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评论文章的范文题目有哪些及答案

应该像写论文一样来写。确定主题，有关键的几个核心词，围绕这个来写。

平时多看下那些类似名作鉴赏、文学评论的杂志，学习下人家的思路，以及积累下专业的词汇、语句。要求就是，考试的时候不要写的太全而平，面面俱到反而显得面面都不精，不要写的太随意像读后感，最好是从某一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如果能跟已有的出名作家做比较效果更好。平时各个类型的文章都找个代表，看看人家从那些方面分析的就行啦。关键是要有自己的观点

《暴风骤雨》景物描写之我见】20世纪40年代末，农村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给思维敏捷的作家提供了创作的广阔空间和丰富素材，其中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就是一部独特优秀的作品。它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都重视相关的景物描写。据粗略统计，该作品较明显的景物描写共38处，分别扮演着寓喻、气氛烘托、深化作品主旨、暗示社会环境等角色。一、景物寓喻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重视意象的运用与匹配，如离别的"柳"、相思的"红豆"。情感细腻的作家甚至在这方面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如张爱玲的"月亮"系列、萧红的动物意象。寓情于景于物、托物言情言志，素来是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一笔。该作品也继承发展了此手法，在整个环境描写中，景物的寓喻意义非常突出，且极为注意与每个阶层、每个本体之特征的结合。1。静物寓喻在该作品38处的环境描写中，至少涉及了35个突出的景物。根据景物和本体的关系，可把这些景物分为以下三类：（1）暗喻革命的希望与胜利、展示稳步壮大的革命力量、昭示反面势力的削弱①独立单个的事物：太阳、亮着的灯、闪亮的银河、光亮的刺刀、红似火的云、鸣晓的鸡、冒红的东方、向阳的向日葵、红绸旗子、晃动的火苗等。没有摆脱历史遗留下来的审美取向，该作品寓喻希望、胜利的事物，均带着一定的"光芒"与"明亮"，披上一股"血红"色彩，刺眼而又充满温暖、力量与朝气，展示着人们对革命的热情与美好的憧憬。②整体意境：对革命未来的美好憧憬，是这部作品环境描写中最为重视的一面。在这38处中，通过整体意境昭示革命美好未来的大概有7处。如："雪停风住，天放晴了。日头慢慢照到窗户玻璃上。""东方天头开始露青色，稍后又转成灰白，再以后，又化作绯红。太阳冒花了。道旁屯落里，雄鸡起起落落地啼叫。"事物的动态变化与整体环境的相互映衬，展示着革命的光明前景和曲折性。这种环境描写是不容分割的。因为句中所含的寓喻意义，并不是通过事物本身的固有性质加以延伸得来的，而是通过其在一定时期内展示的一系列动态及状况来表现的。（2）指穷苦农民此类景物有：露水、苞米、小麦、黄土色房屋、家雀、燕子、高粱、瓜蔓和豆角等。选取的事物均与农村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不自觉地渗透着一丝朴素、泥土的气息与劳动的艰苦、难言的压迫。实干的苦劲与坚强的心灵一样可在穷苦弱小的群体里酿出惊人的革命力量。（3）指土地革命的反动势力任何时代进行改革都会遇到一定的阻碍，这是社会发展不可磨灭的规律。作者选取了一系列的景物来寓指革命反动势力，尤其是国民党残余、富农地主及其附庸。相关景物有：蒿子、攀地龙、野苇子、跳猫子、杂草、绿得发黑的树木、黑大门楼和高高青瓦房屋、柳树、榆树、热毛子狗、黄牙狗和冰柱子……这一类的事物均带有一定野性、占据欲、残暴性与丑陋感，毫无掩饰地刻画出反动势力的"黑"形象。但，令人奇怪的是其中的柳树。在中国的意象系统里，轻盈柔软的"绿丝绦"似乎总与纤纤美女、绵绵情长相挂钩。而作者却用柳树作为线索贯穿全文，用来寓指邪恶的反势力，这恐怕跟当地当时的政治环境脱不了干系。如此妖艳婀娜的"柳树"必拥有足够的"养分"与良好的"生长条件"，而这所谓的"养分"却来于贫苦百姓的血汗与无尽泪水。此外，这种"艳丽""柔弱"极易被当时的社会风气判为资产阶级情调，弥漫着一股虚无、缥缈、轻浮的不踏实感。由此分析，如此安排就合情合理了。这也是此作品对历来意象观念的挑战。2。动态寓喻在《暴风骤雨》中，作者不仅选取了迎合阶层本体特征的大量意象来展示土地革命的曲折性与光明性，而且巧妙地通过这一系列意象的动态发展，不动声息地暗示着各阶级群体的发展趋势与未来。如：①燕子：无奈地梳洗绒毛，接受现实的压迫——主动寻吃、开始展现欢快等积极情绪，生活活动更加多彩——有条件逐渐追求美的享受。再如：②柳树：黑大门楼的柳树障子——绿得发黑——打黑枪的家伙傍着柳树丛子逃离——一排柳树，长着茂盛的枝叶——软软的枝条——柳树丛子，挂满白霜——柳树和榆树的枝上冒出红的小疙瘩，长着嫩绿的叶芽，远远一望，好像一片贴在蓝玉的天上的杂色的烟云。景物发展趋势贯穿全文，形象展示了反面势力的反复强弱、最终的皈依与不彻底的转变等。这样"动静"结合的写法，不动声色地引导读者从微观、宏观两个角度深入品读小说的主题与创作艺术，使文章脉络多层次地清晰化。撇开对政治的迎合性，从文学的角度考察这部作品，这不失为一巧妙之处，犹若多线索一主题的格局。二、景物描写之动感与"无我"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暴风骤雨》的景物描写富有强烈的动感。粗略统计的38处景物描写，绝大部分为动态描写。上述的动态寓喻就是一个突出的宏观方面，而从微观入手，亦可发现作者笔触的活跃性。如，太阳透过……照射在地上……南风刮来了……整个屯子都轰动了。啼明鸡叫着。东南天上露出了一片火烧似的红云。丰富的动景让整部作品充满激情与生命力，似乎每一个力量都在积蓄待发、蠢蠢欲动。然而，相比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安乱闯的"小虫"、会呼吸能睡觉的活生生的"大地"，《暴风骤雨》对景物的描写则没有掺杂过多的主观感情色彩，它则显得如此洗练纯净。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言："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昔人论诗，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枯燥的政治题材、浓郁的政治色彩，朴实白描的粗犷景物再现，始终无法遮盖作者成熟稳重而坚定的憧憬，始终无法掩住革命胜利的伟大光芒，更无能掩盖优秀作品的闪光点。作为当代文学中的审美客体，《暴风骤雨》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学价值值得多角度地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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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评论文章的范文题目有哪些

文化创作，本来就应该发自本心，随心所欲。这与生计无关，完全是为了打开自我的生命架构，健全人格，获得精神自由。可是现在的文化世界，已经让位于市场和生存之需。文化创造者不再是大众的精神教父，文学不再是人们觊觎世界的唯一媒介。一旦爱好与生计关联，它就变得丑陋不堪。很多文化创作者要么失望上岸，要么被迫转行。因为文化创作、文学写作，不能给他们带来丰盈的收入，带来一举成名的快乐。所以，杨大侠（HeroYang）的执拗坚持，我手写我心就显得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

题目应当根据内容来定，关键是你先要把论文的内容定下来，这个内容是你最熟悉、掌握资料最多的。建议还是多下载些论文，先看看人家主要的研究方向，选定适合自己的，有时候随便拟一个题目，后来发现不好写，比较麻烦！主要参考文献涉及范围。主要参考文献是指与论文内容有密切关系，且在写作中部分参考或者借鉴了他人文献的观点和材料时，为了对其成果表示尊重，同时也为了指明主要资料出处并便于检索而列出的一项论文要素。其范围不仅包括注释中已涉及的文献，还可包括论文写作过程所涉及的其它文献。列示数量。主要参考文献的列示数量不少于15项（其中至少应包括3部以上的著作，还应当至少包括2项以上的外文文献）。列示方位。主要参考文献列于文末，应另起页。“主要参考文献”字样位置居中，段前段后各空一行，小二号宋体，加粗，结尾处无标点符号。列示顺序。主要参考文献列示顺序为中文在前，外文在后。中文文献按第一作者姓氏的拼音增序排列，外文文献按第一作者名的字母增序排列，第一作者相同的文献则按发表时间增序排列。列示格式。主要参考文献的字号一律用五号宋体。各条参考文献首行缩进两个字符后列序号，序号在方括号（即“[ X ]”）内列示，括号后空一格，再接相应的文献信息。一项文献的信息列示超过一行时，应“悬挂缩进”两个字符。中文文献各要素之间的小圆点宜用全角状态下的圆点符号（即“．”），外文文献中的论题宜用斜体标示。著作类文献凡属第1版时则不必标明版次信息。著者列示。主要参考文献的主要责任者列示方法为：中文著者先姓后名，外（英）文著者先名后姓。列示时不须标明编著形式（如：“张光明著”只标“张光明”，但译者需要注明，并用逗号“，”分隔，如：“李有明，译”）。一项文献涉及多个责任者时，应分别处理：外文著者只需标注第一个著者的姓名，空一格后附“et al”；中国著者应标注至第一、二、三著者的姓名，三位以后的著者则以“等”字省略，各作者姓名之间以及所列示的最后一位作者姓名与“等”字之间均用逗号“，”分隔。

如果要有新意的话，可以结合现在盛行的网络文学啊，比如选题，穿越题材小说的文学价值，或者历史题材，类似二月河那种，这些可以选择的素材也比较多，而且也有很多写的很好很有文学价值的。FYI。

当代电影论文题目有哪些及答案

很权威的当代美国电影艺术神话与梦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电影厂系统破裂。麦卡锡时期的反共以及电视的普及大大缩小了电影的文化力量。在60年代，由于对越战采取不同的态度，美国政治文化内部发生了分裂，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少数种族群众为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而斗争。这一切化解与动摇了美国意识形态共识的社会基础。在越战时期，好莱坞所具有的力量仍源自70年代黄金时期的电影，这些电影将民族神话和意识形态非神秘化。在7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社会越来越按多元文化而分解，好莱坞实行了一种全面开花的大吹大擂的销售策略推销其耗费巨资拍摄的影片。在全球的电影市场上，它的成功就在于它掌握了诸种风格模式，这些风格模式代表美国的艺术特性，但很少展现当代社会生活的思想，却适宜世界各地的广大观众。无论是好莱坞电影描述的是外星人，机器人，喜剧连环画里的超英雄还是象印第安那•琼斯那样的人间英雄，它们充满了关于民族神话、梦幻和思想的比喻性内蕴。然而，它们大多数是回顾过去的日子的，是回头看的，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它们回顾大萧条和二次大战时期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卢卡斯的星际冒险，斯皮伯格的印第安那•琼斯，无论是超人还是蝙蝠侠电影都从往昔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共同信念中汲取源泉、叙事和人物以重整美国民族的神话和梦幻。他们这么做也是一种躲避现实的一种方法。他们的电影并不提供对过去的看法，也没有提供过去和现在的关联之所在。在20世纪的80、90年代，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文化断裂的现象，对过去的历史的含义存在分歧的意见。这种文化的断裂促使社会去关注历史，关注过往的事件与含义。社会科学家认为，为了使社会凝聚在一起，当今的一代需要有意识地将现在与过去进行比较，而不是仅仅拥有当今的经验。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对历史的记忆只能通过阅读、聆听或者通过节日纪念活动被撩拨起来。由社会机构存储和阐释过去的历史。显然，电影就是这么一个存储和阐释过去历史的主要社会机构。在一个文化断裂的社会中，多样化造成多样的过去。在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似乎悬在空中一般，似乎拥有太多的过去，又似乎一无所有。这种矛盾在里根时代更显突出，在这个时代中，一方面怀旧，一方面又似乎丧失了对历史的记忆。在这一段时期之后，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人开始不仅关注电影的商业价值，也关注历史的题材了。对历史的回忆成为一部电影的文化力量的试金石。有影响的好莱坞电影制作人在90年代初开始在他们的创作中关注历史。奥立弗•斯通拍摄《J•F•肯尼迪》（1991），探索到底是谁谋杀了肯尼迪。电影暗示有可能是高层的政府官员谋划了这一谋杀总统事件。斯派克•李导演《马尔科姆•X》（1992），将同样被谋杀身亡的伊斯兰国领袖的生活戏剧化，重申了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的重要性。斯皮伯格的《辛德勒名单》（1993）重现了历史的真实的事件。它描述一位德国工业家在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纳粹企图灭绝犹太民族的行动中拯救了一批犹太人。这些电影试图重现对历史的回忆，这些企图是90年代电影重新界定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言语的重要尝试。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塞托指出的，对于历史的了解不仅仅是个人研究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现实”的再现，那是“一个地方的产物”。对于斯通来说，那地方就是越南。他1965年在耶鲁大学上了一年之后就退学了，前往西贡中国城当英语教师。他不愿在大学里继续就读，那只会给他提供一个在公司里供职的人生；他希望看看另一个世界。当他在西贡教书的时候，美国对越战争升级了。许多和斯通同年龄的美国人在60年代中期意识到越战将成为规范他们这一代的历史事件，但很少有人希望亲眼见一下，更不用说参与战争了。他在墨西哥写小说呆了一段时间后，参加美军，作为陆军士兵回到越南。在越南15个月中，他参加了战斗，受伤两次。回到美国后，他发现美国人和曾经参战的老兵均对战争十分冷漠，深感震惊。他决意要探索一下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动向，走进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希望成为电影编剧家和电影制作人。1976年，他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创作《野战排》初稿。第二年，他改编了《生于7月4日》。这是海军陆战队老兵罗恩•科维克的一部自传。科维克在越战中受伤，胸部以下完全瘫痪。斯通同时为其他导演写作电影剧本。他为艾伦•帕克导演的《夜行快车》（1978）创作了剧本，获奥斯卡奖。这部影片描述一个美国人因为贩毒被囚禁在土耳其。他创作描绘暴力与残酷的电影剧本，如布赖恩•德•帕尔玛的《疤脸》（1983），迈克尔•西米诺的《龙年》（1985）。他自己也导演了自编的恐怖片《手》（1981）。80年代中期，一家英国电影公司请他执导政治片《萨尔瓦多》（1986）。这是他与一位采访过萨尔瓦多内战的摄影记者共同创作的。当时他未能找到资助他拍摄越战电影的公司，《萨尔瓦多》就权且充作他对政治与历史关注的一个替代了。电影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颇多微词，这在影坛上是极端少有的作品。影片从一个高姿态出发，揭露种种隐蔽的官方丑行。影片是荒诞的，无政府主义的，阴惨的，充满了严肃的愤怒之情。斯通的电影用连续的特写镜头创造了一种恐惧与混乱的气氛，描写萨尔瓦多右翼敢死队谋杀主教、强奸和屠杀美国修女，将喜剧性与恐怖融合在一起。1986年，在《野战排》初稿10年之后，他获得机会执导。《野战排》是荒诞的，无政府主义的，阴惨的，充满了暴力和残酷性。但它的基调也有一种挽歌的情调，用幕后音描述各种不同的时期，阐释电影中发生的事件，重现不安的战争经验。《野战排》获得80年代少有的成功，一部严肃的片子，而又如此流行。它挣得票房6千9百万美元，而生产预算仅6千万美元。《野战排》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斯通获最佳导演奖。在此成功的基础上，斯通起用年轻演员汤姆•克鲁斯拍了另一部关于越战的影片《生于7月4日》。正如英国电影评论家指出的，《萨尔瓦多》，在西班牙语中意思是“救星”，与一个人的命运有关，《野战排》与一群人有关。而《生于7月4日》就与整个美国民族有关了。斯通使用主人公的生日来纪念美国的独立日，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比喻，同时也希望促使整个民族反思它的罪过。《生于7月4日》将美国越战的根源追溯到美国50年代的郊区生活。小科维克在长岛的马萨帕瓜玩战争的游戏：少年棒球协会联赛和学校的球赛，从社区汲取了爱国主义的热情。虽然影片有许多战争和政治的暴力的场景，但它最为情绪化、最为令人感到残酷的倒是它对科维克妈妈的描述。影片批判了“唯母独尊”的思想，认为这是对美国男孩的一种威胁。科维奇在家里受到母亲极大的影响，成为一个如大卫•里斯曼所谓的“外向型”的人物。他早年的好战性使他成为一名积极的反战份子。斯通通过大量镜头的置换与变动，通过从科维奇的轮椅视角看出去的特写镜头，使观众意识到他内心的空虚与惆怅。斯通再次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部影片虽然令人痛苦，令人回忆起越战的时代，但它仅仅存储了对昔日的回忆，并没有有力地阐释它。他终于后来在《JF肯尼迪》影片中试图阐释这场战争。一次，斯通看到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在他被谋杀时，他正计划从越南撤回美国军事力量。这使他整个儿地改变了对肯尼迪的看法。要是他不被谋杀的话，美国也许永远不会在战争中丧失他的许多儿女了。所以，虽然电影的形式是“谁谋杀了肯尼迪？”，但实质上是“为什么要打越战？”《JF肯尼迪》撩动了美国敏感的神经，这是继1915年DW格里菲思的《一个民族的诞生》之后还没有过的。如果说《一个民族的诞生》迎合了当时美国主流的政治和文化思想，《JF肯尼迪》却遭到了有影响的政治精英和媒体评论员的抨击。分歧的焦点是电影认为肯尼迪之所以被谋杀，主要是因为他要限制美国情报机构的地下活动。如果肯尼迪活着，他会将美军从越南撒走，结束世界性的冷战状态。根据电影中的地方检察官加里森，“总统是由美国政府最高层人士预先密谋刺杀的，谋刺由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最秘密的行动机器中的最疯狂、最有纪律的冷战战士执行的”。加里森谴责了副总统约翰逊、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和白宫官员。关于《JF肯尼迪》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作为电影的存在。斯通将片子制成达3个多小时之久，运用的电影叙事风格不仅使之具有批评性效果，而且还要有商业价值。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将此片与希特勒德国的《意志的胜利》相提并论。电影批评家认为，他的这一说法显然太过份了。在影片中，斯通运用了一系列完全虚构的情景，将事件用似乎是完全写实的手法拍摄，以达到他的视觉效果。同一镜头在不同的场合出现，有时是黑白的，有时是彩色的；不断重复全景镜头。随着幕外音的评论出现不同的形象，以达到视觉验证的效果。在电影半写实半虚构的文体之外，描写了身心交瘁的区检察官个人的情感经历，由此传达了电影的政治观点。这是一部历史性的虚构作品。问题并不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历史事实，而在于它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令人信服的对历史的回忆，这种回忆的文本要得到观众的认同。电影在美国全国重新撩拨起了对肯尼迪遇刺的历史的回忆。在斯派克•李的电影《马尔科姆•X》中，这位伊斯兰国教士对肯尼迪被刺事件的看法与斯通截然不同。在一次1963年的聚会上，当记者问他对总统遇刺是否感到悲伤或遗憾时，他回答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例子。他在其他国家内挑起了暴力，现在暴力回过头来要了他的命。这一表白犹如诅咒。伊斯兰国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让他沉默了9天。之后，马尔科姆与穆罕默德决裂，自己在纽约城建了清真寺。从麦加朝圣回来不久，当他在纽约奥杜帮大厅演说时被刺身亡。1965年，哈利撰写了他的传记，他的一生成为非洲裔美国人历史理智与道德发展的一个典型。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和另一人合作将传记改编成了电影剧本。1990年左右，演员登泽尔•华盛顿答应扮演马尔科姆•X，白人导演诺曼•朱森有意拍摄这部电影。斯派克•李听说此事之后，立即行动，争取拍摄权。他说，马尔科姆•X的故事属于黑人电影范畴，不可能有另外的角度。他认为，在历史上，亚文化群族裔很少有可能在主流电影中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是一个机会。李导演的电影大多集中在当代背景。在拍摄《马尔科姆•X》过程中，他竭力仿效斯通的《JF肯尼迪》。《马尔科姆•X》长度也达3小时21分。这样长的影片一天只能播映4次，比一般影片少1/3收入。他也采取斯通的交替使用黑白与彩色镜头的做法以增强历史的真实感和戏剧效果。但总的来说，《马尔科姆•X》是一部不同的电影。这终久是一部传记作品。社会背景是截然不同的。这部影片描述的社会开始时是一个大街上的阿飞，吸毒的黑帮，强盗，关过监狱，最终成为伊斯兰国教士，国际上知名的黑人分离主义领袖。李在制作这部电影时，运用了他惯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传统的音乐剧和黑白电影类型的手法在电影的前半部使用，而后半部则运用记录片手法。第一人称的幕外音给电影一种传记的色彩，不断切换的静止镜头展现了令人可怖的童年生活场景：三K党烧毁了马尔科姆的家，并杀害了他父亲，家破人亡，母亲发疯。李的电影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回忆。由于时间的推延，李比传记作者以更为充裕的心态来审视和阐释历史。电影评论家认为，李所描述的马尔科姆•X几乎是一个完人，在他一生的所有时期，包括他当大街阿飞或黑帮期间也是这样。女性主义评论家认为，电影以赞赏的姿态描述马尔科姆在当大街阿飞期间欺侮妇女的行为，即使在他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女人仍是他的附属物。李对于马尔科姆的阐释的贡献就在于他并不囿于传记的叙述，而是给叙事以一定的历史记忆的框架。电影映片名时一开头是一面全景的美国国旗，接着是洛杉矶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的镜头。国旗烧着了，在片名结束时，现出了X字样。在电影3个多小时结束时，映出了马尔科姆的真实的生活镜头，同时传出非洲裔演员奥西•杰维斯的颂词幕外音。接着是小学课堂，特写的学生镜头不断重复说，“我就是马尔科姆•X。”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在南非教室里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最后，非洲裔篮球球星欧文•约翰逊和迈克尔•乔丹，笑星比尔•科斯比和歌手珍妮特•杰克逊一一出现，戴着标有X的棒球帽。这一切片断表明了李对于马尔科姆•X与当代生活联系的看法。罗德尼•金的事件表明人们必须警惕警察暴行、压迫黑人的现象。而结尾显示，马尔科姆•X是永生的，他生活在所有的黑人青年身上。正如杰维斯称颂的，“马尔科姆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活生生的黑人的人生。这就是他对于他的人民的含意，我们称颂他，实质上我们在称颂我们自己。”《马尔科姆•X》重现了斯通在《JF肯尼迪》中所展现的悲悼。李重现了当代的现实以作为对马尔科姆•X一生的历史的记忆。当代美国电影艺术神话与梦幻

写周星驰！！！！！！！！写一个天生的喜剧天才为了自己的理想沦为文艺片的奴隶一个天生的演员为了自己的导演梦放弃观众和搭档其实我超级喜欢他，但是他现在这样。。。让我很失望啊

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4%，发展到1995年的3%。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国王的演讲》：等待奥斯卡的加冕虽然《国王的演讲》的海报其貌不扬，但是整个电影散发着一股“英国制造”的传统魅力。《国王的演讲》如同是今年的《女王》（The Queen），英国班底打造、讲述深受学院喜爱的英国王室的故事，就连影片的气质都有几分相似。真正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是这两部电影主角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血脉关系——乔治六世国王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亲生父亲。《国王的演讲》的场景服装将影片还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化的英国因不合时宜的体制逐渐走向衰败，被德国和美国赶超。乔治六世（柯林·费斯饰演）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背景下登基，多少有些许无奈。1925年在温布利举行的“大英帝国展览”闭幕演讲，因为当时还是艾伯特王子的口吃让他出尽洋相，自那以后妻子（海伦娜·伯瀚·卡特饰演）一直帮助丈夫寻找一名出色的语言治疗师。直到找到杰弗利·拉什饰演的澳大利亚出生的语言治疗师——莱昂纳尔·罗格。父亲乔治五世于1936年去世后本应该是由当时还未称王的艾伯特（即后来的乔治六世，也即伯蒂Bertie——家族昵称）的哥哥继位，然而哥哥爱德华八世爱美人不爱江山，选择了退位，也成为了英国历史上一位还未加冕就退位的国王。担子落在了并不想成为国王的艾伯特身上，最无奈最尴尬的是乔治六世口吃。在基于历史的情况下，电影围绕乔治六世和语言治疗师罗格之间的友谊以及乔治六世为克服口吃所做的努力展开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可以负责任的说，柯林·费斯继去年《单身男人》丧夫的痛心绝佳演技之后，今年再一次带来了令人拍掌叫好的精湛演出。首先是众人关心的饰演一个口吃国王，每一个竭尽全力吐字之余，观众能清晰得听到辅音发音的那种欲言但被无形的力量束缚住的声音，不光如此，柯林辅以其真实的表情与动作，犹如口吃乔治六世上身，他说话的同时，不禁让观众感觉自己口舌也突然变得混浊困难，绝对是非常震撼的带入感。其次，柯林在拿捏乔治六世情感的细微方面也是一流的。对自己口吃的烦恼驱使他努力接触语言治疗师罗格，对妻子女儿们的爱也许是他尚能算流畅得与她们交流的力量。父亲乔治五世去世与哥哥爱德华八世的退位无可厚非的对他造成了影响。乔治五世的离去一方面让他觉得难过，另一方面传位于哥哥实则也是一种放松与欣慰，至少当时的艾伯特王子并不想做国王，况且口吃一直以来都是他的一块心病。柯林·费斯表现得很纯粹。而当他得知爱德华八世要退位，即将让位于他，他的气愤以及对口吃得顾虑再一次被柯林完美展现。随即一幕他成为国王后，两小女儿改称父亲为陛下，那一转瞬的呆滞，绝对是五脏六腑的情感全部涌现。那一幕，甚至看到奥斯卡的加冕。柯林·费斯的乔治六世是一个略微具有内敛一面，但是表演起来是属于外放型的角色。相较之下，杰弗利·拉什饰演的语言治疗师罗格是一个对自己的治疗手段有着奔放自信，但是感情上却是内敛的角色。他说话有着小幽默，从一开始就将伯蒂当成朋友。他也有办法让伯蒂于他敞开心胸、面对困难。罗格不停的在言语上激励伯蒂，实际他内心是真诚希望伯蒂能走出困境，不仅是在口吃上面。杰弗利·拉什强大到能通过他的言行举止说出他内心的台词。其实对于这么一个内敛的平静的角色，是非常不容易的。海伦娜·伯瀚·卡特饰演的妻子戏份略微显得少，角色的性格塑造上也在对比下显得单薄。不过海伦娜就像是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不仅是在电影故事中也好，在此部电影通向奥斯卡的道路上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戏中，她对丈夫的关心与爱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戏外，缺少了她的精彩表演，《国王的演讲》就算不得完整。本片的编剧把故事抓的非常精炼，在人物的语言上添加了一些愉悦的幽默果酱，使得《国王的演讲》严肃的基调不至于沉闷而无生气，也算是影片的催化剂吧。前面有说到本片与《女王》在特质上相似的地方，的确是有一种神似英国戏剧的精致感。故事简练而不简单，起承铺垫高潮都恰如其分。另外本片配乐也同是法国人亚历山大·迪斯普拉特操刀主笔，使用的几曲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协奏曲更是锦上添花。导演汤姆·霍珀的上一作《该死的联队》为他赢得不少赞誉，相信《国王的演讲》将带给他更多的荣耀。警告：一辆豪华的王室马车向奥斯卡驶来了！

儒学的当代价值论文题目有哪些及答案

当代价值和意义：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全面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人治”主义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　　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4]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在东亚经历了一个由兴盛——衰落——再生的过程。这种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前者的超越。同时，也更加体现了人类对文明体系的整体性、全面性的追求。儒家文化在东亚古代社会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相统一，因而，它具有统摄整个社会的意义。随着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取代，儒家文化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从而也失去了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是，儒学的道德体系对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仍然存在。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但是，却带来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人的异化和对人终极关怀的缺乏等等，因而，人类在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发现了物质文明的局限和儒家文化的价值。因此，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解释和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定位，是很有必要的。　　（一）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认识　　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只是发展速度的差异，并无发展道路的分歧。非西方国家(日本除外)要现代化，必须要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路。西方国家的现在就是非西方国家的未来。由于非西方国家内部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而导致了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和进程慢于西方，只要这些国家积极地引进和输入西方国家的文明和文化，就能促成现代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然而，东亚经济的起飞，推翻了西方现代化的惟一模式，而证实了现代化的多元性。即东亚儒家社会的经济起飞是否能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而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来?看来是可能的。　　（二）儒家文化的有效范围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同时，曼海姆还认为，任何知识都有一定的有效范围，即对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这个观念才正确有效。[8]也就是说，可以确定文化的效度。从这一研究方法出发，韦伯提出的有关近代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儒教社会产生的结论是无可厚非的。儒家文化是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而产生的，它在创造中国古代文明乃至东亚古代文明的过程中，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然而，儒家文化在近代确实阻碍了东亚社会的资本主义产生。因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对社会的整合功能，这种文化的整合价值只能满足于需要稳定和秩序的社会，因而，它具有适应性、凝聚性、保守性的特点，但不具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功能。它的绵延，除了它本身的特点之外，还在于儒家文化主张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反对改革和社会变迁。而现代化的产生是建立在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彻底摧毁之上的。同时，儒家文化重人伦轻自然、重道德轻工艺、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集体轻个人等思想与工业化前西方的重商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民主思想等格格不入。而这些思想对现代化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产效率方面，儒家文化满足不了人类社会的这种需求而陷入沉寂。这时，西方的科学主义传统恰恰适应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发展要求而得以发扬和光大。儒家文化这几百年的沉落，是历史之使然，是它的内在特质与人类近代社会的格格不入之使然。没有它得以生长、繁荣的历史土壤，从而它也就不能显示其价值的有效性。社会学家索罗金在其“文化的有限原则”理论中指出：“社会现实是整体的，要了解它，就应承认现实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但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不能做到这一点，相反它只会夸大现实的某个方面，并且掩盖其他同样正确的方面”[9]。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当时的人类主题，虽然中国文化中也不乏追求物质生活和主张发展商业，如墨子的“义”就是讲物质利益的，荀子也认为，好利而欲得，是人之本性。但在秩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它却遭到忽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不正确。儒家文化更是突出了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一面，这正是当西方科学主义兴起后它急剧衰落的原因。这种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社会人伦而轻自然的文化特点，可追溯到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特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才能不抱偏见地看到其价值所在。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诸候争霸、战乱四起、社会道德体系崩溃和社会秩序失调的时代。因而，追求治乱、重建社会秩序是孔子创立儒学的根本出发点。同时，孔子所处的也是一个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时代，战争对生产力的频繁破坏，人民生活在贫苦之中，追求物质生活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而，孔子放弃对物质的追求，转而修练内心，以求得心里的自由与平衡。“存乎欲，止乎礼”就是孔子解决物欲的方法。在此，就出现了东西两种自由观的不同。西方的自由观是当人们内心产生了一种要求时，追求的是外在的满足，即通过行动去积极满足之。而东方的自由观则是去除欲望，不为欲困，欲除则心里平衡，追求的是心理的自由与满足，朱熹后来“存天理而灭人欲”亦是如此道理。因此，潜心内心修养，追求至圣乃是儒家个人人格完善的途径，这种文化特点导致了轻商轻自然。　　（三）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　　西方物质文化、工具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近代的兴起，无疑对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这种物质文化、科学主义统治世界几百年后的今天，已发展到了其文化体系的顶点，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缺陷：第一，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失衡。第二，个人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对社会组织和他人的威胁，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第三，社会产品越多，社会结构越扩张，人就越淹没在物质生活之中，世俗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人成为社会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从而，人失去了其主体性和人自身的价值。这种现代病的出现，严重地阻碍了西方现代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东亚经济圈却一直保持着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中国改革开放短短的30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四。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从这些事实看，是否可以对儒家文化作这样的定位：当现代化处于启动阶段时，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而追求秩序与和谐的儒家文化确实阻碍了现代化的产生。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面临危机时，需要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需要现代化的机制达到良性的运转，这时，儒家文化的整合价值就能发挥作用。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限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可以得到补充。西方文化的缺限为东亚的儒家文化提供了再生的契机。　　总之，未来的世纪，不是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世纪，也不是东方文化独领风骚的世纪，而是东西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逐渐融和、汇合而形成新文化的世纪。在人类新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将再显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虽然，它已不具有昔日一统天下的优势，但也不会遭受近代社会以来“寿终正寝”的命运，而成为未来文化价值取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儒家文化经过改造与弘扬，必然为人类新文化的形成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儒学的现代意义如下：1、儒学所倡导的仁德思想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2、儒学所倡导的仁德思想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执政水平；3、儒学所倡导的仁义道德思想对各种不良行为和现象有一定的警示作用；4、儒学思想中的礼就是道德规范，具体表现为礼仪。

当代文学论文题目有哪些特点及答案

1徐志摩诗歌的特点：浪漫主义色彩，语言优美。早期文明戏创作特点：中西结合但又结合的不完美，有较强的政治功能性，以话剧为主。曹禺戏剧创作特点：有较强的民族风格，人物心理刻画细致，形象饱满。9 “五四”新文化的兴起，在哪些方面给予现代文学以深刻的影响？：在思想上打击了传统封建思想，形成的新思想的思潮给相代文学的兴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文学：分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一）论文题目的目的论文题目（title or topic of a paper）又称为论文标题，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题目被人们比作论文的“眼睛”，它影响着读者，让读者明白论文研究的是什么主题。论文的英文题目是在国际化环境下进行文摘和文献检索以及国际信息交流的重要手段，其英译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国际检索机构对论文的检索与收录，影响到作者科研成果的传播与交流。（二）论文题目的特点论文题目通常以立意新颖、简明扼要、生动明确、客观精炼、突出主题的文字来解释或浓缩整篇论文。根据国家标准和规范（GB7713-87）要求，论文题目的中文一般控制在20个汉字之内，英文实词不多于10个。因此，论文题目应该言简意赅。为符合这一规定，论文题目应选用最恰当、最精炼、能反映论文中最关键的基本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进行逻辑组合而成。题目中的每个词都不宜用繁琐、冗长的形容词或多余的虚词来修饰。为了使论文题目具有严密的科学性，题目中的每个词都应该规范化，而不应该使用陌生的外来语或缩写词。不过，“精炼”不是说论文题目含糊不清、令人无法明白主题是什么，一旦“精炼”与“明确”二者发生冲突，可以对论文题目进行高度的概括，或者适当增加“副标题”来达到明确。换句话说，论文题目不仅在专业内容上力求准确得体、简洁精炼、便于检索和易于解读，在语言规范上也要结构合理、选词恰当和语序正确。（三）论文题目注意事项题目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文章的要旨，使读者易于理解文章的主题思想、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科学而不晦涩，准确而不繁琐，有利于检索、导读、关键词选择和论文类型识别。它不像文艺作品，不可很随意，甚至哗众取宠。要避免以偏概全、以全概偏、繁琐冗长、结构复杂、存在语病、类型不清。中文题名一般不宜超过20个汉字，外文一般不超过10个实词，必要时可考虑加副标题。题目用语应严谨规范，避免使用含义笼统、一般化或非公知公用的词语，尽可能不出现数学式和化学式。此外，题目应明确、新颖、有亮点，吸引读者的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