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过去和未来论文题目怎么写的啊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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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国情不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遇到的问题、阻碍也各自不同，中国是一个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反复出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的争论。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揭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如何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必须弄懂搞清问题。一、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决不可少的。 2、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实践品格具有某种一致性。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 3、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这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物欲。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 4、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5、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宣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这种对真理执着、献身精神是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6、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地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二、由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报务。第一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的需要。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是人治经济，一切由政府统管，政企不分，按长官意志办事，乱放炮抱粗腿界第二、它是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第三，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君子谋道不谋食”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旧的价值观的否定，从而增强人们的务实精神与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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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中国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下）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改革开放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和探索之后，中共中央于1994年正式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决策，就其直接的现实意义而言，就是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主动地把中国经济纳入全球化经济发展轨道；而从其深层的历史内涵来说，它则是在更具体更切实从而也更深刻的意义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所作出的一种历史选择。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是尚待作认真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内涵，首先应当从其形式、内容和本质三者的统一性上来看问题。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中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物质联系形式；从内容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从形式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中介，即使人和自然、人和人得以按社会主义形式联系起来的中间环节。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中，市场是一个过渡环节，其功能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联系。在现实中，我们选择市场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的中介形式，是依据包括市场全球化因素在内的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条件来确定的。这种选择不仅不是意味着背弃社会主义，恰恰相反是为了在现实世界中更切实有效地搞社会主义。然而，现在人们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常是只注重“市场经济”，而忽视“社会主义”。这样讨论问题，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撇开了社会主义这一本质方面。但是，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它又是情有可谅的。人的认识总是从其对象的形式而深入到其内容，进而达到对其本质的把握的，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新的认识对象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当然首先是关注它的形式和内容。认识的规律制约和规定着与之相应的实践进程。故在笔者看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人们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顾此（市场经济）失彼（社会主义）；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打交道，和它们进行经济上的往来，暂时的一定程度上的“失彼”，也是有必要的；相反，彼此兼顾，倒会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不利于我们大步前进。因此，我认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新的中国文化，按其历史进程来说，必定是阶段地向前发展的：其初级阶段将以性质模糊的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其高级阶段将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市场关系为基础。就这两个阶段的文化形态的本质特征来说，初级阶段的文化当是“自主文化”；高级阶段的文化当是“平等文化”。以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自主文化市场经济关系不同于自然经济关系和计划经济关系。如上所述，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都是属于外强制经济；相比之下，市场经济则是一种自主性经济，即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和消费什么以及消费多少都主要地是由参与市场竞争并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活反应的企业和个人自主决定的。故相对中国传统经济关系来说，市场经济关系的本质特点就在于社会关系主体的自主性。市场经济关系的自主性特点同时意味着以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具有非等级性或平等性的特点。主体际的相互平等乃是其诸方各能自主的前提和基础。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体表现为他们之间的自由竞争与自愿合作；而基于互相自愿而进行的合作则必以合作诸方的互相宽容才能得以维持。故自主蕴含了平等、自愿、宽容、自由、竞争。自主原则无疑是以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体系中处理各种关系的普遍法则和基本准则。这一原则与传统的强制原则是相互对立的：前者强调平等、自愿、宽容、自由、竞争；后者则强调等级、认命、忍耐、克己、谦让。但是，这两种原则又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关系。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于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都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而对国家法律、法规的遵守、服从，则无疑需要人们有一种克己、认命、忍耐、自责的态度和精神，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自觉的循规蹈矩。市场经济是对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一种扬弃，它内在地要求把传统的强制原则创造性地转换成与自主原则相辅相成的自律原则，从而实现自律原则与自主原则的辩证统一。自律原则与强制原则的区别在于：强制原则是通过消解人的自主性来实现的，是对人的自主性的否定和抹煞；自律原则则是通过弘扬人的自主性来实现的，是对人的自主性的承认和肯定。故自律原则是内在于自主原则之中的，是自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自主精神和自律精神确立和提升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上，自主自律精神是非常必要的和特别重要的。如果没有高度的自主精神和自律精神作为其文化上的支持，就绝难建立和发展起真正的市场经济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平等文化中国所要建立和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并非是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它是意味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在人类即将进入或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便是要用社会主义来驾驭科学技术，使之朝社会主义指引的方向发展。近代尤其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是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呢？它是朝资本主义指引的方向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本性，按其社会内容来说，就是尽其所能地剥削雇佣劳动；就其自然内容而言，便是竭其能事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资本主义的思想根基在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一种主仆关系来理解，它并进而企图通过其物质实践来现实地建立这样一种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都是从属和服务于这样一种实践的，而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为发展科学技术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则是这种实践的本质内容。然而，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关系是依靠暴力来建立并得以维持的，但是，这种靠暴力来维持的强制性关系并不能永久存在，它最终必然为自然的平等关系所取代；同样，现实也已经向人类昭示，自然界中也只容许平等关系的存在，人类休想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其中建立起一种等级关系并使其能永久存在下去。人类要做自然界的“君主”，只会招致自然“臣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并最终被其彻底埋葬，正像封建君主必然遭到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并最终或终将被其彻底埋葬一样。平等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是人类只能遵循而不能违背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就是要顺应这一宇宙普遍规律，在致力于在人类社会中建立普遍平等关系的同时，也为消除数百年来资本主义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强制地建立起来并极力加以维持的天人之间的等级关系而努力奋斗。社会主义依靠什么来消除天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呢？“解铃还须系铃人”。人类原是借助于科学技术来建立和维护这种等级关系的，现在要消除这种等级关系，仍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是要把科学技术从原来被资本主义当作建立和维护天人之间等级关系的工具，转化成协调天人关系以实现其平等统一关系的手段。为此目的，社会主义理所当然要把平等原则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推广运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自然的平等关系就是指有关系的诸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这种平等关系不同于以自由竞争与自愿合作形式来表现的平等关系。如果说互相竞争、互相合作是一种利害关系的话，那末，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则是一种生死关系。以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自主文化强调竞争与合作，旨在于获利；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平等文化则强调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其旨在于求生。自主文化的自主原则，其实是互利原则；平等文化的平等原则，其实是互生原则。人之生也，必以利为生；然生是根本，利是从属于生的。这意味着，自主文化必然要求向平等文化发展，平等文化理所当然要继承自主文化。要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平等文化，是以自主平等、互利互生为其根本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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