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人口问题的论文摘要和大纲怎么写

推荐柏扬《丑陋的中国人》

中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1978-2004倪静远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历年人口及GDP统计数据，以东部，中部，西部地区[1]三大地带为划分，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区域差异，以及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年人口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呈阶梯状分布，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而人口增长又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正负两方面作用关键字:空间分布区域经济人口密度一，引言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历经90年代的飞跃式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空前规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总量同步增长，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持续变化1978年以来，以东，中，西部为划分的三大地带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导致人口在地区间分布不平衡且近年来，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扩大，这种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日趋明显针对这一趋势许多研究者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从已有研究来看，部分学者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运用人口密度函数研究人口空间分布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另外一部分研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变化，人口迁移的原因和影响，即侧重于分析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的因素和人口迁移的经济绩效但是，关于人口空间分布与大范围区域的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数据，完成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分析二，文献综述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自马尔萨斯提出人口经济模型以来，以凯恩斯，西蒙，纳尔逊，索维，舒而茨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建立模型，论证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之间关系由于出发点和引入参数的差异，结果莫衷一是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研究的侧重点逐步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转移至人口质量和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单纯分析发达国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转移至以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增长状况为主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口数量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缺乏有关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阐述有关人口空间分布问题的研究最初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近年来，地理学者开始运用GIS等技术研究人口空间分布与社会经济数量之间的关系，将其研究扩展到地理学，经济学甚至环境生态学交叉领域随着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中，将人口向城市流动视为劳动在产业间的转移，这种流动是个人对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收入(或者预期收入)差距的回应(朱农，曾昭俊，2004)克鲁格曼在H-O定理的基础上，提出"新经济地理学"，从规模经济角度分析城市经济聚集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关系与西方学术界相同，我国理论界有关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的讨论经历了一个由数量到结构的发展过程研究重心逐渐由控制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转移至分析现有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探索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动态角度分析，研究人口空间分布的增量变化即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张善余通过计算迁移者比重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得出结论:经济收入的高低是影响迁移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严善平对90年代以来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证检验证明，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严善平，1998)王德等通过比较迁移前后各省区人口与GDP的基尼系数变化，验证了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均衡作用(王德等，2003)许多学者还从经济绩效方面分析了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蔡昉1996;陈皓1996;王桂新，1997;李强2001;董栓成2004)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揭示出人口的区域间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终究只是从人口空间分布的一个侧面讨论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已有的成果来看，有关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相对较少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沿以下三种思路进行:1，从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因素角度分析二者的相关性韩光辉等通过分析近三十年来我国人口空间结构和变动趋势，认为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不平衡态势，地区差异巨大，但人口密度增长率逐步缩小，在局部地区，人口分布的疏密与聚落性质和规模，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开发的类型直接相关(韩光辉，陈喜波，1999)韩惠等通过对中国人口空间格局和成因的探讨，认为影响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的因素有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因素，政策导向等等其中自然环境又是其它因素的基础，但是决定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还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可以促进人口的聚集，同时人口的聚集又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韩惠等，200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口分布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人口分布，迁移，城市化等人口空间现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人口分布总体上还是主要受自然环境影响，而受经济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相对较小虽然中国东，中，西三地带建国以来人口规模和密度都呈增长趋势，但人口分布比例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王桂新，1997)这些研究从从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角度综合分析了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主因，提出经济因素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和变动的重要力量，但对二者间关系的分析大多是单向的，更偏重于地理学和人口学领域2，从人口空间分布的经济绩效角度分析范红忠等从人口空间分布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方面分析在比较中，美，日等6国生产与人口分布后，他发现我国人口分布与生产的矛盾在于生产集中的同时并未引起人口的相应集中，这种人口分布与生产分布的不一致性导致较大的地区经济差异(范红忠，2003)从而论述了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合理性和滞后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蔡昉从人口密度着手，通过分析人口密度对制度选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分析了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认为制度选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口密度制约着市场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发挥作用;相对于对物质资本的稀释能力，人口密度对劳动力的充分供给的正面作用更加明显;教育的正外部型使得人口密度对人力资本存量有着可预期的正面效应因此，人口密度对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是负面影响通过对我国各地区增长绩效与人口密度关系的实证检验他得出结论:尽管人口增长与人口密度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多变的关系，但人口密度与人均收入水平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蔡昉，2001)3，从人口聚积与城市发展关系角度分析王法辉等依据区域人口密度函数，运用GIS方法，在1982-1990年人口资料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考查了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分布特征以及城市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人口增长的关系指出我国区域人口分布特征呈现出距离衰减特征，由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原因，城市人口增长快于边远地区，呈现出向心集聚的趋势(王法辉等，2004)以上研究虽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存在相关性，但均未明确地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对二者相关性进行具体阐述，因而无法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做出一般性分析，也难以对人口空间分布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变动的趋势做出合理预测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均表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人口数量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和人口空间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前者的分析而忽视了后者然而必须看到，长达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后一种关系在我国严重扭曲因此，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的研究是必要且有意义的三，人口空间分布的统计描述1，统计指标描述⑴人口空间分布的定义人口的空间分布是指一定时点上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2]具体表现为该时点当地的人口密度⑵人口密度的定义人口密度通常指一定时间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即:人口密度 = 总人口/总土地面积⑶数据说明本文所采用人口和GDP相关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全国总人口数包括现役军人数，分地区数字中未包括;全国人口数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2，人口空间分布的时间序列分析1978年至2004年，中国总人口数量呈平稳上升趋势人口分布按地区呈现出东，中，西三大阶梯其中，东部人口比重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三大地带内，中部和西部人口数量稳步提升，增长速度平稳东部地区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相对起伏较大全国人口空间分布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⑴人口在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呈阶梯状分布从人口规模上看，东部人口总量最大，是第一阶梯;中部次之，属第二阶梯;西部人口规模最小，是第三阶梯三大地带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特征由78年延续至今，总体趋势未发生改变，且地带间人口绝对数量的差异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见图1)图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计算结果⑵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明显，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除西部地区外，东部，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中西部地区总和，且差异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同时，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起伏变化量也相对较大(见图2) 图2 数据来源:同上图 ⑶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集中于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经济发展中心地区和贵州，云南，宁夏，新疆等西部省份(见表1)表1 1978，1992，2004年中国各地区人口比重省份各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197819922004北京89 95 15 天津75 79 79 东河北28 38 24 辽宁91 45 24 部上海15 15 34 江苏09 93 72 地浙江91 63 63 福建56 67 70 区广东84 60 39 山东47 39 06 海南00 59 63 合计85 52 89吉林58 17 08 中黑龙江52 10 94 安徽92 00 97 部河南38 60 48 湖北77 79 63 地湖南39 38 15 江西32 36 30 区山西53 56 57 合计42 95 12内蒙古93 89 83 广西55 76 76 西重庆00 00 40 四川13 43 71 部贵州80 88 00 云南23 29 40 地西藏19 20 21 陕西90 92 85 区甘肃95 99 01 青海38 40 41 宁夏38 42 45 新疆29 36 51 合计54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9)，(1993)，(2005)计算上表显示，78年以来，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展中心地区人口聚集趋势明显除四川，陕西两省外，西部各省人口数占全国比重均有所增加与东西部相比，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⑷地带间人口增长速度基本相同，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并不显著总体而言，三大地带人口增长速率曲线基本重合，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基本在5个百分点内，东部地区稍大与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相比，东部地区人口增速并未显著增加(见图3)图3 数据来源:同上图3，人口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截面分析根据2003年统计数据，截至2004年12月31日，全国总人口129988万人其中，西部地区总人口37127万人;中部地区43037万人;东部地区49251万人[2]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135人/平方公里东，中，西三大地带各省市人口密度见下表:2004年东中西部各省人口空间分布情况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内蒙古3020北京68889山西63213广西60207天津13906吉林74145重庆24379河北77363黑龙江4684四川50180辽宁59289安徽96463贵州60222上海632765江西69257云南40112江苏26724河南70582西藏842浙江18464湖北59324陕西56180福建14289湖南18316甘肃4064山东67586---青海127广东79467---宁夏18114海南39241---新疆196316512------表2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不难看出，2004年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空间分布差别较大东部地区各省人口密度明显大于中部，西部地区，成为中国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区域内各省人口密度均远高于全国水平，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分居前几位其中，上海以2765人/平方公里的绝对优势超过北京，天津，成为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中部地区人口分布相对平均，各省人口密度差异较小河南，安徽分列人口密度前两位除黑龙江以外，区域内各省人口密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地带内部省际人口密度差异较大重庆，贵州，广西，四川，陕西五省人口密度列前四位，略高于全国水平，其余各省人口密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青海，新疆三省是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三个省份其中，西藏每平方公里仅2人，是全国人口分布最稀疏的省份四，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推动了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另一方面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1，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推-拉理论认为，同时存在着一推一拉两种力量共同决定人口迁移前者是推动人口迁出居住地的力量;后者是吸引人口流入的力量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口的迁移是劳动者对更好的就业机会或更高的收入水平的回应(朱农等，2004)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是吸引人口迁入的重要力量比较我国三大地带人口空间分布与GDP变化趋势不难发现，三大地带人口密度变化与GDP增长的总趋势保持一致(见图3，图4)90年代中期以后，东部地区GDP规模大幅上升，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水平而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其它两大地带的差别在这一时期内也明显扩大图4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然而，由图形3，4分析可知，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并未相应的引起人口增速提升，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量相关性较弱由此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量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量，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口分布集中，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人口分布相对稀疏，地区间人口分布不平衡趋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而日益明显 ⑵资源，环境，人口规模，国家政策等因素通过制约城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间接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水和各种矿产资源，能源等工业生产的必需原料通过对工业的布局和城市规模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口的空间分布以水资源为例，2003年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工业发达的超大规模人口聚集中心的城市水供应总量分别为128823万立方米，308309万立方米和568949万立方米而西部地区青海，宁夏等欠发达省份城市水供应总量仅为15000-20000万立方米左右西北部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口规模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人口规模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体现为在迁出地形成的推力，和在迁入地形成的拉力分析表1不难看出，四川，山东，河南等主要人口迁出源地均是人口大省尤其是山东，河南两省，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80人以上，远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巨大的人口压力对当地人口的外迁形成有效的推力同时，广东，江浙，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强势吸引中心也都是人口高密集地区，庞大的"聚集效应"形成一股有效的拉动人口迁入的力量国家政策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开放内陆省份的政策，推动西部内陆省份加速经济发展结果显示，以新疆为代表的边疆省份成为新的人口迁入中心地，其中新疆的年净流入率达到7%(张善余，2004)这充分表明，国家西部大开发等地区导向性政策的实施在改变区域经济格局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空间分布2，人口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口空间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于人口规模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论述在理论上主要分为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以托马斯·马尔萨斯为代表的马尔萨斯派学者坚信，人口增长对人均的福利有负面影响马尔萨斯认为一旦工资超过生存水平，就有新的人口压力使工资下降，因为人们会更早地结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这样，又把工资将导致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从长期来看，人口的内生性使得人均收入保持在维持生存水平并停滞不前(德布拉吉·瑞，2002)不难看出，马尔萨斯理论在当代的应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不一定倾向于选择生育更多的子女，相反，发达国家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说明经济水平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的假设前提难以普遍使用，因此，由之得出的结论也有待商榷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资本产出给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将增加消耗，减小人均数值但是考虑到劳动力投入对扩大生产的作用，简单的假定资本产出固定是不现实的在索罗模型中，人口的消耗作用和劳动力投入对产出的扩大作用相互抵消，长期经济增长率不受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但高人口增长率降低了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不变)，劳动-资本比率上升降低了劳动的平均生产率因此，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仍是负面的反马尔萨斯派学者提出需求推动和供给推动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人口增长产生的需求压力有助于创新的产生，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后者认为，更多地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思想，"三个臭皮匠"，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应该随人口增长而加快而根据克鲁格曼的理论，经济发展"中心"地区同时存在着向心力和离心力两种力量前者表现为在高工资和高利润的吸引下，劳动力和企业向"中心"聚集;后者则表现为人口和工业过度密集带来的资源，环境等问题可能导致的"中心"地区的解体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形成和变化的原因，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东部地区人口与GDP增长的实际情况表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影响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首要原因，而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增长，这种反作用具有正负两方面效果一方面，随着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投入量增多，技术创新加快，产出规模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着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制造业，加工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地区工业结构的支柱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大量迁入人口产业构成特征是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迁入在业人口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建筑业三个行业(魏星等，2004)，为蓬勃发展的二，三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创新支持，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人口规模的扩张带动城镇基础是设建设加快，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大大加速了中心地区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人口空间分布过度集中，中心地区的过度城市化也带来了资源紧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住房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混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此外，西部地区以及中部人口输出大省以高素质劳动力流出和中低水平劳动力流入为主的劳动力流动现状，造成人口输出地高端人力资本大量流失，陷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从而对缩小东西差距和落后地区经济起飞的实现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五，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因素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配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极不平衡，呈三大阶梯状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增量相比，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人口分布的变化又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正负两方面作用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同时形成人口的高度密集地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东三大地区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日趋明显，且仍有继续扩大之势总体上呈现出"劳动跟随资本流动"的趋势由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需要一个缓慢的长期变化过程，而沿海和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可能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加之人口迁移具有惯性，所以，这种人口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分布趋势可能还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高度集中的人口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技术创新能力，有利于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人口过度密集也带来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此外，中西部地区知识资源的大量流出使得地区经济增长步伐更加缓慢，陷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因此，在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建立更加顺畅的人口流动机制的同时，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加强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人力资本建设扶持，是实现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参考文献:⑴朱农，曾昭俊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⑵严善平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社会学研究，⑶王德，朱玮，叶晖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人口与经济， ⑷陈浩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人口研究，⑸蔡昉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中国人口科学，⑹王桂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与人口迁移之关系研究人口与经济，⑺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⑻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⑼韩光辉，陈喜波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口资源的空间结构，变动趋势及问题与对策人口与经济，⑽韩惠，刘勇，刘瑞雯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成因探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⑾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一项人口分布经济学的探索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⑿范红忠，李国平对我国生产与人口分布现状与问题的比较分析预测，⒀蔡昉，王美艳，都阳人口密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⒁王法辉，金凤君，曾光区域人口密度函数与增长模式:兼论城市吸引范围划分的GIS方法地理研究，⒂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北京:科学出版社，⒃张善余基于出生地的中国人口迁移态势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⒄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⒅魏星，王桂新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迁移特征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历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⒇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 本文讨论的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9省市[2] 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北京:科学出版社，[3]因统计过程中对现役军人数处理方法不同，统计所得全国总人口数与由分地区数字加总结果不同

针对人口问题的政策及其效果人口问题及相应政策针对人口问题应做出的政策调整

人口论提问题及相应的政策人口问题，就我国来说现在的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然后出生性别比失衡。解决对策应该加强宣传，鼓励生育，目前有新的生育政策出来，要加强引导，促进男女平等，性别平衡。

关于我国人口问题的论文摘要和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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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2亿老年人口和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　　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8，甚至于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63到2000年的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88岁上升到2050年的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0，1987年又回升到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3左右，高的高到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岁，女性为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4岁，女性为4岁，男女合计为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9岁，其中男性为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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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人口问题论文摘要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人口问题与生育政策

浅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论文摘要：中国是在经济实力较弱、制度准备迟滞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现行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制、老年照料服务体系和传统管理体制都没有跟上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要求，是人口老龄化形势

回答您好，请稍等，小度马上给你满意的答复，稍等几分钟，谢谢！(温馨提示，解答结束后，如果您还满意，可以给我赞哦) 您好，因为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老龄化（又称人口老化或人口高龄化、老龄化社会）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现象。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预期到2050年，老龄人口会达21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1年9月，全国有149市已进入到深度老龄化，东北三省36地市全部进入深度老龄化。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负担加重，社会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不适应；家庭养老功能减弱；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突出。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比例将接近四分之一。综上所述，因此说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小度很高兴为您服务！愿您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假如您还有其他疑问，可以继续咨询！我会及时为您解答，别忘了赞哦，十分感谢您。更多5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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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人口问题与生育政策

毕业设计（论文）内容包括：1) 封面（含作者、论文题名、指导教师姓名、专业技术职务等）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具体、切题，不能太笼统，但要引人注目；题目力求简短，严格控制在25字以内。2) 中文摘要论文第一页为中文摘要，约150～300字左右。内容应包括工作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等。要突出本论文的新见解，语言力求精炼。为了便于文献检索，应在摘要下方另起一行注明论文的关键词（3--5个）3) 英文摘要中文摘要后为英文摘要。内容应与中文摘要相同。4) 目录目录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大、小标题。5) 主要符号表（需要时）如果论文中使用了大量的符号、标志、缩略词、专门计量单位、自定义名词和术语等，应编写成主要符号表。若上述符号和缩略词使用数量不多，可以不设专门的符号表，而在论文中出现时加以说明。6) 引言（需要时，第1章）在论文正文前，内容包括该研究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实用价值与理论意义、本研究主题范围内国内外已有文献的综述、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等。7) 正文正文是学位论文的主体。内容一般包括对设计的分析、解决方案的选择和理论依据；相关硬件设计；相关软件设计；本设计与已有设计方法的比较等。字数一般为：专科论文1万字以上。正文要求：论点正确、逻辑性强、文理通顺、层次分明、表达确切。把实践结果上升到理论认识或应用理论的高度，最终解决实际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8) 结论（最后一章）应该明确、精炼、完整、准确，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应一目了然；要着重介绍本人的独立和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9) 致谢致谢对象限于在学术方面对论文的完成有较重要帮助的团体和人士（限200字）。10) 参考文献列出作者直接阅读过、在正文中被引用过、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参考文献应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7714—87）书写。参考文献一律放在论文结论后，不得放在各章之后。11) 附录（需要时）可以包括正文内不便列出的冗长公式推导；便于他人阅读的辅助性数学工具或表格；重复性数据图表；计算程序及说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