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百科

形势与政策论文人口问题2000字怎么写

发布时间:2024-07-08 13:15:06

形势与政策论文人口问题2000字怎么写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经济体系造成了一系列的 影响, 而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加直接且深远 由于各国都在进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各国的经济政策都很及时有力, 防止了大萧条的出现 全球经济从崩溃边缘走了出来, 金融危机肆意破坏经济的恶劣态势得到了有效控制, 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复苏 性增长的时代已经来临,即全球正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 2007 年 3 月 13 日,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 濒临破产被纽约证券交易所停牌为标志,美国正式爆发了次贷危机2008 年9 月15 日,拥有 158 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公司宣布破产,美国的次 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一场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以此为标志,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 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随即揭开序幕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被认为是 1930 年经 济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危机,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20 世纪30 年代的 那场危机,给世界各国的经济体系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此次危机改变了美国在 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几十年来,美国消费者一直是全球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这 场危机抑制了债台高筑的美国人的消费,世界开始寻找替代者自 2008 年9 月下旬开始,世界各国政府通力合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对市场进行积极且行 之有效的干预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各种救市措施,这些措施也都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稳定和刺激经济的作用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格局会有较大变化,美国 所占比重将大体维持不变,欧洲和日本所占比重会下降,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市 场经济体所占的比重将有所上升出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全球经济开始显 示出脆弱的复苏,人们开始使用"后金融危机时期"来表述当前的世界经济经 济危机提供了历史性机会, 那就是将泡沫经济和过度消费转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上来 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形势分析 这次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以重创, 对世界经济体产生了某种变异并促使国际 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次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出现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 的衰退,其影响深广终结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的态势,引发 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从结构形式及发展方向都出现新一轮的变化 全球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主要特征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进程有所 放缓,特别是美国等重要发达国家正在进一步加快"再工业化"进程,这会引起 全球生产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与 此相适应,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和发展中国家提高消费率成为一种发展态势,这 也会深刻改变着两大类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活习惯这也导致"新兴市场"在国 际上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引起了发达国家以及率先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 注 本世纪以来,新一轮全球化高潮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主要 表现在全球市场整合和扩大规模经济等方面东亚,拉美和东欧等新兴市场经济 体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 ,创造出巨大 的"全球化红利" 这次金融危机标志着全球化由高潮期转向低潮期,导致发达 国家经济陷入持续深度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也大幅放缓虽然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继采取了大规模的金融救援和经济 刺激政策, 但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世界经济今年将出现战后最严重的衰退,预计下降 4%,2010 年世界经济将 有望出现 5%的增长,其中发达国家有望实现 O6%的微弱增长,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将增长 7% 1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看,世界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曲 " 折复杂的过程, 金融机构处置大量不良资产和实现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需要持续数 年,而新经济增长点短期内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今后一个时期,世界 经济将在调整中恢复增长,预计年均增速为 3%左右,将明显低于危机前五年接 近 5%的增速各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更加谨慎,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会放 慢脚步,但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大趋势,推动贸易投资自由 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建设,重构全球金融体系,仍将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繁 荣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但发展进程将更加曲折复杂 全球金融体系发生变化 随着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进一步下 降,以及世界贸易和投资数额的持续扩张,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霸主地位,美国 金融市场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美 国金融体系在全球的地位将会逐渐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 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增强我们可以从 2009 年 G20 峰会上发表的《领导 人声明》中看出相关信息: "20 国集团领导人同意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至少增加 5%,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世界银行中 的投票权至少增加 3%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失去监管的 金融市场的破坏力,各国主权投资基金与金融创新开始更加谨慎加强金融监管 已成为全球共识, 强调金融谨慎发展原则以及回归实体经济已成为一种良性发展 之所需 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 也 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 全球经济失衡接近极限而出现的一次强制性调整, 势必推动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 调整过程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和降低消费率,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而 发展中国家将因外部市场收缩而被迫扩大内部需求对东亚出口导向型国家而 言,发达国家进口市场萎缩和全球贸易减速,出口增速将持续下降,而短期内很 难找到转移出口的新增长点;对石油输出国而言,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对石油需求 下降,经常项目顺差和进口需求将大幅减少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不仅表现 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负债消费型增长模式的调整, 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 增长模式也将面临再调整过程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方向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缺 乏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新科技革命不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便难以重现 上世纪 90 年代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熊彼特增长"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 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新的就业 岗位和新的增长模式,是摆脱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如 1857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推动并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 发了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当前,无论 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强烈需求,还是科学技术内部所积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着 一场以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重大突破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 正是科技上的 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着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了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 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 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主要国家推行"绿色新政" ,把发展绿色能源 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掀起了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很可能成为 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动力 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竞 争的制高点,各国在绿色能源科技领域竞争更加激烈建立低碳社会,发展低碳 经济可望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也可能成为全球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 "低 碳经济"将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 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世界气候面临越来越严重 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大,地球臭氧层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灾 难性气候变化屡屡出现,已经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 "低碳经 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低碳经济实质上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 结构问题, 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为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操作性 诠释,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逆转的划时代潮流 "低碳经 济"可望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 "低碳经济"将改变人们的生产生 活方式,很可能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2008 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标志着 中国经济新一轮调整和转型的开始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 2007 年下 半年就已经显现,2007 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经济增长率就逐季下降, 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回调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外 贸顺差过大等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 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 体经济形成直接冲击 国内股市和房市迅速降温引发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下滑,通过房地产关联部门,影响到钢铁,石化,建材,有色等重化 工业部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下滑深度,使我国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面临的严峻挑战后金融危机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 济" 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次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 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 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层原因是主 要即有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 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 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 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地表现 出来,也必须通过新一轮调整和转型逐步加以解决 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加大了我国经济减速压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 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从 2001 年的 5%上升到 2007 年的 8%,2008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仍保持在 60%左右这次金融危机 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并对投资,消费和就业等产生广泛影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我国 出口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明显增加,我国稳定出口市场和份额难度明显加大;全 球失衡再平衡调整,使外部需求收缩幅度加大,持续时间拉长这些都表明,继 续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不仅对当前我国应对金融危机 7 具有现实紧迫性, 而且对迎接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后可能带来的新挑战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 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 如果说危机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全球 经济繁荣和市场扩张, 还可以使我们依靠扩大出口来平衡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的 话,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市场收缩,已经使外需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以往在经济规模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相对不大的情况 下,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随着经济 规模迅速扩大和供需平衡条件的变化,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将持续减弱,能源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将不断加剧 绿色能源革命使我国科技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 响,走"绿色复苏"之路,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抢占绿 色能源技术战略制高点,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知识经济后,又掀起发 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 条件相对落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总量大,绿色科技革命使我国在信息技术扩 散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 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将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 我国国际地位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也将面临承担更多 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随着我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不断提升, 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 出手快, 出拳重, 率先实现经济复苏, 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 主张建立更加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国际货币 体系,通过加强区域和双边货币互换安排,试行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有效地推 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呼声 增大在实现反恐,防核扩散,控制流行性疫病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等领 域,也面临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的压力 综上所述,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 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推进新一轮经济调 整和转型,不仅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我国发展主动权的需要,也是作为一 个快速成长的大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有点多,但这都是我精选下来的,希望对你有用,希望采纳,谢谢!!

人口问题是人口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统称,泛指影响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自身的发展以及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生存、发展问题。形势与政策 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两者的相互适应问题。人口问题按其性质可分为人口社会问题、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生物问题和人口生态问题。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供参考。

人口基数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 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专家估计,按照我国现有人口增长趋势,人口零增长最早也要在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1300万的增长数量,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078公顷(1996年),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也只及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但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国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数仍然偏低(人均粮食占有低于400公斤,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平方米,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34张);全国2143个县(其中427个县级市)中有592个为人均收入低于250元(43美元)的贫困县;每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四分之一被用于新增人口;每年有至少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就业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达1亿以上。 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人口素质较低 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这样就直接或间接造成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 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一方面又存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一方面大量低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高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设备自己生产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呢?就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因此,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数量。 然而,我国人口发展正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男女数量差异高达5000万、北京大部分劳动力不适应新兴产业要求。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提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小学水平;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占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的十分之一;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入学儿童的流失率、小学的辍学率有所上升。中国20—24岁适龄人口高中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 ,泰国为16%,韩国为38%。 (三)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年型国家时只有1000美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养老负担是加重的。 老 龄 化 状 况 项 目 实 际 预 测 年份 60岁以上老人(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1953 4154 3 13% 1982 7664 6 13% 1994 11700 8 4% 2000 12900 9 7% 2010 16500 8 8% 2030 33500 0 36% (四)西部人口问题重重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的一场攻坚战,但是困扰这一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就是西部人口过多问题,官方人士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西部开发,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尚未脱贫的几千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人口问题不仅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如下: 1、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幅高。西部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0 — 1998 年平均增长率达 48‰,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省(区)包括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以外的全部省(区)。 2、文化素质低,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成人识字率(1997年):重庆为18%,四川为00%,贵州为12%,云南为48%,西藏为94%,陕西为66%,甘肃为23%,青海为38%,宁夏为4%,新疆为48%。全国成人识字率最高为北京36%,最低为西藏。 3、健康素质亟待提高。以人口预期寿命(2001年)为例:重庆人33岁,四川人33岁,贵州人29岁,云南人49岁,西藏人64岁,陕西人40岁,甘肃人24岁,青海人57岁,宁夏人17岁,新疆人59岁。全国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人90岁,最短的是西藏人。 中国人口还存在着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同时也存在着性别结构问题,男性数量比女性多达5000万。 二、解决策略 中国人口问题,当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但人口数量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总体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和平衡人口结构。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而更为关键的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思路是:国家决策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机制,具体工作采取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微观调节体制。 (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 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2、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实施“东稳西降、分层推进”的策略。 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东稳西降”是指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东部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余地已很小,而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在爬坡,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即东部战略重点以稳定生育率为主,西部则是继续降低生育率。“分层推进”即根据各地情况,针对群众需要,分层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和创新,进而提高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 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4、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强和提高人口意识,加大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宣传教育,以技术服务和扶贫工作相结合为重的方法。加大实施科教兴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力度,以更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设立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 (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 (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 (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建立个人帐户后,按个人帐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的发放标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建立个人帐户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帐户上。这种方式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 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围绕“五个老有”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应在已有的《老年法》基础上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5、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在健康老龄化的环境。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 (三)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人口迁移。 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无法估量、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年龄结构有着双重作用: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作用。 【你自己删掉一点吧,望采纳】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2000字

他说查 一定会查么 又有多少人会自己写呢 一学期一节两节的课程会卡学生不过么。。楼主自己考虑下、、、、

人口基数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 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专家估计,按照我国现有人口增长趋势,人口零增长最早也要在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1300万的增长数量,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078公顷(1996年),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也只及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但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国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数仍然偏低(人均粮食占有低于400公斤,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平方米,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34张);全国2143个县(其中427个县级市)中有592个为人均收入低于250元(43美元)的贫困县;每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四分之一被用于新增人口;每年有至少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就业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达1亿以上。 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人口素质较低 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这样就直接或间接造成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 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一方面又存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一方面大量低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高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设备自己生产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呢?就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因此,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数量。 然而,我国人口发展正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男女数量差异高达5000万、北京大部分劳动力不适应新兴产业要求。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提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小学水平;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占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的十分之一;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入学儿童的流失率、小学的辍学率有所上升。中国20—24岁适龄人口高中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 ,泰国为16%,韩国为38%。 (三)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年型国家时只有1000美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养老负担是加重的。 老 龄 化 状 况 项 目 实 际 预 测 年份 60岁以上老人(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1953 4154 3 13% 1982 7664 6 13% 1994 11700 8 4% 2000 12900 9 7% 2010 16500 8 8% 2030 33500 0 36% (四)西部人口问题重重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的一场攻坚战,但是困扰这一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就是西部人口过多问题,官方人士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西部开发,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尚未脱贫的几千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人口问题不仅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如下: 1、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幅高。西部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0 — 1998 年平均增长率达 48‰,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省(区)包括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以外的全部省(区)。 2、文化素质低,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成人识字率(1997年):重庆为18%,四川为00%,贵州为12%,云南为48%,西藏为94%,陕西为66%,甘肃为23%,青海为38%,宁夏为4%,新疆为48%。全国成人识字率最高为北京36%,最低为西藏。 3、健康素质亟待提高。以人口预期寿命(2001年)为例:重庆人33岁,四川人33岁,贵州人29岁,云南人49岁,西藏人64岁,陕西人40岁,甘肃人24岁,青海人57岁,宁夏人17岁,新疆人59岁。全国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人90岁,最短的是西藏人。 中国人口还存在着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同时也存在着性别结构问题,男性数量比女性多达5000万。 二、解决策略 中国人口问题,当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但人口数量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总体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和平衡人口结构。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而更为关键的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思路是:国家决策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机制,具体工作采取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微观调节体制。 (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 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2、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实施“东稳西降、分层推进”的策略。 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东稳西降”是指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东部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余地已很小,而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在爬坡,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即东部战略重点以稳定生育率为主,西部则是继续降低生育率。“分层推进”即根据各地情况,针对群众需要,分层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和创新,进而提高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 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4、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强和提高人口意识,加大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宣传教育,以技术服务和扶贫工作相结合为重的方法。加大实施科教兴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力度,以更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设立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 (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 (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 (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建立个人帐户后,按个人帐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的发放标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建立个人帐户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帐户上。这种方式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 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围绕“五个老有”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应在已有的《老年法》基础上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5、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在健康老龄化的环境。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 (三)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人口迁移。 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无法估量、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年龄结构有着双重作用: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作用。 【你自己删掉一点吧,望采纳】

你njupter???

人口问题论文2000字形势与政策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人口基数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 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专家估计,按照我国现有人口增长趋势,人口零增长最早也要在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1300万的增长数量,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078公顷(1996年),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也只及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但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国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数仍然偏低(人均粮食占有低于400公斤,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平方米,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34张);全国2143个县(其中427个县级市)中有592个为人均收入低于250元(43美元)的贫困县;每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四分之一被用于新增人口;每年有至少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就业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达1亿以上。 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人口素质较低 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这样就直接或间接造成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 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一方面又存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一方面大量低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高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设备自己生产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呢?就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因此,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数量。 然而,我国人口发展正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男女数量差异高达5000万、北京大部分劳动力不适应新兴产业要求。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提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小学水平;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占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的十分之一;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入学儿童的流失率、小学的辍学率有所上升。中国20—24岁适龄人口高中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 ,泰国为16%,韩国为38%。 (三)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年型国家时只有1000美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养老负担是加重的。 老 龄 化 状 况 项 目 实 际 预 测 年份 60岁以上老人(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1953 4154 3 13% 1982 7664 6 13% 1994 11700 8 4% 2000 12900 9 7% 2010 16500 8 8% 2030 33500 0 36% (四)西部人口问题重重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的一场攻坚战,但是困扰这一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就是西部人口过多问题,官方人士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西部开发,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尚未脱贫的几千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人口问题不仅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如下: 1、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幅高。西部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0 — 1998 年平均增长率达 48‰,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省(区)包括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以外的全部省(区)。 2、文化素质低,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成人识字率(1997年):重庆为18%,四川为00%,贵州为12%,云南为48%,西藏为94%,陕西为66%,甘肃为23%,青海为38%,宁夏为4%,新疆为48%。全国成人识字率最高为北京36%,最低为西藏。 3、健康素质亟待提高。以人口预期寿命(2001年)为例:重庆人33岁,四川人33岁,贵州人29岁,云南人49岁,西藏人64岁,陕西人40岁,甘肃人24岁,青海人57岁,宁夏人17岁,新疆人59岁。全国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人90岁,最短的是西藏人。 中国人口还存在着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同时也存在着性别结构问题,男性数量比女性多达5000万。 二、解决策略 中国人口问题,当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但人口数量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总体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和平衡人口结构。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而更为关键的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思路是:国家决策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机制,具体工作采取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微观调节体制。 (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 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2、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实施“东稳西降、分层推进”的策略。 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东稳西降”是指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东部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余地已很小,而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在爬坡,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即东部战略重点以稳定生育率为主,西部则是继续降低生育率。“分层推进”即根据各地情况,针对群众需要,分层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和创新,进而提高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 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4、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强和提高人口意识,加大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宣传教育,以技术服务和扶贫工作相结合为重的方法。加大实施科教兴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力度,以更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设立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 (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 (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 (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建立个人帐户后,按个人帐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的发放标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建立个人帐户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帐户上。这种方式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 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围绕“五个老有”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应在已有的《老年法》基础上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5、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在健康老龄化的环境。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 (三)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人口迁移。 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无法估量、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年龄结构有着双重作用: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作用。 【你自己删掉一点吧,望采纳】

许多国家在下一世纪将经历人口老龄化,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中国将很快加入他们的行列。据统计,中国人口老龄化,到下世纪中叶将接近高峰,超出60占总数的27。4%,年龄的人的百分比。这意味着,每四个人将老人。  由于老龄化问题,其情况已越来越多的事实,但日益严重的大多数人带来的问题仍然一无所知。首先,与家庭变得更小,生活的步伐不断升级,甚至更严重的家庭充分照顾岁成员。其次,老龄化导致的人少,以支持增加的老人的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成功实行计划生育的不同步,与国家的经济进步。  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采取反措施的迫切。毫无疑问,他们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应附的重要性,社会的全面进步,改变落后的情况下,在社会保障,福利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健和社区服务也应予以鼓励。

回答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

形势与政策论文人口问题2000字

形势与政策论文 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 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第2篇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与政策选择综述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求采纳为满意回答。

人口基数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 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专家估计,按照我国现有人口增长趋势,人口零增长最早也要在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1300万的增长数量,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078公顷(1996年),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也只及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但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国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数仍然偏低(人均粮食占有低于400公斤,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平方米,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34张);全国2143个县(其中427个县级市)中有592个为人均收入低于250元(43美元)的贫困县;每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四分之一被用于新增人口;每年有至少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就业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达1亿以上。 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人口素质较低 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这样就直接或间接造成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 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一方面又存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一方面大量低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高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设备自己生产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呢?就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因此,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数量。 然而,我国人口发展正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男女数量差异高达5000万、北京大部分劳动力不适应新兴产业要求。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提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小学水平;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占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的十分之一;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入学儿童的流失率、小学的辍学率有所上升。中国20—24岁适龄人口高中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 ,泰国为16%,韩国为38%。 (三)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年型国家时只有1000美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养老负担是加重的。 老 龄 化 状 况 项 目 实 际 预 测 年份 60岁以上老人(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1953 4154 3 13% 1982 7664 6 13% 1994 11700 8 4% 2000 12900 9 7% 2010 16500 8 8% 2030 33500 0 36% (四)西部人口问题重重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的一场攻坚战,但是困扰这一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就是西部人口过多问题,官方人士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西部开发,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尚未脱贫的几千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人口问题不仅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如下: 1、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幅高。西部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0 — 1998 年平均增长率达 48‰,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省(区)包括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以外的全部省(区)。 2、文化素质低,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成人识字率(1997年):重庆为18%,四川为00%,贵州为12%,云南为48%,西藏为94%,陕西为66%,甘肃为23%,青海为38%,宁夏为4%,新疆为48%。全国成人识字率最高为北京36%,最低为西藏。 3、健康素质亟待提高。以人口预期寿命(2001年)为例:重庆人33岁,四川人33岁,贵州人29岁,云南人49岁,西藏人64岁,陕西人40岁,甘肃人24岁,青海人57岁,宁夏人17岁,新疆人59岁。全国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人90岁,最短的是西藏人。 中国人口还存在着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同时也存在着性别结构问题,男性数量比女性多达5000万。 二、解决策略 中国人口问题,当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但人口数量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总体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和平衡人口结构。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而更为关键的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思路是:国家决策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机制,具体工作采取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微观调节体制。 (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 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2、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实施“东稳西降、分层推进”的策略。 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东稳西降”是指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东部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余地已很小,而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在爬坡,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即东部战略重点以稳定生育率为主,西部则是继续降低生育率。“分层推进”即根据各地情况,针对群众需要,分层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和创新,进而提高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 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4、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强和提高人口意识,加大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宣传教育,以技术服务和扶贫工作相结合为重的方法。加大实施科教兴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力度,以更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设立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 (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 (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 (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建立个人帐户后,按个人帐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的发放标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建立个人帐户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帐户上。这种方式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 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围绕“五个老有”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应在已有的《老年法》基础上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5、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在健康老龄化的环境。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 (三)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人口迁移。 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无法估量、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年龄结构有着双重作用: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作用。 【你自己删掉一点吧,望采纳】

形势与政策2021论文人口问题2000字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我认为要全面地去看代日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现在的极右翼势力十分顽固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也令我们非常愤慨。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日本的这一方面,虽然在我心中一样地瞧不起或者愤恨这个死不认错的民族,但全面地看日本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日本人能够从其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害中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自然有其民族的可贵之处,他们一样有其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忍辱负重改革自新的一面。随着其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他们虽说自以为何等地优越或者何等地自负,但从来没有放弃向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学习,而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团结注重集体荣誉感。 这些说多了也许让人觉得我如何崇拜日本,其实我认为每一民族都不应自高自大,都应该取其他民族的长处以及优秀的素质为我所用。我们一样,日本也一样。日本的科学技术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日本与我们的贸易已相当大,我们的文字及礼仪日本人不是多年以前就一样借鉴和吸收吗? 我们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科技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进步,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的经济实力比我们现在要强,承认这些也没什么可耻,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日本,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感到惭愧---为他们曾经所做的一切而惭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人口问题是人口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统称,泛指影响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自身的发展以及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生存、发展问题。形势与政策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两者的相互适应问题。人口问题按其性质可分为人口社会问题、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生物问题和人口生态问题。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相关百科
热门百科
首页
发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