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篇论文的作者是谁
教育经济学概述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教育投资的有效利用及其经济收益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介于经济学、教育学、数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编辑本段]教育经济学沿革 自教育产生以来，就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古代，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学者就对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作过一些论述。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教育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太明显，也不可能对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作出量的计算。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教育对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从而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教育经济效益问题的日益重视。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等人，对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了不少论述。例如，斯密提出：“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兼取利润。” 但教育经济学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美国舒尔茨、英国维泽、美国贝克尔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为现代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这一论点成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教育经济学著作的理论出发点。 当前，西方教育经济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估算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何估算个人的教育投资和收益以及收益率；教育同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之间存在着的关系，教育同劳动力市场变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预测未来的劳动力供求；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教育经费，以便尽可能提高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等等。 教育经济学以教育在经济增长和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支出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果作为研究对象。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在阐述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原理和规律的同时，并根据设定的前提，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计算、分析，检验有关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和预测这一关系的变动趋势。 70年代末以来，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对教育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目前得出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一方面，经济增长本身要求教育部门输送大批有一定技术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同一国的国力相适应的，经济越发达越有可能提供较多的教育费用，促进教育的发展。 一国可能用于发展教育的经费多少，归根结底要受本国财力所制约。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入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才能使教育经费的绝对额，以及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大。 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即单靠发展生产力，是不可能建成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社会的。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事业，它既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又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无论是社会评价标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还是劳动者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教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出现。关于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等研究，使人们清晰和实证地认识到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属性。70年代初出现的筛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及70年代末出现的教育的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同时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教育投资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各国的教育投资热情在8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下 降，教育财政出现紧缩。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人们对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仍然予以高度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着有力的支持。近年来，知识经济的出现及其与教育的关系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高等教育系统作为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培养有知识的人才的发源地，其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所 起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编辑本段]教育经济思想的萌芽和初步形成 远在教育经济学形成之前，国内国外已有很多关于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的思想。 在我国，先秦诸子即认识到发展教育是使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条件；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也都认识到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如孔子的“庶富教”的思想，说明了人口、经济、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颜元的“实学”“实行”的思想认为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在西欧，古希腊的柏拉图也论述过教育对生产所起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生产劳动还基本上处于简单的体力劳动阶段，知识和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还很少，因而人们也只是认识到教育和经济之间的一些联系，但还不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教育经济思想体系。 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间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产生并得到了发展，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人的素质对生产力的影响，并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对教育的经济意义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提出了一些教育经济思想。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学和教育学自身发展的限制，还不可能形成一门独立的教育经济学科。 其后近一百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包含了很多科学的教育经济思想，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近代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古襟和杨贤江。古襟1934年发表《中国教育之经济观》，运用了经济的观点阐述教育问题，辩证地论述了教育和经济的制约关系；杨贤江所著的《新教育大纲》论述了教育能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认为科学因实用而生，而进步。西方学者主要有大卫·李嘉图和马歇尔等。大卫·李嘉图提出教育投资的基本思想，马歇尔提出生产要素包括教育，教育要由国家投资等。众多的教育经济思想初步形成，这些教育经济思想为以后教育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编辑本段]教育经济学的形成 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它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人们主观上产生了这种需要并具备满足这种需要的客观条件时，这个学科才会建立，教育经济学也是这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被广泛应用在生产力方面上，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在劳动生产中的重要性，人们对受教育的需要膨胀起来，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发现了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上个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于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文，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在该文中，斯特鲁米林第一次计量了前苏联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和收益率。该文主要有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体力劳动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脑力劳动与教育程度的关系。他提出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系，学历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年龄相比教育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持久，办教育比搞建设的收益更大等观点。斯特鲁米林的这篇论文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几十年后，人们才注意到它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舒尔茨发表了题目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就职演说，被认为是教育经济学的独立宣言。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区别了以往物力资本的概念，提出了人的劳动能力也是一种资本，可以带来收益。人力资本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收益比物力资本带来的收益还要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又因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是教育，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经济学家韦锥出版了《教育经济学》一书，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次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年会，主题为“教育经济学的问题”，会后会议发言被汇集成册出版，这部论文集的出版，使社会上公认了教育经济学的存在，为以后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在西方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被称为 “主流派”。[编辑本段]教育经济学的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教育经济学，世界各国涌现出一批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学者，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 但是，就在教育经济学传播到世界各国的同时，西方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受此影响，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把资金投入到教育，希望通过教育带动经济的复苏，但是并没有取得成功。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发生矛盾，出现了种种人力资本理论不能揭示和解决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性并试图摆脱它的束缚，采取新的方法分析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这刺激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发展。 由此，一些有关教育经济的新学说应运而生，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和社会化理论，它们并称为第二代人力资本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又叫文凭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和索罗等提出筛选理论，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能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教育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提高人的认知水平，而是对具有不同能力的人进行筛选。“教育作为一种筛选装置，它为雇主提供信号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 。” 2．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是涉及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多林格等。他们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大公司、大企业的工作，次要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小企业、小公司的工作。教育的作用不在于提高个人的知识技能，而在于它是决定个人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作。 3．社会化理论 社会化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在西方，它的创始人是鲍里斯和金梯斯。社会化理论是一种探讨教育的社会化功能理论，它从教育的功能和结构方面来分析教育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功能。社会化理论认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源于它的社会功能，而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上述这些理论在批评人力资本理论的同时，确实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主张，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或缺乏证据的支持，或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所以最终未能获得普遍的承认。[编辑本段]教育经济学的不断成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教育经济学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时期。在研究方法上，更趋向于实证分析和个案分析。 西方学者开始研究过度教育及其与生产率的关系问题。过度教育表现为知识失业和知识贬值，知识失业是指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超过了社会需求，大量的学生毕业即失业。知识贬值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者从事只需受过较低教育的劳动者就能胜任的工作，大材小用，资源浪费。西方的教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并不必然是正向的。要使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平衡，劳动者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实现其职业愿景，而不是劳动者所受教育的层次越高越好。 另外，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学校规模经济研究。因为教育的经营需要运用各种资源，需要适当的经营规模，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因此教育的经营必须依据规模经济的原理、最优化原理和科学管理的方法，运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最佳的办学经济效益。教育规模经济的形成是在保证一定教育质量前提下使学校资源获得充分和适当的应用，否则就是不经济。 20世纪末，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在广度、深度上均有一定的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也明显拓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如教育的生产、教育的需求以及教育的收支等。尤其对于教育和以信息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信息技术对教育生产的影响、教育成本等领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人们引入经济成本或机会成本的概念来分析教育成本。除了教育支出之外，机会成本这一概念注意到了人们在受教育过程中放弃的机会而带来的成本。早期的研究趋向主要注重政府的教育成本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则十分重视私人成本的研究。 另外，国际性的研究组织与机构不断增加，许多国家设立了专题性研究组织、学会和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国际教育计划研究所，重点研究教育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关系；一些大学也设立了教育经济学研究所等，并在大学里开设了教育经济学课程。 在计算方法研究方面，数量化、定量化以及数学模型设计等计算方法被广泛重视，并且著有计算方法方面的专著，如《教育的经济计量模式》等。[编辑本段]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的表现形式及规律性；教育的投资方向及内部结构；教育领域中劳动的特点与分配原则；教育投资的经济效果；教育经济学的方法论等。[编辑本段]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教育经济学以教育在经济增长和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支出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果作为研究对象。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阐述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原理和规律。同时，它根据设定的前提，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计算、分析，检验有关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和预测这一关系的变动趋势。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70年代末以来，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对教育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目前得出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即一方面，经济增长本身要求教育部门输送大批有一定技术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同一国的国力相适应的，经济越发达，越有可能提供较多的教育费用，促进教育的发展。一国可能用于发展教育的经费多少，归根结底要受本国财力所制约。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入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才能使教育经费的绝对额以及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大。②教育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即单靠发展生产力，是不可能建成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事业，它既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又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无论是政治思想、社会评价标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还是劳动者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教育的发达与否，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影响到二者相结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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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鲁米林1924年发表的专门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这篇论文是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初步形成的标志。
蔡元培（1868~1940）自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提出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军国民教育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实利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世界观的教育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二、大学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2．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4． 教学制度——选科制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至今对于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仍有一定意义。
《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篇论文的作者是
李大钊的思想及其背景 一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 伟大思想产生之日，往往是社会危机深重之时。民国初年的中国，正处在地地道道的危机之中。被蔡元培称为“文艺复兴”的文学革命，无非是诞生在全民性危机时代的思想运动。其骨干主要是《新青年》杂志的领导人，他们的思想常常很贴近现实，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深刻地批判落后的社会。因此，正如Schwartz所说：中国知识分子与其说是从哲学意义上对其自身状况做真理的探讨，勿宁说是直接受现实问题逼迫使然①。在抽象思维方面，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谓“近代思想”，都是以同传统旧思想决裂而作为其思维方法和理论思维前提的。这种思想的盲目发展，见于各种言论和政策中，但追根溯源，还可以发现一个主流，也只有在这个主流中，才能找到李大钊在文化革命思想史上的位置。 李大钊是文化革命当之无愧的领导人，也可以说是《新青年》执笔者中惟一有独特思想体系的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早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中心人物。本文旨在探索李大钊何以能够完成时代所赋予的思想史的课题，成为开辟通往新时代道路的先驱。对此，绝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 任何一种思想，在其有限的自身中，都包含了带有普遍性倾向的因素。无论何时，面对现实的权宜之计，不一定必然地反映其思想实质。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实中寻找李大钊对不同历史事件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如何上升为抽象思维，还有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确切地说，我们要把李大钊的思想和行为，与他自身的变化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活跃。有人称之为“百花齐放”，有人则称之为迷乱中的摸索。其主要原因，从现象上看是西方思想潮水般的涌入。本来，近代西方思想是历史悠久、流派纷呈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却带着同样的时代印记一齐登场了，因而也产生了西方思想的异化。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的全部志向几乎只有一点，即中国的近代化问题。那么，他们在清末以来缓步前进的近代思想史上，又留下了什么课题呢? 虽然凭来自外部的冲击可以颠覆旧社会，但中国近代的一大特点却是肩负建设新时代使命的阶级尚很弱小。鸦片战争以后，官僚封建主义的中国急速走向崩溃。中世纪停滞僵化的思想基础渐渐失去，代表新时代的资产阶级现在还只是与旧社会相对抗的成长中的阶级，还无力用自己的世界观向旧思想挑战。近代中国的思想界，也遇到了内部现代思维不很成熟的矛盾，在建立有自己特点的抽象思维之前接触了西方思想，并为我所用。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市场成为西方列强的角逐场。列强铁蹄蹂躏下的中国人，在贫困的重压下，也无暇进行抽象的理论探索。本来，中国知识分子从洋务派的政策中，萌发了实现中国富强的希望。然而他们憎恶传统的阻碍中国进步的旧政治，对建立西方化的新社会抱有强烈的希望。历宋、明、清三代，900多年的朱子思想传统，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对它进行批判，必定触及一切传统观念的根基，因此，必须从具体的现实问题入手，例如：康有为用公车上书的行动将自己的公羊学付诸实践。对正统思想的批判总是要借助于具体的政治问题。对中国追求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已有的传统上披上近代西方思想的外衣，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伴随着他们的是又一次失望。回顾清末历史，最明显的现象是改革运动反复受挫。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军、惠州事件，1904年黄兴长沙起义，1908年安徽新军事件，以及1910年广东新军事件……全被清朝保守势力所扼杀。此后，知识分子被迫思考有关革命主体问题。实际上，上述一系列失败给予他们思想上的最大影响，是认识到了对改革主力军采取漠不关心的做法是错误的。梁启超在《新民说》(1902——1904)中发表了与改革现存制度相比，造就新一代民众更为重要的观点。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进入了辛亥之年。李大钊的政治活动也从这个时期开始了。 二 初期思想的发展 李大钊思想研究的最大难题，是李大钊初期怎样从唯心论转向马克思主义，或曰什么是两者结合的内部契机。马克思主义视唯心论为首要敌人，李大钊却自己实践唯心论；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自己的行动原理，而李大钊在此后论述过“阶级调和论”。以上种种，说明李大钊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显然存在着鲜明的差距。因此，要把李大钊置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之上，关键在于了解他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要研究他的思想，还要同时研究他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 李大钊思想体系，大约形成于1916——1918年间，即创作《青春》、《今》的时期，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在研究唯心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这两篇文章的性质。这两篇文章，贯穿了独特的思考，充满现实感，认真研究它，对正确认识李大钊思想形成的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1918年前李大钊的思想，大体可分为《言治》时代、留日时代和归国后三个时期。下面将分别考察这几个阶段中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脉络。 1．李大钊于1913年任北洋法政学会机关杂志《言治》的编辑部长。这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从当时的政论(如《言治》、《独立周报》等)来看，大体上都认为现实的丑恶是枝节问题，社会的本质还是好的，只是受某些人的操纵支配误入了歧途而已。这种回避彻底否定社会的看法虽很通行，但现实的发展却很快。1913年，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专制统治更加强化。人们被迫重新思考“革命”的问题。李大钊的思想也开始倾向于对社会进行本质的批判。憧憬着“民权”之光的李大钊当时感叹道：“于此时，每一闻‘民权’之语，如由衷之隐痛，不忍再听。然耳犹此耳，声犹此声，为何今日相遇竟是如此悲喜”(《论民权之旁落》)。与此同时，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败坏革命的元凶——军人(都督)和暴党(国民党)： “一时棼棼攘攘，竟进以鼓荡政治恶潮者，不为武断蛮野之军人，则为豪横骄喧之暴党。政权争握，不归甲则必归乙，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以政争之故，兵争或因之以起，民生益沦于涂炭。汗血编氓，大旱霓云之望，忽绝于风摧电掣之后，乃不得不瞠目咋舌……(同上) 这些辞句几乎集中表现了《言治》时期李大钊思想的全貌。从革命的绝望中转向攻击党人和都督，几乎贯穿了所有论文。而且，他又性急地发表了拥护袁世凯中央政府的言论。这种追求共和又拥护袁政府的矛盾从何而来呢?这还须首先理解他的“共和”观。极其奇怪的是，李大钊未能提出明确的“共和”、“民权”概念。他首先摒弃了“共和=小民的幸福”的图示式观念。共和既成，何以民生仍遭涂炭之苦?与“共和”相比。“民生”为第一要义的观点，贯穿于李大钊这一时期的言论中。在他看来，共和只是争取民生的手段。 当袁世凯政府的反动面目一旦显露之时，上面单纯的理论便破绽百出了。李大钊开始提出革命的“主体”问题。在此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是：此时李大钊还没有阶级观念和阶级立场。确实，他一贯坚持“小民”立场，但我们所说的阶级观，不是指人的社会身份而是社会的阶级构成而言，不是他所说的“小民”、“黔首”与统治阶级的对立。他虽也亲身反对二院制，但却以“中国没有欧美式的阶级”回避了阶级问题。这种缺少阶级观念的理论，就是以后将要论及的李大钊的“调和论”的基础。 以上是《言治》所反映的李大钊的思想概况。1913年底，李大钊满怀疑虑赴日本留学。他留学的目的，显然是在寻求对社会本质和革命主体的认识。 2．李大钊在其早期的哲学论文《风俗》中，论述了社会与个人，社会与精神等问题。他在那里提出了“群”的概念： “盖群云者，不仅人体之集合，乃具同一思想者之总称”。这个“群”不等于“国家”； “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 他所说的“群”是没有阶级性的民族，这个“群”的概念恐怕是受梁启超《说群十篇》的启发。梁启超认为“群”与“民众”同义，主张以群治代替独治，从而建立君主立宪制。但梁认为“亿兆京人之集合而为群”，哲学价值并不很高。李大钊将“群”上升到“社会存在”的高度，这点尤其值得注意。 那么，“群”与个人的关系如何呢? 群与己之关系，盖互为因果者也。有如何之人群，斯产如何之人物，更造如何之人物……平心论之，亡群之罪，不必全尸于助长之人群之自身，亦实有自作之业…… 在此还须回顾一下李大钊在《言治》时期对国民基础的看法，这个问题也包括在“群”的概念之下： 时至今日……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国一日未亡，责一日未卸，我尽我责，以求亡国之后，无憾而已。 由此可见，李大钊的哲学是以“群”为社会基础的、实践的哲学。 李大钊的“实践”究竟是什么内涵呢?“昌学之责”集中表现了他唯心论的性质和特点。他首先针对作为存在的“群”提出了作为精神的“风俗”概念： (群)实积有暗示力与暗示于他人者之层级而结合者。结合之容愈扩，暗示之力愈强。群之分子，既先天后天受此力之范制，因此成共是之意志，郁之而为风俗，章之而为制度，相维相系以建其群之基。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群其质也，风俗其力也。 离于人心则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人心向道义，则风俗日跻于纯，人心向势力，则风俗日趋于敝……人心之所向，风俗之所由成也。人心死于势力，则群之所以亡也。故曰：“一群之人心死，则其群必亡”。 这篇论文充满了传统哲学语言而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术语。这种思维方法，无疑脱胎于道德的或规范先验化的中世纪思维方式。但若以此类比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或辩证法思想，则又颇感牵强。“群”最后成为超时代的“社会存在”，是一形而上学范畴，风俗的标准是由“道义”、“势力”来衡量的。因此说到“形”、“神”、“质”、“力”等等，常常是后者理所当然地被当作重点，即“离于人心则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 但这种“群”生风俗，“人心”又左右风俗的唯心论是需要注意的。从宇宙之理至高无上的唯心论出发，是不应忌讳人为的观念的，但李大钊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人为”的、所谓“实践观念论”。他的实践当然是指“风俗，攘政又未必使学正”，“好学知耻之士，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这种来自精神方面的东西。但在此，李大钊对实践的重视显然已超过了对观念的重视。 还应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普通绝望之中，李大钊却更执着地追求革命真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因绝望而急于摆脱政治，连陈独秀也在此时的《甲寅杂志》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李大钊说其中颇多“厌世之辞”，并针对陈文而作了《厌世心与自觉心》，其中鲜明表现了他准备投身革命实践的气魄：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赫胥黎之“创造进化论”尚矣。 这些思想，正是贯穿于《青春》、《今》中“于现在充实自我”的思想根源。 以上我们已围绕《青春》、《今》全面分析了李大钊思想的大略。贯穿其思想主流的，是与近代的科学的社会观毫不相干的唯心论，其转向社会实践的志向和支持这种志向的信念，是“国家尚未灭亡……”。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究竟学习了哪些东西呢?《风俗》一文显然没有吸收西方思维方式和辞句，只是在传统的思想范围内思考；但《厌世心与自觉心》已开始引用西方思想，可以看出此时李大钊在勤奋学习西方思想。但他的学习内容却不得而知。有人认为他此时受安部矶雄影响至深，有人认为他已经学习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人认为是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强烈影响。其实，在缺少关键性史料的情况下，仅凭对《青春》、《今》的分析来判断李大钊思想的来源是很危险的。但说李大钊只受一种思想的影响也是错误的。如前所述，李大钊确曾有目的、有意识地将各种各样的外来思想纳入他的体系之中，在他的论文中，多处引用柏格森、格拉依鲁(音译)、巴以伦(音译)、米鲁(音译)、埃马逊(音译)等人的言论，这些斑驳的思想自然而然地统一起来，李大钊从这些热情的思想家那里汲取了化绝望为力量的勇气，这力量必将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对李大钊留日间的行动几乎无从可知。据贾芝《先烈李大钊的故事片断》(《中国青年》63期，1951，4．21)，在1915年21条签订之后，李大钊作为留日同学总会的干事曾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国耻纪念录》等。一旦他的思想从根本上服务于他的革命实践，思想与实践交流之窗拉开，他的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也是必然的了。 3．郭湛波认为，在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发展中，《青春》和《今》已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它们所表现的思想，与“动的，矛盾的连贯的宇宙观”或“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唯物史观是完全相通的(《近三十年的中国思想史》)。全面分析李大钊的思想，我们不能全然接受这个说法。诚然，“刻刻流动”与辩证法之间确有相似之处，但用来类比马克思主义未免失于简单。 另一种在中国已成为公式化的见解是：以1918年为里程碑，李大钊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抛弃资产阶级立场，迅速成为社会主义宣传者。将思想深处180度的大转变归结为外来影响，是难于让人相信的。仔细分析《青春》、《今》，一定会发现李大钊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 《青春》是一种世界观。确实，《青春》是从宇宙的无限性和流动性这一认识论开始的。正如，“一成一毁天之道，一阴一阳易之道”所说，他的思路是以天道与人道合一为基础而倾斜于传统思想的。但我们已看到，他的思想又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但他也并非将“宇宙”与“社会”做简单类比。 在《青春》和《今》中所表现的李大钊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了他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如：何为社会，社会变革的主体如何行动，个人如何参予变革等，他把这些包括在“永远的今”这一概念之下。 “青春”是包含无限过去和未来的“大实在”——“今”的机能的表现，“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这就是创造未来的“回天再造之精神”。而且李大钊认为：是使民族兴旺的“青春”的民族，还是使民族衰老的“白首”民族，完全取决于青年的自觉程度。至今阻碍中国的“青春”的障碍是什么呢?是“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今》的结尾，他简明扼要地说出了他的思想：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印宇宙”之究竟。 综上所述，贯穿李大钊哲学的，是立足于中国现实的使命感。他不满并反抗中国社会的现状，将刷新和充实自我置于根本地位，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全部力量所在。李大钊哲学既不是“宇宙观”，也不是黑格尔哲学，更不是“生的哲学”。尽管他也采用过赫胥黎的创造进化学说，但最终还是从眼下的中国社会实践中汲取了有益成分。无论如何，全面看李大钊哲学，它带有一种可称之为“生的哲学”的色彩，这与其思想的本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李大钊在对既往全部绝望以后，认为民众是惟一可信赖的基础。实践的方向就是“国民教育”，“改变风俗”等等，从这种辛亥年间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试图使自己的思想体系化，明显地带有观念性，带有“永远的今”这种“生的哲学”的印记。 如果说李大钊思想的基本性质是面向中国现实的认识和实践，那么一旦将其升华为抽象思维，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就会独立、自觉地发展下去。他提出的“今”的概念，包含了过去和未来的“大实在”，不仅有更新自我之力，而且常常意味着在更高阶段上有自我更新的能力。由这一认识导引出的世界历史课题，即“再生”问题： 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青春》) 李大钊把“回春再造”作为历史课题并正当俄国十月革命之际提出，并非偶然。对他来说，十月革命正是“新精神的诞生”。 4．与《青春》、《今》同时，李大钊还有其他一系列文章，他自称为“调和论”。调和论本是章士钊等政学派的主张，与他们长期接触的李大钊深受其影响。 调和论的特征是主张放弃主义，让新、旧势力在同一舞台上扮演竞争角色，期待社会自然而然进步的一种乐观主义，其根源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希望保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的心态。但1917年以来局势的发展，彻底粉碎了调和论的梦想，其内部化分为两派，一是章士钊的与军阀调和论，二是李大钊提倡的在中国确立民主主义说。如果通读《太平洋杂志》，就会了解后者在现实的严酷打击下，如何变调和而为直接唤起“国民”的全过程。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与章士钊告别，投入后者的怀抱。② 李大钊主张调和论的目的，无疑是不使用暴力实现社会的进步，在中国确立民主主义。在他看来，保守与进步这两种力量的并存，对世界进化来说是必要的，它批判用暴力扼杀新势力的专制政府，但同时又不赞成视旧为“恶”并给予彻底推翻的做法。 总之，我们不能要求此时的李大钊已经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勿宁说，他的适用于现实的哲学，表现为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调和论。我们必须抛弃所谓李大钊哲学的发展必须通向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他之发现马克思主义，还须通过一媒介物，这个媒介物就是俄国十月革命。 三 与马克思主义相遇 1．《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但它们在李大钊思想发展中的价值自然是不同的。这两篇文章在中国革命史上作为光辉的历史文献，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的传播，是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但若系统地看待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就会发现，他把握俄国十月革命的基调，他的“回春再造”的哲学，他对现实问题的立场等等，都还是民主主义的，如： 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和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 (《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将布尔什维的胜利，看作世界变革的潮流，它不外乎是一场扫除腐败的“历史残余物”的“积尘重压”而获得再生的实践。面对这种新潮，他呼吁群众“创造新纪元是非常困难的，恐惧不行，逃避也不行”。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坚决反对把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共产党宣言》“对全世界劳动阶级大声疾呼，只有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是一大功绩。如前文所说，李大钊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变革的理论”提出来的，变革是必然的，但不是自然的。中国的变革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进行，首先还要让变革的主体即所有国民，自觉地坚强起来。 如上所述，李大钊思想的主调，是重视变革社会的实践及变革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被有机地吸收进他的哲学体系，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说都不具备科学的社会观的李大钊，从马克思那里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他所缺乏的经济理论。 给李大钊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的理论如“宇宙进化大道，乃天行健自强不息之一长流，在此只能前进，不许反顾”是从“永远流转的实在”推理而来。正如王毓铨在《中国近代思想的最初的辩证法研究》中所评价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与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尚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同时李大钊认为人民群众有力量创造历史，并对人民参予历史的创造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引进自己哲学的尝试。 令人为难的是，我们既已认定李大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他又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导者，给中国革命以极大影响，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呢?为解答这一疑问，我们还须回到他所生长的中国的现实中去，因为这与他的思想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关系。 2．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大熔炉。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投身其中，其意义异乎寻常。过去，贯穿于《新青年》的基调是“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主义，这当然是中国近代思想成长的必经阶段。但在中国现实还不允许受理性支配的时候，合理主义的历史生命也就此终结了。21条和凡尔赛议和会议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已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西方列强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认识已深入人心。在此时，用以西方为典范的“民主”与“科学”之外的理论，确实更能抓住民众。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无法靠理性来解决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宣告了所谓“文化革命期”的结束。这场争论后，胡适创办《努力周刊》，主张建立由理性支配的“好人政府”，急速地失去了现实意义。一种理论能否拥有民众，并不意味民众是否完全理解了这种理论，而决定于它所产生的实效能否与大众产生共鸣，并有益于群众的斗争。这正是五四后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课题。摸索这个“实践的结论”，是李大钊迈出的关键的一步。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完全的，但他思想的强烈的实践性，正是与上述中国的课题相呼应的。纵观李大钊几经变动的全部思想过程，就会发现“变革中国”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李大钊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金科玉律，他把实践和现实提高到了更重要的地位。鲁迅评价他为“革命史上的伟大纪念碑”，无疑是很恰当的。 李大钊建党后的论文，我们现已无从看到。但他后半生专心致力于献身革命事业，这是远比其思想更丰富的活动。李大钊正是其不断发展的思想的实践者。 在我所能读到的李大钊的最后一篇论文《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中，他这样描述新社会的诞生： 在纵的组织中，被压服在下级地位的个性，都为自居于上级地位者所束缚、践踏、屈抑、凌虐，下级的个性完全供上级的牺牲。有了横的组织以后，下级的个性才能依互助的精神，团成一大势力，以反抗纵的组织中的有力阶级，回复他们个性的权威……在此一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 在目前的中国所建立的新的人际关系，已经实现了李大钊的预言。 结束语 以上是我通读《李大钊文集》后，就所得印象而写的论文。既然是印象，就难免带有局限性，姑称作“试论”而已。 但在当今中国，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惟一的变革理论的做法很盛行，另外，说李大钊介绍社会主义=抛弃资产阶级思想，参加反“21条”运动后就已在日本学习了社会主义等等，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应予以否定。 注： ①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cmel the Rise of M ② 《僻伪调和》中记述了李大钊与缓进派毅然决裂，并对缓进派提出由衷劝告而没有被接受的事实。《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生财有大道”——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 民国经济思想丛谈之一 梁捷民国经济思想丛谈之一梁 捷康有为门生陈焕章所着《孔门理财学》 ＣｈｅｎＨｕａｎ－Ｃｈａ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ｎｄＨｉｓＳｃｈｏｏｌ ，恐怕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着作。就在从１９０７年到１９１１年这短短四年里，进士出身的陈焕章从一个英文都说不利索的人，摇身一变成为写出洋洋六十万字巨着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进步之快让人瞠目，让人不得不佩服美国当时的教育体制。 哥伦比亚大学曾有规定，博士论文必须正式出版，印成１００本交到学校才有望获得博士学位。美国的出版费一向很贵，所以日后胡适那一批的学生多半是把论文寄回国内，托商务印书馆之类的出版社印上１００本，寄到美国换来博士学位。陈焕章倒是没有想过这么干，当时国内的出版事业也才刚刚起步，印书并不是很方便。他读博士要比胡适早上好多年，在他之前还几乎没什么中国人在美国拿到过社会科学的博士。 陈焕章向学校递交论文以后，由于他的论文实在与众不同，哥大破例同意用学校的经费为他出版，而且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于是暴得大名。国内经济思想的权威胡寄窗教授提醒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遗作《经济分析史》在提及东亚经济思想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性。其实仅仅在这本书出版数年以后，１９１５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名作《儒教与道教》就已把《孔门理财学》列为了解儒教的基本参考文献，他在其他论及中国经济制度的地方也大量参考这本书。从这点，我们可以想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 Ｅ。Ｒｏｓｓ 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而另一篇更重要的书评则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 Ｊ。Ｍ。Ｋｅｙｎｅｓ 所写，发表在《经济学杂志》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上。二十世纪初，这本剑桥的经济学杂志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那时凯恩斯在剑桥崭露头角，担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亲自操刀为陈焕章撰写书评，足可见其对这此书的推重。 在凯恩斯的视野中，孔夫子应该被看作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这个形象在中国人反而会觉得陌生。首先，孔子肯定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凯恩斯从书中转引挑出的句子是《论语·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毫无疑问，孔子把富民放在了第一位。 在谈论财富分配时，凯恩斯又发现了《中庸》的价值。“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是最典型的按劳分配思想。讨论到妇女地位时，凯恩斯则引用《诗经·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所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应该就具有超前的女权思想了。 中国的伦理体系是完备自足的。凯恩斯不懂四书五经，更不了解陈焕章从康有为那里所继承的今文经学的背景，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经济伦理。但他却能从陈焕章的书里读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和老年人的保障，读出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人口理论的发展、土地制度的特征等等。显然，他更在意的是这些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中国的货币理论尤其让他着迷，他作为杰出经济学家的敏感性也在这些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他从《周官》里读出了最早的货币交易体制；通过陈焕章的转述，他发现贾谊大约已经明白“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含义，最晚到明初，浙西大儒叶子奇明确地说出了“格雷欣法则”的内容。 可是凯恩斯始终无法明白陈焕章为什么一再强调“八股文”或者说“时文”（ｍｏｄｅｒｎｅｓｓａｙ）。八股文在维持了数百年后，在二十世纪初终于被废除。但是“文以载道”，文体背后包含着最激烈的思想冲突。 凯恩斯更不清楚陈焕章的“学术背景”。陈焕章八岁入塾读书，１１岁到肇庆府“应童子试”，１３岁“补县学弟子员”，１４岁考上秀才，１５岁赴省城学习，１８岁到康有为主持的“南海万木草堂”学习，２３岁中举人，２４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后来，陈焕章出国留学，学成归国不久就组织了“孔教会”，写出比《孔门理财学》影响更大的《孔教论》，变成中国人都觉得非常古怪的“保守主义领袖”。 陈焕章在１９１２年写的《〈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一文中曾经这样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１９４９年以前最重要且比较全面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着当属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但要迟至１９３６年才问世。而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已经大致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中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脉络。 但是陈焕章毕竟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来安排《孔门理财学》的结构和体例的。全书共分两卷，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总述儒学思想背景、中国人认识的经济学以及一般经济学原理；第二部分讨论消费，即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三部分讨论生产要素，分别从古典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劳动、自然和资本来分析。接着继续从产业结构、分配、社会政策等层面来讨论；第四部分讨论公共金融，主要是税收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 很显然，从结构上来看，这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式，和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写作体例有着亲缘关系。故而这本书在表面上是很容易为西方学者所接受的。但是每一章每一节的内容却都是严格的今文经学体例。偶尔也会涉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等，但无不是以与中国学者思想作对比的形象出现，而且陈焕章对他们的评价并不高。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构成了极强的张力。 另有一点很有趣，陈焕章在纪年的时候同时标注了黄帝纪年和公历纪年，而且以前者为主。从他的书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刘师培等人发起关于纪年表示方法争论的线索。刘师培、孙中山等人都采用过黄帝纪年，但最终没有获得推广。陈焕章在这本英文着作里也使用了黄帝纪年，颇能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可是后来连他自己都没有坚持下去。 陈焕章入康有为之门并不算早，但他是康门弟子中坚持今文经学和孔教理想最坚定的一个。他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经倡办孔教会，甚至出国后也一直在纽约倡办教会。虽然学的是西方近世的社会科学，但尊孔之心从未减弱。１９１２年，清室逊位、帝制终结以后，很多学校立刻废除读经，很多名人也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尊孔尊君。恰逢陈焕章学成归国，对儒学颇为不利的环境使得他坚定了创办孔教会的决心。 陈焕章联系了很多遗老遗少，其中对创办孔教会比较热心的学者有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陈三立、麦孟华等人。大家对组织成立孔教会的共识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是年孔教会成立，陈焕章任主任干事，并开始刊行《孔教会杂志》。康有为是会长，但具体事务皆由陈焕章负责。 １９１３年，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和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领衔上书国会，提出把儒教定为国教。陈焕章解释说，“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故定孔教为国教，非欲以拒外教，特欲以昌孔教，非必欲昌孔教，实欲以存国脉耳。”上书的最终目的是“定孔教于国教，立于宪法”。有趣的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严复也是孔教会坚定的支持者。 当时反对孔教为国教最激烈的则是章太炎。章太炎与康有为本来就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关于孔教问题，章太炎撰写了《驳建立孔教论》，称“今人狠见耶苏、路德之法，渐入域中，乃欲建树孔教，以相抗衡，是犹素无创痰，无故以成瘫，乃徒师其鄙劣，而未以相君也”。章太炎还在他的国学讲座中声明，本会“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凡入孔教者不准入会”。 １９１３年的《天坛宪草》最终协调折中了双方的意见，在第１９条中写道：“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但没有通过定孔教为国教。这也是袁世凯的意思。１９１６年，袁世凯倒台，黎元洪主政，国会复会，可以继续推进宪法制定工作。黎元洪本人非常支持孔教，于是陈焕章与康有为旧事重提，重新上书定孔教为国教。而张勋也借助康有为拟定了“定孔教为国教”电文，向国会施压。据说当时宪法会议收到的有关定孔教为国教的电文“不下一万三千件”。 在第二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潮流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加入了进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等多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最终宪法会议多次投票，仍无法通过这个提案。后来又由于对德参战以及张勋复辟等问题，这个提案不了了之。 同样是坚持孔教，应该说陈焕章和康有为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陈焕章更坚持孔教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化作用，他坚持说，孔教可以用于指导现代生活，而且孔教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在不同时代下不断改良。“若墨守孔子一时有为而发之言，而不变通尽利，是非孔子之意也。”我们从《孔门理财学》中可以看出，陈焕章在提到儒学时，常常不用“宗教”而用“伦理学”。陈焕章本人也在二十年代以后逐渐退出政治，转入文化层面继续宣扬儒教。 按照《公羊》的看法，孔子之教类似于进化之教。由“据乱世”而至“升平世”，进而至于“太平世”。但陈焕章说：“然此尚不过普通进化论。若欲求特别之理财进化论，则宜求诸井田之制矣。”所以康有为重《公羊》，而陈焕章则更重《大学》。陈焕章回忆说，《大学》里有一句“生财有大道”，让他豁然明白了中西学术贯通之道。 陈焕章的这本奇书是多种因缘巧合的产物，与十九世纪一些学者东书西译的努力也分不开。汉译四书五经的工作可以追溯到很早的传教士，但只有到了理雅各（１８１５～１８９７）时代才成了规模。理雅各原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在香港系统地翻译四书五经。他的主要合作者是王韬。两人经过多年努力，在１８７９年到１８９１年期间，陆续出齐《中国经典》（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ＢｏｏｋｓｏｆＣｈｉｎａ）共六卷，囊括主要的儒家经典。 从《孔门理财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焕章对理雅各版本的倚重。陈焕章没有太多精力审定译文，基本都直接采用理雅各译本。原书有一些翻译疏漏，或者是与今文经学不能直接相扣的部分，陈焕章也没有具体讨论。如果严格地把此书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就不难看出很多与我们国学知识的相悖之处。但陈焕章采用的是变通的办法。他的写作跨度极大，必然要涉及许多极富有争议的话题，而那些争议的背景都很难在较短篇幅内用英文说清楚。陈焕章选择了简单地用今文经学的观点结束这些话题。 这种不甚准确的儒学却得到很多传教士和外国学者的支持。在陈焕章组织孔教会以及上书建议定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许多外籍人士出了大力，如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有贺长雄（日），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英），老资格传教士李佳白（美）等等。 １９１２年陈焕章《孔教论》出版，前有五篇序言。除了宿儒沈曾植以外，其他几篇的作者分别是李佳白（美）、梅殿华（英）、李提摩太（英）、费希礼（德）这几位外国传教士。其中固然有陈焕章挟洋自重之意，但也可见在华的外国人士对孔教的认同。 追溯得再远一点，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也有两位值得一提，他们帮助促成了陈焕章的世俗儒学思想。一位是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Ｓｅｌｉｇｍａｎ），他终身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一手教出了陈焕章、马寅初、赵乃抟等几代中国经济学人。他素来讲求详实的史料考证和思想源流的分析，对各种思想流派极少偏见。他曾大力向美国的经济学同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孔门理财学》的顺利通过也和他力求多元、广采博收的学术倾向分不开。另一位是德裔汉学家夏德（Ｆ。Ｈｉｒｔｈ），他曾在中国考察多年，１９０２年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 ＤｅａｎＬｕ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这是北美大陆第一个以特别基金设立的汉学讲座。夏德曾翻译过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书中扎实的注解轰动一时，成为美国汉学的发轫之作。他的代表作有《中国上古史》和《中国与东罗马交通史》等等。据后来同为夏德弟子的胡适说，夏德在哥伦比亚大学非常寂寞，合适的学生都找不到，故而晚年还是回到了德国。在这种环境下，不难想象他结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陈焕章时的欣喜。正是他教会了陈焕章如何撰写英文学术论文，把后者领进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大门。夏德为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作了序，其中言道：“彼既为孔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学之法以精研之，西方之读者，于其书也，其将由纯粹之孔教家，而见孔教之代表也乎。” 可惜的是，这样一部具有开山意义的特殊作品，直到问世九十多年以后的２００５年，始由岳麓书社首次在国内影印出版，而它的中文译本的推出至今依然遥遥无期。 （《孔门理财学》，陈焕章着，岳麓书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版，５０。００元）
斯特鲁米林1924年发表的专门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这篇论文是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初步形成的标志。
国际经济论文1000字开头的作者是谁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表示，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他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首先，当今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潮流，国际大环境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目前，国际安全形势出现许多新的特点，非传统安全因素持续上升，并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的态势，局部热点冲突仍然存在。但是，世界局势从总体上看仍然趋向缓和，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仍在增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当前制约战争的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成为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当前，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政策取向。“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共同发展已成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最高利益。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利益诉求。在此背景下，世界和平以及中国的安全环境要比冷战时期好得多。总体和平、总体缓和的国际局势和较好的周边环境，给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积极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供了机遇。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和平崛起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矛盾突显的严峻考验。目前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几大挑战：首先是美国“重返亚洲”引发周边地缘政治震动，如何与美国共处成为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实际上，就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有很大的转圜余地。事实上，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越来越高。就目前而言，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地方多于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现在可谓问题缠身，国内高失业率、高赤字、低增长率等经济难题待解，国际领域仍身陷阿富汗战争泥潭，反恐进展不顺，伊拉克善后工作艰巨，在朝核、伊核等问题上也陷入僵局，需要中国配合。美国面临的问题大得很、多得很。这些问题不解决，美国很难与中国全面对抗。美国政府也不会这么愚蠢。事实上，中美双方在应对争拗时均有所节制。中美关系虽有深层次的矛盾和各种问题，但大的战略碰撞和战略冲突是可以、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中美利益相互交织的格局不会改变。中美之间在反恐、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应对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需要合作。美国政界中主张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少，奥巴马决策团队有不少“中国通”，这对客观判断中国也有好处。即便在负面声音最多的美国国会，对中国持客观认识的议员也在逐渐增多。因此，美国方面目前不存在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驱动力。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仍有继续改善的空间。总而言之，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仍然存在，关键是两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应从大局出发，加强沟通，避免误判，同时要减少麻烦，不搞对抗。今后，中国仍将进一步谋求改善中美关系，维护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以增加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回旋余地。其次，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不会很快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症也不会很快过去。如何处理好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使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是急待解决的大问题。中国人民热爱和珍惜来之不易和平的国际环境，愿意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此，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从国内角度看，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首先如何处理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特别是能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问题。这只能是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大力发展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和环保经济，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其次是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国已开始关注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促进东西中部共同发展，逐步缩小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在不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合理地推进城市化的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中国和平发展将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必然会对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国际社会和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的。
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因国家而异，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得社会资源分配更加合理，不至于有的资源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但同时，国际贸易加剧了世界经济的脆弱性，而且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在一起，从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有这个论文，邮箱联系
中新网10月11日电 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数据称，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8%，仅次于美国的8%，排名世界第二(见表)。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扩大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诸多益处。2003-2006年，中国出口增长迅速，出口额分别达到4382亿美元、5933亿美元、7619亿美元和9689亿美元。年平均出口增速达到4%。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输往世界各地，提高了进口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促进了消费的增长。中国在扩大出口的同时积极开放市场，努力扩大进口。2003-2006年，中国进口分别达到4128亿美元、5612亿美元、6599亿美元和7915亿美元，年平均增速达3%。进口规模的快速扩大，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创造了就业机会。希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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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特征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呈两个趋势特征:第一，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危机后持久的全球结构调整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各国为了适应数字经济，迎接信息时代到来从而进行的一个战略性选择。整个全球调整重点是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重心由第二产业慢慢的向第三产业转移，着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服务业，从而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们对知识型服务业的需要。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催生了一系列的边缘产业，改造了传统产业，促进了“新”“旧”产业的融合。信息产业将继续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将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现阶段各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美国在发展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中遥遥领先，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和东亚地区紧随其后，另外欧盟与日本正从落后状态中奋起直追。21世纪初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持续加快，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在目前全球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内，经济的增长肯定会放缓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之前的欧债危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我国在之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可能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出口产业在竞争优势上已经明显减弱，再加上一直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也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于此同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时期。例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存在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等改革措施，价格目前又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万外又口道夫国网人觉么政束的影啊，以父别两牛技国自身货币过多投放的影响。因此，政府落实调控物价、货币稍紧，这样经济增速就会出现下滑的状态。二、GDP的历史回顾研究从我国目前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2013年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回落到了81%，之前社会上对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的普遍预期值为4%或者5%。从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我国在之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可能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出口产业在竞争优势上已经明显减弱，再加上一直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也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于此同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时期。例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存在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等改革措施，价格目前又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万外又口道夫国网人觉么政束的影啊，以父别两牛技国自身货币过多投放的影响。因此，政府落实调控物价、货币稍紧，这样经济增速就会出现下滑的状态。二、GDP的历史回顾研究从我国目前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2013年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回落到了81%，之前社会上对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的普遍预期值为4%或者5%。从由图2可知，潜在GDP增长率经历了稳定增长、趋于平稳再到现阶段的略有下降的过程。自我国2000年以来，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致处于8%~10%区间，属于一个稳定高速的增长状态。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最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底线应当为8%。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企业生产问题和就业问题将会凸显出来，尤其是就业问题。由于经济增速放慢，导致企业生产受制约，社会的整体的就业需求就会降低，就业岗位减少，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就业问题如果被凸显出来，部分失业人员无法保证基本的饮食起居，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属于产能过剩的情况，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将会影响整个生产，最严重的可能出现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此外，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潜在GDP增长率曲线上端的波动会显著大于下端的变化。总体来看，经济受曾策影响向上波动冲出稳定范围的可能性更大。应更加注意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的可能，如表1所示。目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缓慢下移的过程中，有条件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滑下移。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侧重点先后经历了四次调整。目前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以及促进经济形势回升，其侧重点是以“保增长”为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实施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回升的计划，直到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5%的峰值。这个期间，我国经济走势以一个“V”形回归正常良好的经济态在此背景下，经过一系列稳定物价措施出台后，CPI指数逐月回落，到2011年12月回落至1%。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2%，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没有那么大。下半年经济增速进入小幅回升通道。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2013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和2%，2012年预计为5%。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上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四、PMI分析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PMI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另外世界制造业PMI体系和服务业PMI体系也已经建立完成。PMI体系目前分为服务业PMI、建筑业PMI、制造业PMI，他是一套按月发布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势。
人力的资本观这篇论文的作者是谁
舒尔茨舒尔茨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和教 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奠基人。舒尔茨不仅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 理论基础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935年由美国哈佛经济学教授在<人力资本观>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