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论文1000字开头的作家是谁
读《彷徨》有感 彷徨是苦闷的，彷徨是迷茫的，彷徨是无处宣泄的，彷徨就像游走在荒原上的孤魂，不知该何去何从，不光是身体的无处归依，更是灵魂的无法寄托前方在哪里，有前方吗?真的有前方吗?那又在哪里?二十年代的中国，黑暗、混乱、动荡不安，满目疮痍，热血的青年奋起反抗，期望毁灭这个千疮百孔的旧世界于是有了“五四”运动，鲁迅先生写下了《呐喊》，向腐朽的封建社会发出了沉重的宣战“五四”运动后是新文化阵营的分化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从，“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曾经，他满怀希望，然而这希望，最终是破灭了他看不到有更好的出路，出路似乎总是在未来，而不是在现在，于是他彷徨了，《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后来在《题》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题名《彷徨》的来由他在《彷徨》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又证明了鲁迅先生是十足的智者，是坚强的斗士，虽然彷徨，虽然苦闷，但仍然求索，不轻言放弃仍然在锲而不舍地抨击着封建社会，表现了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他的人生是一个圆，有彷徨，有苦闷，但没有放弃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如此，在生活的重压下，总是会有那么一点多多少少的沉重感压力来源于责任、和期盼，承受，是我们面对压力的唯一方法，我们承受着亲人与故人对自己寄予的热望和要求，我们承受着来自世俗的各种恶意和善待，我们承受人生变故中的各种打击和煎熬 古老的中华民族同样承受得太多太多了，原始部落的茹毛饮血，奴隶制的非人压迫，欲挣脱铁链的那一声声叹息，封建社会的精神枷锁，外来列强的欺凌，八年的抗战，年的内战，终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文革十年，又有多少的冤屈，华夏五千年，社会的每一次前进，是用无数的血与泪、无数的生命铸就成的生活在一个相对民主，相对自由的世界的我们，承受着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承受有悲伤，有泪水，但作为人，最高级的动物，我们应该挺起胸膛，伸直腰杆，呼一口新鲜的空气，像我们的祖祖辈辈那样勇敢地前行吧
《茶馆》只有三幕，却分别写了三个时段，通过形形色色、生动鲜活的人物命运的描写，反映了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近50年的变迁史，揭示了旧中国黑暗与腐朽，真实展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苦难生活，突出了表现了分别“葬送了三个旧时代”这一主题。 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摆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能干、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一个典型小商人形象，却无法逃脱自已破产、悬梁自尽的命运。常四爷是一个有爱国心的旗人，是统治阶级内部进步人士的代表，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最终没摆脱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命运。秦仲义是出身于北京城大财主家庭，是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代表人物，实业报国，开办工厂，最终因工厂被霸占而失败告终。 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广大人民群众受封建腐朽思想的毒害最深。当自已深受其害的旧时代，只有对自已苦难的愁苦和愤恨，对人吃人的旧时代显得如此苍白无助。例如：王利发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他也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常四爷在绝望时也喊道：“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谁爱我呢？”。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麻木和毒害可想而知了。 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只有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才是中国的出路。话剧《茶馆》的第一幕，戊戌变法虽失败了，真实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腐朽吃人的本质，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通过改良运动，拯救中国的梦想破灭。第二幕，军阀混战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增添了更沉重的灾难，军阀们为各自的利益，不顾人民的死活，更谈不上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疯狂掠夺，残酷欺压。第三幕，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腐败，不顾人民安危，卷入内战，并且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遭受官僚资本主义盘剥，重新沦落灾难的深渊。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成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粉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才会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走出苦难，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时代要求，代表着最广大劳苦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话剧《茶馆》反映的这段历史，是中国旧社会的缩影，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使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旧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倍加珍惜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记住这段历史，激发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自已的实际行动，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文学批评论文600字开头的作家是谁
是南北朝梁人钟嵘的《诗品》，并且这部作品非常受人们欢迎，而且这部作品一直被传承了下来，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很悠久。
专著是诗品，主要以讨论五言诗为主，给我国古代诗人的创作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它的作者是梁钟嵘。
这是我的文学概论作业， 你修修改改一下，可以凑合着冒充一下文学批评得了 《以文本层次分析<江南春>》 江南春 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对于杜牧的《江南春》的审美结构层次和内在审美形态，我们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来分析，即文学的言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和文学 意蕴层面三个方面。 一、言语层面。首先，它具有文学的言语内指性。这就涉及了艺术真实和客观真实的问题。诗中的 “南朝四百八十寺”中， “四百八十寺”所说的是具体的事物，它想表现的就是南朝的四百八十座寺庙吗？当然不是，表层谚语潜在的指向是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一种现象。其次，中国诗歌大都“缘情而发”， 陆机在《文赋》里也说：“诗缘情而绮靡。”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点就是情与境结合自然。从文学语言具有的心理蕴含性来看，“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开头两句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自然山水中，酒旗招摇，一派恬然，我们可以透过文字感受到诗人此时的怡然之情。但是后来笔锋一转：“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两句拿到平时看最平常不过，但在特定的情境下被诗人赋予了特定的感情，面对佛教劳民伤财的现状，诗人饱含的忧虑便从这平常字句中漫溢而出，而这最后两句也恰恰是从全诗抓住诗人感情的关键。此诗语句通顺流畅，在文学语言的阻拒性上我们不作分析了。 二、文学形象层面。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其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江南春》中，“千里莺啼绿映红”是客观的自然物象，“水村山郭酒旗风”却是极富市井气息的主观物象。“烟雨”是客观物象，而“楼台”又是主观物象。绝妙的是，杜牧将市井的主观物象置于客观的自然环境中，使两者结合，主客观统一，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其次，很多人初读这首诗会觉得“四百八十寺”说的不可靠，但这正是诗人将假定与真实统一来极言当世的寺庙之多，并非真是有这个数目的寺庙。这就是文学形象假定与真实的统一。除此以外，整幅画面紧紧抓住题目“江南春”这三个字，杜牧用中国画的写意笔法入诗，塑造了一系列很具画意的意象——“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淡淡几笔扫过，一系列的江南春天里常见的意象在诗人笔下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形象。举重若轻，很好地达到了文学形象的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以及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 三、文学意蕴层面。这首绝句之所以为人格外看重，除了它娴熟的写景抒情的手法使诗句富有清新明丽的审美意蕴，更为重要的是它背后具有特殊的历史内容层，诗人虽言“南朝”，实则为我们展现了晚唐一个鲜活的历史横截面，诗人通过“南朝四百八十寺”这表层言语塑造形象，实则是想在最后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担忧和对上位者的警醒。 整首《江南春》从言语、形象乃至意蕴方面都值得推敲，综观全诗，诗人以佳句绘美景，却能以美景道忧情，不得不让人叹服！
贾宝玉，小说主要人物之一。贾政之子，与元春及已故的贾珠俱王夫人所出，宝玉最小；他与探春、贾环为同父异母兄妹及兄弟。出世时口内衔一块晶莹之玉，因名宝玉。生长在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荣国府中，其父贾政期望他振兴家门，他却“行为偏僻性乖张”，成为“于国于家无望”的“逆子”。他与表妹林黛玉由于思想上一致而相互爱恋，这爱情却遭到封建势力的摧残，黛玉死后，他出家为僧。 贾宝玉厌恶仕途，不喜读书。把八股文指斥为“饵名钓禄之阶”，视热衷功名者为“禄蠹”、“国贼”，不愿与士大夫交接。他不但背离传统的理想生活道路，且蔑视封建道德伦常规范，自己不想“为子弟之表率”，以至“背父兄教育之恩”，甚至把“文死谏，武死战”的士大夫气节骂得分文不值。他说“除‘明明德’外无书”，亦旨在贬斥程、朱理学的陈腐说教。宝玉的性格具有强烈的叛逆倾向。 这种叛逆性格必然与封建主义形成尖锐的冲突。以金钏儿之死为触因，贾政在盛怒之下要打死宝玉，“以绝将来之患”，即是冲突加深的结果，但宝玉毫无悔改之意。即使他的亲近者史湘云等人用“仕途经济”的话劝他，他亦气愤地说这是“混帐话”。宝玉这种叛逆的坚定性被概括成一句话，即“不管世人诽谤”！ 另一方面，宝玉喜欢“在内帏厮混”，对大观园里的女孩们却温文尔雅，体贴入微，另是一种性格。他料定“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所一再强调、肯定的“女儿”的“清净洁白”——与他所憎恨的丑恶、污秽、贪婪、势利的“混浊世界”相对立——多半是指未受污染的自然、率真的心灵。而他的“情痴”，不仅是对业经失落的纯真心灵的追寻，还包含着超越尊卑等级的泛爱性质，如他对晴雯等人的感情即如此，这体现了跟传统价值观念相矛盾的新思想的萌芽。 贾宝玉是曹雪芹精心塑造、奇特而光彩的艺术形象，在中国文学中具有永久魅力与深刻意蕴。这一人物不仅以作者自身生活经历为蓝本，亦是作者对人生与当时社会缺陷及其根源作深邃反思的结晶。贾宝玉那种崇尚率真、抨击封建道德的虚伪丑恶与晚明思想家李贽尊崇“童心”而反对“道理闻见”有相通之处。在《红楼梦》产生的清代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得到进一步发展。贾宝玉的进步倾向是新的经济形态在观念领域中的反映。 贾宝玉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有着痛苦的思想和情感的经历，也有着凡人一样多的弱点。从小说的叙述角度看，他是全书的灵魂，主题和情节的展开基本上都是在他感觉的观照下显示的，书中许多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是在和他的相互关系中被刻画出来的。 后四十回续作写宝玉“中乡魁”，违背了曹雪芹原意，对这一人物形象有所损害
文学批评论文1000字开头的作家
《家》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结构上，它借鉴了《红楼梦》的写法，将高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或缩影来写，从中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规律。发生在高公馆新旧之间、主仆之间，以及主子内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则。 《家》里的人物众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有上百件，但作品始终以觉新等三兄弟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将众多的事件贯穿起来，使整部小说紧凑周密、有条不紊，同时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构思能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家》的成就也非常突出。无论是作为封建家长代表的高老太爷，还是作为“五四”新人代表的觉慧、觉民，还是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觉新，以及众多的女性形象，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风貌和精神特点，为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光彩。 巴金在作品中抨击黑暗，追求光明，描绘光明与黑暗展开搏斗的中国社会。不过，他不是冷静地审视，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爱和憎的主观的激情。他写小说就像给一位知心朋友写长信倾吐心曲，热情坦率，情感充沛，语言汪洋恣肆，如行云流水一般，表达对旧制度的强烈的憎恨和反抗与变革的热情，赞颂美丽的青春，抒发对年轻的生命的热爱： 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构思。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像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跟活人完全一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欢笑，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 （选自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400字文章还要来网上问，你丢不丢人？
家：我认为这部作品中最值得讨论的人物就是高觉新，他既有让人同情的一面，又有让人伤心的一面作品通过觉慧等人的态度，对觉新遭遇产生怜悯甚至同情，这是事实；然而，作品不时地展开对其性格的批判，这也是事实。我认为，正是通过这些谅解和同情，使读者产生与我们同类的情感体验。当其软弱被当做软刀子杀人时，我们不就能很自然得引起深刻和强烈的反思吗？这样对其性格的否定，以及产生这些这些性格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认识，就会有更进一层的体会觉新的性格集中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1）、孔子仁学思想为主体构成的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性地规定为“孝悌”消溶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使仁学的观念，情感和意识与世俗的伦理和日常心理综合统一，而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通过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的传播，渗透与人们的生活、习俗、行为和思维中，在塑造汉民族性格上留下重要痕迹。其缺点和弱点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儒家的“安知天命”，“守道安贫”的观点同庄子对世俗的“超越”和自足等结合，经常克制和压排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对形成逆来顺受，自欺欺人，得过且过的奴隶性格起到十分恶劣的作用。觉新的性格即集中体现这种特点。（2）、人的性格是受一定的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的影响和制约的。这种影响和制约是通过环境和教育，结合个人需要的积极活动得以实现。高觉新主要活动是“家”。作为初级社会群体，“家”对个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初步的作用，对人的行为的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正是通过这样的环境作用于觉新性格。“他在爱的环境中渐渐长成”，当父亲用抓阄的婚姻使他失去自己的恋人时，他“没有反抗的思想”，为了双亲的遗命，便把扶助弟妹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高家非要我来撑门面”。温情脉脉的孝道亲子之爱的“新政”，就使觉新自觉地套上封建礼教的枷锁，把封建伦理道德视为生活的自觉理念，唯封建家长之命是从，而且以此律人，把自己的行为完全装入封建阶级思想模式。（3）、同时，他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们行为规范的特点。高家四房，他是长子长孙，没落阶段的现象通过他的性格得以反映，大家庭内部重重矛盾纠葛必然集中体现于他这个矛盾旋涡中心。他的性格的矛盾是必然的。大家庭特殊的人际关系，使他感到“不断地跟长辈冲突有什么好处呢？”他的敷衍处世乃出于无奈。
《茶馆》只有三幕，却分别写了三个时段，通过形形色色、生动鲜活的人物命运的描写，反映了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近50年的变迁史，揭示了旧中国黑暗与腐朽，真实展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苦难生活，突出了表现了分别“葬送了三个旧时代”这一主题。 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摆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能干、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一个典型小商人形象，却无法逃脱自已破产、悬梁自尽的命运。常四爷是一个有爱国心的旗人，是统治阶级内部进步人士的代表，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最终没摆脱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命运。秦仲义是出身于北京城大财主家庭，是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代表人物，实业报国，开办工厂，最终因工厂被霸占而失败告终。 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广大人民群众受封建腐朽思想的毒害最深。当自已深受其害的旧时代，只有对自已苦难的愁苦和愤恨，对人吃人的旧时代显得如此苍白无助。例如：王利发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他也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常四爷在绝望时也喊道：“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谁爱我呢？”。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麻木和毒害可想而知了。 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只有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才是中国的出路。话剧《茶馆》的第一幕，戊戌变法虽失败了，真实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腐朽吃人的本质，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通过改良运动，拯救中国的梦想破灭。第二幕，军阀混战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增添了更沉重的灾难，军阀们为各自的利益，不顾人民的死活，更谈不上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疯狂掠夺，残酷欺压。第三幕，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腐败，不顾人民安危，卷入内战，并且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遭受官僚资本主义盘剥，重新沦落灾难的深渊。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成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粉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才会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走出苦难，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时代要求，代表着最广大劳苦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话剧《茶馆》反映的这段历史，是中国旧社会的缩影，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使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旧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倍加珍惜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记住这段历史，激发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自已的实际行动，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文学批评论文1000字开头的作家有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 一、文学批评的性质 1．文学批评的含义 批评一词源于希腊文kritikos，原义为判断和评论，后来引伸为批评、鉴定、审定等意思。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就将“批评”和“评论”相提并论；伏尔泰把批评家称为评论家，说当时的评论家“为几行诗歌写出了成部的评论作品”；①狄德罗认为“批评”就是“评判”，他说：“一个作品最严肃的评判者应该是作者自己”②；别林斯基认为：“在广义上来说，批评就是判断”，“因此，不仅有对于艺术及其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有对科学、历史、道德及其它事项的批评”③；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说：“批评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论”。①我国较早提出文学评论一词的是梁代颜之推。他在讲创作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时说：“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者，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②批评一词出现在文学领域始于明代。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中说：“予于是乎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日《八大家文钞》”。这里的批评是对“八大家”文章妙处的撮要点评，以引导读者阅读。正如后来陈衎所说的：“且所谓批评者，一则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决之疑；一则援引商略，判然详尽，以自见其赅博。”（周亮工纂：《尺牍新钞》）从中外古今的有关论述来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可以说是一个意思，都指的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同一切其它理论一样，都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它随着文学创作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创作的繁荣发展而逐渐完善。我国先秦时期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偏重于好坏、美丑、爱憎等方面的直感判断。吴公子季札听了《郑风》认为：“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听了《陈见》认为：“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魏风》认为：“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明主也。”这些直观评论可以说是我国文学评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出现，孔子从文学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兴、观、群、怨”说，从作家道德修养方面又提出“文德”说。后来孟子总结了我国初期的文学批评经验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原则（《孟子·万章》）。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学批评经验不断积累，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著作，为建立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了理论准备。唐宋以后，我国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以及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漫评、杂谈，形成了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特色。由此可见，文学批评总是离不开文学实践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学批评呢？所谓文学批评是指人们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运用一定的观点、方法对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等各种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批评自身所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它与文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社会作用等基本原理。原则，是对文学活动中规律性现象的研究和表述，要借鉴文学批评的成果。文学批评则是从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原则出发，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价。同时，文学理论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实践，对文学创作和鉴赏发挥推动和指导作用；又通过这种实践活动来提高、检验文学理论的正确性，进而使之丰富、发展和完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共同担负着总结创作经验、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指导文学鉴赏的重任。在文学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学批评家，都有很高的文学理论水平。优秀的文学批评著作，往往也是优秀的文学理论著作，钟嵘的《诗品》、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别林斯基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等都是这种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可以合称为文学评论。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遵循艺术自身的规律，对作家作品及其他各种文学现象所进行的探索、分析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使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批评更加趋于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分析，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为我们正确进行文学批评做出了典范。 2．文学批评的性质 文学批评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也不是平庸刻板、缺乏真知灼见、枯燥无味的说教。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随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而发展，是一门不断运动、逐渐完善的极其活跃的科学。别林斯基把它叫做“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文学批评的基本性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 文学批评是在审美鉴赏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理论把握和评价。在整个文学批评的动态过程中，批评主体既要通过艺术感受进入作品，深入体验，以求对作品中的形象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又要跳出作品、冷静地、客观地运用文学理论的原理进行分析评判，得出关于作品成败得失的理性结论，力求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因此，与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主要运用形象思维不同，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更注重客观性、科学性。 其二，文学批评具有倾向性。 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批评的对象和文学批评的主体都有阶级性。文学批评总是在批评各种文学现象中，有针对性地宣扬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扩大本阶级的影响，把一定时代、阶级的政治、道德、美学等观点贯穿其中，对敌对阶级的意识加以抨击和排斥、因而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思想理论斗争性质，这使它成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在文学领域进行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审美理想，就决定了对文学本身的不同评价，从而也决定了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席卷全国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文人一反常态，由敌视托尔斯泰到大肆吹棒其“不以暴力抵抗恶”的说教和僧侣主义，把托尔斯泰歪曲成一个反动专制制度的捍卫者和宗教教义的保护人，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则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地、辩证地分析托尔斯泰，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法律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另一方面，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去抵抗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混蛋的一种东西，即宗教。”①列宁的这种批评，倾向性是明显的，科学性也是突出的。 文学批评的思想倾向性不仅表现在对立的阶级之间，还表现在同一阶级对如何维护本阶级利益、发展文学艺术等问题上。近几年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争鸣，以及对《调动》、《黑玫瑰》、《在社会的档案里》、《谁之罪》等一批作品的争鸣，对一些反映社会改革的作品的评价都表现出各自的思想倾向性。 其三，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性。 文学批评不仅以文学作品为直接评价的对象，而且还要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间接评价对象。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对文学的批评就不能不触及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现象，对社会生活本身也给予分析和评价，这就使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的性质。每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批评家，也往往就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文学批评论著，不仅帮助我们认识文学现象，而且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著作也就可以是社会思想史的一种重要文献。如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评价就联系到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考察，从而得出正确结论。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通过对果戈理、奥斯特罗夫斯基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评价，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前些年我国文艺界对《人到中年》的讨论也不是局限于文学艺术本身，而是涉及到如何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若干重要社会问题。对《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血总是热的》、《乡场上》、《故乡事》等文学作品的评论，也不局限在文学作品的本身，同时也表现了对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正在改革的经济体制的认识。至于对那些格调不高、思想不健康、艺术上拙劣的作品的批评，则不但是为了有利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侵蚀和毒害，有助于社会主义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二、文学批评的作用 1．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任务是评价其得失成败，因而，它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通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评价，指出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高下成败、得失优劣，从而帮助他总结创作经验，扬长避短，或端正其创作思想，或弥补其艺术的欠缺，或提出完善其作品的意见，促使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这个增删修改过程中，脂砚斋的评点给作者不小的启示和帮助。从现在见到的脂砚斋的评语看，不仅有对《红楼梦》的肯定赞赏，也有建议批评，甚至何处该删、何处该增，为什么删、为什么增都有说明。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30年代许多青年作家的成长就同鲁迅对他们作品的批评和关怀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而涉及广泛的文学现象时，会影响一个时期甚至一代文学的发展动向。进步的、科学的文学批评能促成进步文学的繁荣兴旺。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空前繁荣，就直接与文学批评界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一大批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分不开。果戈里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问世后，由于揭露了农奴制的罪恶，受到了反动批评家们的围攻。当果戈里感到徨惑不安的时候，别林斯基凭借他锐敏的文学感觉，写了著名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分析了果戈里作品的意义和特点，以巨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气势，充分肯定了果戈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对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迫切意义。这不仅大大地鼓舞了果戈里，促使他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写出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之作，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与果戈里同时代的一批进步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正如罗马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所说：批评能起“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汲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汲取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① 2．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时代、阶级、艺术形式等多种原因，可能形成读者与之隔膜、不易感受理解、不易鉴赏接受的情况，这就需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分析、评价来沟通或消除。因而，文学批评是读者和作家作品之间的一道桥梁，可以帮助读者进行正常的、有益的阅读和鉴赏。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读了别林斯基称赞普希金的文章”，“我才真正了解普希金的文章。”② 文学批评之所以有助于文学鉴赏，有助于读者提高鉴赏水平，是因为文学批评是在文学鉴赏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和提高。在优秀的文学批评中，本身就包含批评者可贵的鉴赏经验，因而，它对于广泛的文学鉴赏必然具有启示意义。一般来说，鉴赏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往往更需要文学批评的帮助，因为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往往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的读者受自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分不清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把精华当成糟粕，以丑为美。这就需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学批评，指导读者正确鉴赏，使读者有所得益。对散布封建毒素的文学作品，则要撕下它们的伪装，还其本来面目，帮助读者鉴别。总之，文学批评家以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深刻分析、科学评价，能使读者正确地鉴赏作品，获得真正的美的享受。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批评在促进文学繁荣、提高读者鉴赏水平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使自己得到发展。因而，文学批评也是自身发展的能动因素。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就是在广泛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
读《彷徨》有感 彷徨是苦闷的，彷徨是迷茫的，彷徨是无处宣泄的，彷徨就像游走在荒原上的孤魂，不知该何去何从，不光是身体的无处归依，更是灵魂的无法寄托前方在哪里，有前方吗?真的有前方吗?那又在哪里?二十年代的中国，黑暗、混乱、动荡不安，满目疮痍，热血的青年奋起反抗，期望毁灭这个千疮百孔的旧世界于是有了“五四”运动，鲁迅先生写下了《呐喊》，向腐朽的封建社会发出了沉重的宣战“五四”运动后是新文化阵营的分化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从，“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曾经，他满怀希望，然而这希望，最终是破灭了他看不到有更好的出路，出路似乎总是在未来，而不是在现在，于是他彷徨了，《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后来在《题》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题名《彷徨》的来由他在《彷徨》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又证明了鲁迅先生是十足的智者，是坚强的斗士，虽然彷徨，虽然苦闷，但仍然求索，不轻言放弃仍然在锲而不舍地抨击着封建社会，表现了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他的人生是一个圆，有彷徨，有苦闷，但没有放弃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如此，在生活的重压下，总是会有那么一点多多少少的沉重感压力来源于责任、和期盼，承受，是我们面对压力的唯一方法，我们承受着亲人与故人对自己寄予的热望和要求，我们承受着来自世俗的各种恶意和善待，我们承受人生变故中的各种打击和煎熬 古老的中华民族同样承受得太多太多了，原始部落的茹毛饮血，奴隶制的非人压迫，欲挣脱铁链的那一声声叹息，封建社会的精神枷锁，外来列强的欺凌，八年的抗战，年的内战，终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文革十年，又有多少的冤屈，华夏五千年，社会的每一次前进，是用无数的血与泪、无数的生命铸就成的生活在一个相对民主，相对自由的世界的我们，承受着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承受有悲伤，有泪水，但作为人，最高级的动物，我们应该挺起胸膛，伸直腰杆，呼一口新鲜的空气，像我们的祖祖辈辈那样勇敢地前行吧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活跃一时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他的世界观是没有主导思想的，或者说是个超阶级的“不含党派色彩的诗人”。他的思想、创作呈现的面貌，发展的趋势，都说明他是个布尔乔亚诗人。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前后期的不同状况，是和当时社会历史特点关联着的。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进行过种种试验和探索。他的诗歌有着相当鲜明的独特风格，有一定的艺术技巧。作为那个时代的名人，徐志摩做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对民族命运有过深刻的思考。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他与林徽因的淡淡情愫令人唏嘘，他与陆小曼的婚姻热烈而深情，却又坎坷多舛。
文学批评论文1000字开头的作家有哪些
家：我认为这部作品中最值得讨论的人物就是高觉新，他既有让人同情的一面，又有让人伤心的一面作品通过觉慧等人的态度，对觉新遭遇产生怜悯甚至同情，这是事实；然而，作品不时地展开对其性格的批判，这也是事实。我认为，正是通过这些谅解和同情，使读者产生与我们同类的情感体验。当其软弱被当做软刀子杀人时，我们不就能很自然得引起深刻和强烈的反思吗？这样对其性格的否定，以及产生这些这些性格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认识，就会有更进一层的体会觉新的性格集中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1）、孔子仁学思想为主体构成的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性地规定为“孝悌”消溶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使仁学的观念，情感和意识与世俗的伦理和日常心理综合统一，而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通过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的传播，渗透与人们的生活、习俗、行为和思维中，在塑造汉民族性格上留下重要痕迹。其缺点和弱点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儒家的“安知天命”，“守道安贫”的观点同庄子对世俗的“超越”和自足等结合，经常克制和压排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对形成逆来顺受，自欺欺人，得过且过的奴隶性格起到十分恶劣的作用。觉新的性格即集中体现这种特点。（2）、人的性格是受一定的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的影响和制约的。这种影响和制约是通过环境和教育，结合个人需要的积极活动得以实现。高觉新主要活动是“家”。作为初级社会群体，“家”对个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初步的作用，对人的行为的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正是通过这样的环境作用于觉新性格。“他在爱的环境中渐渐长成”，当父亲用抓阄的婚姻使他失去自己的恋人时，他“没有反抗的思想”，为了双亲的遗命，便把扶助弟妹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高家非要我来撑门面”。温情脉脉的孝道亲子之爱的“新政”，就使觉新自觉地套上封建礼教的枷锁，把封建伦理道德视为生活的自觉理念，唯封建家长之命是从，而且以此律人，把自己的行为完全装入封建阶级思想模式。（3）、同时，他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们行为规范的特点。高家四房，他是长子长孙，没落阶段的现象通过他的性格得以反映，大家庭内部重重矛盾纠葛必然集中体现于他这个矛盾旋涡中心。他的性格的矛盾是必然的。大家庭特殊的人际关系，使他感到“不断地跟长辈冲突有什么好处呢？”他的敷衍处世乃出于无奈。
《茶馆》只有三幕，却分别写了三个时段，通过形形色色、生动鲜活的人物命运的描写，反映了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近50年的变迁史，揭示了旧中国黑暗与腐朽，真实展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苦难生活，突出了表现了分别“葬送了三个旧时代”这一主题。 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摆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能干、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一个典型小商人形象，却无法逃脱自已破产、悬梁自尽的命运。常四爷是一个有爱国心的旗人，是统治阶级内部进步人士的代表，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最终没摆脱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命运。秦仲义是出身于北京城大财主家庭，是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代表人物，实业报国，开办工厂，最终因工厂被霸占而失败告终。 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广大人民群众受封建腐朽思想的毒害最深。当自已深受其害的旧时代，只有对自已苦难的愁苦和愤恨，对人吃人的旧时代显得如此苍白无助。例如：王利发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他也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常四爷在绝望时也喊道：“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谁爱我呢？”。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麻木和毒害可想而知了。 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只有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才是中国的出路。话剧《茶馆》的第一幕，戊戌变法虽失败了，真实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腐朽吃人的本质，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通过改良运动，拯救中国的梦想破灭。第二幕，军阀混战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增添了更沉重的灾难，军阀们为各自的利益，不顾人民的死活，更谈不上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疯狂掠夺，残酷欺压。第三幕，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腐败，不顾人民安危，卷入内战，并且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遭受官僚资本主义盘剥，重新沦落灾难的深渊。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成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粉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才会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走出苦难，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时代要求，代表着最广大劳苦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话剧《茶馆》反映的这段历史，是中国旧社会的缩影，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使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旧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倍加珍惜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记住这段历史，激发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自已的实际行动，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家》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结构上，它借鉴了《红楼梦》的写法，将高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或缩影来写，从中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规律。发生在高公馆新旧之间、主仆之间，以及主子内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则。 《家》里的人物众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有上百件，但作品始终以觉新等三兄弟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将众多的事件贯穿起来，使整部小说紧凑周密、有条不紊，同时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构思能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家》的成就也非常突出。无论是作为封建家长代表的高老太爷，还是作为“五四”新人代表的觉慧、觉民，还是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觉新，以及众多的女性形象，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风貌和精神特点，为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光彩。 巴金在作品中抨击黑暗，追求光明，描绘光明与黑暗展开搏斗的中国社会。不过，他不是冷静地审视，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爱和憎的主观的激情。他写小说就像给一位知心朋友写长信倾吐心曲，热情坦率，情感充沛，语言汪洋恣肆，如行云流水一般，表达对旧制度的强烈的憎恨和反抗与变革的热情，赞颂美丽的青春，抒发对年轻的生命的热爱： 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构思。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像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跟活人完全一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欢笑，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 （选自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