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文章题目怎么写高中生物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诠释 --读《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有感 1、基本说明对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曾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这段话恰当的说明了这一命题的重要内涵——当代史是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重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当代史对历史的全面涵盖，这种涵盖需要对当代史做出一番新的诠释：“‘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 。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思想概念。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表明的，“当代”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这种思考无疑是思想的现实化和历史化，并通过思想的历史花进而发现了历史学的真谛所在，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作为主词的历史与作为宾词的当代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当代之所以能够穿透死亡的束缚而规定了历史的全部内涵，原因在于外在时间和编年史意义上的年代序列派生了历史思维的内在时间，这种与思维具有同一性的内在时间通过生活和实际行动达到了哲学和历史的合一，或者说是思想与历史的合一。“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 。在克罗齐那里，历史重新复活了，而且是以生活的名义、并借助思想的当下性成为正当的历史。然而，这种“关于生活的”当代史却很容易受到恶意的曲解和善意的误读，特别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人人皆知的口号之后，误解就更深了：似乎当代史的历史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管这一权利的出生证明是什么；如果历史仅仅是当代史，历史学家似乎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书写历史，因为这也是当代史，而且是绝对肯定的历史。相反的错误观念也存在，富有历史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明显存在着对历史事实的猥亵，这是决不能容忍的轻率行为；退一步讲，即使当代史对历史事实的误解只是一个小错误，那么，当代史的提法也是缺乏历史感的，因为根据显而易见的字面阐释，如果历史只是当代史，那么还有什么历史进步、历史动因可谈？对于上述诸种错误之看法，笔者是试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2、历史叙述的权利确实，当历史学家以思想的名义进行历史叙述时，历史学家是自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没有权利对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要求。“毫无疑问，想象力对于历史家是必不可少的：空洞的判断、空洞的叙述、缺乏自觉或想象的概念，全是无用的；……，我们要求对我们所将叙述其历史的事件应有生动的体验，意思也就是要使事件作为直觉与想象重新被提炼出来。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 。简单的说，丰富的想象力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品质，但仅仅有想象力还不够，还需要一种直觉，历史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而且是对真实的历史的认识，“直觉的成分和逻辑的成分共同构成了历史判断。在历史研究中，自觉能力的高下就成其为历史学家历史认识能力高下的一个重要尺度” 。克罗齐之所以把编年史看作“假历史”，就在于编年史缺乏历史家的想象力和直觉对历史的当下构造，简言之，就缺乏了“当代”的、或者说是思想的在场。想象力和直觉共同构成了历史写作的技术基础，但这种基础却不能保证想象力和自觉的恰当运用。如果历史学家凭空想象某种能够证明自己某种“主张”的乌有之物，或者让“我们的爱情、眼泪、蔑视”等等克罗齐称之为“情操价值”的价值左右对历史的思考，那么，历史也不是真历史，历史也就成为一种“诗歌性历史” 。比如对异教徒、对犹太人或者对某某阶级的仇恨融入在历史叙述当中，历史的价值就不是思想的价值了，这样的历史也不能称为历史了。要写一部真正的历史，“我们就要清除神话和偶像，清楚朋友和情人，一心注意历史问题，那就是精神或价值（如果爱用哲学味较少而较通俗的词说就是文化、文明、进步），我们就要用两只眼睛和单一的思想目光看待它们” 。历史的主观性不是个人情感的主观性，而仅仅是思想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是为了张扬历史学家的爱恨情仇，而是为了实现思想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也就是历史的内在的一致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误解是，既然历史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学家就有权利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写作。而所谓的现实需要，可以是政治的，比如爱国主义；也可以是个人目的，比如为了说服别人而专门引用某些有利于自己的观点，而有意无意忽略了那些也曾是事实的历史事实。克罗齐把这两种历史分别称之为“实用性历史”和“修辞学的历史”。 “实用性历史（但它并不是历史）作为一种实际活动是不受非难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仅想要探讨历史，而且想要探讨行动，在行动中很好的利用这一形象或者那一形象的重新召来去推动自己的或（结果是一样的）别人的工作。 ”当代史的提法决不是为了当前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理想而任意切割的当代史，实用性历史作为一种对历史学（注意，不是历史本身）成果的一种生活化运用而受到作者的肯定（修辞性历史也是如此）。这并不在于这种历史所抱有的历史叙述目的具备历史学上的价值，而在于它的行动本身符合了历史的真义，这个真义就是历史是关于“生活的历史”，正如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思想来理解历史那样，实用性历史只是，而且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当下的眼光看待历史时，它的实用性获得克罗齐的肯定，除此之外，实用性历史并无可取之处。同样，“修辞学的历史”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们无法攻击它而只能攻击它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把历史看成是演说家的作品、……、或看成是心灵的教育（如果它是政治性的）、或看成是能引起愉快的”。这些都表明：“修辞性历史是以一种既存的历史为前提，至少要以一种诗歌性历史为前提，是抱着一种实际目的叙述出来的” 。这些实际目的主要是一种教化的目的，然而，“‘历史’就不仅会在一种形式之下而会在所有这些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但就历史本身而论，它只会在一种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那不是纯然抽象的道德教育的形式，而是思想教育或发展的形式” 。因此，把历史冠之以道德教育等等名义来进行思考，那还没有洞见历史，因为所这些功能或者目的，都是外在于历史的，比如为了爱国主义教育、比如为了证明某种天堂必然来临等等理想和预言。真正的历史，是内在的、是通过思想的发展而自然达到这些思想的价值和目的。这种思想的发展正如历史的发展，决不含有任何外在于思想的目的和价值。那种把当代史视为一种可以供历史学家任意阉割和曲解的庸俗看法，实际上是侮辱了克罗齐的思想（或者哲学）的真正内涵。把历史看成是个人情感的发泄场所、或者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实用的教育工具或者是政治家的政治手段，都是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亵渎。 3、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历史是真实的吗？一切对当代史提出质疑的看法都或多或少认为：如果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的真实性就无法保证。虽然克罗齐反对以当下的任何实用性目的对历史进行“剪刀加浆糊”（柯林武德语）式的研究，但当代史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客观性无法保证。对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克罗齐先从不可知论的观点入手进行剖析。不可知论“并不绝对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但它否认历史具有完全的真实性” 。不可知论认为历史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至少历史的全部真相不能完全被历史学家所掌握，换句话说，不可知论否认历史具备真知识。不可知论以历史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真实性而否认历史的真理性品格，但是，如果不可知论面对历史所提出的无数个历史真相问题都得到解决，“如果全部疑问都得到满意的答复，如果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答复，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 。企图解决所有历史问题的奢望是不必要的，而由于解决不了这些无穷无尽的问题而产生苦恼和失望是幼稚的，所以“即使无限的历史之全部特定的无限事物能给我们的欲望以满足，我们所该做的也只有从我们的心中把它们清除出去，忘掉它们，而只聚精会神于与一个问题相适应和构成活生生的积极历史、既当代史的某一点上” 。历史的真理品格不在于洞察真相本身，而在于思想本身。历史真实与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克罗齐把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搁置起来，这个疑问也离开了克罗齐的视域范围。既然历史的真实性不是核心所在，那么，克罗齐又是如何对待历史叙述中必然遇到的史料问题呢？克罗齐对于史料并不怀有在一般历史学家那里常见的尊重感，他曾这样评价史料学工作者：“可怜的学者、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是无害的，是一些有用的小人物” 。不仅这些史料工作者是小人物，而且对于史料本身，他也认为“把想象的、虽则是以猜想形式想象出来的细节添到实在的材料上去也是可以被容许的” 。当然，这种想象性不是“要求历史把他们带回到中世纪的古老堡邸和市场中去”，而是“在想象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 。克罗齐很诚实的道出了那些标榜以真实性为第一要义的历史学家所特有的虚伪性。既然历史的真实性是不能实现的一种理想境界，那么，历史学家的文学想象能力也是可以容许的，如此，历史学家何必要遮遮掩掩自己并不孱弱的想象力？当然，克罗齐对史料的漠不关心并不是对历史的无知，恰恰相反，这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内在逻辑使然。“以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归根到底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历史而决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 。用证据来说明历史，而不是用思想来理解历史，历史就退化为编年体历史了，其中全无血肉和心灵，更无人类的意识，而只有死亡的过去。“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会返回，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能被取消；即使我们恢复了一种古老的思想，新的敌手也会使保卫变成新的，并使思想变成新的。 ”尽管克罗齐对于死亡的过于怀有一种体面的尊重，但历史的核心决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现在。苛求历史学具备完全的历史真实性无疑是苛求历史学对过去的全知全能，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历史学的真正主题是当下的时代精神或个人心灵所指引的历史。 4、哲学与历史的合一思想本身是不断演进的，历史真实的记录了人类意识的演进，而且历史也从思想、或者哲学中得到了规定性内容。“精神就是世界，它是一种发展的精神，因而它既是单一的，又是分歧的，是一个永恒的解决，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意识和自我意识既有差别，同时又是同一的，就像生活和思想一样”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当代史有没有极具历史意识的“发展”可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能被看成是一种没有发展观、也没有历史感的历史命题。在克罗齐的眼中，历史和思想的内在性表明了历史的进步观念。正如思想的不断地辩证前行，历史也是如此。克罗齐坚持一种十九世纪以来的发展观念，这种观念坚信人类是不断前进的。在谈及黑暗的中世纪的史学时，他也认为中世纪也是有进步的，不仅如此，“甚至荒谬的人的毁谤和对人类良知得令人厌恶的错误批判的毁谤也是一种前进” 。历史是不断前行的，这点毫无疑问，也合乎逻辑的包含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那么，这种前行有没有动力，它有没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目的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克罗齐认为历史必须具备的三点历史意识谈起，“这三点是，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 。如果历史和哲学互相分离，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也没有实现；文献不与叙述历史、亦即思考历史的思想相统一，历史也不是历史；而发展的内在性则表明我们不能从历史之外寻找历史的发展。在历史与哲学（或思想）相分离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动因只能从事实本身去寻找，先搜集历史，然后再从事实中寻找原因。这看上去很公正可靠，但这种被克罗奇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做法却直接把各种庸俗的、陈旧的观念放逐于批判领域之外，他们“求助于求学时的记忆，求助于当时流行的哲学口号，求助于当时人们对于政治、艺术、道德的日常情操” ，并让这些观念毫无顾忌的引导历史学家编造一个关于历史原因的平庸传说。这看似尊重历史，实质上各种偏见、误解的大杂烩。而那种以非历史的哲学思想与历史结合时，情况更为糟糕。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如某种客观规律，他们博学而又自信的认为，历史有一个最高的终极原因，而且存在一个终极的目的，这种目的是外在于历史，比如天堂，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人为的切割以至歪曲，然后采用这些所谓的历史事实比附他们的观念。这种做法与证明世上存在上帝的那些常用手法是没有多少差别的，他们既玷污了哲学的名誉，又使历史只能充当类似注脚的角色，甚至“把单纯的叙述性的历史当作身外的废物，而单纯叙述性的历史则应当作为道德家和政治家说教和教训的原料或脚本”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历史就可以完全取消，而单纯的奇思妙想就可以代替历史叙述了。这样思考出来的终极原因决不是历史的动因，同样，所谓的历史必然趋势也不是历史所渴求的天堂。从上面可以看出，克罗齐既否认单纯从事实本身寻找历史发展原因的方法，也反对以观念的逻辑代替、说明历史的逻辑。如此，克罗奇所认为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克罗齐所定义的“哲学”一词谈起。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哲学，“只能是史学的方法论阶段，即，关于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的阐述或关于指导历史解释的概念的阐述” 。没有任何哲学能够离开历史的基础，“一般研究历史事项的人都应当成为自觉的和有训练的哲学家，因而一般的哲学家，即纯哲学家在知识的专业化中应当是无立足之地的”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哲学给予历史以叙述的意义，没有哲学，历史就不成为历史了；二是历史给予哲学实在的存在理由，如果离开了历史，哲学就不能叫哲学。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如果对于克罗齐而言可以构成一个合法提问的话——不能从历史之外的纯哲学当中寻找，当然也不能单纯中历史事实中寻找，而应当克罗奇的历史化哲学和哲学化历史、亦即思想中去寻求。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说的，“思想从内部重整历史，它就是它自己的证据，它不承认不可思议的东西，因为那是不能想象的” 。 5、结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恰当的表明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它的内涵及其背后的观念预设，更不能把这一命题口号化。许多错误的理解都是从一知半解中产生的，如果我们不能从克罗奇的整体思想本身去理解这一命题，那当代史这一命题就无任何价值了，更谈不上后人还能从中获得什么新的启发，思想的进步也会由此停止，正如克罗齐所说，“当人们认为已经不能再学习时，当人们被教育成再没有接受更好教育的可能性时，生命就停止，再不能说还活着而应说已死亡” 。

经济学论怎么写?学术堂来告诉你:　　一、如何选题　　( 一) 选题来源: 前沿问题、热点问题　　那些已经陈旧而且对当今现实发展没有意义的问题就没有太多的研究必要，选择要研究的论题应该是当今世界比较前沿和热点的问题，而且，既要有经济现实意义同时也具备理论研究价值比如，近期国内外发生的重大经济事件、热点问题、关于改革的新问题或者国际交往中的重大问题、焦点问题等等，也可以是一些引起全球人、全国人关注的经济问题以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为例，例如四川地震、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等，可以探讨它们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还可以分析它们对食品价格的影响，甚至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等等　　当然，全球经济的前沿问题或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都很多，如何选择呢? 选择哪一个热点呢? 这就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自己对热点问题的熟知程度进行选择，尽量选择自己平时比较感兴趣、而且了解比较多而且希望继续多了解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或者根据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选择一个与自己的未来职业相似或相近的论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完成毕业论文而且也有助于将来的事业发展如果选择一个自己不熟悉、不喜欢的问题去写作，将来的职业规划与这个问题也不相关，那这样的写作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 二) 选题原则: 小题大作　　"小题"就是选择一个非常细小、非常微小的问题进行研究，"大作"就是对该问题进行深入、透彻、广泛、全面的研究，就像看一个站在面前的普通人，把他的前世尊祖、家学渊源、地域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基础、血缘特征、性格特征、喜怒哀乐、外貌衣着等都看到了如指掌　　比如，"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研究"，是一个很博大、很复杂的问题，一篇经济学论文是无法解决这一宏大问题的但，如果对此问题比较有兴趣，希望在此方面进行研究的话，不妨把研究范围缩小、缩小、再缩小，缩小到从武汉市农产品对欧盟出口的战略分析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对于这个选题，缩小了研究区域( 武汉市、欧盟) ，研究对象是农产品，研究侧重点是针对出口方面的，这样在写作时就更具体、更能够有的放矢，研究的内容更加翔实再举一例，"低碳"主题是学界目前关心的一个热点话题，与之相关的话题很多，稍有不慎，在研究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大而空的现象，以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为例，如果论文题目定为"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那么这个研究即使洋洋洒洒几十万字都写不完，何况一篇学位论文但是，如果把题目改为"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低碳消费模式分析"，研究区域、研究对象、研究内容都缩小了很多，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通过使用合理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就是一篇很好的作品　　( 三) 选题准则　　很多同学选定题目做到一半之后就中途放弃了，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没兴趣继续做下去，二是没法进一步获取相关的信息故最好按以下准则来进行选题: 第一，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兴趣是产生研究动力的源泉，兴趣可以激发对某问题的持久好奇心、探索热情和求知欲望，并促进研究者的思考能力如果你对历史有浓厚兴趣，选择对某个热点经济现象 / 经济事实进行历史性探索，如果你对国际交流、全球化问题更有兴趣，不妨从全球经济贸易的热点问题中寻找论题; 如果你对农村中小学生的上学 / 读书问题更有兴趣，不妨从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展开研究　　第二，对所选问题有所理解，选取你觉得重要的方面选择一个论题时，必须要知道这个论题的核心是研究什么，与它相关的数据资料如何收集，其他人对该问题已经研究到何种程度，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方面是因为何种原因而存在当对以上这些方面有所了解时，就要比较分析出，哪方面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和研究意义，然后选择你认为比较重要的方面展开研究　　第三，选择的问题为什么重要? 一般来说，问题的重要性既要体现理论的重要，也要体现实践上的重要理论来自于实践，但也要回归实践，理论研究是基于实践意义本身很重要当现实的发展需要对某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而该问题在过去的理论研究中也很少有人涉足，那么这个问题就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比如，气候变化与农业经济绩效问题，在过去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只关注农业经济产出问题( GDP) 、或农业技术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等，对于气候变化是抱着"靠天吃饭"的态度，理论上也没有太多人去分析农业气候问题，除了气象局之外但当今，气候变化就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重要问题，全球变暖，冷热交替、热带风暴、旱涝灾害、暴风沙等等，不仅影响到农业产出，而且也影响到工业结构、道路桥梁建设、生活水平等等系列问题，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就显得很重要　　二、怎样搜集文献资料和数据　　题目选定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当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都能够基本获得，那么对问题的分析就比较有基础了这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充分有效使用网络资源( 但不能直接拷贝抄袭) 是必不可少的几种比较常用的查阅经济相关资料的网站有: 1、中国知网( 期刊网) ; 2、中国经济信息网; 3、中国统计局网站; 4、中国商务部网站; 5、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官方网站、其他相关网站或论着等如何搜索高质量的文献和数据呢? 这需要对本领域的刊物有一定的了解，在国内经济类，可以参考 CSSCI( 2012 - 2013) 排名前 40 内的本领域的期刊，或者参考北大核心( 2012) 本领域内前 3 名的期刊; 国外经济类，由于 SSCI /SCI 期刊较多，建议分领域查询全球排名前 10 以内的期刊具体的下载方式和查询通道，可参考百度、GOOGLE( 学术) 及校园内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上的相关内容对于高质量的数据，一般是调查的数据，简单的方式是找作者获取，或者从作者引用的文章中找到引用数据的数据库，然后找数据库所在单位获取一般而言，数据不是免费的，谨慎获取　　三、怎样阅读文献---对文献分类　　阅读文献也是研究、写作过程一个组成部分通过阅读、梳理文献，可以了解该领域内学科前沿，包括最新的研究内容、最新的研究方法等但也不是每篇文章、每本书都要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而是先根据文章的内容、以及与你要研究的问题相关性对文献进行分类，然后根据它们的重要程度分类阅读一般来说，文献资料可以分为这样三大类　　第一类文章，与你的文章间接相关这类文章与你要研究的问题，不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只要看它们的摘要就可以了但，它们能够帮助了解你要研究的论题在其领域内所处的大概位置，尤其是你的文章主题是不是具有理论或现实意义，研究方法是不是能够解决主要问题等在这类文献中，有些文章里面有一个表格，有一个数据，能够在你的文章里有所引用，或者支持你的论点，要注意积累在数量上，此类文章在 100 篇里面至少占五六成; 在阅读方法上，这些文章你可以看得很快，不需要花很长时间从头至尾地阅读　　第二类文章，与你的文章相关，但从它的技术路线、它所关注的问题来讲，与你的文章又不是直接相关的这些文章要看的是，其理论是采用什么样的逻辑，它们怎么做，模型的起点是什么，它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对于此类文献，要关注的是行文的理论逻辑，包括逻辑起点、逻辑推理、模型构建以及最终结果的计算与分析等环节在数量上，在 100 篇里面，这些文章大概占了 20 篇左右; 在阅读方法上，这类文章一定要看，但是不必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　　第三类文章，与你的文章相关性极强此类文章就是对你的研究来讲是最最相关的，因为它们几乎研究的是同一个问题你的研究跟这些文章相比较，你的贡献是边际上的在数量上，此类文章，大概 100 篇里面是5到 10 篇; 在阅读方法上，对这几篇文章，不仅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而且要反复看很多遍，包括它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特色、研究结论及文后的参考文献，都要反反复复地仔细阅读，并结合自己的研究进行思考或推敲站在巨人的肩膀，习大作　　四、写作步骤　　一篇论文主要包括引言、正文主体、结论、参考文献四个部分，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 一) 引言　　文章如果是一份药，那么引言就是药引子，重点阐述文章的现实背景、理论意义、文献综述三个部分该部分应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说清楚，第一，本文研究了什么问题，开门见山、简洁明了地写出来第二，提出问题后，告诉读者为什么该问题很重要，就是文章主题的重要性第三，把自己的研究与既有的文献作比较，这就涉及到对现有文献的评论，引申出文章的新颖之处第四，概括文章的研究告诉读者解决了什么问题，运用了什么方法、贡献与创新，交代论文的结构，这个部分必须在文章初稿完成后，反复修改，着重体现逻辑性，有逻辑，才能把" 故事" 讲完整　　( 二) 正文主体: 理论分析 + 实证分析　　理论分析部分主要论述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理论，或其他学科理论交叉分析，这部分属于定性分析这个部分需要描述的重点是，从定性的角度对文章的主题进行详实分析，为文章的研究定调，是文章行文的逻辑起点对于定性分析可以是纯文章的推导，也可以是纯数学式的推导目前，流行的是纯数学式的推导，因此，用好数据工具比较关键实证分析部分主要包括模型和数据，这部分属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部分的基本步骤为: 假设→建立模型→检验模型→得出新结论实证分析的关键是模型的构建，从定性分析建立的逻辑起点入手，进行模型构建模型的建立，必须是建立在引言中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已有的模型，结合文章的主体构建具有逻辑性的模型，模型建立的大忌就是凭空的构建，必须建立在现有理论基础之上模型建立完之后，进行实证分析便是关键，实证分析的焦点在数据分析的可靠性，数据处理不可靠，文章实证分析便没有价值故此，学好计量经济学，用好一个计量工具(主流的是 SAS /STATA /SPSS /EVIEWS 等) 比较关键好模型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假设是否合理，二、对于理解和研究现实问题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三、模型所暗含的结论是否可以用经验数据来检验，四、模型结论是否与现实数据相一致在此必须注意的事，模型数据处理的方式必须是可靠、科学的，否则，文章白写!　　( 三) 结论结论是从文章的前文论证过程自然推导出来的，而不是凭空附和上的文字，既包括对前面论证结果的总结，也包括未能解决的问题( 这部分可有可无，视文章研究的深度而定) 写好结论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要准确，不能夸大，不能总结出一个模型没有说明的结论，无中生有是文章推导出来的结论就写，不是文章推导出来的结论，就不写二是即使观点是正确的，但不是从文章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不要三是政策含义最好有，但不一定必要如果有，一定要是严格基于理论发现的结论不基于理论发现的结论，哪怕是正确的也不要说　　此外，有同学或许会问，模型的结果和论文的结论有什么区别? 简单的区别在于: 模型的结果是从实证分析中得出的数量结果，这个结果只反映了数据; 而文章的结论，则是从模型的结果中提炼出来的，带有综合性味道的总结，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有内涵上的联系　　( 四) 主要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对你所阅读、参考和引用过的文章的尊重，特别是那些与文章内容直接相关、对文章写作有启发意义的文献资料，必须在参考文献中标注出来参考文献应该是与研究领域相关的、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文章资料，而不是低层次的、或者经不起推敲的文章另外，文献资料的选择，也能够反映出作者学术研究水准，因为起点高，立意才会深远　　五、摘要如何写?　　摘要是放在文章最前面的，但一定要放在最后时刻去写摘要一般包括写作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部分以下是对各部分所写内容做的简要介绍: 一是目的，应简要说明研究的背景和目的，一般用 1 - 2 句话简要概括，不宜太冗长目的部分的文字最好不是对文题中已有信息的简单重复二是方法，应简述研究的对象、方法、分析线路、资料的收集处理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等三是结果，应简要列出主要的结果，描述结果要尽量用具体数据，不要过于笼统四是结论，应根据研究的目的和结果，得出客观适当的结论，并指出研究的价值和今后有待探讨的问题写论文摘要时应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客观如实地反映所做的研究或工作，不加作者的主观见解、解释或评论; 二是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 三是排除在本学科领域已成常识的内容; 四是不要用第一人称如"本文"、"我们"、"作者"等作为主语，而应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如"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式; 五是采用规范化名词术语( 包括地名、机构名和人名) ; 六是缩略语、略称、代号，除非本专业读者能清楚理解，否则首次出现时不论中、英文均应给出全称; 七是应采用国家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八是注意正确使用简化字和标点符号; 九是一般不用引文只有当摘要、文章主体、参考文献等全部写作完毕，一篇完整的论文才算完成整个论文从收集资料、酝酿写作、完成初稿、进一步修改，这一系列过程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既学习前人的思想聚成、论证推理、对数据的资料运用，也学习对问题的表述和对母语的运用学位论文是在更高理论层次上展示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解决能力，并把自己的分析判断以科学、合理、严谨的方式展示给他人

一般论文的结构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你打算怎么写~写什么~，你的思路是啥样的，这样~你可以去参考下（世界经济探索），下载些文献~找下自己的写作思路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文章题目怎么写高中生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假设？没有革命，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十个结合”与中国特色是什么关系？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近日，记者就读者提出的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颜晓峰，请他们对这些问题作深入解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问：在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张海鹏：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思潮很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道德救国等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那里是十分笃信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市场；君主立宪、共和制度，也经过长期的辩论。国家主义、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乡村建设等各种政治主张，有人提出，有人实践，但很快就烟消云散。最重要的思潮或者主义是两种：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的传播和实施，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情势下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这种主张或者纲领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孙中山的重新阐述，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基本上说，反映孙中山社会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民生主义思想首先来自19世纪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启发，在一定意义上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在阐述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时，内心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孙中山去世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分裂，三民主义思想也被不同的政治家所篡改。篡改后的“三民主义”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反对并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国民党、蒋介石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就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被证实了。能够救中国的只能是经过大决战检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必然性吗？张海鹏：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工人运动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推动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还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迟早都要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在清朝的最后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已经出现在中文刊物和著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思考；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推动，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后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考虑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上的，是建立在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弱小的基础上的。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理论终于掌握了人民大众，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颜晓峰：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过精辟的阐述。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也充分促进了民族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觉醒。中国封建文化不能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武器，于是就转向西方寻求强国崛起之道，形成了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入的局面。经过历史检验，这样那样的学说和观点都碰壁了、破产了，因为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来考察国家发展之道，应用于中国，就是只有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才能解决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主要矛盾的正确理论，毛泽东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汇合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是不能随意假设的问：有的人认为，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或许会发展得更好。请问专家，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假设？张海鹏：首先必须指出，后人对历史发展过程所做的随意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允许这种假设，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以前就有人说过，中国如果当上300年殖民地，早就现代化了。这样的说法如同梦呓。说者至少是出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无知，也是对现代中国国情的无知。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暂且认为这样的假设有某种意义，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呢？我看也不尽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中来求证，因为中国发展道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地球上类似国家的状况。首先看日本。日本在140多年前实行明治维新，走了“脱亚入欧”的发展路线，是继欧美国家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是日本却是一个靠军国主义、靠战争、靠掠夺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和亚洲国家吃它的苦，还需要在这里细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后，如果不是出于冷战需要，扶植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基地，日本的战后发展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再看印度。印度早于中国差不多200年成为殖民地，其独立时间和中国差不多。印度是一个大国，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今天被称为“金砖四国”之一。这60年来，印度的发展状况和人民的富裕程度，是不是比中国更好呢？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再看俄罗斯。俄罗斯是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搞了70来年，1991年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军事、经济实力均可抗衡美国，而今天的俄罗斯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却是相差甚远。亚洲的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大陆等许多国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今天的情况如何，恐怕不需要多加引证了。环顾世界各国，相比较之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不是更好些呢？如果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假设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也不难想象，在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下，在内部四分五裂下，发展状况还会好吗？问：中国是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观点？革命与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张海鹏：说到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来说，当旧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以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这样的障碍一旦扫除，社会就会获得大的发展。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推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美国在18世纪发动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国家独立，才使生产力获得解放，进而在19世纪末以后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是在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0多年前，有人发表“告别革命”的说法，就提出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这是一种随意的假设，假设者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换句话说，你用什么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历史不能重头来过一次，否则还可以检验一下你的观点是否有可行性。其次，任何社会的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客观环境逼迫出来的。有一句话说，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大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可能发生。这时候，革命党振臂一挥，人民就会跟从，革命就会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任何人、任何政党凭空呼唤革命，是制造不出革命来的。第三，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形态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用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多种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政府，操纵了中国经济。在这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都面临着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因而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我们怎么能不顾这样的基本史实，而假设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会发展得更好些呢？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我们党提出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否可以认为，“十个结合”就是中国特色？颜晓峰：从方法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关键在于“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贯穿始终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使这一结合进入新的阶段。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正是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探索结合的新对象新内涵，逐步形成和发展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是“结合”，这是由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照搬本本。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在政治原则上，就是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西化，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表现在实践关系中，就是这种结合是统筹协调、把握平衡的结合。结合是不同方面、不同要素、不同取向的结合，是整合优势、产生新质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造。一些原以为绝对对立的事物有效结合起来了，发挥了极大效能，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一些原以为顾此失彼、替代选择的价值在结合中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扎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土壤，同时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反映这三大规律的综合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寻找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得以实现的特殊形式和特殊途径。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任何一种发展道路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如果要借鉴，应该借鉴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度如何把握？颜晓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关键看其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促进社会发展，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闭发展，都要在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中得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历史性创造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和社会不公进行了严厉批判。借鉴什么，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解放思想、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一些思想理念和具体制度。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交往、借鉴中不能没有原则。一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要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在实践中导致失败。

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经济史学科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具体而言，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此外还包括港、奥、台经济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前的根据地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时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延伸。学术界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上限，到今天为止，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仅有60年，即使以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的开端，也不过80余年。而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需要历史“沉淀”，这也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才正式形成。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一经出现，就因其密切联系现实经济问题的特性而迅速发展壮大。一、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奠基工作启动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之时。1952年底，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发表、出版了不少有关国民恢复时期经济问题的论著。如郭瑞楚写了《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狄超白撰写《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问题》，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编辑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合作资料汇编（1949~1952）》。1956年我国实现了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主义改造问题成为研究焦点之一。如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推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薛暮桥、苏星和林力子也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倩华等人编著了《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6）》，赵艺文著《我国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后，总结经济建设的论著更多了。如，国家统计局编写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伟大的十年》，李成瑞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史稿》，史敬棠等人编辑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除上述专著外，一些论文也涉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部分学者对还很短暂的经济发展作了作了某些研究之外，一些高校在经济史课程中，也开始尝试讲授涉及新中国经济问题的专题。如当时的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老师在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时，一直讲到1956年。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1975年，周恩来总理认为有必要研究新中国经济史，指示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组织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齐燕铭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设立了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决定以根据地的经济史作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序幕，系统研究新中国经济史。这是国家设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学术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开始组织人员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史。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是促成中国现代经济学科形成的春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反思思潮，学者们尝试着对30多年来经济建设进行系统总结，突破了不少以往的研究禁区，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拓展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国外的各种经济学理论陆续引入我国，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工具。不少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新中国经济史课程，编写新中国经济史教材。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应运而生，正式形成了。此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研究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走入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繁荣。二、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中，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可谓突飞猛进。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力明显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本学科出发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的探讨；二是站在本学科的角度，围绕着国庆35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大国庆活动或纪念活动，展开多主题的研究与讨论。从已取得的成果看，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陆续出版了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各类经济史资料，对推动本学科研究走向深入打下了资料基础；二是发表了大批学术论文，研究的主题基本涵概了现代经济史的各个方面；三是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呈现多样化，且各具特色。学术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涉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档案资料、统计资料及其他史料陆续整理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成立后，着手收集、整理了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大量经济资料，相继出版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等资料。其他学术机构也相继出版了《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等资料。1988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档案资料。从1989年到2000年，出版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2 卷、《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9卷。《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也将面世。这套学术资料丛书，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国家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也整理出版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及经济大事记。如，农业部计划司编辑了《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国家统计局编辑了《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财政部综合司编辑了《中国财政统计（1949~1980）》，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辑了《中国金融统计（1952~1987）》等统计资料。此外，财政部综合司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从1982年到1989年年分期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利率文件汇编》等等资料，都相继出版，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已从研究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土地改革等方面，延伸到了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时段已囊括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研究选题扩展到了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等宏观问题，扩展到了农业生产、工业化、投资、商业贸易、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部门经济。80年代初期，系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成果，主要有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研究建国初期的论著主要有范守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史（1949~1952）》，李占才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研究土地改革的专著主要有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研究商业经济的著述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新中国商业史稿》。在财政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左春台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等著作。在劳动经济史研究方面，有袁伦渠主编的《新中国劳动经济史》。其他方面，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5周年之际，涉及各个行业、各部门，系统反映各部门、各行业经济建设的大型学术丛书《当代中国》丛书开始出版，到1999年丛书基本出齐，共150卷208册，近1亿文字。这套丛书的基本国策类、社会主义改造类、经济类、财政和金融类、农业类、工商管理类、商业类、能源类、化工类、通讯类、冶金和机械类、轻纺类、建筑业类、国防和军事类等著作，集中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研究方面，出版了董志凯主编的《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吴承明与董志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在新中国经济史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刘国光、张卓元、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国十年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苏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凌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等专著。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一大批反映部门经济史的专著相继面世，如《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金融50年》、《中国财政50年》等，分部门、分行业总结了中国50年经济建设。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界又出版了一批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如刘树成、吴太昌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汪同三主编的《中国投资体制改革30年研究》、吕政主编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张晓山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研究》、财政部财科所撰写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30年》等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近些年来，实证性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非经济因素分析越来越多，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决策和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用国际政治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化，等等，都有了明显的进展。从20世纪80年代起，高等院校为满足教学需要，组织学者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1980年孙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1949~1957）》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李德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989年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蒋家俊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9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曾壁均、林木西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1990年在经济日报出版社面世。90年代，高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不断推陈出新，力求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所论述的下限也越来越接近当今现实，比如，赵德馨、苏少之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已将20世纪90年代纳入其教学内容。三、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对热点问题的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与现实经济极为密切，学术界围绕着现实热点问题作了不少探讨。1993年中国经济史年会上，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的学者着重探讨了如何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现代化、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计划和治学方法等问题。1996年年会上，学者们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展开了研讨。1998年的年会学者们研讨了新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1999年围绕着纪念建国50周年，讨论了“新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经验”。2000年年会、2002年年会，学者们讨论的主题为“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 2003年年会主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3年来的经济管理”。2004年年会讨论热点是“经济增长与发展”。 2005年年会的中心议题是“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2006年会议主题为“三农”问题与经济发展。2007年年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学者们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经验”展开讨论。2008年年会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2009年年会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背景下，主题是探讨建国60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总体而言，近两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问题；二，建国以来“三农”和城乡关系问题；三，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从长时段来探讨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及其原因；四，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五，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六，政府的经济作用和宏观调控；七，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八，中外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九，能源、能耗和环境保护问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目前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其一，今后相当长的时段内，从多个方面研究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及其职能演变将是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二，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已经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60年，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经验将是现代经济史的热点，将与经济理论界研究中国式发展道路理论研究热点相互应；其三，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史和国际比较研究将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60年经济发展，将带来现代经济史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别写，小心犯政治错误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文章题目怎么写的高中生

要看材料给出的是哪一个史实虽然是经济相关但是也不要只谈经济也要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通过论证这些方面与经济史实的关系进行答题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从格式来说，最常见的也就是三段论，这个是最容易的，也是最好拿分的。第一段表明自己的观点，第二段进行论述，最后一段再次对观念总结强调。题目别忘记写了。在论述过程中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论述，（别是经济类的论文就只写经济方面，也要说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决定，又反作用与一定的政治经济。论述是结合自身观点可以适当穿插一些史实，增加说服力。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别跑题。跑题不要让阅卷一眼看出跑题就行。还有就是字体好看不好很重要，还有就是排版。阅卷时，一般不会看太长时间，印象分主要就是字体和排版。三段论排版是蛮不错。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文章题目怎么写的高中

论文题目多参考下别人发表的过的文章，多看看资料吧（世界经济探索）还行吧

论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别写，小心犯政治错误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文章题目怎么写高中数学

看你是要发表的还是毕业论文作为论文的一种形式，经济论文首先要具备论文的一般格式和逻辑范式，要符合学术研究的一般步骤，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体现“经济”二字，经济论文要密切联系社会实际的经济生活，要对现实经济有透析、指导和预见意义。所以要写好经济论文需要在明确一般论文写作方法的基础上，熟练而透彻的掌握相关经济学知识，才能透彻的分析经济问题，提出有现实意义的见解或理论。学术论文的基本结构是∶题目——作者姓名——内容提要——关键词——序言(或前言、引言)——正论(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讨论)——结论(或包括在正论中)——注释或参考文献一点的论文还包括论文提要，有的还包括谢辞。这是比较规范的学术论文要求，一般学位论文和规范的学术论文都应该包括上述结构内容，许多大学的学报所发表的论文也是比较规范的，而有些学术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却相对自由些。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2020年最新经济学论文题目：　　社会经济视角下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山西省老年妇女社会经济现状的分析与研究--基于山西省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关怀经济学:另一种可能性　　市场经济下我国统计组织体系改革　　论女性家庭角色的社会经济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存在问题的思考　　做好基层统计工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考　　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统计学基础教学改革探讨　　经济收入精神文化与公众的快乐生活--基于“现阶段我国公众精神生活水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陶希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转向　　女性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　　基于因子分析的陕南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基于经济社会活动视角的城市空间演化过程模型　　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的法律经济学比较分析　　统计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本回答由学术堂整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