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论文3000到5000字怎么读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再考赤壁之战[摘　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　　一　　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　　二　　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　　三　　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　考　文　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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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蜀汉五虎上将之赵云　　摘要: 赵云起先是刘备的骑兵护卫长，后来逐步成为蜀汉集团的重要将领之一。历史上的赵云绝非平庸之辈，他有着一些不同凡响的优秀品格赵云比同时的许多人清醒，他不仅能从刘备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而且注意争取民心。赵云追随刘备多年，总是克己奉公，不徇私情……　　《三国演义》中人物众多，而且十分生动，在民间广为流传，特别是一些杰出人物甚至是中外闻名，家喻户晓，影响深远，这是其他历史段落无法比拟的六十年间如此群星闪耀，构成了三国人物的特殊品貌和持久的魅力　　在如多的三国人物中，除了智绝千古的诸葛亮外，最受欢迎的恐怕就是常山赵子龙了　　作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关羽张飞黄忠马超甚至魏延在才干和对蜀汉政权的贡献上都比赵云高出一筹。但是作为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赵云却比以上众人更加深入人心，提起赵云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历史上的赵云，最初跟随公孙瓒，后公孙瓒派赵云帮助刘备，刘备很喜欢赵云便留用了他，因为刘备和蔼公孙瓒是同学，所以公孙瓒很爽快的答应了赵云起先“为先主主骑”，也就是刘备的骑兵护卫长，后来逐步成为蜀汉集团的重要将领之一。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谋臣如雨，猛将如云，赵云并不是最杰出的人物。　　关羽、张飞都有“万人之敌”，是当世之虎臣，曹操等对头也都是怎么认为的。诸葛亮在给关羽的信中称马超为“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黄忠“常先登陷陈，勇毅冠三军”。赵云在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的战争中，从容拒敌，以少胜多，被刘备称赞为“一身都是胆”，并号为虎威将军。但全面考虑，赵云仍比关张马黄略逊一筹，所以在历史上蜀汉排五虎上将时赵云在最后一位　　说到功劳，赵云也不如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魏延等人。关羽自和刘备结拜后，忠心不二，是刘备最器重的部下，担任重要职务。早在建安四年刘备重新夺取徐州时，就派关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在赤壁之战前，刘备只有二支部队：一支是刘琦率领的江夏军队一万人，另一支就是“关羽水军精甲万人”；赤壁之战后，刘备得到荆州六郡，“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刘备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可见刘备对关羽的信任和器重。而关羽在荆州水淹七军，击退曹仁，生擒于禁，力斩庞德，“威震华夏”，周围几个小郡都脱离曹操统治愿意受关羽节制，吓得曹操想迁离许都，可说是功绩显赫。张飞的功业虽然比不上关羽，但也是刘备的股肱之臣。赤壁大战后，“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刘备夺取益州后，“以飞领巴西太守”，张飞在巴西打败曹操手下的勇将张郃，使曹操多年不敢再进攻巴西。马超虽然迟归顺刘备的时间比较晚，不是元老级的人物，但他的剽悍善战早已是闻名遐迩刘备围成都，刘璋坚决抵抗，但一听说马超投了刘备，且在城外，立刻开城出降，也算是为刘备立了一大功。黄忠于建安二十四年斩杀曹军名将夏侯渊，为刘备夺取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操闻渊死讯放声大哭。魏延从建安二十四年起镇守汉中，刘备去世后，他更是以蜀汉第一大将的身份，南征北伐，出生入死，建立了累累功勋。而赵云长期跟随在刘备、诸葛亮身边，担当护卫将领，没有独自领兵打仗的机会，功业不如前几位了，自然地位不如关张马黄魏了。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拜张飞为右将军，假节；拜马超为左将军，假节；拜黄忠为后将军，赐爵关内侯；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而赵云仅为翊军将军，而这种不三不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将军封号很多人都得到了。章武元年，刘备称帝，关羽、黄忠已经过世，张飞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马超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魏延也进拜镇北将军。这时，赵云的官爵却没有升迁。汉代，车骑将军、骠骑将军是一级上将;前后左右将军是二级上将所以此时赵云的军阶远远低于其他几位将军建兴五年，诸葛亮驻汉中，准备大举北伐。这时，关、张、马、黄均已去世魏延以镇北将军、都亭侯的身份，担任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剌史；而赵云则以镇东将军、永昌亭侯的身份，跟在诸葛亮身边，地位仍然不及魏延重要。这种情况，一直到赵云去世也没有改变。　　然而，历史上的赵云也不是平庸之辈，他有很多其他人没有的优秀品格：　　第一，深明大义。赵云的原则是忠君报国救民于水火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在封建社会中，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生理想。他先投公孙瓒，后归刘备，都不是单纯出于私人感情。正是这一点，使赵云大大高出一般的赳赳武夫。　　第二，忠直敢谏。益州刚刚安定，刘备想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给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可见赵云比同时的许多人清醒，他不仅能从刘备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而且注意争取民心。所以刘备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当刘备要去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时，蜀国竟无一人敢出来劝说刘备只有赵云挺身而出，竭力劝阻，指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不应置魏，先与吴战。”但刘备不听，一意孤行，终于导致夷陵之败，不仅自己送了性命还害了蜀汉七十万将士的性命使蜀汉元气大伤。　　综观蜀汉集团的历史，在众多武将中，其他人都不曾像赵云那样，从根本大计上直言规谏刘备，这是赵云识见过人之处。　　第三，公正无私。赵云追随刘备多年，总是克己奉公，不徇私情。赤壁之战前，刘备曾于博望坡打败曹操大将夏侯敦。在战斗中，赵云俘虏了夏侯敦的部将夏侯兰。他与夏侯兰本是同乡，小时候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云没有私自放走夏侯兰，而是报告刘备；而且根据夏侯兰的能力为刘备推荐他；让他为蜀国出力公事公办，实堪称赞!赵云的这一优秀品质早为刘备所赏识，所以刘备曾任他为留营司马，“掌内事”；而他一直兢兢业业，秉公理事。　　第四，谦虚谨慎。赵云在蜀汉集团中，资历仅次于关羽、张飞，又有救护刘禅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夺利，与同僚永远保持融洽的关系。这一点，是“刚而自矜”的关羽、“性矜高”的魏延等人所不及的。建兴六年，诸葛亮一出祁山，遭到街亭之败，赵云与邓芝率领的疑兵也在箕谷失利。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队伍不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要赏赐赵云所部将士。这时赵云毫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诚恳地说：“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透过这番真挚感人的话语，赵云律己之严格，胸襟之开阔，让人钦佩不已。综上所述，历史上的赵云，虽然在功业上不及其他武将，却具有人所不及的美德。这一切，为塑造赵云这个艺术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生活依据。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对赵云是抱有深厚感情的他从自己看待赵云的角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赵云形象。　　首先，罗贯中超越史书记载，竭力树立起赵云勇冠三军的虎将形象。　　前面说过，历史上的赵云的武艺和威名并不是最突出的。罗贯中为了把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塑造得更为高大，极大地发挥了艺术想像力，使《三国演义》中的赵云的武勇得到充分的渲染。　　《三国演义》中的赵云首次出场，就先声夺人，不同凡响：当时公孙瓒在磐河被袁绍大将文丑战败后，“文丑直将公孙瓒赶出阵后山谷而逃……瓒弓箭尽落，头盔坠地，披发纵马，却转山坡，其马前失，瓒翻身坠于坡下。文丑急捻枪来剌。”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忽见“草坡左侧转出一将，马上须无铠甲，拈枪直取文丑……大战文丑五六十合，胜负未分。瓒部下救军到，文丑拔回马去了。那少年也不赶去。”只见这少年“身长八尺，浓眉大眼，阔面重颜，相貌堂堂，威风凛凛。”[1]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真正使赵云名扬天下的是惊心动魄的长阪坡之战，但是这一段经典战例是罗贯中编出来的《三国志·赵云传》:云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根据这一段简单的记载，可以看出赵云在抱着刘禅、保着甘夫人的情况下，只能匆匆撤退，根本不可能在敌军阵中横冲直撞。然而，罗贯中却编织出一连串紧张曲折的情节：先是让赵云两次冲进曹军阵中，救出甘夫人和麇竺，找到麋夫人，接过阿斗，为赵云创造了一个匹马单枪，怀抱幼主的特殊条件。然后，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赵云在曹军中往来冲突，所向披靡，“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剌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2]这一番惊天动地的拼杀，使赵云的形象犹如一尊巨石雕像，巍然屹立在千百万读者心中；使“常山赵子龙”从此成了勇敢坚贞的化身，英武超群的代名词　　罗贯中即使在大胆虚构的时候，也不过分吹捧赵云也没有明写赵云的武艺超过了吕布、关羽、张飞、马超等人。但是罗贯中巧妙地采用多种艺术手法，使赵云的武艺和勇敢得到了比别人更充分的表现，因而产生了更突出的艺术效果。　　其次，罗贯中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表现了赵云的美德。　　历史上的赵云的优秀品格，在《三国演义》中大都得到了艺术的再现。例如：用他救出公孙瓒后所说的“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来表现他的深明大义；用劝阻刘备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反对刘备为报私仇而伐东吴[，来表现他的忠直敢谏；以他将刘备集团的开基创业放在首位，不贪美色，拒娶桂阳太守赵范之嫂，来表现他的克己奉公；用他不与黄忠争功，打了胜仗从不夸功自傲，来表现他的谦虚谨慎，等等。　　罗贯中在表现赵云的美德时，特别突出了他的机警和精细。本来历史上的赵云在这方面并不突出，罗贯中又一次发挥了艺术创造的才能，把这一点表现得鲜明而生动，使赵云的形象在刘备集团中更加别具风采。当蔡瑁邀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企图借机加害时，赵云带领三百人马随刘备而行。到了襄阳，“云带甲挂剑，行坐不离”。次日宴会，赵云仍是“带剑于侧”，只是由于刘备下令，才勉强到外厅就席。饮了一会酒，他放心不下，入内观看，发觉刘备已经逃席，他便马上率三百军出城寻找。找来找去，不见刘备踪影，“子龙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军投新野而归”。回到新野仍不见刘备，他又连夜到处寻找，直到找到刘备才算放心。事情的全过程都可以看出他的机警和精细。正因为如此，刘备和诸葛亮对于他办事都特别放心。诸葛亮出使东吴，指名要赵云按约定日期去接他；刘备到江东娶亲，诸葛亮明言：“吾定了三条计，非子龙而不可行也”；周瑜死后，诸葛亮到柴桑吊丧，又是由赵云保护……赵云从来不像关羽那样傲慢托大，也不像张飞那样鲁莽粗心，总是胆大心细，兢兢业业，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完成任务。这一特点同他的英武盖世、忠直谦虚等美德相结合，使赵云成为《三国演义》的武将形象系列中性格最完美的人物。　　再次，罗贯中精思妙裁，将赵云的亮点一直保持到最后。　　历史上的赵云的最后一段重要经历是在建兴六年随诸葛亮首次北伐。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致大败。兵退，贬为镇军将军。”[3]对此，罗贯中在很大程度上作了浪漫主义的改造。一是虚构年已七十的赵云在诸葛亮出兵前自告奋勇充当先锋，在凤鸣山连杀魏国西凉大将韩德的四个儿子，吓得韩德“肝胆皆裂”；“西凉兵素知子龙之名，又见英雄尚在，谁敢交锋?……大败而走”。第二天再次与魏军交锋，不到三个回合又剌死了“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韩德。这一场厮杀，使读者深深感到赵云宝刀未老，雄风犹在。二是虚构赵云剌死了曹真手下的副先锋朱赞，再一次立下战功。三是略而不提赵云“失利于箕谷”的事实。四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赵云和邓芝从容撤军的经过：赵云让邓芝打起自己的旗号先撤，自己在后掩护，这种虚虚实实的布置使畏惧赵云的魏军不敢放手追赶。赵云却时而冲到魏军面前，剌死其先锋苏顒；时而又出现在魏军背后，一声大喝，“惊得魏兵落马者百余人”。于是赵云安全退到汉中，沿途毫无损失。这样描写的结果，使这次退却在读者心理上似乎成了一次胜利。五是描写赵云谢绝诸葛亮的赏赐，使得“孔明叹曰：‘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果如此，言不谬也。’乃倍加钦敬”[4]。这一系列生动的描写，使赵云在最后一次出征中保持了“常胜将军”的威名，并使他的美德在晚年发出新的光彩。　　为什么赵云形象在读者的心目中会排在所有武将形象之首，比关张等人都高呢?　　首先，这是因为《三国演义》中的赵云是一个真实性与独创性融为一体的鲜明的艺术形象。　　罗贯中笔下的赵云，是一个具有非凡本领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是一个符合艺术真实要求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中与赵云有关的情节大都于史有据，使艺术形象的赵云符合历史人物赵云；罗贯中将赵云的种种英雄业绩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之中，使赵云形象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而且由于罗贯中在描写中相当注意细节的真实。长阪坡单骑救主中，在这个以虚构为主的重要情节里，罗贯中尽情渲染了赵云的非凡武艺和胆略，但没有忘记为赵云设置可信的环境和条件：一是让赵云单枪匹马，没有其他累赘碍手碍脚；二是赵云在冲杀过程中，除与张郃战了十余合便夺路而走之外，其他对手均为曹军中平平之辈，没有构成对赵云的真正威胁；三是曹操为了收伏赵云，下令“不要放冷箭，要捉活的”。这就使赵云有可能突出重围。因此，尽管读者感到赵云的勇武是难以企及的，但在心理上却相信它是真实的。　　另一方面，罗贯中笔下的赵云，又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形象。在《三国演义》问世以前，还不曾出现过赵云这样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主要是罗贯中的功劳。在《三国演义》写到的数百名武将中，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的名将有数十人，但像赵云那样胆识兼备，智勇双全，机警精细，谦虚谨慎的形象却只有一个，人们决不会感到他与其他名将有什么雷同之处　　赵云受到读者的喜爱还和现在人的观念的改变有关就拿对关羽的印象来说，今天的读者早就没有封建时代的小民对他的那种敬畏和崇拜了。相反，人们很不喜欢他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动辄就把“过五关斩六将”挂在嘴边；对他不顾大局，竟擅自提出要入蜀与马超比武，声称不与黄忠同列，无礼拒绝孙权联姻的要求，等等，人们也很不以为然；对于他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人们更认为是严重丧失立场，敌我不分，是为一己私恩而出卖原则。在今天的读者心目中，关羽的形象已经大大降低了。　　相比之下，赵云的英勇善战和一系列美德，则更容易得到今天的读者的理解和欣赏，并能被人们批判地吸收。这样一来，今天的读者喜欢赵云甚于喜欢关羽，也就毫不奇怪了。　　参考书目:　　[1]《三国演义》第七回《袁绍磐河战公孙孙坚跨江击刘表》　　[2]《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　　[3]《三国演义》第九十二回《赵子龙力斩五将诸葛亮智取三城》　　[4]《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孔明挥泪斩马谡周鲂断发赚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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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水浒反思农民起义今晚看电视，画面定格在水浒上。故事已经到了水浒的后半段---宋江招安。不经意间触发了我的思考，宋江为什么要招安？他为什么不造反到底，自己做皇帝？据说，毛主席在他晚年行将就木之时最爱看的一部书就是水浒传，而且水浒传能被评为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毛主席给敲得板。其实，水浒传的可读性并不大，相对于其他三大名著来说。毛主席之所以要敲定它为四大名著之一，我想应该是水浒传的背后所表达的对农民起义深邃的反思，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最成功的有两次，一次是刘邦建立的汉朝，一次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活在明朝，所以，他笔下的宋江招安应该渗透着对朱元璋等农民起义的许多反思。北宋历史上真正的宋江起义，其实不是招安，而是被一向在军事上注重“内重外轻”的宋朝给镇压了下去，北宋军队把宋江打的无路可退，最后不得不投降了朝廷。作者施耐庵之所以要虚构宋江招安，其实，是因为他对农民起义的去路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对农民起义的方向产生的一种逆向构思。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要么被朝廷镇压，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些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它被地主们利用，我国农民忍受压迫的底线本来是极低的，只是因为某个朝代的政治逐渐腐败，贪污腐化盛行，剥削不断加重，造成民不聊生；然后，老天爷再给他来个雪上加霜，这样，才能最终激起农民们的揭竿而起。然而，天灾往往不是全国性的。比如，安徽发生天灾，再加上统治者的人祸，就会激起安徽的农民起义，而同一时期江苏的收成还过得去，虽然算不上国泰民安，但也没有饿殍遍野，还不致激起反抗。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安徽起义的农民们在打到江苏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强盗”。他们到了江苏会无恶不作，见官要杀，见民要杀，见到贫下佃民们还是要杀！这个在明末农民起义中的一支，张献忠的胡作非为中不难看出。当然，稍微有建制，爱民一点的农民队伍就有可能最后取得胜利，朱元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未产生之前，农民起义的结局都是很糟糕的，即使在起义之初那支队伍有多么的能够“替天行道”，最后，也会演变成为它的头目争夺天下的工具。2010年11月30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