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谁发表的论文引发了教育本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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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糖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编辑本段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编辑本段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教育学本质与反本质本质主义是一种信仰本质存在并致力于本质追求与表述的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是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包括那些相互冲突的哲学流派共同信奉的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本质主义对20世纪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影响有一个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逐渐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实体信仰、本质信念或假定、符合论的语言观以及本质主义的目的假设及其引起的学术与政治的后果上。从反本质主义角度看，本质主义在为中国教育学术研究带来表面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历史性后果。21世纪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必须深刻地批判和彻底地抛弃本质主义，树立新的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观，走上新的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之路。关键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教育学；知识观；认识论教育学是一个开放的知识领域。在教育学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先后有许多领域的知识对它产生过影响，直到如今。在众多的对教育学产生影响的知识类型中，哲学知识可能是影响比较大的。总的来说，哲学知识对教育学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一些具体教育问题的分析(如教育目的问题、价值问题、课程问题、政策问题等等)，提供相关知识资源(如哲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等)；另一是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一般的知识理念或方法论信念。对于前一方面的影响，自从赫尔巴特时代以来，人们就已经非常了解了。可是对于后一方面的影响，人们的自觉认识还很不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我国元教育学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和分析这个层面的影响，其中以唐莹的《元教育学》[1]较为系统。本文试图从更加具体的方面分析近代以来哲学史上本质主义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对我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刻影响，从一个角度反思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我国教育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结合20世纪以来特别是2O世纪60年代以来哲学领域内出现的反本质主义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探讨我国21世纪教育学之路，为新世纪教育学认识论基础的重构提供一个讨论话题。一、什么是本质主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什么是本质?”《辞海》解释，“本质”(essence)“在哲学上与‘现象’(phenomenon)相对，组成辩证法的一对范畴。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它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所规定，是事物的比较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与之相对应，“现象”则“是本质在各方面的外部表现，是事物的比较表面的零散的和多变的方面”。在该词条中，解释者引用列宁的话进一步阐述，“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的过程。’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其目的就在于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2]根据这个“标准的”和“权威性的”解释，可以看出，解释者所认同或赋予本质范畴如下的规定性：第一，任何事物内部都“深藏”着本质，这个本质是惟一的；第二，本质是属于“事物自身”的，是事物自身“自然”拥有的，是事物自身的实体属性，不是任何外在力量所强加的，也不依赖于外部的任何关系而存在；第三，本质相对于现象而言，既是一个事物的组成部分，又是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它自身的依据或基础，是其关键性的内在特征；第四，本质是可以被认识的，而且就其存在状态而言也是等待“被揭示”的，把握本质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表述或反映本质是科学符号与科学知识的基本功能。联系到《辞海》对“科学”、“规律”和“真理”三个相关范畴的解释，本质范畴的第四个规定性就更清楚了。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3]而规律则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4]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5]可见，在“本质”、“规律”、“科学”、“真理”四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中，“本质”是一个更为基本性的范畴，其他几个都是建立于其上，或是在某种具体语境中对它的一种“转述”和“引申”。“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即是以“本质范畴”、“本质信念”与“本质追求”为基本特征的一种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其源头可以追寻到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者柏拉图，17世纪后在西方逐渐成型，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柏拉图主义(Platonism)、经验主义(empiric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科学主义(scientism)以及逻辑经验主义(1ogical empiricism)尽管在知识性质、标准及其辩护等问题上有许多歧见，但是，就其共性而言，都属于本质主义的阵营，即都认同、提倡、坚持和维护本质主义的知识观与认识论路线，都认为“事物的性质不是处于同一个平面或同样的地位，其中有一些性质对于事物来说是‘本质的’(essentia1)方面，而另外一些则是‘非本质的’或‘附属的’(accidenta1)方面。”[6] 因此，本质主义并不是一种有着明晰理论边界的哲学流派，而是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包括那些相互冲突的哲学流派共同信奉的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与解释者所赋予的本质范畴的上述规定性相关，本质主义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的主要内涵就是：第一，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个深藏着的惟一本质，相信“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提供了人类观察万事万物的基本概念图式；第二，把人类认识特别是现代以来所谓科学认识的任务规定为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第三，把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视作一切知识分子职业的内在规定和崇高的学术使命；第四，把反映了事物惟一本质的知识(概念、命题与理论体系)尊崇为“真知识”，即真理，其他都是不反映客观实在因而无足轻重的“伪知识”、“意见”甚至“谬误”；第五，事物的惟一本质不能通过直观或自然观察来把握，只有通过概念的思辩或经验的证实才能把握；第六，一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就把握或占有了真理，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控制事物，使之为人类造福，实现人类生存方式由必然状态向自由状态的过渡。简言之，本质主义是一种信仰本质存在并致力于本质追求和表述的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本质主义的形成与人类思想史特别是西方思想史上古老的本体信仰(ontological belief)和本体论思维(ontological thinking)分不开。在日常生活中，人类的感觉经验特别是视觉经验努力使我们相信，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最真实最简单的存在形式，而整个世界也有它最真实最简单的存在形式，这种万事万物乃至整个世界最真实最简单的存在形式在哲学上就被称为“本体”(noumenon)。在哲学史上，柏拉图将“本体”看成是“真实的存在”即“理念”，莱布尼茨将“本体”看成是“单子”，康德将“本体”看成是“物自体”或“自在之物”，不一而足。“本体”具有“绝对性”(不可分割的最小单元)、“先验性”(不能还原为经验的事实)、“自足性”(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说明)以及“基础性”(是构成一事物的牢固基础)等特征。因此，在哲学家们看来，“本体”是事物多样性中的同一，是变动中的永恒，是超越视觉局限和文化偏好的惟一。与此相关，本体信仰是指在人类的长期精神生活史中，形成了一种坚定的态度，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大千世界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寂然不动”和“秘而不宣”的东西。这些东西才是感官世界中不断变化和消失的事物的本来面貌，才是事物诞生和演化的真正根源。本体论思维是指，人们在思想上把任何一种认识活动都与对“本体”的寻求联系起来。在人类认识史上，人们试图用来概括事物本体的范畴有许多，如泛灵论时代的“灵魂”，自然哲学时代的“水”、“火”、“土”、“气”，宗教哲学时代的“上帝”、“神”，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启蒙时代的“规律”等等。历史上本体论思维的最终目的是删繁就简，以一驭万，从而寻求世界的确定性。可见，正是这种古老的本体信仰和历史的本体论思维态度奠定了本质主义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的思想基础。可以肯定地说，信奉本体存在以及热衷于本体论的人，在认识论上也一定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后者不过是前者在认识论领域提出的自然要求罢了。本质主义的形成与语言学上的符合论也有内在关联。许多哲学家都相信，人类生活在一个双重的世界之中：一个是实体的世界，一个是语言的世界。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后者是文化建构的。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先验的“对应关系”或“符合关系”— — 即人类的语言世界能够反映人类所生活于其中的实体世界，能够表达他们在实体世界中所获得的认识经验，特别是，能够表达他们所获得的有关实体世界本质的认识经验。换句话说，在语言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镜式的”反映关系—— 语言世界是实体世界的表征或符号化。离开了语言(概念、命题、隐喻、公式等)，实体世界的本质就没有办法显现出来并为人们所认识。因此，他们对实体世界中事物本质的分析把握往往通过对表征这一事物概念的内涵分析来进行，并认为概念的内涵就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考虑到实体世界中实体及其本质的惟一性、绝对性和同一性，概念的内涵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与普适的界定。如果在人类的语言实践中，出现了对某一概念内涵的多种界定或理解，则说明人类对于这一概念所指称的实体及其本质认识不够，还有待于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深化。尽管人类认识史上这种对同一概念理解的歧义始终存在，但是人类从内心里仍然倾向于认为这种歧义是能够得到彻底解决的。简言之，正是语言学上的符合论赋予了本质主义如下的信念：实体世界及其本质是可以被语言说中的，或者说，语言提供了人类通向本质的道路。作为一种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本质主义的形成还与社会历史生活中知识权力的争夺有关系。知识权力是与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等相类似的一种权力类型，其功能在于决定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决定将人类的何种认识经验纳入到知识的范畴之内，同时将其他的人类经验排斥在知识的范畴之外。历史上，那些掌握了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人，往往也掌握了知识权力，倾向于把他们自己所生产和应用的经验看成是(真正的)知识，而将与之不一致的其他认识经验排斥在知识范畴之外。为了说明这种权力实践的合法性，同时掩盖这种权力实践的政治目的，他们习惯于求助于本质信念，宣称自己的认识经验是对世界本质的反映，因而具有真理性，是惟一正确的、有价值的知识。从这方面说，本质主义的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从一开始就是具有霸权性质的，就与社会或国家霸权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特别是某一知识分子集团发明出来用以实践其知识霸权的有效工具。原始社会中神秘知识对世俗知识的压制，古代社会中神学或形而上学知识对经验知识的压制，以及现代社会中科学知识对其他非科学知识的压制，在借助于社会力量方面尽管各有不同，但是在借用本质主义的认识论霸权方面，均是相同的，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不同时期对事物本质构成的看法不同而已。从这个方面说，本质主义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二、本质主义对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影响近代以来，本质主义作为一种知识观、认识论路线或认识领域的意识形态，已经深深地在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认识生活中扎下根来，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真理性。与本质主义相关的一些认识论隐喻也为现代人大量地和经常地使用，如“发现”、“揭示”、“本性”、“深刻”等等。这些隐喻的使用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本质信念，以非逻辑的力量为本质主义辩护。在这些隐喻的作用下，认识者通常都倾向于认为世界可以划分为由现象构成的“表层结构”与由本质构成的“深层结构”，而所谓研究就是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客观本质。由此形成了对人类认识来说至关重要的“深度”隐喻。甚至，“本质”这个词本身也成为一种隐喻，在言说中具有极强的说服和威慑力量，如“本质上，他是一个好人”、“人类与动物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等等。可以说，现代人的整个知识生活，不管是研究人类自身的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还是研究社会观念、结构与制度变迁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抑或是研究自然现象的诸多经验科学和精密科学，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之上，都深受本质主义的影响，都把本质追求和表述作为研究活动的最高目标和终极目标。本质主义对20世纪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影响有一个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弱到强的过程。总的来说，这种影响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到1949年为第一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个阶段，1978年以后为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本质主义已经对中国教育学研究开始产生影响，但是总体上说，这种影响是比较小的，远远没有成为在教育学界起支配作用的知识信念、认识论或意识形态。这一阶段教育学家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教材以及编撰的教育词典等，都很少探讨“教育”的本质以及其他各项教育活动的本质问题。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来说，从第1卷到第25卷，洋洋几千篇教育论文，仅有一篇论及“教育本质”，这就是郑宗海在第24卷第4号上发表的《教育改造声中对于教育本质之探讨》一文。然而，此文所谓的“教育本质”与1978年后教育学家们所讨论的“教育本质”还很不一样，实际上应该理解为“教育之本”或“教育的重点”，讨论的是教育改革活动的哪一部分最重要。从第一阶段出版的大量教育学教材和专著来说，除了李浩吾(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7](1930)外，也鲜少论及“教育”及其他教育概念或活动的本质问题，如张子和的《大教育学》(1914)、范寿康的《教育概论》(1931)、吴俊升的《教育概论》(1935)等。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教育词典的编撰中。从最早的由京师译学馆印行的《教育词汇》，到1928年由余家菊先生等主编的《中华教育辞典》，直到2O世纪4O年代中期出版的教育辞典，都没有收集有关“教育本质”之类的词条。不过，尽管如此，李浩吾在《新教育大纲》一书中对“教育本质”探求的浓厚兴趣和强烈愿望还是很值得关注的。李浩吾在该书的一开篇就明示宗义：“我这本教育书，特别是拿有志于教育战线的青年斗士为目标，向他们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并辟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的。”[8]显然，他将“教育的本质”理解为对教育的正确认识，与“教育的迷信”、“教育的误解”相对而言。而他所指的这些迷信、误解就是“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与“教育独立说”。在李浩吾的思想中，研究“教育本质”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认识教育的真面目”，另一方面是为了使教育界青年人“不致再受‘腐儒’和‘御用学者’的欺骗。”[9] 可见，在李浩吾那里，“教育本质”的研究，一方面有其认识的目的，另一方面有其政治的目的，而且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深刻地理解了本质诉求在教育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可算是解放前我国教育学界开始受本质主义影响的一个例证。遗憾的是，他所采取的这种本质主义的教育研究路线，在当时的教育学术界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这可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学术背景以及他自己的政治和学术立场有关系。如果说，李浩吾在2O世纪3O年代提出并研究教育本质问题还是想通过学术研究来达成政治之目的的话，那么在1949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教育学术界断断续续的有关教育本质的研究则直接是希望从政治的立场出发来进行教育学术研究。1950年，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上卷)中译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奠定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基础。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这本影响力甚大的教材中，却并没有探讨教育的本质之类的问题，也看不到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信念。在总纲部分，只是比较分析了“教养”、“教育”和“教学”三个概念，也没有将概念内涵的阐释看成是对“教养”、“教育”和“教学”的“本质”的表达或揭示。1951年，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下卷)继续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卷作为具体论述教育实际工作的部分，除了在第15章第一节出现过“美育的本质”概念外，也没有谈及各方面教育工作的本质问题。就是“美育的本质”一节，也不是在讨论美育的“本质”，只是简略地说明美育的作用，因此离本质主义的“本质”用法还相差很远。[10]1952年，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先是《人民教育》杂志5月号刊登了潘培新题为《苏联(苏维埃教育学)杂志展开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的文章，并配发了编者按；后是《人民教育》杂志同年7月号和8月号连续刊登了苏联教育学者《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争论总结》，也配发了编者按。后一编者按特别指出：该讨论及其结论是很重要的，“本刊特为译载，请读者注意研究。”[11]应该说，这篇文章是解放后最早将教育本质问题介绍给中国教育学术界并号召中国教育学者开展教育本质问题研究的。受此影响，张凌光、朱智贤、陈选善等人编辑的《教育学》[12](1953)在第一册第一章第一节就讨论“教育的本质”，致力于从教育的起源、历史变迁等方面寻找教育的本质。不过，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辑的《教育学讲义》[13] ，尽管也着力阐明了教育的历史性、阶级性等特征，但是却未明确使用“教育本质”范畴，只是在下册部分偶尔使用“自觉纪律的本质”这样的提法。这也说明，直到2O世纪5O年代末，本质主义尽管已经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出现，但还没有成为整个教育学术界共同分享的知识观和认识论信念。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学研究主要以学习和消化苏联教育学研究成果为主，独立自主进行理论研究的任务还不是非常重，没有开展教育本质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可能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经过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认识论方面都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主观方面说没有开展教育本质问题讨论的动机或可能性。1978年，随着当时社会形势的变化，哲学界开展了一场名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实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领域的拨乱反正，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从学术意义而且仅从学术意义看，“真理标准问题”就是“知识或真知的标准问题”，也就是怎样判断一种认识经验的真理性问题，即其与客观实际的符合程度问题。不难理解，从逻辑上而且仅从逻辑上说，这一问题的提出是以承认客观世界或实体世界及其本质的存在为理论前提的，因而是本质主义认识论视野中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从思想逻辑而且仅从思想逻辑来看，在这场由“真理标准问题”引发的学术界大讨论中，本质问题的普遍提出是不可避免的。在教育学界，1978年，于光远先生在《学术研究》杂志发表题为《重视培养人的活动》的文章，认为“在教育这种社会现象中，虽然包含有某些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但是整个说来，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在教育与上层建筑之间不能划等号”[14]，正式拉开了中国教育学术界“教育本质问题”大讨论的序幕。在这场讨论中，参与人数之多，讨论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中国教育学术界前所未有的。而且，由教育本质问题讨论引发的对其他教育活动本质问题的讨论也非常热烈，涉及到人的本质、教学的本质、课程的本质、德育的本质、体育的本质、美育的本质、学生的本质、学校管理的本质甚至大学的本质、教学认识的本质、德育过程的本质、语文教育的本质等等问题。讨论中，各方都围绕着自己感兴趣的本质问题提出观点，交流意见，质疑问难，营造了中国教育学术界少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教育领域中本质问题的大讨论，活跃了思想，培养了人才，彰显了理性精神，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2O多年来，伴随着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以本体信仰和本体论思维为基础，以语言学上的符合论为工具，以知识霸权的解构与重构为目的，以本质范畴、本质信仰和本质追求为基本内涵的本质主义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逐渐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扮演着教育学意识形态的角色，影响着教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单个问题的提出、研究的思路、成果的表达一直到教育学者群体的自我意识、教育学术论争的形式乃至教育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具体表现在：第一，教育学者们普遍相信含而不露的事物本质包括教育本质之存在；第二，将透过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应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探究一般的教育本质及各种具体教育活动的本质设定为研究的主要任务；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的“本质”问题；第四，在各种各样的研究论文、专著、教材以及学术演讲中频繁表达自己对教育本质的观点或新观点；第五，“教育本质”一词与“教育现象”、“教育规律”等一起已经成为各种版本教育辞典所收集和定义的基本概念；第六，本质论争成为教育学术争鸣的主要形式；第七，最为典型的，上述这些建基于本质主义之上的教育学术信念、认识与行为习惯已经成为或内化为教育学术界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教育学者缄默的知识观和认识论信条，完全逃逸在理性的批评之外，构成日常教育学研究的思想基础。三、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本质主义构成了现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思想基础，然而这却是一个不牢固的基础。2O世纪以来，特别是2O世纪中叶以来，思想家们开始对本质主义的基本信念、命题及其学术和政治后果进行批判性反思，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提出许多尖锐的和颠覆性的意见。这些质疑汇聚在一起，从根本上动摇甚至否弃了本质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信念，开辟了当代知识观和认识论的新视野。鉴于它们对本质主义的发难和批判，学术界称这种思潮为“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后现代主义一样，反本质主义也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理论流派，而是将其基本观点散布在不同的知识领域，并通过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表达出来。从2O世纪西方思想界的情况来看，主张和赞成反本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尼采、维特根斯坦、曼海姆、戴维森、艾耶尔、罗蒂、波普尔、德里达、波兰尼、索绪尔、奥斯汀等人。杜威和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具有反本质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只是观点不那么鲜明，立场不那么坚定。试验是可贵的，但是这些试验的意义要为教育学界同仁广泛地认识和赞同，是不容易的。这是因为，在教育学术界如同在其他学术领域一样，本质主义都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观和认识论，而且还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思考问题的习惯，它扎根于我们的内心深处，体现于我们日常的认识行为和话语实践之中。反躬自省，每当我们在谈论某一事物的“本质”时，我们总是那样地言之凿凿，对它的存在深信不疑；每当我们用“本质上”(essentially)一词来修饰我们论述的观点时，我们又感到那么地有力量。反本质主义要求我们这些现代人放弃本质范畴、本质信仰和本质表达的冲动，不啻于要求我们放弃自己早已熟悉的生活方式包括言说方式，否认我们曾经为之努力过的本质探究的认识论意义。我们从理智上和感情上能够接受这些吗?它是不是一种新的变种的“本质主义”(无本质是不是世界的本质)?是否会导致新的不可知论?是否会导致认识论领域包括教育认识论领域新的霸权主义(相对主义的霸权主义)?是否会导致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秩序合理化和合法化的危机?能不能像一些“温和的反本质主义者”(gentle anti—essentialists)所希望的那样：一方面反对本质主义，另一方面拯救本质范畴和保存本质信念?这些问题，在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间，会不断地考验着2l世纪中国教育学者的理智品格、学术责任、思想勇气与生存智慧。

随着韩寒入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渐渐了解这位让官方颇为头痛的“80后意见领袖”。不管是你喜欢也好、讨厌也罢，韩寒注定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镌刻下了自己的深深烙印。抛开韩寒所引起的各种争议不提，有个现象，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位笔法老到、语言犀利、逻辑缜密的作家兼车手，读高中时却因为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并最终退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休学后，韩寒就陆续发表了自己的小说、散文集。之后的他，也并没有象很多人预言的那样昙花一现，而是在作家和车手两个自己所喜爱的职业上越走越远，成为个中翘楚。　　 在仔细阅读韩寒文章后，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个被主流文化视为叛逆的作家，在貌似尖锐刻薄的语调后面，却有着国人所缺乏的对异见的包容、对弱者的怜悯、对权贵的蔑视等等优秀品质。　　 话题重新回归到中国教育上来，为什么很少受传统教育影响的韩寒，能够有这样的品质、获得这样的成就，而同时期传统教育流水线下的高材生、尖子生，大多“泯然众人矣”？中国式传统教育是在“育人”，还是在“毁人”？　　 回顾自己接受中国式教育的漫长历程，赫然发现，我们所学的东西，很多根本毫无意义，不仅没有意义，甚至起到了反作用。我们学到了很多永远用不上的“知识”、学会了各种解题的“技巧”，却从来没有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掌握到学习的“方法”。　　 先看看数学，有必要背这么多偏门的公式、反反复复解一些刁钻诡谲的习题吗？30余年来的人生经历中，除了加减乘除、度量换算，真想不出有任何地方可以用上这些东西。如果说是需要由此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如直接开一科逻辑学。　　 再看看语文，本来是一门能给人以美妙文学体验的学科，却被中国式教育教得面目可憎。我们的老师，教的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中心思想、作者深意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就好比，你上菜馆点菜，本来是想吃美味烤鸡的，结果厨师给你上了盘鸡毛，还说这鸡毛才是鸡的精髓。　　 地理、历史、化学，等等、等等，皆如是。　　 韩寒之所以能成为韩寒，也许正是有意无意中，逃离了中国式教育的意外结果。这个意外，让我们惊喜，让我们反思，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也许算是孤陋寡闻的人，大家都知道有个韩寒，很了得，我却知之甚少，所以我也感到很惭愧。今天忽然心血来潮，想找几个名人的博客看看，遂打开新浪博客的首页，在《精英·学者》栏里看看有没有我愿意打开的名人博。先看了杨澜的一篇《为事业、生活平衡支三招》，写得不错，但也不见得有多好，看点击阅读很高的：33687，想写几句评论，又觉得没啥可写的。于是在杨澜名字的上面看到了韩寒的名字，我头脑中这时蹦出了“后生可畏”的成语来。我一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小看年轻人，因为我们的未来是他们的，未来美好的世界，是由他们去创造出来。点开韩寒博客文章目录《我的文章》，看到了《文人几文》，再点开，语言很老道的，说的是中国文人写书收入和人们读书的问题，写得很有味道。看来有不少人喜欢他，看这篇文章的点击阅读，是67659，评论是923。 按说，读文章就要评文章，但因为我对“韩寒现象”发生了兴趣，就撇开文章不说，想讲讲文章以外的事情。 以前在各类媒体上，断断续续地了解到：韩寒念中学的时候，就爱写小说什么的，很着迷，写了很多，还不断地发表出来。但是数理化外语等主课一塌糊涂，根本就考不及格，学校让他退学。父母又为他找了一个学校，他还是那样着迷写小说，“不务正业”，又被新的学校勒令退学。父母没有办法了，就让韩寒在家里专门写小说。这下算是遂了他的心愿，于是他的作品呼呼叫地写出来，出版社不停地给他出版，小小的年纪，就成了百万富翁。大概在去年，我又得知他参加了上海F1方程式赛车，在他今年10月22日的博文《终于得到了年度车手总冠军》中知道了他“一分领先王睿，得到了年度的车手总冠军”。这真是让我很吃惊的事情。因为参加赛车需要花钱，韩寒就写书赚钱，来补贴赛车，因为他今年的版税收入有300万元啊！像余秋雨这样的知名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自愧不如吧。 我为那两个“开除”韩寒的学校而感到脸红，我也为我们当前的这种教育机制和培养青少年的习惯方式而感到脸红。假设那两个学校是对的，那么他们就一定能培养出像韩寒这样重量级的年轻作家吗？未必吧？当然，我绝没有反对学校严格要求学生学好各类主课的要求的，我只是想说，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爱好不会完全相同，将来他们成才的方式也会各有千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针对孩子的特点去因人施教呢？韩寒他对数理化一点也学不进去，那就让他写小说吧，让他自由地去发展，当他在写作中遇到相关的知识需要理解和运用时，他自然会想办法的，并不需要人们的强迫；要是觉得他会影响班里的其他学生，学校可以专门为“韩寒”们安排特别的教室和地方，让他们自由发展。我的儿子也是很不喜欢数理化的，外语学得也不好，只喜欢画画、喜欢电脑、喜欢参加各类文娱和体育活动，学校的老师特别是班主任不太喜欢他，经常挖苦甚至侮辱他，搞得老师和孩子、甚至和我们家长的关系很对立。但作为父母，我们了解和理解孩子，就支持他弄电脑和画画。高考时，他入围了中国美术学院等大学，为他的母校争了光，于是儿子的学校和老师立马对他转变了态度，学校的大门口高挂红布巨幅表示庆贺。 我就是想不通，我们这个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需要各种各样人才的，万能的人才是不需要的。为什么非得个个都得在中学里学数理化，学外语呢？真的都需要嘛？我看未必。我在中学时，数理化和外语都很好，但我现在的工作以数学为例，也只需要加减乘除法就足够了。如果这个孩子注定他将来是一名大商人，他学物理、学化学有什么用啊？他只要会小学的加减乘除法就够了。如果让孩子们这也学，那也学，不考虑每个孩子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培养，那么，需不需要每个孩子都去学开刀动手术、学种西瓜啊？中国的教育，确实培养了无数人才，但也确实扼杀了许多人才。当今最著名的作家、编剧，遗憾的是，往往都不是正规大学培养出来的。我不是教育专家，高深的理论我不会讲，但从自己的直观看法上，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我们的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看过一些美国对青少年的教育方法，他们十分注重孩子们的自由发展，从不限制他们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而是孩子们愿学什么，就提供条件让他们学什么，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适当的教育和培养，起码对韩寒这样的孩子，学校再也不要“开除”他们。从文明历史看，美国无法与我们相比，但是从当今的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传播等方面，我们能与他们相比吗？如果我们不注意改善教育，创新教育，实现更加科学的教育，我们能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吗？ 我很疑惑。随着韩寒入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渐渐了解这位让官方颇为头痛的“80后意见领袖”。不管是你喜欢也好、讨厌也罢，韩寒注定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镌刻下了自己的深深烙印。　　 抛开韩寒所引起的各种争议不提，有个现象，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位笔法老到、语言犀利、逻辑缜密的作家兼车手，读高中时却因为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并最终退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休学后，韩寒就陆续发表了自己的小说、散文集。之后的他，也并没有象很多人预言的那样昙花一现，而是在作家和车手两个自己所喜爱的职业上越走越远，成为个中翘楚。　　 在仔细阅读韩寒文章后，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个被主流文化视为叛逆的作家，在貌似尖锐刻薄的语调后面，却有着国人所缺乏的对异见的包容、对弱者的怜悯、对权贵的蔑视等等优秀品质。　　 话题重新回归到中国教育上来，为什么很少受传统教育影响的韩寒，能够有这样的品质、获得这样的成就，而同时期传统教育流水线下的高材生、尖子生，大多“泯然众人矣”？中国式传统教育是在“育人”，还是在“毁人”？　　 回顾自己接受中国式教育的漫长历程，赫然发现，我们所学的东西，很多根本毫无意义，不仅没有意义，甚至起到了反作用。我们学到了很多永远用不上的“知识”、学会了各种解题的“技巧”，却从来没有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掌握到学习的“方法”。　　 先看看数学，有必要背这么多偏门的公式、反反复复解一些刁钻诡谲的习题吗？30余年来的人生经历中，除了加减乘除、度量换算，真想不出有任何地方可以用上这些东西。如果说是需要由此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如直接开一科逻辑学。　　 再看看语文，本来是一门能给人以美妙文学体验的学科，却被中国式教育教得面目可憎。我们的老师，教的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中心思想、作者深意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就好比，你上菜馆点菜，本来是想吃美味烤鸡的，结果厨师给你上了盘鸡毛，还说这鸡毛才是鸡的精髓。　　 地理、历史、化学，等等、等等，皆如是。　　 韩寒之所以能成为韩寒，也许正是有意无意中，逃离了中国式教育的意外结果。这个意外，让我们惊喜，让我们反思，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本科发表论文第一作者是谁

第一作者是论文署名第一位的作者，一般评职称、硕士毕业等要求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合作作者是在一个课题项目中处于合作关系的作者，譬如几个科室共同研究或厅级与校级的合作通讯作者等同于第一作者，一般会放导师或者研究中领导。

1、第一作者指的是署名排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有的文章署名也有两个或多个第一作者，称为并列第一作者，这种情况下一般需要在人名上进行标注。2、合作作者指的是共同创作作品的作者。具体人数无定规。3、通讯作者一般指整个课题的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文章的书写等。他也是文章和研究材料的联系人。最重要的是，他担负着文章可靠性的责任。词条释义在创新性作品如科研论文、专利、调研报告等等的署名中，对于多个作者共同完成的情况，对作品贡献最大的人的名字通常署名在最前面。特别对于科研论文的署名，各期刊都有更细致的规定；而当论文署名用于职称评定时，第一作者的分量显然比第二、第三作者要重，而比单独署名的要轻。由于科学研究的复杂化多样化，如生物信息学有几百人署名一篇论文的情况。第一作者指的是署名排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有的文章署名也有两个或多个第一作者，称为并列第一作者，这种情况下一般需要在人名上进行标注。另外，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不同，与创造性贡献不同，通讯作者常由诸作者中在论文所属领域最有权威者所充当。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第一作者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合作作者

第一作者是文章功劳最大的那个人发表时谁名字放在前面谁就是第一作者合作作者就是放在后面的那个名字通讯作者就是留联系方式的那个作者

在署名的时候，谁的名字排第一，谁就是第一作者，谁投的稿，或者联系谁方便 ，谁就是投稿作者，但投稿作者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一作者用处大，比如晋正高级职称的，只有第一作者有用，其他的没有用。但如果只有一个作者，那就不涉及什么第一作者、投稿作者的说法了

素质教育论文发表

先不扯别的现在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应试教育就是应试素质教育其实就是口号啥P用不顶那帮人敲锣打鼓坐着蜗牛喊素质教育不管啥教育有利益关系想解决问题就难受益者不让你啊？至于家长哪个家长不想让教育好点？没法子所以都得应试中国这个病已经恶性循环好多年了再循环下去后果人人皆知的

可以你，但你告诉我你要发表那一类期刊吧，有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去联系一下期刊社的编辑，不过现在编辑的方式可不好找，我之前找的早发表期刊网，这个不错。

对于素质教育，目前许多人仍有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最有代表性、也最浮浅的一种观点是，素质教育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就是教师要解放，学生要放松，不再坚持过去的“一切为了好成绩”就行了。其实不然，素质教育不单纯是为了打破旧的、不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模式，更重要的是为了对学生进行一种综合能力的培 养，包括言语、能力、性格、体质等多方面。它是从人本身的天赋出发，以全面发展学生的潜在素质，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完整人格为目的，以传输以往文化的精华和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为操作途径的教育训练活动。 　　素质教育有着自己的特征。首先，它是一种个性教育。它的出发点和人的生成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人是确定和非确定性相同的生命体，所以首先要正视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先天身心素质这个事实，在学生的教育培养活动中对学生的塑造不能完全相同。素质教育是一种针对不同个体采取不同教育方式的个性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学生天赋，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其次，它是一种主题性教育。人的本质是在文化创造中不断生成的，文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所以，主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对于人本身和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性。素质教育充分弘扬人的主体性，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精神力量。它强调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形成学生的主动精神，帮助学生创造蓬勃向上的人生。 　　一提起素质教育，不少家长就想尽早为孩子培养一技之长，认为孩子拥有一技之长才能立足于社会，于是各种形式的“兴趣班”如雨后春笋。事实上，他们把素质教育与特长教育混为一谈了。社会上的特长教育着眼于传授某种系统知识，而素质教育着眼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人格的健康发展。当今社会的学习更多的是为了让孩子掌握知识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经过分类的系统知识，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极为迅速，所以，帮助孩子掌握学知识的手段，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比具体学一门知识更为重要和有效。素质教育把育人看成头等大事，先成人后成材。因为一个学业上的缺陷并不一定会影响他的一生，而道德、人格上的缺陷却可能贻害他的一生。因此健全的人格，良好的社会适应性是孩子们走向成功的必备素质，应避免把素质教育、特长教育简单地划上等号。 　　教育是人的活动，素质教育要求教育观念要转变，教育手段要更新，需要新型的师生关系与之相适应。为此，要改变学生被动地接受教育的状况，争取主动学习的机会，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情感氛围。这样，易于师生沟通、互相了解，有助于师生共同发挥潜能，活跃思维，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如果一位教师只知道学生的姓名，不了解其家庭、性格、习惯等，那么他就不能做到因材施教，更谈不上发挥学生的潜质了。教育任务的完成，教育目的的实现都离不开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有爱心、热心和耐心，自然得到学生的信任和尊重，把学生当成朋友，去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达到直线交流，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适当表扬并使其适时表现。通过谈话，集体活动等课外形式增进感情，但并非纵容学生，没有是非界线。由于学生自制力较差，所以教师要把握、调整师生关系，促进学生个性最大限度地发展。师生间的情感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氛围是促进师生积极互动的必要条件，教师把对学生的爱化为一个温柔的眼神、一个会意的微笑、一个体贴入微的动作，都会使学生感到老师的关心、赏识，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和满足，这无疑能促进他们积极上进，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增添他们的勇气，鼓起他们的自信。同时教师要善于表露自己的情感，以情染情，优化学生的心情。 　　脱离实际需要，片面追求高分，造成高分低能，这是应试教育的后果。但素质教育也决非不要考试，而是要进一步改进和改善教育评估制度，使教育考核与评估更具科学性、合理性，更有利于学生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使其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努力，实现自身潜在素质的最完美的展现。要在素质教育的大旗下，严格课程开设计划，抓好每一学科。要真正重视健全学校的教育教学制度，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为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着想。学校要重视艺术类科目师资力量的培养，同时加强教育多元化建设，使素质教育形成自下而上的软硬环境。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观点和教学方法，将教学内容和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融为一体，这也是新教材的要求。要注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教师应当充分运用各种教学手段，针对中学生的特点，尽量让教学内容具体化形象化，让教学形式丰富多彩，不断使学生提高综合素质。

谁知道发表国内科技文献找谁啊？？、

@2楼:没明白楼主的意思？你要文吗对的，是通过什么机构发表出去？//

@2楼:没明白楼主的意思？你要文吗是要发表文献，是通过什么机构发表出去？？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你要文吗

本科生第一作者发表论文写谁

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非凡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一般都有一个副标题，如在总标题下方，添上“与××商榷”之类的副标题。另外，为了强调论文所研究的某个侧重面，也可以加副标题。如《如何看待现阶段劳动报酬的差别——也谈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开发蛋白质资源，提高蛋白质利用效率——探讨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种发展战略》等。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楚地显示文章的层次。有的用文字，一般都把本层次的中心内容昭然其上；也有的用数码，仅标明“一、二、三”等的顺序，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需要注重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要紧扣所属层次的内容，以及上文与下文的联系紧密性。目录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1．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读者决定是读还是不读，是精读还是略读等。2．为读者选读论文中的某个分论点时提供方便。长篇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有许多分论点。当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某个分论点时，就可以依靠目录而节省时间。目录一般放置在论文正文的前面，因而是论文的导读图。要使目录真正起到导读图的作用，必须注重：1．准确。目录必须与全文的纲目相一致。也就是说，本文的标题、分标题与目录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2．清楚无误。目录应逐一标注该行目录在正文中的页码。标注页码必须清楚无误。3．完整。目录既然是论文的导读图，因而必然要求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各项内容，都应在目录中反映出来，不得遗漏。目录有两种基本类型：1．用文字表示的目录。2．用数码表示的目录。这种目录较少见。但长篇大论，便于读者阅读，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是全文内容的缩影。在这里，作者以极经济的笔墨，勾画出全文的整体面目；提出主要论点、揭示论文的研究成果、简要叙述全文的框架结构。内容提要是正文的附属部分，一般放置在论文的篇首。写作内容提要的目的在于：1．为了使指导老师在未审阅论文全文时，先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个大体上的了解，知道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研究的主要逻辑顺序。2．为了使其他读者通过阅读内容提要，就能大略了解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假如产生共鸣，则再进一步阅读全文。在这里，内容提要成了把论文推荐给众多读者的“广告”。因此，内容提要应把论文的主要观点提示出来，便于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论文内容的要点。论文提要要求写得简明而又全面，不要啰哩啰嗦抓不住要点或者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筋，缺乏说明观点的材料。内容提要可分为报道性提要和指示性提要。报道性提要，主要介绍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成果以及成果分析等，对文章内容的提示较全面。指示性提要，只简要地叙述研究的成果(数据、看法、意见、结论等)，对研究手段、方法、过程等均不涉及。毕业论文一般使用指示性提要。

在高校，一般都是老师是第一作者，带学生发表论文，学生第二作者就算是第一作者，这样在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老师也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学生。

本文转自科学网，作者侯圣陶。当一篇文稿准备投出去的时候，作者们就像怀孕N个月的"母鸡"一样， 充满了喜悦， 和对即将诞生的新生命的无限期盼。 即使没有公开的争论， 参与者们（尤其是学生们）都会认真的想： 我的大名在这篇文章里应该排在哪里， 在谁之前，在谁之后， 为什么？ 其实有这种想法非常自然。 纵观历史， 因为作者排名顺序而引起的争论随处可见。 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很多期刊在文章里都要求作者仔细“申报”每个人的贡献。 那如何确定作者的排序呢？ 第一作者： 亲自动手做实验，试验， 分析部分结果，数据 （可以是与老板共同讨论）， 写出文章第一轮草稿。 第一作者属于该项目的主要动手者， 多数是正在训练期间的学生（包括本，硕，博，博士后，甚至团队里年轻的科研人员）。但是， 这个实验， 项目， 不一定是你自己设计的。 并列第一作者： 这个位置的作者， 其工作强度，参与程度，应该和上述第一作者几乎相同。 但要强调的是， 该作者一定要有对此文章关键的贡献。 其提供的数据同第一作者所为一样重要。如果拿掉该作者提供的图标论证， 此文章就不能在投到目标期刊。 由此可见， 该位置作者不是随便写上去的。 第一与最后作者之间的作者： 即使这些作者， 只要名字在上面， 就意味着他们参与了数据的产生。 或者他们的数据出现在文章里， 或者他们提供本文极为关键的技术或材料 （这一点可能有争议， 很多团队把实验员的体力劳动， 以及别的实验室提供的制剂，分析手段等不算在值得列在作者名单里的贡献。本人不同意此做法， 要根据当时的商讨结果作决定）。 通讯作者： 往往排在最后。 该位置作者应该是制定蓝图的“导师”， 负责此项目财政的“财神爷”， 和亲手修改草稿， 并定稿的“作家”。 三者往往缺一不可。 通讯作者的身份不仅光荣， 也有其实际的作用， 文章发表后， 一旦有“问题”， 或者要“获奖”， 该作者就是联系人。 要获奖还好办， 要是同行有问题， 该作者首当其冲， 要有能力回答， defend团队的工作。 倒数第二通讯作者： 该作者通常是另一个在不同单位的合作者。 其贡献几乎与主要通讯作者相近： 比如参与技术指导， 课题设计， 财政贡献， 文稿编写，修改。 重要的是， 文章中的内容，当主要通讯这不能denfend的时候， 该作者可以承担起部分责任。 看到这儿， 你应该明白了吧， 当你的导师要把名字放在你写的文章第一作者的位置的时候， 当你的主管行政的负责人一定要做通讯作者的时候，你应该理直气壮地把这面文章拿给他看。 最后， 祝辛勤的“母鸡们”，在产蛋的大道上， 愉快幸福， 高量保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