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论文题目怎么写高中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论文摘要: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一）自强不息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二）与时俱进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三）天人和谐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一）教育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二）经济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三）政治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参考文献： [1]张卫中．论语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2]杨树增．论语导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周韬．孔子与儒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满意请采纳

孝心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维系统治（“家国同构”，混淆群己权界，公私互犯）的最根本的礼教准则，是汉民族家庭美德与传统文化罪恶糟粕极具争议和威力的混合体。需要明辨的是，理论上及现实中的儒家孝道体系是中国特色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历史的产物，并非人类的“普世伦理”或客观的普遍真理。儒家所主张的依靠暴力实行的“慈-孝”（倒设前提）（无条件的奴隶主义：所谓“亲憎我，孝方贤”，舜就是以此起家的政治阴谋家，开了扭曲人性、高压伦治、孝廉腐败的恶例。此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世有无数“以〔特定关系〕人为神主圣王”的儒家邪教造成的社格人格畸变良知理智沦丧的案例。附: 参考资料2）、“权力-责任”严重不对等，制度倒挂设计的孝道是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公约》的根本原则与具体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契约伦理与责任伦理、生物界的“责任伦理”和自然法的“道德金律”的。儒家礼教——孝道推行的实质包含着不平等自由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伦理特殊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上位霸权主义及主观唯心主义。（参见：自我中心内圣外王权力意志）没有平等——公平正义，就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对真理和人权、人类尊严的尊重，也就没有真爱和博爱。封建孝道在中国根深蒂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自古以来严重威胁着中国人特别是弱势儿童的生存权（儒家传统认为包括身体发肤在内的整个人格的主权属于父母，通过国家暴力和群氓暴力维护这种贿赂人心、婆媳循环、轮流坐庄、一盘散沙的反动统治秩序，却从不愿正视并防止父母侵害其法定被代理人的身体发肤等等）、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获得救助权、表达权、参与权、发展权、婚姻自由权、不作伪证权……以至年长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妨害社会进步，只能养儿防老——现在有的人都不需要“养儿防老”了，更容易暴露人性中的罪恶与孝道之本质）。中国的家庭暴力与社会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淫情暴孝，从小训练；有礼有众，无法无天。）问题形势依然严峻。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和孟子的成长过程都没有正常的父爱（包括教育）和家庭结构。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这样看待“礼教圣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指出：“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儒家孝道思想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立健全民主法治，才能最终根除封建礼教的社会基础。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鲁迅先生曾撰文批判，揭露礼教的吃人本质和孝道对国民性的巨大危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二十四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4章内容相关，故一并解释。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之后，樊迟为孔子驾车时，孔子告诉他这件事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要违背。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时，要依礼来侍奉他们；当他们去世之后，又要依礼来安葬及祭祀他们）。此章的“无违”由孔子自己后面的说明看来，应是不违背礼的意思。至于为何孔子在此要分两段解释无违呢？有学者以为孟懿子的父亲孟僖子贤而好礼，所以孔子只要他能做到不违其父之志向行为就可以算是孝了。但是一般人的父亲言行未必一定合礼，此时子女就不应以不违背父亲为孝，而应该以不违背礼为孝了。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让做父母的只因为子女的疾病而忧愁烦恼）。此章有三种解释分述如下：使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子女须小心保重自己；子女应只担心父母的疾病，其它则不宜过分担心，否则反而会使父母不安。小弟以为第一解涵意较广，故详细说明如下：此章言外之意乃是因为疾病并非人力所能控制，其它各方面则人的主控力较强，所以作子女的必须在其它各方面勤勉努力表现良好，使父母不会因为除了疾病之外的事情，为子女担心操烦。事实上以今日医学的角度而言，疾病仍有一部份的成因或程度可以操之在己。例如有些传染性疾病有其地域性，能不去这些地方就应该尽量避免（泰伯篇的“危邦不入”或也与此有部份相同之意）。如果一定得去，有些预防措施就一定不该省略，如疟疾可以藉行前开始服药预防。另外也有些传染病与个人的行为有关系，当然也能且该禁力避免危险的行为，如性病。还有些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自己也应定时按医师指示使用药物，因为这与病情的控制相当有关；适当的饮食和运动也同样重要，同时也是可以操之在己的。还有一些健康行为，如：均衡的饮食、体重的维持等也与健康息息相关，这些应该也属自己可以注意的。由此观之，孔子此章之真意也许可以理解为：子女须尽全力做好每一件可以做好的事，以期使父母不因为子女多担操烦。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今日所谓的孝是指能够供养照顾父母。但是家中的狗和马也一样也有人供养照顾啊！假若心中少了敬意，那又如何可以分辨这两者呢）？此章的“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有两解：狗和马也一样有人供养；狗和马也一样可以侍奉人；但若依第二种解释似乎就不须“有”字了。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子夏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晚辈长保恭敬和悦的神色是最难做到的。当有事时，年轻人去做；有丰盛美食时，由长辈吃；这样就可以算是孝了吗）？此章的“色难”亦有两解：晚辈的神色（详解如上）；长辈之神色：是指能够在父母神色未变之前，先得知父母的心意。 “孝”字在论语中，一共见于14章。其中为孔子所言，且与孝的定义有关者，共有6(5+1，一章重出)章，即为政篇这四章加上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6（5）章皆属“两端四角”启发式教学。综合这6（5）章之意如下：父母在世时，与父母相处自己要秉持恭敬的心意；保有和悦的神色；行为要合义合礼；另外也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以尽量减少父母为自己担忧；父母过世之后，丧祭亦应合义合礼；且必须时常缅怀他们，并效法他们合义合礼的言行，如此都能做到，才算是孝吧。

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论文题目怎么写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拓展资料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其道德价值，教育价值和政治价值三方面。

论述要素史实（知识点）观点　　创立孔子爱人、道德、规范肯定　　孟子民本、仁政、德治　　传承董子天人感应大一统迷信君权　　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积极：提高个人修养　　消极：无力约束君权传播　　影响政治天人感应大一统中央集权日本　　经济重农抑商不利工商业发展　　教育教育机构文明的传承越南　　选官科举制度前期有利选择人才　　伦理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朝鲜　　待人原则：推己及人、先人后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西方　　价值标准：以义为重文明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拜　　高尚人格：富贵不能淫金物欲之弊有很好的互补作用　　拓展：　　1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以日本明治维新将儒家伦理与西方科技教育并重，新加坡中小学设《儒家伦理课程》为证。　　2其他积极因素　　“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和而不同” 认识文明的多元与互补等　　结语　　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汲取儒家文明精髓，弘展扬中华民族美德，可促进社会更加平稳、和谐、健康、有序的前行发展。

我的思想现在意义和价值观如大儒家的教育思想是较人妖里程为善嗯，要有一个证能

儒家思想当代价值论文

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社会，全世界人民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走向文明。具体如下：儒家的“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思想，开辟了平民教育的先河，打破了阶级壁垒，废除了世袭贵族制度而建立了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之后掀起了推翻世袭制度的革命，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打破了神权至上、权力至上、资本至上的禁锢，开创了人本主义的新境界，成为了人权理论的渊源。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禅让思想，成为现代精英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儒家的重礼轻刑理论，开辟现代司法的注重制度建设合理制定刑罚的理论基层，也是废除死刑运动的理论基础。儒家的合理税赋理论，促进现代经济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建设。儒家的井田制理论，形成了土地公有制的发展。儒家的“术业有专攻”思想，形成了社会分工理论，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层。儒家的君子小人思想，形成了管理学的人性假设的各种理论。儒家的礼乐思想，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和绚烂多彩的诗歌舞蹈绘画书法艺术。

儒家思想在当今的意义：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德治”主张和“礼治”的秩序思想对当今政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等。儒家思想在当今的意义现实意义就是促进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使一个民族成为有素质、有礼仪、有教养的文明之国。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礼仪没有那些制约人的道德规则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要混乱了，即使是严厉的法律制度也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儒家思想这种无形的道德行为规范植根在人们的心中，可以起到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的道德价值、教育价值及政治价值。儒家的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代代传承，发扬光大。知行合一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论文题目怎么写初中

现代化视域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摘要: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起着强大的精神支柱作用，形成传统的华夏民族精神，这是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地平线(视界)。现代中国人处于传统与现代双重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两难选之中进行文化的整合和重构，传统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又面临着许多负面问题，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本文试图从治国文化、理性精神和人的现代化来阐述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扬弃和选择。关键词: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建设;比较和选择]

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论文题目是什么

简论儒家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价值阎钢（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社会的主要话题，也是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这不仅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战略性的推进，而且也为我们张扬优秀文化传统，寻求民族精髓的理性支撑开辟了宽阔的天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和谐社会是一种自人类思想意识、政治观念成熟以来就梦寐以求的社会，是一种千百年来可欲而不可得的社会。这在中国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显然，其中更以“大同”思想为最，即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如此等等。“大同”思想自先秦以来不断地支配了中国大批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无数志士仁人为之思虑，为之奋斗，其间不乏优秀的思想和精辟的学识。不可否认，在中国百家学说中，儒家学说尤其是它的仁学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支撑意义。一、“人则仁义”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具有理论性的指导意义。 “人则仁义”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孟子所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明朝儒子何心隐扩展为:“人则仁义，仁义则人，不人不仁，不人不义。不仁不人，不义不人，人亦禽兽也。”“人推广其居以象仁，以人乎仁，正其路以象义，以人乎义，以操其才，以养其情，以平其气，以存其心。于居之广，路之正，以人乎仁义，则仁义其才也，仁义其情也，仁义其气也，仁义其心也。仁义人也。人岂易易而人哉?” 这就是说，只要是一个人，他就应知仁明义。人不知仁而且弃义，便与禽兽无二。故人非明于仁知于义，岂能自觉于人道哉！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其核心的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义者宜也。孔子在回答他的学生樊迟问仁的含义时，就曾明确指出：仁者爱人。爱人就是“克己复礼”、 “修己以安百姓”。义者宜也。宜，即适于仁，爱以人。也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从今天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来看，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或者要求社会和谐是民心所向，社会所趋同的。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无论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一个国家中全体公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各种社会活动基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实践上看，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人，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即公民，因此，人的基本素质的好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为此，我们无法否认儒家仁学思想在强调和加强人的基本素质教育中的有益而积极作用。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这个价值要素的实质就是“修己”、“克己”。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同时，爱人还必当有一个实践的价值要素，这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践行爱人。儒家对此明确强调，要爱人当要“修己”、“克己”。在儒家看来，修己力在“怀德”，怀德是一种为人的君子风范，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儒家以此认为，做人怀德，才是君子之所为，人的一生无非是以德律己，以法束己，做人怀德者为人的正道。而做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却多怨恨，是小人之所为。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 一个人依据个人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的怨恨。孔子又说：“君子上达，小下下达。” 君子通达于仁义，小人通达于财利。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追求、企盼的是通晓仁义，寻求人生的高境界；一个道德品性差的人追求、希望的是获取财物，寻求人生的低境界。“克己”是一种高境界，这表现为通过对自己言行的抑制，使其全部符合一定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做到为仁、行义。也就是要求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不合道德规范的事不要看；不合道德规范的话不要听；不合道德规范的话不要说；不合道德规范的事不要做。一个人行德性之事，全凭自己决定，由不得别人代劳。所以，克己必去私欲。“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和也；若地然，天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 因此，儒学倡导：“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应该是尊重他人超过尊重自己，应该是先顾及他人而后才考虑自己，这样的人民众才会信服。老实说，在一个利益纷争不断的经济社会形态下，要创立和构建和谐社会，没有爱人思想中的“克己”和“修己”精神是不行的。尤其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利益的驱使最容易扩大一己之私利，竞争又容易将人与人的关系逼向自我维护，而人与人利益差距的拉大又会轻易地将人的行为导向损人利己，如果人人为我，天下势必更加纷争不平。在此，儒家是明智的，他们的思想具有社会补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表述了一种最基本的实践精神，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失败，这就是志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正如孟子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为此，儒家十分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强奸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正像孔子所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在重公轻私，公私有别。在儒学看来，私义行则天下乱，公义行则天下治。“公则一，私则乃殊。为公，便能为民，为民，则天下同乐；为私，仅只为己，为己，则天下纷乱”。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是具有私心的，正所谓：“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儒学是较能准确把握这一点的，儒学要求为公，是将其上升到个人能成就其人格理想的高度来看的，儒学强调忘私，实则是“有私”。克己是为了行仁义，行仁义无非是使自己成为君子、圣人。正如王安石所说：“惟其无我，然后不失己；非惟不失己，而又不失人。不知无我而常至于有我，则不惟失己。” 儒学的这一思想是现实的，这也正展示了儒学公而忘私思想的生命力。中国当代哲学家贺麟先生在其《文化与人生》一书中说得好：“人生精神上最大的快乐，事业上最大的成就，学艺上最大的创造，往往都是忘怀人我，超出小己的境界所产生出来的。” 忘我实则为我，奉公最终寻觅的是个人生命意义最高成就的实现。这就是儒学极力倡导“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奉公忘私”思想的最实际、最现实、最真实的意义所在，这一思想在今天对构建和谐社会，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地位具有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二、“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仁学思想的人生价值精神，这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而且也是社会对人的价值需求。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具有积极的启导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荣誉与耻辱是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同时又是一对体现人生价值高低、大小的社会评价尺度。由于荣誉和耻辱表现的是，一定社会、阶级或某种集体，以及个人对人自己行为的肯定、赞赏性评价或抵毁、否定性评价，所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维护自己的尊严，满足自我的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出发，总是力求于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尽可能地去赢得荣誉，而清除耻辱。换句话说，人的生命意义就是在于，以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中，在多大程度获得荣誉，摒弃耻辱。� 儒学从它的创始人起，就十分注重人生过程中的荣誉追求。孔子曾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一个力求于自己生命价值高贵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到死自己的名声还不被世人传颂，一个人的名声怎样才能被世人传颂呢？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 “仁则荣，不仁则辱。” 不这仅是孟子向当时封建君主提出的施政要求，同时也表述了儒学关于人生价值实现的评判标准，它既表述的是儒学对人生荣誉与耻辱的理解，又体现着儒学所提倡的人生境界的终极含义。这意味着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所炫耀的不应是他的权势、地位、尊严和财富，而应是施仁义，即爱人、亲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天下之任为己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做到这一点，就是最大的荣誉，违背这一点，就是莫大的耻辱。我们知道，荣誉与耻辱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阶级、阶层和集体中，它往往有着不同的社会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儒学兴起的时代，正是我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变革的时代，作为私有制经济的社会形态，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局限，人们往往以经济的、政治的、物质利益的角度认识和理解所谓的：“荣誉”和“耻辱”。如奴隶主阶级，把他们的身分、特权，特别是把拥有奴隶的多少，看作衡量名望和荣誉的主要尺度；又如封建贵族，却把等级、权势和门第，看作尊严和荣誉的象征。相反，失去身分、特权，失去等级、权势、门第，就是耻辱。面对这样的社会状态，儒学家们的荣辱观是反对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品性高尚的人，他所享有的荣誉、名声，并不在于高位厚禄，也不依赖富贵荣华。高位厚禄、富贵荣华是一个人应该去追寻的东西，但并非因为具有高位厚禄、富贵荣华，这个人一定就是享有盛誉且品性高尚的人。相应，贫贱冻馁、辱厄穷困也不是作为判断一个人道德低下的耻辱标准。贫贱冻馁、辱厄穷困只是一种生活遭遇，不能因此而羞辱生活在这种境遇的人。这正所谓：宠位不足以尊我，而位卑不足以卑己。尊卑、荣辱关键取决于一个人道德修养境界的高低，取决于品性的优劣，取决于人生行为的善恶。正因如此，“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同时，儒学思想家们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荣誉不在于别人给予的多少，而在于一个人自己去争取、去思考、去感知。在他们看来，全靠社会所给予的荣誉，这种荣誉也很容易被人夺取，社会能给一个人荣誉，同样也能给人以耻辱。在这里，儒学更侧重于荣誉心、耻辱感的自我体验，要求人们自觉地树立荣誉心和耻辱感。正如孟子所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对于应该感到耻辱的事情而不觉得耻辱，这真正是不知羞耻呀！在这里，儒学对荣誉与耻辱的理解是具有合理性的。荣辱不仅是一种来自于外界社会根据一定的政治目的、道德义务对一个人行为选择所做出的单方面的赞赏性或抵毁性评价，而其荣辱实际上还体现着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道德责任感和良心对自己行为选择所做出的赞赏性或抵毁性评价。在外界社会和自我评价的选择上，儒学更强调后者，它力图通过人们内心荣辱感的建立来实现“仁则荣，不仁则辱”的人生价值目标。儒学要求人们应该具有荣誉心、耻辱感，正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这是儒学荣辱观的实质，也是体现人生境界高低的行为要求。仔细品味，儒学阐释荣辱，须得重视这样一些思想。� 首先，在儒学看来，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荣誉，必须能维持自己生命的尊严。有荣誉心的人，必定有不可被侮辱的身体，不可被侮辱的精神，不可被侮辱的行为，一句话有不可被侮辱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的，不容稍有玷污。正所谓：“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 只要一个人不自己侮辱自己，别人无法侮辱他。一个人的理想生命，就是崇高、伟大、正直、坚强，一个人只要施仁义，他的生命就是高贵的，庄严的，只要不自损，一个人的生命必然是“赫赫师严，民具尔瞻”。这样别人就会尊重他，而不敢轻视他；敬爱他，而不敢亵渎他。不管这个人的现实生命状态、生活处境是什么模样，荣誉将会跟随他。这种荣誉可能是他人所给予，也可能是自我体验而得的。� 其次，儒学认为，一个人要获得荣誉，必当在不仁方面，有不为之志，在仁方面，有有为之志。一生最难的事，就是不做不仁之事。但是要获荣誉，就必须对于不仁之事坚决不干。至于那一切欺骗、狭小、鄙吝、偷盗，和其他种种不合礼义道德之事，更是不屑一干。这正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相反，对于施仁之事，却“当仁不让”。� 其三，一个人要想真正获得荣誉，必须是严格求诸于自己，而不要更多地企望于他人。儒学思想家们是体验到在现实生活中，荣誉的名称和荣誉的实质往往不相一致这样一种状况的。对于外界给予的荣誉名称，如果实至名归，名符其实，所受不辞。但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事，已符合荣誉的实质，却无获相应的荣誉称号时，这就应该以自己的体验来要求自己，尽其自我的道德责任，不必分心去猎取流俗的恭维。尽其内心去感知荣誉的实质，而不必全力争夺荣誉的各称。有荣誉心的人更不可图求虚名，生前最不求虚名者，往往死后最能得名。正所谓：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 其四，要获荣誉，必须懂得自尊，懂得尊人。一个人不仅要爱护自己的荣誉，而且也要爱他人的荣誉。荣誉不是傲慢，居功不可骄横，懂得尊重自己的荣誉，先应懂得尊重他人的荣誉，切不可为了自己的荣誉名称，而毁灭他人的荣誉，“毁人者失其直”。毁他人的荣誉，也使自己的荣誉建树不起来。所以，有荣誉心的人，一定能尊人，能下人，承认他人的能力，赞叹他人的特长，尊敬他人的善处。一个人能适当的自尊，也能适当的谦虚。上谄下骄的事，绝不应在争取荣誉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意识里面。� 由此，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到：“仁则荣，不仁则辱”这句话充分概括了儒家仁学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当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们着力去追求自己的荣誉时，是否更应该从中体验这一学说的历史价值性，以此帮助我们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去获得一种真正纯结的、高尚的、不可磨灭的荣誉。三、“非义不居”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实践精神，不仅是“仁”的现实行为的具体操行，而且更显示为人的境界和行为的高尚。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更重要地是一种具体的实践运行。在内容上，和谐社会必须表现为人际关系、资源配备、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的融洽和谐，在具体实践途径上，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机制来给予必要的保障。在此的诸多条件和机制保障中，人的个体行为的好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实践作用。应该说，儒家仁学所表述的“非义不居”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指导。自古以来，当人类能较为清醒地将“自我”与“他人”区别开来时，人类就陷入了义与利的两难际遇之中，人的一生倒底是该为自己活着，还是应为他人活着。在有限的物质占有的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应该是尽其所能满足自己的物质占有欲，使自己的生命获得充实的物质保障，而不顾周围世界的状况呢？还是应该首先考虑他人的生命状况，甚至于往往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也在所不惜呢？人们正是在这样的两极矛盾状态中演变着自己的历史；个人也正是在这样的他人与自我利益相交的矛盾关系中发展着自己的生命。应该说，中国儒学对人生的这一问题是认识得相当真切的。他们知道，人世间的一切争斗，个人生命过程中的善命、恶运就正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争斗之中。孔子曾相对于他心目中最理想、最和谐的“大同世界”而言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学思想家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在儒学思想家看来，社会的混乱，人生的恶运，既然源于个人的利益争斗。那么，解决一切社会纷争，解脱人生恶运的方法就是尽最大限度地力量去克制人的私利以服从于社会他人的公利。简言之，以利益的舍弃求得义的名份。孔子明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把义与利拔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认识，舍利者为义，取利者为不义。一个有德性的人、道德境界高的人懂得的应该是“义”；一个无德性的人，道德境界低的人懂得的只是“利”。对此，孔子将义与利作出了明白的划分。 “义者，宜也。”一种适应于一定社会规范的行为便是义，与仁相对，也就是适合于仁的爱人精神便是义。用朱熹的话来说：“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 这就是说，一个道德境界高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不因事而就事，而应根据这件事是否适合一定的规范来做，如适合一定的行为规范，便无不利于自己的行为发生，这就是义。而君子只应该知道义，对自己的利害得失不必理会。儒学将适合他人的利益通过“义”的界定上升到了一种社会规范的高度，并作为判别一个人思想，言行的人生价值尺度。相应，“利”便成为与义相反对的价值概念，它仅是物质利益、私人利益的代名词。义与利，儒学视为人生命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义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 董仲舒用人的思想与肉体的差异来区分义与利的差异，一方面坚持义与利的对立，另一方面通过人的思想与肉体关系的比较来强调重义轻利的意义，以力求在重义的行为过程中达到义利统一。为此，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如果坚持用义支配自已的一生，他的一生便具有很高的道德意义。人们重视义而不存利，虽然身处贫困、地位不高，但其人生也是值得称颂的，并且能自好而乐生；如果，人们只重利而不重视义，虽然富足，但也免不了世人对他的憎恶、羞辱，他们的人生就难得快乐，也难保持寿终。正所谓：“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 我们知道，义与利是对立的两极，在人的生命过程中都对人生的发展具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由于义与利不可调和，所以，义利对人生的意义便具有不同的作用。当义与利在人生的过程中矛盾激化，难能平衡时，儒学更强调义，更强调义的获取，更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永恒意义。这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是儒学的义利观，也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当人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的公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当保全自己的生命与整个社会的生存发生不一致性时，当只有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保护更多的人的生命和利益时，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成大义。这一思想是灿烂的，它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无不具有人生正确实践的指导性作用。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身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取义。儒学只是在强调，义利矛盾激化，非舍利不可求义，或是求义不得不舍利时，才要求人的行为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 这就最明白不过了，有崇高德性的人，不是不要财物之利，不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在求人生之利益时，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利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因此，儒学家们要求，一个有德性的人，应该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人生，认真地选择自己的行为，非义不居。只要这样做了，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过程中就是不幸遭遇恶运，身处困境之中，也会泰然自安，不伤害身心。相反，一个人贪而纵欲，就不能保证他生命的安稳，一旦身处困境，便将其推上绝境。同样，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整个社会是倡导义的，则义克利；如果整个社会氛围是重利的，则利克义。“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总而言之，“非义不居”就是要求人们在其人生过程中时时处处遵循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施仁，即爱人、利民。从儒学的人生境界观来看，义是指向人生境界的大道。孟子说得十分形象：“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放弃义所规定的正路不走，丧失了人的善良之心而不知道去找，真是可悲得很啊！行正义之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生必具勇气和无畏精神才可行义。一个真正值得称颂的志士，一生为人处世，理所当然不避人生中的艰难困苦，“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才是真英雄、真豪杰。正如孔子所说：“见义不为，无勇也。” 无勇敢献生精神的人，当然也就是不义之人。人生对其个人来说，无非利、害二字。见利而先谓之贪，见利而后谓之廉；见害而先谓之义，见害而后谓之怯。弃贪、克怯、倡廉、行义，即不苟求于贪生怕死，且见义勇为是儒学非义不居的行为措施，也是儒学为人的实践原则。儒家仁学的“非义不居”思想是值得注重的。今天构建和谐社会，说到底仍还是个义利问题，义利平衡社会不乱，义利协调民心泰然。当然，在义利仍然存在相互矛盾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倡导国家、民族、社会的大利，反对不择手段坑害国家、民族、社会利益的私利。在大利与私利面前，我们力求两者尽可能的一致性，但是，当两者在同一水平线上不可能调和其矛盾时，我们要求尽可能降低损失的程度而牺牲必要的个人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所持的义利观与儒学“非义不居”思想是趋于一致的。只不过，我们更强调于在义中，即在创大利中，显示和体现出更多、更丰富的个人利益。同时，要求人们在其一生中，在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创造利益的前提下，为自己利益的获取而努力。

当代价值和意义：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全面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人治”主义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