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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国传统文化论文1000字怎么写

发布时间:2024-07-07 09:46:05

大学中国传统文化论文1000字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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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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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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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国传统文化论文1000字

各种方法开出不同的治疗的方案。听起来十分可笑,可这确实是现代医学治病的现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意义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惊人而巨大的变革。不可避免的,中国文化也遭受了剧烈的撞击与动荡。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与洗礼,可以说,自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后期,中国一直是多种文化厮杀的主战场。  然而,在经历了质疑,批判,反思之后,中国文化似乎仍然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现代年轻人普遍没有文化归属感,面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种冲击,我们站在路口却不知去向。  我们生活在所谓的“后现代”世界里,我们吃肯德基,我们过圣诞节,我们立场做有文化的人,但我们很少思考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此时的拥有的,真正的文化。面对这样的文化残局,选择逃避是于事无补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找到答案。要想找到答案,就必须要先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现代意义。  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中国礼仪文化中有很多道德的因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香水偿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着一种崇高道德精神。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另外,传统文化中还对我们提出“诚信”,“仁爱”,“互助”等等道德上的要求和希望……这种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构建精神文明所继承和发扬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追求和谐。“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提出“天人和一”的思想。即把自然与人看作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主张“道法自然”,即人们要顺从自然,回归自然,把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惩罚减少到最低限度,寻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空间。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谐有序,追求实现“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是人类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价值,我们要理解它,然后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真正为构建和谐文化出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丢弃了传统文化,我们将推动的是我们自己的根和灵魂。 当然,另一方面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也存在一些腐朽的“毒素”,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必须要剔除的,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清醒地来了解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取精华,去糟粕,继承一些“老祖宗”的东西,同时吸收外来的好的文化,以此来更新我们的文化,创造一种真正适合中国的文化。因此,我觉得,要想真正找到一条传统与现代兼并的属于中国的文化之路,我们首先要重视传统论,走进它,了解它。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1.仁者的关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色彩  相对于以宗教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中国传统文化对鬼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反它更关注人,关心凡身肉体所构成的芸芸众生,子曰:“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2.道德的教化:构建文明的必然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对群体,伦理意义上的人的道德规范与教化。过去我们在批判传统文化时,总习惯于把封建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等作为首要批判对象,然后不计其余地把整个传统文化打入冷宫。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不难发现这一整套道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促进了而非阻碍了当时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的。只是对于当代社会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剔除它在形式上所表现的不合理成分,去伪存真,弘扬一种现代社会正常动作所需的道德规范。而这种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以德治国”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构建精神文明所继承和发扬的。  3.和谐:人生宇宙的至高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大精华所在,便是和谐的思想。“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强调不偏不倚,及而不过,强调一种中和之美,协调之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人的品性与天地合一,四肢对四季,五脏对五行,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描述得至善至美,“天人合一”是一种合谐的境界,更是一种诗化了的人生宇宙的至高境界。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谐,不仅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更具有强烈的美学意义,哲学的况味,它所能涵盖的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人与环境关系的范畴,而且上升到了人生信仰的范畴,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人生境界的提升,弥补信仰上的迷失,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五、继承与更新:中华文化的复兴之路  纵观当今国内外现状,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的多样性呈现和其之间的交汇融合已成大势所趋,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迅速的当代中国,如何建构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先进文化,已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思考的命题。在文化氛围日趋开放和理性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理性地分析我们的传统文化,必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当然这种回首不是自恋式、复古式的固步自封,而是以现代社会为参考系,衡量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成分,寻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现代意义,继承和更新一切有利于发展当代中国文化的成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经济上成为大国的同时,成为文化上的强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更加自信地屹于世界东方,坦然面对世界的风云变幻。自有长缨在手,笑看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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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大学论文1000字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即“厚德载物”,“大象无形”的胸襟和气质,但也存在着种种不足,最主要的就是作为一种价值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不合理所带来的封闭性、保守性、落后性、及儒家伦理发展中的非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有其发展的历史,就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延续下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愈悠久其传统文化也就愈雄厚。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上的文化,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形式是多样的,但核心系统是思想,即以儒家思想为主,通过融汇吸收各家思想和外来思想文化而形成的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自古以来造就了的特有的、优越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气质,这种精神和气质的集中表现,用古人的话来说,在于“厚德载物”、“大象无形”的胸襟和气概。“厚德载物”一语出自《周易•易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这句话的前面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主张国人君子要学习天地之势,掌握阴阳之理。天属阳,代表刚健、有为、进取,所以君子要学习“天行健”,永远自强不息;地属阴,代表诚厚、宽容、顺达,所以君子也要效法“地势坤”,有大地一样的胸怀,以“厚德载物”,能够包容和负载多种多样的世事、人生、物类,使之相互和谐,生长繁息。显而易见,在社会生活中,以博大的气势,造就“厚德载物”的环境和条件,是造成勃勃生机和万千气象的前提。“大象无形”一语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说法,意思是:“宏大的方正(形象)一般看不出棱角,宏大的(人)材(物)器一般成熟较晚,宏大的音律听上去往往声响稀薄,宏大的气势景象似乎没有一定之形”。“大象无形”可以理解为:世界上最伟大恢宏、崇高壮丽的气派和境界,往往并不拘泥于一定的事物和格局,而是表现出“气象万千”的面貌和场景。“厚德载物”、“大象无形”,从不同的角度讲出了共同的道理和意向。以“厚德”载万物,兼容天下,故总体上似无“定形”;由于“固无定形”而能容纳“多形”,时时吞吐吸纳外来之物,壮大丰富自己,故能看似“无形”之上,而成其泱泱“大象”……。用“大象无形”来形容中华文化的特点,概括其泱泱大度、不拘一格、包罗万象、生机无限的伟大精神气质,是非常贴切的。可以说,“厚德载物”和“大象无形”,正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所特有的景象、特有的气派,是一个有志于肩负人类历史重任的伟大民族共同体所需要、所应有、所能以自持的文化风格和整体面貌。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回答 您好,根据你的提问我回答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不少作文里,作者们为中华民族永不改变的传统文化拼命呐喊,竭力控诉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漠视。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我国传统节日里,我“遥望”古代诗句而感慨。传统文化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已转化成了一串串饮食文化的符码,为我品尝中华“小吃”划定了时间表,我津津有味的咀嚼着传统文化的结晶,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察觉得到它的存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知道吃汤圆的时候又到了。“汤圆呢?今天可是元宵节啊!”餐桌上的面包既让我惊讶又让我纳闷。汤圆汤圆,就是一大家子人要团团圆圆的意思。传统文化在不同的节日里,用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们。它没有消失,就像大家春节一家要团聚在一起,吃着年饭。不同的人用它们不同的眼光看待它,它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传统文化不仅是流动时间的凝固剂,更是民族个性的烙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用自己的个性情感,仿佛群体无意识般地充实着传统文化。内敛含蓄,善良仁义,乐观信赖,天人合一……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洗礼一路走来,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了它不同的形式,有的至今为人们所熟知,有的已湮没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而现在的我们,尽管奋力追溯着一切传统文化的习俗,争相效仿,但同时并存的,却是日渐冷漠的人情,有的人可以为了工作利益而挤压出更多的时间,却从不为自己的亲友,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心灵留一点空间。渐渐地,他们看不见世间的大象,听不到世间的大音,他们与传统文化分手,他们与人间真情绝缘。我们回忆着传统文化,那我们何时能回味传统文化呢?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我们所谓的玫瑰,如果换一个名字,不也一样芳香吗?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传承,但花谢了无关紧要,我们所必须做的,是让那余香渐飘渐远。 中国,最贴切的形容词便是:文明古国、千年大国、礼仪之邦。可不管是哪个形容词,都凸显出中国是一个文明的特性。是的,因为有文明,中国才会有千年的底蕴。因为有文明,中国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大国。中国是一个千年的大国,其中不知道涌现出了多少影响世界的文明。四大发明:造纸术,因为有造纸术,中国的文化才得以传承。活字印刷,因为有活字印刷,中国的文化得以传向世界。指南针被广泛用于航海和指向。炸药更是矿物开采的必备品。四大发明是影响世界的文明,是中华文明最杰出的著作之一。除了四大发明,在科技方面,中国更是有许多其他的著作:赵州桥凸显出我国古代先人的智慧,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更是我们华夏文明的结晶,古代中国王权所在的故宫及其文化也是我国的宝贵遗产。中国,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中间经历了数十个朝代,从夏商的青铜文化到现代56个民族多样的文化,哪一个不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国文明从唐朝开始兴盛,唐代的诗词是最著名的。其中出现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著名诗人,李白的诗飘逸向往自由,诗圣杜甫的诗悠闲恬静,唐诗是中国诗歌的一颗明珠。宋代诗词更以词曲闻名中外,出现了李清照、“三苏”等大词人。明清小说将白话文推向高峰,《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并称四大名著,流传后世。虽然我们华夏文明曾经是影响世界的文明,可是我们不得不沉痛的看到,我们的传统文明正慢慢被丢弃和窃取,从基本礼仪到科技发明,为什么我们还要向韩国学习拜孔仪式,为什么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祖先?为什么日本人说我们的武术是从日本学的?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别人就将之窃为己有,我们纪念屈原端午节居然是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人们,觉醒吧,不好好保护自己的文明,我们就丢弃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个强大的国家一定有自己灿烂的文明,我们应该以史为鉴,珍视传统文化,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传承我们的五千年文明! 提问 谢谢 更多1条 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1000字怎么写

锦绣中华 礼仪之邦文明古国 屹立东方…… 算了 不加分不写啦 我要3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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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木类和人的仁心都随之产生变异。古代就是以这种天、地、人三界相互影响和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推算人的命运的。调阴阳、 顺四时、序五行,敬天知命,重德行善,方能平安吉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天地与我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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