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学的论文1500字开头的标题
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好写的社会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合作模式下社区人民调解组织的社会化运作 社会变迁中的农民合作与村庄秩序 单位制变革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 英国公共广播电视兴衰的原因分析 超越传统：现代法国组织社会学研究 碰撞与融合：信息技术嵌入政府部门运作的机制研究 文化认同与社会网络：转型期民间艺术的发展路径 农民工社会保障实践中的合作问题分析 互动论视角下的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 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资产建设：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 近代中国机器缫丝技术应用与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转型期城郊农民教育投入行为选择的研究 劳动与姐妹分化：中国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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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 论文 ——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 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 1． 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 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 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 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 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 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 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 2． 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 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8万，中层8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社会保障的论文1500字开头的标题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中写道：“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古语大家都十分熟悉，表达了古人对社会和谐的憧憬，也反映了古人对良好的生活保障的期待。 一般说来，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予以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和措施。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19世纪8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德国建立。经过 100多年的发展，它已成为现代国家一项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制度。 在我国，虽然“社会保障”这一概念提出得比较晚，但历史上出现的救灾备荒、扶贫济困、养老抚幼的制度和机构，实际上发挥了社会保障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当时的保障水平比较低，效率不高。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我们开始探索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并相继建立起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制度。 改革开放29年的实践证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概括起来，社会保障制度有以下4个作用。 一是“安全网”的作用。社会保障，民安所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功能就是保障人民群众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收入和基本医疗不受影响，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人民群众有生活来源，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安全网”。 二是“平衡器”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调节中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提高最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标准，减少贫困，适当缩小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其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这样，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我国目前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且能够增加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三是“助推器”的作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有利于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一定程度上激发我国经济的活力，推动经济更快地发展，又可以避免社会消费的过度膨胀，引导消费结构更为合理，平衡社会供需的总量，有利于防止经济发展出现波动，实现更好地发展。 四是“稳定器”的作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为劳动者建立各种风险保障措施，帮助他们消除和抵御各种市场风险，避免因生活缺乏基本保障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此外，积极鼓励先富的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帮助那些困难群体，也可以融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社会不同阶层和谐相处、共同进步。 怎样看待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 “交上十元钱，看病管一年！”这是不少农民兄弟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生动描述。从2003年1月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始试点。这项制度的主要做法是以大病统筹为主，适当兼顾小病，农民个人只要缴纳10元钱，就能享受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双重补贴，最多可获得上万元的补助。截至2007年3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的2319个县（市、区）开展了试点工作，占全国总数的03％，有85亿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占全国农业人口的近80％。预计到2008年年底，我国广大农村将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和推进，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的一个剪影。经过长期努力，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有了长足进展，初步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在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保险方面，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社保基金的支撑能力逐步增强。近几年，社会保险覆盖人数每年递增6%左右，社保基金收入每年递增20%左右。截至2006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为18766万人、15732万人、11187万人、10268万人、6459万人。五项社保基金总收入8626亿元，支出6472 亿元，共积累8239亿元。全国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了5374万人，积累基金354亿元。
其实农民工养老保险是值得一写的，最近国家出台了适用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办法，值得参考。其他诸如大学生就业保障，医疗系统福利化改革，国际社会保障比较，都值得一写。有关资料可以看看郑功成教授，陈良瑾教授的书，人大学报什么的。注意引用数据说明问题，建议看看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
我国第一个绿色GDP核算报告9月7日问世，以价格化的形式计算出环境污染损失和虚拟治理成本。尽管这一成果还是阶段性的、初步的、探索性的，但它必将激励各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好地处理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关系。它也预示着我们的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清新。 用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幸福指数”，已经摆上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北京将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体系之中;深圳已经制定出该市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6大指标;由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制定研制的“和谐社会指数”，今年初也已经成功通过测试。 还有，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所有这些，都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旗帜下涌现出来的新气象、新成果、新举措。它们也正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生动诠释和伟大实践。 观念更新 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重大战略思想，又是重大理论创新。创新理论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带来观念的变革，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观念更新是需要引导的。而健康向上的、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观念一旦形成，又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牢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贾建芳认为，伴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我们党的治国理政观念和全国人民的价值观、道德观、家庭观、社会发展观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创新，以及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文化等一系列新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带来执政党和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我们的社会生机勃发，我们的人民活力四射。 学者们分析，观念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人本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高价值理念。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这在我们党的重要文献中是第一次。学者们认为，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和以官为本位的封建主义残余的根本否定，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根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此后，胡锦涛同志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党和国家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求社会公民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见物不见人、盲目追求GDP的政绩观的否定，是树立正确政绩观、权力观、群众观、人才观的基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观念变革的“总开关”。 公平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平等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第一次分配要注重效率，第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2月19日的重要讲话中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总要求中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指出，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科学公平观的确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引发了价值观、发展观、利益观等一系列观念的变革。 荣辱观。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道德价值观的重要内容。200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2月19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学者们认为，2006年3月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规范，是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道德基石，是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 和谐文化观。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胡锦涛同志倡导树立和平、和睦、和谐的观念，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2006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学者们谈到，和谐文化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和谐社会的灵魂、黏合剂。建设和谐文化，着眼于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全社会倡导和谐精神，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维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用和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规范行为，就可以形成心齐、气顺、劲足、实干的良好氛围。 体制创新 奠定坚实发展基础 理论和观念的创新与变革，必然引起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根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说，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体制机制的不适应成为产生诸多不和谐因素的根本性原因。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在200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青连斌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也是完全一致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对“十一五”期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做出了具体规划。9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六项要求。这六项要求，既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又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认识的深化，观念的更新，使各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深入开展，从而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可以说亮点频频。这里只说两点。 其一，在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上不断提出新思路。专家们介绍，2004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紧紧抓住四个着力点，“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了这四个着力点，即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党中央的这些重大决策推动着有关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在河南，率先为保障农民工权益立法。7月21日，全国第一部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宗旨的地方性法规《河南省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条例(草案)》正式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作为农业人口大省的山东省，从2003年起就开始了新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湖南省长沙市，正努力打造“全民就业”服务平台。今年8月1日，他们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就业再就业政策，就业服务从国企下岗失业人员一个重点转向“全面开花”，着重扶持农民、城镇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 其二，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学者们指出，以往，人由单位管，是单位人。随着改革的深化，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新的职业不断产生;同时，户口松动，社会流动人口增加。正是根据这一变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建立健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并要求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职能要向服务型转变，同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社区建设。 在这方面，各地体制机制创新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北京积极探索社区卫生服务新机制，在全国率先实行收支两条线、药品零差率、人员有进有出。在江苏淮安，通过机制体制创新，2005年与2001年相比，全市进京信访量下降52%，赴省集体上访下降91%，到市集体上访下降79%，越级访市内化解率达99%。在浙江，今年5月，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心脏地带的越城区，大力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内蒙古包头市，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联合国人居署考察团负责人称赞“包头是改善人居环境的典范”。陕西省西安市，将提高市民的“幸福指数”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衡量西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准。 学者们纷纷指出，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推动的体制机制创新极大地改善了社会管理和社会环境，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也应看到，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依然不少，体制机制的创新步伐还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才刚刚起步，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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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给别人不如给自己班级的吧。。我可是很认真的找的资料！130分拿来吧~~
以国家、社会、责任为主题写论文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自己的想法写一下，例如：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演绎了一段千古传奇。花木兰的担当是为了父亲，那份浓厚的亲情怎能不感天动地？一匹马儿为伴，一曲山歌自聊，虽是一份孤寂，却是如此深情。担当是一种责任，担当是一种态度，担当更是一种精神。勇于担当家庭责任的人，可以演绎精彩人生。家是避风的港湾，是心灵的暖房。当灾难来袭，家庭的重担由谁担当？坚强少年洪战辉以自己的经历，为人们讲述了一段勇于担当的故事。面对父亲患病、母亲出走、妹妹体弱、家徒四壁，他毫不沮丧毫不逃避，用稚嫩的肩膀勇敢地担当起家庭的重担。虽然生活艰辛，但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灿烂的足迹。这位少年的担当，怎不令人钦佩?“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道德模范”便是对他的肯定！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人，可以赢得世人敬重。一个人不仅看到小我，更应着眼大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境界。解放军战士雷锋走到哪好事做到哪，普通农民杨水才小车不倒只管推，退休教师蒋国珍省吃俭用捐资助学三十余载。桥吊工人许振超在普通岗位上创造出世界一流的“振超效率”，乡村邮递员王顺友二十年如一日在大凉山中用脚步丈量工作的苦乐，公安卫士任长霞以炽热的情怀书写执法为民的壮歌……他们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勇于担当国家责任的人，必将流芳百世光照千古。担当国家之重任者，一生拥天下苍生入怀，以天下为己任。担当国家之重担，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每一位青年，作为家庭的一员，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要勇于担当。当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勇于担当责任之时，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将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写作思路：可以从自身出发，阐明自己需要为国家，社会做出怎样的贡献，以及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说起。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有社会责任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套用某人的话就应该是“天下兴亡，我的责任。”这句话强调的是每一个个体，都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当你坐在电脑前读这篇文章时，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责任感。请想一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好，社会的建设我们都不用管了，统统交给“匹夫”们吧。可是，“匹夫”们又会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的”匹夫“多得是，这责任非要叫给我来完成。于是会有这样的情景：我们的城市臭气熏天，因为我们每一个环卫工人认为别的环卫工人会替他完成他的工作；我们的乡村杂草丛生，因为我们每一个农民认为别的农民会替他们种地；同样，我们的社会将会无人建设和管理，因为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认为同龄人会承担管理国家的责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的成长也是由自然人变为社会人的一个过程。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任何人脱离了社会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更不可能成就任何事业。社会是一个整体，人么在社会中必定有不同的角色，也必定有不同的责任。我们对社会负责，社会也将为我们负责。承担社会责任的办法：第一，作为公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要胸怀天下，承担起关爱社会的责任，共同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第二，维护国家的尊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当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时，我们应挺身而出，坚决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显示出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第三，主动为国家分忧，勇担重任，与国家共度难关。第四，我们青少年肩负着铸造民族辉煌的重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通过我们的奋斗变为现实。读者们，让我们振奋起来，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和社会而奋斗！
窘……楼上正解，不过你们学校有没有查抄袭软件？如果有的话就要租米跟你引用……（赚分党）
关于社会学的论文1500字开头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归宿，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人民都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建共享、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物质财富相对宽裕的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财富的相对宽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和物质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保持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我国又快又好的发展，这样才能为解决发展中的各种不和谐的问题创造条件，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了根本的前提条件。第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追求公平正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是以公平正义作为基本条件的。追求公平正义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这是因为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和谐。第一，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第二，公平正义是协调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第三，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道义源泉。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有序是一个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有秩序状态。第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的社会。民主和法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制度保障。物质财富相对宽裕、追求公平正义、社会安定有序、实行民主法治，这些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这些条件又是随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不断发展的，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当前，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已经具备了实现这些基本条件的可能，但不论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或者说我们现在构建的和谐社会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不论是在和谐程度还是和谐水平上，我们都必须不断提高和完善。所以六中全会强调，全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有重点、分步骤的次序推进，切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同时又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二、为什么要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主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从书本和原则出发，也不是从单纯的良好愿望出发提出的主观设想，而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长远的历史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解决发展不协调问题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社会上总体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正是为了解决这些不和谐的问题。中央文件说我们有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如果说严重一点，这些不和谐问题还是非常严峻的，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当前有哪些不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不同阶层发展不和谐。收入差距拉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但是拉大的幅度过大过快超乎我们的预期。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发展不和谐。区域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和谐。改革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经济发展都很快，横向比较，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发展快很多，地区的差距就拉大了。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会发展一条腿短，经济社会发展不和谐。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开放30年，年均GDP增长速度是6%，全世界首屈一指，一花独秀，可是我们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包括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卫生事业、体育事业、社会保障事业等，则相对滞后，甚至是严重滞后。现在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大民生问题，被老百姓称为新的三座大山。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人与自然不够和谐。多年来我们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改变，投入产出的效率不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重要瓶颈。社会不稳定因素存在，社会秩序不够和谐。我们社会总体形势是稳定的，是好的，但是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一些严重影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比如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新的治安经济犯罪活动，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大量的增长，对我们的安定和谐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和威胁。这六点不和谐的状况已经影响了我国的稳定发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就必须要求我们努力去消除不和谐因素，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努力建构和谐社会。第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保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了一些重要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特征呢？我把它概括为以下四点：我国的发展由缺乏财力难以解决长期积压问题的阶段，进入到一个具有较为充裕或者说具有财力开始能够解决长期积压问题的阶段。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至今的不和谐状况，由对广大人民群众影响不十分突出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对广大群众影响非常突出，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阶段。由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支撑我国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到了这种粗放式增长方式已经无力支撑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我国由快速发展时期进入到了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现期共存的关键阶段。以上这些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可以凭借30年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有能力和财富去构建和谐社会，也决定了我们必须自觉坚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信念，以解决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是由革命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现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面对的大量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部分群众和那一部分群众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矛盾，经济发展与速度效益的矛盾，生产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等等。我们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要强调和谐，强调统一，这样一个矛盾根本性质的变化也要求我们必须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正确选择，我们怎么来构建？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要掌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加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目标是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实现以下的目标和任务，主要有九条，第一，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第二，使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第三，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第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的提高。第五，实现全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全面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第六，使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第七，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第八，资源利用效果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第九，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怎样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我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所以以人为本。第一，发展必须把依靠人民作为根本前提。第二，发展必须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根本途径。第三，要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第四，我们必须把为了人作为根本的目的。第二条原则，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而且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创造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事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坚持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破解发展难题，切实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转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上来。第三条原则，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的方向，适应社会发展的高度，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机制。第四条原则，必须坚持民主法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第五条原则，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六个原则，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建设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党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合力。四、小结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站在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人民都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建共享、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奋斗目标，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以及需要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的重大课题进行了科学揭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深化拓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标志着党和政府在继续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更多地关注并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格局的提出，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处理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更完整、更科学的坐标系。
社会学是人类多元化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作者所说：“工业化、都市化、人口流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是推动社会学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作者说社会学是在18、19世纪西方的两次大革命后产生的；如果往上推，社会学是从启蒙运动后人类思想的转变而产生的革命而带来的。而启蒙运动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脱离神本（把圣经抛弃）而寻求人本（犯罪后的理性之光）。所以；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产物。 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在发展中或发展后的问题，而试图以研究的结果来找到解决的方法。但事与愿违，社会学常常能找出问题却找不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有时看似解决了，却只是短暂的表面上的治标不治本。因为社会学到底还是以人为本，是从人的角度去了解世界上的问题。我们有信仰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在于人是有罪的人，且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所以，我认为社会学只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社会学是发现提出问题，而神学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者说“社会学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这我不全赞同。社会学的确是认识社会的有效工具，却不是改造社会改变社会的有效工具。因为还没有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因为社会学而带来的，我们也没有看见世界上有这样绝对的例证。社会学只能让我们更认识社会的现象，不能让我们改造社会。从神学、历史学与伦理学来看，宗教才是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主要动力来源。社会学不外乎是研究关于人的问题和与人有关联的一切事物，社会学是离不开人的没有人就不会存在有社会学。而人是有人性的、宗教性的、是唯一有上帝形象的被造者，在社会学里社会学只把人当做高等的动物来研究，所以它只能研究人一切外在的表现与问题；却不知其本质的来源、过程中的意义与终极的结局。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根本不懂何谓人，也更不能经过研究找出方法使人活得有永恒的意义与价值，也就不能让社会有一个真正良性的运行和协调的发展。社会学即不懂人，就更不懂人是有罪性的；而一切的社会问题都是从人性中的罪出来的，那它就更不懂了。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从本质来说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这样说来社会学对于解决社会本质问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说社会学只能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有效工具而不是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宗教信仰才是，在众宗教中如果要深入研究就只有基督教才能改造甚至改变社会。这不是神话或纸上谈兵，这是在史可考的；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科学、现代文明都是可以站出来做证的。 那么说社会学不是完全无用了吗？不是的，社会学有其本身的价值。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社会学是可以发现社会问题的，也是可以使人们更清楚认识社会的，它更是能帮助国家决策层、机构、教会；更好地了解当地社会的各个领域的不同情况，从而能更好地做完美的计划与决策来帮助社会。虽然说社会学是人文科学，对信仰本身无多大助益。但是对于教会事工却有很大的帮助，是教会了解社会需要的有效工具。所以社会学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能以神学为根基去了解、解决社会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将是对社会很大的益处，也是教会在社会中的贡献与见证。
社会学论文------------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 论文 ——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 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 1． 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 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 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 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 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 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 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 2． 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 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8万，中层8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社会学概论的论文1500字开头
“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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