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制史论文题目推荐及答案解析
1丶法制在我心中2、法律让我茁壮成长3、人人遵守交通法4、法网恢恢疏而不漏5、情大？法大？6、做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大学生7、法制伴我行8、知法、懂法、守法9、那些年，我们一起打过的官司10、法制教育让我成长
1：(一) “敬天保民” 、“明德慎罚”。 周初统治者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深刻意识到“唯命于不常”，即天命难料，但其中也有规律可循，天命总是归于能够为民作主的有德统治者。所谓“作民主”，就是应当像周文王那样“怀保小民”。 周初对周人贵族内部的文告中反复强调保民、安民以及类似的提法，可见他们标榜“敬天”，却落实在“保民”上。周初统治者从夏特别是商王朝兴亡的史实中，悟出天命转移的另一条规律： 天命总是归属于有德者。因此，要“祈天永命”，必须“疾敬德”，时刻以高标准的德严格要求自己，同时注重“德之用”，将德落实在国家活动的各个方面。该理论运用于法制实践中，便是“明德慎罚”， 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慎重从事；任用法官、审理案件及施用刑罚等， 都要反复思考，不可轻率。 (二)“亲亲” 、“尊尊”。鉴于统治者的内部关系是事关国家命运和政局稳定的决定件之一，周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 的原则。亲是对疏而言，“亲亲” 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是对卑而言， “尊尊”的涵义较广，不但父子、夫妻之间尊卑有别，在贵族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特别是君臣之间，尊卑也截然不同。通过“亲亲”、“尊尊”，便把人们的血缘关系同政治关系紧密联结在一起。 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 的前提下， 将“亲亲”、“尊尊”原则制度化、法律化，落到实处，这是西周法制的基本特点。2：《法经》的主要内容：《法经》早已失传，《晋书刑法志》保存了其篇目：“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 以为《杂》律一篇。 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 然皆罪名之制也。 商君受之以相秦”。《唐律疏议》也有如是记载。 明代董说所著《七国考》曾引用西汉末年桓谭所著《新论》中有关《法经》的论述，比《晋书刑法志》较为详细。从内容和文字上看，《晋书刑法志》也是引自《新论》。 从篇目结构上来看，《法经》共有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网法》(也称《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第一篇《盗法》。 “盗” 是侵犯财产的犯罪。 《盗法》是维护封建财产所有权， 惩罚侵犯财产的犯罪的法律。第二篇《贼法》。“贼” 主要指危害他人人身的犯罪，主要是杀人、伤人等。 《贼法》是保护人身安全，处罚侵害他人人身的犯罪的法律。 第三篇《网法》， 也称《囚法》， 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 第四篇《捕法》， 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 第五篇《杂法》， 是补前四篇之不足的拾遗补阙之篇， 内容庞杂， 其主要内容是“六禁”。第六篇《具法》，《七国考》也称《减律》。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 相当于近代法律的总则部分。《法经》在编纂体例上开创了编纂完整的成文法典的新体系，改变了过去单项诏令、法规重叠不齐、规范不一的局面。《法经》设《具法》一篇，集中规定对所有法律条文具有统帅作用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战国时期立法水平的提高，它直接影响了秦律及汉律等，为我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例确定了基本模式。3：秦朝的刑罚制度（一）刑罚的种类 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生命刑；体刑；劳役刑；流迁刑；财产刑；身份刑。（二）定罪量刑的原则 主要有：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区分故意与过失；以有无犯罪意识作为构成犯罪的要素；以犯罪后果衡量犯罪轻重；共同犯罪加重处罚；累犯加重；诬告反坐；实行连坐等。4：自汉高祖至汉武帝的七十年间，黄老思想一直居统治地位，而辅之以儒、法思想，尤其是将黄老学说运用到政治与法制的实践中去。约法省禁是汉初黄老法律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汉初统治者在完成了对立法思想的选择与定位后，便开始对秦朝遗留下来的苛法进行改革，实践立法思想，其中酷烈的刑法与思想言论罪成为蠲削与修正的重点对象。汉初统治者对刑法系列改革的最大举措， 就是文帝十三年（前167）下令废除肉刑。5：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6：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法律，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到西周集其大成。西周开国之初，为统治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制礼的工作。在周公旦的主持下，以周族自己的习惯法为基础，同时吸收夏商两代礼仪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经过整理之后，制定了有关国家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以及生活规范的礼典。经过周公制礼活动，力求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直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言行，无不以礼为依据，以礼为准绳。 因为礼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所以内容极为广泛，大而包括国家的根本法，小而遍及待人接物等生活细节，几乎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都在它的支配之下。 7：1．《武德律》。《武德律》共12篇500条，是唐朝的首部法典。唐朝建立后，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命刘文静等在隋开皇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五十三条新格。武德四年，又命裴寂等撰定律令，大致以《开皇律》为准。将五十三条新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 2．《贞观律》。唐律最大的一次修改是在贞观时期。唐太宗是个有头脑的皇帝，对法律非常重视。他认为刑罪仍然过重，下令加以修改。最初决定将绞刑50条改为断趾（断右趾），但肉刑废除已久，忽然恢复肉刑，难免遭到人们的反对，后来又把断趾改为加役流，即在流三告里的上面加一个加役三年的流刑。此外，还采取了一些别的轻刑措施，如限制缘坐。依照隋律，犯谋反大逆，兄弟尽管分居，也发缘坐俱死。可是同祖却中以免配流。当时发生了一个案子，尚州有个人叫房强，他的弟弟在岷山当军官，因谋反被诛，他也应缘坐死刑。唐太宗认为，兄弟分居后，荫不相及，而犯罪要连会俱死，比对祖孙的处罚还重，太不合理，于是改为兄弟也免死，与祖孙一样配役流。 贞观修律是一次对律令格式的全面大修改，到贞观十一年才告完成。最后结果是：定律500条，分为12卷；定令1590条（一说为1546条），分为30卷；又从武德贞观两朝发布的诏敕三告多件中定留700条，编成格18卷，又定式33篇，分为20卷。《旧唐书·刑法志》说新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唐六典》也说："正凡三百条，减开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条，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唐六典》与《旧唐书》的记载略有出入，一说93条，一说92条，一条之差。二、三字形相近，可能是传抄或刻写中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记载的基本事实是相同的，即贞观修律朝着减轻刑罚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3．《永徽律》及《律疏》。 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命长孙无忌等修订律、令、格、式。次年，完成《永徽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永徽年间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律文的本身作出详尽的注疏。《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唐立法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封建制法律典型代表。永徽二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以《贞观律》为蓝本制定。《永徽律》12篇500条。鉴于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及每年科举考试缺乏统一标准高宗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的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制度的源流演变和立法意图，并设问答，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经皇帝批准于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律文与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时称《永徽律疏》，元后称《唐律疏议》。 4．《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命李林甫等刊定《开元律》十二卷，《开元律疏》三十卷。 5．《大中刑律统类》。唐宣宗大中七年将刑律分类为门，附以有关的格、敕、令、式，编成《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也称《刑法统类》。《统类》在法典的编纂上是一种新的形式，对于五代和宋朝的立法技术有重大影响。 6．《唐六典》的编纂及其影响。《唐六典》是唐玄宗年间编撰的一部有关唐朝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规大全。所有篇目完全是按唐代官制来设置，详细地列出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的组织规模、官员编制及其职权范围。《唐六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开启了中国古代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先河，从此编制行政法典和制定刑法典一样，成为中国古代立法的一种传统。唐玄宗于开元十年命令大臣以当时的国家行政体制为基础，仿照西周《周官》一书依官职分类的体例编纂《唐六典》，至开元二十六年完成。其内容，共30卷，分理、教、礼、政、刑、事六部分，主要记载了唐朝国家机构的设置，官员的编制、品级及职责，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奖惩、俸禄、退休等制度的规定，可以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行政法典。《唐六典》集秦汉以来行政立法之大成，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这是封建立法史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单纯行政性质的立法规范和制度开始从“律”和“礼制”中分离出来，编为“典”，使得封建刑律与行政法典成为基本并行的两大体系，为后世封建王朝所仿效。《唐六典》的编纂是继《永徽律疏》后唐代立法的又一重大成就，也是中国封建行政法制逐渐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
不要选概念太大的题目，否则会不得要领。最好是找一个比较新、研究的人相对比较少的题目，比较有开拓性。实践性的案例题目比纯理论的要简单些
中国古代法制史论文题目推荐及答案
封建法典儒家化的进程 摘要 该文章主要对中国法律儒家化出现的理由以及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进行了阐述，同时对一些对中国法律儒家化产生巨大影响人物的法学观点进行了阐述。关键词 法律儒家化 董仲舒 朱熹 法律思想发展礼法融合即儒家法律文化与法家法律文化的融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同时它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主要线索。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我国传统上是农业立国，自然经济在其两千多年封建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小农经济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从而养成了我们民族“敬天尊祖”重视血缘亲情，追求上下尊卑和谐有序的中和性格，而这种品格习惯的集中体现就是礼。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封建专制国家体现了一种家国一体的特性。因此儒家所强调的礼的法律文化的普遍接受是不容置疑的。 在家国一体的封建国家中，家是主要的方面。维系家的礼同样对维护国家秩序起着重大作用，，而维系国的法则在礼面前显得过于严苛，令人生畏。于是采用法家法典形式而灌输以儒家礼的精神，成为封建宗法国家在法律文化建构中的必然选择。陈顾远说过：“在中国法系的形成方面，如就其系统性之建立而言，可知有法家创造其体格，由儒家赋予以灵魂。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是礼法融合的思想基础。人性论的发展，以及从限制和规范君主行为的角度讲儒家文化优于法家法律文化。 二礼法融合的孕育期东汉初立，吏治混乱，叔孙通制定礼义即礼器制度掀开了礼法融合大幕的开始，陆贾的“中和”之治说，贾谊以民为本重视礼治，礼法融合论以及“礼不及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不平等论，以及汉文帝刑制改革对礼法融合的推动。汉代对礼法融合的推动其最终作用的是董仲舒，德主刑辅—董仲舒对礼法融合理论模式的初步建构。董仲舒以深厚的春秋公羊为基础，综合儒家、阴阳家、法家等学派的观点理论，建构了儒家学说的新体系，即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体系中，天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他赋予了天的运行规律的伦理意义，从阴阳的运行及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天的意志和德行是“仁”，天四时的运行体现了义，五行相生相继体现了孝，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人伦规范找到基础，在他看来，人是天的映照，天道决定人道，人性也必决定于天道，天有阴阳人有善恶两面，于是提出了两重三品的人性论。他将人性按其善质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纯为善和仁；中民之性两具仁贪；斗篙之性只有贪念。同时董仲舒提出了“四时赏罚”的为政思路。最后，董仲舒的观点是，天喜欢的必定是具有“仁”、“爱”、“生”等特征的阳，而不是“恶”、“杀”、“戾”的阴。通过这种方式，董仲舒最终想要表达的正是通过“天人感应”学说来对王权进行限制。并且在从而确立了“德主刑辅”的德刑关系的同时他提出规范礼仪教化，从而否定了秦朝的任刑。而且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中“据法听讼”，“依法刑人”等原则也在后世立法体系中得到应用并且影响深远。三法律儒家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修律使儒家法治思想更急深入到刑法中去，也使得刑法的儒家化过程继续深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礼法结合的形成的封建法律的原则主要有，魏明帝时期的“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源以《周礼》的八辟。《晋律》“准五服制罪”，服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以丧服为标志区分亲属范围和等级的制度。服制不但确立的是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亲属相犯时确立刑罚轻重的依据。依五服治罪成为封建法律的制度的重要内容，影响广泛，直到明清。《北齐律》将严重危害君权和父权的十种犯罪行为列为“重罪十条”，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这十种罪名是：“一曰反逆（谋危社稷、企图推翻皇帝的统治），二曰大逆（指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三曰叛（叛国投敌），四曰降（投降敌人），五曰恶逆（指殴打、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等谋害尊亲属的行为），六曰不道（指残忍酷毒，如杀非死罪家人、肢解人体等），七曰不敬（指对皇帝、家长的各种失礼行为），八曰不孝（指子女不善事父母的行为），九曰不义（指卑下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十曰内乱（指家族内的犯奸行为）犯此十种大罪者，不在八议、赎刑之列，通常是极刑处死。”四法律儒家化的成型唐朝统治者在目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法上，统治上强调予民休憩，“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的立法思想。据此提出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扰昏晓阳秋相而成者也”。唐统治者更注重以儒家的礼教道德思想来教化人民的思想，将犯罪的苗头扼杀于思想的源头，以达到治久安，维护其世代统治的目的。“一准乎礼”的原则，即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依据。更以“三纲”之意按顺序，轻重制定了定罪量刑之标准。将“十恶”修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调整“十恶”的次序，体现在量刑上的轻重，体现了“三纲”中轻重次序的精神体现，首先是维护君臣之纲的君权统治的犯罪，并予以最重的刑罚，其次告维护“父子之纲”的律例，现再次便是维护“夫妻之纲”的条文。而在亲属关系的长幼尊卑，亲疏远近也左右其定罪量刑的标准。可见唐代，礼学不仅成为其立法依据，更成为其定罪量刑的标准，除此以外还以礼注律，唐统治者依照儒家的仁政思想做为指导，在刑罚方面体现出“用刑持平”和在律条上更追求简约的精神。唐律在封建法典中被公认是“得古今之平”的经世之典，其死刑条文只有111条，在封建法中较之前任何一代都少，较明、清也简要。而即使是死刑，也为须三复奏甚至五复奏，皆因唐皇深明死者不可复生的道理，而其它刑罚也有严格规定，如流刑、徒刑均有最高刑期，不得无期服刑；而死刑只有绞、斩、而较其它任何封建王朝更为人道，而量刑幅度也比秦、汉、隋、明、清各律相对为轻。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集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儒家思想法律化这一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中有关法律原则和基本观点直接融入律文中，确定“一准于礼”的标准后，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最终完成五法律儒家化的进一步发展当法律儒家化成型之后，对法律儒家化作出更大推动作用，就是理学大师朱熹，他的思想对法律儒家化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在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中，“理”是创造和主宰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最高精神主体，“理”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就是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即“天理”，立法、司法当然必须以它为指导。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间的德、礼、政、刑等措施、方法，其目的无非是根除人们的“人欲”，恢复“天理”，或日“存天理，灭人欲”。这样，在“理”的理论外衣下面，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具备了更缜密、更系统和思辨的色彩，这样便完成了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的哲理化。在“德礼”、“政刑”的关系上，朱熹不是简单地重复儒家的传统观念，而是进行了新的阐发。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注意到“政”与“刑”之间，“德”与“礼”之间的内部联系；第二，从运动的角度去研究“德”、“礼”、“政”、“刑”四者的外部关系，并把它们纳入“存天理、灭人欲”的轨道。他认为，作为统治方法的德、礼、政、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统一于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盖三纲五常，天理民之大节而治道之根本也，故圣人之治，为教之以明之，为之以弼之”。这些思想对以后统治者法律制定起着重大的影响。理学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统一学术、统一思想、巩固三纲五常，强化封建礼教进而维护日渐腐朽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因此才被统治阶级奉为教条，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哲学，这种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领域达七百余。 六中国法律儒家化总结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理论几乎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华文明性格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汉代时是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春秋决狱，以经解律；魏晋之时是引礼入律，礼法结合；到唐时是礼法合一，刑律“一准乎礼”。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此“法家披上了儒家的外衣，儒家也披上了法家的外衣”，当应用礼能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时，那么统治者就推崇礼；当应用礼危害到统治者的利益时，统治者则避而不谈礼，直接应用法。中国法律儒家化是在更好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的过程中逐步成长的，也是儒法两家的“联姻”。我们都知道中国一向以中庸为最美，法家是一端，儒家是另一端，法律儒家化则是两者到达平衡的过程，最终以中庸定型，中庸美再次体现！
我写的是法制史的题目其实不是好不好写的问题，是有没有兴趣的问题选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写起来自然也就轻松很多一般的本科论文不难 ，多找点资料，截取精华，自己编个提纲，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了还有，选题目不如选老师，因为论文的负责老师不同，选一个好的老师更重要。
1：(一) “敬天保民” 、“明德慎罚”。 周初统治者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深刻意识到“唯命于不常”，即天命难料，但其中也有规律可循，天命总是归于能够为民作主的有德统治者。所谓“作民主”，就是应当像周文王那样“怀保小民”。 周初对周人贵族内部的文告中反复强调保民、安民以及类似的提法，可见他们标榜“敬天”，却落实在“保民”上。周初统治者从夏特别是商王朝兴亡的史实中，悟出天命转移的另一条规律： 天命总是归属于有德者。因此，要“祈天永命”，必须“疾敬德”，时刻以高标准的德严格要求自己，同时注重“德之用”，将德落实在国家活动的各个方面。该理论运用于法制实践中，便是“明德慎罚”， 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慎重从事；任用法官、审理案件及施用刑罚等， 都要反复思考，不可轻率。 (二)“亲亲” 、“尊尊”。鉴于统治者的内部关系是事关国家命运和政局稳定的决定件之一，周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 的原则。亲是对疏而言，“亲亲” 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是对卑而言， “尊尊”的涵义较广，不但父子、夫妻之间尊卑有别，在贵族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特别是君臣之间，尊卑也截然不同。通过“亲亲”、“尊尊”，便把人们的血缘关系同政治关系紧密联结在一起。 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 的前提下， 将“亲亲”、“尊尊”原则制度化、法律化，落到实处，这是西周法制的基本特点。2：《法经》的主要内容：《法经》早已失传，《晋书刑法志》保存了其篇目：“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 以为《杂》律一篇。 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 然皆罪名之制也。 商君受之以相秦”。《唐律疏议》也有如是记载。 明代董说所著《七国考》曾引用西汉末年桓谭所著《新论》中有关《法经》的论述，比《晋书刑法志》较为详细。从内容和文字上看，《晋书刑法志》也是引自《新论》。 从篇目结构上来看，《法经》共有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网法》(也称《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第一篇《盗法》。 “盗” 是侵犯财产的犯罪。 《盗法》是维护封建财产所有权， 惩罚侵犯财产的犯罪的法律。第二篇《贼法》。“贼” 主要指危害他人人身的犯罪，主要是杀人、伤人等。 《贼法》是保护人身安全，处罚侵害他人人身的犯罪的法律。 第三篇《网法》， 也称《囚法》， 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 第四篇《捕法》， 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 第五篇《杂法》， 是补前四篇之不足的拾遗补阙之篇， 内容庞杂， 其主要内容是“六禁”。第六篇《具法》，《七国考》也称《减律》。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 相当于近代法律的总则部分。《法经》在编纂体例上开创了编纂完整的成文法典的新体系，改变了过去单项诏令、法规重叠不齐、规范不一的局面。《法经》设《具法》一篇，集中规定对所有法律条文具有统帅作用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战国时期立法水平的提高，它直接影响了秦律及汉律等，为我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例确定了基本模式。3：秦朝的刑罚制度（一）刑罚的种类 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生命刑；体刑；劳役刑；流迁刑；财产刑；身份刑。（二）定罪量刑的原则 主要有：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区分故意与过失；以有无犯罪意识作为构成犯罪的要素；以犯罪后果衡量犯罪轻重；共同犯罪加重处罚；累犯加重；诬告反坐；实行连坐等。4：自汉高祖至汉武帝的七十年间，黄老思想一直居统治地位，而辅之以儒、法思想，尤其是将黄老学说运用到政治与法制的实践中去。约法省禁是汉初黄老法律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汉初统治者在完成了对立法思想的选择与定位后，便开始对秦朝遗留下来的苛法进行改革，实践立法思想，其中酷烈的刑法与思想言论罪成为蠲削与修正的重点对象。汉初统治者对刑法系列改革的最大举措， 就是文帝十三年（前167）下令废除肉刑。5：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6：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法律，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到西周集其大成。西周开国之初，为统治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制礼的工作。在周公旦的主持下，以周族自己的习惯法为基础，同时吸收夏商两代礼仪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经过整理之后，制定了有关国家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以及生活规范的礼典。经过周公制礼活动，力求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直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言行，无不以礼为依据，以礼为准绳。 因为礼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所以内容极为广泛，大而包括国家的根本法，小而遍及待人接物等生活细节，几乎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都在它的支配之下。 7：1．《武德律》。《武德律》共12篇500条，是唐朝的首部法典。唐朝建立后，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命刘文静等在隋开皇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五十三条新格。武德四年，又命裴寂等撰定律令，大致以《开皇律》为准。将五十三条新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 2．《贞观律》。唐律最大的一次修改是在贞观时期。唐太宗是个有头脑的皇帝，对法律非常重视。他认为刑罪仍然过重，下令加以修改。最初决定将绞刑50条改为断趾（断右趾），但肉刑废除已久，忽然恢复肉刑，难免遭到人们的反对，后来又把断趾改为加役流，即在流三告里的上面加一个加役三年的流刑。此外，还采取了一些别的轻刑措施，如限制缘坐。依照隋律，犯谋反大逆，兄弟尽管分居，也发缘坐俱死。可是同祖却中以免配流。当时发生了一个案子，尚州有个人叫房强，他的弟弟在岷山当军官，因谋反被诛，他也应缘坐死刑。唐太宗认为，兄弟分居后，荫不相及，而犯罪要连会俱死，比对祖孙的处罚还重，太不合理，于是改为兄弟也免死，与祖孙一样配役流。 贞观修律是一次对律令格式的全面大修改，到贞观十一年才告完成。最后结果是：定律500条，分为12卷；定令1590条（一说为1546条），分为30卷；又从武德贞观两朝发布的诏敕三告多件中定留700条，编成格18卷，又定式33篇，分为20卷。《旧唐书·刑法志》说新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唐六典》也说："正凡三百条，减开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条，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唐六典》与《旧唐书》的记载略有出入，一说93条，一说92条，一条之差。二、三字形相近，可能是传抄或刻写中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记载的基本事实是相同的，即贞观修律朝着减轻刑罚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3．《永徽律》及《律疏》。 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命长孙无忌等修订律、令、格、式。次年，完成《永徽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永徽年间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律文的本身作出详尽的注疏。《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唐立法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封建制法律典型代表。永徽二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以《贞观律》为蓝本制定。《永徽律》12篇500条。鉴于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及每年科举考试缺乏统一标准高宗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的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制度的源流演变和立法意图，并设问答，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经皇帝批准于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律文与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时称《永徽律疏》，元后称《唐律疏议》。 4．《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命李林甫等刊定《开元律》十二卷，《开元律疏》三十卷。 5．《大中刑律统类》。唐宣宗大中七年将刑律分类为门，附以有关的格、敕、令、式，编成《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也称《刑法统类》。《统类》在法典的编纂上是一种新的形式，对于五代和宋朝的立法技术有重大影响。 6．《唐六典》的编纂及其影响。《唐六典》是唐玄宗年间编撰的一部有关唐朝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规大全。所有篇目完全是按唐代官制来设置，详细地列出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的组织规模、官员编制及其职权范围。《唐六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开启了中国古代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先河，从此编制行政法典和制定刑法典一样，成为中国古代立法的一种传统。唐玄宗于开元十年命令大臣以当时的国家行政体制为基础，仿照西周《周官》一书依官职分类的体例编纂《唐六典》，至开元二十六年完成。其内容，共30卷，分理、教、礼、政、刑、事六部分，主要记载了唐朝国家机构的设置，官员的编制、品级及职责，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奖惩、俸禄、退休等制度的规定，可以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行政法典。《唐六典》集秦汉以来行政立法之大成，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这是封建立法史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单纯行政性质的立法规范和制度开始从“律”和“礼制”中分离出来，编为“典”，使得封建刑律与行政法典成为基本并行的两大体系，为后世封建王朝所仿效。《唐六典》的编纂是继《永徽律疏》后唐代立法的又一重大成就，也是中国封建行政法制逐渐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
不要选概念太大的题目，否则会不得要领。最好是找一个比较新、研究的人相对比较少的题目，比较有开拓性。实践性的案例题目比纯理论的要简单些
中国古代法制史论文题目大全及答案及解析
1：(一) “敬天保民” 、“明德慎罚”。 周初统治者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深刻意识到“唯命于不常”，即天命难料，但其中也有规律可循，天命总是归于能够为民作主的有德统治者。所谓“作民主”，就是应当像周文王那样“怀保小民”。 周初对周人贵族内部的文告中反复强调保民、安民以及类似的提法，可见他们标榜“敬天”，却落实在“保民”上。周初统治者从夏特别是商王朝兴亡的史实中，悟出天命转移的另一条规律： 天命总是归属于有德者。因此，要“祈天永命”，必须“疾敬德”，时刻以高标准的德严格要求自己，同时注重“德之用”，将德落实在国家活动的各个方面。该理论运用于法制实践中，便是“明德慎罚”， 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慎重从事；任用法官、审理案件及施用刑罚等， 都要反复思考，不可轻率。 (二)“亲亲” 、“尊尊”。鉴于统治者的内部关系是事关国家命运和政局稳定的决定件之一，周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 的原则。亲是对疏而言，“亲亲” 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是对卑而言， “尊尊”的涵义较广，不但父子、夫妻之间尊卑有别，在贵族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特别是君臣之间，尊卑也截然不同。通过“亲亲”、“尊尊”，便把人们的血缘关系同政治关系紧密联结在一起。 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 的前提下， 将“亲亲”、“尊尊”原则制度化、法律化，落到实处，这是西周法制的基本特点。2：《法经》的主要内容：《法经》早已失传，《晋书刑法志》保存了其篇目：“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 以为《杂》律一篇。 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 然皆罪名之制也。 商君受之以相秦”。《唐律疏议》也有如是记载。 明代董说所著《七国考》曾引用西汉末年桓谭所著《新论》中有关《法经》的论述，比《晋书刑法志》较为详细。从内容和文字上看，《晋书刑法志》也是引自《新论》。 从篇目结构上来看，《法经》共有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网法》(也称《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第一篇《盗法》。 “盗” 是侵犯财产的犯罪。 《盗法》是维护封建财产所有权， 惩罚侵犯财产的犯罪的法律。第二篇《贼法》。“贼” 主要指危害他人人身的犯罪，主要是杀人、伤人等。 《贼法》是保护人身安全，处罚侵害他人人身的犯罪的法律。 第三篇《网法》， 也称《囚法》， 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 第四篇《捕法》， 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 第五篇《杂法》， 是补前四篇之不足的拾遗补阙之篇， 内容庞杂， 其主要内容是“六禁”。第六篇《具法》，《七国考》也称《减律》。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 相当于近代法律的总则部分。《法经》在编纂体例上开创了编纂完整的成文法典的新体系，改变了过去单项诏令、法规重叠不齐、规范不一的局面。《法经》设《具法》一篇，集中规定对所有法律条文具有统帅作用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战国时期立法水平的提高，它直接影响了秦律及汉律等，为我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例确定了基本模式。3：秦朝的刑罚制度（一）刑罚的种类 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生命刑；体刑；劳役刑；流迁刑；财产刑；身份刑。（二）定罪量刑的原则 主要有：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区分故意与过失；以有无犯罪意识作为构成犯罪的要素；以犯罪后果衡量犯罪轻重；共同犯罪加重处罚；累犯加重；诬告反坐；实行连坐等。4：自汉高祖至汉武帝的七十年间，黄老思想一直居统治地位，而辅之以儒、法思想，尤其是将黄老学说运用到政治与法制的实践中去。约法省禁是汉初黄老法律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汉初统治者在完成了对立法思想的选择与定位后，便开始对秦朝遗留下来的苛法进行改革，实践立法思想，其中酷烈的刑法与思想言论罪成为蠲削与修正的重点对象。汉初统治者对刑法系列改革的最大举措， 就是文帝十三年（前167）下令废除肉刑。5：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6：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法律，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到西周集其大成。西周开国之初，为统治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制礼的工作。在周公旦的主持下，以周族自己的习惯法为基础，同时吸收夏商两代礼仪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经过整理之后，制定了有关国家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以及生活规范的礼典。经过周公制礼活动，力求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直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言行，无不以礼为依据，以礼为准绳。 因为礼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所以内容极为广泛，大而包括国家的根本法，小而遍及待人接物等生活细节，几乎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都在它的支配之下。 7：1．《武德律》。《武德律》共12篇500条，是唐朝的首部法典。唐朝建立后，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命刘文静等在隋开皇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五十三条新格。武德四年，又命裴寂等撰定律令，大致以《开皇律》为准。将五十三条新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 2．《贞观律》。唐律最大的一次修改是在贞观时期。唐太宗是个有头脑的皇帝，对法律非常重视。他认为刑罪仍然过重，下令加以修改。最初决定将绞刑50条改为断趾（断右趾），但肉刑废除已久，忽然恢复肉刑，难免遭到人们的反对，后来又把断趾改为加役流，即在流三告里的上面加一个加役三年的流刑。此外，还采取了一些别的轻刑措施，如限制缘坐。依照隋律，犯谋反大逆，兄弟尽管分居，也发缘坐俱死。可是同祖却中以免配流。当时发生了一个案子，尚州有个人叫房强，他的弟弟在岷山当军官，因谋反被诛，他也应缘坐死刑。唐太宗认为，兄弟分居后，荫不相及，而犯罪要连会俱死，比对祖孙的处罚还重，太不合理，于是改为兄弟也免死，与祖孙一样配役流。 贞观修律是一次对律令格式的全面大修改，到贞观十一年才告完成。最后结果是：定律500条，分为12卷；定令1590条（一说为1546条），分为30卷；又从武德贞观两朝发布的诏敕三告多件中定留700条，编成格18卷，又定式33篇，分为20卷。《旧唐书·刑法志》说新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唐六典》也说："正凡三百条，减开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条，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唐六典》与《旧唐书》的记载略有出入，一说93条，一说92条，一条之差。二、三字形相近，可能是传抄或刻写中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记载的基本事实是相同的，即贞观修律朝着减轻刑罚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3．《永徽律》及《律疏》。 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命长孙无忌等修订律、令、格、式。次年，完成《永徽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永徽年间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律文的本身作出详尽的注疏。《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唐立法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封建制法律典型代表。永徽二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以《贞观律》为蓝本制定。《永徽律》12篇500条。鉴于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及每年科举考试缺乏统一标准高宗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的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制度的源流演变和立法意图，并设问答，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经皇帝批准于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律文与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时称《永徽律疏》，元后称《唐律疏议》。 4．《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命李林甫等刊定《开元律》十二卷，《开元律疏》三十卷。 5．《大中刑律统类》。唐宣宗大中七年将刑律分类为门，附以有关的格、敕、令、式，编成《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也称《刑法统类》。《统类》在法典的编纂上是一种新的形式，对于五代和宋朝的立法技术有重大影响。 6．《唐六典》的编纂及其影响。《唐六典》是唐玄宗年间编撰的一部有关唐朝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规大全。所有篇目完全是按唐代官制来设置，详细地列出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的组织规模、官员编制及其职权范围。《唐六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开启了中国古代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先河，从此编制行政法典和制定刑法典一样，成为中国古代立法的一种传统。唐玄宗于开元十年命令大臣以当时的国家行政体制为基础，仿照西周《周官》一书依官职分类的体例编纂《唐六典》，至开元二十六年完成。其内容，共30卷，分理、教、礼、政、刑、事六部分，主要记载了唐朝国家机构的设置，官员的编制、品级及职责，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奖惩、俸禄、退休等制度的规定，可以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行政法典。《唐六典》集秦汉以来行政立法之大成，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这是封建立法史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单纯行政性质的立法规范和制度开始从“律”和“礼制”中分离出来，编为“典”，使得封建刑律与行政法典成为基本并行的两大体系，为后世封建王朝所仿效。《唐六典》的编纂是继《永徽律疏》后唐代立法的又一重大成就，也是中国封建行政法制逐渐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
1、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时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5种方法。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的简称。最早见于《周礼·秋官·小司寇》。据郑玄的注释，辞听是“观其出言，不直则烦”即观察当事人的语言表达，理屈者则言语错乱；色听是“察其颜色，不直则赧然”即观察当事人的面部表情，理屈者则面红；气听是“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即观察当事人的呼吸，无理则喘息；耳听是“观其聆听 ，不直则惑”观察当事人的听觉，理亏则听语不清；目听是“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观察当事人的视觉和眼睛，无理则双目失神。以后各朝代均以五听作为刑事审判的重要手段，《唐六典》规定：“凡察狱之官，先备五听。” “五听”实际上是通过观察被讯问者感官反应而确定其陈述之真假，虽然近于主观，但比起夏商“神判”显然已进了一大步，说明西周时期已经注意到司法心理分析问题，并将其运用到司法实践之中。周以后历朝的司法实践基本都沿用“五听”制度。2、廷行事是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廷行事”即判案成例，在秦朝时已把司法机关的判例作为司法实践中除律文之外可资援引的审判依据了。3、 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这八种人是：议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亲故贤能，功贵勤宾） “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原则再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把“八议”写入法典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的、明确的、严格的保护。从此时起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而相沿不改。 4、《暂行章程》五条是《大清新刑律》后加上的五条《附则》，其中保留了一些亲属相犯之类的封建性条款。这是争论妥协的结果，是在劳乃宣等守旧官僚的强烈要求下 加入的，主要是保存了旧律中的一些内容，如 对犯所谓十恶大罪、干名犯义等罪仍要用旧 律，对一些处死刑者仍用斩刑，卑幼对尊长不 得适用正当防卫原则等单选1、A2、A多选1 ABD2 AC3 ABC4 BC5 ACD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文题目推荐及答案解析
政治： 1、大胆质疑，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质疑是思维的导火线，是学生的内驱力，是探索与创新的源头。加强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即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2、整体把握，理清课本内容层次： 把繁杂、冗长的知识一层一层地进行梳理，犹如剥洋葱一样，将所学的知识梳理出层次，然后从整体上把握这些知识层次。将其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就是所谓的“先放后收”。3、简要概括，把课本由厚变薄： 这要求学生建立在整体把握课本的基础上，领会其精神实质。可先对一节或一段内容进行归纳，用一两句话，一两个字概括。随着学习归纳能力的提高，逐步发展为对一课，一章的概括。 4、抓住线索，清晰知识的发展脉络： 如果知识是珍珠，那么线索就是将珍珠串起来的那根线。学生要去发现所学知识的线索，抓住了线索就抓住了所学知识的脉络。在自学中要注意“三大问题”，即先讲是什么，后讲为什么或重要性，最后讲怎么样。 5、划出关键词，突出知识核心结点： 线索是学习内容的“网”，关键词则是这张网中的“结点”。在知识学习中，要求学生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抓住关键词，将知识高度压缩在认知结构中，再应用时依据线索，快速检索出关键词，由此引出自己所学的知识。 6、写读书笔记，进一步内化所学知识： 学生自学完一节或一课后，写出自己的读后感，体会，或者对课本进行评述，如果能长此以往，坚持下去那就真正达到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学生的理论水平及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得到较大提高。历史：并不是靠死记硬背就能解决问题的。历史更需要的还是理解。复习时关键是要反复地看书，在反复中提高。书才是最根本的。离开书本谈能力是不现实的。 在读每一节的内容时，要想想在一个历史事件之前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能够说明什么历史道理，也可进行历史事件间的横向纵向的比较。例如，某两场政变或两种政策之间有什么异同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同，说明了什么。分析异同点也很简单，无非就是从背景、性质、影响等几个固定的版块去想。经常这样思考，对不同的历史现象，就可以较准确地分析出它们的实质，无论碰到什么题都能迎刃而解。这是读书时要注意的问题。书本绝不仅仅是读过即可的，光记住一些时间、地点、事件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用历史思维去思考、去研究、去探索事件背后的东西。相信你不久就会发现，历史是越读越有味的。 总之，是个积累的过程，你了解的越多，学习就越好，所以多记忆，选择自己的学习方法。祝学习成功！ 科学的学习方法： 一、预习：在预览教材的总体内容后再细读，充分发挥自己的自学能力，理清哪些内容已经了解，哪些内容有疑问或是看不明白（即找重点、难点）分别标出并记下来。 这样既提高了自学能力，又为听课“铺”平了道路，形成期待老师解析的心理定势；这种需求心理定势必将调动起我们的学习热情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二、听课： 听老师讲课是获取知识的最佳捷径，老师传授的是经过历史验证的真理；是老师长期学习和教学实践的精华。提高课堂效率是尤为重要：1、做好课前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十分重要。保持课内精力旺盛，头脑清醒，是学好知识的前提条件。2、集中注意力：思想开小差会分心，要专心听讲，排除干扰。3、认真观察、积极思考：不要做一个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要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紧跟老师讲课的思路，会取得的学习效果好。 4、充分理解、掌握方法。 5、抓住老师讲课的重点：有的同学在听课，往往忽视老师讲课的开头和结尾，同时还要注意老师反复强调的部分。 6、做好课堂笔记：是强化记忆的最佳方法之一。笔记，一份永恒的笔录，可以克服大脑记忆方面的限制。俗语说，好记忆不如烂笔头，因此必须记笔记。同时做笔记充分调动耳、眼、手、心等器官协同工作可帮助学习。
唐宋 先秦还是奴隶制 明清已经闭关锁国，特别是清朝 大搞文字狱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初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朝早期皇帝奉行黄老之道，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上并不繁荣。只有唐宋，政治环境宽松，对外开放，兼容并蓄，出了唐宋八大家，流传至今的诗词，也当初在这两个朝代
首先先秦时期是指秦始皇还没统一六国的时候 在战国时期这一阶段出现的百家争鸣正可体现出人性较自由开放 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人性就变得不那么自由 出现了 焚书坑儒 禁锢人门思想 所以题目中人个性最高就是先秦时期了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历史上文化繁荣时期，思想领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都涌现出不少著名的人物，纷纷著书立说，这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繁荣时期。这一封建时代不是封建制度。中国古籍有“封建”一词，意思是“封国土、建诸侯”。唐朝柳宗元写有《封建论》，将夏、商、周、汉四个朝代认定为“封建”。显然，“封建社会”中的“封建”二字，是借用的这个词。封建社会即分封制，在中国盛行分封制的时期是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之前的时期，尤其是西周时期，周武王灭商以后，周天子分封天下，那时诸侯小国林立，一个面积几平方公里的小国，其统治者被周天子分封为君主，以“国”自居，这个时期的曾经社会形态被奇怪地称为“奴隶社会”。到东周时期，诸侯小国逐步被兼并成诸侯大国，直到战国末期，秦国并吞六国，建立起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以后的中国社会就不叫做封建社会了，因为在当时大一统的中国，已经废除了封土建国的分封制，没有王侯可以受封而自行建国，自立为君主是不被允许的，所谓的皇帝只有能有一个，因此，自秦始皇开始至辛亥革命的这段中国历史时期，应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社会。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宗法专制社会”被我们称为“封建社会”，而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却被我们称为“奴隶社会”呢？这是因为一些人对中国历史有曲解，并以讹传讹。
中国古代法制史论文题目大全及答案解析
不要选概念太大的题目，否则会不得要领。最好是找一个比较新、研究的人相对比较少的题目，比较有开拓性。实践性的案例题目比纯理论的要简单些
1、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时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5种方法。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的简称。最早见于《周礼·秋官·小司寇》。据郑玄的注释，辞听是“观其出言，不直则烦”即观察当事人的语言表达，理屈者则言语错乱；色听是“察其颜色，不直则赧然”即观察当事人的面部表情，理屈者则面红；气听是“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即观察当事人的呼吸，无理则喘息；耳听是“观其聆听 ，不直则惑”观察当事人的听觉，理亏则听语不清；目听是“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观察当事人的视觉和眼睛，无理则双目失神。以后各朝代均以五听作为刑事审判的重要手段，《唐六典》规定：“凡察狱之官，先备五听。” “五听”实际上是通过观察被讯问者感官反应而确定其陈述之真假，虽然近于主观，但比起夏商“神判”显然已进了一大步，说明西周时期已经注意到司法心理分析问题，并将其运用到司法实践之中。周以后历朝的司法实践基本都沿用“五听”制度。2、廷行事是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廷行事”即判案成例，在秦朝时已把司法机关的判例作为司法实践中除律文之外可资援引的审判依据了。3、 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这八种人是：议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亲故贤能，功贵勤宾） “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原则再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把“八议”写入法典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的、明确的、严格的保护。从此时起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而相沿不改。 4、《暂行章程》五条是《大清新刑律》后加上的五条《附则》，其中保留了一些亲属相犯之类的封建性条款。这是争论妥协的结果，是在劳乃宣等守旧官僚的强烈要求下 加入的，主要是保存了旧律中的一些内容，如 对犯所谓十恶大罪、干名犯义等罪仍要用旧 律，对一些处死刑者仍用斩刑，卑幼对尊长不 得适用正当防卫原则等单选1、A2、A多选1 ABD2 AC3 ABC4 BC5 A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