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文3000字开头的内容是啥
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出口大幅下降，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甚至停产倒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民工大批返乡，经济增速陡然下滑。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不用想也知道，看看上面
21世纪初世界经济贸易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的特征。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将深刻地影响21世纪初世界经济的基本状况。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加深和知识经济的推进对新世纪的影响最大。国际贸易、投资与生产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反过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又在质与量两方面影响着国际贸易、投资与生产。 21世纪前5年世界经济的基本状况 21世纪初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形成的，它同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紧密相关。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建立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世界之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反映在经济上，实质是两种经济体制的竞争。90年代初，冷战格局随着苏联和东欧剧变而宣告结束。90年代前期，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从衰退到缓慢回升的阶段。发生在90年代后半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世界经济陷入低谷，也说明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并不完全适应变化中的国际经济的需要。 （一）世界经济仍处于调整期，呈现低速稳定增长态势 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激烈动荡的阶段，出现了两次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的局面，最终导致90年代的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低于80年代与70年代。由此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一方面，在世界不同区域，经济状况的差异比较大；另一方面，这个调整在对世纪的前5年还将继续。 （1）东亚地区的经济调整将基本完成 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最近20年，东亚经济年平均增长8％，远远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年平均4．3％、发达国家年平均3％的经济增长率。东亚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同时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与投资市场之一。1997年的金融危机不仅打断了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不同程度蔓延到了其他地区，对90年代末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大。 因此，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21世纪的前5年中，东亚经济将进入一个低速、稳定增长的阶段。东亚区域各国将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以求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点。东亚区域经济复苏，对我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我国同东亚其他国家的竞争将会加剧。 （2）以欧洲联盟为代表的欧洲经济将逐步走出低谷 欧洲经济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欧洲的不同区域其影响力又有较大的差别。欧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块，俄罗斯、独联体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为一块，这一块除俄罗斯外，其余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甚显著。第二块是前东欧国家（现在一般称为中东欧国家），包括10个国家。它们在政治、经济方面都积极向欧洲联盟靠拢，但自身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中东欧国家同我国的经贸合作规模较小，对我国的影响也不大。第三块是以欧洲联盟为代表的西欧国家。这一块是欧洲经济的主要部分，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极大，同我国的联系也很密切。 进入21世纪时，欧盟在经济调整方面将可能加快步伐，其经济增长速度仍将维持低速稳定增长的态势。21世纪前5年，欧盟对世界经济将会产生影响的事件有：欧元完成过渡阶段正式进入流通领域和欧盟的东扩（第五次扩大）。 欧元能否顺利完成过渡正式进入流通，对世界经济将产生很大的影响。1999年1月1日欧元在领定同区内各成员货币汇率的同时，正式亮相。原本各国寄予厚望，预测欧元将是一种强势货币，但欧元一登台很快就开始持续走低。欧元走低是有利于欧盟经济发展与调整的，它可以推动欧盟出口增加，但欧元走低却不利于欧盟形象，也不利于欧元区下一步的扩大。如何提高人们对欧元的信心，是 欧盟进入新世纪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欧元的发展必定会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欧盟已经开始了东扩的行动，准备将中东欧10个转轨国家和1个地中海国家分批吸纳到欧盟。东扩如果成功，欧盟将由现在的15国扩大到26国，从长远来说将使欧盟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尽管欧盟在一体化进程方面进展较大，但它在经济调整方面也存在一些难题。例如，目前的失业率仍处于较高水平（1998年为10．6 ％）。降低失业率成为欧盟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还有如欧元区成员同其它欧盟成员之间的经济协调问题。经济一体化的任何措施、行动，都必须首先确保整个欧盟一体化不受到损害。 （3）美国仍将保持世界经济领头羊的地位 美国在21世纪的前5年中，将进一步调整其以全球为目标的政治、安全和经济战略。依据在经济、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以加强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继续发挥对整个世界绎经济的领导作用。1996年7月，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表的题为《利国的技术》报告，得出的 一项结论是，“到20世纪结束时，信息将成为世界经济系统中的最重要商品。美国创造知识 的速度以及利用新知识的能力，将决定下一世纪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 在信息产业发展的强有力带动下，美国经济已连续增长约107个月。从美国经济目前调整的情况看，只要没有重大偶然因素，未来5年中美国经济将保持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受到90年代后半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因此进入到了一个调整阶段。这一调整在下一世纪初的5年里可望完成。整个世界经济将呈现低速、稳定增长态势。发达国家以及受90年代末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国家，调整速度可能会快一些，调整的效益更容易体现。 从经济调整的内容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将处于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水平。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仅仅处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时期，但一些经济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经或正在进入“先进经济体”的行列。在21世纪的前5年里，这部分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走向将趋于明确，它们努力在科技、信息、服务和管理等领域推进和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发达国家将真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它们的经济调整是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知识与智力资源，借助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基础，在世界范围内获取高额利润。 这次世界经济调整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可能到2005年方能结束；二是涉及范围广，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被卷入这一调整的潮流；三是调整内容发生质的改变，不仅要解决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而且要通过科技和信息来推动这一调整进程 （二）贸易的增长速度将继续超过生产的增长速度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的增长率连续超过世界生产的增长率。世界贸易增长与生产发展的相关程度不断提高。据一份研究报告称，1960年一1969年间，世界生产每增长1％，世界贸易量增加1．42％；1970年—1979年间，世界生产每增长1％，世界贸易量增加1．25％；1990年—1994年间，世界生产每增长1％，贸易量增长2％。贸易增长与生产发展的相关度达到空前的水平，并且还在不断提高。 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将使世界各国（地区）的比较利益更加明显，促使各国进行进出口结构调整。如果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得以更好地推进，将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获得一定改善。国家间的贸易活动将更加频繁，贸易仍将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在21世纪的前5年里，国际贸易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贸易数量将大幅增加，但价格则相对较低且变化无常。同它相对应的是，制成品贸易将大幅增长，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将占世界贸易总额的较大比重。出现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人口增加的压力将推动初级产品贸易的发展。 第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只能依靠初级产品出口量的增加，缓慢推动经济增长。 第三，世界出口商品结构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展示知识化经济时代的特征。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光导纤维、航天工程海洋工程、计算机软件和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兴工业日新月异，极大地推动了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推动出口商品结构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深加工、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将成为制成品贸易的主要内容。 （三）国际贸易格局分布不平衡加大经济差距 21世纪初的前5年，国际贸易格局分布的不平衡将进一步拉开不同类型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下述几个方面的状况可能在未来5年里继续存在。 （1）发达国家仍将占据国际贸易的主导地位。 （2）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加到国际贸易中来，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在增加；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所占份额下降，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主导地位的丧失。 （3）发展中国家内部将进一步拉开差距。一些经济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重要的贸易国，在经济发展上更接近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水平。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原料提供国和制成品销售市场的地位。 这些国家由于处在国际生产与分工体系的最底层，受到种种国际、国内因素的限制，因此，从国际贸易的发展中获得的利益将是有限的，经济可能继续处于低水平状态。 （四）跨国公司、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贸易的推动 国际贸易发展中，服务贸易将会有很大发展，在整个贸易中的比重将显著加强，可望由90年代中期的约1／5强，上升到21世纪初的1／3以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与商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力，在下世纪初的国际贸易中，必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对贸易的推动也将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还是亚欧经济合作，或者是跨大西洋的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其目标都是推动区内相互贸易的自由化。北美、西欧、日本、东亚和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将保持世界主要市场或重要市场的地位。这是同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五）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变化 （1）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形式有三种，即银行贷款、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21世纪初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证券投资将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这是信息革命推动下，金融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另外，国际直接投资在下世纪初，仍将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但投资的方式将有很大变化，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 （2）未来几年国际资本的流向仍然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也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输出国。一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吸收国。原因是这部分国家在下世纪初，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自由化和私营化将进一步发展。 （3）伴随国际直接投资在21世纪的扩张，投资部门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即从初级产业、资源加工型产业转而投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将进一步趋向于采用兼并与收购。 （4）跨国共购继续成为外国直接投资（下文简称FDI）的重要方式。东道国吸引投资的目的是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则是为了在国际间增强竞争力，两者之间必须进行协调。从国际间的情况来看，能否更多更好地吸引FDI，关键在于能否采取适应跨国公司的政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1998年全世界有60个国家对145项涉及外国直接投资的法规进行了修改，其中136项（占总数的94％）的修改是为了给FDI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21世纪前15年世界经济的基本状况 （－）世界经济的调整完成，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期 在经济全球化的强有力推动下，世界经济调整的完成，将使各国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在更大范围内追求要素的最佳组合。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时期。 （1）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调整将推动各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推动者的发达国家以及经济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因利用了这次经济调整的契机，不同程度地将高科技、信息和知识作为下一个世纪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所以其发展将是很迅速的。因此，下一个世纪前15年内，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源于高科技，信息和知识在投资、贸易和生产等领域的高度应用。 （2）下一轮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继续加剧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对于“边缘化”国家来说，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1971年制订了最初的最不发达国家标准，到1994年进行了5次修订。伴随着每一次修订，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也在增加。按照1994年的标准，到1994年底全世界共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1971年时有25个），分布在非洲（33国）、亚洲（9国）、美洲（1国）和大洋洲（5国）。 上述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未来15年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消除贫困，缓和不平衡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贸易自由化成为基本潮流，但仍有变数存在 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未来15年里将形成机制化。不仅区域经济合作圈内部，贸易壁垒将极大地降低甚至基本消除，而且区域经济合作圈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也将得到极大发展。贸易自由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基本潮流。 在贸易自由化潮流下，发达国家是主要获利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自由化不啻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本国市场与本国工业将受到发达国家资本强有力的冲击。 从总体趋势上说，贸易自由化不可逆转，各国间的贸易因此将得到迅速发展。但应当指出，一些国家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将会制造出一些新的贸易壁垒，从而对贸易自由化形成障碍。当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努力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还未来得及处理如何将其国内经济政策适应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这类严肃问题的时候，发达国家已把更多的新议题，列入世贸组织新的议事日程中去了，使这些国家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例如，贸易与环境保护，贸易与劳工标准以及贸易与竞争政策等等类似的“新贸易问题”，都已列入了世贸组织的谈判议程。这些问题以抵制“生态倾销”、“社会倾销”及“不公平竞争”为借口，必然会给21世纪的国际贸易带来新的障碍，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带来阻力，从而也给未来的多边贸易体制带来几多变数。 （三）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在各国进出口贸易中将占很大比重 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产业日益成为产业结构的中坚，高新技术产品将不断涌现并成为未来15年内重要的贸易内容。世界银行《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几乎所有的经合组织成员，高科技产业在制造业总增加值中的比重增加，在出口中的增加相当显著。 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有2/3来源于美国发展最快的信息技术产业。美国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已占出口的总额的40％，下一世纪这个比例还将有更大的增加。这种变化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以中国为例，高新技术产业今后几年内也将保持高速增长，据估计全社会电子信息产品市场规模在2000年将达到1万亿人民币，2010年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中国将成为世界电子信息业的强国和全球最大的电子市场之一。 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不仅提高了人类生活质量，而且，其产品生产的扩大会在规模效应的作用下，急剧地降低生产成本，并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形成严峻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发展机遇。 （四）国际贸易的变化趋势 （1）绿色贸易成为主流。将在未来获得长足发展的知识经济，可以说是一种促进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这与传统工业不同，传统工业是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因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环境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未来15年里，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观念将发生很大变化。高技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将遵循一种新的指导思想，即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富裕自然资源，以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因此知识经济下的生产更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配合。在此基础上，绿色消费将成为潮流，绿色贸易将顺应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而得到极大发展。 （2）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推动力量。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奋斗，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在迈向工业化的目标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其经济结构正在迅速与发达国家趋同，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非常突出。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将发挥重要作用。1995年7月的第28届东盟外长会议表示，与会各国将全力支持在2003年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届时将出现一个约4．7亿人口的大市场。尽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受到沉重打击，但从目前情况看，东盟已从打击中复苏，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同时也必定是贸易大国争夺的重要市场。 虽然上述发展中国家（地区）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同等地位，但新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大大促进其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逐步发展，一部分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必定会成为未来国际贸易重要的推动力量。 （五）资本将在全球各地加速流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经过对90年代两次重大金融危机（墨西哥危机与亚洲危机）的反思，各国的金融改革将逐步完成，从而有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以高科技、信息、知识为内容的国际分工，也将促进资本在国际间的快速流动。资本在全球各地的快速流动，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20世纪。未来15年里，欧元可望确立其国际货币的地位，并同美元、日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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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文3000字开头的内容是
今年世界经济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经济滑坡的影响？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减速，必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程度如何目前难以预知，因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全球的金融网，两者关联的复杂程度“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明白”。不过，此次经济动荡给人们带来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欧洲一些国家之所以很快受到了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一个主要原因是金融监管的名存实亡，银行和其他金融投资机构对新发明的金融产品趋之若鹜，那些大量购买了美国次级抵押债券的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都已经濒临破产边缘。这表明，现代经济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是“产业为根，金融为叶”。惟有给物质生产部门足够的重视，并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使金融真正服务于生产部门，才能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全球性与民族性 ——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庞中英 从“全球同质性”谈起 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 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 全球性在加强 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 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 “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 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 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 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 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 （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 （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 （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 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 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 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 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 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 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 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 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 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 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 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 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 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 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 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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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文3000字开头的内容是什么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世界各种矛盾在深入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更加恶化，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的发展也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国际形势的剧变和动荡促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觉醒。具有共同历史遭遇的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团结合作的趋势正在加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第34－35页 在和平稳定中谋求发展，这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世界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培养，乃至环境保护，都跨越了国界。世界贸易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幅度。科技革命正在向各行各业渗透，经济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加快。这样一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 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们的落后和贫困，主要是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以及现实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本国国情出发，已经或者正在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只有走这样的道路，才是成功之途。这一潮流在新的世纪中将会更加壮大。在我看来，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它们在经济上的腾飞则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志。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数十亿人民彻底摆脱贫困的桎梏，将为各国提供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为新兴科技和产业开辟广阔的市场，给全球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使之攀升到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兴盛，还将为多极化格局奠定健康的基础，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供有利条件，使持久的世界和平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一言以蔽之，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旺发达，将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11 月19日），《人民日报》1995年11月20日 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类区域性组织日趋活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要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不要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要对话与合作，不要对抗与冲突，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1997年4月23 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2469页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在增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 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上册第41－42页 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有这样几种趋势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世界经济技术合作加强，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经济市场化、贸易与投资国际化、区域经济合作化的步伐加快，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增加，合作增强，摩擦和竞争也在加剧。全球市场、资金、资源的争夺矛盾更加尖锐，世界范围的贸易竞争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较量越来越激烈。二是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各国更加重视发展高新技术和关键技术。国际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下一个世纪将进入信息经济、科技先导型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时代。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三是国际金融越来越活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近些年，国际资本流动加快，但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金融市场动荡不定，特别是今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波及世界许多地区。我们要密切注视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努力做到趋利避害。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7年12月9日）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但各国在扩大开放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循序渐进，注重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会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因而势必继续加大穷国与富国的发展差距。根本的出路在于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11 月18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9日 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多极化格局的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其间会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世界各种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几大力量也相对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也要看到，世界各种力量的发展仍很不平衡。 《在武汉主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1999年 5月30日） 当前，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尽管天下仍很不太平，但在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11月15日） 展望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有三个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是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促使传统产业发生变革。新产品层出不穷，高科技产品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西方国家企业购并风潮迭起，大大提高了它们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二是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基因工程、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运用，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或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运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将更加倚重于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三是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投资方式和国际分工的变化，加速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的全球化，密切了国际经济联系，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风险。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据明显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利用机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相对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策略把握不当，其金融、经济就会面临风险和冲击。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全面分析国际经济形势，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和正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我们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一定要增强紧迫感，努力使自己发展得更快、更好。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11月15日） 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这种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负有重要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 《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9月6日），《十五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353－1354页 现在，国际局势总体上继续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如何在新世纪里实现世界的健康、稳定和普遍发展，是摆在各国人民和政治家、企业家面前的紧迫课题。 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的，南北差距不断扩大。我们应该全面审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加强对这种进程的正确引导和管理。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带来众多的创业机会，但也伴随着更快的技术创新、更短的产品寿命周期、更快捷的资本流动和更激烈的人才竞争。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应对资本的跨国流动加强有效监管和合理规范，并制定和实施适应市场迅速变化的新的经济技术国际规则，也要求人们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术。 ——经济全球化，由于发达国家的主导，使各国各地区在全球发展中的地位和水平进一步出现差异。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发展更趋艰难，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需要的是世界各国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我相信，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组织，在促使经济全球化进程朝着趋利避害、有利于南北国家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方面，应该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二○○○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的演讲》 （2000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 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基本因素。走向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新世纪初期，世界各大力量和地区性强国或国家集团，将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进一步彼此借重，相互牵制，竞争共处。由于世界民主与和平力量的壮大，未来的多极化政治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列强争霸的政治局面。这种多极化是与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它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2月11日）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创新、知识应用、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日益国际化，各国经济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 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它们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导致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一些经济技术条件比较差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很多，一旦出现金融震荡，就会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造成强烈冲击。经济全球化不仅加剧着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方面的竞争，也加剧着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矛盾，引发社会冲突。总之，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世界，是不可能长期安宁的。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2月11日）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提出的理论依据和背 景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一致承认经济法 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整个法学界绝大 多数人也承认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 是确立的。 法律部门是“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 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 法等所划分的不同法律规范的总和”。① 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无非是以各种形态为表 现形式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 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等等。法律部 门就是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作 为依据来划分一部法律属于哪个部门的。 那么，一个法律部门地位的确立，必须有 其特有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 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简称国家 经济调节关系，或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 ”。②具体分为：宏观调控关系，微观规 制关系，国有参与关系，对外管制关系， 市场监督关系五个方面。③而且，经济法 的调整对象同其他法的部门的调整对象是 可以分开的。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法的立法工作紧密结 合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对一些重要的经 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制定了一大批经济 法律和法规。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 体系已初具规模，为经济法学体系的建立 和完善奠定基础。 法的分类（divisions of the law）是指“ 在任何一个已有合理的，成熟的理论和已 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和规则的法律体系中 ，法学家为了评注和研究的方便，总是把 所有规则分成一定数量的部门和次部门， 并不断寻求合适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归类和 分组”。④由此可见，法的部门的确立和 法的分类必须具备另一个条件——“形成 内容丰富的原则”。民法作为一个完善和 重要的法的部门，有以《民法通则》为核 心的规范性文件体系，有平等、自愿、公 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利滥用 等基本原则。相对应的，经济法作为一个 新兴的法的部门，也应该有其基本原则和 核心基本法。二、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学说 明确经济法原则的含义是评判学说的前提 和基础。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 、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 本源的综合性的原理或出发点”。⑤基于 这个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 当是能够全面反映它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 系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寓存于整个经济法 体系中的指导思想。首先，经济法的基本 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作为其工具性 的一面，是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服务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主权者有不同的 利益追求，那么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经济 调节关系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其指导性原 则也就随之变动；第二，经济法的基本原 则是带有国别色彩的，英美为主的西方国 家的经济法往往着重于国家干预，而我国 需要的是开放自由的市场，防止行政垄断 的干预；第三，原则必须是高度概括性的 ，若确立得过于具体化，就是属于法律规 则的范畴了。 当前学术界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有⑥ ：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坚持发展 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原则；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 结合的原则；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和国 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兼顾 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经济民主和经济法制 相结合的原则；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则；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相结合的原则等等。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有其可取的部分， 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我 国经济法学界一般认为，传统民法强调“ 私法优先”，传统行政法强调“公法优先” ，而经济法则是将私法和公法放在“互为 优先”的地位。这个“互为优先”反映的即 是一种社会本位思想，即个人利益和国家 利益的兼顾；然而像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 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 就不应该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这 个思想不仅仅是经济法要贯彻的，同时 也是商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都应坚持的， 故应该将其视为宪法原则。笔者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主要 是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协调经济原则。市场管理法，如反 垄断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 票据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国 家对经济的调整管理，“国家之手”在经济 关系中的作用是协调本国经济，完善产业 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应该遵循客观的经济 规律，注意客观经济条件和国际经济形势 的变化，主动灵活地发挥经济法的调节作 用。 第二、效率公平原则。“效率是社会能从 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公平 是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 。”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效率和公平往 往是不能兼顾的，一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要么重效率轻公平，要么重公平轻效率。 经济法的作用就在于用法律的形式保护整 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在某一个阶段 可以促进其中的一面，但就整体而言必须 兼顾二者。 第三、利益兼顾原则。要贯彻利益兼顾原 则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系：正确处理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国 家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 理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 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⑧经 济法的任务就在于坚持国家整体经济利益 ，兼顾地方、企业、个人等各种利益，实 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第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 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考虑的重大课 题。经济的发展涉及到资源的开发利用， 废弃物的排放，环境保护和治理等一系列 社会性问题。因此，经济法必须强调坚持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为眼前的利益而 牺牲长远利益。四、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意义 上述四个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联 系着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贯穿了国 家调控经济的全部过程，使当前利益与长 远利益得到结合，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基本原则的确立，巩固了经济法作 为一个独立法的部门的地位，完善了经济 法学理论体系，有利于抵制“大民法观念” 和“经济法学说”，有力驳斥“经济法没有 理论”的观点。 其次，在实务上，原则的确立为经济法规 则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对新法律法规的 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理解经济法律具体 条文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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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与民族性 ——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庞中英 从“全球同质性”谈起 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 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 全球性在加强 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 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 “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 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 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 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 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 （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 （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 （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 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 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 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 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 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 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 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 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 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 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 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 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 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 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 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世界经济论文3000字开头的内容是怎么写的
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出口大幅下降，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甚至停产倒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民工大批返乡，经济增速陡然下滑。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不用想也知道，看看上面
具体要求说明白些。方方面面。
可以写经济增长的好处反之又有什么坏处，最好是以一件具体事件为例来阐述，比如奥运会，世博会什么的，增加就业量，通过竞争促进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世界各种矛盾在深入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更加恶化，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的发展也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国际形势的剧变和动荡促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觉醒。具有共同历史遭遇的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团结合作的趋势正在加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第34－35页 在和平稳定中谋求发展，这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世界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培养，乃至环境保护，都跨越了国界。世界贸易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幅度。科技革命正在向各行各业渗透，经济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加快。这样一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 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们的落后和贫困，主要是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以及现实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本国国情出发，已经或者正在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只有走这样的道路，才是成功之途。这一潮流在新的世纪中将会更加壮大。在我看来，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它们在经济上的腾飞则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志。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数十亿人民彻底摆脱贫困的桎梏，将为各国提供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为新兴科技和产业开辟广阔的市场，给全球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使之攀升到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兴盛，还将为多极化格局奠定健康的基础，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供有利条件，使持久的世界和平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一言以蔽之，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旺发达，将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11 月19日），《人民日报》1995年11月20日 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类区域性组织日趋活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要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不要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要对话与合作，不要对抗与冲突，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1997年4月23 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2469页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在增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 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上册第41－42页 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有这样几种趋势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世界经济技术合作加强，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经济市场化、贸易与投资国际化、区域经济合作化的步伐加快，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增加，合作增强，摩擦和竞争也在加剧。全球市场、资金、资源的争夺矛盾更加尖锐，世界范围的贸易竞争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较量越来越激烈。二是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各国更加重视发展高新技术和关键技术。国际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下一个世纪将进入信息经济、科技先导型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时代。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三是国际金融越来越活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近些年，国际资本流动加快，但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金融市场动荡不定，特别是今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波及世界许多地区。我们要密切注视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努力做到趋利避害。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7年12月9日）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但各国在扩大开放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循序渐进，注重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会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因而势必继续加大穷国与富国的发展差距。根本的出路在于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11 月18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9日 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多极化格局的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其间会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世界各种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几大力量也相对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也要看到，世界各种力量的发展仍很不平衡。 《在武汉主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1999年 5月30日） 当前，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尽管天下仍很不太平，但在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11月15日） 展望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有三个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是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促使传统产业发生变革。新产品层出不穷，高科技产品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西方国家企业购并风潮迭起，大大提高了它们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二是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基因工程、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运用，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或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运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将更加倚重于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三是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投资方式和国际分工的变化，加速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的全球化，密切了国际经济联系，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风险。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据明显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利用机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相对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策略把握不当，其金融、经济就会面临风险和冲击。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全面分析国际经济形势，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和正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我们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一定要增强紧迫感，努力使自己发展得更快、更好。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11月15日） 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这种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负有重要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 《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9月6日），《十五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353－1354页 现在，国际局势总体上继续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如何在新世纪里实现世界的健康、稳定和普遍发展，是摆在各国人民和政治家、企业家面前的紧迫课题。 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的，南北差距不断扩大。我们应该全面审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加强对这种进程的正确引导和管理。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带来众多的创业机会，但也伴随着更快的技术创新、更短的产品寿命周期、更快捷的资本流动和更激烈的人才竞争。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应对资本的跨国流动加强有效监管和合理规范，并制定和实施适应市场迅速变化的新的经济技术国际规则，也要求人们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术。 ——经济全球化，由于发达国家的主导，使各国各地区在全球发展中的地位和水平进一步出现差异。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发展更趋艰难，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需要的是世界各国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我相信，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组织，在促使经济全球化进程朝着趋利避害、有利于南北国家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方面，应该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二○○○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的演讲》 （2000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 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基本因素。走向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新世纪初期，世界各大力量和地区性强国或国家集团，将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进一步彼此借重，相互牵制，竞争共处。由于世界民主与和平力量的壮大，未来的多极化政治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列强争霸的政治局面。这种多极化是与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它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2月11日）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创新、知识应用、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日益国际化，各国经济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 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它们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导致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一些经济技术条件比较差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很多，一旦出现金融震荡，就会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造成强烈冲击。经济全球化不仅加剧着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方面的竞争，也加剧着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矛盾，引发社会冲突。总之，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世界，是不可能长期安宁的。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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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与民族性 ——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庞中英 从“全球同质性”谈起 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 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 全球性在加强 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 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 “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 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 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 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 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 （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 （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 （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 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 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 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 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 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 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 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 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 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 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 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 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 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 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 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我跟同学今年在浅论天下上写的，信誉和质量都还不错，也挺负责的， 修改了一次都过了，你可以去问问他们，祝你也顺利通过。
可以写经济增长的好处反之又有什么坏处，最好是以一件具体事件为例来阐述，比如奥运会，世博会什么的，增加就业量，通过竞争促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