜》、《苏州夜曲》等，均以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宣扬“东亚共存”为主旨，在当时产生过恶劣影响，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 当时活跃的中国流行音乐作曲家有黎锦光、陈歌辛、姚敏、梁乐音、严工上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为黎锦光和陈歌辛。黎锦光的代表作有《夜来香》、《五月的风》、《疯狂世界》、《采槟榔》等；陈歌辛的代表作有《蔷薇处处开》、《渔家女》、《恋之火》、《高岗上》等等。 在这一时期，中国流行音乐没有太重要的成就和发展。除技术上的某些进步外，整体风格没有超过早期的格局。 总的来看，中国流行音乐从产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它的发展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它带有浓重的殖民地气息，存在先天不足的软弱；另一方面，由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流行歌曲只面向人数不多的小资产阶级及市民阶层。作品题材狭窄，制作技术粗糙。这决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必将经历一条曲折的道路。 自抗日战争以来，以延安为中心的进步音乐工作者继续沿着救亡歌咏活动的方向发展创作。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郑律成的《延安颂》（莫耶词）、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军民大生产》、《南泥湾》以及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等作品的诞生都显示出生气勃勃的发展趋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好地方》、《咱们工人有力量》和《胜利进行曲》等优秀歌曲。 五、新中国建国后17年间的创作歌曲 随着全国解放，群众歌曲领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盛的创作队伍。自《歌唱祖国》到《我们走在大路上》，王莘、李劫夫、瞿希贤、傅庚辰等作曲家在进行曲创作中大获成就，李劫夫尤为其中的佼佼者；晨耕、唐诃、生茂、傅林、遇秋、吕远等部队作家在新民歌创作上显示了很强的实力；雷振邦、石夫则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红霞》等大型声乐作品中的选曲也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特别是群众歌曲的创作，呈现着良好的态势。合唱、齐唱、独唱、重唱、表演唱等体裁形式均有佳作。当属我国歌曲创作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仍以进行曲与新民歌创作为主，其中进行曲逐渐偏重于抒情性（如《一代一代往下传》）。新民歌创作则有以民间素材变化发展（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再创作（如《克拉玛依之歌》）两种趋向。此外，圆舞曲（如《我爱祖国的蓝天》）、说唱歌曲（如《八月十五月儿明》）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以《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乔羽词、沈亚威曲）为代表的颂歌类大型抒情歌曲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体裁。各种风格的歌曲在民族化上都有明显的成就。旋律或以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或以少数民族音乐为素材。配器或用民族乐队，或用管弦乐队，手法比较传统。广播电台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群众性集体歌咏是最普遍的音乐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的歌曲演唱以民族与美声相结合的唱法为轴心，产生了像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郭颂、胡松华、吕文科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歌唱演员。这一时期的优秀歌曲作品多收集在两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 完毕~！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与发展论文选题
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复苏开拓期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特别是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国策提出为触发，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引发了巨大变革。在音乐文化领域，从意识形态方面政治主导、高度一致下的革命歌曲一统天下，逐步发生了向抒情歌曲、娱乐性流行歌曲的转换。高速发展期 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期，流行音乐文化市场逐步发展和繁荣。基于录音机、唱片(磁带)的快速普及，流行音乐个体化听赏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方式，以新兴的音像产业为核心，内地流行音乐市场不断拓展。同时，电视传媒迅速崛起，成为又一个覆盖面极广的传播媒介，电视歌手大赛出现美声、民族、通俗的专业分类，唱法的细划在一定程度上使流行音乐的文化地位得到认可和提升。在新兴艺术市场的需求方面，晚会歌曲、影视剧主题歌曲、唱片歌曲逐步成为推动流行音乐创作和繁荣的重要因素。多元繁荣期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日益网络化、全球化、一体化，互联网应用普及，数字化应用提速，音乐艺术传播途径更加快速便捷。在国内流行音乐领域，港台音乐、欧美流行文化的无障碍输入，使我国社会音乐生活面临新的巨大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从奠基人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根据歌曲风格的变化和发展重心的转移，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二发展分阶段中间出现了重心的转移分为前后两期，加上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前的学堂乐歌，这样共有六个部分。在流行音乐出现之前，只有在学校里学生演唱的学堂乐歌。先在学生中演唱，后来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可以说是没有出现流行歌曲之前的流行歌曲。主要词曲作家代表为李淑同（弘一法师）、赵元任和沈心工。第一发展阶段：1917-1936年（上海时期）从中国流行音乐先躯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中间以其反封建的明月歌剧社为线索，先以儿童歌舞剧如《三蝴蝶》、《麻雀与小孩；歌舞表演曲如《可怜的秋香》、《寒衣曲》等开始，继而创作了中国第一批家庭爱情歌曲，即流行歌曲《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本期终止于明月歌剧社音乐团体的解散，众歌星大都进入电影界为止。此期的演唱风格不甚优美，常用类声喊叫的唱法。代表歌星有黎明辉、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严斐、英茵、徐粲莺、蔡一鸣、钱钟秀、张仙琳等。作曲家有黎锦晖、严工上、许如辉、任光等。词作家有黎锦晖、高天栖、安娥、王乾白、魏如晦等。第二发展阶段：前期：1937-1949年（上海时期）本期从周璇进入电影界后，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所演唱的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传遍全国。由她开创一代歌风影响整个中国歌坛，这种风格可形容成婉转、轻柔、松弛、甜美。但音量、力度都不大。此期歌坛整个情况是没有歌舞表演团体表演。专门靠灌唱片和电台播音来演唱的歌星是少数，大多数歌星都以拍电影为主，演唱电影插曲的影歌双栖形式出现。本期到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为止。代表歌星有周璇、白虹、龚秋霞、姚莉、严华、姚敏、张翠红、李丽华、白光、李香兰、张帆、黄飞然、黄源尹、吴莺音、欧阳飞莺、梁萍、逸敏、屈云云、金溢、白云、邓白英、佩妮、张伊雯、韩菁清等。作曲家有黎锦光、陈歌辛、姚敏、严华、李厚襄、严折西、严个凡、梁乐音、陈瑞祯、刘如曾、严工上、刘雪庵、贺绿汀、张簧、张昊等。词作家有吴村、陈栋荪、李隽青、范烟桥、田汉、叶逸芳、张准、鲁旭、包乙等。后期：1950-1969年（香港时期）本期从姚敏、姚莉兄妹为首，很多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开始。最初还是以影歌双栖为主，随时间推移，靠演唱和录制唱片的歌星比例有所增高。影片中不是由演员本人唱插曲，请专业歌星配唱的情况也多起来，但仍无明显有影响的歌舞团体表演。演唱风格无太大变化，轻柔曼妙的特点有所减少，趋向于自然、平淡。另外由于白光的影响，以低音域演唱，具有中音特色的歌星增多；用西洋传统发声方法演唱或更多借用西洋传统发声技巧的歌星也增多了，这是受到李香兰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语流行歌曲在香港渐趋衰落，粤语歌曲中兴，在歌坛上占据主导位置。主要代表人物是许冠杰。本期主要代表歌星潘秀琼、崔萍、张露、葛兰、刘韵、顾媚、席静婷、潘迪华、董佩佩、蓓蕾、夏梦、石慧、江岩、杨光、石林等。作曲家有黎平、杨龙、励鸣、王福龄、周蓝萍、顾嘉辉、黄露、夏端龄（日本作曲大师服部良一）、江适、叶纯之、草田、于粼等。词曲家陈蝶衣、陶秦、易文、卢一方、司经明等。第三发展阶段：1970-1981（台湾时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台湾的流行音乐逐步发展起来。取代了国语流行歌曲渐趋衰落的香港歌坛的位置。其标志是谢雷一曲《曼丽》、姚苏蓉一曲《今天不回家》红遍东南亚，奠定了台湾流行歌坛的领先地位。之前，台湾歌坛所演唱的歌曲有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歌（包括闽南语歌曲）；上海时期和香港时期的国语流行歌曲；以及受日本影响的创作歌曲。后来逐步创作出处于上海时期流行歌曲与现代城市流行歌曲之间具有自己特点的时代曲。这种风格的歌曲，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渐趋衰落，而被新城市流行歌曲所取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曾出现过著名的校园民歌运动。由学生首先发起创作、演唱，影响深远，以至波及到香港及内地歌坛。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才汇入了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发展，为流行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代表歌星谢雷、青山、刘家昌、万沙浪、孙情、李逸、刘文正、费玉清、潘安邦、姚苏蓉、杨小萍、龙雅、凤飞飞、邓丽君、龙飘飘、崔苔青、黄晓君、陈淑桦、蔡琴、蔡幸娟等。作曲家有骆明通、刘家昌、古月（左宏元）、汤尼（翁清溪）、李俊雄、黄仁清等。词作家有慎芝、庄奴、孙仪、林煌坤等。第四发展阶段：1982年以后（重心多元化时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开始衰落，由于罗大佑一张《之乎者也》专辑，紧跟着苏芮一张《搭错车》专辑，改变了台湾歌坛的风格，奠定了新城市流行歌曲的基础。本期歌曲风格远离了中国原有的传统，受欧美影响更深，以台湾为首的华语流行音乐发展迅速。因为在此期间随科学不断发展，高科技手段应用到音乐制作中，加之商业化趋向更为明显，这都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出现华语流行歌曲在世界上遍地开花的景象。加上内地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政策，流行音乐也有所发展。这样其市场更加广阔，形成了重心多元化格局。在此期间听众有明显的分化现象，流行音乐几乎成为年青人的专利，多数老年听众不能接受。这与上海时期的流行音乐同民间音乐、严肃音乐都没有很严格的界限，形成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情况截然不同。本期主要代表歌星及作曲家1．台湾：代表歌星：童安格、姜育恒、齐秦、王杰、张雨生、赵传、伍思凯、庾澄庆、高明骏、文章、李茂、张洪量、张镐哲、周华健、张信哲、邰正宵、郑智化、林志颖、金城武、张宇、任贤齐、王力宏、苏芮、黄莺莺（黄露仪）、杨林、林慧萍、高胜美、叶欢、张清芳、千百惠、潘美辰、潘越云、苏慧伦、陈明真、伊能静、娃娃、孟庭苇、辛晓琪、许茹云、范晓萱、李玟、张惠妹等。作曲家：罗大佑、谭健常、李宗盛、小虫（陈焕章）、李子恒、陈志远、陈耀川、李泰祥、郭子、周治平、林隆璇、曹俊鸿、马兆骏、刘志宏、薛思铭等。2．内地：代表歌星：崔健、张伟进、屠洪刚、常宽、景岗山、张行、寥白威、刘欢、孙国庆、蔡国庆、解晓东、红豆、毛宁、高林生、黄格选、林依轮、满文军、罗中旭、孙楠、成方圆、程琳、胡月、张蕾、田震、段品章、范琳琳、李玲玉、毛阿敏、韦唯、杭天琪、朱桦、李娜、那英、杨钰莹、陈明、孙悦、戴娆、周艳泓、韩红等。作曲家：谷建芬、付林、徐沛东、温中甲、李海鹰、张全复、解承强、李汉颖、毕晓世、陈小奇、三宝、郭峰、卞留念、冯晓泉、高晓松等。3．香港代表歌星：谭咏麟、许冠杰、林子祥、陈百强、张国荣、黄家驹、张学友、李克勤、吕方、郭富城、刘德华、黎明、许志安、古巨基、陈晓东、郑中基、谢霆锋、甄妮、叶丽仪、奚秀兰、徐小凤、叶倩文、陈慧娴、邝美云、林亿莲、王菲（王靖雯）、梁雁翎、周慧敏、陈慧琳、彭羚等。作曲家：黄舒骏、林车松、涂惠元、叶良俊、陈光荣、戚小恋、徐嘉良等。4．新加坡代表歌星：岳雷、康乔、秦咏、翁淑英、韩宝仪、谢采云、许美静、蔡健雅、孙燕姿等。作曲家：李伟松、李思松、黎拂挥等。5．马来西亚代表歌星：罗宾、庄学思、巫启贤、刘秋仪、张小英、蓝英、柯以敏等。6．日本：欧阳菲菲、翁倩玉、陈美龄、璐璐7．美国：洛城三兄弟组合。七、早期中国流行音乐的生存条件由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加之美国爵士音乐、百老汇、好莱坞歌舞的影响，在上海这个最早的开放城市出现了中国流行音乐。在中国流行音乐先躯黎锦晖的推动下，首先出现的是儿童歌舞剧和歌舞表演曲。到1927年他尝试家庭爱情歌曲（实则就是流行歌曲），第一直《毛毛雨》问世便翻开了中国流行音乐的起始篇章。这个阶段还是诞生不久，并不是很成熟。而到1937年抗战开始后，许多人为躲避日寇纷纷逃到上海，因为这里有欧美各国的租界，日本人尚不敢任意而为。这些人需要文化生活，于是后来在被日本人包围的孤岛上海，流行音乐和电影都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加上从前一阶段出现的歌星、作曲家在艺术上均已成熟，所以在此时就形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当时全国的大环境比较复杂，大部分为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其次是日本人占领的敌战区，只有少部分农村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流行音乐是一种产生于城市的音乐文化，主要是在城市中传播。中国早期流行音乐产生于上海，继而就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城市和日本敌战区的城市中很快的流传开来。当时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均有流行，有的地方最后也渗入到农村。早期中国流行音乐虽产生在上海孤岛欧美各国租界，但这些作曲家、词作家都是我们的中国同胞。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中国流行音乐除去流传中的国际化，与国际接轨外，其中很主要一个组成成分是农业文化，即中国各地民歌。这些是中国各阶层都喜闻乐见的，当然也包括工人阶级。当年（1940年）周璇在国华公司主演《西厢记》，所演唱黎锦光作曲采取京韵大鼓等说唱形式的《拷红》和严华作曲民歌风格《月圆花好》，当时北京拉人力车的老工人都会哼唱。据乐评人金兆钧回忆，他在1984年找到一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歌本，其中载有《雷梦娜》一曲，他很喜欢，便在院子里用吉它去弹唱。隔壁一位童工出身的老工人听了便从屋里跑出来，问他怎么会唱这首歌，并说多年没有听到，太好听了。可见城市市民以流行歌曲如何喜爱。当然，也包括这位童工出身的老工人。上面提到当时全国的大环境比较复杂，虽处抗战期间，不可能大家全都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特别是在日本敌战区，老百姓若是公开唱《大刀进行曲》，恐怕鬼子的头未被砍掉，我们老百姓的头却被鬼子砍掉了。斗争要讲策略，那种情况只能是地下活动。另外，人还是需要抚慰心灵的文化艺术作品。早期流行歌曲中有不少歌唱亲情、友情、爱情、祖国大好河山、美丽风光的作品，人民很容易产生共鸣。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人们盼望解放的一天早日到来，除能够在前线抗敌的之外，敌战区大部分人民在等待中，需要慰籍心灵的精神文化产口，流行歌曲就是这些有慰籍心灵作用的文化产品中重要的一种。还是黑格尔那句话说得好：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里的合理不是狭义的人情道德上的合理，而是指广义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能够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国早期流行音乐就是这样一个有存在条件的客观事物。它的存在是文化历史客观存在，尽管可以持不同看法，但却是不能杀的。八、认识早期中国流行歌曲有人形容早期中国流行歌曲是瑕瑜互见。所指的是“瑕”，现今的流行歌曲也并不少见，无非指的是过于缠绵，爱得太多，颓废忧伤等；所说的“瑜”也是俯拾皆是，有的不啻已近于前些年的革命歌曲。只是因为时代不同，不可能直接讴歌党、领袖和社会主义罢了。曾记得，1934年电通影片公司的影片《桃李劫》的插曲《毕业歌》，唤起青年的爱国热情，推动功不可没，直到如今人所共知。鲜为人知的是1947年周璇在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所拍的一部歌唱片《花外流莺》，其中一首插曲《桃李春风》，可谓《毕业歌》的姊妹篇。独：亲爱真诚不知有沧桑，并肩携手不知有彷徨合：我们的意气凌驾霄汉上，我们的思想皎如月光。我们要刻苦修养，做新青年的榜样。独：我们要奋发图强，做新中国的栋梁合：亲爱真诚消除怅惘，并肩携手争取辉煌。这首歌在抗战胜利后勉励青年向上建设新中国。与《毕业歌》可以相媲美。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青年起到了不同的鼓舞作用。1946年周璇在同地所拍《长相思》一片中的插曲《凯旋歌》、《童歌》、《花样的年华》则是反映出的内容。另如1942年周璇在上海国华影业公司所拍《恼人春色》插曲钟山春，歌唱南京钟山石头城呼唤。1939年在同地所拍《七重天》插曲《难民歌》，1941年在同地所拍《解语花》插曲《勉小学生歌》、《救济难民歌》、从歌名上一眼即看出其中的意义。再一个典型是歌唱人民群众的，以歌唱农民的居多。如周璇所唱《解语花》插曲《家人忙》、《插秧曲》；李丽华在艺华影业公司所拍《复活》插曲《小山歌》（又名《农村情歌》）；姚莉演唱的流行歌曲《好百姓在家乡》；严华演唱的流行歌曲《口哨的安慰》则是城市工人生活的艰辛。周璇1943年在华影所拍《渔家女》，其主题歌曲唱出渔民的勤劳。她1947年在国泰影业公司所拍进步影片《亿江南》插曲《人人都说西湖好》和《罗大嫂与王二姐》则唱出采茶女的辛酸。还有歌唱其他下层人民的，如周璇在影片《长相思》插曲中，唱出了歌女的无奈和觉醒。姚莉演唱的《金丝岛》唱出被束缚女性的苦恼，鼓励其争取自由。龚秋霞演唱的《卖报歌》讴歌的是报童。白光1949年在香港长城影片公司所拍《荡妇》（我国第三次重拍根据托尔斯泰名著《复活》改编的电影剧本，前面提到李丽华主演的《复活》是第二次重拍）演唱的插曲《叹十声》，则唱出烟花女子的伤心。另一大类电影插曲，有的无明显的社会意义，是根据剧情需要而写。多为根据古典名著和民间传说改编的。如1940年周璇在国华公司所拍《三笑》插曲《点秋香》、《心愿》等。同年所拍《西厢记》插曲《拷红》、《月圆花好》、《蝶儿曲》等。1944年她在华影新拍《红楼梦》插曲《葬花》和《悲秋》。还有1938年周璇在艺华公司所拍《三星伴月》插曲《何日君再来》。而其中另一首插曲《工场》则有生产国货抵制外货的意义。这些插曲群众都耳熟能详、家喻户晓。1937年周璇在明星公司所拍进步影片《马路天使》的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歌中唱出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使人民流离失所，这更是尽人皆知。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民歌。中国歌坛后无来者的一代歌后周璇，一个突出的贡献便是把民歌带上了舞台。以前民歌小调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只有茶肆、酒楼卖唱。她演唱的民歌最多，如湖南民歌《采槟榔》、广东梅县民歌《卖杂货》、安徽民歌《凤阳花鼓》、绥远（今内蒙）民歌《送大哥》、上海民歌《尤华的桃花》、东北民歌《新对花》、湖北民歌《五更同心结》。《天涯歌女》、《四季歌》是苏州民歌、《知心客》、《哭七七》填词而成。还有一大批以民歌风格创作的歌曲如《送情郎》、《梦中梦》等。又有一类是歌唱祖国大好河山、美丽的自然风光景色的。如姚莉演唱的《可爱的秋天》、《春满人间》、《马来风光》、《南海之晨》、《白兰香》。严斐演唱的《南岛傍晚》，周璇在影片《花外流莺》中演唱的主题歌《花外流莺》和插曲《高岗上》、《春之晨》也是这一类型的。常见是歌唱爱情一类的情歌。有些风格清新，生活气息很浓。如姚莉演唱的《跟你开玩笑》，唱的是年青恋人在一起闹着玩的情景。她演唱的另一首《你要说明了》唱出女孩的细致敏感，让男友解释问题。还有不少歌唱亲情的，如姚莉演唱的《我爱妈妈》；龚秋霞在明星公司所拍《古塔奇案》的插曲《思母》，她在中联公司所拍《蔷薇处处开》的插曲《摇妈妈》；梅熹所演唱影片《胭脂泪》插曲《思母曲》等，都是歌唱母亲之伟大的。其中除了具有明显社会甚至政治意义的，还有很多热情开朗积极向上，大都唱出人民群众的喜好，与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相贴切。人民群众喜欢春天、太阳、花朵、小草、流云、雪花、雨滴；更喜欢亲情、友情、爱情等人间的美好情感。流行歌曲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在早期中国流行歌曲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其是当年歌坛无以替代的高潮结晶，我国流行音乐史中光辉篇章的特征。将其从长达半世纪的尘封中解脱出来。便其免于在漫长的隔绝中而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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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1917-1936年(上海时期) 从中国流行音乐先躯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中间以其反封建的明月歌剧社为线索，先以儿童歌舞剧如《三蝴蝶》、《麻雀与小孩》歌舞表演《可怜的秋香》、《寒衣曲》等开始发展阶段: 前期:1937-1949年(上海时期) 本期从周璇进入电影界后，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所演唱的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传遍全国。由她开创一代歌风影响整个中国歌坛。
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与发展论文摘要
华语流行音乐泛指华语歌曲、国语歌曲、普通话歌曲，是泛指用华语、国语、普通话或其他北方方言演唱的流行歌曲。它是中文流行音乐中商业性中文音乐类型之一。主要流行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其他通用华语的社区，且在华人社区外如韩国、日本等地也有一定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地出现流行音乐 ，1949年以后转到港台地区发展。1977年起，随着对外开放的先声，港台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内地 ，并逐渐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核心。21世纪形成了港、台、东南亚和内地的华语流行音乐呈现一种融合、渗透、互相影响的状态。华语流行音乐亦催生了如邓丽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语流行音乐明星。在中国大陆，流行音乐中存在缺乏原创力、法律不健全、盗版猖獗、音乐格调低俗等现象。同时音乐的价值取向也逐渐趋向商业化，以追求利益为目标而缺乏了艺术价值 。同时欧美、日韩流行音乐也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市场有较大冲击 ，包括在曲风上也出现了盲目模仿 。有一定数量的音乐人正探索着民族文化与现代音乐的结合，发展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并尽力向全世界推广 。华语流行音乐是一项具有巨大商业利润的音乐工业，涵盖了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服装设计、舞蹈编舞、电视、包装和积极的市场营销等，对上述各行业的发展趋势均起著引导作用。扩展资料华语流行音乐流行文化：选秀“选秀”被湖南卫视成功地用于“超级女声”之后，就产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轰动效应，和巨大的经济效益。选秀活动虽然已经受到各方面批评和遏制，仍然大有蔓延之势。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所谓的海选歌手也给歌坛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出现后中国大陆各媒体纷纷在2013年推出《中国最强音》、《中国梦之声》、《中国好歌曲》等。网络传播随着一些网络软件的出现与兴起，降低了歌曲创作的模式，扩宽了创作群体的范围，使音乐创作不在具有局限性，使流行音乐的发展更加平民化，大量流行歌曲被翻唱 [1] 。 《最炫民族风》、《小苹果》、《忐忑》都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式效应，但也遭遇巨大质疑。
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从奠基人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根据歌曲风格的变化和发展重心的转移，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二发展分阶段中间出现了重心的转移分为前后两期，加上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前的学堂乐歌，这样共有六个部分。在流行音乐出现之前，只有在学校里学生演唱的学堂乐歌。先在学生中演唱，后来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可以说是没有出现流行歌曲之前的流行歌曲。主要词曲作家代表为李淑同（弘一法师）、赵元任和沈心工。第一发展阶段：1917-1936年（上海时期）从中国流行音乐先躯黎锦晖先生从事音乐活动算起，中间以其反封建的明月歌剧社为线索，先以儿童歌舞剧如《三蝴蝶》、《麻雀与小孩；歌舞表演曲如《可怜的秋香》、《寒衣曲》等开始，继而创作了中国第一批家庭爱情歌曲，即流行歌曲《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本期终止于明月歌剧社音乐团体的解散，众歌星大都进入电影界为止。此期的演唱风格不甚优美，常用类声喊叫的唱法。代表歌星有黎明辉、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严斐、英茵、徐粲莺、蔡一鸣、钱钟秀、张仙琳等。作曲家有黎锦晖、严工上、许如辉、任光等。词作家有黎锦晖、高天栖、安娥、王乾白、魏如晦等。第二发展阶段：前期：1937-1949年（上海时期）本期从周璇进入电影界后，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所演唱的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传遍全国。由她开创一代歌风影响整个中国歌坛，这种风格可形容成婉转、轻柔、松弛、甜美。但音量、力度都不大。此期歌坛整个情况是没有歌舞表演团体表演。专门靠灌唱片和电台播音来演唱的歌星是少数，大多数歌星都以拍电影为主，演唱电影插曲的影歌双栖形式出现。本期到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为止。代表歌星有周璇、白虹、龚秋霞、姚莉、严华、姚敏、张翠红、李丽华、白光、李香兰、张帆、黄飞然、黄源尹、吴莺音、欧阳飞莺、梁萍、逸敏、屈云云、金溢、白云、邓白英、佩妮、张伊雯、韩菁清等。作曲家有黎锦光、陈歌辛、姚敏、严华、李厚襄、严折西、严个凡、梁乐音、陈瑞祯、刘如曾、严工上、刘雪庵、贺绿汀、张簧、张昊等。词作家有吴村、陈栋荪、李隽青、范烟桥、田汉、叶逸芳、张准、鲁旭、包乙等。后期：1950-1969年（香港时期）本期从姚敏、姚莉兄妹为首，很多主要代表歌星都转移到香港发展开始。最初还是以影歌双栖为主，随时间推移，靠演唱和录制唱片的歌星比例有所增高。影片中不是由演员本人唱插曲，请专业歌星配唱的情况也多起来，但仍无明显有影响的歌舞团体表演。演唱风格无太大变化，轻柔曼妙的特点有所减少，趋向于自然、平淡。另外由于白光的影响，以低音域演唱，具有中音特色的歌星增多；用西洋传统发声方法演唱或更多借用西洋传统发声技巧的歌星也增多了，这是受到李香兰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语流行歌曲在香港渐趋衰落，粤语歌曲中兴，在歌坛上占据主导位置。主要代表人物是许冠杰。本期主要代表歌星潘秀琼、崔萍、张露、葛兰、刘韵、顾媚、席静婷、潘迪华、董佩佩、蓓蕾、夏梦、石慧、江岩、杨光、石林等。作曲家有黎平、杨龙、励鸣、王福龄、周蓝萍、顾嘉辉、黄露、夏端龄（日本作曲大师服部良一）、江适、叶纯之、草田、于粼等。词曲家陈蝶衣、陶秦、易文、卢一方、司经明等。第三发展阶段：1970-1981（台湾时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台湾的流行音乐逐步发展起来。取代了国语流行歌曲渐趋衰落的香港歌坛的位置。其标志是谢雷一曲《曼丽》、姚苏蓉一曲《今天不回家》红遍东南亚，奠定了台湾流行歌坛的领先地位。之前，台湾歌坛所演唱的歌曲有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歌（包括闽南语歌曲）；上海时期和香港时期的国语流行歌曲；以及受日本影响的创作歌曲。后来逐步创作出处于上海时期流行歌曲与现代城市流行歌曲之间具有自己特点的时代曲。这种风格的歌曲，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渐趋衰落，而被新城市流行歌曲所取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曾出现过著名的校园民歌运动。由学生首先发起创作、演唱，影响深远，以至波及到香港及内地歌坛。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才汇入了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发展，为流行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代表歌星谢雷、青山、刘家昌、万沙浪、孙情、李逸、刘文正、费玉清、潘安邦、姚苏蓉、杨小萍、龙雅、凤飞飞、邓丽君、龙飘飘、崔苔青、黄晓君、陈淑桦、蔡琴、蔡幸娟等。作曲家有骆明通、刘家昌、古月（左宏元）、汤尼（翁清溪）、李俊雄、黄仁清等。词作家有慎芝、庄奴、孙仪、林煌坤等。第四发展阶段：1982年以后（重心多元化时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开始衰落，由于罗大佑一张《之乎者也》专辑，紧跟着苏芮一张《搭错车》专辑，改变了台湾歌坛的风格，奠定了新城市流行歌曲的基础。本期歌曲风格远离了中国原有的传统，受欧美影响更深，以台湾为首的华语流行音乐发展迅速。因为在此期间随科学不断发展，高科技手段应用到音乐制作中，加之商业化趋向更为明显，这都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出现华语流行歌曲在世界上遍地开花的景象。加上内地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政策，流行音乐也有所发展。这样其市场更加广阔，形成了重心多元化格局。在此期间听众有明显的分化现象，流行音乐几乎成为年青人的专利，多数老年听众不能接受。这与上海时期的流行音乐同民间音乐、严肃音乐都没有很严格的界限，形成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情况截然不同。本期主要代表歌星及作曲家1．台湾：代表歌星：童安格、姜育恒、齐秦、王杰、张雨生、赵传、伍思凯、庾澄庆、高明骏、文章、李茂、张洪量、张镐哲、周华健、张信哲、邰正宵、郑智化、林志颖、金城武、张宇、任贤齐、王力宏、苏芮、黄莺莺（黄露仪）、杨林、林慧萍、高胜美、叶欢、张清芳、千百惠、潘美辰、潘越云、苏慧伦、陈明真、伊能静、娃娃、孟庭苇、辛晓琪、许茹云、范晓萱、李玟、张惠妹等。作曲家：罗大佑、谭健常、李宗盛、小虫（陈焕章）、李子恒、陈志远、陈耀川、李泰祥、郭子、周治平、林隆璇、曹俊鸿、马兆骏、刘志宏、薛思铭等。2．内地：代表歌星：崔健、张伟进、屠洪刚、常宽、景岗山、张行、寥白威、刘欢、孙国庆、蔡国庆、解晓东、红豆、毛宁、高林生、黄格选、林依轮、满文军、罗中旭、孙楠、成方圆、程琳、胡月、张蕾、田震、段品章、范琳琳、李玲玉、毛阿敏、韦唯、杭天琪、朱桦、李娜、那英、杨钰莹、陈明、孙悦、戴娆、周艳泓、韩红等。作曲家：谷建芬、付林、徐沛东、温中甲、李海鹰、张全复、解承强、李汉颖、毕晓世、陈小奇、三宝、郭峰、卞留念、冯晓泉、高晓松等。3．香港代表歌星：谭咏麟、许冠杰、林子祥、陈百强、张国荣、黄家驹、张学友、李克勤、吕方、郭富城、刘德华、黎明、许志安、古巨基、陈晓东、郑中基、谢霆锋、甄妮、叶丽仪、奚秀兰、徐小凤、叶倩文、陈慧娴、邝美云、林亿莲、王菲（王靖雯）、梁雁翎、周慧敏、陈慧琳、彭羚等。作曲家：黄舒骏、林车松、涂惠元、叶良俊、陈光荣、戚小恋、徐嘉良等。4．新加坡代表歌星：岳雷、康乔、秦咏、翁淑英、韩宝仪、谢采云、许美静、蔡健雅、孙燕姿等。作曲家：李伟松、李思松、黎拂挥等。5．马来西亚代表歌星：罗宾、庄学思、巫启贤、刘秋仪、张小英、蓝英、柯以敏等。6．日本：欧阳菲菲、翁倩玉、陈美龄、璐璐7．美国：洛城三兄弟组合。七、早期中国流行音乐的生存条件由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加之美国爵士音乐、百老汇、好莱坞歌舞的影响，在上海这个最早的开放城市出现了中国流行音乐。在中国流行音乐先躯黎锦晖的推动下，首先出现的是儿童歌舞剧和歌舞表演曲。到1927年他尝试家庭爱情歌曲（实则就是流行歌曲），第一直《毛毛雨》问世便翻开了中国流行音乐的起始篇章。这个阶段还是诞生不久，并不是很成熟。而到1937年抗战开始后，许多人为躲避日寇纷纷逃到上海，因为这里有欧美各国的租界，日本人尚不敢任意而为。这些人需要文化生活，于是后来在被日本人包围的孤岛上海，流行音乐和电影都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加上从前一阶段出现的歌星、作曲家在艺术上均已成熟，所以在此时就形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当时全国的大环境比较复杂，大部分为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其次是日本人占领的敌战区，只有少部分农村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流行音乐是一种产生于城市的音乐文化，主要是在城市中传播。中国早期流行音乐产生于上海，继而就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城市和日本敌战区的城市中很快的流传开来。当时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均有流行，有的地方最后也渗入到农村。早期中国流行音乐虽产生在上海孤岛欧美各国租界，但这些作曲家、词作家都是我们的中国同胞。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中国流行音乐除去流传中的国际化，与国际接轨外，其中很主要一个组成成分是农业文化，即中国各地民歌。这些是中国各阶层都喜闻乐见的，当然也包括工人阶级。当年（1940年）周璇在国华公司主演《西厢记》，所演唱黎锦光作曲采取京韵大鼓等说唱形式的《拷红》和严华作曲民歌风格《月圆花好》，当时北京拉人力车的老工人都会哼唱。据乐评人金兆钧回忆，他在1984年找到一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歌本，其中载有《雷梦娜》一曲，他很喜欢，便在院子里用吉它去弹唱。隔壁一位童工出身的老工人听了便从屋里跑出来，问他怎么会唱这首歌，并说多年没有听到，太好听了。可见城市市民以流行歌曲如何喜爱。当然，也包括这位童工出身的老工人。上面提到当时全国的大环境比较复杂，虽处抗战期间，不可能大家全都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特别是在日本敌战区，老百姓若是公开唱《大刀进行曲》，恐怕鬼子的头未被砍掉，我们老百姓的头却被鬼子砍掉了。斗争要讲策略，那种情况只能是地下活动。另外，人还是需要抚慰心灵的文化艺术作品。早期流行歌曲中有不少歌唱亲情、友情、爱情、祖国大好河山、美丽风光的作品，人民很容易产生共鸣。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人们盼望解放的一天早日到来，除能够在前线抗敌的之外，敌战区大部分人民在等待中，需要慰籍心灵的精神文化产口，流行歌曲就是这些有慰籍心灵作用的文化产品中重要的一种。还是黑格尔那句话说得好：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里的合理不是狭义的人情道德上的合理，而是指广义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能够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国早期流行音乐就是这样一个有存在条件的客观事物。它的存在是文化历史客观存在，尽管可以持不同看法，但却是不能杀的。八、认识早期中国流行歌曲有人形容早期中国流行歌曲是瑕瑜互见。所指的是“瑕”，现今的流行歌曲也并不少见，无非指的是过于缠绵，爱得太多，颓废忧伤等；所说的“瑜”也是俯拾皆是，有的不啻已近于前些年的革命歌曲。只是因为时代不同，不可能直接讴歌党、领袖和社会主义罢了。曾记得，1934年电通影片公司的影片《桃李劫》的插曲《毕业歌》，唤起青年的爱国热情，推动功不可没，直到如今人所共知。鲜为人知的是1947年周璇在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所拍的一部歌唱片《花外流莺》，其中一首插曲《桃李春风》，可谓《毕业歌》的姊妹篇。独：亲爱真诚不知有沧桑，并肩携手不知有彷徨合：我们的意气凌驾霄汉上，我们的思想皎如月光。我们要刻苦修养，做新青年的榜样。独：我们要奋发图强，做新中国的栋梁合：亲爱真诚消除怅惘，并肩携手争取辉煌。这首歌在抗战胜利后勉励青年向上建设新中国。与《毕业歌》可以相媲美。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青年起到了不同的鼓舞作用。1946年周璇在同地所拍《长相思》一片中的插曲《凯旋歌》、《童歌》、《花样的年华》则是反映出的内容。另如1942年周璇在上海国华影业公司所拍《恼人春色》插曲钟山春，歌唱南京钟山石头城呼唤。1939年在同地所拍《七重天》插曲《难民歌》，1941年在同地所拍《解语花》插曲《勉小学生歌》、《救济难民歌》、从歌名上一眼即看出其中的意义。再一个典型是歌唱人民群众的，以歌唱农民的居多。如周璇所唱《解语花》插曲《家人忙》、《插秧曲》；李丽华在艺华影业公司所拍《复活》插曲《小山歌》（又名《农村情歌》）；姚莉演唱的流行歌曲《好百姓在家乡》；严华演唱的流行歌曲《口哨的安慰》则是城市工人生活的艰辛。周璇1943年在华影所拍《渔家女》，其主题歌曲唱出渔民的勤劳。她1947年在国泰影业公司所拍进步影片《亿江南》插曲《人人都说西湖好》和《罗大嫂与王二姐》则唱出采茶女的辛酸。还有歌唱其他下层人民的，如周璇在影片《长相思》插曲中，唱出了歌女的无奈和觉醒。姚莉演唱的《金丝岛》唱出被束缚女性的苦恼，鼓励其争取自由。龚秋霞演唱的《卖报歌》讴歌的是报童。白光1949年在香港长城影片公司所拍《荡妇》（我国第三次重拍根据托尔斯泰名著《复活》改编的电影剧本，前面提到李丽华主演的《复活》是第二次重拍）演唱的插曲《叹十声》，则唱出烟花女子的伤心。另一大类电影插曲，有的无明显的社会意义，是根据剧情需要而写。多为根据古典名著和民间传说改编的。如1940年周璇在国华公司所拍《三笑》插曲《点秋香》、《心愿》等。同年所拍《西厢记》插曲《拷红》、《月圆花好》、《蝶儿曲》等。1944年她在华影新拍《红楼梦》插曲《葬花》和《悲秋》。还有1938年周璇在艺华公司所拍《三星伴月》插曲《何日君再来》。而其中另一首插曲《工场》则有生产国货抵制外货的意义。这些插曲群众都耳熟能详、家喻户晓。1937年周璇在明星公司所拍进步影片《马路天使》的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歌中唱出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使人民流离失所，这更是尽人皆知。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民歌。中国歌坛后无来者的一代歌后周璇，一个突出的贡献便是把民歌带上了舞台。以前民歌小调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只有茶肆、酒楼卖唱。她演唱的民歌最多，如湖南民歌《采槟榔》、广东梅县民歌《卖杂货》、安徽民歌《凤阳花鼓》、绥远（今内蒙）民歌《送大哥》、上海民歌《尤华的桃花》、东北民歌《新对花》、湖北民歌《五更同心结》。《天涯歌女》、《四季歌》是苏州民歌、《知心客》、《哭七七》填词而成。还有一大批以民歌风格创作的歌曲如《送情郎》、《梦中梦》等。又有一类是歌唱祖国大好河山、美丽的自然风光景色的。如姚莉演唱的《可爱的秋天》、《春满人间》、《马来风光》、《南海之晨》、《白兰香》。严斐演唱的《南岛傍晚》，周璇在影片《花外流莺》中演唱的主题歌《花外流莺》和插曲《高岗上》、《春之晨》也是这一类型的。常见是歌唱爱情一类的情歌。有些风格清新，生活气息很浓。如姚莉演唱的《跟你开玩笑》，唱的是年青恋人在一起闹着玩的情景。她演唱的另一首《你要说明了》唱出女孩的细致敏感，让男友解释问题。还有不少歌唱亲情的，如姚莉演唱的《我爱妈妈》；龚秋霞在明星公司所拍《古塔奇案》的插曲《思母》，她在中联公司所拍《蔷薇处处开》的插曲《摇妈妈》；梅熹所演唱影片《胭脂泪》插曲《思母曲》等，都是歌唱母亲之伟大的。其中除了具有明显社会甚至政治意义的，还有很多热情开朗积极向上，大都唱出人民群众的喜好，与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相贴切。人民群众喜欢春天、太阳、花朵、小草、流云、雪花、雨滴；更喜欢亲情、友情、爱情等人间的美好情感。流行歌曲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在早期中国流行歌曲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其是当年歌坛无以替代的高潮结晶，我国流行音乐史中光辉篇章的特征。将其从长达半世纪的尘封中解脱出来。便其免于在漫长的隔绝中而被淹没。
流行音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从音乐体系看，流行音乐是在叮砰巷音乐、布鲁斯、爵士乐、摇滚乐、索尔音乐等美国大众音乐架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音乐。其风格多样，形态丰富，可泛指Jazz、Rock、soul、Blues、Reggae、Rap、Hip-Hop、Disco、New Age等20世纪后诞生的都市化大众音乐。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上海传播欧美流行音乐，随着殖民地的扩张传入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唱片业就在上海兴起了。主营电影唱片的法国“百代”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这便为欧美流行音乐的传播提供了最快捷的方式。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霞飞路上，醉人的爵士乐夜夜从道路两侧的咖啡馆和酒吧里传出来，可见当时的上海已经有了成型的爵士乐队。当时上海的“百乐门”便有“东方第一乐府”之称。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是黎锦晖。当时的上海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所以欧美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从这里流入内地。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也开始了对流行音乐的需求，因此黎锦晖创作的流行音乐便在此种情况下应运而生。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地巡回演出， 《毛毛雨》等流行歌曲与他的儿童歌舞成为主要节目。此时他还在短期内创作了100多首流行歌曲，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16本歌集， 《桃花江》、《特别快车》等即成于此时。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黎锦晖组建的“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团体。周璇、白虹、严华等成为中国第一代歌星，黎锦光、姚敏等成了著名的流行曲作家。“明月歌舞团”解散后，黎锦晖又在上海的“扬子饭店”舞厅组建了爵士乐队，将民歌、戏曲音乐改编成爵士化的舞曲。其中的“金嗓子”周璇也因演唱《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夜上海》、《花样年华》等歌曲，而久负盛名。这些歌曲也因此流传至今。可见，欧美流行音乐一开始传人中国，就在上海找到了市场，并为黎派音乐所接受。港台传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解放初期苏联音乐的传人，内地流行音乐日益衰弱。而此时，欧美流行音乐对台湾音乐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台湾并没有自己的歌曲，一些广为流传的《秋水伊人》、《香格里拉》、《何日君再来》等歌曲，其实都是早年十里洋场上海滩头的陈蝶衣、刘雪庵等人的作品。直到60年代末，布鲁斯、爵士乐等西洋乐风的涌入，才使旧上海情调的音乐结束了它在台岛的流传。20世纪60年代，“披头士”赴港演出对香港乐坛影响较大。一些学生组建乐队，竭力模仿他们的偶像的演绎方式，利用“披头士”的曲子唱出自己的情绪。“披头士文化”、“占士邦文化”带给香港社会的“新感性”前所未有。整整60年代的香港乐坛基本上由欧美的摇滚乐、民歌占领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流行乐坛已进入黄金时期。列侬、“滚石”、迪伦轮番上场，把个西方社会唱得天旋地转。七十年代的港台流行音乐，不仅在音乐风格上受欧美风格影响，在演出风格上也效仿欧美风格，演出人员衣着华丽，演唱形式载歌载舞，唱腔多为原声，场面热烈，气氛火爆。可见，欧美流行音乐不仅对黎派音乐影响至深，还在港台音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港台传向大陆七十年代末，欧美流行音乐与港台流行音乐合流，再次传入内地。时隔30年，流行音乐被赶下大海后，又卷土重来了。先抢滩的是30年代的黎派音乐，《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等歌曲，随邓丽君的低吟浅唱传人千家万户。于是重唱当初被逐出内地的流行曲的歌手们便成了明星。意想不到的是，日本的三洋录音机以及广州太平洋公司生产的盒式音带，把流行音乐的星星之火，烧成了燎原之势。崛起的新一代音乐人放开手脚，随心所欲地把目光投向欧美和日本乐坛，拼命地汲取着营养。他们重新编配30年代的流行曲，使之一头接上了久违的30年代的早期流行音乐，一头又开启了未来。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这时期的代表人物——邓丽君。正是她演唱的《何日君再来》、《小城故事》等歌曲，才使流行音乐传入了千家万户。也正是听过邓丽君的演唱后，人们才知道了什么是流行音乐，才懂得了流行音乐的发声、吐字、配器及词曲方面的知识等。在广州，最早从事流行音乐录音的是著名的“老三剑客”金友中、丁家琳、司徒抗。当时很大的一个工作量是电视剧的音乐复制，这就需要“扒谱子”，有时需要把歌词翻译成中文，找歌手来演唱。扒带子”就成为早期中国音乐人学习流行音乐写作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外融合创造九十年代的音乐舞台，欢快的拉丁乐以及重金属乐，都相继在中国落下了脚。欧美流行音乐的演唱方法，如迈克尔·杰克逊、席琳狄翁、惠特尼休斯顿等演唱的歌曲，深深地打动了中国听众的心。在流行音乐的诸多演唱风格中，四大天王” 中的张学友，可以称得上兼多种演唱风格的杰出人物。庾澄庆也是个奇才，他的作品有爵士风格的《老实情歌》、拉丁风格的《我最摇摆》、蓝调风格的《似水年华》、乡村风格《情非得已》。杜德伟的曲风节奏明快，以劲歌狂舞风靡大陆。代表作品有《钟爱一生》、《天旋地转》等专集。伴随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国人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国外电影音乐如《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音乐之声》的童声合唱，《罗马假日》的主题曲，《出水芙蓉》的电影音乐等，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21 世纪，由于欧美流行音乐对中国的进一步影响，使我国流行乐坛涌现出许多创作型的歌手，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周杰伦，他们创作出的许多歌曲都可以听出其中欧美音乐的曲风，然而值得称赞的是这些歌曲中显而易见的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它把欧美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的音乐元素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当代中国音乐人的共性，就是他们不完全照搬欧美音乐了，有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这是在音乐创作中值得提倡的。在爵士乐的演唱方面，内地的谷峰是比较杰出的代表，他的演唱风格独具特色。在演唱形式方面，台湾的“蟑螂合唱团”，注重和声的运用，他们演唱的曲调风格与80年代的欧美合唱团的演唱风格类似。在RB风格上，也涌现出了许多新人，如阿杜、王珏、杨昆等。欧美蓝调风格比较突出的有陶器。演唱风格上带有台湾民歌色彩的有“动力火车”， 以及内地的地下摇滚等，都是我们深受欧美流行音乐影响并结合自身创造出来的流行音乐。以上从欧美流行音乐在上海的传播、在港台的传播、港台流行音乐在内地的传播，以及21世纪的欧美风等方面，论述了欧美流行音乐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其中涉及到了欧美流行音乐，从上海滩传人后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黎派音乐，所形成的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次高峰：80年代港台音乐传人内地后，所形成的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二次高峰，无一不与欧美流行音乐的影响息息相关。从欧美的爵士乐、新民歌，到崔健所创作的摇滚；从80年代内地的通俗演唱，到外国电影音乐的流传等，都充分体现了欧美流行音乐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之深刻，之久远。欧美流行音乐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并占有领先地位。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体化，随着中国流行音乐与欧美流行音乐的不断融合，不断创新，中国的流行音乐一定会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可参考这本书 中国流行音乐简史(1917-1970 ) 孙蕤，本名孙思溥，中国流行音乐史研究者、收藏家，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特聘研究员。1936年生于辽宁开原，1960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退休前为大连医科大学药剂学教授。 自幼喜爱中国流行音乐，从少年时代，便开始收集音乐资料 1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史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30年代至40年代是第一个高峰期，8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期。本文将以80年代为重点，简单叙述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概况。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本文也将涉及其他类型的歌曲创作情况。 一、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 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约起始于清末至民国初。清王朝的倒台，民国的创立所经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相冲突又逐步结合的态势。当时已有直接借用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作为军歌及学堂歌曲的现象，如：《中国男儿》（石更填词）、《汉族历史歌》（王引才填词）等。这可说是西方音乐因素为我所用的开始。 中国初期的创作歌曲是自萧友梅、黄自、青主、李叔同、赵元任等人开始的。 萧友梅是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也是最早的歌曲作者之一。《问》、《卿云歌》是他较著名的作品。他的作品虽有浓重的外国音乐的影响，但已开始注意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因素。 黄自是受过系统的西方训练的作曲家，在歌曲创作上的成就较高，《天伦歌》、《玫瑰三愿》都是有名的抒情歌曲。 此外，赵元任的《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陈啸空的《湘累》等等作品，都是现代创作歌曲初期涌现的优秀作品。 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通过留学西洋的音乐工作者介绍到我国，音乐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影响了民众。同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已经出现，即一方面，大量采用或借鉴西方歌曲创作模式，甚至多有完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基质也在创作中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大体上规定了日后歌曲创作的方向。 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 黎锦晖（1891－1967）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27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1967年逝世于上海。 黎锦晖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传极广。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传统。同时，他又是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能手。在这些儿童歌曲里，民歌、小调、曲牌等均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 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黎锦晖转入流行音乐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当时的上海已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乐便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由于经费困难滞留于新加坡无法回国，他遂接受一家书局的订货，短期内编写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16本歌集。《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即成于此时，大获成功。 “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1931－1936年间，黎锦晖还为《人间仙子》等十几部电影配乐，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时，他也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 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上的粗制滥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嗲声嗲气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三、救亡群众歌曲创作及进步音乐工作者的流行歌曲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事实造成民族危机感的空前高涨。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广大进步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批救亡歌曲。从而奠了我国歌曲创作的另一走向。 聂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所写的30余首歌曲绝大部分是广为流传的成功之作。《毕业歌》、《新女性》、《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进行曲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作品。《飞花歌》、《塞外村女》等则是民歌风抒情歌曲中很有特点的作品。 在救亡歌咏活动中，还可以举出像《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等进行曲风格的歌曲。这一时期奠定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日后称为队列歌曲）已表现出成熟的中国民族特点，如较少采用和弦分解化的旋律，而是以五声音阶为主；旋律多级进，富于抒情性等等。 与此同时，进步音乐工作者也介入了以电影为主要媒介的流行音乐创作活动。如聂耳的《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任光和安娥的《渔光曲》、《王老五》，贺绿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田汉光词）、《春天里》（关露、贺绿汀词）、《秋水伊人》及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贝林词）等都是为进步电影所作的插曲。 总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歌曲创作除少数艺术歌曲外，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流行音乐以西方流行音乐形式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与西产大小调式化的两种趋向，群众性歌曲以西方进行曲及民歌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和进行曲化的两种趋向。至此完成的类型分化奠定了日后群众性歌曲创作的基本态势。 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流行音乐和群众歌曲创作 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敌伪统治者十分重视流行歌曲的宣传作用。伪满时期，著名歌星李香兰曾成为流行音乐的风云人物。 李香兰本为日本人，生于中国，本名山口淑子。战后回到日本，入政界为日本参议员。她在抗战期间受人利用，演唱了大量流行歌曲，如《满州姑娘》、《戒烟歌》、《支那之夜》、《苏州夜曲》等，均以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宣扬“东亚共存”为主旨，在当时产生过恶劣影响，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 当时活跃的中国流行音乐作曲家有黎锦光、陈歌辛、姚敏、梁乐音、严工上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为黎锦光和陈歌辛。黎锦光的代表作有《夜来香》、《五月的风》、《疯狂世界》、《采槟榔》等；陈歌辛的代表作有《蔷薇处处开》、《渔家女》、《恋之火》、《高岗上》等等。 在这一时期，中国流行音乐没有太重要的成就和发展。除技术上的某些进步外，整体风格没有超过早期的格局。 总的来看，中国流行音乐从产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它的发展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它带有浓重的殖民地气息，存在先天不足的软弱；另一方面，由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流行歌曲只面向人数不多的小资产阶级及市民阶层。作品题材狭窄，制作技术粗糙。这决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必将经历一条曲折的道路。 自抗日战争以来，以延安为中心的进步音乐工作者继续沿着救亡歌咏活动的方向发展创作。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郑律成的《延安颂》（莫耶词）、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军民大生产》、《南泥湾》以及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等作品的诞生都显示出生气勃勃的发展趋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好地方》、《咱们工人有力量》和《胜利进行曲》等优秀歌曲。 五、新中国建国后17年间的创作歌曲 随着全国解放，群众歌曲领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盛的创作队伍。自《歌唱祖国》到《我们走在大路上》，王莘、李劫夫、瞿希贤、傅庚辰等作曲家在进行曲创作中大获成就，李劫夫尤为其中的佼佼者；晨耕、唐诃、生茂、傅林、遇秋、吕远等部队作家在新民歌创作上显示了很强的实力；雷振邦、石夫则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红霞》等大型声乐作品中的选曲也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特别是群众歌曲的创作，呈现着良好的态势。合唱、齐唱、独唱、重唱、表演唱等体裁形式均有佳作。当属我国歌曲创作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仍以进行曲与新民歌创作为主，其中进行曲逐渐偏重于抒情性（如《一代一代往下传》）。新民歌创作则有以民间素材变化发展（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再创作（如《克拉玛依之歌》）两种趋向。此外，圆舞曲（如《我爱祖国的蓝天》）、说唱歌曲（如《八月十五月儿明》）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以《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乔羽词、沈亚威曲）为代表的颂歌类大型抒情歌曲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体裁。各种风格的歌曲在民族化上都有明显的成就。旋律或以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或以少数民族音乐为素材。配器或用民族乐队，或用管弦乐队，手法比较传统。广播电台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群众性集体歌咏是最普遍的音乐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的歌曲演唱以民族与美声相结合的唱法为轴心，产生了像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郭颂、胡松华、吕文科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歌唱演员。这一时期的优秀歌曲作品多收集在两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 完毕~！
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论文题目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一．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二．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Nightin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四．音乐对人的影响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化蝶”为情节，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五音乐与素质教育音乐的最大功能是从精神上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生命的围墙，把视野投向另一个关于美的音乐世界。她最奇妙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日益漂泊的灵魂有回家的感觉，扩充我们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寻找到生命的精神支柱，找到灵魂的归属。近年来，我国大学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是在追求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艺术教育的平衡。素质教育建立在和谐教育对素质的全面理解上。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网络音乐对流行音乐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