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论文选题

看宏观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史

七、工业经济 1、论工业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关系 2、对工业经济效益考核指标体系问题的探讨 3、县域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思考 4、论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5、区域工业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 6、工业经济宏观评价方法及实证分析 7、优化结构，提高工业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率 8、加强科技进步力度，提高我国工业经济发展质量 9、关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10、大力培植新的增长点，推动工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11、县域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2、合理调整地区结构，加速中西部包装工业的发展 13、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及对策 14、论工业经济的存量优化调整 15、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 16、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7、对欠发达地区工业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的调查与思考 18、工业产品结构升级与工业经济高效快速发展 19、我国工业经济的新特征 20、我国工业经济结构变化的区域性差异分析八、农业经济 21、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2、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3、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经济发展 24、论市场化的政府农业宏观调控 25、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应追求的目标 26、西部农业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与对策 27、关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理性思考 28、农业经济组织的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分析 29、确保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对策探讨 30、论农业产业化的信息保障 31、关于建设生态农业经济的思考 32、我国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抉择 33、论人力资本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 34、农业信息化与产业化发展趋势 35、加强农产品质量管理，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36、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 37、中西部地区农业开发现状及对策分析 38、贫困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希望 39、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40、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内需 41、农业经济结构与高效特色农业 42、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43、西部地区实施退耕还林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44、西部农村农产品市场的开拓 45、“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46、影响我国农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因素及对策分析 47、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 48、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 49、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对策分析 50、论农业产业化的制度支撑 51、民族地区农民增收问题及市场对策九、贸易经济 52、提高企业组织化程度，加快贸易经济增长 53、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途径分析 54、论县级对外贸易及假如WTO后的对策 55、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贸易经济研究 56、小商品与大市场 57、对外经济贸易与再就业 58、加入WTO对我国卖艺经济发展的影响 59、区域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60、对私企直接参加对外贸易的思考 61、我国对外贸易中影响进口额的因素分析 62、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化研究 63、目前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64、论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高 65、环境壁垒与我国对外贸易 66、论保护国内市场与与适度对外贸易 67、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中的寻租现象分析 68、国际反倾销对我国商品出口的危害及其对策 69、论农产品国际市场的开拓 70、中国产品出口结构研究 71、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竞争政策选择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王见定李颖伯 {摘要}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变量是以标量的形式出现的。本文提出：经济变量实质上是一种矢量。但又不同于物理学中的矢量，有其自身的合成规律。资源的有效配置其实是经济矢量合成的一种形式。本文以一些实例对经济矢量合成的法则进行说明，并进一步阐述这一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意义。（内容简介：经济学新理论） 4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构成一个5吨的混恁土构件；一个缸的发动机、一个底盘、一个车身构成一辆轿车；一个显像管、一个复杂的线路和一个壳体构成一个精美的电视机；一个美容师半个小时的劳务加上对各种美容美发器械及化妆品的使用，产生了一个时髦的发型；一位外科大夫4个小时的手术以及四个同事的合作、医疗器械和各种药物的使用完成了一个心脏手术这些都是经济矢量合成的事例。混凝土4吨和1吨盘钢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变量，像这样既有大小又有一定流向的经济变量，我们定义为经济矢量。4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构成了一个5吨的混凝土构件，可以看成两种经济矢量的合成。它们之间的比例是一定的，是由构件的用途决定的，而且这种比例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变化（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如果现在有5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也只能构成5吨的混凝土构件，多生产的1吨混凝土在这一组合中是无用的。这就是经济矢量的合成法则。这个法则对于不同的经济矢量之间是不同的。这种经经济矢量的合成可以在多个经济矢量中进行。例如一个发动机、二个车身、二个底盘也只能构成一辆轿车，其中的一个车身、一个底盘是多余的。以上例子已说明了经济矢量概念是客观的，也说明经济矢量是按一定法则合成而产生社会的综合效益。这种法则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取决于合成商品和劳务的质量要求，也取决于届时的生产水平。通常，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见到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实际上也可看成是一种经济矢量合成的实例，有效的含义就在于不进行多余的生产。当然一种商品和劳务是否是有效的，还取决于价格和周围的环境。例如：一辆奔驰轿车，就它的发动机、底盘、车身以及其他一切配套设施都是可以说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其10万美元的价格，相对一般市民来说，就不能说是完全有效的。而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却可以看成是一种有效的配置。或者就环境而言，在经济发达国家的美国、西欧它可能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也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在那些经济正处在发展中乃至落后的地区，它就不能算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世界上，任何国家，不管它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面临着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不同程度的无效开发和无效配置，将造成有效资源的大量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乃至经济危机。近2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实质而言，就是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开发，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配置。目前我国进行的下岗再就业工程实质上就是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活动。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某些地区、某企业、某产品基本上达到了某些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认为，当这种有效配置的覆盖面达到50%的时候，由于经济活动的惯性，全国经济将出现全面好转，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就一个地区而言，整个经济活动达到80%的有效将是非常理想的，100%的有效是不存在的，既使是在发达国家美国也至少有20%的无效生产，它需要通过调整，甚至破产来达到有效。参考文献{1}Samueclson and Nordhaus:“Economics”，12th，Ed，McGraw-HNewYorK，{2}Parkins:“MMacroeconomics”，Prentice Hall，Canada，{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三联书店，{4}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店，{5}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中译本，商务印书店，{6}高鸿业、吴易乙：《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7}王见定：《国民经济行业排列的有序化与经济矢量》，第15届国际统计大会论文集，土耳其，{8}王见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中国经济出版社，第160-162页。{9}王见定、李颖伯：《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大会论文集，

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论文

西方经济学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对于中国的话那就是宏观的主要是外汇，失业，通过膨胀，货币GDP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对于中国是，各个国家都是，一个一个详解的话就是一本书了，建议你可以买一本看看

市场理论和凯恩斯主义政府调控保住了官位

中西方经济学对我的启示众所周知，经济学分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我国也分为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开放前为计划经济体制，开放后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我发现这两门课程的内容都是西方的理论。但是西方经济学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如马歇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理论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我国是不受欢迎的，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大学教育的课程之内，为了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区分，所以就叫做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主要内容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和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解。因为我们国家是坚持马克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研究方向不同，社会主义研究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流通过程，着重考虑的是资本的再分配问题。让人民达到共同富裕。于是我们上个世纪会出现＂计划经济体制＂。但是我国领导人后来拨乱反正，以宏远的眼光看到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我国想要在党的带领下更加繁荣，更加强大，就必须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人民更加有竞争力，因为人们如果一味的平均，就失去了生产力。所以出现了改革开放，出现了后来的市场经济。学习西方的经济学，因为西方经济学使生产技术方面合理有效的配置资源；在研究供求关系、厂商营销策略啊之类的方面非常科学。可以看到，欧洲的危机调控，以及前一段时我国政府对社会投入四万亿的救市举措。都是运用了西方凯恩斯主义，由政府调控，出资建设，使更多的资金流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减少失业率和社会矛盾，刺激经济发展。剩下二百字，按自己习惯润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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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针对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国家对市场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

看宏观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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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论文3000字

今年世界经济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经济滑坡的影响？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减速，必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程度如何目前难以预知，因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全球的金融网，两者关联的复杂程度“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明白”。不过，此次经济动荡给人们带来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欧洲一些国家之所以很快受到了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一个主要原因是金融监管的名存实亡，银行和其他金融投资机构对新发明的金融产品趋之若鹜，那些大量购买了美国次级抵押债券的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都已经濒临破产边缘。这表明，现代经济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是“产业为根，金融为叶”。惟有给物质生产部门足够的重视，并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使金融真正服务于生产部门，才能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我们建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说白了就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西方发达国家比中国要久远多了，西方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上的，所以学习它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