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论文题目是什么
人口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一、 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以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的成果 。由于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人文背景又无法一概而论。因此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说，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同时开始重视人口过度增长并把经济转向环境可持续发展，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轨道，经济的衰退将是难以避免的。二、人口适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发达国家人口缓慢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 “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同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人口和环境作为自然界中一对既互相对立，又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矛盾统一体，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始终”。三、适度人口是指经济适度人口，即：从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出发，寻求通过最佳方式达到经济协调发展最优目标的适度人口。 我们暂时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世界各国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状况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不同，适度人口规模以及适度人口增长水平都将会不同。但是如果人口增长规模偏离了适度增长速度，不论是高是低，都将不利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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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59至-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06‰下降到1998年的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附图{图}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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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一、 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以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的成果 。由于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人文背景又无法一概而论。因此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说，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同时开始重视人口过度增长并把经济转向环境可持续发展，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轨道，经济的衰退将是难以避免的。二、人口适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发达国家人口缓慢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 “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同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人口和环境作为自然界中一对既互相对立，又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矛盾统一体，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始终”。三、适度人口是指经济适度人口，即：从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出发，寻求通过最佳方式达到经济协调发展最优目标的适度人口。 我们暂时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世界各国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状况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不同，适度人口规模以及适度人口增长水平都将会不同。但是如果人口增长规模偏离了适度增长速度，不论是高是低，都将不利于经济发展。
兄弟，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不用写那么大。下面有链接，应该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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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一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发展的这一地位依然不容怀疑和动摇"十一五"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一，"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根据初步判断，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国家安全将面临更多挑战:"十一五"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因而，中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十一五"时期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增加，从而对中国国家安全提出更多的挑战一方面国际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地区潜在冲突有可能增加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可能增加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区域合作加强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并存一方面，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传统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渐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盛行"十一五"期间，中国将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市博会这除了会带来无限商机外还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大程度的融合3，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十一五"期间，入世过渡期结束，中国的"入世"承诺基本兑现履行"入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规范对外经济活动，有利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竞争，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构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可能要进行调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实施5年多，从2003年经济状况来看，"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向将发生变化，着眼点有可能不再是抑制通货紧缩而可能是实现经济既无通货膨胀又无紧缩的适度增长5， "三大差距"更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地区和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或强化了一些措施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但收入差距问题似乎日益严重，"十一五"期间，抑制"三大差距"扩大的趋势必将成为社会发展政策的重点之一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扩展，决定了就业不足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长期性问题"十一五"期间，就业不足不仅表现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更严峻的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速度迅猛，各种民办和中外合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就业的不足还将表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这将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战略性资源的约束日益强化"十一五"时期，人地矛盾将继续加剧，森林和草地资源将继续呈下降之势:土地沙化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北方水资源短缺形势更为严峻，合理配置全国水资源的要求将更为紧迫;全国水资源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治理水污染将需要更多投入公共安全将备受重视2003年初爆发的"非典"疫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暴露了公共事业发展，公共管理，政府协调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非典"微机警示人们，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危机随处存在"十一五"期间，公众的危机意识将增强，从而将对公共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改革完善公共管理制度，发展公共事业，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内外环境决定了"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适当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降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完成上述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单项突进的发展，有别于忽视资源，环境和生态代价的发展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发展问题的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经济增长量与质的统一，强调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发展，强调各阶层的共同受益，全社会的和谐共存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地区之间的协调(2)，城乡之间的协调(3)，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4)，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5)，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和谐(6)，纵向(中央和地方)，横向(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7)，开放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协调(8)，近期和长远之间的协调三，制定"十一五"计划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1， 确定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可分解为5个方面的目标，既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体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分成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应有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制定科学可行的阶段性目标，无论是对于"十一五"计划的完成，还是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约5%的快速增长，但是，快速增长也使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资源的过快消耗，环境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的显著变化，以及社会冲突的明显增多等，"十一五"时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可能不复存在，如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建设用地，大规模国债投资等需要研究在降低资源和环境代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寻求技术创新等新的替代性增长因素，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市场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市场分割，竞争不足等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的长远发展，甚至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需解决:如何打破地区封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如何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如何建立诚信制度;如何将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主要应做到这些方面:加快制定空间整体规划;保持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性;增强东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发展;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增强政府协调能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差距巨大，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才能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才能在非常时期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转6， 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目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随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相对规模可能会缩小但是农村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巨大，在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0%左右时，农村仍有6亿左右的人口，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现阶段，严重的"二元结构"正制约着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无论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实施新型工业战略的需要出发，都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7，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一切发展都是为人类最终摆脱自然和非自然的"奴役"，为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发展的直接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使之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愉悦的精神生活;发展是量和质的统一，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是其内容之一，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十一五"时期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完善教育体制，显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扩大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受益面;如何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完善医疗卫生制度 ，保证人人都享有最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和能力;如何通过户籍制度，劳动制度的完善，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如何通过完善养老体系，应对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老龄化问题;如何通过完善人口政策，应对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带来的挑战保证改革的公正性，扩大改革的受益面由于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人们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利益存在严重差别，这种并非源于个人能力的差别市民怨渐起的主要原因，如何保证改革过程的公平性将是"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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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初始禀赋 经典经济学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是劳动过程三要素：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劳动力，其他一切因素均需通过此三者对经济发展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显而易见，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劳动力这三个经济发展直接因素及其相互结合状况的差异，势必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地区间初始禀赋的不同，也会对地区经济的增长带来不同的影响。这些初始禀赋主要包括：当地原有物质基础、自然资源、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流动性。 （二）人口增长通过媒介因素对经济发展带来交叉影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初始禀赋和直接因素之间，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如政府政策、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传统文化等等，本文将其定义为媒介因素，正是这些媒介因素的存在，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人口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初始禀赋因素之一，不但会与其它初始禀赋结合在一起对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有的时候还会独立的通过若干媒介因素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着重从人口增长－初始禀赋－媒介因素－直接因素－经济发展，这一作用链来加以研究，找出其中所蕴涵的规律。 本文从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运用了层次分析法对人口增长-初始禀赋-媒介因素-直接因素-经济发展，这一作用链进行研究。之所以选取系统分析方法及层次分析法，主要是在分析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的时候，不能将其中的某个因素孤立讨论评价，必须同时考虑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而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就是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关系将因素按不同的层次聚焦组合，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人的判断以确定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层次分析法在人口对经济发展影响作用中的理论探讨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萨泰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应用AHP问题的思路是，首先，把要分析的问题分层系列化，即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按照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隶属关系将其分层聚类组合，形成一个有序的层次结构模型；然后，对模型中每一层次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依据人们对客观现实的判断给予表示，再利用数学方法确定每一层次全部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最后，通过综合计算各层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权值，得到最低层（方案层）相对于最高层（总目标）相对重要性次序的组合权值，以此作为评价和选择方案的依据。 （一）层次分析法评价模型的标准与建立 本模型评价指标体系，由目标层、准则层和因素层组成。 目标层（A）：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准则层（C）：人口数量（C1）人口素质（C2）人口结构（C3）流动人口（C4） 因素层（P）：传统文化（P1），中国历来就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习俗，这种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于我们的人口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城市化（P2），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经济发达的上海地区，城市化水平更是达到了90%以上；基础设施（P3），中国每年花重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这也造就了中国如今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铁路网，还有社会公用设施的便捷；计划生育（P4），中国已经实行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对于初期控制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对于人口多方面的影响，一直为学术界所激烈讨论；产业结构（P5），中国处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阶段，在这转变过程中，附加值低的产业会逐渐被高附加值产业所替代，同时大量机器工具会逐渐代替人工劳力；社会保障（P6），之所以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会有“养儿防老”这一文化内涵，主要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社会保障也有很大的差别；地理位置（P7），中国现在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铁路运输也贯穿东西南北，东部靠海，便捷了城市之间人口的流动；科学技术（P8），中国高校持续的扩招，给社会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同时政府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也使得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保持足够的竞争力；政府政策（P9），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中转变，中国政府也在由过去的万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法律规章的制定、行政引导等方面对人口经济的发展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判断矩阵的构造与分层次的两两比较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后，接下来根据统计年鉴和对于不同人口因素的理解，对准则层因素进行判断和比较。萨迪教授运用模糊数学理论，集人类判别事物好坏、优劣、轻重、缓急的经验方法，提出一种1-9比例标度，判断模型如下： 准则层的判断矩阵的构造： 准则层人口数量（C1）人口素质（C2）人口结构（C3）流动人口（C4） 将定性判断定量化，由此构造出若干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将上述结果写入矩阵，求出各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并检验各个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第一层次判断矩阵的结果见表1。 第二层次的判断矩阵评价结果与第一层次类似，在C1-P、C2-P、C3-P、C4-P四个层次中，构造出若干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求出各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判断矩阵C1-P中各个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及一致性检验结果：λmax=0884148，CI=0294716，RI=9，CR=0327462<10；判断矩阵C2-P中各个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及一致性检验结果：λmax =0773981，CI=0257994，RI=9，CR=028666<10；判断矩阵C3-P中各个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及一致性检验结果：λmax=29820417，CI=05964083，RI=24，CR=04809745<10；判断矩阵C4-P中各个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及一致性检验结果：λmax =126，CI=0315，RI=12，CR=028125<10。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所构造各判断矩阵的CR值均小于1，所以各层次单排序的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三）层次分析法评价模型的总排序结果 用C层的排序数值对P层因素的单排序权值进行加权，得到P层因素相对于A层的总排序数值的结果见表2。 人口增长各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给经济总体发展带来强烈的拉动作用 经济发展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城市化，其贡献率达到9%，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城市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产物，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对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强烈的拉动作用，一方面，城市化带来的聚集经济加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化使得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优化第一产业，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同时城市本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排在第二位的是政府政策，其贡献率达到7%，这主要是中国正在由以前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职能也由大而全统筹安排的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制度惯性使“人治”现象仍很普遍，这就造成政府财政投资着力发展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经济就会迅速好转；政府对于哪个产业有所倾斜，哪个产业就会得到特别保护；政府对于哪个地区想放开搞
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人口之上的，而经济的增长又往往会帮助人口增长。从总体看，经济发达区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慢而机械增长速度较快，不过相对而言，如果针对某一国家或某一区域而言，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大于机械增长的影响，即随着范围的扩大，人口迁移对人口数量的影响逐渐减弱。一般情况下，经济发达水平与人口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即经济水平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缓慢。经济发展快的好处：有利于在短期内提高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加快经济发展，扩大经济规模；对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相关事业的开展；有利于积累国民财富，在总体上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在快速发展，可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缩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首先一个人的素质高低和接受教育的高低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没有好的教育引导，人口的素质就会低下，没有人生品味。如果素质低下，教育成度达不到社会发展的要求，那么经济发展也就会缓慢，滞留不动。
题目太大，论文浩如烟海，你这是要写书，恕不奉陪
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论文题目怎么写
（一）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初始禀赋 经典经济学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是劳动过程三要素：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劳动力，其他一切因素均需通过此三者对经济发展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显而易见，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劳动力这三个经济发展直接因素及其相互结合状况的差异，势必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地区间初始禀赋的不同，也会对地区经济的增长带来不同的影响。这些初始禀赋主要包括：当地原有物质基础、自然资源、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流动性。 （二）人口增长通过媒介因素对经济发展带来交叉影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初始禀赋和直接因素之间，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如政府政策、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传统文化等等，本文将其定义为媒介因素，正是这些媒介因素的存在，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人口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初始禀赋因素之一，不但会与其它初始禀赋结合在一起对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有的时候还会独立的通过若干媒介因素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着重从人口增长－初始禀赋－媒介因素－直接因素－经济发展，这一作用链来加以研究，找出其中所蕴涵的规律。 本文从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运用了层次分析法对人口增长-初始禀赋-媒介因素-直接因素-经济发展，这一作用链进行研究。之所以选取系统分析方法及层次分析法，主要是在分析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的时候，不能将其中的某个因素孤立讨论评价，必须同时考虑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而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就是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关系将因素按不同的层次聚焦组合，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人的判断以确定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层次分析法在人口对经济发展影响作用中的理论探讨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萨泰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应用AHP问题的思路是，首先，把要分析的问题分层系列化，即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按照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隶属关系将其分层聚类组合，形成一个有序的层次结构模型；然后，对模型中每一层次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依据人们对客观现实的判断给予表示，再利用数学方法确定每一层次全部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最后，通过综合计算各层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权值，得到最低层（方案层）相对于最高层（总目标）相对重要性次序的组合权值，以此作为评价和选择方案的依据。 （一）层次分析法评价模型的标准与建立 本模型评价指标体系，由目标层、准则层和因素层组成。 目标层（A）：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准则层（C）：人口数量（C1）人口素质（C2）人口结构（C3）流动人口（C4） 因素层（P）：传统文化（P1），中国历来就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习俗，这种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于我们的人口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城市化（P2），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经济发达的上海地区，城市化水平更是达到了90%以上；基础设施（P3），中国每年花重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这也造就了中国如今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铁路网，还有社会公用设施的便捷；计划生育（P4），中国已经实行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对于初期控制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对于人口多方面的影响，一直为学术界所激烈讨论；产业结构（P5），中国处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阶段，在这转变过程中，附加值低的产业会逐渐被高附加值产业所替代，同时大量机器工具会逐渐代替人工劳力；社会保障（P6），之所以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会有“养儿防老”这一文化内涵，主要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社会保障也有很大的差别；地理位置（P7），中国现在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铁路运输也贯穿东西南北，东部靠海，便捷了城市之间人口的流动；科学技术（P8），中国高校持续的扩招，给社会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同时政府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也使得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保持足够的竞争力；政府政策（P9），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中转变，中国政府也在由过去的万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法律规章的制定、行政引导等方面对人口经济的发展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判断矩阵的构造与分层次的两两比较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后，接下来根据统计年鉴和对于不同人口因素的理解，对准则层因素进行判断和比较。萨迪教授运用模糊数学理论，集人类判别事物好坏、优劣、轻重、缓急的经验方法，提出一种1-9比例标度，判断模型如下： 准则层的判断矩阵的构造： 准则层人口数量（C1）人口素质（C2）人口结构（C3）流动人口（C4） 将定性判断定量化，由此构造出若干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将上述结果写入矩阵，求出各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并检验各个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第一层次判断矩阵的结果见表1。 第二层次的判断矩阵评价结果与第一层次类似，在C1-P、C2-P、C3-P、C4-P四个层次中，构造出若干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求出各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判断矩阵C1-P中各个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及一致性检验结果：λmax=0884148，CI=0294716，RI=9，CR=0327462<10；判断矩阵C2-P中各个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及一致性检验结果：λmax =0773981，CI=0257994，RI=9，CR=028666<10；判断矩阵C3-P中各个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及一致性检验结果：λmax=29820417，CI=05964083，RI=24，CR=04809745<10；判断矩阵C4-P中各个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及一致性检验结果：λmax =126，CI=0315，RI=12，CR=028125<10。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所构造各判断矩阵的CR值均小于1，所以各层次单排序的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三）层次分析法评价模型的总排序结果 用C层的排序数值对P层因素的单排序权值进行加权，得到P层因素相对于A层的总排序数值的结果见表2。 人口增长各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给经济总体发展带来强烈的拉动作用 经济发展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城市化，其贡献率达到9%，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城市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产物，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对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强烈的拉动作用，一方面，城市化带来的聚集经济加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化使得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优化第一产业，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同时城市本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排在第二位的是政府政策，其贡献率达到7%，这主要是中国正在由以前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职能也由大而全统筹安排的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制度惯性使“人治”现象仍很普遍，这就造成政府财政投资着力发展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经济就会迅速好转；政府对于哪个产业有所倾斜，哪个产业就会得到特别保护；政府对于哪个地区想放开搞
人口增长好处是肯定的了，1、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围绕人展开的，没人哪有经济？2、有人才能有劳动力，才能增加生产3、有人才能消费4、象澳洲这样的地广人稀的鬼地方，人口再不增加，地盘都是人家的了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59至-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06‰下降到1998年的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附图{图}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论文题目怎么写的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59至-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06‰下降到1998年的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附图{图}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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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人口之上的，而经济的增长又往往会帮助人口增长。从总体看，经济发达区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慢而机械增长速度较快，不过相对而言，如果针对某一国家或某一区域而言，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大于机械增长的影响，即随着范围的扩大，人口迁移对人口数量的影响逐渐减弱。一般情况下，经济发达水平与人口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即经济水平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缓慢。经济发展快的好处：有利于在短期内提高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加快经济发展，扩大经济规模；对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相关事业的开展；有利于积累国民财富，在总体上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在快速发展，可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缩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