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论文选题方向怎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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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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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饮食文化比较比如：韩国饭馆内部的结构分为两种：使用椅子和脱鞋上炕。在炕上吃饭时，男人盘腿而坐，女人右膝支立——这种坐法只限于穿韩服时使用。现在的韩国女性平时不穿韩服，所以只要把双腿收拢在一起坐下就可以了。坐好点好菜后，不一会儿，饭馆的大妈就会端着托盘向你走来，她从托盘中先取出餐具，然后是饭菜。韩国人平时使用的一律是不锈钢制的平尖头儿的筷子。中国人、日本人都有端起饭碗吃饭的习惯，但是韩国人视这种行为不规矩。而且也不能用嘴接触饭碗。圆底儿带盖儿的碗“坐”在桌子上，没有供你手握的把。再加上米饭传导给碗的热量，不碰它是合情合理的。至于碗盖，可以取下来随意放在桌上。既然不端碗，左手就一定要听话，老实地藏在桌子下面，不可在桌子上“露一手儿”。右手一定要先拿起勺子，从水泡菜中盛上一口汤喝完，再用勺子吃一口米饭，然后再喝一口汤、再吃一口饭后，便可以随意地吃任何东西了。这是韩国人吃饭的顺序。勺子在韩国人的饮食生活中比筷子更重要，它负责盛汤、捞汤里的菜、装饭，不用时要架在饭碗或其它食器上。而筷子呢？它只负责夹菜。不管你汤碗中的豆芽儿菜怎麽用勺子也捞不上来，你也不能用筷子。这首先是食礼的问题，其次是汤水有可能顺着筷子流到桌子上。筷子在不夹菜时，传统的韩国式做法是放在右手方向的桌子上，两根筷子要拢齐，三分之二在桌上，三分之一在桌外，这是为了便于拿起来再用。韩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传统礼节的国家，就是在餐桌上也有一套严格的“规矩”。比如斟酒，韩国老板权先生介绍说：“如果双方第一次见面，则一手需托住另一只手的肘部为对方斟酒；双方熟悉之后，则可单手为对方斟酒，但如果对方是长辈，则必需用一只手托住酒瓶低端斟酒。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如： ●与长辈一起用餐时，长辈动筷后晚辈才能动筷。 ●勿把汤匙和筷子同时抓在手里；不要把匙和筷子搭放在碗上；不要端着碗吃饭喝汤(这点与我国传统正好相反)。 ●先喝汤再吃别的食物；用餐时不要出声也不要让匙和筷碰到碗而发出声音。 ●共享的食物要夹到各自的碟子上以后吃，醋酱和辣酱也最好拨到碟子上蘸着吃。 ●用餐时咽到骨头或鱼刺时要避开旁人悄悄地包在纸上再扔掉，不要直接扔在桌子上或地上。 ●用餐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与别人统一步调。与长辈一起用餐时，等长辈放下汤匙和筷子以后再放下。 ●用餐后，汤匙和筷子放在最初位置上，使用过的餐巾迭起来放在桌子上。

那就看历代总统刚上台的时候对朝鲜的态度和他们下台的时候的态度就好了。美国对中国也有这样的变化，刚上来的时候很强硬，下来的时候都要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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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文字文化交流或者中国与韩国的文化对比与交流之类的题目百试百灵~

开题报告由于开题报告是用文字体现的论文总构想，因而篇幅不必过大，但要把计划研究的课题、如何研究、理论适用等主要问题说清楚，应包含两个部分：总述、提纲。 1 总述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选题的目的、目前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必要的数据等等。 2 提纲开题报告包含的论文提纲可以是粗线条的，是一个研究构想的基本框架。可采用整句式或整段式提纲形式。在开题阶段，提纲的目的是让人清楚论文的基本框架，没有必要像论文目录那样详细。 3 参考文献开题报告中应包括相关参考文献的目录 4 要求开题报告应有封面页，总页数应不少于4页。版面格式应符合以下规定。开题报告学生：一、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2、现实意义二、论文综述 1、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2、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国内研究的综述 4、本人对以上综述的评价三、论文提纲前言、一、 1、 2、 3、 ?????? ?????? 二、 1、 2、 3、 ?????? ?????? 三、 1、 2、 3、结论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一、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概况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五、预期的结果六、进度安排

本科？硕士？博士？。。。要是本科的话若在国内。。。去韩国riss抄一篇就行。。。硕士的话。。。看你是国语还是国文了。。。。我是国语。。建议你写点语法类的，要有能力。。中世韩国语。。博士。。。我还没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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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师最好- -然后看你个人兴趣爱好来定，要是定了自己没兴趣那也烦

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论文题目怎么写的啊

你是哪个学校的？导师是谁？　　与我写的论文差不多　　一、中韩贸易发展的简要回顾　　中国与韩国为友好近邻，交往历史渊源流长，文化背景极其相似，这为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且，目前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韩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从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占其海外总投资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75．7亿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在所有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也占据了第七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　　（一）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韩双边贸易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较直观的问题有:　　1．贸易增长乏力直至为负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的四年中，双方贸易可谓是大踏步前进，每年贸易增长率均在40%以上。但到1996年，由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外经贸政策法规，加上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使我国企业的出口积极性下降。韩国作为我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对其出口必然受到影响。同时，在双方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韩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在出口利润下降的情况下，进口积极性也受到波及，从而使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贸易也有所放缓，致使双边贸易增长率从1995年的44．8%下降至1996年的17．7%。1997年，局势有所好转，双边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增幅达20．3%，但已与1996年以前的增长势头不可同日而语。1998年，双边贸易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韩国还是当事国之一，这样，中韩贸易的增长步伐戛然而止。从1998年年底的统计数字看，双边贸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降幅达11．6%。1999年上半年，双边贸易虽有所恢复，但增长速度并不快。　　2．贸易不平衡趋势渐大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韩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是越来越大的，到1997年已达到58．1亿美元，占到从韩国进口商品总值的38．9%。尤其是1997年下半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一些大宗商品如纤维制品、农矿产品、电子零部件等跌幅更为突出，1998年中国对韩出口额仅为6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1．3%。同时，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也不及预料的好，半导体、汽车、机床、船舶、通讯设备等工业品及家电等一般消费品的对华出口上半年还有大幅增长，下半年就逐步萎缩，到年底，对华出口总计149．9亿美元，增长仅0．4%。1998年全年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达87．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1999年上半年，中方的贸易逆差仍有扩大的趋势，为44．6亿美元。笔者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扩大，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3．韩国对华投资出现“缩水”　　1997年以前，韩国对华投资的整体规模每年都在扩大。正当中韩两国努力促进双方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演进急速冻结。1998年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项目仅为1309个，实际投入资金18．0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减少了25．3%和9%，特别是一些回收期长、规模较大的项目都面临压缩投资、延期投资或予以撤资的情况。此外，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企业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述比较直观的、表象化的问题必然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概括起来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　　1．亚洲金融危机是造成目前困境的罪魁祸首　　1997年8月一场以韩元加速贬值和股指深幅下泻为表征的金融危机开始席卷整个韩国，使韩国国内经济一片混乱:许多大企业集团相继倒闭或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困难;失业人口激增;银行拒开进口信用证。在此形势下，韩国企业当然无法进行正常时日的进口。而我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相对增加了出口成本。韩国企业给中国的订单明显减少，而转向从东南亚国家进口，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的局面。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为了增加外汇储备，借韩元贬值之机，加大力度增加出口，贸易盈余由负变零，越来越大。中国作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必然受到韩国进口产品的冲击，这样就使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理论上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应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但由于担负双边贸易的相当多企业是在华从事进出口加工贸易的韩资企业，所以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其进口积极性也有所降低，进口增幅还小于出口降幅;再加上我国国内需求萎糜，导致进口需求减弱，使韩国的对华出口并未出现大幅攀升，故双边贸易额总体上出现下滑局势。　　上述同样的原因，使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成本增加，而多数韩资企业都把“降低成本”作为来华投资的首选动机，这样，韩国的对华投资必然会大幅减少。况且，韩国企业面临国内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缺少资金来源，也无暇进行海外投资，从而使对华投资出现了“缩水”现象。　　2．进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是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照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理，中韩传统贸易在宏观层面上确实符合这一理论的要旨，即中国向韩国出口初级产品或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原材料、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而韩国则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化工产品、电子通讯设备、机电产品等，即使中国向韩国出口一些电子产品，也多以零部件为主。正是这种较单纯建立在技术层次差异基础上的商品结构，使中韩双边贸易本身就存在不平衡的因素。再者，从总体上看，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商品与从韩国出口的商品相比，其价格弹性相对要高。在国际市场发生波动时，前者更易受到冲击或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廉价商品充斥国际市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相对提高必然会丧失较大份额的市场。换言之，即使在韩国不是危机当事国之一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的差异也会使贸易差额更加扩大，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总之，这种以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并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3．韩国在华投资的特征因素也是双边贸易下滑的原因之一　　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70、80年代其发展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内工资成本也快速上升，某些一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削弱，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及部分重化工业（如水泥）也逐渐归入了夕阳产业之列。韩国政府为了鼓励新兴产业如电子、生物工程、航空等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而中国与韩国地域相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又低，农矿资源丰富，自然成为韩国进行该类产业投资的首选对象。据统计，韩国对华投资中有60%以上集中于纺织服装业、电器组装业、木家具及鞋类、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是韩国在华投资的产业特点。　　再从单项投资规模看，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多为中小型项目，投资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约占70%。1998年所吸引的1309项韩国直接投资平均规模仅为137．8万美元，不仅低于韩国海外投资的平均规模，也低于所有来华投资的平均规模（229．6万美元）。　　由于中韩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由在华韩资企业承担的，上述两大特征的存在，导致双边贸易增长的后劲明显不足，也导致在华韩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目前，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竟争越来越激烈，多数中小韩资企业不堪重击，普遍面临经营困境。由于在华韩资企业所表现的这种脆弱性，使由投资所带动的原材料、生产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受到很大影响。此外，由于韩国对华投资的行业及规模特点的存在，必然会出现许多韩资企业在管理中一味强调降低成本的情况，从而导致劳资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也影响了双方贸易及投资的发展。　　三、知难而进，积极应对　　从长远看，中韩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目前两国贸易受到重创，但其发展的基础如文化类似、地域相近、经济互补等依然存在。特别是韩国经济，目前虽受一时之困，但那些曾创造经济奇迹的诸多因素如健全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强烈的进取精神、开放的贸易体系等等并未丧失，并将为韩国走出危机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或放弃韩国这一重要市场。并且，两国在彼此对外贸易中所奠定的地位是双方长期努力的结果，因而要本着积极的态度，知难而进，采取相应措施以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当然，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关键还是要扩大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市场，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快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　　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传统产品多属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类产品的竞争最激烈，受冲击最大，因此加快我国对韩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不仅是必然的。近两年对韩出口商品结构虽有所改善，但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仍很明显。为此，一是要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故可加大这类产品如机电产品零部件及产成品（电视机、电话机等）对韩国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尽快从‘‘以廉取胜”和“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竞争中保住乃至扩大市场份额，使出口产品真正成为高创汇产品。同财，也希望韩国方面结合我国工业化建设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更多地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石化产品及成套设备等。总之，双方既要注重眼前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　　（二）大力发展中韩两国的技术贸易　　70年代，韩国侧重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如重化、汽车等工业，故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技术已具相当水平。若能从韩国引进该类技术，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都相当有益。而中国在航空航天、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因而双方在技术合作中的发展潜力很大，双方可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共同开发研制新产品，提高两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带动双方商品贸易的发展。　　（三）推动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在韩国的对华投资方面，一是应注意调整韩国企业的投资方向，使韩国企业依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交通、农业开发等领域的投资;二是改善韩资企业的规模结构，提高大企业集团来华投资的积极性，这就需要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搞好政府服务方面多下功夫。这样，韩国大企业集团也会从长远、全球眼光认真研究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继续加快来华投资的步伐。此外，中韩两国也要注意加强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从而使韩国的对华投资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格局。此外，中国也要加快向韩国投资的步伐。目前，双方的资金流动更多地表现为韩国对中国的单向流动，不利于双方合作的持久稳固发展。随着中国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办厂定会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而韩国作为中国地缘相近、文化背景类似的友好国家，也会成为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区之一。故中国企业应尽快改变那种仅在韩国设立贸易办事处的作法，加大对韩国的生产性投资，这样不仅可以使双方合作更加深入均衡，而且可以带动对韩国的出口，减少中方逆差，从而促进贸易的均衡发展。目前，韩国政府正积极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时机。特别是韩币贬值及工人工资水平下降，使外商投资成本降低，也为中国的对韩投资提供了现实性。　　（四）加强政策扶持力度，防止中韩贸易继续滑坡　　一方面，中国企业除了积极利用已有的优惠政策如纺织品退税率由9%提高到11%等等外，国家也应给传统市场的出口更多的扶植:增加出口信贷规模;简化出口退税手段;为来华投资的韩国大企业集团提供资金支持等等。另一方面，希望韩国政府从双方长远利益出发，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贸易壁垒。值得欣慰的是韩国政府已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如韩国财政经济部宣布自1999年1月1日起将征收调节关税的中国38种产品减少为19种，大幅下调对鳝鱼等10种产品的调节关税率，对生铁等不再征收配额关税。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贸易滑坡的局面会得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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