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论文选题意义高中生物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作品太多，随便什么人，随便写一个东西，都叫它作品，但真正有深度、反应当今时代的作品很少。反思就是要立足当下，文学创作还得着眼于当今时代，得反应一些东西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表述 张开焱 在今天，要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指责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0年代前后，理论界和批评界已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当时人们对政治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政治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学的政治维度，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 政治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就毫无关系，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代西方，在经历了本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政治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政治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政治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真理的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而后现代时期的学人对文化和文学政治意义的重新注意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解构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福科关于话语、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政治意义的深入揭示，萨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歪曲、控制、统治问题，都在将政治视角作为解剖和评价人类文化及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在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政治化倾向。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论诗学，重新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不是。重续诗学政治论维度的一个必要前提，恰恰是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反省和检讨，确定其得失，然后重新阐释和定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传统政治论诗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的经济活动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文学活动的发生、展开和变化的最终根源；二是从阶级论角度定位和定义文学的政治内涵。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尽管本身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释力量，它们可能成为政治论诗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像杰姆逊的文化解释理论，仍然将"生产方式"当作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框架。这就意味着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或提供新的启示。这里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是否有过人的理论发现力、创造力和融通力。 传统政治论诗学的失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从(阶级和政党意义上的)政治论角度理解和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生活，将人的存在完全定位于政治的存在和政治的生活，从而抹杀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它从"阶级论"和"政党论"的角度定义政治，尽管抓住了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不是全部，政治的含义远比阶级和政党丰富复杂；又其次，它只从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文学，将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看成文学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文学的可能性；最后，传统政治论诗学在如上所说的几点基础上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定位于从属关系，即文学从属于(阶级和政党的)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这即使不是完全的错误，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肯定不能用从属论和工具论来全面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从属论和工具论已遭到持续批判和否定，现在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是"平行论"--政治属于社会实践层面，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它是审美的而非实践的，它们之间不是谁从属于谁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在我看来，"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描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可能关系，但都不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面、准确描述和定位；持从属论观点的人必须注意到，许多作家和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并不都能简单地认定从属于哪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从阶级、政党、政治运动的角度考量和评价它的意义与价值；持平行论的学人也须注意到，确实有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命于某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用自己的创作为之服务；更重要的是，持从属论和平行论的人都必须注意到一种让他们头疼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同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不同的意义，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是有政治意义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政治意义很单薄甚至完全没有；就政治意义而言，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出这种政治意义，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那种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红楼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读者在其中看到了"宫闱秘史"，晚清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毛泽东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看到了儒法斗争，而今天某些学者又从中看到了"牌桌上的政治"，可以肯定，只要《红楼梦》还流传下去，就还会有读者看出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关系。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是太过简单的理论，它们尽管彼此对立，但其运思方式并无区别，即它们都以本质论的认知方式来思考和谈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不片面和僵板。 我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好用"召唤-应答"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所谓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等姿态；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存在独立性的确认，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从属论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论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种双向互动互渗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召唤应答关系。文学的政治性，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对特定政治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 从文学对政治的角度看，文学也在对政治发出召唤；文学召唤的立足点是对政治的审美超越；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因此，它不仅可能对某些政治生活、政治集团、制度、设施、观念和心理作出认同性判断，更可能对它作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政治构成因素从具体历史进程来看是必要和有进步意义的。文学对政治的召唤，是从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的高度发出的召唤，这种召唤要求政治从对现实的肯定和自我的陶醉转向对自我的检讨、批判、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这种召唤，政治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作出应答，这种应答自然可以是认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对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漠视无睹。不管怎样的反应，都是一种应答行为，因此，都与文学在客观上发生了某种联系。 因此，文学与政治是在一种双向召唤-应答关系中互动互渗的。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要特别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主导性召唤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就其对人类社会的覆盖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学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政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文学自然也可能成为这种手段。只不过文学活动者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在政治的先在性召唤下，文学的任何应答都具有政治性或泛政治色彩；因为，政治作为召唤者，既预定了其认同者，也预定了其反对者，还预定了其疏离者、逃逸者以及无动于衷者。对政治召唤的任何应答都在政治的预定之中，都被赋予了政治性或泛政治性。
能够让我们反映到社会的发展，能够反映社会的黑暗，也能够让我们更了解这个社会，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态。
从 1919 年的“ 五四”运动至 194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 五四”运动后学术界虽有“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但于近代文学的时限却是模糊不清。1921 年， 沈雁冰( 茅盾) 著有《 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 注《: 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约 13000 字， 与刘贞晦的《 中国文学变迁史》合为一册， 名为《 中国文学变迁史》) 。1921 年 12 月出版， 大约此书是最早提出“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但该书不是专讲中国文学的， 这里只是借用“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 于是“ 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逐渐为学术界使用。后则有陈衍的《 近代诗钞》( 1923) 、严伟等人的《 近代诗选》、钱仲联的《 近代诗评》( 1926) 、钱歌川的《 近代文学之特征》( 1934) 等。但以上论著中的“ 近代文学”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近代文学， 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众说不一。1929 年， 陈子展著《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上海中华书局) ，他在书中说“: 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 我想来想去， 才决定 断自‘ 戊戌维新运动’时候( 一八九八) 说起”;陈独秀曾主张“ 元明剧本， 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 陈独秀:《 文 学 革 命 论》《， 新 青年》2 卷 6 号( 1917 年 2 月) ， 第 2 页。) ; 郑振铎则谓“ 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 公元一五二二年) ， 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 民国七年， 公元一九一八年) ”( 注:《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828 页) 。1958 年他写《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时， 又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五期:即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现代期。郑先生把近代期明确定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 公元 1840———1918年) ”， 钱基博撰《 现代中国文学史》， 似又把“ 现代”视为“ 近代”， 总之，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 近代文学始终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科学概念。尽管如此， 从“ 五四”到 1949 年， 近代文学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绩: 即论述了近代文学范围内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及其文学现象， 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在这 方面 成绩 尤 为 突出 的 是 鲁迅、胡适、郑振铎、阿英、陈子展诸前辈学者。较早论述近代文学的是胡适的《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此文是为纪念《 申报》五十周年而作， 它所论述的范围也就只能是 1872—1922 的五十年， 但这五十年恰恰正是中国近代文学最繁荣的时期。《 申报》创刊于 1872年， 19 世纪的七十年代正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萌生期， 随着近代维新思想的发展， 文学也逐渐发生变革，而后又兴起以梁启超为旗手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 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 直到“ 五四”前后， 这是近代文学最具近代性的一段。胡适写此著并无意于总结近代文学， 但在客观上却为近代文学描画了一个轮廓， 如果说他为近代文学研究建构了一个叙述框架， 似乎也不为过分。诚然， 胡适的文学史观从总体上来讲， 仍存有以文言、白话来作为区别、判断文学是“ 死”是“ 活”的根本缺陷， 但他毕竟是一个具有卓识的学者，他在具体考察作家作品时并非因其用的是文言而一笔抹煞。在《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 除对仍用旧体诗创作的黄遵宪、金和和新文体作家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给予较公允的批评外， 典型的例子是对古文学三大家严复、林纾、章太炎的评说。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 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 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严复与林纾的大功劳在于补救这两个大缺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胡适对严复、林纾的总体评价与定位， 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认同。胡适于二人译著的具体分析更值得我们玩味。比如他说“: 严复用古文译书， 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 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因为当时知识界尽管在语言功能的认识上存有差别， 但在语言的价值观上是共同的: 即认为语言有雅俗和层次高低之分， 用文言写成的古文被人视为“ 高文典册”; 而白话则是对妇孺农氓启蒙和宣传的工具。如果严复不是用古文翻译《 天演论》，那么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是绝不会为它写序并赞为“ 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在“ 五四”之后不久， 这篇长文的出现， 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确实有奠基的意义。当然， 胡适的此文也是有缺点的，最明显的还是前面已提到的， 他以白话、文言来区分“ 活文学”“、 死文学”的文学史观。于此鲁迅在称赞此文的同时亦有提醒“: 但白话的生长， 总当以《 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 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人诗文者， 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 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经过近百年的风风雨雨， 终于走完了本世纪的最后一程。本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虽不平衡， 其中第二阶段还有长达十余年的一段空白， 但总的说来， 这段文学史的研究由无到有、由弱到强， 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独立学科研究格局的研究阵容。特别是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 近代文学研究发展更加迅速， 并取得较大的成绩， 以专著的数量而言， 这二十年是前六十年的五倍， 其学术水平也较前有很大提高。尽管如此， 对近代文学的挖掘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特别是近代文学当中的一些提法和一些思想家的前瞻性的思考，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无疑具有推动性的作用。把这些历史材料全面而详尽地整理出来， 就成了当下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有更好的学术作品陆续面世。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论文选题意义高中语文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一个时代的文学恰恰书写了这个时代的影子！
能够让我们反映到社会的发展，能够反映社会的黑暗，也能够让我们更了解这个社会，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态。
“生存还是毁灭?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我不知道，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分得清的事情，只是哈姆雷特选择了后者，承担起了那项他承担不起，几乎连渺茫的希望都没有、但又决不可推卸的复仇重任。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论文选题意义怎么写高中
开题报告一般要总结意图，主要运用什么理论，要达到的目的。 说明主题选择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介绍应该简短而简洁，围绕主题。说明调查的原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过程和方法以及工作人员的构成，从中引出核心问题或基本结果。 明确调查目标的时代背景、总体发展趋势、实际情况、关键考试成绩、突出情况等基本情况，明确提出核心问题或主要意见；直接总结调查结果，如肯定实践、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解释中心内容等。序言具有锦上添花的效果，应简洁总结，直接切割主题。 论文主题选择的关键取决于澄清论文主题选择对理论基础研究的贡献，或对实践活动的帮助和具体指导。简要描述问题的起源和未来的发展，然后显示主题应该处理什么问题，即讨论的范围。最后，对您的主题选择的使用价值进行评估，以显示本文对基础理论的基本促进作用和具体指导的意义。
选题意义和目的一般作为开题报告里面的第一块内容，是阐述你所研究的这个选题有没有研究价值或者说讨论价值的， 写开题报告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请导师来评判我们这个选题有没有研究价值、这个研究方法有没有可能奏效、这个论证逻辑有没有明显缺陷 写意义的时候根据你的选题来决定形式可以分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也可以不细分，把目的和意义和在一起写，总之突出你观点的新颖和重要性即可建议可以从这两点来叙述，不过要根据自己的选题，不要生搬硬套: (你的选题)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也就是说研究领域中一个新颖有意义的课题，被前人所忽略的 前人有研究过，或者说阐述过但是没有阐述论证的足够全面，你加以丰满，或者驳斥前人的观点，总之，意义和目的一定要叙述的清晰并且是有一定新意的其次注意自己所使用的理论，你是用什么理论证明你的观点也要叙述清楚，否则难以有说服力在做文献综述和国内外研究水平的评价等等也要有翔实的根据这样才能衬托出你的选题的意义所在
文学类论文范文 拿走不谢杜甫草堂诗中的“淡”及形成原因摘要：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生活相对安逸。诗风转向抒情与闲适类型居多，多为记录诗人当时闲淡朴实的生活以及恬淡旷达的心情，将生活哲理及内心感悟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平静超脱，朴素幽雅，处处体现着淡的思想。关键词：杜甫；草唐诗；淡；原因 杜甫一生坎坷，早期的诗风充满着豪情壮志与浪漫情怀，自安史之乱始，杜甫亲眼目睹了人民的苦难和政治的灰暗，并将这种国家衰微、民生疾苦、自身失意表现在诗歌当中，形成一种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也是抱着这种对政治的失望，杜甫入蜀定居。这一时期的诗歌以自然生态与闲适田园生活为题，创作风格也焕然一新，由批判现实诗风转变为恬淡萧散的风格，诗作中处处体现淡的思想。一、杜甫草堂诗中体现的淡的思想（一）恬退归隐之淡上元元年，杜甫卜成都浣花溪以居。《卜居》是他初到浣花溪所作。“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从这些直抒胸臆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杜甫潇洒乘兴、淡然随心的生活态度，轻快流畅中流露着诗人欢喜雀跃的心情，简单质朴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恬淡自得。整首诗都蕴含着杜甫淡然的思想，这里的淡是潇洒自适的疏淡，是安宁幽雅的清淡，是包容一切万物的自然之淡。诸如此类表达恬退归隐之淡的诗歌在杜甫的草唐诗中尤为常见，如《堂成》、《解嘲》、《为农》等。这是诗人在经历了前期官场浮沉的执着和漂泊流离的疲倦之后心境变化的影响，决意要远离政治斗争，过卜居为农的生活。此时的诗人志在隐逸，对生活的淡泊也渗透到审美追求上，于是诗风也变得平淡洒脱、恬淡萧散。（二）生活情怀之淡杜甫的《遣意二首》分别描绘了草堂的春日之景和春夜之景，写得轻巧明丽。其中“幽居不用名”表达了诗人身居世外、淡泊名利的情怀。《寒食》一诗描叙了诗人与邻里农家的醇厚友谊。“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写出农家关系的融洽，因江村地偏人稀，所以相邻的人家都很熟识。诗人将江村的明丽景致、邻里的醇厚情意与自己的恬淡心境交织在一起，故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它“风致何减桃花源，不作玩世语，故厚”[1]如此浑朴醇厚的民俗与清新雅致的景色，自然熏染出了诗人淡泊宁静的情怀，淡然物外的心境。（三）疏懒闲散之淡成都草堂时期的杜甫由积极入世的儒家诗人变得疏懒闲散起来。《西郊》描写杜甫幽栖草堂的闲适生活，末句“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写出诗人因幽居独处无人往来，致使疏懒成性。又如《漫成二首》中，“近识峨眉老，知余懒是真。”只有新近结实的东山隐者才了解我疏狂懒散、不与俗交是心性纯真的表现啊。诸如此类的诗作在草堂诗中还有很多，诗人一再敷陈阐述自己的疏懒，而实际上这种疏懒与闲散便是淡泊的最好表达。不再追逐仕途，而是隐居江村淡泊明志，全然一副恬淡自得的生活情怀。二、杜甫淡思想的形成及影响（一）杜甫淡思想的形成淡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之一，要求回归自然、回归本真，只有质朴无为、心底超然才能平淡。这里的淡并不是指平直淡寡、枯索无味，而是在平淡中见真情，在质朴中含至味，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宋人吴可在《藏海诗话》中说：“杜诗叙年谱，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致此。如说华丽平淡，此是造语也。方少则华丽，年加长渐入平淡也”[2]可见杜甫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诗风的锐、肆、严、淡这样的过程，也就是也就是经过了前期的尝试与沉淀之后，渐渐体悟到生活最纯真自然的乐趣，在回归乡野之后找到了最淡泊宁静的自我，也就是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二）道家对杜甫淡思想的影响 杜甫前期就已经表现出了对道家思想的亲和，当时诗人历尽坎坷、仕途无望，面对国运衰微、民生疾苦，自己又无能为力，于是更加强了他的道家思想及归隐恬退之念。如《过南邻朱山人水亭》一诗，写诗人造访朱山人水亭，与之宴游的情景。杨伦在《杜诗镜铨》中注谓“前半写地，后半写人，想见幽居素心之乐，字字有余味。”[3]道家崇尚自然无为、恬淡虚静。早在老子时期便有了关于道和淡最早的记录“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4]庄子也赋予了道以淡的品质，如“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也”[5]由此可见，在道家思想中道与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淡就是指自然无为，同样，也只有淡泊名利、淡然无极才能够得道。因此杜甫的道家思想也是影响其草堂时期诗歌创作多恬淡萧散的原因之一。草堂时期杜甫的生活归于安逸，远离政治斗争，加上道家思想的影响，诗风偏于优雅淡然。全文意在分析杜甫草堂诗中所蕴含的“淡”思想及其成因，进而展现出这一时期的杜甫诗歌所体现出的个人情操及生活态度，在摒弃一切外在政治因素，经历过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平淡成了诗人最高的审美追求，相信恬淡萧散、清新淡雅的草堂诗在杜甫诗歌研究中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1]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1[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3]清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5]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时代与文学的关系议论文作文高中选题的意义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多边关系，它包括了从生活到作家、从作家到文学文本。从文学文本到读者，再由读者进行反馈的双向过程。社会生活不可能直接产生文学，必须经过作家的中介，即由作家的创造才得以实现。在这里，作家也即创作主体是文学得以产生的中心环节。另一方面，作家创造出来的文学文本也只有通过读者的接受活动才得以成为审美对象，发挥其社会作用。 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正如毛泽东所说：文学“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就不仅肯定了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又强调了创作主体即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在反映生活过程中的重大作用。现实一经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它就不再是独立于创作主体之外的纯粹客体，而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被主体所观照，所摄取，所发现，所加工和改造，从自然形态的东西变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处处打上主体的印记。文艺创作是一种主、客体融为一体的意义创造，作家笔下的现实决不仅仅是对生活现实的“复制”，而是体现了作家创作个性和审美态度的“第二自然”。如歌德说的艺术妙肖自然，而非摹仿自然，服从自然。又超越自然。以往的再现说基本上属于直观反映论，把作家的作用仅仅看成摹仿或镜子式的反映，把艺术看成是与现实同质的东西。而能动的反映论在肯定生活是创作源泉的前提下，强调创作是一项复杂的精神劳动，在这过程中，主体拥抱生活，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对象化，创造出既源于生活，又与生活异质的审美容体。黑格尔曾经指出：“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丁黑格尔认为“绘画的基本原则在于内在的主体性。”至于文学．它用的则是更为观念性的语言符号作为媒介，用语言来造型、叙述和抒发感情．这样．无论在其内容上和表现方式上，都为主体性原则所深深地侵人。 一定社会的精神生产是以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文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与物质经济生产的发展基本相适应。 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部分中，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宗教等都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或说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经济基础对文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着文学的性质。这是说，一个社 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性质，那么，在这个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文 学，就其总体而言，也将具有这种性质。不过，通常经济基础的 性质对文学性质的决定，要通过政治等意识形态的传递。因此， 这种决定作用，一般是间接的。其二，经济基础的演变制约着文 学的演变。这是说，文学不仅是适应着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产生 的，而且要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的。不过，促进文学变化 与发展的因素有多种，经济基础是这多种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种。 通过经济基础的变化对文学变化的制约，要通过多种中介因素的转换。然而，不管怎么说，文学的性质、变化与发展，归根结蒂 是要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的。 从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学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它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决定；另一方面文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具有相对独立性。 文学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或者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或者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或者在破坏旧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又促进新的经立和发展。 文学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文学的变更通常并不和经济基础的变更同时发生。就是说，当经济基础发生变更时，旧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学往往不会立即消亡，而会延续一个时期，通常要借助新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新文学与之竞争，才能促使或加速它的消亡过程。而且即便旧文学从总体上退出历史舞台了，某些旧形式还会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发挥着作用。其次，文学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继承性。每一时代的文学，虽然都是适应着一定的社会发展或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它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材料，凝聚着一定的文学惯例和传统，从而影响着后代文学的发展。就是说，旧时代文学中富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仍然会在新的社会条件里流传下来，成为欣赏的对象和创新的前提。文学的发展除了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外，还受它自身内部规律的规约，即在继承中革新。在延续中发展。再次，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还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况：其一，从艺术形式来看，某种艺术形式的巨大成就，只可能出现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上，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这种艺术形式反而会停滞或衰落。其二，从整个艺术领域来看，文学的高度发展有时不是出现在经济繁荣时期，而是出现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时期。 总括起来说，从文学艺术总的发展趋势、总的历史进程看，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是相平衡的，经济因素是制约文学发展的根本因素。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里，两者之间既有平衡的一面，又有不平衡的一面，因为文学的发展还要受到上层建筑其他因素的影响与文学自身规律的规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比较接近，因而对经济的作用较大较直接。在上层建筑各领域中，政治是最活跃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这种影响表现在：第一，政治影响着文学的性质和方向。经济基础的性质对文学性质的决定作用，通常要经过政治的中介作用。就是说，先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政治的性质，再由政治的性质决定文学的性质。同时，政治还可以影响文学的方向。政治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势必会对文学的方向以有形或无形的影响，特别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或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这种影响尤大。第二，政治影响着文学的内容与风格。文学虽不一定直接表现政治的内容，但政治会作为一种文化环境或社会气候影响文学关心什么、反映什么，并使文学形成反映政治形势与时代精神的总体风格特征。如初、盛唐文学，因其政治相对清明，往往表现出积极进取、博大乐观的风格；而中、晚唐时期，因社会动荡，政治昏暗，文学则多表现人民的不满与反抗的内容，其风格转向怨怒哀伤。第三，政治影响着文学的繁荣或发展。统治阶级的文化制度与政策，乃至统治阶级中权威人物的艺术趣味与爱好，都会这样那样地影响文学创作，对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起着或促进或阻碍作用。当然，文学也对政治发生影响，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影响是较为间接的，而且文学要通过特有的审美方式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才能发挥这种影响。
首先跟前段文学艺术思潮有关，比如浪漫主义后是现实主义，然后又是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什么的前后继承，有关系其次跟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有关系每个时代作家都有所依凭的哲学思想想，以此来创作还有很多因素，所有的综合应该就是文学艺术发展变化与时代的关系的吧?这是我看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和四川大学阎嘉的文学理论的一点感想。
时代与文学的关系议论文题目高中生物
一个时代的文学恰恰书写了这个时代的影子！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再考你一道乘法。”小猫赶紧低头坐下
今天，对于一位经常上网的人来说，如果他不知道诗人“赵丽华”，以及与她相关的“梨花体”和“梨花教”，那么他肯定是落伍了。当“木子美”、“芙蓉姐姐”、“后舍男生”等等网络名人“俱往矣”的时候，诗人赵丽华被“无意”发现，并迅即成为探讨中国诗歌价值的“导火索”，引发了一场关于诗歌意义及创作前途的大论争，这种论争也从网络空间影响到现实世界。 “新诗的发展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我认为它有必要回归到师法传统的路子上来。”10月16日，首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在南京大学落下帷幕，一位与会代表有所感触地告诉本报记者。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及变革”，本报记者结合近日沸沸扬扬的“赵丽华现象”对有关与会代表进行了访谈，试图从这一角度拨开中国诗歌发展的迷雾，厘清相关讨论误区，探讨诗歌的何去何从。 困境：新诗已经走火入魔？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富教授表示：“尽管目前网络上对赵丽华诗歌褒贬不一，但是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大家还是非常关心中国新诗的命运与前途。” 他认为赵丽华的诗歌之所以在网上引起如此强烈反应的一个原因，就是“明显的口语化写作”，“而这一问题历来争论不断”。他举例说诗人艾青在193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诗的散文美》，其中提到有位工人在墙上写了一个通知：“安明！你记着那车子！”艾青认为“这是美的，而写这个通知的也该是天才的诗人。”可是艾青到了1980年出版《诗论》的时候，“把这句话改为‘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秉赋’。” 徐教授分析说：“前后形容词的变化，也说明了艾青先生对口语化写作的态度的转化。大诗人况且如此，何况一般网民呢？如果正常评价的话，还是对诗歌的前进有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像有个叫陈修元的说什么‘她是不甘寂寞故意哗众取宠，这和在大街上撒尿以引起别人的关注是一个道理’，就不太合适了！” 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唐代诗歌中也有‘床前明月光’，‘飞流直下三千尺’之类的大白话诗句，但是这真的就是大白话吗？孤立地看这几句诗是大白话，将它们放在整首诗歌来看，就不是大白话。哪有一个大白话非得七个字一句或五个字一句，押韵、平仄都搭配呢？许多诗句表面看来是大白话，实际上都是经过加工的，而经过加工的具有鲜明节奏的非自然语言，才是诗歌语言区别于其他如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由此角度看，即使晋代傅玄的三言‘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也不能说是大白话。” 另外，徐有富教授也反映说，“部分网站上的调查问卷设计的有问题，那些选项本身就存在误导的嫌疑，网民只能在前提错误的逻辑条件下进行回答，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定不能正确表现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卓华对徐教授的观点表示充分肯定：“口语写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诗句入俗，但是入俗也并非全部口语化，并且口语化也还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格律。”王卓华表示，“很少关注新诗，因为感觉新诗已经走火入魔了。” 突围：以音乐性拯救诗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卓华在分析自己不关注当下诗歌的原因时说：“伴随着白话文运动，新诗从一产生就已经割裂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不仅脱离了民族性，还脱离了诗歌的传统，因此新诗从一产生就先天发育不足，而这种不足也有违诗歌自身的特征。” 王卓华所理解的诗歌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音乐性，也就是诗歌在形式上的节奏美和韵律美。二是真性情，也就是思想上的真实性和个体性，脱离了这两个特征的诗歌，只能沦为断行式的无病呻吟。” 因此，王卓华指出：“当下的诗人们不能仅仅学习西方，更应该回到传承古典传统，汲取传统精神上来。” 记者采访时获悉，徐有富教授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与音乐结合——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认为：“与音乐结合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歌词也是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歌词都是诗，与音乐结合是我国诗体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 徐有富教授通过研究认为：“就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诗与歌合则双赢，分则两伤。譬如宋词与元代散曲，由于大批优秀诗人与剧作家加入了创作队伍，拓宽了词曲的写作内容，提高了词曲的写作水平，因而使得词与散曲成了宋元两代具有标志性的诗歌体裁。而明清的民歌时调，由于没有多少诗人参加创作，虽然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但是总的题材是狭窄的，写作水平也不高，因而不可能获得宋词元曲那么高的地位。” 台湾师大国文系潘丽珠教授在学术论坛上的演讲就是《诗歌吟诵的时代意义与创意教学示例》，“如果说把音乐性作为诗歌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吟诵诗歌就是把音乐性付诸实践。不管是创作还是教学，不管是诗歌理论还是诗歌精品，音乐性都是一个如影相随的法宝。” 来自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者刘顺文也指出：“诗歌现在已经很难界定，因为古典诗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作为参照系，而新诗基本上无章可循，现在不是谈论诗歌好坏的时候，因为有些文字到底是不是诗歌我们都还难以确定。” 80后作家韩寒曾在自己的博客中“炮轰”当下诗歌界，引起了众多诗人的强烈不满。一位香港学者解释说：“引起诗人们强烈反应的原因是因为韩寒扯掉了诗人们的遮羞布，让长期以来边缘化生存的诗人们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 另一位来自香港的中文学者干脆说：“新诗的发展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我认为它有必要回归到师法传统的路子上来。” 前途：应该反思的到底是谁？ 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平素也写诗歌，并且他对诗歌的发展一直比较关注。本报记者就赵丽华现象对他进行采访时，他直言：“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诗歌现象了，而是一个网络现象，一个文化现象。” 他认为“所谓的‘梨花体’只是赵丽华很少一部分的作品，而真正代表赵丽华水平的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梨花体’，并且赵丽华也不能代表中国当下的诗歌创作水平。” 傅元峰博士指出，近段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说诗歌软件的出现，北京诗人也夫进铁笼中体验生活，莫小新教授裸体授课等等，“表明了整个时代浮躁的态势，这种浮躁态势下，诗歌遭遇恶搞，并非偶然。” 网络上到处可以看到网友们模仿“梨花体”的作品，对此，傅元峰博士指出：“平民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对诗歌所产生的影响，都对诗歌起不到积极影响，并且还可能有损诗歌的审美思想。文化专制的时代，时代被利用为宣传工具；文化浮躁的时代，诗歌被利用为恶搞对象。” “我认为在这场争论中，谈论诗歌的意义与前途毫无疑义。”傅元峰博士认为“被网友恶搞的作品是赵丽华的实验性写作中比较失败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被迅速放大，让赵丽华和‘梨花体’成为攻击的靶子，真正值得研究的倒是网友集体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心理。” 结合以前的“网络暴力”现象，傅元峰博士把它的产生归结为“瞬时性、跟风性与偶然性情绪的宣泄”。“而这种缺少独立思考、缺少冷静意识、缺少平民情怀的网络暴力，一起打开了文化情绪的闸门。” 傅元峰博士还引申开来，说“前段日子比较出名的三部电影《英雄》《无极》《夜宴》，都已经在接近80后的文化范例，他们是想象中的影像，并不具备现实的品质。以及江苏作家叶兆言、苏童等人在尝试的重述神话写作，也预示着他们进入了现实品质流失的过程之中。” “所有的文化人和作家都漂浮起来时，只剩下病态虚弱的想象力，陷入了没有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境地。”傅博士担忧地说。 就赵丽华事件而言，傅元峰直言不讳：“需要反思的不是赵丽华和当代诗歌，而是盲目参与的网民们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化浮躁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