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论文2500字开头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57%，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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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一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发展的这一地位依然不容怀疑和动摇"十一五"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一，"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根据初步判断，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国家安全将面临更多挑战:"十一五"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因而，中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十一五"时期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增加，从而对中国国家安全提出更多的挑战一方面国际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地区潜在冲突有可能增加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可能增加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区域合作加强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并存一方面，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传统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渐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盛行"十一五"期间，中国将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市博会这除了会带来无限商机外还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大程度的融合3，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十一五"期间，入世过渡期结束，中国的"入世"承诺基本兑现履行"入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规范对外经济活动，有利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竞争，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构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可能要进行调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实施5年多，从2003年经济状况来看，"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向将发生变化，着眼点有可能不再是抑制通货紧缩而可能是实现经济既无通货膨胀又无紧缩的适度增长5， "三大差距"更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地区和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或强化了一些措施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但收入差距问题似乎日益严重，"十一五"期间，抑制"三大差距"扩大的趋势必将成为社会发展政策的重点之一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扩展，决定了就业不足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长期性问题"十一五"期间，就业不足不仅表现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更严峻的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速度迅猛，各种民办和中外合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就业的不足还将表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这将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战略性资源的约束日益强化"十一五"时期，人地矛盾将继续加剧，森林和草地资源将继续呈下降之势:土地沙化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北方水资源短缺形势更为严峻，合理配置全国水资源的要求将更为紧迫;全国水资源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治理水污染将需要更多投入公共安全将备受重视2003年初爆发的"非典"疫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暴露了公共事业发展，公共管理，政府协调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非典"微机警示人们，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危机随处存在"十一五"期间，公众的危机意识将增强，从而将对公共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改革完善公共管理制度，发展公共事业，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内外环境决定了"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适当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降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完成上述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单项突进的发展，有别于忽视资源，环境和生态代价的发展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发展问题的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经济增长量与质的统一，强调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发展，强调各阶层的共同受益，全社会的和谐共存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地区之间的协调(2)，城乡之间的协调(3)，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4)，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5)，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和谐(6)，纵向(中央和地方)，横向(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7)，开放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协调(8)，近期和长远之间的协调三，制定"十一五"计划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1，确定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可分解为5个方面的目标，既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体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分成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应有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制定科学可行的阶段性目标，无论是对于"十一五"计划的完成，还是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约5%的快速增长，但是，快速增长也使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资源的过快消耗，环境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的显著变化，以及社会冲突的明显增多等，"十一五"时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可能不复存在，如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建设用地，大规模国债投资等需要研究在降低资源和环境代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寻求技术创新等新的替代性增长因素，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市场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市场分割，竞争不足等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的长远发展，甚至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需解决:如何打破地区封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如何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如何建立诚信制度;如何将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主要应做到这些方面:加快制定空间整体规划;保持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性;增强东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发展;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增强政府协调能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差距巨大，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才能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才能在非常时期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转6，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目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随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相对规模可能会缩小但是农村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巨大，在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0%左右时，农村仍有6亿左右的人口，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现阶段，严重的"二元结构"正制约着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无论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实施新型工业战略的需要出发，都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7，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一切发展都是为人类最终摆脱自然和非自然的"奴役"，为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发展的直接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使之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愉悦的精神生活;发展是量和质的统一，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是其内容之一，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十一五"时期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完善教育体制，显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扩大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受益面;如何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完善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都享有最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和能力;如何通过户籍制度，劳动制度的完善，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如何通过完善养老体系，应对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老龄化问题;如何通过完善人口政策，应对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带来的挑战保证改革的公正性，扩大改革的受益面由于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人们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利益存在严重差别，这种并非源于个人能力的差别市民怨渐起的主要原因，如何保证改革过程的公平性将是"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2500字开头

许多国家在下一世纪将经历人口老龄化，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中国将很快加入他们的行列。据统计，中国人口老龄化，到下世纪中叶将接近高峰，超出60占总数的27。4％，年龄的人的百分比。这意味着，每四个人将老人。　　由于老龄化问题，其情况已越来越多的事实，但日益严重的大多数人带来的问题仍然一无所知。首先，与家庭变得更小，生活的步伐不断升级，甚至更严重的家庭充分照顾岁成员。其次，老龄化导致的人少，以支持增加的老人的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成功实行计划生育的不同步，与国家的经济进步。　　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采取反措施的迫切。毫无疑问，他们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应附的重要性，社会的全面进步，改变落后的情况下，在社会保障，福利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健和社区服务也应予以鼓励。

//世界人口问题论文（地理小论文）一、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会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经济因素对人口机械增长也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经济发达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对人口具有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人口机械增长为正值；相反，经济落后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地区，对人口会产生一种排斥力和离散力，人口机械增长一般为负值。文化因素：这一因素更多地影响着人口的自然增长。随着科学文学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现代社会里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其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科学文化水平愈发达，人们的生理知识、育儿知识、保健知识就愈丰富，促成婴儿死亡率降低；三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把有限的收入用于将子女培养成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人。医疗卫生因素：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它使得因各种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从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人口平均寿命；其次，它对控制生育和实行优生优育有着积极的作用。二、世界人口分布人口地理分布是人口增长过程在空间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即深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受制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世界人口分布不平衡由于世界各国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而人口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世界人口空间分布分为人口稠密地区、人口稀少地区和基本未被开发的无人口地区。据统计，地球上人口最稠密地区的约占陆地面积的7%，那里却居住着世界70%人口，而且世界90%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10%的土地上。人口在各大洲之间的分布也相当悬殊。欧亚两洲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2%，但两洲人口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尤其是亚洲，世界人口的60％居住于此。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半而人口尚不到世界总人口的1/4。大洋洲陆更是地广人稀。南极洲迄今尚无固定的居民。欧洲和亚洲人口密度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都在90人以上，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平均每平方公里在20人以下。大洋洲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每平方公里才2．5人。世界人口按纬度、高度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是世界人口集中分布区，世界上有近80%的人口分布在北纬20°～60°之间，南半球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1％多；世界人口的垂直分布也不平衡，5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拔200米以下、不足陆地面积28％的低平地区。由于生产力向沿海地区集中的倾向不断发展，人口也随之向沿海地带集中。目前，各大洲中距海岸200公里以内临海地区的人口比重，已显著超过了其面积所占的比重，并且沿海地区人口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从国家看，情况也是这样。目前世界上约有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口1亿以上者有10个国家，它们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巴西、日本、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10国人口总数共有5亿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此外，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口非常少的国家，如瑙鲁(0．7万人)、安道尔(5万人)、圣马利诺(2．3万人)、摩纳哥(3万人)、梵蒂冈(1380人)。从各国人口密度来看，摩纳哥的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达2万人，新加坡4300人，梵蒂冈1920人，马尔他1110人等。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有法属圭亚那(1人)。蒙古(1人)、纳米比亚(2人)、利比亚(2人)、毛里塔尼亚(2人)、冰岛(2人)等。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近代以来，世界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使全球人口分布表现出大小不等的一些密集的点。进入90年代，全世界总人口中已有49％以上集中于城市。世界人口最稠密和最稀少地区从人口地区分布图上能确切地反映出人口的实际分布状况。世界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有如下几类：①沿海沿湖的平原地带。特别是一些海岸线比较曲折、具有优良港湾地区，或某些大河入海口处。如亚洲大陆东部沿海区、南亚沿海区，欧洲波罗的海沿岸区，大西洋沿岸、地中海沿岸、非洲几内亚湾沿岸区，美国大西洋沿岸波士华地区，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湾沿岸区、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西雅图—温哥华(加)地区，五大湖地区，巴西——委内瑞拉沿海区，阿根廷——乌拉圭沿海区，智利——秘鲁沿海区、澳大利亚东南部沿海区；②流入三大洋的一些大河的中下游平原地带或河口三角洲地区。亚洲东部、南部尤为突出。③若干温带和热带的岛屿和半岛上。岛屿四面环海，半岛三面环海，若位置适中，并兼有优良港湾，则往往成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④内陆某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由于矿业开发，以及修筑铁路和公路，随之成为工业中心而形成一个城镇集团；⑤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某些内陆高原上。由于地势较高，没有平原或低地区那样炎热和潮湿，危害人们健康的热带疾病也大为减少，如墨西哥高原、巴西高原、秘鲁高原、东非高原等地；⑥沙漠中的绿洲地区等。世界人口非常稀少地区的有以下几类：①两极圈以内地区；②北半球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广大的原始森林地带；③回归线附近和温带大陆内部的沙漠、戈壁地区；④热带雨林区；⑤高山地区。三、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马克思的人口论认为，人有两重性。人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者。人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都要消费生活资料；人作为生产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年龄条件，老人和小孩只能作为消费者，不能作为生产者；其次，要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残废的人、有病的人都很难成为生产者；再次，人作为生产者要占有或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此外，作为生产者还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所以人口增长要与物质资料增长相适应，如果做到这点，无论是人口多，还是人口少，都对生产有促进作用。如果人口增长大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过剩人口无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将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这将加重社会负担；如人口增长慢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生产资料将无法与人口相结合，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同样会影响生产发展。所谓人口问题就是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不相适应并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增长速度。马克思认为，通过人口自我调节，人类完全能够使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相统一。所以现在人们应该有计划的生育，使世界人口与自然和社会相协调。

1987年7月11日，世界上第50亿个人出生在前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南斯拉夫的一个婴儿降生，被联合国象征性地认定为是地球上第50亿个人，并宣布地球人口突破50亿大关。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EPA)倡议这一天为”世界50亿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决定从1988年起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提高人们对世界人口问题的重视。1995年2月15日零点，北京妇产医院一重3700克的婴儿出生，宣告中国第12亿个公民的到来。距1989年4月11日”11亿人口日”不足2000天，庞大的人口列车又增加了1亿名新乘客。为了进一步唤起全民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达60亿联合国确定今天为世界”60亿人口日。这个数字不是与生惧来的，也不可能停止不前，但我们可以人为地控制它，使其缓慢地增长。从1650年至1850年，中间经历了200年，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第一个10亿；而从第一个10亿到第二个10亿，用了80年时间；从1930年至1960年，只用了30年时间，世界人口就跃进到第三个10亿。到1975年世界人口突破40亿大关。人口翻番的时间越来越短。从以上数字我们不难看到，近3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长，就像化学试验一样，发生着连锁反应，规模迅速扩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各国对人口问题的重视，情况略有好转，但人口增长速度仍然不慢。

回答您好，请稍等，小度马上给你满意的答复，稍等几分钟，谢谢！(温馨提示，解答结束后，如果您还满意，可以给我赞哦) 您好，因为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老龄化（又称人口老化或人口高龄化、老龄化社会）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现象。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预期到2050年，老龄人口会达21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1年9月，全国有149市已进入到深度老龄化，东北三省36地市全部进入深度老龄化。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负担加重，社会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不适应；家庭养老功能减弱；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突出。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比例将接近四分之一。综上所述，因此说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小度很高兴为您服务！愿您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假如您还有其他疑问，可以继续咨询！我会及时为您解答，别忘了赞哦，十分感谢您。更多5条 

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论文2500字

哈哈，夫B，把分给我嘛

人口基数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专家估计，按照我国现有人口增长趋势，人口零增长最早也要在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1300万的增长数量，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078公顷（1996年），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也只及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但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国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数仍然偏低（人均粮食占有低于400公斤，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平方米，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34张）；全国2143个县（其中427个县级市）中有592个为人均收入低于250元（43美元）的贫困县；每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四分之一被用于新增人口；每年有至少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就业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达1亿以上。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二）人口素质较低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这样就直接或间接造成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一方面又存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一方面大量低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高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设备自己生产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呢？就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因此，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数量。然而，我国人口发展正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男女数量差异高达5000万、北京大部分劳动力不适应新兴产业要求。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提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小学水平；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占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的十分之一；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入学儿童的流失率、小学的辍学率有所上升。中国20—24岁适龄人口高中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 ，泰国为16%，韩国为38%。（三）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年型国家时只有1000美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养老负担是加重的。老龄化状况项目实际预测年份 60岁以上老人(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1953 4154 3 13％ 1982 7664 6 13％ 1994 11700 8 4％ 2000 12900 9 7％ 2010 16500 8 8％ 2030 33500 0 36％（四）西部人口问题重重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的一场攻坚战，但是困扰这一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就是西部人口过多问题，官方人士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西部开发，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尚未脱贫的几千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人口问题不仅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如下： 1、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幅高。西部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0 — 1998 年平均增长率达 48‰，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省（区）包括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以外的全部省（区）。 2、文化素质低，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成人识字率（1997年）：重庆为18％，四川为00％，贵州为12％，云南为48％，西藏为94％，陕西为66％，甘肃为23％，青海为38％，宁夏为4％，新疆为48％。全国成人识字率最高为北京36％，最低为西藏。 3、健康素质亟待提高。以人口预期寿命（2001年）为例：重庆人33岁，四川人33岁，贵州人29岁，云南人49岁，西藏人64岁，陕西人40岁，甘肃人24岁，青海人57岁，宁夏人17岁，新疆人59岁。全国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人90岁，最短的是西藏人。中国人口还存在着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同时也存在着性别结构问题，男性数量比女性多达5000万。二、解决策略中国人口问题，当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但人口数量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总体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和平衡人口结构。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而更为关键的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思路是：国家决策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机制，具体工作采取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微观调节体制。（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2、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实施“东稳西降、分层推进”的策略。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东稳西降”是指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东部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余地已很小，而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在爬坡，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即东部战略重点以稳定生育率为主，西部则是继续降低生育率。“分层推进”即根据各地情况，针对群众需要，分层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和创新，进而提高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4、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强和提高人口意识，加大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宣传教育，以技术服务和扶贫工作相结合为重的方法。加大实施科教兴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力度，以更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设立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建立个人帐户后，按个人帐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的发放标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建立个人帐户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帐户上。这种方式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围绕“五个老有”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应在已有的《老年法》基础上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5、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在健康老龄化的环境。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三）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人口迁移。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无法估量、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年龄结构有着双重作用：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作用。【你自己删掉一点吧，望采纳】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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